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校史研究会简介
武汉大学校史研究会，成立于2004年4月，是一个以学习、研究、传播和普及武大校史校情知识及学校优良文化传统为目的和宗旨的学习型组织。虽然社团自身的历史比较短暂，但校史研究会仍力图立足于学校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我煌煌武大百余年的深厚历史为主要关注对象，全面学习和研究武大校史、校情及校园文化等，并通过各种渠道，不遗余力地向广大同学宣传学校的悠久历史和真实现状，以求激发和增进同学们的爱校感情和学习热情，以更优异的成绩来报答母校。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我们立足于历史文化，我们传播武大校史、弘扬珞珈文化，我们研究历史，我们展望未来。
武汉大学校史资料
（本资料为内部人员整理而得，虽不尽完善，却也费尽心神，如若有不妥之处，尽请原谅）
目录
前言 (3)
人物篇 (4)
王世杰 (4)
王星拱 (6)
周鲠生 (6)
李达 (7)
刘道玉 (10)
闻一多 (10)
建筑篇 (11)
建筑历史 (11)
建筑介绍 (13)
体育馆 (14)
男生寄宿舍 (15)
图书馆 (15)
学生饭厅及俱乐部 (16)
鲲鹏广场 (16)
文、法学院 (16)
理学院 (16)
标本馆 (17)
工学院（行政楼） (17)
半山庐 (17)
十八栋 (18)
校园植物篇 (18)
校园植物 (18)
武大樱花史略 (19)
种植史 (19)
观赏史 (22)
事件篇 (24)
六一惨案 (24)
武汉大学在乐山 (26)
武大院系调整 (27)
百年校史总述 (28)
学校概况 (28)
学校简介 (28)
历史沿革 (29)
校名拾趣 (30)
校训释义 (30)
珞珈山由来 (31)
武汉大学代校歌（征求意见稿） (31)
她的过去，
是一支悠扬的曲子，
动人而深沉。
我遥望，
遥望她的足迹；
渐行渐远，
那是堆积的文字。
有这么一群人，
痴迷于她的背影，
执着于她的真实。
穿行在樱花树下，
诉说着自己的信仰。
——以此献给所有的导游队员做导游，首要的自信，一种对于历史和文化的乐观态度，通过个人的自信展现给每一个游客。作为一个武大的导游更是如此，因为这里有着丰赡而辉煌的历史，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还有那美轮美奂的建筑和旖旎的自然风光。
然而，这自信心的树立并不是空中建楼阁，要以真实作为根底。求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当然很不容易，但我们还是要努力去接近真实。一个好的导游，首先是一个对历史和文化真实的追求者，然后才考虑如何运用技巧的问题。
校史研究会是一个这样的社团，每个人都怀着对武大的热爱而执着于历史的真实，然后迫切地把这种情绪推及到所有武大人身上。这是一种好事。我们不断说，要弘扬珞珈精神，重拾历史传统，并不是说说而已，我们默默地去实践，通过对历史细节的掘索，加深对武大的了解。唯有此，我们方能对自己进行历史和文化的定位，勇于承担历史的使命和对社会的责任。
先让我们自己感动自己吧！自信地让游人展现一个真实的武大，用真诚去打动他们，让他们感动于武大学子对这片土地执着的热情和关爱。
文/李海英
王世杰
王世杰（1891—1981），字雪艇，男，1891年生于崇阳县
白霓桥回头岭。他是民国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法学家。王世杰
早年就读北洋大学（现为天津大学），后获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
硕士学位和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历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教育部长，外交部长，总统府秘书长等
要职，是蒋介石的高级幕僚。1981年4月21日在台湾病逝。
王世杰自小聪慧，四岁入家塾读书,于诸生中年龄最小，学
业最优，深得业师周芷熙赞许。王世杰12岁时，业师力荐其父
送他至武昌念书。
在武昌，适鄂督张之洞提倡新学，在武昌城内创办现代式
高等小学五所，分东、南、西、北、中五路，招收民间十四岁
左右的秀良子弟为生。王世杰应试时，因年龄小、个子矮，一
名姓骆的主考官在接收还是不接收的问题上拿不定主意，当即
报告张之洞。张之洞摸了摸王世杰的礼帽，问：“叫什么名字？住什么地方？”王世杰挺起胸膛：“本人王世杰，家住崇阳县白霓回头岭”。
“这么小，为什么要来武昌读书？”
“为人杰，为尧舜。”
张之洞一惊，批准王世杰报名考试，结果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武昌南路小学。
1929年2月，南京政府急需人才，决定在原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组建一所全国一流水平的综合性大学，任命王为国立武大校长。现在武大的校址就是王世杰和李四光圈定的。
王世杰任武大校长，不仅开明办学，治校有方，全国各地名流纷纷报名应聘其麾下。而且章法有度，纪律严明，即使是日寇侵占我东三省，武大爱国学生赴南京请愿要求抗日时虽言辞恳切，态度坚决，但秩序井然，纪律严明，受到了蒋介石的特别勉励和好评，并电告武大。可以说，这是蒋介石赏识王世杰的开始。
1931年和1932年间，蒋介石调集军队，对鄂、豫、皖红军发动第三、四次围剿。蒋介石坐镇武昌、南昌指挥，每周邀请王博士为他讲学一天。蒋、王交往不久，蒋介石即为王世杰广博的知识和精辟的时政见解所动，遂吸收王世杰为自己的咨询智囊。1931年5月，指名王出席国民大会代表。王世杰开始出入宫邸内外，为蒋介石服务。他的不少政见，被蒋介石重视和接受，受蒋赏识，为日后王世杰在仕途上飞黄腾达打下了基础。
1933年4月，王世杰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此后，王世杰便步入他人生最辉煌的时期。1937年8月11日，国民党委员会决定设置国防最高会议，蒋介石任主席，汪精卫为副主席，王世杰为该会成员之一。
王世杰曾两度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担任首任秘书长。他数年置身于最高决策圈，身兼数职。他以渊博的知识和内治外交方面的卓越才能，翔赞中枢，运筹帷幄，深为最高当局所倚重。蒋介石曾赞扬他：才华出众，功劳赫赫。在蒋介石和宋美龄到埃及开罗参加美、中、苏最高领导人会议时，出于工作和感情的需要，蒋介石指派王世杰以外交官员的身份陪同。
王世杰一生身为国民党要员，既效忠国民党，又与共产党关系甚密。他一生所发表的所有文章，从未使用过“共匪”字样。早在1943年，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规定大
小官员都要写一篇“读后感”，当时，王世杰安排一位参事代写，因文章中有不少诽谤共产党的语句，王世杰看后，态度十分坚决地予以否定。并自己亲书“君子不念旧恶”六个字交给了蒋介石。
王世杰一生生活俭朴，不搞特殊，不以权谋私，对家乡故土怀有深情。
听王氏亲人相告，王世杰的次女秋华在美国留学时，与一美国人相恋，准备结婚。王世杰很为反感，当即写信，寄往美国：“国人之巨，难道就没有你一个相爱的？”女知父意，不敢违命，便与美国人终止恋爱。至今一直独守贞操。
王世杰与武汉大学
王世杰一生涉猎政治、教育、文化、艺术和法学多种学科，历任民国的大学校长、教育部长、宣传部长、外交部长，台湾“总统府”秘书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但他留下遗嘱，死后墓碑上只镌刻“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
1928年7月，国民政府大学院正式决定筹建国立武汉大学。
1929年1月5日，武汉大学隆重补行开学典礼，王世杰时为国民政府首届立法委员，代表教育部莅临祝贺。他在祝词中说，要办好武汉大学，使其能够真正履行传播知识、提高深邃学术的使命，必须要做到四点：经费独立、完成新校舍的建筑、教授治校和选择教授并提高其待遇。
是年5月，王世杰正式出任武汉大学校长。此前他在教育部，说关于武大“经深思熟虑后，认为不办则已，要办就当办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他认为“武汉市处九省之中央，相当于美国的芝加哥大都市。应当办一所有六个学院——文、法、理、工、农、医，规模宏大的大学。”“十年以后，学生数目可达万人。”上任之初，他即表示：“留校一天，当努力尽自己的力量，决不敷衍于苟且，空占其位置。”在全校师生欢迎他的大会上，他提出创造新武大的5个条件，即：“巨大的校舍”、“良好的设备”、“经费独立”、“良好教授”和“严整纪律”。
在上述5个条件中，王世杰把“巨大的校舍”作为首要条件。走马上任之后，他便积极奔走于珞珈山新校址的圈定和新校舍的建设中。
新校址圈定了，由于地方政府不积极合作，加之一些“群众”的刁难，王世杰伤透了脑筋。兴建新校舍要修路，必须动迁一些坟墓。当时民间迷信风水，坟主们联合起来向政府请愿，要求制止武大迁坟修路。负责武大迁坟的叶雅各教授曾留学美国，年轻气盛，认为这是迷信，率数十名工人一夜之间将有碍修路的坟全部挖掉。坟主“愤而上诉，事情闹到中央去了”。所幸王世杰上下求索，多方奔走，才逐渐将此事平息。孰料，兴建校舍时要迁武昌豪绅家的坟冢。豪绅们依人仗势向教育部、湖北省政府捏词呈诉，并寄发大批恐吓信给王世杰，更有甚者当面恐吓王世杰:“如果强迫迁坟，我们就不保证你王世杰的人身安全。”声言“王世杰如果挖我们的祖坟，我们也要去崇阳挖他的祖坟。”面对各方压力，王世杰以惊人的胆魄据理力争，一面不妥协、不退让，一面又多方沟通、求援，直至请行政院长谭延下训令令饬湖北省政府，才把这豪强坟主们掀起的反迁坟事端平息。迫于无奈，王世杰被旧军阀石星川敲诈去5000元。
迁坟风波平息，王世杰又为建校舍经费不足犯愁。他不得不亲赴上海找宋子文。迟到的宋子文以一句话打发：“一个钱没有。”王世杰再度进京，求见行政院长谭延，好歹“才算是解决经费上二分之一的难题”……
经过两年的努力，美轮美奂的武汉大学在风景如画的珞珈山旁、碧波荡漾的东湖边屹立了起来。
1933年，王世杰升任教育部长，武大校长由王星拱接任。他在离别讲话中说：“无论现在或将来，无论兄弟在校或不在校，对于四五年来我们百余名教职员与数万名同学共同扶植
与共同爱护的这个大学，必须继续努力。本校今后的一切发展，兄弟闻之固然要引以为愉快；本校今后如果遇到有任何艰难困苦，兄弟必不视为在校同人义当独任的艰难困苦，而是离校者与在校同人当共同背负的艰难困苦。”
武大校史中对王世杰有中肯的评价：“王世杰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期间，致力于珞珈山新校舍的建设，制定了发展蓝图，四处筹集经费，严格遴选教授，要求师生有严明的纪律，养成良好的学风，支持师生的抗日爱国运动，注重发展科学研究，提出大学‘总理纪念周’要增加学术演讲。”
武汉大学也不忘老校长王世杰，在美丽的校园内为他立了一方纪念碑。
创建武大，发展武大，王世杰殚精竭虑，励精图治。他本人认为，武大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笔。以至他在台岛临终的遗嘱中对子女说：“以后为我立碑时，去掉所有头衔，只须刻上‘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由此可见，王世杰对先前的从政生涯早以厌倦，而对亲手创建的国立武汉大学却始终倾注着无限的深情和厚意。
王星拱
王星拱(1887--1949) 著名教育家、化学家、哲学家。字抚五，安徽怀宁县高河埠王家大屋（今高河镇凌桥村）人。早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科学技
术学院。在英国留学期间，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进步运动，
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欧洲支部。1916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回国
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科学
知识，反对宗教迷信。1925年"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主张"科学万
能"。1929年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后又与王世杰、李四光等一起
负责筹建国立武汉大学，任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首任系主任。1933
年5月出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后因得罪战时教育部长陈立夫，
于1945年调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1949年10月8日，病逝于上
海永川医院，被上海市长陈毅誉为“一代完人”。遗体后被运回，
与其妻叶玉芝的遗体合葬于故里。
王星拱主政国立武汉大学12年，为国立武汉大学招揽贤才、发展学术做出重要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星拱率校西迁四川乐山，曾拒绝国民党在校内建立区分部，并保护进步学生，支持学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47年中山大学不少学生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反蒋游行示威中被捕，他多次向广州军政当局据理力争，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进步学生，遭拒绝后，王星拱愤然离校，以示抗议，并在香港公开发表反蒋、反独裁、反内战讲话。随之，返回故乡安庆。
周鲠生
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外交部顾问，著名法学家，中国第一部宪法起草的四位顾问之一。周鲠生又名周览，湖南长沙人，1889年3月6日出身于一个贫寒的教书先生家庭。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并加入中国同盟会。1913年与好友杨端六等在汉口创办《民国日报》，并任编辑，抨击军阀专横，反对袁世凯独裁,因而报馆被查封，编辑人员被通缉。他潜往上海,改名周鲠生。得黄兴协助。同年7月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继续攻读，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及金质奖章，后又去法国巴黎大学深造，获法学博士学位。曾参与巴黎的中国工人和学生阻止中国代表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爱国活动。
1928年积极参与国立武汉大学的筹建。1929年9月任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兼政治系和法律系主任、法科所所长。同年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1936年7月任教务长。1939年赴美从事讲学、研究活动并任旧金山国际联盟组织中国团顾问。
1945年夏再度回国，担任武汉大学校长（1945年7月--1949
年8月）、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委员、中央研究院院士、行
宪国民大会代表。担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广揽贤才。抗
战胜利后克服重重困难，学校由四川乐山复员武昌珞珈山，恢
复农学院，增设医学院，使武大成为拥有文、法、理、工、农、
医的著名综合大学。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周鲠生离
开乐山到珞珈山敦促修复校舍以及到南京筹款。1948年8月，
武大18名学生被国民党特刑庭传讯，周大力支持中共地下组
织领导的营救活动，并亲自出面营救。武汉解放前夕，坚决
抵制白崇禧将武大迁往桂林的企图，率领师生保产护校。1949
年初,何应钦赴武汉请他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他当面谢绝。
武汉解放前夕,他团结全校师生,粉碎了自崇禧勒令迁校的阴谋,
号召全校员工团结联防、互助应变、共渡难关。
1930年他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抗战时间，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周鲠生被聘为教务长。1939年9月，周鲠生赴美国讲学并担任出席太平洋学会年会的中国代表和联合国组织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
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因病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呈请辞职。1945年7月,教育部批准并任命周鲠生接任校长。1945年周鲠生回国，8月8日到校宣誓就职。
在周鲠生担任校长期间，武汉大学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除原有的文、法、理、工4个学院外，又恢复了农学院，增设了医学院，使武汉大学成为一所包括6个学院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
1947年6月1日，武汉大学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国民党军警持枪杀害学生3人，打伤多人，还捕走了进步教授和学生。当时，周鲠生正在南京，闻讯后立即飞回武汉。他看到惨死的学生，悲痛欲绝。悲愤地说：“我决心全力争取惨案的合理解决，被捕师生立即释放！”由于全校师生的斗争和他的奔走呼号，迫使国民党当局撤销了武汉警备司令彭善的职务，释放了被捕的师生，从优抚恤了死难之烈士的亲属，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武汉临近解放时，白崇禧曾命令武汉大学迁校桂林。周鲠生当面予以拒绝。1949年4月，他在学校团结应变迎解放的座谈会上公开表态：“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迁校！”周鲠生还对学校的安全和师生的生活作了妥善安排。周鲠生在学校紧要时刻，临危不乱，态度明朗坚定，稳定了全校人心，最后，把武汉大学完好无损地交给了人民，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这个功绩，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正如此，他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敬重。解放以后，他继续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奉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顾问。此后又兼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并历任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1年4月20日周鲠生北京逝世。2005年11月29日，周鲠生塑像在武汉大学新法学院大楼落成。
李达
1890年10月生，湖南永州人。1919年五四运动后，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与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主编《共产党》月刊，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２月起任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代书记。1921年７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1922年７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同年11月应毛泽东邀请到
长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并主编自修大学机关刊物《新时代》。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险恶环境中，他坚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阵
地，成为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37年５月在上海
出版《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
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此书。建
国后，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和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为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毛泽东
曾当面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1966年８月在武汉逝世。
《社会学大纲》——中国第一本马列主义的教科书
早在30年代就有人指出:“中国研究马克思及辩证唯物论,
要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为最早,最有贡献。至于今日,一死,
一囚;所以只有李达了。在今日介绍成绩最佳,影响最大,当然是
李氏。”
1937年4月,笔耕堂书店出版了李达的重要著作《社会学大纲》。这本书是作者献给党和党所领导的抗日军民和其他爱国志士的礼物。该书的主要内容是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经济学也有相当份量的论述,其中对国家公共权力、国家机关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社会主义社会民主等问题的研究,是我党最早的行政管理学的萌芽。李达提出的无产阶级国家必须坚持共产党的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机构的组织形态和活动方法要适应无产阶级专政任务转向经济建设的需要进行改变等观点,至今仍放射出真理的光芒。这部42万字的书是当时第一次以教科书形式公开出版的一部马列主义巨著。
公开质疑“教育革命”
63岁的李达来武汉大学主持校政，人们对这位久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表示欢迎。他态度诚恳，礼贤下士，被尊称为老校长。李达1953年做武大校长到1966年去世，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界和知识分子中正在发动一连串批判和斗争，政治运动层出不穷，教育界也风云变幻。
大跃进时期，“左”倾思想泛滥，大兴教育革命成了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但李达认为哲学系的师生长时期劳动，讨论“花生地里出哲学”实在是莫名其妙。他一再催促学生返校上课，说：“都搞劳动，大学还成其为什么大学？”但是，武汉大学的经验却被推广到各大专院校，毛泽东视察武大时也肯定其“教育革命”的成绩。李达却开始痛苦地反思，对武大“教育革命”由沉默、抵制到公开反对。
1961年，李达终于找到机会发言。会议上，他指斥这一时期武大教育的失败。于是，一些“左”派被调离武大。
但是，李达在整风运动中措辞激烈的讲话，也得罪了许多“教育革命”积极分子，埋下了后来在“文革”中被整的祸根。
向毛主席求救
1965年1月，李达当选为全国三届人大常委。中组部已通知他留京专任全国人大常委，不再担任武汉大学校长，还给他在京找了房子将书籍、衣物搬去，但李达因急于向其助手交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历史唯物论大纲》的编撰工作，便于1966年1月22日回武大暂住。
可是，李达哪里想到，大祸就要降临。他赶回武大其实是“自投罗网”。
到了4月份，氛围越来越不对劲，李达担心又有政治运动来临，决定全家离汉去京，却得不到允许。接着李达发现自己已被软禁起来。
其时，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在北京受到批判后，武大紧跟步伐，宣布打倒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三家村”。
李达经受来自家乡湖南零陵“贫下中农代表团”和哲学系部分师生的批斗后，心里愈加愤怒。对生活秘书刘长森说：“我是叛徒，叛的是陈独秀的党，不是毛泽东的党！”此后便很少说话。
据李达之妻石曼华回忆，7月16日，毛泽东畅游长江，消息传遍武汉三镇。李达不由产生一线希望。他终于写了一封送呈毛主席的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七月十九日。”他要石曼华送到毛泽东住处东湖客舍。
石曼华无奈，“我不能送，我出门都有人跟着。”思考再三，李达要秘书刘长森马上送出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但刘长森一出门就交给武大工作队了。工作队拆开信件看完，因是写给毛主席的信，也不敢扣押。他们商量对策，直到7月29日，工作队才将李达这封给毛泽东的“救命信”改换信封，以机要档交邮局寄“中共中央毛主席收”。
其实，毛泽东已于7月18日晨离汉回京。就在头天晚上，当时的湖北省委在东湖召开常委会，一举通过《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
直到8月10日，毛泽东才看到一张条子：“李达要求主席救他一命。”
毛泽东看到的只是一张条子，并不是李达的原信，对于李达的求救，他当即用特制的粗红铅笔作批：“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同日，陶铸也在这张条子上作批：“即送任重同志”。
历史的荒诞是，这年夏天，王任重也受到部分群众组织的冲击，从此自己身系冤狱近8年。
后来李达的惨死说明，无论是毛泽东对李达“救命”信的批示，还是对王任重的当面指示，都没有传达下去，武大的师生也无从知道。
据说，王任重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日，终于说到他这一生有两个人对不住：一个是李达，一个是张体学。
请求当俘虏对待
进入7月中旬，酷热难当，批斗也达到高潮。每天，高音喇叭架在李达居所的上方，批斗广播从不间断；住所外被一批一批涌来的群众包围高叫“打倒李达”，还有曾受过李达批评的邻居老师，直接跑进书房来，指着李达的鼻子骂娘。
76岁的李达常感“头顶发麻”，心力衰竭。胃溃疡复发，糖尿4+，血压已升到236/114，但他仍被强迫参加大小批斗会，最后是在家听批斗广播。由于他已是被公开点名批斗的“敌人”，校卫生科也停止对他的公费医疗，连糖尿病需经常服用的药也停止供应。
李达自知年事已高，现在又病处垂危，但他仍在顽强地坚持生存，不想就这样戴着一大摞黑帽子死去。他尤其寄希望于和他有几十年友谊的毛泽东。他曾对石曼华说：如果病好，就一起离开武汉大学，到北京见毛主席，向他告状。他最后一次向工作队请求去医院治疗，仍未被准许。他悲愤交加，说：“印度战俘有病，也会给他治好病送回，现在就算把我当敌人，就算是你们的一个俘虏，也应当让我治病。”
他的住院请求被拒绝后，自知不久人世。他嘱咐石曼华，如他死去，转告陶德麟（李达学术助手）同志，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编出来，上卷改好，帮他完成毛主席交付的任务。
8月22日早上，李达已奄奄一息，工作队才叫刘长森等人送他去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但不允许夫人石曼华陪同。于是，李达以“李三”的侮辱性名字（“李达”“三家村”之意）住进普通病房。在医院三天，李达粒饭未尝，石曼华托人捎带些牛奶，也不被允许。
8月24日，李达在无一亲人陪伴的情况下含冤死去。25日，遗体被火化。
之后，工作队抄了李达的家，将李达的书籍、手稿、衣物洗劫而去。母女二人被逐出寓所，开始边挨批斗边拉板车的生活，石曼华劳动改造六年半。李达死后30年，根据中组部的指示，骨灰才从湖北九峰山公墓移置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刘道玉
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至1988年年起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他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等，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其改革举措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受到教育部、湖北省和武汉大学三方保守势力的阻挠,1988年3月6日,刘道玉被国家教委干部局负责人奉命宣布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
在教育学研究方面，他从事创造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先后出版了《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创造教育概论——知识·智力·创造力》、《创业与人生设计》、《创造思维方法大纲》、创造《教育新论》等10多部著作并在报刊上发表了150多篇文章。1985年获法国总统密特朗最高荣誉勋章，1987年获日本东洋哲学学术研究奖章，1993年获英国剑桥名人中心二十世纪勋章。
闻一多
闻一多与武汉大学有很深厚的渊源关系。他是湖北人，又是国立武汉大学创办时期的首任文学院长，是著名的教授学者。可以说，武汉大学是他日后专门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肇始地。
闻一多生于1899年11月24日，祖籍湖北浠水下巴河镇陈家大岭。名亦多，字友山，号友山，家族排行叫家骅。到北京清华学校上学后，改名多。后经同学潘光旦建议加“一”字，所以后来名为闻一多。
闻一多到武汉大学是应刘树杞邀请而来。刘树杞是湖北蒲圻人，著名化学家，时任湖北省教育厅长。1928年7月，国民政府大学院决定筹建国立武汉大学，委任他为筹备委员会主任。8月26日，又委任他为国立武汉大学代理校长。刘树杞很希望有一批知名教授学者来武大工作，于是想到湖北同乡闻一多。他亲自到南京去请闻一多，动员他到武大服务乡梓，并请他出任文学院院长。
闻一多到武汉大学工作的时间是1928年8月，据民国十八年度（1929年）《国立武汉大学一览》记载：“十八年二月（1929年2月），国民政府任命王世杰氏为国立武汉大学校长”，五月二十一日，王校长由南京来武汉大学上任。“十八年秋（1929年秋），将原有之社会科学、文学、理工三学院改为法、文、理、工四学院。聘皮宗石教授为法学院院长，闻一多教授为文学院院长、王星拱教授为理学院院长、石瑛氏为工学院院长。”闻一多到校时间注明是“十七年八月”（1928年）。也就是说，在1929年7月国民政府大学院决定筹建国立武汉大学时，闻一多已到武大工作。当时的校址在武昌城内东厂口（现湖北教育学院内），他住在武昌黄土上坡三十一号锦园。闻一多参与了国立武汉大学的筹建、规划以及珞珈山新校址的选定。就是他提出将新校址的罗家山（又名落驾山）改名为珞珈山，充分体现了他的诗人气质和高超智慧。使“珞珈”二字充满灵气，至今仍闻名海内外。他又为武汉大学设计和书写了小篆体“武大”二字的校徽，使过去武大的学生以佩戴它而倍感自豪。
建筑篇
建筑历史
武汉大学早期建筑是中国近代大学建筑的佳作和典范，由于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它与清华大学早期建筑和北京大学未名湖燕园建筑一起作为首批中国大学校园内历史建筑群现址，于2001年6月25日被中国国务院正式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大早期建筑总面积在入选的三所高校建筑群中居于首位。
1928年8月6日，国民政府大学院聘任李四光、王星拱、张难先、石瑛、叶雅各、麦焕章为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委员长李四光是地质学家、秘书叶雅各是林学家，对武昌郊外的地理环境比较熟悉。叶雅各认为“武昌东湖一带是最适宜的大学校址，其天然风景不唯国内各校舍所无，即国外大学亦所罕有”。经全体委员实地考察后，1928年11月确定以武昌城外风景秀丽的东湖之滨，远离闹市的罗家山（又名落驾山）、狮子山一带为新校址。依据了国外著名大学校园的理想模式，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疏远相地选址理念。李四光和叶雅各推荐开尔斯（F.H.Kales）担任新校舍建筑工程师，并赴上海邀请来开尔斯。开尔斯实地考察后，认为这一带山丘坡缓且水源充足，山石、泉水、湖水均可利用，各项建筑依山而建可节省地基及石料，遂赞同以罗家山为校址。后闻一多将其改名为“珞珈山”。
1929年3月，由于珞珈山及其附近都是荒山田野和羊肠小径。经学校函请湖北省建设厅，开始修筑连接街道口的专用公路，但因修路迁坟触犯了一些坟主的孝亲观念，他们便联合起来向湖北省政府请愿，要求其出面制止。于是，省政府以武大新校舍占用民地过多为由，要武大停止建设，另寻新校址。同月，代理校长刘树杞因事务繁忙而辞职。于是教育部任命王世杰为武大首任校长。5月上任伊始，他便致力于珞珈山新校址的圈定、勘测、规划以及新校舍的建设工作。与叶雅各先生一道，率数十名民工于一夜之间将所有挡路坟墓全部挖掉，造成了不可变更的既成事实。坟主们虽将此事闹到了中央，但也于事无补，这段宽10米、全长1.5公里的公路最终还是按照原定路线完成，于1930年2月通车，命名为大学路。他还特邀省府有关人员亲赴珞珈山现场考察，一致认为此地风景优美，有山有水，在此建校，启发文化，对武汉居民特别有利。
学校用七块银元一亩水田、五块银元一亩山地的价格买下校舍用地。罗姓山主开始不愿舍弃自己的“风水宝地”，时任省政府建设厅厅长的石瑛亲自上门说服动员。当时山上葬有很多祖坟需要迁移，百余名坟主以新校舍破坏风水为由而阻碍新校址的圈定和校舍建设，甚至要纠集乡民跑到王世杰老家挖其祖坟，省教育厅厅长甚至唆使人在工地闹事。王放出一句话：“祖坟你尽可以挖，珞珈校舍一定要建。”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曾昭安按王世杰的示意，组织教授会向教育部力争“像珞珈山这样的好地方，应该建校，无论哪个总统、主席也阻止不了”，结果获准。石瑛也积极支持王世杰，以“建校乃千年大计，不要迷信风水”严厉地驳复了反对迁坟者。
1929年10月，建筑设备委员会正式聘开尔斯为新校舍建筑工程师，同时通过总设计图，此外还聘有阿伯拉罕?列文斯比尔（A.Leverspiel）和石格斯（R.Sachse）为助手。另聘开尔斯在哈佛大学的同窗好友缪恩钊为新校舍监造工程师、工程处负责人，负责施工技术监督及部分结构、水暖设计。在他严格认真的技术监督下，保证了这些工程的施工质量，主体结构至今仍坚固如初。工程分别由汉协盛、袁瑞泰、永茂隆等营造厂及上海六合公司承建。1930年3月新校舍工程开工。汉协盛营造厂老板沈祝三坚信“质量就是根本”，要求武大工程均着眼于保固期百年以上，进料选优质材料，处处严格检验把关，即使在他遭到双目失明的沉重打击后，仍坚持主张双方均派工程师及监工随时监督检查质量。施工中一旦发现问题，则
不惜代价，返工重来。
?一期工程（1930年3月-1932年1月）：文学院、理学院、男生寄宿舍、学生饭厅及俱乐部、教工第一、二住宅区、运动场、国立武汉大学牌楼等共13项；
?二期工程（1932年2月-1937年7月）：图书馆、体育馆、华中水工实验所、珞珈山水塔、实习工厂、电厂、部分生活用房、法学院、理学院（扩建）、工学院、农学院（未竣工）等共17项；
?未完成工程：医学院、大礼堂、总办公厅因经费不到位未建。
1938年3、4月间，武汉被日寇三面包围，武大被迫西迁至四川乐山，珞珈山校园便成为国民政府领导全国抗战的军事指挥中枢，直至武汉沦陷。珞珈山凿有既深且大的防空洞，高射炮阵地环列在四周。每次日机的航路都要经过珞珈山上空却从未进行过轰炸。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国立武汉大学体育馆和图书馆召开（开幕典礼在重庆举行），会上制定了著名的《抗战建国纲领》，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称蒋介石为“总裁”即从这时开始）、汪精卫为副总裁，确立领袖制度。蒋介石、周恩来和郭沫若都居住在武大，领导军民抗日，会见外国友人，向全世界传达中华民族的抗战决心。蒋介石还在珞珈山设立了高级军官训练团，并亲任团长，检阅军官，不顾个人安危，在珞珈山上亲自观看中国空军英勇抗击日寇的激烈空战。1938年8月2日，由周恩来牵头，召集国共两党主要领导在学生食堂成立了“第九战区总动员委员会”，负责组织武汉全民有组织有计划的大撤退，为抗战保存了许多有生力量，粉碎了日寇“3个月消灭中国”的妄想。
如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揣测的，珞珈山之所以未遭轰炸，是因为日军“想完整地保留下来让自己来享福”。1938年10月26日，武昌弃守，日军果然将珞珈山校园辟为其中原司令部，“本亲善之旨”“以资保全原貌”。司令部驻扎在图书馆里，并在图书馆楼顶四角修了四个了望塔。理学院中还修有关押抗日人士的地牢。学生饭厅及俱乐部成为野战医院和军官俱乐部，男生寄宿舍成为住院部。文、理、工学院由大批文职人员使用，十八栋则由高级官员居住。附中成为车辆调度场，原邮局附近则成为一片马厩。未建的大礼堂后面（现人文馆后的小苗圃）成为军马场，日军为喂养军马而从日本引种水花草。为了缓解住在这里休养的大批日本伤兵的思乡之情，同时亦有炫耀武功和长期占领之意，日军于1939年从日本引来樱花树苗在武大校园栽植。抗战期间，珞珈山校舍虽整体保存了下来，但其内部还是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抗战结束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
院系调整时期
1952年，李达出任武大校长，学校专门修建了一个小园子，即李达故居。1954年12
月，武汉大学水利学院分出成立武汉水利学院，农学院大楼也随之分出作为办公楼。1950年代后期，在大礼堂原址的两侧兴建了物理大楼和生物大楼。桂园和梅园的一些具有民族传统风格的宿舍楼也是这一时期修建的。
文革时期
这一时期，早期建筑上都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口号，如图书馆上立有“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作为行政楼使用的工学院主楼上立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八个大字。在老斋舍、文法学院楼外墙上刷有“三忠于四无限”等标语，老斋舍各出入口两侧则刷有毛泽东诗词作为对联，甚至在一处墙上还用墨笔写有“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这些特定意识形态下的产物，至今仍依稀可见。位于理学院和生物大楼之间的生物标本楼也在这一时期建成，但却破坏了早期建筑的协调性。
建筑现状
武汉市人民政府于1993年公布武汉大学早期建筑为武汉市保留的历史优秀建筑。校园充分利用其自身优越的地理条件及悠久的历史文化，使人工造景与天然景观有机结合，人文景点与自然景致相得益彰。武汉市在2000年7月划定了武汉大学早期建筑的保护范围为建筑物周围20米至48米，建设控制地带为武汉大学珞珈山主校区。近年来，学校成立了专门的保护委员会，制定了保护措施和维修方案，坚持适用于保护并举和修旧如旧、保持原貌的原则。但实际上，武汉大学校园内新建的部分建筑与校园内的早期建筑之间以及其内部不同的建筑之间没有很好的保持协调一致的风格。早期建筑的修复和保护未能真正按照“修旧如旧”原则，部分建筑的局部被风蚀或由于人为原因毁坏严重，需要良好的维护和修缮。比如理学院的修复不仅没有达到修旧如旧的效果，反而弄巧成拙。还有长在屋顶上的树木，时刻危胁着文物的寿命。再如维修樱园四舍时，只是敲去不牢固的墙皮，然后敷上一层新石灰，极不协调。
建筑介绍
国立武汉大学设计图纸开尔斯的设计按照建筑设备委员会“实用、坚固、经济、美观、中国民族传统式外形”的要求，贯穿中国传统建筑“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思想，采用“远取其势，近取其质”的手法，对环境的深刻理解，对地形的巧妙利用。采中西建筑形式之长，集古典与现代建筑之美，开当时建筑风格之先。根据珞珈山的地形地貌和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使校园总体规划具有鲜明的特色。校园建筑物依照各自的功能，采用散点，放射状的布局，又遵循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学原则，因山就势，建筑组群变化有序，整个校园在自由的格局中又有严整的片断，构成了丰富多样的群体。这些建筑群相互构成对位对景，面面相观，最大限度地扩大了环境空间层次。欣赏珞珈山校园建筑，不是在“可望”，而是在“可游”，步移景异，韵味无穷。当时大量西方建筑界都还处在探索阶段之中新结构、新材料、新技术，被成功地运用在武大早期建筑的设计施工上，并且深刻影响到中国后来的建筑，在中国建筑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校园中心区由2条南北轴线和2条东西轴线相交汇形成两大组建筑群，总体规划因山就势，利用东、南、北三面环山，西侧为低洼地的区域规划校园中心区，低洼地作运动场，看台依坡而筑。
国立武汉大学牌楼
现在武大正门处的这座新牌楼，是在1993年百年校庆前夕仿照老牌楼，由武大海内外校友集资建造的。四根八棱圆柱（四柱八方），表示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莘莘学子；柱头上的云纹，表示高等学府的深邃和高尚。上覆琉璃瓦之颜色为孔雀蓝，仅次于皇家的金黄色。
另外，位于南湖校区的武汉大学东湖分校，校门口亦为仿制的国立武汉大学牌楼。
现存的老牌楼原位于街道口大学路起点一侧的象征学校大门的老牌楼，历史上曾两次
修建。第一次是四柱琉璃飞檐木结构，结构古朴、描金彩绘、漆彩画甚是别致，目前尚未见到有确切记载的建造年代（可能是1931年）。而从武大历届毕业纪念册上的照片分析，木牌楼应该在1934年6月前竣工。可惜次年毁于龙卷风。因此难以弄清牌楼上的字系谁人所书（可能是王世杰）。
第二次修建时间据历史照片分析，估计建于1937年夏，牌楼是钢筋混凝土结构，采取四柱三间冲天式。前面的“国立武汉大学”六字尚不能确认由谁所书（可能是数学系教授萧君绛），后面的“文法理工农医”六字则由中文系教授刘赜（刘博平）书写，表示武大办学的理想规模。刘先生书法自成一家，郭沫若曾称赞他的书法是“珍品”。文革期间，“国立武汉大学”六字被“武汉大学”四字所取代。这四字取自1951年5月，毛泽东回给武汉大学农学院学生陈文新的私信信封上（现在武大校名以及当成校徽使用的百年校庆标志上的字体均为“陈毛体”新书体）。到1983年校庆之际，又代之以书法家曹立庵所写的“国立武汉大学”六字。目前仍位于街道口，但已经破败不堪。
六一纪念亭
为纪念六一惨案死难烈士而建于1947年11月。六角飞檐，碧瓦熠熠，六根朱红圆柱支撑，都蕴含六月之意，亭四周植有冬青和绿草。亭高约7米，上部攒尖顶为木质结构，下部红圆柱用水泥注成。亭中立有一块石制纪念碑，碑身高1.46米，宽约0.58米。（六一惨案会在后面详细介绍）
体育馆
又名宋卿体育馆。1936年7月竣工，馆长约35.05米，宽约21.34米。黎元洪（字宋卿）病逝于天津后，原想迁葬于珞珈山南麓（当年的珞珈山尚无茂林，天气晴好时，放眼望去，可以在山体上清晰地看见九条龙脊，被誉为九龙戏珠的风水宝地），校方没有答应。后由黎元洪的两个儿子黎绍基和黎绍业将黎元洪筹建江汉大学的基金十万大洋（中兴煤矿股票）转捐给武大而建造的。体育馆四周绕有回廊，采用钢筋混凝土梁、柱，屋顶采用跨度三十多米的三铰拱承重，这是当时西方非常先进的建筑工艺，正面看台又有中式的重檐——三檐滴水，馆里还做了只有宫廷或者高规格庙宇才采用的斗拱。里面有看台，外有观景台，开尔斯原本想要在馆前建一个游泳池，未被采用。同时拟在馆内建辛亥革命首义纪念馆，由于抗战爆发而未果。屋顶覆绿色琉璃瓦，利用密檐高差采光通风，侧墙框架结构，山墙取巴洛克式，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建筑。1947年，武大六一惨案追悼地在这里举行。
男生寄宿舍
宿舍、食堂、图书馆及文、法学院全景又名老斋舍，是一座仿布达拉宫琉璃瓦建筑。
1931年9月竣工。当时的造价55万元。宿舍依狮
子山南坡顺山势而建，具有良好的日照条件。建
筑主体以花岗岩的灰色为主色调，显得朴素大方，
厚重沉稳。入口处平面修建多层阶梯，外形统一，
气势宏伟，为了突出其导向性，又在此基础上，
将拱门上部垫起一层，作成顶部单檐歇山式亭楼。
中间的城楼与图书馆位于一条轴线上。斋舍分为
四个单元，共设十六个出入口，四栋宿舍一字排
开，加上三个圆形拱门配以门楼，各层宿舍分别
以千字文中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
辰宿列张”（其中，“辰”字误作“晨”字）命名。单个房间尺寸为3.3米宽、4.5米长，使用面积为13平方米，内有壁柜，共有300多间房。建筑平面采用不同层次的依山组合，巧妙地顺应了自然地势的变化，同时借助山势构成气势磅礴的立面效果。在不同标高处，沿等高线建成不同层次的房屋，各排房屋底层地面在不同高度上，而屋面则在同一平面上，形成“天平地不平”的格局，有曲径通幽之感。钢筋混凝土平屋顶与图书馆前区连成一片，形成一大广场。两单元宿舍依山设有95级阶梯（原为108级，但底层已被提升的路基淹没）作为自校前路上图书馆的径道，又是宿舍的主要楼梯。“民国19年落成碑”传为燕树棠书。
图书馆
图书馆大厅位于狮子山顶的皇冠形
仿故宫建筑，也是珞珈山麓最高的建筑，
武大的精神象征。图书馆工程施工中，由
于墙体砌砖方法不对，承重力达不到设计
要求，缪恩钊要求施工方采取补强措施，
在大阅览室四角增加四对钢筋混凝土柱
子才达到承重要求，这一补强措施使施工
单位增加造价2万元。又因为施工方将屋
角做成了南方式的上挑形而非北方式的
平缓形而被要求返工重建。1935年8月
竣工。外部装饰极具中国传统特色，顶部塔楼是个八角垂檐、单檐双歇山式。上立七环宝鼎，兼有排气之功用。屋顶上有采暖烟囱，南屋角立有粗大的隅石，北屋角立有小塔，其间护栏以左右的勾阑和中央的双龙吻背，造成“围脊”的效果。两副楼屋脊与大阅览室相连，叫“歇山连脊”。在大门上方镶有老子的全身镂空铁画像。正面5楹（间）、中间3楹（间）为大阅览室，两边副楼，后两角处各有一书库楼。
图书馆平面呈“工”字形，由目录厅、检索厅、阅览厅、书库和辅助服务厅五部分组成，其中书库使用面积约1186平方米，能藏书近200万册。该馆的设计在平面布局和空间组织上突破了中国古典建筑“相沿”的陈式，内廊的四隅切角处设有半圆弧形楼梯。南面的主入口为三开间单洞门，既用了西式双联廊柱，又用了中国古典建筑中的雀替、额枋；瓦作、施斗拱，皆参照清代建筑样式，中央主体顶层为八边形，北面的书库地下层外墙有收分，上立勾阑，形成高大的台座。两库间的联接体作如下处理：地下层外墙有以方窗为单元组合的大片玻璃窗，第二层的“围脊”上方中央有以五窗突起的阁楼。该馆是中西建筑设计理论、
技艺、手法相互渗透、融会贯通的佳作，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率先采用新结构、新材料、新技术（钢筋混凝土矿架和钢桁架混合结构）仿中国古典建筑的成功之作，体现了当时的文化潮流、科学技术和时代精神。
学生饭厅及俱乐部
法学院西边是学生食堂，下层是饭厅，在饭厅
锅炉房的背后，还供奉着一尊灶神，专门设有神龛。
上层为俱乐部（临时礼堂），内部装饰极富民俗特色，
房梁上有三层画着戟的图案，称为“连升三戟”，即
祝福学子连升三级。雀替上有“蝠（福）在眼前”
图，蝙蝠大睁着双眼，看着下巴下的铜钱。蔡元培、
胡适、张伯苓、张君劢、周恩来、董必武、陈独秀、
蒋介石、汪精卫、陈立夫、李宗仁、陶德曼、司徒
雷登等中外要人曾在此演讲。
鲲鹏广场
老武汉大学教二和宋卿体育馆之间的广场，得名于广场
中心的鲲鹏合体雕塑，碑身刻有“北溟深广，鲲翼垂天，云
搏九万，水击三千”。每年的毕业生露天音乐会就在这里举
行，平时也有演出。周三晚的英语角也在此。
文、法学院
位于图书馆的左右两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左武右”
的体现。意为文武相谐、文华武英。两院相对矗立，是一对
姊妹楼，平面为方形四合院，立面有4层，宫殿式屋顶。文
学院竣工于1931年9月，这里曾是国立武大历任校长办公的地方。文学院的屋顶采用翘角，意为文采飞扬；法学院的屋顶则是平角，意为法力严肃。屋檐上有“仙人骑鸡”，后立七个脊兽，有镇火灭奸人之意。
理学院
理学院近景位于在图书馆级东（左）侧，整体建
筑分两期建造。主楼和前排配楼为第一期工程，1931
年11月竣工；后排配楼为第二期工程，于1936年竣
工。主楼采用八角面墙体和拜占庭式的钢筋混凝土穹
隆屋顶（直径20米），与南面的工学院方形墙体和玻
璃方屋顶相呼应，体现出天圆（北）地方（南）的建
筑理念。同时，圆顶也是为抗东湖边吹来的强风。中
部主体为科学会堂，首层有三个阶梯教室（也是中国
最早的阶梯教室），二层为理、工学院的教室，三层为
生物系的标本室和数学系的模型室。两侧配楼为化学楼和物理楼（实验室），楼高4层，单檐歇山式，绿琉璃瓦。会堂与配楼有连廊相通构成整体。1948年10月10日，华中区科学团体联合会在此召开。
在樱花大道的尽头，矗立一栋很不起眼的建筑。这里珍藏着一批无价之宝——动物标本。
骄傲：在国内首屈一指
武大标本馆俨然一个动物的世界。白鳍豚、大熊猫栩栩如生，三米多高的长颈鹿高大魁梧，四百公斤的中华鲟引人注目，巴掌大的倭猴让人不禁暗暗称奇，指头大的柳莺令人惊叹不已，还有孔雀开屏，雄鹰展翅……
１９７８年落成的标本馆堪称全国首屈一指的动物王国，收藏有脊椎动物亚门的圆口纲、鱼纲、两栖纲、鸟纲、哺乳动物２２５５种及亚种，规模仅次于中国社科院标本馆。其中鱼类标本５５６种，两栖类７８种，爬行类１２６种，鸟类１３００种及亚种，哺乳类１７５种。从低等的无脊椎动物进化到高等的脊椎动物的中间过渡类群——柱头虫、文昌鱼；有从鱼类进化到两栖类的中间型动物——泥螈、虎螈；有一亿五千万年前从爬行类进化到鸟类的始祖鸟化石模型；有从爬行类进化到哺乳类的“活化石”——鸭嘴兽；还有在动物学、生态学具典型代表的动物，如七鳃鳗、美洲肺鱼、变色龙、盲蛇、两头蛇、鸵鸟、鸸鹋、几维、蜂鸟、大袋鼠等；还有现在我国在自然界已难寻足迹的珍稀种类，如中华鲟、扬子鳄、中华秋沙鸭、红腹锦鸡、白颈长尾雉、褐马鸡、白暨豚、金丝猴、大熊猫等。
“这只黄腹燥眉标本，是６０年代从云南采集的，珍贵异常，全国只有三只。”馆长唐兆子指着一只鸟标本自豪地介绍道。
工学院（行政楼）
1936年1月竣工。工学院主楼坐南朝北，
四面群房面向主体对称布局。主楼为教学用
房，平面呈正方形，楼内中部有5层共享大厅，
四廊相通，亦为学生课间活动的公共空间。楼
下地下层为科技成果大厅，可由楼前高台下通
道进出，阳光可从顶部直射厅内。4栋群楼为
为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和矿冶系以
及研究所、实验室等系、所办公用地，均为矩
形平面，有内廊，单檐歇山式，绿琉璃瓦。主
楼正方形墙体上带有明显的恻角，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城墙墙面是斜面的，为了使建筑样式符合传统形式的要求，故采取了削斜墙面四角的方法，利用人们的视觉误差，造成墙体斜面的假象，使这一现代建筑亦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神韵。攒尖式四角重檐玻璃屋顶，共享空间的玻璃中庭构造，是全世界最早采用空间共享这一建筑风潮的建筑之一。与外围的四座中国传统配楼和正前方的两座罗马式碉楼相组配，是典型的中西融合式建筑。四角的圆盘形水斗，既解决了大屋顶的排水问题，同时又成为美化建筑的装饰；中国传统建筑中罕见的狮面兽装饰，独具匠心。
半山庐
位于珞珈山腰西北，高达7米，由两个阳台将三栋两层的楼房连缀而成，中间一楼伸出一个装饰性屋檐为入口，八个飞檐毫无雕饰讲究，整栋楼用色简拙，皆青砖墨瓦，外表极显质朴无华之能事，与珞珈山的苍秀山势混为一体。据说半山庐的建筑与选址是武大一位研究易经的教授所设计。虽依山而建，但庭前却异常开阔平坦。本是单身教工宿舍，家眷不在武汉的教授大多住在这里。1937年-1938年，“武汉抗战”期间，蒋介石和宋美龄曾寓居与此。
郭沫若旧居前合影位于珞珈山腰东南的教工住宅群。建筑风格整体采用英式乡间别墅风格，但每一栋建筑都自有其特点。日军侵占武汉后，将有些别墅的内构造改成日式的。周恩来旧居与郭沫若旧居即在其中（分别为一区19栋27号、12栋20号）。周恩来旧居是一栋标准英式田园别墅，红瓦青砖，地基开阔，庭前屋后被参天大树环绕，通往山下的是几条石阶小径。别墅由两个哥特式风格的拱形门栋分开，楼栋之间有一精致花园，种有一棵大芭蕉树。武汉会战时期，因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政府安置周恩来与邓颖超下榻与此，两人时常到东湖边散步。邓颖超在世时，有人建议把这里建成一个纪念馆，被她否定了。与周恩来旧居相邻的是同为政治部副部长的黄琪翔旧居。郭沫若1961年曾故地重游，在其旧居前留影，在其抗战回忆录《洪波曲》中也提到了这段经历，称“武昌城外的武汉大学区域，应该算得是武汉三镇的物外桃源”。此外还有苏雪林故居，隐现于一条盘树而上悬于半空的老藤与古树的臂弯之间。杨端六、熊国藻、葛扬焕、刘博平、桂质廷等都曾居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授们大多被迫搬出，改由讲师、助教合住。文革开始后，老教授们又被赶回，只能挤着合住，不少人即冤死其间。而章蕴胎和程千帆更是栖居在九区“三户不成村”的地方。文革结束后，老教授们大多主动搬出，现还有部分建筑内有人居住。
珞珈山水塔
又叫八角亭，是一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两层八面建筑，由萨克瑟设计，高16.5米，1931年4月开工，9月建成，10月投入使用，造价3万元，由汉协盛营造厂承建并赠送给武大。由于汉协盛在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中亏损严重，经武大建委会研究，决定将建水塔的3万元大洋如数付给汉协盛。
水塔的下层是水池，可以储存400吨生活用水，日平均供水量700－1000吨；上层是阁楼，可以观光，上下层有旋梯相通；屋面是两层八角飞檐，铺孔雀蓝琉璃瓦，建筑风格与校园中心区的早期建筑一致。
珞珈山水塔的建成，成为武大新校舍能够投入使用的一个重要保障条件。当时，武昌城内还没有自来水，武汉大学也由此成为武昌地区第一家用上自来水的单位。
校园植物篇
校园植物
20世纪初叶，东湖一带尽为荒山秃岭，乱石丛生，林木极少。开尔斯当初在制订校园建筑规划时，充分考虑建筑与园林绿化相结合，对树种、树型都有严格要求，目的在于树木与房屋一样的耐久，建筑与绿化的和谐。王世杰校长亲自带领师生从东厂口步行至珞珈山造林，半年植树50万株。农学院院长叶雅各亲自规划、引种、选种，在保护好原有植被的同时，发动全校师生员工因地制宜地植树造林，栽种树木30多种，另有花果树木30多种，造林面积近2000亩。30年代初，学校开辟了植物园，既作为农学院教学、科研的重要实习场地，也为美化校园之用，先后从美国、英国、日本等地引进800余种木本及草本植物，并从四川、安徽、江西、云南、贵州等地大量引进种苗。时至今日，武大校园绿化面积已达2300亩，占校园总面积的42％，绿化率达到68％，绿化覆盖率达87％，可绿化面积100％，这在武汉市是最高的；其中珞珈山山体绿化覆盖率100％，校园空地总绿化率更为98.6％。1993年，武汉大学校园被全国绿化委员会评为“全国绿化300佳”单位；1998年又被湖北省评为首批园林式校园；2000年，武汉市制定《山体湖泊保护条例》，把珞珈山、狮子山、半边山及之间的区域划为主城区“一级山体保护区”，总面积达1289.355亩。
武大校园山林植物配置内容十分丰富，包括珞珈山、狮子山、侧船山、半边山等大小山脉山峰的林区，植物配置完全按植物生态习性、分类位置和进化地位相结合的原则，因地制宜，营建成一批自然式的林带，如樟树林，以及具有亚热带特征的混交林。最为宝贵的是，武大还拥有一大片亚洲极为稀有、在其他国家高校校园中亦属罕见、具有亚热带特征的壳斗科常绿阔叶林——青岗栎林，面积达1.5公顷（22亩），其它树种还有朴树、黄连木、雪松、悬铃木、金钱松等。武大校园自然和半自然山林计有700余亩，成片的树林就有十几片，不仅植被面积大，而且种类繁多。据知名学者、植物分类学家孙祥钟教授与同行多年悉心研究和考察，确认武汉市种子植物共141科、582属、1000多种。丰富多彩的植物体系和数量众多的珍稀植物，使珞珈山被誉为全国树木园，曾有植物学家到校园考察后，惊叹武大就是一个天然的植物园。事实上，拥有多种国家一级保护树种的武汉大学校园，本身就是中国植物学会植物园分会（对外称“中国植物园协会”）的会员（又称“武大植物园”）。另外，武汉大学已两次应邀参加世界植物园大会，将尽全力最终进入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
不仅如此，茂盛的植被，幽静的环境，还使武大校园成为鸟类繁衍生息的乐园。在国立武汉大学建校之初，武大校园远离城区，校园中鸟类很多，根据唐瑞昌老先生当年的观察和研究，共有276种，其中有一半是水鸟。随着城市的发展，校园已和城区连成一片，鸟类也不断减少，但校园内的植被环境一直保持得很好，所以现在仍有各种鸟类80多种。近年来，随着周边环境及东湖水质的改善，鸟类也在慢慢增多，特别是数量增加较多。漫步校园，随处可见灰喜鹊、斑鸠和白头翁的倩影，清晨乌鸫美妙的歌喉将人唤醒，夜晚四声杜鹃深沉的啼鸣催人入眠，几乎每时每刻能感受到鸟语花香的温馨氛围，一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景象。
2006年，武汉市建委组织有关部门完成《武汉市古树名木数字化管理与保护技术研究》课题，调查到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1226株（古树名木336株、古树后续资源890株）。武汉大学古树名木24株、古树后续资源51株。从调查结果看，武汉大学不仅在数量、种类有所增加，而且分布范围增大（1993年、2001年主要在文理学部，此次信息学部、医学部都有）。
武大樱花史略
种植史
武汉大学的樱花，在全国很有名气。不过，提起武大樱花的来历，这里面还有一段曲折的历史往事，它记载了一段令人辛酸的国耻。
20世纪30年代，初创的国立武汉大学在珞珈山大兴土木，辟山建校，逐渐将这片原本乱石丛生、坟冢遍地的荒山野岭，变成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学校园。经过9年的植树造林，珞珈山林木葱茏，花丛掩映，成为华中最好的植物园，被郭沫若盛赞为武汉三镇的“物外桃源”。然而，正当武大的发展势头蒸蒸日上之时，日寇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半壁河山很快沦于敌手。至1938年初，武汉形势吃紧，武汉大学亦是岌岌可危。这时，郭沫若来到武汉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并于4月底住进了珞珈山。而在此时，为了躲避战火，武大正在举校西迁到他的家乡——四川乐山。10月底，武汉三镇沦陷，武大珞珈山校园亦遭日军侵占。
1938年10月24日，在日军攻占武汉前夜，九江的日寇华中派遣军前方指挥所畑俊六（甲级战犯，战后被判处无期徒刑）向所属部队下达了进占武汉及入城后的注意事项，其中第11项规定：“须保护汉口、汉阳、武昌的建筑物、庙宇、大学、图书馆、博物馆（见附表所列）。”在这张附表中，“武汉大学”的名字赫然入列。第12项又指出：“武汉有各国租界及使馆，本军一举一动世界瞩目，因此正是以实际行动宣扬皇威，使其理解皇军真姿的绝好时机，所以每人对此务须慎戒，且鉴于过去之教训，防止因日久而松懈。再，武汉为本军今
后长驻和作战之基地，一切建筑、设施，严禁破坏。”由此可见，慑于由诸如南京大屠杀等“过去之教训”所激起的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日军在侵占武汉之后，没有进行过类似的大规模屠杀行为；而出于自行享用之目的，日军果然将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辟为其中原司令部。
早在1938年7月，当武大校长王星拱和迁校委员会委员长杨端六率领最后一批师生离开珞珈山前夕，曾委托以汤子炳（又名汤商皓）先生为首的五位教职工留守护校。汤商皓193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后东渡日本留学深造；1937年抗战爆发后，携其日本夫人铃木光子回国，并返校任教；抗战胜利后去台湾参加接收工作，后又辗转任教于台北各大专院校；1979年赴美国定居，1997年去世。1985年5月，汤老回到阔别多年的珞珈山母校参观访问，其间负责接待的校友总会刘以刚老师，曾委托当时一道陪同的、汤老当年的同窗学友张培刚先生问及武大校园内樱花树的来历，并
请求汤先生将此事写成文章。汤先生回美国数月
后，寄来一篇《1985年回国重游珞珈母校武大
忆往感怀记》，详细叙述了这段历史，以当事人
对自己亲身经历的珍贵回忆材料，弥补了抗战期
间珞珈山这段史实的不足。
据汤先生回忆，在武大西迁前夕，“王校长
及端六师以予颇谙日语，命予与总务处三人、秘
书处一人，共予凡五位同仁留在武汉守校。予再
三坚持不准，乃严令留守，并谓国难如此，能保
全一部分艰难缔造之校舍便是替国家保留一部
分莫大之元气。情辞恳切，予乃临危受命”。武
汉沦陷前夕，汤商皓等人避入汉口法租界，后来
被捕，“终由铃木以日妇身份出面营救”；一个月
后，经铃木接洽，他们五人得以“前往珞珈山一
视校园”。汤到校后发现，“校区内驻一日军联队，
联队部设于文学院”，在见到联队长忆酋荒原大
佐（相当于中国的上校团长）之后，“由予介绍
各人身份及来此目的（不时由铃木代为补充说
明），其要义为日军此次进入中华乃为谋同文同种之中日两国亲善提携，共存共荣（照抄日寇宣传口气），非以中华人民及文物为敌（日军一再标榜此点）。国立武汉大学为华中最高学府，中国文化及学术发扬兹长之所系，此乃与日本国立各帝国大学之报国宗旨相若，将来在学术界大可彼此提携，以发挥东洋文化领导全世界。现武大师生虽已他迁，而在此湖山胜地留下之壮丽建筑物及一部分教学设施，皆属中国之精华与人民血汗之结晶。为保全此优美之湖山与优良中华之文物，务请一本亲善之旨，善为维护，以发扬贵‘皇军’之武德。至现驻此之贵联队官兵不过千余人，城内现成之营房（如左旗右旗）尚多，可否调整陆续迁让若干校舍，以资保全原貌云云”。
“荒原闻之点首者再，昂言战胜国对战败国之物品，得视为战利品，可自由处理，不过建筑物可另作别论。贵校之图书仪器均早迁走无余，已无一长物可供君等留念者。但为同情君等，可考虑将自天地元黄至辰宿列张之15栋学生宿舍之大部分官兵先行调迁城内，宿舍可空出大半。至于文、理、工学院已均由华中派遣军大批文职人员使用，教授宿舍皆由高级官员居住，自能小心维护。至于饭厅楼上楼下，现为野战医院，不便他迁。总之，‘皇军’对于无抵抗性之非军事设施决无意破坏。尤其对于此山明秀水之高级学府校园的一草一木，当善加爱护，君等可大放心。缓请实地看看何如？惟部队调动频繁，本人驻房时可留言，接防者照样注意，届时君等可再来探访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