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人格权的基本理论问题探析
法人人格权的基本理论问题探析
薛军北京大学法学院
上传时间:200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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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法人可以享有某些种类的人格权,在现代已经得到理论和立法实践的确认。在民法典中不宜从这一角度对法人权利能力施加一般性的积极限制。承认法人可以享有人格权具有立法政策判断上的妥当性,对保护自然人的人格具有工具性的价值。法人享有人格权属于立法上的技术性的手段,能够保护组成法人的自然人以团体的形态而表现出的人格性的利益。在中国民法典中,对法人是否可以享有人格权问题可以作出原则上的认可,但允许判例和学说来具体确认法人可以享有何种类型的人格权。
一、引言
在当下的民法典编纂进程中,围绕人格权的立法体例问题产生了激烈的理论争议。争论的焦点主
要集中在关于人格权的规定是否应该独立成编①。立法体例争议的背后是对人格权基本属性的认识上的歧议。因此,对人格权基本理论的准确把握,是正确地处理人格权问题在民法典中的立法体例的前提。基于这样的考虑,目前民法学界开始深入讨论人格权的基本理论问题。在人格权基本理论中,人格权的权利主体制度构成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按照中国民法学界通常的见解,法人也可以成为人格权的权利主体,在一定的范围内享有人格权。但是,这种理论现在开始遭到质疑,有学者明确批评法人可以享有人格权,并且以此作为反对人格权独立成编的一个论据。〔1〕在我看来,法人是否可以享有人格权的问题不只是关系到对法人权利能力的限制和人格权的基本属性的看法,而且与民法典编纂中的法人立法政策判断和对法人的社会功能的认识相联系。否认法人可以享有人格权的理论,在更深的层次上就来自对后一个方面的问题的理解上的偏颇。由于在中国民法学界,对法人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若不加以辩驳,势必对民法典编纂中相关的制度处理产生消极影响。基于以上考虑,撰写此文,以求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更深入的思
考。
二、法人是否可以享有人格权?———从法人权利能力制度进行的考察
法人是否可以享有人格权的问题,如果从法律逻辑推理的角度加以审视,最自然的切入点就是法人权利能力制度。
通说认为,法人的权利能力与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存有不同,两者差别的基础在于作为组织体的法人与作为自然的生理—心理实体的自然人在性质上的不同。法人的权利能力受到特殊的限制。此等限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法人目的上的限制;(2)法令的限制;(3)性质上的限制。〔2〕(Ｐ187)由此,可以根据这三个标准来考察法人是否可以享有人格权的问题。
首先考察法人目的上的限制问题。严格说来,对法人权利能力来自法人目的上的限制与本文所讨论的法人是否可以享有人格权问题没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后者讨论的是特定的权利义务是否可以附着于法人的问题,而前者的关键在于法人是否可以根据特定的法律原因而取得权利和承
担义务。这方面的立法例可参考《日本民法典》第43条,该条规定:“法人依法令规定,于章程或捐助章程所定目的范围内,享有权利,负担义务”。〔3〕(Ｐ10)法人目的上的限制实质上是针对法人活动范围而设的总括性质的限制。至于在目的范围之内,它能够享有何种权利、负担何种义务,仍需从具体权利的属性与法人特殊性质的相容性的角度进行考察。
关于法令的限制,是指立法者在法律上对法人所可能享有的权利义务的类型进行的限制。此种限制主要有两种模式,〔4〕一种是消极限制,即规定除专属于自然人的权利义务外,法人的权利能力与自然人相同。采这一原则的典型立法例是《瑞士民法典》,并且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所借鉴。另外一种是积极限制,即明确规定法人不得享有某一类型的权利和承担某一类型的义务。苏俄民法曾规定,法人仅享有财产上的权利, 负担财产上的义务。〔5〕(Ｐ152)消极方式的限制,实际上是把问题转化为判断哪些权利义务专属于自然人的问题,因此属于性质上的限制,对此将在下文进行讨论。至于立法上的积极限制,应该属于立法者基于对法人的法律性质和社会功能的
特定理解,而对法人所可以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所进行的限制。如果把权利理解为一种受到法律保护的地位和利益,那么这样的限制就在实际上深刻地影响着法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受法律保护的状况。这种限制在本质上属于立法者的政策判断。上面提到的苏俄民法的规定,实际上就是否认法人享有非财产性利益,以及对之进行保护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现在中国民法学界有学者提出的法人不享有人格权的理论,如果落实在民法典中,那么也属于一种立法上的积极限制。支持这一限制的理论依据主要在于,“所谓法人,不过是私法上之人格化的资本。法人人格离开民事财产活动领域,即毫无意义”。〔1〕这样的说法与社会和法律现实完全不相符合。就法人类型而言,先有公法人与私法人之分,私法人又有社团与财团之分,在社团中又有营利性社团与非营利性社团之分,在非营利性社团中又有公益社团与非公益社团之分。〔6〕(Ｐ90)法人类型的多样性以及活动领域的广泛性决定了在民法典中不能,也不应该对所有类型的法人的权利能力进行“一刀切”的积极限制,因为民法典属于一种总括性、一般性的立法,它要做的是确立一些基
本的原则。民法典关于法人权利能力的规定,不能只以某种特殊类型的法人(比如说营利性质的公司法人)为原型。针对特殊类型的法人的具体情况,如果说有必要对其权利能力进行限制,也应该通过特别法来规制。关于法人立法有一般性的立法(主要是在民法典中作出)和特别性的立法(针对各种特殊类似的法人作出,比如公司法、基金会法等)。通观各国立法例,极少有国家在民法典中,以一般性的方式对法人的权利能力施加积极限制。从这个意义而言,对法人的权利能力的所谓法令上的限制,实际上只是指特别法上的限制。
关键点在于性质上的限制,也即某些类型的人格权的特殊属性由于与法人的属性不相容,因而不能为法人所享有。例如生命权,由于它必然以自然人的生理意义上的生命利益作为客体,而法人作为一种组织体,不可能具有生命,所以法人不可能享有生命权。从这个角度看, 要回答法人是否可以享有人格权就必须具体分析法人与自然人在人格性质的利益形成机制上的共同点与差别,分析法人人格的特殊性,分析具体类型的人格权客体是否与法人的组织体的属性相容。
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有哪些？ 2009-04-21 作者: 未知来源: 维库电子开发网 分享到：0 法人的权利能力涉及到法人的人格问题，它是法人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参与民事法律关系，取得权力承担义务的法律依据，也是法人成为民事主体的标志。法人被认为有主体地位，最核心的理由是法人在权利能力上具有独立性。“人格”是从“平等独立的人”出发，赋予民事主体法律地位，“权利能力”则是对抽象人格的具体功能和实际地位的阐释。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般来说，具有法律人格就具有权利能力，正如凯尔森所说，“法律上的人并不是在它的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一个分立的主体，而不过是他们人格化了的统一体。一个人只有在它具有权利义务时才存在，离开了权利和义务，就无所谓人了。”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每个民事主体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的平等性是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民事主体平等意味着民事主体的权利能力是平等的。权利能力的平等性在于构造一个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基本价值，在法律面前，任何主体都享有平等的主体资格。民法典应该是“不知晓农民、手工业者、制造业者、企业家、劳动者之间的差别的。” 权利能力提供了一个权利平台，使权利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所以至少从权利的源头来说，任何一个民事主体都可以享有完全的、平等的权利能力。至于能否实际享有，则由行为能力来判定。且对于不同形式的主体而言，权利能力是不具有纯形式上的可比性的。我们说自然人有权利能力是基于对自然人的尊重，而法人比之自然人，同为社会上一存在、一社会生活单位，同具有独立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目的，若言自然人是一生物人，有肉体之身，那法人作为一组织人，其机关不也可视为法人的“法律肉体”吗?有人认为法律规定法人可以享受的各种具体权利实际上也就是其权利能力的范围，那么法律还规定自然人不到法定年龄不准结婚、其法律行为无效，难道就是对自然人权利能力的限制?这显然不属于权利能力的范畴。法律对法人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其实是对其所享有权利的限制，而非对能力的限制。 当然，因为法人和自然人两者的形态结构和基本价值毕竟存在明显差异，我们也承认这种差异，没有机械到用一个主体概念将他们完全一体化的程度，所以本文并没有否认法人的行为受性质上、法规上、目的上的限制，但本文质疑的是，是否这些限制都属于对法人能力的限制，这一点对于理论上的严谨是十分必要的。本文认为由于法人“先天性的缺陷”，法人的权利能力受其性质上的限制，而且仅仅只受到性质上的限制。“性质上的限制”指专属于自然人的权利义务法人不得享受负担，此权利义务即以自然人的身体或身份的存在为基础。就财产权而言，指以人的身体劳务为给付之债务;就人格权而言，指生命权、身体权以及健康权等以自然人的身体存在为前提的权利，但名称权、荣誉权、名誉权、信用权等法人仍得享用;就身份权而言，继承权、亲权、家长权、亲属权等法人也无权享有。 但这些规定也并非没有一点异议。如继承权，此涉及遗产的分配问题，法律明文规定法人不得享有。但若死者生前以遗赠的方式将遗产归于法人，此法人是否享有事实上的继承权?二则一法人名誉权受损导致其内部成员精神痛苦，可否请求抚慰金?王泽鉴先生曾举一例：某甲散布不实消息，称一公司销售的牛肉汉堡混杂有马肉，乙公司生意锐减，公司内部员工精神痛苦。但依我国高法的解释：“法人或其他组织以人格权利遭受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文认为法人名誉权受损
论一般人格权的民法保护 一、一般人格权的概念 一般人格权的产生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主要是人们在研究具体的人格权的过程中存在着一般人格权的概念，它是从一些具体的人格权中抽象出来的，它对具体的人格权进行统帅、指导。它是民事主体全部人格利益的概括和总结，是具体人格权的母权，概括了具体人格权的一般人格利益。所以，一般人格权是与具体人格权相对应而存在的，属于人格权的下层权利，是民事主体所享有的支配法律规定的特定人格利益以外的人格利益的权利。 二、我国一般人格权的立法现状及缺陷 我国的《宪法》中仅仅规定了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保护，禁止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的行为。这可以看成是对一般人格权一种概括性规定，但是，在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中对一般人格权进行的规定不可能非常详细，也不能成为司法实践中进行判案的根据。所以，该规定仅仅起到一种宣示性的作用，还需要民法内部进行完善。 我国的《民法通则》并没有明确规定一般人格权，仅仅规定了对于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婚姻自主权等具体人格权的保护，对于一般人格权只是在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该规定仍然是一种概括性的规定，并没有真正的对一般人格权的含义进行界定，也没有规定侵害一般人格权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2001年最高院《关于确定民事侵
权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在人格权的保护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可以看到一般人格权的内涵。根据该解释第1条第1款的规定，自然人的具体人格权以及其他人格利益遭受侵害时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虽然这一制度姗姗来迟，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说它在我国人格权民事立法方面功不可没，但是该规定毕竟是一部司法解释，其效力还是低于法律的，所以，长远来看还是需要通过法律的形式来明确一般人格权及其保护。 另外，在一些单行法律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零散的规定：主要有《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等。主要内容是：《残疾人保障法》第3条第2款中就规定了残疾人的公民权利和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法》将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作为重要的立法原则;《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2条规定：“妇女的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人格权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妇女的人格尊严。”但是，这些单行法律规定针对的都是特殊主体，都是保护的这些特殊主体的一般人格权，不能成为全部自然人一般人格权保护的依据。 三、我国一般人格权的民法保护的完善措施 对于自然人的一般人格权的保护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立法中加强对一般人格权的保护已经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共识。完善我国一般人格权的民法保护是我国民主法治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的需求。 1、在民事基本法中对一般人格权及其保护进行明确的规定
罗马法中的人格权问题 【摘要】罗马法从《十二表法》到《国法大全》，经过千余年的发展，对后世各国民法曾经无例外的产生并将继续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罗马法的意义极其深远。恩格斯曾经评价其说道，“罗马法是纯粹私有制占统治的社会的生活条件和冲突的十分经典性的法律表现，以致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作任何实质性的修改”[1]。在罗马法上，要作为完全的权力义务主体，需要具有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当时，还不曾用现代的“权利能力”一词来概括之，而用人格权来总称这三个权。 【关键词】罗马法；人格权；权利能力 在罗马法上，人作为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主体，是有其发展的过程的。比如，在概念上，就有三个关于人的概念，即霍谟、卡布特和泊尔梭那。本文将就罗马法的人格权问题展开详细的分析，讨论罗马法的人格权问题，并以古喻今，古今对比。 一、罗马法中“人”、“人格权”的概念 在古罗马法中，人是分三六九等的，这与现代民法制度之人人平等地位的原则并不相符。古罗马法中，不同等级的人拥有不同的公权和私权，而它的评判依据就是法律人格。罗马法关于人的概念有这样三种，霍谟是指生物意义上的人，但不一定就是权利义务的主体，因为还有奴隶这一类特殊人群的存在。卡布特是被转借指权利义务主体，表示法律上的人格。泊尔梭那是表示某种身份，也是用来指权利义务主体的各种身份。值得注意的是，罗马法上的权利义务主体与自然人的概念在外延上是不同的，一方面它不包括奴隶，另一方面，它又不仅包括自由人。在罗马法上，要成为一个完全的权利义务主体，需要具有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在当时，我们就用人格权来总称这三个权。人格权表示一种身份和能力，其内容包括自由（的身份）、市民（的身份）和家长（的身份），这三种身份是构成人格的要素[2]。 自由权是作为自由人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权利，因此，享有自由权的是自由人，不享有自由权的就是奴隶。“根据市民法规则，奴隶什么也不是”。市民权则类似于今天的公民权或国籍，是专属罗马市民享有的权利，其内容包括公权和私权。公权，是指市民法规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私权则包括婚姻权、财产权、遗嘱能力和诉讼权。家族权指的是，家族团体中的成员在家族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享有的权利，有的人享有完全的权利能力，有的则不享有。罗马法根据人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不同，把人分为自权人和他权人。 二、人格权的变更 罗马法不得不提的一项特有制度便是人格变更。罗马法规定，一个人若丧失一部分或者全部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这三种权利，或者丧失某一种而取得另
论法人人格与有限责任的关系 岳汇川 摘要：如今在商事领域，法人人格制度与有限责任制度联系紧密。本文尝试从法理上对 两者的创设意义及实践价值作出粗浅剖析，进而分析两者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备新的问题出现时，能依靠对二者关系更恰当的理解作出合理应对。 关键词：法人人格有限责任责任能力 一．法人人格之法理意义 人格一词在法学术语上与生活语言语义差异明显，在分析“人格”之于法律时，需注意与生物意义上之人相区别。自然人的人格来源于生活实践，有伦理共识的基础；然而“法人”概念纯属人为构造，其所谓人格相应也是因法律实践所需而创设。对这一点王泽鉴先生有过精辟的阐述。① 无疑，“法人”作为专业术语，其存在之合理性毋庸置疑。它极大简化了法律关系中主体资格的确定，实为当今法律实行之必需。那么看待它的人格时，应当视作一种工具性创造在法律上的地位的确立，并且需要注意的是，“人格绝对不仅仅是一种主体资格”②，法人的概念已经赋予了团体以法律主体之地位，其人格之意义更为广泛，因为它明确了法人具有产生各种法律关系的能力。虽然在当今学界，法人之人格往往与法人权利能力、权力主体相替用，但是笔者认为更严谨的说法是，后者只是法人人格的片面体现。总之，法人“只是实现对自然人保护的一种技术性工具”③，法人之人格也应局限于法律技术的语境下进行理解。 有必要指出，法人概念在当下有广泛的涵盖面，但既然在此讨论的是其与商法中的“有限责任”的关系，那么本文所探讨法人人格概念应更着重于经济性的法人：企业法人、商事法人等范畴之内。 前文已经说明了法人人格之工具性本质，那么具体到经济性法人时，这种技术性表现更甚。在史际春所著《企业和公司法》中指出，“法人的外部支配关系、内部的组织和运作方式、其财产的独立性和财产权的行使机制，则不受一般法人制度调整。”④换言之，法人是从外部、从形式上给予了团体一个独立的主体地位，而该团体之内部组织方式等不在法人意义的统摄范围内。 董学立先生谈及商事法人人格时，论述到：“法人人格所维护的是一个得以永续存在的组织体。独立于个人的法律主体就可依成就了的法律条件而不受个人自然存亡客观条件和意思自由主观条件的制约。而这一点正好迎合了经济社会发展对企业维持的制度要求。”⑤综上可见，尤其对于商事法人之存在意义，其功利性目的不应被避讳。从实证法的角度隔离开法律人格与伦理人格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法人人格之本质。马克思指出法律不是同“我”发生关系，而是同“我的行为”发生关系，相似的，法人人格仅仅在依托于法律实践时才有意义。 二．法人之责任能力 法人人格要与责任承担相联系，势必引出关于法人之责任能力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法人之责任能力之要件为法人具有侵权能力。进而把问题转化到法人是否具
一、民法总论 1、论我国民事权利救济制度 2、我国监护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3、论胎儿利益的私法保护 4、论民事法律行为 5、论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 6、论意思表示 7、民事权利的类型化和体系构建 8、论自然人的民事责任 9、论法人的民事责任 10、论我国宣告失踪制度 11、论法人内部治理制度 12、论财团法人制度 13、论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14、论我国的民事主体制度 15、论诚实信用原则 16、论公序良俗原则 17、论合伙财产的法律性质 18、论隐名合伙
19、论有限合伙 20、我国时效制度的构建 21、论代理中的连带责任 22、论代理权的取得与行使 23、论无权代理 24、论表见代理 25、论复代理 26、论损害赔偿范围与因果关系 27、论合伙的法律地位 28、论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 29、论取得时效 30、论除斥期间 31、论法人人格否认 32、论惩罚性损害赔偿与消费者保护 33、论过错责任原则 34、论无过错责任原则 35、论意思表示瑕疵与补救 36、论合伙债务 37、论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38、论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 39、论法人财产的有限责任 40、论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 41、论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 42、论法人名称权 43、论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4、论学校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责任 45、论民法上的请求权竞合 46、论民事代理权的滥用 二、物权法 1、论所有权的限制 2、论相邻关系 3、论物权的效力 4、论物权与债权的区别 5、论物权法定原则 6、论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与交易安全保障 7、论物权公示公信制度 8、论善意取得制度
9、论取得时效制度 10、论物权行为 11、论悬赏广告 12、论典权 13、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14、论占有制度 15、论最高额保证 16、论所有权保留制度 17、论物权的变动 18、论无权处分 19、论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法律制度的完善 三、合同法 1.论合同的解除 2.论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 3.论合同的附随义务 4.论第三人利益合同 5.论合同的相对性原则 6.论格式合同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 7.论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人格权 人格权的法律概念始于近代,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都接受了这一概念。适应现 代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发展的需要,人格权制度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这主要表现为人格权在民事权利体系中的地位日渐凸显、具体人格权类型逐步增多、隐私权的内涵与外延迅速拓展、网络环境下人格权保护问题日益重要、一般人格权得以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日益发展、惩罚性赔偿应运而生、人格权商品化趋势增强、人格权日益受到国际条约保护等方面。人格权的新发展对我国民事立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民法典中人格权制度的完善应从以下方面来进行:应将人格权制度独立设编,规定一般人格权、隐私权、信用权诸制度,进一步完善生命健康权、确立解决人格权与其他民事权利冲突的规则,进一步完善网络环境下人格权的保护与人格权商品化制度。 一、德国人格权 1900年《德国民法典》没有规定一般人格权,而是在第823条第1款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者,对他人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负赔偿义务”,从而通过侵权法保护生命、健康、姓名等个别的人格权。此外,该法典还规定了姓名、贞操权等个别人格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和所谓“人权运动”的发展,方促使德国法院根据《德国基本法》的规定,发展出了“一般人格权”的概念。44依据《德国基本法》的规定,德国法院采纳了德国学者尼佩代(Nipper-dey)、拉威尔斯基(Nawiasky)等人的主张, 认为宪法所确认的权利可以适用于私法关系,从而根据《德国基本法》第2条关于“人类尊严不得侵犯。尊重并保护人类尊严,系所有国家权力(机关)的义务……在不侵害他人权利及违反宪法秩序或公序良俗规定范围内,任何人均有自由发展其人格的权利”的规定,确定了“一般人格权”的概念。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所规定的“身体”和“健康”的外延也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精神内容被包含在这两个概念中,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德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根据“一般人格权”具体确定了对肖像的权利、对谈话的权利、秘密权、尊重私人领域的权利等,从而完备了对于人格利益的司法保护, 46并进一步扩张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人格受到侵害的可能性日益增大,而人类对自我人格的保护诉求亦同时增强。从世界范围看,保护人格利益、制订人格权法已经成为各国民法所共同面临的任务。 二、美国隐私权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美国隐私权保护相对完善。美国是对隐私权理论研究和 系统立法最早的国家。在美国隐私权的发展历程中，主要形成了两种保护形式：一是 普通法上的隐私权保护；一是宪法上的隐私权保护。二者的区别是主要是保护的范围 不同。二者的共同点是都是从立法形式上承认并保护隐私权。宪法性隐私权将普通法 上的隐私权上升到宪法的高度，加强了对隐私权的保护力度。普通法上隐私权的保护 又细化了隐私权的具体内容。二者相互结合互为补充。20 世纪60 年代以来，随着社 会的不断变化发展，隐私权保护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但是，美国的隐私法并不认为 隐私权是一种绝对的权利，为了打击恐怖主义，最近的法制变革允许政府进行更为广 泛的搜查和监听行为。总之，美国隐私法反映了在平衡个人自由利益与政府在保护公 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 关于隐私权的理论最早我们可以追溯到英国作家詹姆斯·斯蒂芬1873 年的著名论著《自由·平等·博爱》。此书第一次明确从哲学角度对隐私进行了论述。该书中提到了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到今天已经成为不可置疑的普世信条。该书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隐私 权的概念，但是隐私观念包含在自由意志之中。 隐私权和隐私一样，自从其概念被提出以来，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各国学者们对其具体内涵的研究和争论不断，但是一直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美国《布莱克法律词典》对隐私权作了如下解释：隐私权是自然人主体享有的根据自己意愿生活的权利。威廉·比尼认为“隐私权可以用人格权（right of personality)来表示，也可以用人类尊严(human dignity)来表示，
论作为一般人格权的名誉权 关键词: 一般人格权名誉权法外人格权人格法益面子 内容提要: 一般人格权是指超脱于具体人格权利类型的抽象人格权,德国法上因不得已而创设的一般人格权理论,在我国学界受到重视并成为未来人格权立法的重要条款。一般认为一般人格权是指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人身安全、人身平等等高度抽象的权益。但由于我国民事立法既缺乏对具体人格权的详细规定,也缺乏一般人格权的概括规定,司法实践中的法外人格权如人格尊严、隐私权、信用权、营业权以及人格法益如死者的名誉、遗体和遗骨等,都以名誉权的名义进行保护,使名誉权发挥着一般人格权的功能和作用。由于中国人极为重视面子,而面子在很大程度上与名誉的功能相同,在中国人面子观的作用下,使得名誉权在我国实际上成为了一般人格权。 一、一般人格权的名与实 所谓一般人格权,是指超脱于具体人格权利类型的抽象人格权。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之间,是抽象与具体、本源和派生、既定和补充、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一般人格权具有权利创设功能、解释功能、补充功能和利益平衡功能177-182。学界一般认为,一般人格权是二战后德国法院判决所创设的一种框架性权利。《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因故意或者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者,对他人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负赔偿义务。”面对一些需要保护的新型权利和法益,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世纪50年代,将《德国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中的“个人的要求尊重其个人之尊严和要求发展其个人人格的权利”解释为《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中的“其他权利”,从而为这些权利寻找到了请求权基础,使之受到侵权法的保护。在德国的司法实践中,一般人格权起到了保护新型权利和发展人格权类型的作用,例如,“1954年德国联邦法院作出判决,认定对人格尊严、自治、隐私的权利是《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中的‘权利’。”47 在外国学者看来,德国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是一种理论创建,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但是,一般人格权在德国却是一种紧急应变的灵活处理技术,是德国司法机关为了解决权利保护的实际需要而进行法律解释的产物,而不是理论上深思熟虑的结果。“德国民法理论受制于《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的框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用‘一般人格权’这件外衣来包装内容各异的人格性质的法益,
关于人格、人格权问题的讨论 马俊驹 主持人：马俊驹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与人：张鹤清华大学法学院2003级博士生 蓝蓝清华大学法学院2003级博士生 赵克祥清华大学法学院2003级博士生 张翔清华大学法学院2003级博士生 记录人：张翔 地点：清华大学明理楼 时间：2003年12月1日 以下是清华大学法学院马俊驹教授与名下的2003级博士研究生，就“人格、人格权”问题进行讨论的记录整理，兹予发表仅作一家之言。其中不周之处，欢迎学界各位老师、同学指正。 这次讨论课所涉及的问题，经归纳后罗列如下： 一、从“人格”的历史演进，看“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 1、传统民法中“生物人”与“法律人格”的分离模式与“适格判断技术” 2、法国民法典中的法律人格基础 3、德国民法典中的法律人格基础 （1）“权利能力”概念产生的原因分析 （2）“权利能力”与“法律人格”的关系 （3）“行为能力”在法律人格塑造中的意义 4、关于“无财产，就无人格” 二、“人格权”概念辨析 1、德国民法典与瑞士民法典中，有人格权吗？ 2、“人格权”等于“法律保护”？ 3、“人格权”的客体，是“人格利益”吗？ 4、什么是“人格权”？ 5、传统民法中，“人的伦理价值”与“人”的关系 三、现代社会中，“人格权”概念兴起的原因 1、人的“基本伦理价值”与“扩张伦理价值” 2、德国“一般人格权”为什么是“权利”？ 3、“人格商化”与“人格权”的概念 四、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立法的模式选择 1、现代大陆法系民法人格保护的“二元模式”评析 2、建立统一的人格权制度所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 3、人格的可支配性：对于“自杀”、“安乐死”及“色情交易”的法律理解
人格与法人人格权 [摘要]人格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在罗马法时代被用做区分人与人的技术工具；在近代以及现代法律中，人格一词所指的应该是主体在法律上的一般的地位。然而，对于人格权来说，自然人享有是基于其自然伦理之属性，或者简言之即为“理性”及“尊严”；法人无“理性”及“尊严”可言，故法人享有人格权这一说法即有不妥之处。 [关键词]人格人格权法人人格权尊严 一、人格之内涵 “人格”这一概念产生于罗马法。罗马法上有三个关于人的概念，即“homo”、“caput”和“persona”。“homo”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不一定是权利义务的主体：“caput”的原意是指头颅或书籍的一章。在古罗马时代，户籍登记时，家长在登记册中占有一章，家属则名列其下，只有家长才具有权利能力，所以“caput”就被转借指权利义务主体，表示法律上的人格。而“persona”则表示某种身份，是从演员扮演角色所带的面具引申而来，面具可用以表示剧中的不同角色，“persona”也就用来指权利义务主体的各种身份。在罗马法时代，只有同时具备自由人、家长及罗马市民三种身份的人才具有人格，即只有同时具有这三重身份的人才能被叫做“caput”，才能成为交易之主体，而其他人，要么是奴隶，要么是从属者，要么是外邦人，都不具有罗马市民社会的主体资格。可见，在当时，人格这一概念带有明显的“组织社会身份制度的工具” 的特性，是一种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的法律技术工具。之后，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将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观念导入社会生活。法国大革命彻底打破了这之前的社会身份制。《人权宣言》第一条是这样规定的：“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社会的差别只可以是基于共同的利益”，其中人权的主体是人（Homme）和市民（Citoyen），而非具有所谓“人格”（personnalité）的人。在《法国民法典》第八条明确规定：“所有法国人均享有私权”。从此，身份制在其它国家也逐渐被废止。既然在法律已经宣告天赋人权、人人平等，那么在法律之中再规定每个人的人格平等似乎有显多余。 在我国，有学者认为“人格”一词在法律上有三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权利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第二种含义是指作为权利主体法律资格的民事权利能力；第三种含义是指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包
人格权是最重要的民事权利之一。在国外，人格权是近现代法律正式确立的法律概念，但是法律对人格权的保护，尤其是对具体人格权的保护，却具有悠久的历史。分析、研究国外人格权的历史发展，对于我国更好地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完善我国人格权立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国外人格权的历史发展作以下分析论述，供国内立法和学术研究参考。 一、关于物质性人格权的立法 对于物质性人格权的法律保护，国外立法经历了同态复仇、自由赔偿、强制赔偿和双重赔偿四个时期。 1、同态复仇时期。 在远古社会中，最早由法律保护的人格权是身体权、健康权和生命权。任何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都被视为严重的犯罪。同样，对于伤害他人身体、侵害他人健康权的行为，也必须受到法律制裁。这种最早的对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的法律保护，就是由受害人及其血亲对加害人进行同态复仇。当时的复仇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是对外的血族复仇。是基于“血族连带责任”观念发生的保护方法。被害人的血族对杀人者的血族，采用集团方式，举行血斗。对于伤害身体，则采“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方式，伤害加害人或加害人之血亲，但以采用同程度的损害为限。另一种是对内的复仇。一般采用宗教方式，对于被复仇者，宣布剥夺其一切权利，视同禽兽，人人得而诛之。这种野蛮的法律保护方法，与当时社会的文明程度相适应，按照当时的价值尺度来衡量，却是最公平不过的。 2、自由赔偿时期。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对人的物质性人格权的法律保护方法产生了某些变化，逐渐地产生了一种用金钱赔偿方法替代同态复仇的变通方法。受害人及其血亲有权进行选择，或者放弃复仇的权利而接受赔偿，或者拒绝接受赔偿而坚持实行复仇。最初，赔偿并非由金钱支付，而是支付马匹或者其他牧畜，继而，改由金钱赔偿。至于赔偿的数额，不是由法律规定，而是由当事人双方商定。这种人身损害赔偿，严格地说，并不是真正为了填补受害人的损失，而是对加害人及其血亲放弃复仇权利所给予的报偿。这种制度，早在习惯法时期就已经产生，延续很久，直到罗马法早期，仍有这种规定。《十二铜表法》第8表第2条规定：“毁伤他人肢体而不能和解的，他人亦得依同态复仇而毁伤其肢体。”在此之前的《汉穆拉比法典》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即一方面规定对伤害他人者应予赔偿，另一方面又规定可以同态复仇。就个人利益而言，放弃复仇而接受赔偿，对受害人明显有利；就社会利益而言，选择赔偿而放弃复仇，减少了不必要的的人身损害，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这既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也体现了人类价值观念的变更，为科学的物质性人格权法律保护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3、强制赔偿时期。 自由赔偿时期对物质性人格权法律保护的有益尝试，为后世的强制赔偿时期开启了大门。强制赔偿首先对身体健康权的轻微伤害适用，规定禁止复仇，均强制以赔偿代替；对于杀人、重伤还可以选择赔偿或复仇。至罗马最高裁判官法，最终确立对人身体、健康、生命的侵害一律实行强制性的金钱赔偿。最高裁判官法确认赔偿数额由法官依据被害人的身份、
试论一般人格权制度 一般人格权制度是在人格权制度的新发展，是在社会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之下出现的一种新的民法制度。在此背景之下，人们不仅对物质性人格利益给予较大的关注，对精神性人格利益也逐渐的重视。而已有的具体人格权制度又无法适用于新出现的人格权利益纠纷，所以理论界适时的引入了一般人格权制度。但是正当一般人格权制度在解决新型人格权纠纷之路上走的一帆风顺之时，争论却从来没停息。 一、一般人格权制度的性质 关于人格权制度的性质，理论界说法众多。总的来说有人格关系说、概括权利说、渊源权说、个人基本权利说等诸种学说。但是总的来说众多学者关于一般人格权制度的性质的论述都是立足于“一般人格权是关于人格平等、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诸多人格利益的抽象概括或是总和”这一观点的。但是这类关于人格权性质的理论却无法规避一般人格权、具体人格权、人格权在我国民法理论上逻辑冲突。认为一般人格权是各种具体人格利益的抽象和总和，那么一般人格权又如何与人格权相区分？他们二者又该是什么关系？ 所以，将一般人格权认为是各种人格权利益的抽象概括或是总和是不合逻辑的。故我认为一般人格权制度是为了加强对层出不穷的人格利益与人格尊严的保护而创设的一项技术性措施，在其性质上应当认为其是一种一般的法律制度。不能够将其当成具体人格权制度的上位法律概念，它也不是对各种人格利益的抽象。它是具体的法律制度，它有实在的内容。就一般人格权的起源来说，其是为了保护那些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之中具有保护的现实意义而又未被具体化的人格利益。而一般人格权的客体正是这些被遗忘的“人格利益”。故，一般人格权制度是有具体内容的，不是抽象的。所以要将其认定为具有实体内容的一般性法律条款，而不是抽象的上位概念。 将其认定为一般性法律条款，不仅能够解决一般人格权、具体人格权、人格权之间的法律逻辑问题，使民法体系更加的严密与完整。而且从比较法的角度来说，也更加符合国际人格权制度的方向。诸如法国、葡萄牙、瑞士、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均是采用的具体人格权与人格权保护的一般性条款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来保护人格利益，从而使人格权体系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满足社会新生人格利益对于法律的需求。 二、一般人格权制度的意义 一般人格权制度作为一项一般性法律制度，为了保护各种新生的人格权利益，将赋予了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不管是从形而上的法学方法论角度还是形而下的具体法律实务工作，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一般人格权制度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陆法系吸收英美法系之精华，具有高度的法学方法论意义。 不管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其实都是一个理性演进的过程。不存所谓的“上帝之手”预先构建完美的自然界或是社会。法律制度的发展自然也是如此。只是如今两大不同的法系各自遵从不同法道。英美法系是不成文法当先，崇尚案例，强调的人的实践理性，进而成为典型的演进理性主义；而大陆法系则是以成文法为重，崇尚法律规则，强调的法典的体系化，成为典型的构建理性主义。然而在近年来，在大陆法系的法典之中，出现了大量诸如一般人格权制度的一般性条款，赋予了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让法官在实践之中去演进法律。法典只是法律演进的阶段性成果，法律要长久的发展还是得借助实践的演进。而大陆法系在法典之中加入大量的一般性条款正是出于完善法典的目的，让法典满足社会的需求，焕发法典的正义之光。而这也可以看出大陆法系反映构建理性主义的法典化传统对于演进理性主义的吸收。而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诸如德国、日本等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案例学说研究的重视也是在逐步的加深。一般人格权制度正是在大陆法系对于英美法系实践演进之吸收的大背景之下出现的新制度。这种两大法系相互吸收的状况具有极大的法学方法论意义，也是两大法系发展的未来。
试论法人人格权及其民法保护 摘要：本文讨论了法人人格权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理论前提和社会基础，以及法人人格权的性质。法人人格权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也同样不是法律上一厢情愿的拟制。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推进，无论社会形态还是社会组织方式都发生了一系列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推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推进了法律制度的变革。法人人格权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法人不仅享有一般人格权，而且仅享有具体人格权。其人格权应当受到保护，这也同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法人法人人格法人人格权 法人人格权表现法人独立的主体资格，标志法人全部活动的总的评价，并体现一定社会评价的权益。确认并保护法人的人格权，是我国法律的一项重要的任务。人格权问题可以说是目前中国民法学界探讨最热烈的问题之一。尽管我国《民法通则》对法人人格权及其民法保护问题作了一些原则性规定，但由于理论上的准备不足，这些规定仍很不尽人意。有鉴于此，本文试图结合国内外关于法人人格权及其民法保护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对法人人格权及其民法保护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法人人格权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法人是一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并且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社会组织。法人制度萌芽于罗马法时期。其最终被法律所确立，应首推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从该法典的制定过程来看，法人人格权的确立经历了-个步履艰难的过程。第一次草案只规定法人具有独立的财产权利并负担独立的财产义务的能力，而法人人格权的确认与保护，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第二次草案则赋予
法人以所有财产上的能力以及完整的权利能力。在第二次委员会上又特别赋予法人一种人格权-名称权。德国多数学者主X保护法人的名称权，但也有较强的反对意见，所以《德国民法典》第12条虽然明确规定保护自然人的XX权，但并没有明确规定该条的规定可适用于法人。直到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才第一次对人格权作了一般规定。该法典第53条规定：“法人能享受一切权利，井负一切义务。但如性别、年龄、或亲属关系等，并以人类之天然性质为其前提者，不在此限。”我国XX地区的民法典基本上采取了瑞士立法例，该法典第26条规定：“法人于法令限制内，有受权利、负担义务之能力，但专属于自然人之权利义务，不在此限。”法人人格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和曲折的过程。历史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自新的过程，权利的种类设置需要因循历史而又不能拘泥于历史。 法人作为一种组织体，由于其不是基于自然而产生，因此其不具有自然人的属性以及与这种属性相联系的人格性利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能通过法律上的拟制使法人成为这种利益的形式上的承载者和有效的保护者。一般来说，法人都是自然人的组织体（即使财团性法人，其活动也需要自然人来完成），因此自然人以其作为法人的一个成员这样的特殊资格进行活动时所涉及的某些人格利益，就必然要以法人的团体性人格利益的形式表现出来。当这种人格利益遭到侵害时，也是作为团体的法人受到侵害，而不是作为个体的自然人。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法人的团体性人格利益必须要求法人以自己的名义来承载和进行保护，而不是自然人以其个人名义来进行保护。这就要求法人能够享有人格权。 二、法人人格权的法律特征
论法人作品的著作权问题 姓名：周典儒学号：2015050024摘要：法人作品在著作权法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我国法律也作出了相应规定．但此种规定在理论与实践中却暴露法人作品在定义与职务作品的界定存在混乱。文章通过对法人作品人格权和财产权的分析，以两大法系各国就法人作品的理论为基础，探寻我国法人作品问题的根源，提出完善建议，即：人身权归作者为原则，财产权以双方约定为基础，未约定或约定不清的则由法人享有。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著作权的保护也越来越全面，有关法人作品的规定争议也始终处于高热状态，恰逢我国著作权法修正之际，深入研究法人作品问题不仅对完善我国著作权法具有重要意义，更将对我国著作权法律体系与世界各国或地区法制的接轨产生重大影响。 一、法人作品概述 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第3款规定：“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南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此即为法人作品的概念规定。其构成要件为：(1)作品应当由法人提议，并法人主持作品的创作”。“所谓主持，一方面意味着主持者与创作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另一方面，主持也意味着法人需要为创作人提供与作品创作有关的条件。”(2)法人作品是是法人意志的外在表现。要清晰界定法人意志，可从以下来看：其一，作品创作的思想内容属于法人，应由法人提出，法人不是自然人，但法定代表人的意志就是法人的意志。其二，法人须对作品提出自己的要求，作品也应当是按照法人的方案进行创作。总之，对法人意志的判定应当多方面地综合考查判定。(3)法人对其创作的作品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这里的责任既包括著作人身权和财产权，也包括合同责任、侵权责任等所有的法律责任，以及作品创作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成本、费用，作品发表可能给法人带来的积极或消极影响，但因作品而导致的法人责任并不意味着创作者就不必承担任何责任。我们认为应就具体情况认定，但一般来说，由作品所产生的一切民事权利与义务，原则上应当由法人享有和承担。 法人作品是基于法人意志所产生的具有独立思想内容的作品．对法人作品进行更深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法人作品是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在经济领域，以组织体形式出现的法律主体越来越多，法人主体的越加活跃也迫使法律必须对它存在及发展给以相应的制度约束和权利保障。而法人作品可以说是法人的竞争力，同时也是法人的经济实力。第二，法人作品是适应国 际社会的著作权发展趋势。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要求使得科技、智力成果等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法人作品作为著作权领域的一项重要智力成果，研究法人作品问题，找出当下法人作品规定存在的不足，进而对法人作品规定进行完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必然的、迫切的结果
2007年 第10期兰 州 学 刊N o.10 2007 总第169期L a nz h o u x u e k a n G e n e r a l.N o.169·法学研究· 论法人人格权 钱 源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 文章主要讨论了法人人格权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理论前提和社会基础,以及法人人格权的性质。法人人格权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也同样不是法律上一厢情愿的拟制。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推进,无论社会形态还是社会组织方式都发生了一系列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推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推进了法律制度的变革。 [关键词] 人格权;人格;身份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7)10-0106-05 作者简介:钱源,河北迁安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 在罗马法时代,虽然认定国库、行政区域、都市、寺院等为私法上的权利之主体,但是法人制度的真正建立和发达还是在中世纪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兴起和发展时。在现代社会的经济模式和社会组织模式下,法人发挥了超乎寻常的作用,其在民事主体中的作用和地位变得举足轻重,是否应当赋予法人以人格权,应当赋予法人何种人格权,迄今为止在学界颇有争议。权利是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赖以生存的重要依据,权利的设置无疑应当依照民事主体的需要和民事活动的需要来设置。历史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自新的过程,权利的种类设置需要因循历史而又不能拘泥于历史。法律的进步来源于社会的发展,而法律制度的设计先进与否将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发展速度。因此,在设定一项法律制度的时候,我们应当更多地考虑到是否是社会所需要的。 一、法人人格权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 (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组织模式的改变———法人组织舞台的扩大 个人本身的力量是永远难以和自然界抗衡的,所以人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群居性动物,依靠群体的力量同大自然和其他种类的动物以及其他种族的人类作斗争,争取生存机会,代代沿袭至今。人类离不开团体,而团体的组织形式也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的变化而不断改变,法人作为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其产生和发展并不是个偶然。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也就越来越趋向分工细密化、专业化。[1]现代社会生产已经由小生产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了。现代经济不仅仅只是社会物质生产,而是一个动态的庞大系统。这样的大经济一般都具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是系统化,现代大经济乃是由许多环节构成的。其次是信息化,在经济循环圈里的各个环节内部和环节之间,都是有大量的信息发生与传递的,信息已经是一种战略性资源。再次是科学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渗透到现代经济活动的各个。在这样的经济发展背景下,人类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经济组织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在民商事法律方面的表现之一就在于法人组织的兴起、法人制度的形成,法人成为民事主体,以及法人人格利益的形成和保护。具体而言,这种信息化使得关于一个民事主体的信息较之以前变得超乎寻常的重要。这些信息是民事主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所不可缺少的,是其他的交易主体藉以了解该主体,并且决定是否与其进行交易的重要因素。同时,信息化管理也是社会用以自我管理的一种手段。而这些信息,恰恰是一个主体自身条件及其活动所反映出来的,与其本身密不可分的东西。这一点与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财产显然有所不同。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大量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流向新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自然经济下的合伙虽然具有团体性,但是终究是基于合伙人的契约而成立的组织,并没有脱离合伙人个人的因素,合伙这种组织形式的财产、信用和责任承担等方面都并未脱离合伙人,不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因为其为自然人之间依靠彼此的信任组成的无限责任的组织形式,并且合伙人承担责任和风险很大,因而合伙的组织规模一般比较小,并且这种责任形式并不能使合伙人减少交易上的风险。因此,与法人相比,合伙组织尚处于一个相对原始的组织形式,不能作为市场经济中一个主流的组织体。由此,当人们发明了公司这种社团法人后,一方面由于成员的责任同法人自身的责任得以分开,大大降低了自然人因为经济活动的风险导致破产的纪律,从而鼓励了人们的投资热情;另一方面社会财富通过公司聚集在一起,使得更大规模的生产和交易得以产生,从而创造了更多的利润。 (二)社会政治、民主及生活其他方面的发展,为非营利性法人带来了巨大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从政治生活和其他非经济性活动来讲,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和平等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取得了广泛的平等权利,为了能够更好、更有效率地履行自己的权利,政府以及人们必定会趋向于用一种方式将很多人组织起来,组成一个个社团,行使自己的各方面权利,进行各种非营利性的活动。同时,由于社会分工的细致化和复杂化,人们必然会创设出各种不同类型、不同目的的社团组织来从事不同方面的工作。于是,在非经济活动领域同样产生了大量的我们所谓公法人以及私法人中的非营利性法人。而正是由于这种组织形式的法人所从事的活动与营利无关,因此,其所享有的与主体自身的相关利益也并不具有经济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的发展尚且十分落后,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行政管理,而成为完全独立的法人。而这些社团恰恰是公民借以组织起来发表意见的一种良性方式,也是国家权力系统与公民个体之间的一种社会性屏障。这种情况,对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导致了公民自治组织程度太低,市民社会的发育不健全,对市民的文化、价值和行
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般人格权制度 ——以司法机关公布的案例为考察重点* 沈建峰 一般人格权（Allgemeines Pers?nlichkeitsrecht）是一个纯德国式的概念和制度，但是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却是所有民主和法治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如何保护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对于保障人的自由和尊严却必须的人格法益？我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此，尽管理论和实务界多认为我国私法中并不存在一般人格权制度1，但是审判实践中解决上述问题的案例却大有所在。所以，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我国实践中也存在着一般人格权制度。在我国建立和完善一般人格权制度的过程中，必须深入了解我国现有“本土资源”，也即司法机关初步创立的一般人格利益保护制度。有鉴于此，笔者检索了由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汇编的《人民法院案例选》和国家法官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汇编的《中国审判案例要览（民事审判案例卷）》等收录的案例，共发现比较典型的涉及一般人格利益（也即非典型人格利益）保护的案例24个。通过对这些案例的比较分析并结合其他典型的案例，笔者希望揭示我国一般人格权保护的现状和基本规律，从而对推动我国一般人格权制度和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有所裨益。 一、我国司法所保护的一般人格利益的类型 我国司法机关作为典型案件公布出来的案例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存在，其所保护的人格利益主要可以分为如下几个类型： （一）个人的行为自由 我国现有的民事立法并没有将自由规定为一种民法应保护的具体人格权。因此，个人的行为自由属于一般人格利益保护的范围。现有司法判决主要保护了如下几种自然人享有的行为自由： 1、身体自由 侵害个人身体自由的案件往往伴随着对受害人名誉等的侵害，但这并不能否认人身自由是一项独立的、应得到保护的人格利益。在先后发生于1992年的“购 *本文是德国洪堡基金会联邦德国总理奖学金支持的《一般人格权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1参见王利明主编：《人格权法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尹田：“论一般人格权”，载《法律科学》2002年第4期；范家强：“一般人格权若干法律问题研究”，载《法学》1999年第8期；孔凡斌：“我国法律关于一般人格权之立法现状及其完善”，载《民主与法治》，200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