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以夷制夷 和局 自强
摘要：
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接手清朝外交。
此时，从国际形势上看，列强用军事外交强行与清廷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一进入国际大家庭，就付出了丧失主权的代价，这就注定了她在新世界里被强食、被宰割的境地。从国内看，清政府经过一场历时14年的内战，国力消耗殆尽，原有的制兵彻底垮掉，新兴的军事力量还在建立，国家积贫积弱。在如此严酷的情势下，腐败的清朝统治者竟毫无警觉，战争的硝烟还没散尽，条约的墨迹还没晒干，就在“同治中兴”的狂喜中做起了太平天国的美梦，说半部《论语》即可退敌，反对任何新生事物。
与他们相反，作为中兴功臣的李鸿章却清醒地、深刻地认识到“欧洲各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北九万里之遥，胥集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在这样的变局面前，中国人无从参照历史，更不能叩问祖先，所以也不能盲目地把列强看成“夷人”，把他们的侵略看成“犯顺”。任何无视现实的强硬作法，都可能带来更加不幸的结局，因此他极不赞同不顾实力的盲目战争。他对两次鸦片战争中的主战人物很不以为然：“既穷今世始末，林、僧二公（林则徐、僧格林沁），逞一时之愤，几毁全局，谋国者可不深长思耶？”在他看来，“百战百胜不若不战而胜，尤为驭外良谟”，即使有实力也不能轻易言战，更何况中国在变局面前面临的是陌生的敌人！
许多评价李鸿章的人都感叹他的负责精神和忍受攻击诽谤的耐力；假如不是这样，他的和局外交思想也许只能停留在理论阶段，而不会有艰苦的实施过程。当时的中国顽固守旧势力极其猖獗，任何违反祖宗成法的举动都要受到攻击，何况李鸿章要和洋人言和，更免不了成为攻击的靶子。可他却以大局为重，把这一切置之度外，明确表示：“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耶？”当有人讥讽他喜谈洋务时，他说“鄙人喜谈洋务，以致冒险负谤，……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喜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在这里，李鸿章不仅具有众睡独醒的超群意识，而且还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使命感。他指责那些不顾实际、空喊战伐的言官，在这个时候“去报仇雪耻，决一死战，则大磺芒硝，一剂立毙”，其结果必然是使国家蒙受更多更大的屈辱。他一再表示，“身握疆符，身忧国计，所不敢出此也。”事实上清末哪一次对外战争不是以弱抗
强，战败赔款让利，又哪一次不是李鸿章这样的人出来收拾残局呢？所以李鸿章说：“鄙人不敢轻言战伐，非为津沽自全计，乃为大局安危计。”从实力上看，李鸿章是中国最有资格言战的人，但他恰恰又是危机感最强的人。评价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决不能忽视他这种勇于负责、敢于任事的精神。这是他不顾众怨，坚持实行和局外交的内在因素，在当时的环境里，并不是每一个有识者都敢把自己放在火山口上，任凭顽固派诽谤攻击的。特别是外交领域，同洋人谈和，更不是一般人所能担当的。因此，我们总结李鸿章的一生，不管他有多少失误，他在历史上的燃烧作用还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和局，对中国而言是制订和承认条约，并严格遵守；争取和局，是在遵守条约的基础上，通过外交手段避免卷入战争。在当时，和局是不平等的，取得和局需要付出代价；人们正是据此认定李鸿章争取和局的思想就是卖国思想的。然而，评价历史人物和事物，必须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进行才是。那时中国处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地，就连不平等的和局也不是现成的，还需要在利害不同的侵略者之间周旋，小心翼翼地利用他们的矛盾，以避免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李鸿章自己对和局的理解是，“明是和局，必阴为备战，庶和可速成而经久”，其备战一层即蕴含了积极争取的意义。事实上，李鸿章几十年的外交，折冲樽俎，历尽艰辛，甚至到了“真堪痛哭”的地步，就足以证明李鸿章为争取和局付出的努力。如果争取和局就是卖国，就是恭手让利于列强，他就不必靠备战来求和局了。另外，李鸿章不断用军事作外交的声援，也说明和局来之不易，如在日本侵台事件和中法战争中，都曾调兵遣将，以武力声势作为谈判时讨价还价的资本。
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和局是有代价的，但战争代价更大，李鸿章选择了和局。和局也不是消极等待就有的，不想被拉下河去，难道不需付出反抗的力量吗？所以我们应当承认李鸿章争取和局不完全是被动的、消极的，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在李鸿章的思想中，和局——自强——御侮是三位一体的，争取和局仅仅是这一思想体系的一个前题。在一般意义上，国与国的关系，和平是永久性的，战争只能是一时的以国力为赌注的冒险。就当时的中国来说经不起连绵的战争。这不仅因为她同西方在物质实力上的差距，还因为她将因此失去学习西方、力求自强的机会。所以李鸿章说：“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若守旧不变，日以消弱，和一国又增一敌矣。”过去都认为李鸿章这里说的“和戎”是对外
投降，“变法”是镇压农民起义。实际上，李鸿章在此说明了“和局”与自强的关系。如果只求和局。不同时变法自强，摆脱弱者的地位，“和一国又增一敌”，还得再付出“和”的代价。相反，假如“中国诚能以其闲暇，选将练兵，通商裕饷，造船简器，内外同心，切实经理，何尝不可争雄于各国？”为此他一再强调“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在他看来，和局与自强紧密相关，如果有安定的社会环境，又切实改除旧弊，学习西法，中国就能反弱为强，就能与各国争雄于世界。能自强，中国就会有明天，不能自强就永远洗涮不了今日的耻辱。为了维护这个大目标，他不惜付出和局的代价。“今以抚恤代兵费，未免稍损国体，渐长寇志，或谓起兵端，无论胜负，沿江沿海縻费奚啻数千万？以此区区收回番地，再留其有余，陆续筹备海防，忍小愤而图远略，抑当事诸公之用心欤！往不可谏，来犹可追，愿我君臣上下，从此卧薪尝胆，力求自强之策！”这里，李鸿章进一步明确了他倡导和局的目的是自强，而且所谓“忍小愤而图远略”，即有退一步进两步的寓意：和局是退了一步，自强御侮则是进了两步。如果我们刻意强调和局付出的代价，必然会忽略他这一思想的积极成份，从而能得出相反的结论。事实上，被强行推入近代的中国，面临的正是能不能跟上时代大潮的选择，而不是一战一役的得失。李鸿章把自强作为中国的出路，刚好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当李鸿章把和局与自强联系在一起时，说明他的外交思想已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李鸿章因为种种原因（包括他自身的局限）没能实现他的外交思想，并以失败结束了他的一生，后人即将卖国、误国的帽子送给了他。可是，不知人们可曾想过：把整个社会的成败担在李鸿章一人肩上，这本身不就可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