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与政策2020
第一节、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局势与国际秩序的大变局（上）
一、朝鲜半岛局势
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9年12月3日,朝鲜外务省负责美国事务的副相李泰成向美国发出警告,称年底期限逼近朝鲜会准备什么样的“圣诞礼物”完全取决于美国的选择。韩国舆论认为,朝鲜或在圣诞节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美朝关系有可能再次陷入僵局,但最终不了了之。
2020年1月3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遭美军使用无人机发射三枚导弹袭击,卡西姆·苏莱曼尼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在袭击中丧生。“苏莱曼尼事件”特点:1.事件本身对现行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2.国际关系当中的军事斗争，其实是渗透着非常多的政治因素和非常多的经济因素。
朝鲜半岛局势特点：1.朝鲜开始关闭朝美对话大门。2.美国开始增加对朝鲜的军事压力。3.朝鲜开始加强战略武器的研发对美国增加压力。
战争边缘策略:把形式拉到即将爆发战争的边缘而不去爆发战争
朝鲜半岛过去20年经历的两次危机周期:
第一个危机周期: 1994-2002年 1994年美准备对朝采取“外科手术式打击2002年朝美谈判进程破裂。外科手术式打击(Surgical strike) 是指以精确火力或特种作战力量，对某一个特定的要害目标，从远距离上实施的迅速、突然闪击作战行动,通过对目标的彻底摧毁或消灭，以达到特殊的政治、经济、军事目的。
第二个危机周期:2003年-2017年 2003年中方力挽狂澜发起“六方会谈”
2009年朝鲜退出“六方会谈”
总述:关于朝鲜半岛总体局势，从中期来看，发展进程是非常艰难的，存在曲折，但从长期来看，向好的趋势不可阻挡。
朝鲜半岛局势变化的本质: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半岛安全格局正在进入历史性结构性变化的过渡时期。
推动当前朝鲜半岛过渡局势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如何解决朝核问题。决定历史变化结果的重要内容是如何建立、建立怎样的半岛永久和平体制。
错综复杂的朝鲜半岛问题的核心:“核”:核武器“和”:和平
二、中日韩关系
中日韩合作进程历史性再出发——“新三国演义”
12月24日,李克强在四川成都与韩国总统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出席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本次会议发表了《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 通过了“中日韩+X"早期收获项目清单等成果文件。
成都会议:为中日韩合作注入新动力、规划新未来,为东北亚局势发展带来新变量。深化合作:领域扩大、模式创新。传统领域(自贸区)、新领域(环保、气候变化、青少年、老龄化、体育; 3+X)。
2.坚持开放: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加速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 )签署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共同促进区域一体化进程。
3.共同引领:加强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调。自由贸易、多边主义、半岛局势等。
中日韩合作迸程再出友的影响：
1.对东北亚发展潜力的开发上
东北亚地区是世界上最具友展潜力的地区,但同时也是安全矛盾最复杂尖锐的地区,是全世界军力部署和武器部署最密集的地区。东北亚区域的GDP之和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20 %
发展潜力：人力资源的量与质，市场规模的、资本密集度、技术开发潜力
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对世界贸易体系影响
2.对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的积极影响
A.中日韩追求共同安全合作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对冲;美国印太战略:美国盟国和友国的集体安全;
不同安全结构体系和社会制度不同的中日韩共同安全合作,是对印太集体安全战略的对冲:
B.中日韩在半岛无核化共同主张对地区的安全问题.上产生积极影响。
三、美日、美韩同盟的结构性调整
“新孤立主义者”追求美国利益最大化的美国领导地位。全球同盟关系的结构性大调整，利益和责任的再分配。
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建立的全球同盟体系大调整。在安全和经济责任的划分上,从过去美国的大包大揽,盟国的安全和军费开支由美国承担(盟国不负责美国的安全) ,转向现在美国和盟国的的共同承担。
驻韩美军军费谈判实质:美韩同盟结构调整。从过去的单向关系,美国对韩国的单向保障;转向美韩双向关系,也就是韩国也要承担美国的一部分安全义务。军费要算清楚(各自分摊) ; 安全义务也要增强。
世界经济三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
美日、美韩同盟结构性调整的结果:美日、美韩同盟作用和职能的变化。美日、美韩同盟的初衷是保卫日本、韩国安全。调整后:美日、美韩同盟不仅负责日、韩的安全;日、韩也要参与到美国涉及的地区安全中。
美日、美韩同盟结构性调整的影响:对美国的影响:双刃剑。义务和责任从单向到双向的调整,使得美国全球警察的责任分包,对美国是有利的,但也不可避免带来盟友的离心倾向;对地区和平和安全稳定的威胁。结构性调整实际上把美日、美韩双边同盟关系的地区化、多边化,给地区安全造成不稳定、不确定、甚至威胁的影响。
四、国际秩序新旧转换的过渡问题
当今世界有可能实现和平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三个条件：
1.人类命运共同体
2.世界结构在变化
3.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挑战迫使各国合作
改革开放前40年资本大量流入，商品大量流出(单向流动)
改革开放2.0时代：
1.坚持商品大踏步走出国门的同时商品也要大踏步流入国内
2.坚持招商引资资本流入国内的同时资本也要大踏步走出世界(双向流动)
3.从商品资本等要素的跨越国界流动为主的对外开放转向以规则、机制、体制跨国界对接为主的对外
开放(革命性的变化)
近年来，世界各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治理困境。西方奉为圭臬的所谓自由民主制度，难以应对全球范围内的治理挑战与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出现了民粹主义的泛起与全球治理的失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之治正迸发着巨大的生机与活力。
第二节、“中国之治”的历史、显著优势与走向
一、中国之治的内涵与意义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19年10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1. 什么是中国之治？
2. 中国之治的意义
(1)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完善与定型，体现了社会
主义社会形态的比较优势。
(2)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衡量国家制度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性与
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方面。
第一，现行的社会制度体系是否成熟、完善。
第二，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否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第三，社会稳定程度是评判制度文明先进性的重要标准。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否突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桎梏，充分体现优越性与先进性，关键在于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
1.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萌芽时期
第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预想了新生政权的建设问题，为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 第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将中国共产党人的建国构想变为现实,解决了国体、政体等根本的制度问题。
2.第一届全国人大到党的八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奠基时期
第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立和实行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使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第二，党的八大的召开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时期
第一，健全与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根本制度 集中体现 中国之治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制度
第一届全国人大到
党的八大：奠基时
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到党的十八大
前：形成时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发展时期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新政协的召开：萌芽时期
第二，解放生产力，对基本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三，健全与完善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与基本政治制度。
第四，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发展时期
首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健全党的自我建设。
其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坚持与完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方面的制度上，也实现了创新性发展。
三、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
四、中国之治的走向
第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