简评“需要国家干预说”
一、?需要国家干预说?的由来
政府和市场是经济法研究域中的两个基本范畴。自由经济时代，一切社会经济活动都在契约自由的原则下进行，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发展，市场的无序与混乱问题得以显现。于是，社会学者纷纷提出引入政府作为干预市场的力量，经济法由此诞生。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起源于美国《谢尔曼法》( 1890) ，它的诞生宣告了古典学派?市场万能理论?的破产。同时，以《谢尔曼法》为代表的经济法的出现也昭示了这么一个法则: 随着社会的发展，?看不见的手?不可能解决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所有问题。
与民法原则相比，经济法具有至少具有以下两大新的原则: ( 1) 民法提倡的个人财产所有权的绝对神圣原则出现松动。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社会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戚戚相关，任何旨在维护个体利益的私权滥用，都可能对社会整体利益造成损害，进而又损害社会其他个体的利益。经济法就是要遏制这种私权滥用的行为。( 2) 无过失责任原则的确立。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过错原则是民事责任的普遍归责原则。随着科学技术在工业化大生产过程中的深入应用，农业公害、工业污染等公共安全问题凸显，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法律规定，凡从事具有危险性质或负经济外部性业务的经营者，不问有无过失，都要承担相应的风险损害。
针对市场失灵问题，社会学者纷纷提出了政府干预市场的建议。其中以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的国家干预理论为甚。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产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时期，该理论强调通过直接的行政调控手段和间接的法律手段来维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该理论同时表明，通过国家的理性手段去矫正市场的非理性行为是有必要的。由于经济法的立论缘起在于解决市场失灵，所以，在国内，关于经济法的立论本质问题，不少学者，如李昌麒( 1999)、单飞跃＆卢代富( 2005)等纷纷提出了?需要干预说?。
李昌麒先生把经济法定义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先生的这一观点被学者概括为?需要国家干预说?。
?需要国家干预说?是近年来我国经济法学各流派中的主流之一，其研究成
果斐然，但笔者认为就经济法本质的研究而言，该学派尚未能完全走出传统经济法学论述的窠臼。该学派认为：?国家干预?是经济法的本质；?有限理性假设?、?国家适度干预?、?经济民主?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该学派进一步提出?需要国家干预说?的法哲学理论基础之一是?有限理性假设?，即?需要国家干预说?将政府理性与能力的认识前提置于完全理性假设否定的基础上，认为人不可能完全洞察并精确计算社会发展的各种变数，现代社会只能以有限理性假设来构建现代经济法。由于个人理性的局限性，政府理性的局限性也是同步的，?需要国家干预说?据此对哈耶克的?有限理性?主张表达了认同，承认个人理性逻辑局限和在传统和社会中的规则系统局限性，并由此形成以下判断：政府不可能是无所不能的，即使是一个?好政府?，也会出现某种失灵。?需要国家干预说?正是基于对政府失灵的普遍性考虑而提出了经济法针对政府失灵而应当进行干
预政府的法律主张。
二、?需要国家干预说?的不完全
事实上，国家职能需要通过政府及其官员去行使，政府中的官员也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他们依仗国家的公权力，可能成为?力大无穷的最凶恶的野兽?( 霍布斯语) ，由于?一切权力都易于滥用?，所以，公权力很有可能成为破坏社会秩序最危险的敌人。有关政府对社会经济不适当干预的原因，查尔斯〃沃尔夫曾经在《市场或政府》中也做过认真的剖析，他认为，在对市场进行干预时，?无所不能?可能成为政府对其自身能力的判断; 其次，收益与成本的分离，使得政府往往热衷于对政府项目的扩建，而不管该项目是否满足社会公共利益; 再次，官员任期的限制与其政治报酬的结构特点，使得政府的短期行为经常发生，而不管该行为是否合乎社会公众的长远利益。基于这三点原因，查尔斯〃沃尔夫认为，由国家来干预市场是不合经济规律的。于是，我们有理由假设: ?市场需要干预?这一命题可能存在理论上的不完全。
首先，?需要干预说?违背了法律的应然价值属性，带有较强的法律工具主义属性。一般意义上的?市场失灵?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它表征的是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作为市场的内在缺陷，它具有一种客观必然性，不能被消灭，只能通过一定的外在机制去克服它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经济法作为一种市场的外在机制，它的本质功能不应定位在消除?市场失灵?上，而应该定位在消除?市场失灵?所造成的影响上，当然规范政府行为也应成为经济法的功能取向。也就是说，?如
果实在要说经济法能够治‘病’的话，那么，它所治的就是市场主体‘违规’之‘病’和政府官员‘滥用权力’之‘病’?( 秦国荣，2OO6) 。经济学的任务旨在证明国家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和有效性，而法学则应该从宪政的角度，通过制定相关的规则去防范政府在对经济生活中的不当行为，遏制政府官员的对公权力的滥用，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最终促进社会正义的实现。所以，经济法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设定一定的交易规则或法律程序去规范市场中经济主体的经营行为和经济干预过程中政府官员的监管行为，引导市场主体合规，促进政府行为合法。如果市场主体行为合规合范，市场运行良好，那么，政府就应该远离市场，放弃干预，遵循?法不禁止即自由?的法治原则，充分尊重市场主体的行为自由和?意思自治?。所以，经济法学决不能为政府干预经济制造理论依据，否则，经济法就只能沦为政府意志偏私的产物，为政府的滥用公权和对经济的随意干预提供理论工具。所以说，?需要干预说?违背了法律的应然价值属性，违背了现代法治的宪政理念，与经济法的本来价值取向背道而驰。
第二，?需要干预说?的政府本性假设只是理论上的一厢情愿，基于这种假设上的政府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政府干预作为解决市场失灵的有效手段，在特定意义上能够促使社会经济平稳有序发展。但是这个特定意义需要基于一定的理论前提: ( 1) 政府是慈善的。政府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她永远代表社会公共之利益，她所制定的各项政策制度都是基于维护社会公共福祉之善意。( 2) 政府是无所不能的。政府及其行使政府权力的官员都能够遵循经济规律，判断社会的经济运行和市场走向，并据此作出准确裁断，制定相应的应对之策; ( 3) 政府是无私的。政府她能够公正行事，不偏袒话语强者、不欺诈社会弱者，更不会被特定的社会利益集团所俘虏等特性都是理论上的政府本性。然而，现实中的政府往往与以上政府本性的理论假设相反。因为行使政府公权力的主体永远是人格化的政府官员，他们具有人的?自利?本性，这些掌控社会公权力的?自利?个体，如果没有法律的严格约束，他们不仅不能代表?公共利益?去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相反，这种失去约束的社会权力可能会异化为社会设租的来源，成为特定社会利益集团的俘虏者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践踏者。最终从解决市场失灵的主体演化成制造政府失灵的主体。
第三，?需要干预说?具有实践上的不充分性。由上所述，规制经济学假定政府的本性是向着社会公共利益的，于是，对政府的分析，多数研究都集中于对?政府应该怎样做?的分析，而忽视了对政府?实际是怎样做的?的探讨。值得
欣慰的是，社会利益集团理论已经证明，政府的行为并不必然指向社会公共利益，政府行为的出现可能带来比市场失灵更严重的政府失灵。因此，对政府的研究，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政府应当怎样的问题上我们更应该考察政府实际是怎么做的这一问题上?。事实上，实践中的政府在处理市场失灵问题上，其效果往往是不尽人意的。比如，在我国，政府干预还存在以下问题: ( 1) 政府干预的组织体系缺乏制衡。政府干预理论认为，政府干预需要由政府干预的立法者、政府干预的实施者和政府干预的监管者三主体构成。但事实上，我国的政府干预三个主体并不相互独立。我国的政府干预机构与被干预企业相互不独立，被规制企业往往是这些政府规制机构的隶属企业，这种?管制?与?行政?相重合的状况将严重影响行政法与经济法的界限。( 2) 政府干预权交叉配置严重。在实践中，政府干预经常出现权限不明与干预错位，从而造成了市场法律的非透明性，阻碍统一法律市场的建立。( 3) 干预权的滥用已成为实践常态。一般来说，政府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界，政府干预经济旨在规范市场的主体行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作用，而不是为了替代市场。但在我国经济运行中，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现象非常严重。比较典型的例子是: 以GDP 为主要政绩评价指标的地方，财政包干现象普遍，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当地经济的发展，不断排挤外来商品，形成严重的行政垄断，使本该由市场调节的领域被行政化，最终的结果是地方经济固步自封，效率低下。基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需要干预说?在实践上不具充分的指导性与解释力。
三、?国家干预?的价值判断
一般而言，价值选择具有多元的特性，任何一种价值判断都存在其自身的缺陷。于是，法学者季卫东先生提出: 将价值选择问题转换为价值程序化问题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在季卫东先生看来，程序问题主要表现为按照某种特定的路径提炼出问题的争论焦点，然后听取各方意见，在当事人对问题解决方案都持理解性态度时作出决断。程序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意义: ( 1) 对恣意的限制，程序反对恣意的决定，程序的建立就是要营造一个当事人能够进行平等对话、并据此作出自主判断的环境; ( 2) 确保理性选择的正当实施，程序的过程就是赋予当事人理性思考、理性决断的过程; ( 3) ?作茧自缚?效应。程序化过程将当事人理性思考后的个人预期结果进行吸收，并做出权衡，形成决策，进而被赋予理性权威，这种理性权威将对所有当事人构成既定约束，任何当事人违反，都将受到
相应惩罚。
程序的以上功能对经济法的理论架构具有重要启发: 一方面，经济法旨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排斥恣意与确保理性将为政府的干预行为设定权力边界，政府及其官员不能随意将自己的主观意愿强加于市场主体，他必须提供一个?平等对话的场所?，使行动各方都能在公平的环境下作出自身理性的价值判断。在市场经济中，参与主体众多，利益诉求趋向多元化，社会公共利益必为市场各方进行一定的程序博弈相互协调的结果。另一方面，经济法的执法与司法也构成了经济法的正当程序。这一过程也旨在保障社会各方的公平参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实践证明，公益诉讼程序能够很好地解决经济法在执法与司法程序中的社会公共利益救济问题。然而，在该项程序中，如何确定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将国家抑或私人原告设定为社会利益的代表需要通过反复地试错与权衡。其实，社会公共利益并非一定是国家利益或个人利益，它是一种抽象的博弈话语权，这种抽象的博弈话语权是诸多参与人利益相互交锋的衡量结果，其本质在于经由程序调适经济主体的利益冲突，进而寻求社会公共利益之实现的程序机制。
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 一、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主要内容 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空前的经济危机，使得传统的经济理论对此束手无策。这时凯恩斯（Keynes）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顺时应势出版。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也使得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由配角变成了主角。 凯恩斯全面地论述了其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认为“萨伊定律”并不成立，供给不能自动创造需求，资本主义经济也不能自动地达到均衡。因为，在边际消费倾向一般比较稳定的情况下，人们总是把所增加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储蓄，而不是消费，这使得有效需求经常地表现为不足，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难以自动实现均衡。所以，为了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凯恩斯主张放弃经济自由主义，代之以国家干预的方针和政策。国家干预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实现赤字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以公共投资的增量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增加公共投资和公共消费指出，实现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有效方法。由此而产生的财政赤字不仅无害，而且有助于把经济运行中的“漏出”或“呆滞”的财富重新用于生产和消费，从而可以实现供求关系的平衡，促进经济增长。 凯恩斯认为，政府通过扩大支出，包括公共消费和公共投资，可以改善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从而减少失业，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政府支出具有一种大于原始支出数额的连锁效应，一笔政府支出可以取得几倍于原始支出额的收入水平。这种现象被称之为“乘数效应”。“我们称K为投资乘数，这个乘数告诉我们，当总投资量增加时，所得之增量将K倍于投资增量”。 所以，K=1/(1-b)。其中，b为边际消费倾向，b=Δc/ΔY,Δc为消费增量，ΔY为国民收入增量。可见，边际消费倾向越大，支出的乘数效应也越大。也就是说，在乘数原理的作用下，政府每增加一笔支出ΔG,经济就相应增加了K倍于ΔG的国民收入。即K·ΔG。为了达到增加国民收入，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就一定会不断扩大政府支出规模。 凯恩斯最后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市场中不存在一个能把私人利益转化为社会利益的看不见的手，资本主义危机和失业不可能消除，只有依靠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摆脱经济萧条和失业问题。为此，凯恩斯主张政府通过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有效需求来达到充分就业。为刺激社会投资需求的增加，他主张政府采取扩大公共工程等方面的开支，增加货币供应量，实行赤字预算来刺激国民经济活动，以增加国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 二.中国连续六次上调银行储备金率是否有效 中国1989前后的通货膨胀明显是由于产能不足引起的。那时候钢材涨价，电视机电冰箱涨价，出现许多官倒。随着产能增加，经济很快好转。长虹就是因为带头降价销售，大规模扩产而占得先机。1993年前后的通货膨胀则是由农产品涨价引起的。这和人民币贬值有关。中国科技产品进口增加，需要更多外汇，于是外币升值，本币贬值。中国本来大量进口加拿大小麦，因为人民币贬值，中国买不起进口小麦及其他进口农产品了，于是农产品价格暴涨。农产品价格暴涨引起各行各业价格暴涨，出现恶性循环。这种
什么是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 字体大小：大中小2010-07-13 11:59:29来源：智库百科 所以，为了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凯恩斯主张放弃经济自由主义，代之以国家干预的方针和政策。国家干预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实现赤字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以公共投资的增量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增加公共投资和公共消费指出，实现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有效方法。由此而产生的财政赤字不仅无害，而且有助于把经济运行中的“漏出”或“呆滞”的财富重新用于生产和消费，从而可以实现供求关系的平衡，促进经济增长。凯恩斯认为，政府通过扩大支出，包括公共消费和公共投资，可以改善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从而减少失业，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政府支出具有一种大于原始支出数额的连锁效应，一笔政府支出可以取得几倍于原始支出额的收入水平。这种现象被称之为“乘数效应”。“我们称K为投资乘数，这个乘数告诉我们，当总投资量增加时，所得之增量将K倍于投资增量”。 所以，K=1/(1-b)。其中，b为边际消费倾向，b=Δc/ΔY,Δc为消费增量，ΔY为国民收入增量。可见，边际消费倾向越大，支出的乘数效应也越大。也就是说，在乘数原理的作用下，政府每增加一笔支出ΔG,经济就相应增加了K倍于ΔG的国民收入。即K·ΔG。为了达到增加国民收入，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就一定会不断扩大政府支出规模。 凯恩斯最后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市场中不存在一个能把私人利益转化为社会利益的看不见的手，资本主义危机和失业不可能消除，只有依靠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摆脱经济萧条和失业问题。为此，凯恩斯主张政府通过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有效需求来达到充分就业。为刺激社会投资需求的增加，他主张政府采取扩大公共工程等方面的开支，增加货币供应量，实行赤字预算来刺激国民经济活动，以增加国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 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渊源
论经济法与国家干预的关系 下文为大家整理带来的论经济法与国家干预的关系，希望内容对您有帮助，感谢您得阅读。 市场机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需要国家从宏观上进行调控，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市场和政府的失灵成为了经济法发展的客观基础。几经挫折和磨练之后，经济法最终成为市场经济的发展的必然选择。国家干预与自由经济之间相辅相成，两者并不存在矛盾。经济法是一种行为规范，它的存在在市场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经济法的形成及定义 关于经济法的产生，各个学者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但是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古代经济法、资本主义经济法、垄断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法。在经济自由时期，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布了用来干预自由经济的法律。20世纪30年代，恩格斯针对当时的市场经济应具备有形之手来遏制经济市场存在的问题和漏洞。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法被逐渐接受和完善，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经济法的出现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只有把握好经济法的定义才能让我们更加清楚的理顺经济法和国家干预的关系。关于经济法的定义，各国学者都有着不同的理解。西方学者认为经济法的核心是维持市场竞争秩序，主要作用是调整经济利益，体现国家干预经济，是一种社会法，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出发点。虽然各
国学者对经济法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之处，明确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是国家干预。尽管关于经济法的定义有着各种各样的表现方式，但其共同观点均认为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维护社会普遍经济利益是经济法存在的主要目的。从经济法的形成和定义中可以看出，市场失灵是由于市场机制的缺陷引起的，克服市场失灵就需要国家进行干预，有了这种需求后国家便进行干预供给，而经济法就是国家进行干预的法律形式，其基本特征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 二、经济法与国家干预的关系 (一)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 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方式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运用多种方式。我国就运用了社会经济、法规、法律、政策等方法。社会经济中的手段有一部分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实现的，不能被称作法律法规。直接调控社会经济运行活动的是行政手段，通过命令、指令、决定等进行调控，但是这种方式容易造成官员或者行政机关肆意妄为的缺陷。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法律手段，用来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需要政府通过看得见的手进行宏观调控，与微观调控相结合来保障利益的协调统一。 (二)经济法也可称作干涉国家干预的法 国家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市场失灵的某些缺陷，但同时也会产生无效的干预，过度干预。在一些官僚主义的欺压下会产生生产效率低下等乱象。因为政府人员也是普通人物，在制定决策时难免会存在损害公众利益，所以经济法不仅要执行国家干预，更应该干预国家干预，从而使得政府干预和干预政府相一致，
论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内容摘要】：身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从小就体会着政府在一个国家中强大的干预作用，细到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大到经济政策，外交政策，这些几乎都是由政府一手包办的。而作为公民的我们，除了在两会期间由代表提出一点意见，或者其偶尔投票参与决策以外，很少有其他参政议政的机会。如此一来便不禁有人会羡慕西方的名主，感叹他们的公民拥有多么大的权力，这些人一边享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共产党惨淡经营而来的幸福生活，一边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强烈的政府干预进行反对与批判。基于这种情况，本论文将论述政府干预本身所具有的特征，比较优势，即其先天优点；再者，将论述我国政府在经济市场化中的作用，从而从主客观透射出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干预的的必要性。另也会适当提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府干预及其必要性。 【关键词】：政府干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 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政府的每一项决策都会对社会、民生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政府干预在我国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我国的体制是社会主义，这就注定了政府在国家决策中起决定作用。那我们应该怎样评价政府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在经营国家过程中产生的失误，抑或说政府干预是否有其必要性，答案是肯定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诸多方面，如经济，军事，国际地位中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这离不开政府正确的宏观调控，这也客观的证明了政府干预在社会主义中的必要性。那么政府何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呢？除了共产党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外，政府干预本生的特征和其比较优势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政府干预的特征 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政府干预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拥有强迫权，政府官员产生的政治程度和社会福利极大化政策目标。本人认为最为重要，最能为人民所用的便是强迫权。所谓强迫权，即政府可以命令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必须做什么或禁止他们做什么，而组织和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政府的这种强迫权通常是法律赋予的，因此具有合法的基础。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政府在作出决策时，是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基础的，必将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拥护。有强迫权为决策保驾护航，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得到提高，则整个国家也必将是向前迈进的，这也就不难理解我国缘何能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取得如此大的进步了。政府干预的比较优势 虽然可以通过比较政府行动与民间部门行动的单位成本来确认政府是否具有比较优势，但直接比较成本在许多情况下市相当困难的，这样就需要使用一些间接的标准。可以肯定，某些活动由政府负责比有民间部门负责能够给事业带来更低的单位成本，从而产生比较优势。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什么因素造成了政府组织在这些活动上的比较优势？从政府组织区别于民间部门的特征上可以发现，大范围强迫权和大范围规模经济师政府比较优势的来源。 虽然每一个家庭、组织内部都可以产生强迫权，但这只在小范围内有效，无法扩展到外部的其他组织单元和社会成员。后者需要的是一种大范围的强迫权。而政府正是大范围强迫权的唯一拥有者，这种唯一性奠定了政府比较优势的第一个来源。有些形式的活动能个显然需要借助大范围的强迫权强制当事人服从才能有效的进行。由于民间组织没有这样的强迫权，如果由他们组织负责这类活动，这些活动要么无法进行（实施成本无限大），要么必须付出高昂的实施成本。当政府借助大范围强迫权实施时，成本就要低得多，因此在此类活动上取得明显的比较优势。
题目论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姓名与学号崔文倩 3100104399 指导教师陈劲 专业社会科学试验班
论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摘要：市场不是万能的，它有失灵的地方，如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的供给，垄断和外部性等，对于市场失灵，市场自身又难以克服，必须仰仗于国家干预。 关键词：物价上涨、市场失灵、政府干预 “在华盛顿州我被告知，整个夏季和冬季，森林大火都在这个地区肆虐，而引起这场大火的原因则是失业的林业工人和破产的农民想借此整几个灭火补贴。几千蒲尔式的小麦被弃在麦田中无人收割，因为小麦的价格是如此的低，以至于卖小麦所得的钱还不足以支付收割小麦的成本。而与此同时，数以百万的人每天饱受饥饿的煎熬。……我们也就同时在同一个国家中遇到了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的现象。” 这是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大萧条景象的描述。大萧条始于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从此，美国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泥淖，以往蒸蒸日上的美国社会逐步被存货山积、工人失业、商店关门的凄凉景象所代替。自由竞争，逐步趋优的市场经济，由于其自身的缺陷，带来了全球范围的经济与社会问题。继而上台的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改革金融制度，调节工农业，兴建政府投资的公共工程，对失业进行救济，使美国经济逐步恢复。由此可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有一定的自限性。当市场不能有效完成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发展时，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进行适当的干预。 物价上涨成为人们每天关注的话题。去年以来，以农产品为主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较快，其中蔬菜上涨20%，水果大体上涨14%，粮食上涨10%。加大了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导致物价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供求失衡，受异常天气的影响，北方地区遭受倒春寒，农产品产量大幅下降，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蔬菜水果的消费需求在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农产品市场上存在囤积居奇、串通涨价、哄抬价格的现象。在农产品市场上也存在明显的大小年现象。“疯狂的大蒜”价格一度比猪肉还贵，达到每斤14元，被人们戏称为“蒜你狠”。而在这之前，大蒜的价格只有0.5元每斤，由于种蒜不挣钱，所以许多农民都不再种大蒜了，导致产量大减，之后价格大涨是必然的。“什么涨价就种什么”是大部分农民所能掌握到的“致富秘诀”。对于盲目扩种可能带来供过于求的滞销和贱卖，他们通常是一头雾水，这也使得“大小年”现象成为了农业行业难以摆脱的怪圈。这种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不利于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政府出台一定的干预政策，保证重要商品的基本稳定和市场的正常供应，平抑物价，保障民生。除了直接的价格限定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建立有效的信息系统，及时公开经济信息，做市场的眼睛和耳朵，引导消费，稳定物价;通过物资储备战略，市场供过于求的时候，采取临时收储的政策，供给不足时，就把这些储备的物资拿到市场上进行调剂;通过对低收入弱势群体发放食品补贴，缓解物价上涨给居民正常生活带来的压力。政府还应加强市场的监管，维持正常的市场秩序，防止恶性竞争的出现。 公共产品的供给，也是市场少有涉足的角落。因为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产品的受益者难以划分，产品的需求难以测量，提供公共产品的人也难以获取利益。因此公共产品多由政府收税从而供给。 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机制，必定会有失败者淘汰出局。优胜者占有较多的资源，先进的技术，更容易在接下来的竞争中取胜，从而造成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类似的，
摘要：适度干预原则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它要求国家依法正当地干预经济，发挥对市场的辅助性作用；权衡成本收益，遵循经济法的价值目标谨慎地干预经济。在我国，由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特殊情况，贯彻适度干预原则尤其需要加强法律对国家干预的规制和理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重塑国家的经济职能。 关键词：适度干预；正当干预；谨慎干预；规制；重塑 一、经济法适度干预原则的提出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是伴随“市场失灵”的出现，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而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经济法上的适度干预原则也是在国家干预的不断演变过程中逐步提出的。19世纪末以前，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尚处于传统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阶段，崇尚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自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增加全社会的福利，而政府应当尽量少干预或者不干预经济，如果说政府要发挥作用只能限于“保证发展生产、公平贸易和积累财富的外部环境，并且向社会提供那些私人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Publicgoods）”［1］等领域。在此理论指导下的完全放任的市场经济在给社会带来空前财富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弊害，如垄断问题、经济发展的外部性问题、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问题以及社会分配的不公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仅仅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是无法根本有效地解决的，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接受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要求国家全面广泛地参与经济生活，有效运用财政手段影响经济发展以克服“市场失灵”。这一时期各国政府制订了大量以国家干预为基础的经济法律，如一战前后德国、日本颁布的旨在扶持卡特尔、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战时经济法、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至二战期间德国、日本颁布的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扩张色彩的法西斯经济法、19世纪末美国制订的反垄断的《谢尔曼法》、《克莱顿法》以及20世纪30年代危机期间“罗斯福新政”制订的一系列贯彻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法和20世纪70年代对西方国家针对石油危机而出台的各种应急性法律等等。这些法律的施行，一定程度上医治了市场失灵的顽疾，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由于其是在本身就有缺陷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制订的，奉行国家全面干预的原则，其实施也导致了政府干预的失灵和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滞胀现象，产生了经济法应有作用无法充分有效发挥的问题。针对于此，人们开始反思国家应如何干预经济。伴随着这些思索，新经济自由主义应运而生。新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市场和政府是相互伴生、缺一不可的，国家有必要介入经济以克服市场失灵，但为避免政府失灵，国家应当适度干预经济，当市场机制失效时，国家干预需加强，而当市场机制功能恢复时，国家干预则需递减。依此，各国制订了一些以适度干预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和法律，如在国家干预过度的情形下，英美等国推行私有化改革并颁布了旨在克服国家干预过度的产业政策法；在推行私有化过程中出现国家干预不足的情形时，美国等国又加强货币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并制订了某些用以强化国家干预的特别法案。可以说，这一时期经济法才趋于成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其在调整经济关系时适度干预的基本准则。 不同于西方，我国经济法适度干预原则则是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和国家干预由全面转向有限的过程而提出的。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否认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突出强调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和国家权力对社会经济的全方位的直接经济管制。折射到经济法领域就是把经济法看作调整横向经济关系和垂直经济关系的规范，把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理解为全面干预，把经济法的使命定位成“把整个国家经济机制变成‘一整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万万人都遵守的一个计划工作
收稿日期:2004-12-20 作者简介:王初根(1943-),男,江西临川人,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论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伦理思想 王初根, 丁 鹏 (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江西南昌 330027) 摘要: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西方经济学上引发了一场所谓“凯恩斯革命”。《通论》虽然基本上属于实证经济学,但它并没有完全超脱于伦理价值判断之外,而是在其中蕴含了一种社会哲学的思考。凯恩斯在经济与伦理的结合上,研究和分析了宏观经济学中的有效需求、节俭、储蓄、充分就业等问题,形成了以国家干预主义为特色的经济伦理思想。 关键词: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伦理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5)04-0018-05 On Keynes 'Economic Ethics Thought of State Interventionism WANG Chu -gen , Ding Peng (Coll ege of Politics and Law ,Jiangxi Normal Univers it y ,Nanchang 330027,China ) A bstract :E mployment ,Interest and G ene ral Surve y of Currenc y which is Keynes 'representative works br ought about a so -called “Keynes Revolutionary ”in west economics .Although it basically belongs ot positive economics ,it hasn 't detached itself from ethics value judgement yet ,on the contrary ,it connotes a kind of philosophical thinking .Keynes researches and analyzes effective demand ,full employment etc .in macr o -ec o -nomics combining economics with ethics ,and formed ec onomic ethics thought featuring state interventionism . Key words :Keynes ;state interventionism ;economic ethics 约翰·梅内纳·凯恩斯,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一位有重 大影响的著名经济学家。有的西方学者把凯恩斯与斯密和马克思一起,并列为经济学史上的“三位泰斗”。把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和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同视为“三部伟大的著作”。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思想,引发了西方经济学上的一场所谓“凯恩斯革命”。在他的经济理论体系中,形成了以国家干预主义为特色的经济伦理思想。 一、“《通论》可以引起的社会哲学” 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通论》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反响,“他点燃的灯塔照亮了经济学的一个新的领域”[1] (P522-523),“掀起经济思想的巨浪”。[2] (P407) 但是,我们在研究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时,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一种脱离价值判断而作的一种纯经济的分析,而要注 意其中所蕴含的社会哲学思想。凯恩斯《通论》的结语部分的标题,就是“对《通论》可以引起的社会哲学的简要总结”。关于这一点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认为凯恩斯的《通论》基本属于实证经济学,而且开辟了若干新的蹊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不涉及规范的问题。凯恩斯所宣扬和鼓吹的政策就涉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根本的规范问题。所以,“从根本上说,不可能有真正的超脱于社会价值判断的经济学。今天西方的所谓实证经济学都不可避免地以维护现存经济制度为其大前提。就是所谓规范经济学,也是在这个大前提下,对于某些具体问题,提出了一些局部的、次一级的 价值判断作为规范的标准”。[3] (P800) 从凯恩斯思想理论形成的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到哲学特别是伦理学对他的影响。凯恩斯最初学的是哲学,他不仅受到大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影响,而且受到对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被喻为地平线上升起的“一颗新星” 第38卷第4期2005年7月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Vol .38No .4 Jul .2005
论经济法的适度干预原则(一) 摘要：适度干预原则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它要求国家依法正当地干预经济，发挥对市场的辅助性作用；权衡成本收益，遵循经济法的价值目标谨慎地干预经济。在我国，由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特殊情况，贯彻适度干预原则尤其需要加强法律对国家干预的规制和理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重塑国家的经济职能。 关键词：适度干预；正当干预；谨慎干预；规制；重塑 一、经济法适度干预原则的提出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是伴随“市场失灵”的出现，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而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经济法上的适度干预原则也是在国家干预的不断演变过程中逐步提出的。19世纪末以前，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尚处于传统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阶段，崇尚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自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增加全社会的福利，而政府应当尽量少干预或者不干预经济，如果说政府要发挥作用只能限于“保证发展生产、公平贸易和积累财富的外部环境，并且向社会提供那些私人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Publicgoods）”〔1〕等领域。在此理论指导下的完全放任的市场经济在给社会带来空前财富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弊害，如垄断问题、经济发展的外部性问题、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问题以及社会分配的不公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仅仅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是无法根本有效地解决的，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接受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要求国家全面广泛地参与经济生活，有效运用财政手段影响经济发展以克服“市场失灵”。这一时期各国政府制订了大量以国家干预为基础的经济法律，如一战前后德国、日本颁布的旨在扶持卡特尔、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战时经济法、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至二战期间德国、日本颁布的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扩张色彩的法西斯经济法、19世纪末美国制订的反垄断的《谢尔曼法》、《克莱顿法》以及20世纪30年代危机期间“罗斯福新政”制订的一系列贯彻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法和20世纪70年代对西方国家针对石油危机而出台的各种应急性法律等等。这些法律的施行，一定程度上医治了市场失灵的顽疾，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由于其是在本身就有缺陷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制订的，奉行国家全面干预的原则，其实施也导致了政府干预的失灵和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滞胀现象，产生了经济法应有作用无法充分有效发挥的问题。针对于此，人们开始反思国家应如何干预经济。伴随着这些思索，新经济自由主义应运而生。新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市场和政府是相互伴生、缺一不可的，国家有必要介入经济以克服市场失灵，但为避免政府失灵，国家应当适度干预经济，当市场机制失效时，国家干预需加强，而当市场机制功能恢复时，国家干预则需递减。依此，各国制订了一些以适度干预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和法律，如在国家干预过度的情形下，英美等国推行私有化改革并颁布了旨在克服国家干预过度的产业政策法；在推行私有化过程中出现国家干预不足的情形时，美国等国又加强货币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并制订了某些用以强化国家干预的特别法案。可以说，这一时期经济法才趋于成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其在调整经济关系时适度干预的基本准则。 不同于西方，我国经济法适度干预原则则是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和国家干预由全面转向有限的过程而提出的。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否认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突出强调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和国家权力对社会经济的全方位的直接经济管制。折射到经济法领域就是把经济法看作调整横向经济关系和垂直经济关系的规范，把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理解为全面干预，把经济法的使命定位成“把整个国家经济机制变成‘一整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万万人都遵守的一个计划工作机体……’”〔2〕。由此导致了政企不分、政府角色错位，社会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束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失衡等现象。为摆脱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干预带来的困境，1992年我国开始推行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的的改革，要求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的基础性
1. 国家干预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的结合使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时，尽管西方经济学家 们仍然在颂扬自由资本主义思想，信奉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 的学说，但已与实际情况很不相符。罗斯福“新政”是美国以 行政力量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的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 验性措施，遂即成为“新政”是西方经济思潮从自由放任论向 政府干预论转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罗斯福“新政”的背景 下，早在1926年就发表了《自由放任主义终结》的英国经 济学家凯恩斯，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到来之际，于1936年 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批判传统理论，系统 地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并立即在西方世界产 生巨大影响，被称之为“凯恩斯革命”。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 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坦曾指出“大萧条引出了凯恩斯的理 论，并且为它提供了传播市场。”如果换个角度说，则是罗 斯福新政为凯恩斯理论提供了更为直接的根据。 凯恩斯理论的“革命性”，主要表现在与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在理论、政策以及研究方法上的鲜明对比。在此，我们只着眼于理论和政策方面。在理论方面，凯恩斯否定了传统理论所奉行的萨伊定律-“供给自行创造需求”，认为在自由放任条件下有效需求通常都是不足的，所以市场不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他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机制已不可能充分发挥自动调节的作用，它既不可
能使生产资源达到充分利用，也不可能使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所以应放弃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理论。在政策方面，凯恩斯主张国家对经济实行全面平衡和调节，要求摒弃传统的收支平衡的财政政策，实行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以增加投资，刺激消费，扩大有效需求。二战后直至本世纪70年代初，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国家干预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主要思想。通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手段、作用机制、功能以及局限性作全面、深入的分析，建立了一整套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同时对微观经济干预的理论和政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与经济自由主义相对应的国家干预主义，又称凯恩斯主义。
政府干预理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政府干预理论，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的经济职能理论。 斯蒂格利茨与西方其他经济学家一样，认为政府干预的主要作用是弥补市场失灵。因此，对市场失灵的研究就成为政府干预理论的一部分。传统的市场失灵理论，在承认市场竞争可以在某些条件下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同时，认为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外部性、垄断、收入分配和公共品提供等问题，因此，政府干预的范围应限制在上述“老四条”范围之内。斯蒂格利茨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不仅从各种表面现象论证市场失灵，而且还触及到了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这就使他的理论有比较扎实的基础 福利经济学是西方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正是福利经济学最终完成了对市场机制会导致帕累托最优的论证。这一论证建立在福利经济学两个基本定理的基础上。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指出，每一个完全竞争的经济都能够带来帕累托效率；第二定理指出，每一种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若这两个定理成立，则政府干预的范围将被局限在上述狭隘的范围之内，市场将把大部分事情做好。可见，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为限制政府干预提供了最有力的论据。而斯蒂格利茨则认为，这些定理都是建立在错误的假定之上，因此定理本身也是错误的。 首先，福利经济学假定，市场经济中的买者和卖者通过观察价格即可掌握所有有关商品交易的信息，即人们是具有完全信息的。而斯蒂格利茨认为，有关商品交易的事件空间远大于价格空间，市场中不仅存在影响厂商产出的一般事件，而且存在许多无法预料的偶发事件，如总经理生病、机器突然损坏等。这些成百上千的变量会影响厂商的利润率，但这并不能很快从价格上表现出来。此外，有关效用函数的假设也非常重要。盖尔和斯蒂格利茨（1985）证明，只有在一个极为严格的假定之下，即必须存在“恒定的绝对风险规避效用函数”，价格才可以传递所有信息。一旦偏离此假定，价格就不能充分传递信息。可见，完全信息的假设不能成立。 其次，福利经济学假定存在一套完备的市场。而事实上，构建市场是需要费用的。如果无数的商品、偶然事件和不确定性都存在市场的话，那么光是为了组织这些市场就要耗费大量资源。特别是那些不确定性较强的市场，如风险市场和期货市场，由于不确定性造成的巨大组织成本，使得建立这两种完全竞争市场是极不经济的。此外，信息不对称也限制了市场的完备性。因为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为规避风险，防止被欺诈，不愿同具备信息优势的一方进行交易，这就大大限制了市场的范围。所以，完备的市场这一假定也不成立。 最后，福利经济学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即每个厂商都是价格接受者。实际上，市场竞争更类似于垄断竞争。由于信息不完全，当一个厂商提高价格时，该厂商的所有顾客并不马上寻找另一家产品同质而价格更低的厂商，因为搜寻信息是需要成本的。同理，一个厂商降价也不会把其他厂商的顾客都吸引过来。这就使厂商可以制订价格而不是接受价格。此外，固定成本也会造成不完全竞争。斯蒂格利茨（1993）证明，即使只存在少量的固定成本，也会使市场供给者大量减少，从而使市场竞争变成不完全竞争。
论经济法与国家干预 【摘要】如何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从而发挥最大效益，利用经济法来对国家干预的行为从法律角度进行规制，是当前亟待解决的课题，因此，对于国家干预和经济法之间的关系探讨也极为必要。 【关键词】经济法国家干预市场调节干预失灵法律规制 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的调节机制因自身缺陷不可靠的情况下，国家干预从宏观方面把握全局，促进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与国家干预同属上层建筑，是一种实在法的行为规范，本质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 一、关于国家干预 1.历史演变 现代意义的国家干预是随经济理念的演变产生的，大致经历了自由主义经济理念阶段、国家干预经济理念阶段、自由主义、国家干预结合的经济理念阶段。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颁布了一系列体现干预经济的法律来保障资本原始积累，随后英国“反谷物法同盟”、“重农学派”提出了“经济自由”和“自由放任”主义。18世纪末，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看得见的手”理论认为人是追求利益的利己经济人，通过竞争和价格来实现生产要素配置，国家是“守夜人”。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后，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分工不断深化，冲突层出不穷，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基于市场机制的缺陷，提出市场经济需要“有形之手”如制定政策、法律来弥补不足。由此，全面干预经济理论被推上顶峰。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衰退、失业增多、通货膨胀严重，“经济滞胀期”来临，自由主义观念重新抬头，以供给学派、货币学派、新制度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经济思潮，主张国家干预也非万能，须注意两者的结合问题。 2.国家干预的含义 国家干预，是指由国家机构，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总体决策、调控和指导的各种活动，包括介入、调节、协调、调控等内容，结合了指令性和指导性的调整方法，以政府干预、间接干预为主，既有法律手段，又有行政手段。国家干预同样存在缺陷：缺位的干预不足、越位的干预过度。前者是指调控方法不适当，力
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 对李昌麒教授"需要国家干预说"的解读 西南政法大学范水兰 李昌麒教授把经济法定义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人们将这一观点概括为“需要国家干预说”。这一学说在经过一番赞誉、批评、反诘和他本人的完善之后，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被广泛认同的经济法学的主流学术观点。 一、“需要国家干预说”的前身 先生的经济法学观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法学界盛行的“纵横经济法论”。“纵”是指经济管理关系，“横”是指经济协作关系。在考察当时国情下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和把握法律调整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先生认为纵横统一的范围不应泛指所有的纵横关系，而应专指纵横交错的那部分关系，或者说是指纵横共同作用才能发生权利义务的那种纵横统一的关系。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缩小了的或者“有限制的纵横统一论”。为此，先生提出“经济法主要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与经济管理关系有密切联系的经济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先生认为，在我国当时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纵横统一论不是没有任何依据的。这种依据，既反映了现实法律的规定，又反映当时国家所推行的经济体制的要求。就法律规定而言，当时的《经济合同法》就是把经济计划和经济合同当成一个互为存在的统一体而加以确认的。就经济体制而言，当时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表明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既存在着纵向的经济管理关系，又存在着横向的经济协作关系，而这种关系，有时是单独存在的，有时又是互相交错、互相结合或互相统一而存在的。尽管纵横统一论能够印证当时的经济立法，但是先生并不赞成所有的横向经济关系都由经济法调整，经济法只调整与经济管理关系有密切联系的那部分经济协作关系。事实也证明，先生这一认识在当时是具有前瞻性的，对此，有学者指出先生的这一主张是在“纵横经济法论”遭到普遍非议的情势下而杀出来的一条“血路”。 二、“需要国家干预说”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先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经济法学观点，又在其1995年出版的个人专著《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中将经济法定义为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这个定义是对先生先前“有限制的纵横统一论”的发展，其特色是把“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作为切入点去揭示现代经济法存在的客观基础及其本质属性。 对于先生在经济法的定义中为什么要使用“干预”二字，还得从“干预”的语词色彩说起。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干预在汉语中是一个中性词，亦褒亦贬，可褒可贬，很多情况下甚至带有贬义倾向，用这个略带贬义的词语来说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恰恰能客观地反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和国家的主次关系：市场调节为主、国家干预为辅。它暗示政府对自己不再像过去那样全盘肯定，认识到自己能力的有限性；暗示了国家对如何作用于市场开始变得谨慎。干预一词能够时时提醒政府“你不是绝对正确的”，“你可能是多余的”，不要颠倒主次关系，喧宾夺主，不要随意越界，使政府能够更小心地和市场保持适当的距离，谨慎行使手中权力。而协调、调节、平衡是明显的褒义，可能容易使政府过于相信自己的能力，产生自负心理，轻视市场的主体调节作用，走向市场的对立面，取代市场的主体地位。实际上，它可能确实反映了使用者本人内心对政府理性干预能力的过度信任。”学者的这种对干预论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解读了先生使用“干预”一词的初衷。
民事诉讼国家干预论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自由处分的反面，即为以法院为代表的国家意志的强制性干预。因此，当事人处分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关系，历来是民事诉讼制度和理论的基本问题。很大程度上，民事诉讼制度中当事人处分与国家干预之间的矛盾及其变化，构成了民事诉讼制度的全部历史。 一、作为民事诉讼立法政策的国家干预的沿革 现代意义上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国家干预政策，发端于19世纪末。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英、法、美、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从自由资本主义竞争阶段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列宁将这一阶段的经济特征概括为：“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溶合或混合生长”。在上层建筑领域国家运用公权力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逐渐增强;私法公法化趋势明显，并由此诞生了一个被称之为经济法的新的法律部门。与此同时，法律意识形态中占主流地位的个人本位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动摇，社会本位主义开始占据重要位置。另一方面，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当事人拖延诉讼司空见惯，诉讼耗费越来越大，原本有限的司法资源遭到惊人的浪费，具体案件中的个别利益与案件外的社会公共利益产生了明显的冲突，广而无边、不受限制的处分权主义的绝对地位已开始受到强烈冲击。由此，在民事诉讼制度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需要，即限制当事人的处分权，防止诉讼拖延，提高诉讼效率。而进行限制的最佳办法就是通过加强法院权力，扩大法官对诉讼进程的控制权。1895年颁布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典》以社会本位的法官职权主义为特色，明确规定了法官在引导和加速诉讼程序方面享有相当主动的地位，法官还有责任向经济较贫困的当事人和缺乏文化的当事人提供“协助”和“教育”。这部法典的影响力也是空前的，它所采取的国家干预的立法政策先后为许多国家所借鉴。这部法典也对旧中国的民事诉讼立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目前仍在我国XX地区实施的民事诉讼法典就是以奥地利民诉法典为蓝本制定的。不仅如此，这部大陆法系的著名法典也对大洋彼岸的美国产生了影响。因为在实行彻底的处分权主义的美国,诉讼拖延、费用昂贵的问题尤为突出。1906年，庞德在美国律师协会年会上发表了题为《大众对司法裁判不满之缘由》的演讲，痛陈美国的民事诉讼程序已经演变成一场纯粹的竞技性较量，“法官理所当然地作为裁判员，……而当事
国家干预下的经济法论文 1经济法形成历史及定义 我们想了解事物的来龙去脉,就需要把握事物的历史。对经济法历史的关注,可以让我们对经济法的未来走向有较为正确的判断,也将有助于理解经济法的本质。霍姆斯曾指出:“对于了解法律是什么而言,法律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笔者认为,分析经济法和国家干预的关系需要从经济法的历史及定义角度入手。 关于经济法形成的几种观点 对于经济法产生于什么时期,我国学界大致形成了三种观点:第一,“古代经济法”。有学者认为在古代社会就出现了经济法,并且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不论奴隶制国家、封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各自的经济法。当然,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经济法的本质、内容和作用是各不相同的。”第二,“资本主义经济法”。此观点认为国家形成之后便出现了经济法,但是在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经济法才成为独立的法律力量。有学者认为,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原始干预的目的在于保障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经济法的形成是国家原始干预法律化的结果,但是,“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力量的兴起,则是在人类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的事情”23-24。第三,“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法”。此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才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有学者认为:“垄断使竞争环境恶化,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难以克服因垄断而造成的危机,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运用‘有形之手’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于是出现了与民商法和其他法律迥然不同的经济法律法规,这便是经济法。”笔者认为,经济法和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都是在国家形成初期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是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作为独立的法律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把握经济法的定义,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清楚经济法和国家干预的具体关系。 经济法的定义 关于经济法的定义问题,各国学者对经济法有着不同的定义。西方学者对经济法的定义大致概括为:经济法是在市场机制下建立的经济政策立法体系,其核心是维持市场竞争秩序;经济法是调整普遍经济利益的法;经济法是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法;经济法是公法和私法的交错;经济法是法;经济法是社会法。日
简评“需要国家干预说” 一、?需要国家干预说?的由来 政府和市场是经济法研究域中的两个基本范畴。自由经济时代，一切社会经济活动都在契约自由的原则下进行，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发展，市场的无序与混乱问题得以显现。于是，社会学者纷纷提出引入政府作为干预市场的力量，经济法由此诞生。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起源于美国《谢尔曼法》( 1890) ，它的诞生宣告了古典学派?市场万能理论?的破产。同时，以《谢尔曼法》为代表的经济法的出现也昭示了这么一个法则: 随着社会的发展，?看不见的手?不可能解决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所有问题。 与民法原则相比，经济法具有至少具有以下两大新的原则: ( 1) 民法提倡的个人财产所有权的绝对神圣原则出现松动。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社会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戚戚相关，任何旨在维护个体利益的私权滥用，都可能对社会整体利益造成损害，进而又损害社会其他个体的利益。经济法就是要遏制这种私权滥用的行为。( 2) 无过失责任原则的确立。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过错原则是民事责任的普遍归责原则。随着科学技术在工业化大生产过程中的深入应用，农业公害、工业污染等公共安全问题凸显，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法律规定，凡从事具有危险性质或负经济外部性业务的经营者，不问有无过失，都要承担相应的风险损害。 针对市场失灵问题，社会学者纷纷提出了政府干预市场的建议。其中以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的国家干预理论为甚。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产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时期，该理论强调通过直接的行政调控手段和间接的法律手段来维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该理论同时表明，通过国家的理性手段去矫正市场的非理性行为是有必要的。由于经济法的立论缘起在于解决市场失灵，所以，在国内，关于经济法的立论本质问题，不少学者，如李昌麒( 1999)、单飞跃＆卢代富( 2005)等纷纷提出了?需要干预说?。 李昌麒先生把经济法定义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先生的这一观点被学者概括为?需要国家干预说?。 ?需要国家干预说?是近年来我国经济法学各流派中的主流之一，其研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