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的法治与德治关系探讨
内容提要：
“以德治国”是江泽民同志在新世纪之初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对我国深入实践“依法治国”方略作出的深层次的、全面性的思考中提出来的。“以德治国”是对“依法治国”这一根本方略的补充和完善。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有效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在功能上都是有其各自限囿的，都有失灵的地方。当法律失效的时候，道德就派上了用场；反过来，法律的不可替代作用就凸显出来了。法律并不能代替道德，家长里短很难诉诸法律来解决，俗语道“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同样道德也不可能完全替代法律，本文首先对德治与法治进行了简述，其中包括了德治与法治的概念以及起源，其次阐述了处理德治与法治关系的必要性，再次主要分析了我国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之后论述了正确处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最后论述了结语。
关键词：法治德治法律必要性关系
目录
一、法治与德治的概述 (1)
（一）法治与德治的概念 (1)
（二）法治与德治的起源 (1)
二、处理好二者关系的必要性 (2)
三、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2)
（一）法治与德治的区别 (3)
1.法治具有强制性 (3)
2.德治具有非强制性 (4)
（二）法治与德治的联系 (4)
1.德治是法治的补充 (5)
2.法治是德治的保障 (5)
3.德治与法治的统一 (6)
四、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7)
（一）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结合以德治国作为价值基础 (7)
（二）运用立法、执法等手段，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 (7)
（三）发动群众制定和执行各种规章，法律对这一活动给予一定支持 (8)
（四）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 (8)
五、结语 (8)
参考文献 (9)
正文
一、法治与德治的概述
（一）法治与德治的概念
“法治”，是指在某一社会中，包括制订者和执行者在内，所有人都必需遵守法律。政府（尤其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是法律许可的，而法律本身是经过某一特定程序产生的。即，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1在我国，法治表现为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使国家成为法治之国，使社会成为法治社会，所以，法治是一种倾向民主、排斥专制的治国方法。
“德治”，是指以礼乐教化来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内在信念来维系的，将遵守社会等级秩序及其行为规范变为一种自觉行为，并以善恶进行评价的原则规范、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总和，其中心思想便是对人民施行道德教化。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由一定的传统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德治就是道德建设，其中主要是指统治阶级的道德建设。
（二）法治与德治的起源
“法治”与“德治”之争在中国与西方很早就有了。在中国，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与“儒家”之争。这两家在治国方略及思想的运用上针锋相对，见仁见智，古代中国的“法治”与“德治”学说就诞生在这场纷争的百家争鸣之中。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关系的变革导致了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在这种局面下，有大批有识之士以满腔热情一边思考，一边参与社会实践，纷纷提出了治国平天下的主张，开始了后世学者所称道的先秦诸子之间的“百家争鸣”，儒家德治思想的孕育和发展成熟，主导了中国德治思想的发展方向，构成了中国德治传统的主要内容。儒家的德治思想垂范两千年而不衰，是中国封建社会绵延两千年的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春秋时期，法治思想还在萌发时期，尚未发展成为独立学派。战国时期，法家正式形成，商鞅是法家法治思想体系的奠基者，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从管仲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到商鞅治国重“法”，再到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的构建，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衍变过程。特别指出的是，《管子》反复强调法是适应君主的需要而起源。具体说来，法的作用有这么两点需要特别强调，一是《权修》篇认为，法的作用在于它是用来建立朝廷威望的，即
[1]盛湘鄂：《关于法治与德治并举的理性思考》，《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3年第16卷第6期第96页。
“法者，将立朝廷者也。”而建立朝廷威望的目的在于“尊主行令”；二是法的作用在于通过法律可以利用老百姓为君主效力，即《权修》篇所说：“法者，将用民力者也。”“法者，将用民之死命者也。”法治思想应该是管子根据当时社会形势变化的新发明。管子及其后来的法家都强调经济和法治对政治的根本意义,反对儒家的亲亲原则,即反对儒家以伦理代替政治或者以伦理干涉政治。他们认为,伦理无法信任,不能被当做政治的根本；即使伦理有些积极意义,也由于其生效太过缓慢而变得微乎其微。
二、处理好二者关系的必要性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结合新的形势需要，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奋斗目标、核心内容、主要手段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了道德建设的意义。他指出：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同时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在现在这个社会，人情味变得越来越少，轰动一时的“小悦悦”事件更是对全民道德的考验，我们要呼吁社会，在这个法制逐渐健全的时代，道德不能丢。在中共中央举办的中央领导同志法制讲座上，听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家富的《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讲座后，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对"依法治国"的内涵、基本要求、现实意义作了说明，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加强法学和法律知识的学习，掌握和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本领，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全社会形成学法、用法的良好风气，为坚持依法治国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这两个理念的提出以及对两者互相关系的阐述，是中国共产党人国家管理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创举，是对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创造。
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古今中外一切治国经验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 ,这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升华。2所以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对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法治与德治，作为调节人类社会的两个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2]贾应生：《论德治与法治的统一》，《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87页。
济中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二者的组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统一的。二者相辅相成又是党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和创新，这种创新体现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吸取古代儒法并用的思想精华，体现了软硬相佐的治国方略的辩证关系。3江泽民同志在“十五”计划实施的第一年年初，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一重要论述，为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时期发展提出了极其重要的治国方略，对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体系，意义十分深远。法治和德治作为社会控制的两个手段，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这就决定了它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能够而且必须相互需要。
（一）法治和德治的区别
法律和道德都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但二者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作用。
1. 法治具有强制性
法律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着国家对其成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行为的要求，体现着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国家靠法院、警察机关等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来保证法律的实施。强调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用强制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是“法治”的主要内涵。从维护社会的秩序、保障社会的稳定来说，法律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旧有的各种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建立新的法律法规和各种规章制度有着更为迫切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们十分重视运用法律的手段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并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德治和法治具有宏观上的一致性，但法律作为上层建筑，与普遍的道德规范必然具有并存在着差异性，不管是法还是德同样受到各阶层，各自利益的制衡，在某一阶段认为是符合道德准则，却不符合法律规范，另一阶段可能判定为不符合道德规范，却符合法律规范，这就产生了道德与法律的差异。如目前存在私营企业雇用工人做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私营企业主获取了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如果用道德规范来衡量，是不道德的行为。但从国家社会长远发展利益而言，只有允许存在诸如类似情况的一定“获取”，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充分调动人们创造财富的积
[3]苏盾：《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理论月刊》，2003年第12期105页。
极性，才能增强综合国力，然而，这种人们普遍认为不符合道德范畴的东西，法律却往往难以禁止，甚至从更好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标出发，不仅不加以禁止，反而视其为合法收入加以保护。因为，没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就不可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
2、德治具有非强制性
尽管道德也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和法律不同，道德的实施不是依靠强制性手段，而是通过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使人们自觉地遵守这些行为规范。道德诉诸人们的“良心”，诉诸人们内心的“道德信念”。所谓“说服力”，主要是指通过启迪人们的道德觉悟、激励人们的道德情感、强化人们的道德意志、增强人们的荣辱观念，培养和形成古人所说的“羞耻之心”，从而使人们在内心深处形成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因，培养和形成人的道德行为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所谓“劝导力”，就是指通过形成广泛的道德舆论，培育良好的道德环境，增强人们的道德责任感，使人们认识到，如果一个人不能履行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或者违反了社会的道德要求，就必定要受到舆论的谴责和公众的批评，甚至招致事业的挫折和失败。社会舆论的力量是无形的，却是不可忽视的。强大的社会舆论，能够对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发生重要影响。它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性情和气质，改变社会的风气，形成某种道德的氛围。这种社会舆论，一旦同内心信念相结合，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法治与德治的联系
“法治”与“德治”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不可偏废的两种途径，而两者的理性统一实际上要求建立一种宪政秩序。作为法治的最高形式，宪政不但为法治提供了道德源泉，而且也为实现德治提供了法治的保障，总之，从维护和保障社会的稳定来说，法律和道德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相互结合，共同发挥作用。有了良好的道德素质，人们就能自觉地扶正祛邪，扬善惩恶，有利于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的社会风气，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法治，而且也需要德治，使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达到使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但是，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法治的重要性看得比较清楚，而对德治的重要性却认识得不够，甚至忽视了德治的作用，结果法治也没能收到预期的效果。鉴于此，江泽民同志在今年初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
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提供了根本指针。4
1.德治是法治的补充
法治概念的内涵必须以适当的道德理论为基础。法治的首要问题是：究竟依什么“法”治国？“法治”概念本身并不能完全回答这个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上下已普遍认识到法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目前的法治现状还不尽如人意，但法治对于发展市场经济和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
（1）首先，德治是法治的基础。法律是立法者对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的价值判断。所以，法治必须以德治为基础，如果失去这一基础与价值判断相冲突，法治就会蜕变为立法者的任意专横。在社会主初级阶段，尽管法治的指导思想是党的基本路线，但是同样要考虑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必须与社会主义道德相适应。因此，社会主义法治必须以社会主义道德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德治是法治的补充。由于客观原因，社会主义法律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另外，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是复杂多变的，社会主义法律不可能将它们全部概括无遗，因而，社会生活中必然会存在的法律暂时还没涉及的一些不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行为，这些行为任其发展，势必对社会造成危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强大的社会舆论和影响，对那些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行为进行制约和调整，形成社会的道德秩序，来弥补法律规范在这方面的暂时空缺。
由此可见，我们崇尚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种基于民主之上的合理决策机制；“法治”的“法”应该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牺牲公共利益为前提的维护社会少数人利益的“恶法”。
2.法治是德治的保障
（1）首先，法治是建立和维护德治的有力保障。由于社会主义法集中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因此，社会主义法律必然把培养和传播社会主义道德作为自己的任务。在社会主义法的制定过程中，总是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对社会主义道德基本原则和要求予以承认，使之成为人们的法律义务。当道德规范成为法律规范后，就意味着道德规范的这部分内容有了双重保障，从而更有力地保证了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更好地实现。
[4]魏志明：《关于法治和德治的辩证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24卷第7期15页。
（2）其次，法治是实现德治的辅助手段。由于社会主义法体现社会主义道德精神，所以，法治包括法的创制、实施和法制教育等，都必然会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觉悟。一部新法的制定，不仅要符合政治经济的客观规律，还要符合道德的要求，因而一部法律的制定、颁布就帮助人们建立和提高道德意识。从法律的实施上看，当有关国家机关特别是司法机关适用法律时候，特别是表彰奖励守法好公民，作为人民学习的榜样时，就能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从而较大地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直接促进了精神文明的发展。
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自古以来，德治一直是中国的治国理想，甚至在境界上被认为超过了法治。或许是由于中国历史上法治不完善，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儒家所提倡的“德治”是分不开的。以上的讨论说明，法治国家的建立离不开德治。德治和法治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法律就是成文化的道德。”事实上，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诉求。德治也存在着以什么样的“德”治国的问题，而这是一个“德治”本身所不能回答的问题。5传统的“德治”强调用道德力量去正面感化人的心灵，通过说服教育促使人自觉遵循社会的道德规范。但现实生活的经验表明，治理国家不可能完全依靠道德教育；在必要的时候，社会必须对严重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进行法律制裁。
3.德治与法治的统一
首先，法治，德治作为上层建筑要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并随之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法治和德治，要求构筑与之相适应的“法制家园”和“精神家园”，法治和德治内在统一性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社会基础，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两者的统一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和德治经济，其实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必然选择。
其次，法治、德治的结合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作为治理国家的方略，两者都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补充，相互结合发挥作用。6德治使人们认同“良法”而把外在法律规范内化为自觉行为的规范，这种自内而外的控制力弥补了法治的不足，督促人们自觉守法，法治才能贯彻控制，而对那些因“缺德”而不违法之举则难以奏效，这种“缺德管涌”将造成极大的隐患，而只有法治才能对这些行为作出有效控制。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互结合起来。
[5]郭建华：《关于韩非法治思想与现代法律的思考》，《陕西经贸学院学报》，2001年第27卷第2期91页。
[6]《论德治与法治的统一》，《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第83页。
四、正确处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一）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结合以德治国作为价值基础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推进依法行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要建立和谐社会就要消除不和谐因素，建立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一个逐步消除不和谐因素的过程,这就要求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对破坏安定团结的势力，使用法律武器进行斗争。由此可见，坚持依法治国不仅能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而且还为我们对敌对势力、敌对分子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提供了斗争武器，更加有效地保障了社会的和平稳定，有力促进和保障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运用立法、执法等手段，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
首先，要通过立法直接把社会主义道德中最低限度的义务法律化，使之取得全社会一体遵行的法律力。社会主义道德靠个人的良心和舆论来保障实施，然而，在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条件下，良心和舆论尚不足以防止反道德的行为发生。在道德体系中，有一些道德义务是最低限度的义务，能否得到普遍遵守意味着社会基本秩序能否存在，必须利用法律手段使之上升为法律义务，以法律制裁为后盾予以强制执行。这样就会大大增强道德义务的约束力，使之从“软约束”变为“硬约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我们还可通过立法，对见义勇为等先进行为，给予各种物质和精神奖励，积极引导人们向先进榜样学习，培育良好的社会风尚。其次，要通过公正执法、惩治不道德行为，增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例如政务公开、审判公开，既可增强公民监督意识，又可强化公务人员的廉政意识；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的刑事犯罪的作用，遏制刑事犯罪高度势头；依法打击制假售假，可以促进职业道德，依法惩处虐待老人行为，可以促进家庭美德的培育。最后，要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活动，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奠定道德基础。
（三）发动群众制定和执行各种规章，法律对这一活动给予一定支持
我国宪法总纲中明确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道德、文化、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政府应依法提供一定经费和指导。
（四）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因此，坚持这一方略，关键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党委要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要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党员要成为道德楷模。江泽民总书记明确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概念,要求我们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中的两个行为规范体系,其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即道德建设是依法治国的基础,依法治国是道德建设的保障,二者都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重要手段,总的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7
五、结语
法治和德治是社会调控手段体系中两个最主要的要素,社会调控的良性运作有赖于两者的协调发展。“德法共行”是“法治”与“德治”关系的历史总结,在现代中国,二者被升华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法德互助”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关系的科学内核；“正法倡德”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关系的实践运用。我国的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以社会主义道德作为价值基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为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所以，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对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对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7]彭松森：《关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理论学刊》，2002年第1期第52页。
参考文献
1、郭建华：《关于韩非法治思想与现代法律的思考》，《陕西经贸学院学报》，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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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陆中静：《关于法治和德治的思考》，《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3年版。
4、盛湘鄂：《关于法治与德治并举的理性思考》，《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3年第16卷第6期。
5、苏盾：《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理论月刊》，2003年第12期。
6、孙首娟：《关系论视角下的法治辨析--兼论法治与人治、法制、德治的关系》，《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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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书霞：《传统文化中“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梳理及启示》，《学术交流》，2010年第6期。
9、赵汀阳：《法家的法治与社会信任》，《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6 期。
试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摘要 道德和法律的动态系统－－德治和法治，作为调节人类社会的两个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法治、德治作为上层建筑是要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同时法治、德治的结合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因此，二者的组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统一的。二者相辅相成又是党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和创新，这种创新体现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吸取古代儒法并用的思想精华，体现了软硬相佐的治国方略的辩证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体现了矛盾统一性的关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地位与功能，体现着上层建筑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又体现出了矛盾两点论的辩证法原理。总之，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不仅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凝聚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相结起来，坚持法治并举，才能保障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国家长治久安，才能为实现我国各民族现阶段的共同发展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奠定坚实的基础，不断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治国体系。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计划实施的第一年年初，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
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一重要论述，为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时期发展提出了极其重要的治国方略，对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体系，意义十分深远。 一 道德概念在我国古籍上由“道”和“德”两个概念组成。“道”即是指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和做人的道理。“德者，得也。”实行原则有所得即如果一切都按一定的原则去做，就达到了道德的境界。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由一定的传统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内在信念来维系的、并以善恶进行评价的原则规范、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总和。阶级社会中的占统治地位的、起主导作用的道德是统治阶级的道德。德治就是道德建设，其中主要是指统治阶级的道德建设。 法治就是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使国家成为法治之国，使社会成为法治社会，所以，法治是一种倾向民主、排斥专制的治国方法。 道德和法律的动态系统－德治和法治，作为调节人类社会生活的两个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 一、法治和德治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市场经济中相互作用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得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 国紧密结合起来。这就是法制得发展,也就是时代得呼唤。法治与德治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我们在加强法治建设得同时,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德治,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得过程中得必然要求。但在进行法治教育与德治教育时，客观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矛盾得地方,而两者发生矛盾时,又以哪一个为准: 一、法治治外,德治治内,二者具有互补性。 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得上层建筑得重要组成部分,都就是为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得，由于两者之间各有独特得地位与功能,它们之间有着很强得互补性。依法治国就是外在得,从外面得力量、从强制得角度来规范人得行为得话,以德治国就就是从内心、从人得素质上要求来自觉地遵循这些规范,如果这两个相辅相成精神文明建设会搞得更好。法律得实施依然需要道德得土壤，当整个社会迷信市场作用得时候,互助精神在法院得司法判决中无法体现。处于弱者得消费者面对一个又一个貌似公正却完全不同得判决无所适从。我们不缺少市场得理念，也不缺乏对法律得关照,我们缺少道德得支撑。 按马克思主义得观点,法律就是统治阶级用以统治得一种工具，它必须同经济政治道德等诸因素紧密联系相互适应。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得思想,就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实践得基础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得规律性再认识。我国市场经济下得法律与道德在实质上就是一致得,有着共同得经济、政治与思想基础,法律得基本原则与内容体现了不同层次得道德要求，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都就是对人们行为得约束力量与鼓励力量，并且通过对人们行为得约束与鼓励而具有指引人们应该怎样行为得功能,实现它为一定得社会经济基础与一定得阶级利益服务,对社会得发展起推动作用。遵纪守法成了社会生活得基本道德要求，法律具有崇高得道德价值。法治与德治就是人类管理社会与阶级社会实现阶级统治得两种重要手段，就是两种性质不同而又关系密切得社会现象。其中，法治就是对道德中重要问题得调整,就是对道德力量得强化,道德法律化把人类得理念铸化为法律;德治既就是对法治内化,把法律内化为人们得品质,同时也就是对法治得重要补充,把法律之外得社会关系纳入自己得管辖范围。法律道德化与道德法律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就是一个交互演进得过程。法律就是传播道德得有效手段,“法律肩负着维护社会共同道德得任务。” 「1」“法律得最终目标就是使人们在道德上善良。为了求得众人所能达到得最大得善良,世俗法律使自己适应各种道德信条所认可得各种生活方式,但它应该抗拒那些由于道德观念得真正松弛与堕落得风尚而为人们所要求得变更。它应该始终保持走向有道德生活得总方向,并使共同得行为在第一个标准上面倾向于道德法则得充分实现。”
浅析法治与德治的结合及其时代意义 内容提要：坚持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德法并重，德法同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治国理论的新发展，是加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为此，我们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关键词：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结合时代意义 在今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这一重要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社会治理方式的探索又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一、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德法并重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即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为基本要求，通过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建设，在全社会形成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健康文明的人际关系。总结中西方历史，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1、法治以德治为基础 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
2018考研政治：现代社会的德治与法治 的辩证关系 德治、法治、人治;在现在社会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呢? 一、如何正确把握法治和德治的关系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据统计，在 20 多年的时间内，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各部委、地方人大等制定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已达 9 000 余件，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的 7 个法律部门的主干法都已制定出台。可以说， "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 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正是在我国法制建设的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党的十五大庄严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和基本目标。这一思想随后还写入了神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党的十六大再一次重申了依法治国的思想，强调指出： "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 ， "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 ， " 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照宪法治国的思想，已深入党心、民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德建设同样也取得了重要的进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克服物质文明建设这一手比较硬、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比较软的现象方面成绩显著。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主旋律在全社会得到强有力地弘扬，思想道德建设成为发展先进文化的中心环节和主要内容，经济社会的协调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文件，充分反映了党在总结精神文明建设、包括道德建设的经验教训方面取得的成果，以及在此基础上绘制的战略发展的总体蓝图。 然而，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相对而言，道德建设的成就仍然未尽如人意，尚未达到党和人民所期望的发展目标。正如《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所指出的， " 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
[摘要]文章论述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认为道德对法律具有奠基和补充作用,法律离不开对道德的原初依赖。从人治到法治的发展体现着历史进步的必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否定人治,必须实行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统一,切实推进/依法治国0和/以德治国0。 [关键词]道德;法律;德治;法治 [中图分类号]F30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962(2001)24-0014-03 一、/以德治国0是对/依法治国0的补充和加强 在/依法治国0的原则已成为中国政府的基本国策选择和政治价值基准以后,江泽民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以德治国0的重要思想,中共中央还发布了5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6,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社会主义伦理与道德建设。围绕着/以德治国0的重要思想,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许多人士,从各个方面和角度对它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探讨过程中,有一种颇为普遍的认识,就是认为/以德治国0的重要意义,乃在于它比较于/依法治国0的基本国策,而提出了一种新的基本国策,至少是要/以德治国0与/依法治国0这双策并举、并驾齐驱。抽象观之,这种认识似无大错,但深入来看,其中则不无模糊之处:新的国策的提出,是否意味着它与既有国策之间,存在着一种替代性的线性关系?换言之,/以德治国0是对/依法治国0的否定和取代吗?可以说,如果不对这些认识加以明确和澄清,必定影响到对/以德治国0思想的重要意义的理解,也会进而影响到对/依法治国0基本国策的认识。 质言之,/以德治国0的重要思想,从它作为一种治理思想来说,乃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理论的深化形式,其主旨就是要纠正长期以来关于/依法治国0这一重要国策的片面认识,以及因为这样的片面认识而导致的淡化、甚或无视作为法治之现实基础和重要补充的伦理道德建设的错误倾向。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来认识,才会对/以德治国0的思想价值有一个基本的正确把握。 因此,/以德治国0的提出,不是要取消或弱化/依法治国0,而是通过继承和汲取古今中外特别是中国的德教文化传统,同时也积极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在公德建设上的成功经验,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的社会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资源以及精神文明理论与实践资源,帮助确立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方略的全面而正确的理解与把握,使得/依法治国0与/以德治国0在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中,能够相辅相成,彼此促进,也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和现实社会生活共同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总之,要正确认识/以德治国0这一思想的深刻意蕴,最关键的就是要认识到,德治既是法治的现实基础,又是法治的一个重要补充。而要认识到这一点,必须深入考察和认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二、无论何种法律都有其一般的道德与习俗基础 有一种关于德治与法治关系的理解认为,德治就是德治,法治就是法治,两者各不相碍,也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德治排斥法治,强调德治就没有法治的位置,同时,法治也排除德治,有了法治也就没有德治的空间。这种认识把德治与法治对立起来了,也把/以德治国0和/依法治国0对立起来了,其错误和片面性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根本之点乃在于,它不能从德治与法治的一致性上来正确认识两者的关系,首先是没有正确认识作为其基础的法律与道德之间的渊源关系。 关于德治与法治之间关系的认识与把握,不能不回溯到道德与法律之间关系的探讨上来。只有在这样的原初意义上,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才可以真正地得到说明。法学家们在这一关系上大都见仁见智,但在实际的分歧之上,还是可以做出基本的归纳,大致不超出如下五个基本方面:其一,法律与道德的区别和 正确认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 )))兼论德治是法治的现实基础和重要补充 康健 理论研究
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摘要：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有效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不可偏废、缺一不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都是我国的治国方略，本文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以求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使二者最大限度发挥出自己的功能，从而使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方略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的进步，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中国。 关键词：法治德治关系 一、法治与德治的概念 “法治”，是指在某一社会中，任何人都必需遵守法律，包括制订者和执行者本身。政府（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是法律许可的，而这些法律本身是经过某一特定程序产生的。即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没有任何人或者记过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1]法治与人治有着本质的区别，人治会因为统治者的情感变化而实行不同的制度。西方著名的自然法学家亚理斯多德在谈到人治与法治的问题时就明确指出：“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兽性的因素。”“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订得良好的法律。”[2] “德治”就是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把道德理念上升到治国方略的角度。当然这里的德治与我国封建社会的德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封建社会的德治是指以礼乐教化来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将遵守社会等级秩序及其行为规范变为一种自觉，从而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其中心思想便是对人民施行道德教化，以令人主动地心悦诚服，而不是靠严刑峻法来迫使人民畏敬。而今天所讲的的德治是指提高全体人民的道德风尚，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进步。二、法治与德治的渊源 现代的法治与德治与古代的“法治”与“德治”已发生了根本意义上的变化。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来源于近代西方法律文化，发源于西方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早在古希腊时期各城邦就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主与“法治”，而古罗马更将这一民主与“法治”的思想发扬光大。德治思想可以从古代中国儒家的“仁政德治”思想中找到其历史原形。由于中西方对人性善恶的不同认识导致了对“法治”与“德治”地位和作用认识的巨大反差。西方人性恶的思想促使人们优先选择通过法律而非内在的道德机制来调控人们的行为，而中国人性善的理论促使人们希望通过人类道德的自我调节来达到理想社会的实现。这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导致了近代中西方法律发展的巨大反差。近代西方由人性恶的认识出发，认为权力的本质是邪恶的，权力都必须以有效的手段加以制约，而法律便是最佳手段；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关系的契约化，使得平等自由的理念深入人心，“分权制度”以及“平等自由”的法律思想使得“法治”愈加完善。而近代中国由于儒家“为政以德”思想的根深蒂固使得“德治”根基深厚。 三、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控制和管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德治虽不能作为主要模式与法治相竞争，但法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代替道德的重要作用。相反，理想的法治必须有道德的支持。法治和德治，作为调节人类社会的两种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二者的组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统一的。二者相辅相成又是党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和创新，这种创新体现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吸取古代儒法并用的思想精华，体现了软硬相佐的治国方略的辩证关系。[3]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计划实施的第一年年初，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一重要论述，为我
对德治与法治关系的思考 钟声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是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方略的完善和发展，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地、系统地阐述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正确认识和理解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在实践中坚持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只有在思想认识上完整理解、全面认识江泽民同志关于把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的思想，才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1、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搞好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靠法治才能维护市场秩序，实现宏观调控。但必须看到，当前社会的经济成分、分配方式、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更加多样化，社会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分追求个人利益导致的唯利是图、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欺诈行为屡禁不止，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生。要规范市场秩序，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就要靠法治来规范、引导和遏制，但也要靠德治。要运用道德这一特殊调整手段，解决市场经济带来的各种消极因素和对人们思想上造成的不良影响；将各种利益矛盾调整到社会可控的范围之内，避免利益矛盾的激化和对抗，并逐渐缓和乃至最终化解那些影响社会稳定的利益矛盾。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道德经济，靠德治来提高人们的道德境界，规范和调节人们的经济行为，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2、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过程中搞好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政治文明，其显著标志是在制度上把法治和德治统一起来。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既要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又要和德治相结合，需要相应的思想道德基础。法是要靠人来实行的，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道德状况同他们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密切相关，决定着他们遵纪守法的水平和执行法律的程度。因此要大力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道德素养；大力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特别是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坚决破除重权轻法、以权压法的思想；深入持久地开展普法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懂得与自己工作和生活有关的法律，提高人们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使法制观念深入人心，从而真正使法治和德治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更好地结合，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3、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搞好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在以思想道德建设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实现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文化水平、民主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的显著提高；实现以积极健康、丰富多彩、服务人民为主要要求的文化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实现以社会风气、公共秩序、生活环境为主要标志的城乡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在全国范围形成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这些都离不开法治，法治为文化建设提供重要保障，思想道德建设又为法治提供重要条件。 二、积极探索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教育管理机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德治与法治结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教育管理机制。 1、探索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相结合的机制。在全社会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并同法制教育结合起来。在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创建文明社区、文明单位、文明家庭、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百城万店无假货”、“希望工程”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试述德治和法治的关系 摘要：庞德曾说过：有三个问题在近一个世纪的法学著作中是突出的，便是法律的本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以及法律历史的解释。而德治和法治作为法律和道德的动态系统也理所当然的成为法学研究中的突出的问题之一。本文试着从德治和法治的释义以及结合当今的社会现在探寻二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德治法治动态系统关系 关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历史上首次明确将其区分的是康德。康德认为，道德是内在的，法律是外在的。而在人类文明时期，法律与道德的混合是一切法文化类型的共同特征，并不是中华民族独有。而在这所要论述的德治和法治即道德和法律的动态系统之间的关系也是要从道德和德治以及法律和法治着手。 一，道德与德治 “礼法结合，一准乎礼”是我国传统法制的基本特征之一。我国古代立法深受儒家学说和伦理纲常的影响，把维护“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礼教作为立法，司法的宗旨，要求“一准乎礼”，礼的精神上是尊尊，亲亲，即维护“父子有亲，夫
妇有别，长幼有序，明友有信”的人伦关系。从大量的文献中可以得知，中国在西周时期已经进入了礼治（德治）的时代，而在以后的年代里，礼治（德治）就一直贯穿着各个时期。如“两汉时期，儒家思想在法律领域中逐步取得了正统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完善了礼法结合”，“曹魏首创“八议”“入律””，“西晋开创了依服制定刑罚的先例”，“北魏加入了“存留养亲”和“官当”的条目”，“北齐为了强调“忠君”“孝亲”将“十恶”列为“名例”之首 ” 。而自《唐律疏议》以后，“一准乎礼”就是封建律典的楷模。如是的回看一下历史，可以看到在很长的时间里德治（礼治）占据着主导地位。那么，什么又称为德治呢？ 德治是道德的动态系统，要了解德治，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道德。道德在我们古籍上是由“道”和“德”两个概念组成的。“道”即是指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以及做人的道理。“德者，得也。”实际原则有所得即如果一切都按照一定的原则去做就达到了道德的境界。在西方古代文化中，“道德”一词是起源于拉丁语“摩里斯”（mores），意为风俗和习惯，引申其义，也有偶规则，规范的行为品质和善恶评价等含义。孙笑侠等人认为：道德是评价人的思维和行为的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等观念规范，原则和标准。马克思主义则认为：道德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关
论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摘要：依法治国（法治）是建立现代国家的标志，但是法治之法必须是符合最基本道德规范的普遍善良之法，而不是脱离道德以外的法律；以德治国（德治）的道德必须是以现代的道德观为基础的，而不是我国传统的道德为基础。在法治的原则之下以现代的道德观念为基础的德治是统一的，二者具有互补性和不可替代性。 关键词：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关系 依法治国是法治，以德治国是人治。法治社会以法律为基础的政治模式，任何个人或组织的意志都不能凌架于法律之上。而以德治国是以官员或领袖的个人品德为基础的政治模式，官员或政党的意志可以凌架于法律和国家之上。前者就算是个失德无能的人站在统治阶层的最高位上，也不可能给社会带来大的灾难与损失，而后者，往往结局都是走向灾难，纳粹德国，每一个红色政权，都有过同样的模式，就是在所谓的领导者“德”行最盛人道大灾难，而这些政权，无一不是建立在所谓的以德治国的人治模式上。 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 依法治国需以以德治国为基础。这首先是因为道德是立法的基础，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先进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良好的道德规范是评价法律规范善恶的主要标准之一。其次是因为道德是执法的基础，法律规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确地把握立法宗旨，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证据采信方面的自由心证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再次是因为道德是守法的基础。大多数人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础；权利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如何将法定权利兑现成为现实权利取决于公民的自觉和自愿意识；与权利意识相对应的义务意识也与公民的自觉和自愿意识相关联。 以德治国需以依法治国为补充与保障。以德治国着力于通过提高人的内心觉悟和建设人的动机文明，来端正人的文明行为；依法治国则着力于通过约束人的外部行为和建设人的行为文明，来开掘人的内心文明。以德治国着力于建设个体文明，通过榜样的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群体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国则着力于建设群体文明，通过群体文明的提高，防范、震慑个体的越轨行为。以德治国着力于强调人的义务意识、责任意识，依法治国着力于维护人的权利，强调人的权利意识，两者相得益彰 二、“法治”和“德治”的区别 “法治”与“德治”的最终归宿都在治国上，但二者在治国的侧重点上却截然不同。
董仲舒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一、“德治”的重要性 “德治”是中国古代儒家在国家治理方法上的重要主张，但在董仲舒以前，它基本上只是一种“思想”，是董仲舒将其全面完善并使之成为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 在治国方略上，董仲舒力主“德治”。董仲舒主张的“德治”，其内容包括“以义正我”、“以仁安人”、施“教化”、守“等级”、行“仁政”等几个方面。董仲舒善于从自然法则中去寻找其主张的依据，对于“德治”也是这样。他把“法治”、“德治”比附为自然界的“阴”、“阳”关系，而“阴”、“阳”的取舍则是由天意决定的。他认为天意喜爱“阳”（“德治”）而厌恶“阴”（“法治”），“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德治”是高贵的，“法治”是低贱的，这是上天的规定。统治者秉承上天的意旨来统治人间世界，所以“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而不任刑”（《汉书·董仲舒传》，下引此书，只注篇名）。他认为“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董仲舒传》），因此圣明的统治者必须“任德而远刑”（《天辨在人》）。董仲舒认为，“德治”是天下唯一的“大治之道”。“圣人
天地动四时化者，非有它也，其见义大故能动，动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则尧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身之养重于义》）在他看来，施行“德治”，仁政教化大行于天下，违法犯罪的行为就没有了；没有违法犯罪，就不用刑罚，于是天下太平，这不是“大治之道”是什么呢！“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是故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保位权》）。二、“德治”、“法治”都是治国安邦的必要手段 董仲舒主张“德治”，但实际上他并非完全否定“法治”的作用，而认为二者都是治理国家所不可缺少的手段。 从他的阴阳、天意学说来看，“德治”、“法治”的存在都是必然的，“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阴阳义》）。他还把“德治”、“法治”比喻为自然界的春、秋，说“人无春气，何以博爱而容众；人无秋气，何以立严而成功”（《天辨在人》）。就象一年四季不能没有春、秋一样，“德治”、“法治”也同样是治理国家所不可缺少的方法，要“德治”、要“法治”都是天经地义的。 也许董仲舒认为他的“德治”、“法治”并重观点，最有说服力的依据是在他的阴阳和天意学说中；但在今天看来，他最精彩有力的论据则是在他的“人性论”里。 董仲舒认为，人性从本质上讲是有所好有所恶的，即“天两
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摘要：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有效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不可偏废、缺一不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都是我国的治国方略，本文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以求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使二者最大限度发挥出自己的功能，从而使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方略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的进步，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中国。 关键词：法治德治关系 一、法治与德治的概念 “法治”，是指在某一社会中，任何人都必需遵守法律，包括制订者和执行者本身。政府（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是法律许可的，而这些法律本身是经过某一特定程序产生的。即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没有任何人或者记过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1]法治与人治有着本质的区别，人治会因为统治者的情感变化而实行不同的制度。西方著名的自然法学家亚理斯多德在谈到人治与法治的问题时就明确指出：“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兽性的因素。”“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订得良好的法律。”[2] “德治”就是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把道德理念上升到治国方略的角度。当然这里的德治与我国封建社会的德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封建社会的德治是指以礼乐教化来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将遵守社会等级秩序及其行为规范变为一种自觉，从而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其中心思想便是对人民施行道德教化，以令人主动地心悦诚服，而不是靠严刑峻法来迫使人民畏敬。而今天所讲的的德治是指提高全体人民的道德风尚，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进步。 二、法治与德治的渊源 现代的法治与德治与古代的“法治”与“德治”已发生了根本意义上的变化。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来源于近代西方法律文化，发源于西方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早在古希腊时期各城邦就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主与“法治”，而古罗马更将这一民主与“法治”的思想发扬光大。德治思想可以从古代中国儒家的“仁政德治”思想中找到其历史原形。由于中西方对人性善恶的不同认识导致了对“法治”与“德治”地位和作用认识的巨大反差。西方人性恶的思想促使人们优先选择通过法律而非内在的道德机制来调控人们的行为，而中国人性善的理论促使人们希望通过人类道德的自我调节来达到理想社会的实现。这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导致了近代中西方法律发展的巨大反差。近代西方由人性恶的认识出发，认为权力的本质是邪恶的，权力都必须以有效的手段加以制约，而法律便是最佳手段；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关系的契约化，使得平等自由的理念深入人心，“分权制度”以及“平等自由”的法律思想使得“法治”愈加完善。而近代中国由于儒家“为政以德”思想的根深蒂固使得“德治”根基深厚。 三、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控制和管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德治虽不能作为主要模式与法治相竞争，但法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代替道德的重要作用。相反，理想的法治必须有道德的支持。法治和德治，作为调节人类社会的两种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
论文提纲 一、德治与法治的概念和起源 二、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三、我国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一）、我国坚持德治与法治“两手抓”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 （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四）、坚持党的领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简论我国的德治与法治 【摘要】：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有效治理来说，德治和法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一样，不可偏废、缺一不可。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在功能上都是有其各自局限性的，都有失灵的地方。当法律失效的时候，道德就派上了用场；反过来，法律的不可代替作用就凸显出来了。法律并不能代替道德，家长里短很难诉诸法律来解决，俗语道：“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同样，道德也不可能完全替代法律。依法治国（法治）是建立现代国家的标志，但是法治之法必须是符合最基本道德规范的普遍善良之法，而不是脱离道德意以外的法律，以德治国（德治）的道德必须是以现代的道德观为基础，而不是我国传统的道德为基础，在法制原则下以现代的道德观念为基础的德治是统一的，二者具有互补性和不可替代性。法治是主流，治国在制度层面上只能依法，道德通过转化参与了治国，但不能谓之德治，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育人。因此，依法治国、以德育人，共创理想社会，既是法律与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分工，又是法治与德治的对立统一。 【关键词】：德治法治关系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一、德治与法治的概念和起源 “德治”，是指以礼乐教化来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将遵守社会等级秩序及其
行为规范变为一种自觉，从而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其中心思想便是对人民施行道德教化，以令人主动地心悦诚服，而不是靠严刑峻法来迫使人民畏敬。 “法治”，是指在某一社会中，任何人都必需遵守法律，包括制订者和执行者本身。政府（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是法律许可的，而这些法律本身是经过某一特定程序产生的。即，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德治”与“法治”之争在中国与西方很早就有了。在中国，其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与“法家”之争。这两家在治国方略的选择和运用上针锋相对，见仁见智，古代中国的“德治”学说与“法治”学说就诞生在这场纷争的硝烟之中。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关系的变革导致了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在这种局面下，有大批有识之士以满腔热情一边思考，一边参与社会实践，纷纷提出了治国平天下的主张，开始了后世学者所称道的先秦诸子之间的“百家争鸣”，儒家德治思想的孕育和发展成熟，主导了中国德治思想的发展方向，构成了中国德治传统的主要内容。儒家的德治思想垂范两千年而不衰，是中国封建社会绵延两千年的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春秋时期，法家还没有成为独立学派，法治思想还在萌发时期。当时，管仲、子产已有重视法治的思想，是法家的先驱者，战国时期，法家正式形成，商鞅是法家法治思想体系的奠基者，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从管仲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到商鞅治国重“法”，再到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的构建，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衍变过程。特别指出的是，在管子丰富而杂的思想中,以法家思想略为占多。在重视经济学意义上的德治的同时,管子特别重视法治,法治思想应该是管子根据当时社会形势变化的新发明。管子及其后来的法家都强调经济和法治对政治的根本意义,反对儒家的亲亲原则,即反对儒家以伦理代替政治或者以伦理干涉政治。他们认为,伦理无法信任,不能被当做政治的根本；即使伦理有些积极意义,也由于其生效太过缓慢而变得微乎其微。 二、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如何深入认识法治和德治的辩证关系？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将"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概括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十条基本经验之一。十六大通过的新修改的党章，也郑重加入了以德治国的内容，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就从理论和实践的新高度，再一次昭示全党和全社会必须充分认识以德治国的重要地位。在当前的形势下，深入认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是全面宣传、学习和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特别是在高校"思想道德修养"课中全面深入地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点内容之一。 正确把握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相互关系，重要的是正确把握法治和德治的相互关系。自从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1月全国宣传部长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德治国的思想以来，一些同志在思想上的疑惑，主要是在如何看待法治和德治的关系，并由此引申出如何看待德治和人治的关系等问题上面。一些观点认为法治排斥人治，而德治注重人治，因而提倡德治就会导致削弱甚至否定法治，最终会退回到人治的老路上去。对于这样一些疑惑问题，应当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力求释疑解惑。不然的话，就会妨碍真正理解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大意义。 一、如何正确把握法治和德治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据统计，在20多年的时间内，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各部委、地方人大等制定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已达9 000余件，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的7个法律部门的主干法都已制定出台。可以说，"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正是在我国法制建设的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党的十五大庄严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和基本目标。这一思想随后还写入了神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党的十六大再一次重申了依法治国的思想，强调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照宪法治国的思想，已深入党心、民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德建设同样也取得了重要的进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克服物质文明建设这一手比较硬、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比较软的现象方面成绩显著。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主旋律在全社会得到强有力地弘扬，思想道德建设成为发展先进文化的中心环节和主要内容，经济社会的协调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文件，充分反映了党在总结精神文明建设、包括道德建设的经验教训方面取得的成果，以及在此基础上绘制的战略发展的总体蓝图。 然而，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相对而言，道德建设的成就仍然未尽如人意，尚未达到党和人民所期望的发展目标。正如《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所指出的，"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执法部门也屡屡发生震惊全国的大案要案，如汕头海关重大走私案、厦门海关重大走私案等，涉案人员中有不少人是海关、公安部门的中、高级领导干部。这些人违法犯罪的一个共同原因，不是由于无法可依或不懂法、不知法，而是由于在道德上被首先打开了缺口，产生了道德防线上的"管涌"，导致思想道德大堤的崩溃，最终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他们是明知故犯，执法犯法。前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在案发受审的过程中曾自述，他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地认识到他正在走上一条违法犯罪的不归之路，但由于自己在道德防线上抵挡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最终一步步地被拉进了泥潭而不能自拔。类似的"自述"，在不少违法犯罪的中、高级干部的所谓"悔过书"中，几乎都可以见到。 从这些问题中，特别是从执法人员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大案要案的教训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为什么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以及法治和德治的关系，为什么一定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法律和道德始终是相辅相成的，没有道德作为基础，法律的威严终究会受到挑战。因此，加强法治，必须同时加强德治，没有德治的支持，法治的效用也会受到极大的削弱。 第一，德治不但不是对法治的否定和削弱，而且是对法治的进一步肯定和强有力的支持。 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规范也可以说是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发挥的都是行为规范的功能，但各自起作用的手段不同。法律规范主要依靠国家强力机器作后盾而发挥强制的作用，道德规范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人的良心而发
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应用电子1201 贾壮壮 2012111311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联系起来，是当今社会法制的必然发展，也是时代的呼唤。法治和德治缺一不可，是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关系。 法治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凝结着人类智慧，为各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中国多年以来快速稳定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的立法体制和法律体系是分不开的；而中国五千多年的璀璨文明，更是离不开法治的约束：无论是早在公元前21世纪奴隶制的习惯法，还是春秋战国时期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典，还是唐朝及以后较为完备的封建法典，都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而后更是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立法体制和法律体系。 如果说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那么我要说，道德品格是法治的前提，法律的产生是以道德为基础的。换句话说，法治需要思想道德建设先行。没有对道德理念的追求，法律可能成为专制与奴役的工具。法治的关键在于善法或良法的存在。法的正义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水准。如果没有道德作为地基的法治，便无法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法律愿望，这样的法治是不得民心的，更是无法有效的实施。只有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法治，才能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才具备了顺利运行的前提条件。因此，比起法治，德治更具有基础性和前提性。 法治和德治虽然具有一致性，但两者始终是两种不同的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方式，二者不能混淆。而法治与德治区别就在于二者产生的条件不同，表现形式不同实施方式不同，调整范围不同。法律有国家制定和实施，代表了公平与公正，更有确定的、强制性的制裁力；而道德的惩罚方式主要来自于公共舆论和内心的谴责，没有太大的约束力。 所以法治的运行需要道德的支撑，法治的完善离不开道德的制约；而德治既是对法治内化为人们的品质，同时也是对法治的补充。二者缺一不可。 只有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才是适合当今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指标。
“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历来都是法律家们所争论不休的一个论题。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二者究竟应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曾成为一段时期内理论界探讨的热点。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需要有法律来为之保驾护航，同时也离不开道德的影响与支持，因而在我国，“法治”与“德治”应当同步并举。然而，诸方面的原因，却使得我国法学界不少人对“德治”的认识有些偏颇，以致许多情况下，当我们一提到“德治”这种说法的时候，便会招来许多非议。江泽民同志在一次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说明，对“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的。因此，研究“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探讨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途径与方式应成为每一个法学工作者所必须要思考的现实问题。 一、“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一）“法治”与“德治”区别 1、治国方略上的差异 “法治”与“德治”的最终归宿都在治国上，但二者在治国的侧重点上却截然不同。换言之，前者主要侧重于先“治法”，后者则主要侧重于先“治人”。理论上，就“治人”与“治法”的轻重而言，“治人”应重于“治法”。这是因为：首先，“治人”在内容上实际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治人”，在本末顺序上，应当是“治人”为本，而“治法”为末。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托，“治人”有助于更好地“治法”。作为一种规范，法只能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对人的内心世界则无法涉足；要涉足人们的内心世界还需要人本身。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没有具备应有素质的人去执行，仍无异于一纸具文。因此，单纯“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实现法治的理想目标，还必须要把最终的依赖点放在“治人”上。否则，即便将完善至极的法律摆在至高无上的位臵上，也仍难以实现我们最初设想用法制所要实现的理想目标。现代社会之所以更加强调“治法”，并不是基于“治法”比“治人”重要，而是在策略上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末端治理模式”。现阶段，由于对人的本性问题在认识上难以得出共论，“治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存在较多障碍，难以真正实现科学地“治人”；相反，对于法，由于人们在许多实质或重要方面都已经达成共识，且这些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日渐成熟化和科学化，因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治法”都更较为容易地得到实现。 2、“法治”是他律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 从“法治”与“德治”所涉足的领域来看，“法治”是他律之治，即它仅仅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通过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实现治人，它对人们的内心世界无从干预，属于治外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它不仅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还可以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并通过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来达到约束人们行为的目的，属于治内之治。由于人们的行为总是受一定思想意识所支配的，因而从这一点上来说，“德治”是更高层次的治国模式，是治本之治；而“法治”则是最终实现“德治”的一个必经阶段，是治标之治。 此外，从他律与自律的角度出发，我们还可以推导出二者之间的如下区别：如“法治”是惩恶之治，“德治”是扬善之治；“法治”是事后之治，“德治”是事前之治等等。 （二）“法治”与“德治”联系 1 、“法治”与“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控制、促进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两种手段，他们密切联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着社会的进步。作为一种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惩恶”，而“扬善”则主要应依靠道德的自律来进行，因而在“劝善”方面，法律有着自身先天的缺欠与不足，需要道德来加以支持。同时，法律的创制和运作也必须要以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同样，“德治”也离不开“法治”的支持与配合。道德作为一种规范，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推动的，其软弱与苍白无力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某些严重违反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行为，客观上也必然要求运用法律来加以制裁。在此种意义上，守法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法律所维护的是最基本、也是最低限度的社会道德。 2 、“法治”与“德治”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