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军：汪曾祺的文学史意义
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在文坛崭露头角，80年代初期重返文坛后，他的小说创作无论题材、人物还是叙事方式、情感格调，都与“伤痕”、“反思”文学拉开了距离，显示出“陌生化”的倾向。他始终是一个边缘化的作家。汪曾祺之于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是一个具有文学史价值的命题，他使人们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小说”有了全新的认识。汪曾祺在新时期文坛的出现绝不仅仅具有形式革命的意义，而更具有观念革命的意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所作的开拓都是首屈一指的。
普遍认为刘心武的《班主任》是新时期小说的开山之作，但从新的视角分析，1980年发表在《北京文学》l0月号上的汪曾祺的《受戒》才是具有全新意义的小说。正如马风所说：“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受戒》让人们看到了小说的另一种写法，从选材到技巧都令人耳目一新。“新”在与“十七年”形成的小说创作态势表现出格外明显的差异和隔膜，这一点恐怕是以《伤痕》和《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反思”文学所无法相比的，汪的小说促使人们思考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小说”。同期美国的一所大学把《受戒》编入教材，将它作为研究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标本。评论家李庆西认为，汪氏小说是一种新笔记体小说，它体现着一种新的小说观念，这种自由、随意的文体将文学从一种既定的对客体的认识手段转化为对主体的自我体验，正在这一点上，它开拓了现代小说的天地。它的价值或许在于“它为今后的形态发展进行着艺术准备。它在艺术的高级层次上对小说技巧作出了富于诗意的概括，揭示着小说审美关系和叙事形态变革的可能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实验性作品，是面向未来的先锋派”。
汪曾祺对新时期小说观念发生影响的同时，也以“小说写什么”给人们以启发。汪曾祺的小说题材绝大多数取自民间，主要以其早期生活的地方为背景，反映的是一种民间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通常意义上不真实的故事，在民间却会有另一种评判标准，也自会有一种存在方式。”但走向民间并不意味着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放弃，相反倒有可能使知识分子精神获得更有意义的一种存在形式，关键是看知识分子以怎样的价值立场和方式走向民间。汪曾祺试图在民间中把自己的精神追求与民间中富有活力的、自由的、生机勃勃的文化因素联系在一起，使自身的精神价值立场变得更有现实意义。他说：“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在《岁寒三友》、《大淖记事》、《艺术家》等其他作品中都寄托了作者对健康自由的生命活力的礼赞及美好人性的向往。汪曾祺这种人道主义追求，反映了整个民族在经历了一场巨大挫折之后的情感抚慰与精神追寻。
认为汪曾祺走向民间就失去了启蒙精神和放弃了社会责任的承担，是对“民间”与“启蒙”的过于简单化的看法，汪曾祺在知识分子精神与民间精神的联系中不断赋予民间以新的内涵。正如陈思和先生在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创作的民间化倾向时指出，“民间立场并不说明作家对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放弃，只是换了知识者凌驾于世界之上的叙事风格，知识者面对着无限宽广、无所不包的民间的丰富天地，深感自身的软弱和渺小，他们一向习惯于把自己暴露在广场上让人敬慕瞻仰，现在突然感到将自身隐蔽在民间的安全可靠：以民间的伟大来反观自己的渺小，以民间的丰富来装饰自己的匮乏，他们不知不觉中适应了更为谦卑的叙事风格。”不可否认，汪曾祺对民间文化怀有强烈的情感认同，然而，这种认同并没有导致他放弃一个现代作家对民间文化应有的批判姿态，丧失现代性立场。民间文化中固然有许多民主性的精华，但是这些精华往往又和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藏污纳垢的独特形态”。汪曾祺在纷然杂陈的民问文化形态面前，保持冷静的头脑，对其糟粕做出理性的批判，表现出作家对民间文化形态中潜在的国民劣根性始终充满深刻的忧虑。汪曾祺关注的民间是“文人化”了的民间，这使他和刘绍棠、莫言等相区别。
汪曾祺小说的回忆性题材刻意反映民间生存状态，应和了现代主义作家从远古、从原
始状态中寻找人性的对人生原型式的思考，也诱发了新时期中国文学中的寻根小说的产生，对寻根文学“原始生命派”、“忧患派”对生命内质的探索，对生命体验的传达，对人性的重建都有着启发意味。当然他们走得更远，做得更“西方化”一些。但是从钟阿城、贾平凹、韩少功等人的小说中，都可以寻找到一点汪曾祺的痕迹，不同的是，汪曾祺的“民间”虽然是一个离开今天有一定距离的民间，但毕竟还是一个今人所熟悉的实体，而寻根作家寻得的民间却是已带有非本土特征的观念意义上的民间。
汪曾祺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对中国现代派文学具有先导意义。“传统／现代”、“中／西”的冲突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基本语境。汪曾祺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但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想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早在40年代，西南联大出身的汪曾祺就对现代小说的创作进行了系统理论思考及大胆实践。
汪曾祺的现代性因素中，最显著的莫过于他对传统语言观、小说叙事风格的突破了。汪曾祺是一位有着强烈的语言意识的作家，对新时期现代小说发生深刻影响的是他的“语言游戏”和“近似随笔”的写法。汪曾祺极力主张打破小说、诗歌和散文的界限，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并将这种理念融汇到他的创作中去。汪曾祺小说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情绪，消解故事情节，强调小说氛围营造，推崇客观原则，以及作者与读者同构的美学观，为中国小说的进一步现代化开辟了道路，成为新时期小说文体的先锋人物。汪曾祺认为语言是本质的东西，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将语言由工具论提升到本体论。如果说汪曾祺对小说语言文化性的探寻还只是实现了新时期小说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话，那么汪曾祺对“语言游戏”的倡导则是对传统小说观念的一次彻底性的颠覆。作为这种颠覆的直接标志就是“先锋文学”的产生。马原被认为是新时期先锋小说的开拓者，但新时期以来，将小说与游戏最先结合起来的，恐怕是汪曾祺，自此，新时期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开放的多元的新时期。虽然“先锋文学”主要受国外“横向移植”的影响，受汪曾祺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汪曾祺对“语言游戏”的倡导和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恰好充当了先锋文学的肇始者和开山人，其给予“先锋文学”的点化和启示，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汪曾祺的“语言游戏”开辟了一个文学新时代。
汪曾祺强调“一个当代中国作家应该是一个通人”。“我们很需要有人做中西文学的打通工作”，这里的“通”主要是指打通、沟通古今中外文学的工作。他自己就是这种打通工作的倡导者、实践者。汪曾祺认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可以并存，并且可以溶合；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主要是西方影响)并不矛盾，坚持20世纪的文学应更广地接受西方影响。但他不赞成中国有所谓纯粹的现代主义文学，认为新时期一些小说家借鉴了“荒诞”、“新写实”、“实验”等观念而意欲完全摈弃传统，这不是明智之举。汪曾祺既不一味地标榜传统，也不无度地认同现代，主张应从世界获得文学先锋性的资源，但他强调这种吸纳如不在中国体验中找到结合点，就不能立足存活。汪曾祺不赞成把现代派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他一再重申：“关于现代派，我的意见很简单：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接受外来影响，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派的某些表现手法。”“文化可以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但是一种文化就是一种文化，没有办法使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完全一样。”汪曾祺对先锋派文学革命的矫枉过正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的认识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一个作家无论怎样具有独创性，都无法脱离传统。传统总是潜移默化地渗入到每一个人的精神深处。作家只有在对传统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才能使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在对传统的态度上，汪曾祺不是像“五四”作家那样持简单的否定方式，而是呼吁复兴民族文化和重塑民族文学。汪曾祺是较早意识到要把现代创作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当代作家。和传统文化脱节，在他看来“是开国以后当代文学的一个缺陷”。“我希望能做到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不今不古，不中不西”。伽达默尔说：“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种先决条件，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到传统的进展之
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他主张：“时间距离并不是某种必须被克服的东西。……事实上，重要的问题在于把时间距离看成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汪曾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文人传统的“复活”与“转化”。“复活”是针对很长时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人文传统的“断裂”而言的，“转化”则是指接受者赋予传统以“当代性”。汪曾祺是用现代意识观照传统，对传统进行了跨时代的打通融汇和借鉴，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总之，汪曾祺大力提倡的“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是经他丰富了内涵的新型的现实主义，新的民族传统，新的人文精神。汪曾祺的现代主义小说理想是“通过纯粹中国的气派与风格来表现的”，汪曾祺的现代小说理想是融汇了东西方美学理想的。
只是到汪曾祺的复出，新时期的文学才真正接通与40年代文学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有人把他归入“新京派”之列，亦很有意义。如果以20世纪30年代京派作家为参照系，可发现现代文学对汪曾祺的影响以及他融人自己艺术个性上的重构，大体有如下几点：其一，京派文学作品中凝结了西方人道主义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本思想，偏重于表现长期凝固在乡野人物身上的原始强力和自然的质朴单纯，这在汪曾祺的新时期小说中都有所表现。此外，我们会发现汪曾祺与沈从文代表风格体现出中西方文化交汇的特点。其三，京派作家使鲁迅开端的抒情写意小说文体走向一个新阶段，汪曾祺将西方文学中纪德、里尔克、阿索林等的诗体小说、散文体小说与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的京派抒情小说进行融汇，他的小说趋向诗化和散文化，淡化情节结构，融汇传统绘画的技法，注意诗意的建构和意境的营造，把中国抒情小说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可以说，从“五四”到“新时期”，中国现代抒情小说这条审美线索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着，汪曾祺是个不可或缺的连接点。在他的影响下，许多青年作家，如贾平凹、钟阿城、何立伟等，在创作上呼应着汪曾祺，使抒情小说在新时期获得了迅猛发展，这是当代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
综上所述，汪曾祺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但这种影响又是不自觉的，正如他并不刻意追赶“现代”而具有现代意义。我们从汪曾祺的小说中可见庄子、归有光、契诃夫、阿索林、纪德、里尔克、伍尔夫、鲁迅、废名、沈从文等古今中外文学家的影子，这使他的小说成为20世纪80年代当代文学与40年代现代文学的一个“中介”。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在兼收并蓄、博采精粹的同时表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他继承传统又打破了传统，进行了多元化重构，小说有这样写的吗?一时间争议纷起。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汪曾祺是个很难归类的独特的小说家。所以说，你根本无法用某一种定义去框定汪曾祺的小说，它就是它，无法复制，不可重述。这也正是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所在。
2016年2月10日，汪曾祺故居。汪曾祺故居位于高邮市人民路竺家巷9号。人民路是高邮比较古老的路，东西走向，大多为明清建筑。汪曾祺小时候就住在这里，他的文章中所描绘的高邮也大多与这条路有关。他家是一平房，房门上贴着汪曾祺喜欢的名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这里仍住着汪曾祺的家人。杨光摄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汪曾祺在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中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多年来，关于他的《受戒》《大淖记事》等代表作品研究较为充分，近期关于他的研究领域正在扩大，早期作品正在不断地被发现被阐释，新的研究成果值得期待。 汪曾祺是一个难以归类的作家。但难以归类并不是说就不能归类。汪曾祺自己在文章中就曾谈到过这个问题。在写于1988年的散文《西南联大中文系》中，他这么写道：“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汪曾祺认为这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所以当严家炎把他算作最后一个“京派”时，汪曾祺认为这大概跟他读过西南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因为这是他“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 基于此，当我得知学者方星霞将汪曾祺纳入文学史的视野、并放在京派文学这个背景下进行研究，写成了《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一书后，便赶紧找来拜读。读后，对我的启发很大。 要研究汪曾祺的小说，从京派这个角度来展开，确实是首选的研究视角。尤其方星霞对京派文学及代表作家特别是废名和京派诗歌理论等多有研究，所以写起京派中的汪曾祺来，真是得心应手。她认为把汪曾祺及其小说置于整个文学史中去考量，从京派的角度来研读汪曾祺的小说是颇有深意的，因为只有从这一点切入，才能反映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反过来看，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汪氏作品。《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一书即是为汪曾祺作品的文学史意义正名。 方星霞从汪曾祺小说的精神面貌、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探讨了他五十多年来的创作成就和得失，梳理了汪曾祺小说中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貌，并进一步分析了他对京派的承传和超越，从而评价汪曾祺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和位置。作者不是以编年的方式从汪曾祺的创作历程出发进行研究的，而是从给汪曾祺带来卓越声名的《受戒》着手，继而引入对京派历史和主要成员的简述。在全书中，对京派历史、作品、作家及风格的梳理，虽仅占了很少的篇幅，但细读就会发现作者的用功之深和对京派文学的熟悉程度，也显示着作者的广阔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娴熟的综述能力。 对京派历史进行简要阐释，是为了把汪曾祺纳入京派从而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在“汪曾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一节中，方星霞比较具体、有理有据地谈到了汪曾祺与京派不可分割的关系。但除了作者征引的材料外，我认为至少还有两则第一手材料不得不提。这两则材料都是汪曾祺的书简。在书简中，汪曾祺都很直接地谈到了他对京派的看法。1989年8月17日汪曾祺在回复解志熙的信中说：“‘京派’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当时提‘京派’是和‘海派’相对立的。严家炎先生写《流派文学史》时征求过我的意见，说把我算作最后的‘京派’，问我同意不同意，我笑笑说：‘可以吧。’但从文学主张、文学方法上说，‘京派’实无共同特点。” 认为京派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的汪曾祺，在近两年后，观点就有所改变。改变是从看了始编于1987年、1990年终得出版的《京派小说选》后开始的，这本书的《前言》对汪曾祺的触动很大。在1991年2月22日写给《京派小说选》编者吴福辉的信中，汪曾祺说：“读了你的前言，才对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有一个清晰的理解。才肯定‘京派’确实是一个派。这些作家虽然并无组织上的联系，有一些甚至彼此之间从未谋面，但他们在写作态度和艺术追求上确有共同的东西。” 应该说汪曾祺致解志熙、吴福辉的书简，在谈论汪曾祺与京派关系以及对京派的承传和超越
没有一位作家在写作生涯中能逃避文学史的“规约”，只不过有一些是有意识地去顺应文学史的长河，有一些是在无奈之下被文学史“圈”进了不能翻身的境遇当中而已。“文学的创作，就是在一次次与文学史的‘告别’与‘重返’的过程中完成的。”①在这种文学史规律的作用下，必然会出现一些时代的“迟缓者”或者“先觉者”，前者被甩在文学史身后，后者成为引领潮流的“旗帜”。而我们发现这两者又是相互转换的，随着时代更替，必然会出现这种身份的交替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汪曾祺在文学创作中所肩负起来的文学史意义就更明显了：四十年代开始从事写作，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停笔”之后又于八十年代“复出”。这两个时间的断裂点将他的写作历程分为了三个阶段，形成了一个“先觉者”——“迟缓者”——“先觉者”的有趣的循环(当然，这里的“迟缓者”是必须要加引号的)。这样的现象在当代文学史上是比较典型的个例，因为他的“复出”与“归来者”的写作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本文将着重讨论一下汪曾祺80年代“复出”的过程及其原因，以及由这一“复出”所确立的汪曾祺的文学史意义。 一、一个作家的“前史” 汪曾祺在80年代重新被发现，并被“赋予”了重要的价值，可以说“对汪曾祺文学史价值的认识和确认，主要是一个‘倒叙’和‘回溯’的过程”②。 1.概述八十年代前的创作 其实早在四十年代，汪曾祺就已经确立了其青年作家的身份，1947年他即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由于他这期间的创作与沈从文有密切的关联，所以成为了“40年代后期以沈从文为中心的‘北方青年作家群’的中坚”③，从事“现代小说”特别是“现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实践。“唐湜当年即已指出，汪曾祺和他的老师沈从文的努力是给‘新文学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树立了一个光辉的起点’的，但他的这一预言直到八九十年代才得到历史呼应。”④ 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局动荡不安，汪曾祺基本上停止了小说创作，而深陷政治漩涡中。1958年被追加为“右派”，名义上是单位为了充数，而实际上是汪曾祺在从事编辑工作时得罪了一些人。《羊舍一夕》便是在这段时间内写成的，用汪曾祺自己的话说是：“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几年的“下放”让他有了更加丰富的生活经历，对于中国这片土地及土地上的农民有了确切的认识。 “文革”时期汪曾祺算是比较幸运的，他所在的单位北京京剧团成为“江青同志的革命试验田”，而他本人也因为剧本创作上的才华而被江青赏识，在“文革”十年中主要从事“革命样板戏”的创作与改编。“与江青十多年的恩怨与纠葛，构成他一生写作中最奇异，最复杂，最微妙的特殊时期。”⑤由于他的“右派”帽子，江青对汪曾祺采取一种“控制使用”的态度，使他始终不能得到充分的信任。在改编《红岩》时，江青对阎肃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阎肃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说道：“江青用他，赏识他，但又不放心。”这是中国“御用文人”的普遍命运。汪曾祺自己曾在《我和江青、余会泳的关系》中说：“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对她(江青)既是感恩戴德，又是诚惶诚恐。”江青确实在“文革”期间拉了汪曾祺一把，但这一段奇特的经历直接导致汪曾祺在“四人帮”倒台后写了将近十几万字的交代材料，这成为他十年“样板戏”创作的副产品 2.汪曾祺在四十年代 可以说，汪曾祺早在四十年代西南联大时期就开始了创作上关于现代主义的探索，小说《复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用极具现代性的语言和意象，采用大段意识流的表现手法，把武侠题材和诗性语言熔为一炉，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一种深度结合。汪曾祺当时自称他理想的小说模式是：“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不今不古，不中不西。”纵观汪曾祺几十年的创作历程，四十年代可以称立为他小说创作的“实验”时期，他在这期间大胆地运用现代主义手法，打破传统小说模式束缚，在文体方面也大胆创新，突破藩篱，
卢军：汪曾祺的文学史意义 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在文坛崭露头角，80年代初期重返文坛后，他的小说创作无论题材、人物还是叙事方式、情感格调，都与“伤痕”、“反思”文学拉开了距离，显示出“陌生化”的倾向。他始终是一个边缘化的作家。汪曾祺之于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是一个具有文学史价值的命题，他使人们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小说”有了全新的认识。汪曾祺在新时期文坛的出现绝不仅仅具有形式革命的意义，而更具有观念革命的意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所作的开拓都是首屈一指的。 普遍认为刘心武的《班主任》是新时期小说的开山之作，但从新的视角分析，1980年发表在《北京文学》l0月号上的汪曾祺的《受戒》才是具有全新意义的小说。正如马风所说：“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受戒》让人们看到了小说的另一种写法，从选材到技巧都令人耳目一新。“新”在与“十七年”形成的小说创作态势表现出格外明显的差异和隔膜，这一点恐怕是以《伤痕》和《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反思”文学所无法相比的，汪的小说促使人们思考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小说”。同期美国的一所大学把《受戒》编入教材，将它作为研究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标本。评论家李庆西认为，汪氏小说是一种新笔记体小说，它体现着一种新的小说观念，这种自由、随意的文体将文学从一种既定的对客体的认识手段转化为对主体的自我体验，正在这一点上，它开拓了现代小说的天地。它的价值或许在于“它为今后的形态发展进行着艺术准备。它在艺术的高级层次上对小说技巧作出了富于诗意的概括，揭示着小说审美关系和叙事形态变革的可能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实验性作品，是面向未来的先锋派”。 汪曾祺对新时期小说观念发生影响的同时，也以“小说写什么”给人们以启发。汪曾祺的小说题材绝大多数取自民间，主要以其早期生活的地方为背景，反映的是一种民间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通常意义上不真实的故事，在民间却会有另一种评判标准，也自会有一种存在方式。”但走向民间并不意味着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放弃，相反倒有可能使知识分子精神获得更有意义的一种存在形式，关键是看知识分子以怎样的价值立场和方式走向民间。汪曾祺试图在民间中把自己的精神追求与民间中富有活力的、自由的、生机勃勃的文化因素联系在一起，使自身的精神价值立场变得更有现实意义。他说：“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在《岁寒三友》、《大淖记事》、《艺术家》等其他作品中都寄托了作者对健康自由的生命活力的礼赞及美好人性的向往。汪曾祺这种人道主义追求，反映了整个民族在经历了一场巨大挫折之后的情感抚慰与精神追寻。 认为汪曾祺走向民间就失去了启蒙精神和放弃了社会责任的承担，是对“民间”与“启蒙”的过于简单化的看法，汪曾祺在知识分子精神与民间精神的联系中不断赋予民间以新的内涵。正如陈思和先生在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创作的民间化倾向时指出，“民间立场并不说明作家对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放弃，只是换了知识者凌驾于世界之上的叙事风格，知识者面对着无限宽广、无所不包的民间的丰富天地，深感自身的软弱和渺小，他们一向习惯于把自己暴露在广场上让人敬慕瞻仰，现在突然感到将自身隐蔽在民间的安全可靠：以民间的伟大来反观自己的渺小，以民间的丰富来装饰自己的匮乏，他们不知不觉中适应了更为谦卑的叙事风格。”不可否认，汪曾祺对民间文化怀有强烈的情感认同，然而，这种认同并没有导致他放弃一个现代作家对民间文化应有的批判姿态，丧失现代性立场。民间文化中固然有许多民主性的精华，但是这些精华往往又和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藏污纳垢的独特形态”。汪曾祺在纷然杂陈的民问文化形态面前，保持冷静的头脑，对其糟粕做出理性的批判，表现出作家对民间文化形态中潜在的国民劣根性始终充满深刻的忧虑。汪曾祺关注的民间是“文人化”了的民间，这使他和刘绍棠、莫言等相区别。 汪曾祺小说的回忆性题材刻意反映民间生存状态，应和了现代主义作家从远古、从原
1汪曾祺小说的创作成就汪曾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代表作有《大淖事》、《受戒》等。汪的小说有着独特的地：（1）小说大多取材于其故乡高邮的生活旧事，很少涉及现实生活，具有回忆性特点。（2）有着浓厚的"散文化"氛围。情节上，描绘故乡民俗风情，小说显出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结构上，汪曾祺的小说结构是按照生活的多维流动来构建的，也就是按照生活“本来的原貌”来描写的。常常先写环境，再写人写事。小说中充满文艺性的叙事，以散文化的笔法写小说，小说成了弥漫氛围的"抒情散文"。不讲究情节，人物的刻画。如《大淖记事》用一大半的篇幅来铺叙风情民俗。语言上，叙述古朴自然，语言简洁干净，雅俗互化。（3）小说融入了中国传统儒道的哲学意识和民间文化的生存意识。《受戒》通过描绘佛门子弟世俗的生活场景，赞颂了苏北乡镇返璞归真的人性美。意义：汪曾祺小说文体贡献无疑是独特而巨大的，从当代文学史角度来看，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汪曾祺小说文体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观念,促进了新时期小说观念的更新。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倾向，受到废名和沈从文的较大影响.汪曾祺继承了以废名和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小说家创作上“文体风格趋于生活”的共同特点和“随笔风格的小说”的主张，主张消除小说的戏剧化设计，展示生活的本色，写作自自然然的散文化小说。萧红40年代创作的《呼兰河传》虽也是散文风格的小说作品，因其故事性不强而被忽视。新时期汪曾祺的出现，连接上了这种被中断和遗忘的小说风格。汪曾祺小说在文体上的创造，又影响着阿城、贾平凹等一些小说和散文家的创作。表现特定地域的民风民俗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80年代小说创作中最为流行的方式和观念。汪曾祺关于“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的观点，对“寻根文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汪曾祺之后，在传统的民族文化中寻找和反思，对小说文体进行大胆地革新，以及突出小说本身的文学特质等，都成为了一股潮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汪曾祺的小说连接了被中断的抒情小说传统，并给后来的写作者以深远的影响。2呐喊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成熟的标志一、“表现的深切”----独特的题材、眼光与小说模式1、开创“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2、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人（知识者与农民）的精神“病苦”。3“看/被看”与“离去--归来--再离去”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二、“格式的特别”----“创造新形式的先锋” 1、借鉴西方小说形式，通过自己的转化、发挥以及个人的独立创造，以建立起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例如：《狂人日记》（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等。2、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例如：《故乡》里那幅“神奇的图画”、祥林嫂最后的“肖像”等。总上，鲁迅的《呐喊》、《彷徨》通过独特的取材，视角和模式，向人们展示了其“反抗绝望”的鲁迅哲学内蕴；所建立的中国现代小说新形式，既是自觉地借鉴外国小说形式的结果，也是由不自觉到自觉地借鉴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经验的结果。因此，不愧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标志。《呐喊》《彷徨》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现实主义的光辉传统．《呐喊》《彷徨》的重要地位还表现在艺术上的杰出成就。作者在民族生活的土壤上，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表现手法，开拓了多中创作方法的源头，革新了中国短篇小说的结构形式。3阿Q的形象1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但不正视现实，用盲目的自尊自大等种种方法自欺自慰，陶醉于虚幻的精神胜利之中。阿Q无法清醒认识自己的悲惨的社会地位和命运，做出改变自己境遇的反抗斗争。2、阿Q还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深恶造反、“男女之大防”。是个集中了较多国民劣根性的艺术形象。3、阿Q革命观中还夹杂着许多落后的观念。阿Q形象的塑造和精神胜利法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因此，阿Q是一个“现代的我们的国人的灵魂”。4狂人日记的思想艺术成就《狂人日记》的思想是：“暴露礼教和家族制度的弊害”，揭露得异常深刻1、揭露了礼教的“吃人”本质。这是对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最深刻最本质的揭露，是对封建统治者以仁义道德“吃人”的中国几千年历史和文化的最深刻最本质的揭露。2、揭露了封建礼教毒害之深广。人人“吃人”也“被人吃”。吃人者不仅有封建家族制度象征的大哥；也有妇女和下层人民，他们是受礼教残害最深重的；也有青年和小孩。3作品通过塑造狂人形象，表现对封建传统的大胆怀疑和批判精神，也表现出严格的自审精神，寄希望于未来，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狂人是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封建叛逆者形象，是清醒的启蒙主义者形象。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狂人日记》思想上的深刻性和对民
论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 汪曾祺先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小说作品以古朴自然、文情并茂、 情感真挚、语言简洁为特色，被誉为“笔下语言朴实，人情味儿极浓”的高峰。汪曾祺先 生的小说作品对当代小说文体具有很大的启示和意义。 首先，汪曾祺先生的小说作品关注社会的基层生活，写实真切、情感真挚，强调尊重 生命、关注人性。当今社会，小说作品更多关注的是富人、名人、权贵的故事，而汪曾祺 先生的小说作品则将目光聚焦于普通人的生活，通过真切的刻画和细腻的描写来表现他们 的内心活动和生命价值。这样的创作理念也是当今小说文体需要回归的道路，倡导文学回 归人性、回归生命的本质，去探讨更多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问题。 其次，汪曾祺先生的小说作品极富生命力，其文学表现手法具有高度的艺术性。他的 小说在文学表现手法上极为纯熟，笔法精练而不失情感，人物形象刻画淋漓尽致。他的小 说作品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出自然、生活、人的关系，并将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强烈的文化特色。这样的文学表现手法对当代小说的创作具有启示意义，鼓励小 说作者在生活中寻找素材，关注细节，以真实的生活为基础，深入探讨人的内心世界、感 受情感变化，并通过艺术的表现手法来创作出新的、有感染力的小说作品。 另外，汪曾祺先生的小说作品在语言上也具有很大的魅力。他的语言简练流畅，情感 真挚，读来让人感到共鸣。他写作的语言丰富而又不夸张，富有审美意识，却不失接地气。他的语言运用恰到好处，情感真挚，能够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小说中所描述的场景、 人物和情感。这样的语言风格对当代小说的语言表达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总的来说，汪曾祺先生的小说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比拟的地位和影响力。他 的创作理念、创作手法和语言风格都对当代小说文体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汪曾祺先生的 小说作品告诉我们，小说应该回归生活、回归人性，关注基层生活的问题，挖掘生命中的 小事，通过纯熟的语言表达和艺术手法的运用来表达人的内心世界，这是当代小说的方向 和必由之路。
汪曾祺散文化小说的审美特征及意义 汪曾祺的小说着力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情趣、生活理想以及人情美和人性美的艺术主题。他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和奇崛平淡、简洁明快、生动传神的语言，努力营造浓厚的文化意蕴，彰显独特的审美价值，其作品呈现出鲜明的散文化文体特点，对当代小说文体产生了重大影响。 意境，一般被认为是把社会生活中观察、激发出来的思想感情熔铸于所描写的生活图景之中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意境主要表现在气氛之中。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风格特征首先就在于重气氛的营造而不刻意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完整。他认为，在小说中只要写出了气氛，即使不写故事，没有情节，不直接写人物性格、心理，也可以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了人物，因为气氛即人物。在气氛的营造中，汪曾祺更加钟情于自然风光、民情风俗的描绘。凡与人物有关的风俗，他从来不吝笔墨，大笔挥洒；凡与人物无关的风俗，不管多美，也依然决然地割舍，惜墨如金。 关于“小说的散文化”，学者杨义先生解释为：“乃是小说的自由化、随意化，它把小说的环境化淡，人物化虚、情节化少，而唯独把情绪化浓。”小说“散文化”并不等于“好小说”。汪曾祺散文化小说的有以下的特征： 第一，散文化意境的营造。在汪曾祺的笔下，生活都是以其本来面目和盘托出，写人物活动的场景，写民情、风俗，少有刻意的雕琢。如在《鉴赏家》中，作者就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色、香、味俱全的物产
风俗四季图。“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棒打萝卜，摔在地上就裂开了。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白得像一团雪，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密桃。再下来是樱桃，红的像珊瑚，白的像玛瑙。端午前后，枇杷。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 第二，原生状态下的民俗风情画卷。汪曾祺的小说妙就妙在艺术化地处理各种插入成分，这种顺其自然的随笔文体表面上看起来不像小说，这些插入成分有机地完成了叙事功能，从而赋予作品一种自然恬淡的境界，营造了一个洋溢着浓郁地地域风情的艺术世界，舒朗质朴、清雅温馨。《受戒》里一开头写荸荠庵，引出当地党和上的风俗，明海出家的过程，荸荠庵的生活方式，小英子一家的生活状态，最后才出现明海受戒的场面，而且还是通过小影子的眼睛来写的。而且，喜爱说的插入成分还滚雪球似地向外滚动着其他插入细节，比如讲庵中生活一段，顺带叙述了几个和尚的情态，叙述精明的三师傅时又讲到他的“飞铙”绝技、和尚与当地姑娘私通风俗、带点风情的山歌小调。可谓枝节纵横，旁逸横生。可是，作者的叙述却是那么自然，仿佛水的流动，不拘一格，浑然天成。 第三，工笔画般的表达方式。汪曾祺的小说情节因素很弱，较少逻辑的、因果的关系，也较少矛盾冲突所带来的戏剧性。读汪曾祺的小说，像和读一篇散文，没有什么故事情节，也很少矛盾冲突，甚至没有太多的人物，我总有这种感觉，与其说汪曾祺在说故事，不如说他是在刻画一种意境，营制一种氛围，渲染一份感觉来得更恰当，人
汪曾祺小说研究开题报告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以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深入人心的作品而闻名。本文将从汪曾祺小说的主题、人物塑造以及艺术手法等方面展开研究，以 期对其作品进行深入解读和分析。 首先，汪曾祺小说的主题多样且丰富。他的作品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既有关于家庭、爱情、友情的温情故事，也有关于历史、社会现象的思考。例如，《生死场》这篇小说以农村生活为背景，通过描写一个农村家庭的变迁和农民的命运，探讨了社会变革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而《老马》则以老马为主角， 通过马的视角展示了一个传统农村社会的生活场景，反映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 和对生活的热爱。可以说，汪曾祺的作品既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又充满了人文 关怀。 其次，汪曾祺善于通过人物塑造来传递他的思想和情感。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形 象丰满、生动，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例如，《茶馆》这篇小说中的茶馆老板王利发就是一个典型的汪曾祺式人物。他机智、幽默，同时又有着深厚的人情味。通过王利发这个角色，汪曾祺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人性的复杂性。此外，汪曾祺的小说中还经常出现一些特殊的人物，比如《老马》中的老马，他 是一个有着独特思考方式的马，通过他的视角，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汪曾祺对 农村生活的思考和关切。 最后，汪曾祺的小说还具有独特的艺术手法。他擅长运用细腻的描写和富有情 感的语言，使得他的作品更加生动、感人。例如，《生死场》中对农民生活的描写，通过细致入微的描写，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农民生活的关怀和热爱。此外，汪曾祺的小说中还经常出现一些幽默的元素，这使得他的作品更加生动有
趣。例如，《茶馆》中的对话和情节都充满了幽默感，读者在阅读中既能感受到作者对社会现象的反思，又能享受到阅读的乐趣。 综上所述，汪曾祺的小说以丰富多样的主题、生动的人物形象和独特的艺术手法而著称。通过对他的作品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的创作思想和艺术追求。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他的文学风格、文化内涵以及与其他作家的对比等方面展开，以期对汪曾祺的作品进行更加全面的解读和评价。
探析文学史中的汪曾祺 摘要：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他早熟而晚成，创作始 于上世纪40年代，解放后从事戏曲工作，进入新时期以后，年过六旬的汪曾祺 重新提起笔来，发表了大量独具风格的小说和散文。汪曾祺就像一条被埋在地底 下的河流，被发掘出来，逐渐引起学术界的瞩目。本文主要根据汪曾祺在不同文 学史中的书写，来探讨他的文学地位和意义。 关键词：汪曾祺、文学史 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作家,他的独特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风格独特，二是时间跨度之久非一般作家所能及。汪曾祺的创作风格颇受乃 师沈从文的影响。汪曾祺在报考西南联大时，由于战乱住在一座小庵里，当时他 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他在 《自报家门》中说： “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这是我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 格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实，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影响还体现在人生观念和对生活的态度上。西南联大毕业后，汪曾祺一时找不到出路，一度想过自杀。沈从文多次 写信开导他，并帮他联系亲朋谋出路。他在信中反复提醒汪曾祺:要有对生活的执著,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不能丧失对生活的积极信心,一个 人活在世上“总应该用自己的工作,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 东西”。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影响可谓是深远的。 汪曾祺在40年代就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解放后主要从事戏曲工作，写过京剧剧本，如《范进中举》、《河伯娶妇》、《洛阳宫》……，还参与了现代京剧《沙家浜》的改编，直到八十年代才真正成名。1980年是汪曾祺创作的丰收年，这一年他先后发表小说《黄油烙饼》、重写小说《异秉》、《受戒》；散文有 《与友人谈沈从文》、《果园杂记》……之后汪曾祺的创作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他就像一条被埋在地底下的河流，被发掘出来，逐渐引起学术界的瞩目。 一、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将汪曾祺与贾平凹放到了一节里，共 同收入到“80年代小说”这一章。80年代确实是汪曾祺名声大噪的时代，将他放在这一章里也是理所应当的，但为什么要把他和贾平凹安排在一起？这看似随意的 安排，却有作者的匠心所在。贾平凹是汪曾祺欣赏的为数不多的当代作家之一， 汪曾祺曾推荐过两个作家到爱荷华的国际笔会中心，其中之一就有贾平凹，而另 一位是林斤澜，可见汪曾祺对贾平凹的看重。贾平凹和汪曾祺在很多方面有相似 的地方，都喜欢写字、绘画、对古董野史有浓厚的兴趣。贾平凹早期的商州系列 作品颇有汪曾祺的风范。这一点温儒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中也有提及，温儒敏认为汪曾祺的文体风格影响了很多当代青年作家，如阿城，何立伟、 贾平凹等，所以把汪曾祺与贾平凹安排在一起是合情合理的。其次，朱栋霖的文 章整体比较凝练。他先简要谈了汪曾祺的生平、著作，随后又以《受戒》、《大 淖记事》为例介绍了汪氏小说的特点。综合起来看，朱栋霖版的文学史对汪曾祺 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虽然凝练，但对初识汪曾祺的人也有一定助益。 二、在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对汪曾祺的介绍不过寥寥九百字， 可谓简而又简。文中对汪曾祺的创作主要是按年代、地域、艺术基调划分，对汪 氏的小说特点也只是概括性的提及了重风俗民情和“散文化”两个方面。或许是囿 于文学史宏大的叙述框架，洪子诚对80年代的作家如莫言、贾平凹的书写大都 是寥寥数笔。不过，这一缺憾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论》中得到了弥补。在这
京派小说的历史渊源及其现实意义 京派小说的历史渊源及其现实意义 摘要：京派小说以其独特的诗化、散文化的方式来抒写诗意人生，无疑成为30年代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本文通过对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小说的细读，从“桃花源”情结、山水画意象、童真的人性来阐述京派小说与道家的渊源，同时，浅论京派小说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桃花源”情结;道家;人性;精神重建 一、道家的渊源 （一）“桃花源”情结 京派文人大多都有着“桃花源”情结，对陶渊明充满了无限的敬仰之情，废名说：“‘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算是陶公独出心裁了，我记得我读到这几句，设身处地的想，他大约是对于树荫凉儿很有好感，自己有孤独惯了，一旦走到大树下，遇凉风暂至，不觉得景与罔两俱无。”废名设身处地得替陶公着想，为其喜为其悲，这得是多么的崇拜之极。甚至在读陶诗《读山海经》之后发出“这首诗我真是喜欢”的感叹，正是由于废名对陶诗的喜爱，他在《桥》里故设“桃林”一章;在《桃园》当中更是写尽桃林的美与灵性。汪曾祺在游览桃花源后，写下《桃花源记》，与陶渊明的题目一样，也表现出他对陶渊明桃花源的认同与向往。 陶渊明的桃花源其实是受老庄自然无为的哲学影响的，可以与老子的“小国寡民”，庄子的“理想国”联系起来。《桃花源记》里这样写道“初极狭，才通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确，处在桃花源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狭小的封闭空间里，他们不关心政治，不担心尔虞我诈的社会，他们自娱自乐也就没有了忧愁与痛苦。京派小说家在30年代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时代也试图模仿陶渊明的道路，他们深知现代文明占据了主流地位，要想寻得“理想国”，要想回归平和安宁的生活，就必须远离充满病态污浊的现代都市，去构筑一个“小国寡民”式的栖居地。于是就有了废名的黄梅故乡、沈从文的湘西世界等。 （二）山水画意象
论汪曾祺小说的美学价值 汪曾祺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其小说以其丰富的生活体验为基础，表现了人性的多面性和社会的复杂性。汪曾祺的小说具有深刻的人性洞察力和独特的美学价值，在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汪曾祺的小说描写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存之道，让读者对人的内心世界及其矛盾感有更深的认识。例如，在《山楂树之恋》中，汪曾祺通过描写主人公们的爱情故事，探究了现代都市人的情感生存问题，表现出了人性和社会的错综复杂，使读者思考和挖掘小说背后的深层含义。小说的善恶、正邪、斗争和胜负，都直接与生活有关，让人深有感触。 汪曾祺的小说还呈现了优美的文学形式。他的语言简短、朴实、富有诗意性，而且既能传递真实的生活情感，又不失优美的艺术效果。例如，在《七十年代的灵魂》中，汪曾祺以流畅的叙事方式，将主人公心灵深处的苦涩和迷茫表现了出来。汪曾祺的文学风格独特，兼容并包，潜力十足，展示了他对现代文学的深入理解和扎实的文学功底。 汪曾祺的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称为现代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小说中所体现的深刻的人性观和独特的美学意义，具有很高的读者价值，也是汪曾祺小说美学价值的核心。小说之所以能够永久存在，是因为它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透过文学的形式，让人们对生活和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总之，汪曾祺的小说以其深刻的人性洞察力和独特的美学价值，
在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对文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让读者深受启发，丰富了人的内心世界，使人们思考和挖掘小说的深层含义。其小说的文学价值、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应受到高度关注和推崇。汪曾祺的小说作品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已经开始问世，至今仍然是当代文学中具有深 远影响的代表作品之一。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汪曾祺的小说不仅真实地反映了生活中的种种人和事，还展示了优美的文学风格，带有深刻的人性和社会洞察力，从而提供了很多思想和文学上的启示。 首先，汪曾祺的小说在表现现代都市人的复杂性方面展现出卓越的贡献。汪曾祺的小说集中体现了现代都市人的情感生存危机，传递出生活中的种种迷惘、困惑和痛苦。在《山楂树之恋》中，他通过描绘主人公们的爱情，探讨了现代社会中的爱情和人际关系，深入挖掘人性面临的复杂、纠结的情感和心理状态。又如在《七十年代的灵魂》这篇小说中，主人公在名利与才华间无所适从，思考人生的意义，目睹家庭和时代的沉沦，也正是我们周围很多人所经历过的。 其次，汪曾祺的小说也以其优美的艺术表达方式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可。他的小说语言简练、富含内涵，同时非常具有诗意。通过对细节的描写，抓住人物矛盾的心理，汪曾祺的小说呈现出一种深刻的美，该美既有意味深长的意蕴，又有动人心魄的独特表达方式。例如，在《文化苦旅》这篇小说中，汪曾祺通过对旅途和旅行者的描述，折射出人性深处的绝望和苦涩，构成了一种简洁而又优美的美学形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汪曾祺《受戒》赏析 一、创作背景 《受戒》，这是作家汪曾祺十七岁那年，抗战爆发时，避难到了一个小寺庙里住了几个月的亲身经历与感受，最早曾以《庙与僧》为题在上海《大公报》发表，1980年才重新写成了《受戒》。两部作品比较后发现，两小说都有“回忆”的特点，但相隔了近三十五年，作家对往事的回忆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小说风格也完全不同。《庙与僧》严格说来，只是《受戒》的创作素材，作家对人生的理解，还停留在好奇阶段，并无成熟的见解。经过几十年的发酵，才酿成醇美清新的《受戒》。 二、创作目的 汪曾祺把《受戒》当成一个梦来写，因为这是一个永远已逝的梦，也是梦想。这是作家创作《受戒》的目的，表面上写小明子与小英子的初恋，实际上还有更丰富的内涵，那就是他们的初恋中所表现出来的清纯、和谐，小明子的聪明能干，小英子的活泼大方，他们对戒律的藐视，他们旺盛的生命力，而所有这一切美好的东西，经过几十年新生活的改造，已不复存在。于是，表面上欢快的《受戒》，便包含了作家的隐痛，表面上的初恋题材，表现的却是作家对纯朴人性的歌颂与对理想生活的渴望。 三、小说特征 1、回忆性特点 汪曾祺小说的“回忆性特点”既是作家生活经历、创作经历使然，又是他对小说创作的观念使然。选择表现旧生活，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而是“美学情感的需要”。 《受戒》中的小明子正是作家当初在避难寺庙里所见的小和尚，同时，又有作家自己少年时的影子，比如作品开始写小明子出家路上对沿路店铺的好奇，尤其是小明子朦胧的初恋，都融进了作家自己的感受。小明子出家时十三岁，四年后受戒时十七岁时，汪曾祺十七岁时也正经历着初恋，和善而儒雅的汪父（汪曾祺曾说“多年父子成兄弟”），还在他写情书时给他出谋划策。而小说中的小英子，也有现实生活的影子，甚至也有作家自己的影子，比如小英子的父母和善能干，勤俭持家，一家人过着殷实的生活，这与汪曾祺家的生活情景非常相似。汪曾祺非常愿意始终像小英子那样无忧无虑地生活，像小英子那样开朗活泼，但世事不如意，他又是男性，因此，只能抱着“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有点女性化，这种不争也是无奈的，因此，他的小说中多有这种不争而忍耐的人物形象。 因此，《受戒》其实就是作家对普通人的生活与命运的理解，是对自己渴望的生活的描述，是对自由而淳朴的人性的歌颂。汪曾祺所理解的真正的生活是，它是命定的，正如小明子命定要出家当和尚，庄稼人命定要为收成与一日三餐一年忙到头，但人可以不完全受制于命定，可以把种种对生活的戒律抛开，因为人是有创造力的，有情感的，正是创造力与情感，使人创造了风俗，而这种风俗就是对命定的抵抗。汪曾祺之所以喜爱旧生活，正因为旧生活中有这种风俗，而“移风易俗”的新生活，把全部的风俗都扫荡尽了。风俗不仅是仪式，更是当地民众的生活观念与生活形态，破坏了风俗，也就破坏了当地的生活。 2、风俗化特征 大量的风俗描写是汪曾祺小说散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汪曾祺曾说：“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而风俗主要保存在民间社会。散文化小说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抒情性，但不是通过主观的直抒胸臆的方式抒情，正是通过对田园牧歌般的风俗的描写，营造意境，类似“借景抒情”。汪曾祺的小说中的写景，主要就是对风俗的描写。 《受戒》中描写荸荠庵的布局、小英子家的布局、善因寺，以及这些环境中的种种人物、行状的描写等等，这并非是与小说主线无关的闲笔，而是相当有关的，是人物生活的环境与背景，是主要人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观和他在小说文体创造上的自觉意识。 （1）在汪曾祺重新开始创作的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学流派和文学潮流不断兴起，又不断更替的时代，许多作家都被卷入了各种潮流之中，而汪曾祺则为少数几位只按照自己的文学理想写作的“潮流之外”的作家。汪曾祺与当代大多数小说作家不同，他从不涉足长篇小说，从来也没想过要写一部“史诗性”的或“全景式”的长篇作品。他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中说：“我只写短篇小说，因为我只会写短篇小说。或者说，我只熟悉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思维方式。” （2）虽然我们还不能说汪曾祺主观上想创造出一种新的小说文体，但是，他在“小说散文化”方面的努力却是自觉的。正如他在《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中所说：“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汪曾祺的小说虽然也涉及他曾生活过的昆明、上海和北京等城市，但大多取材于他的童年和家乡的生活，既不特别设计情节，也不有意制造矛盾和冲突，而是专注于风俗民情的表现，而这些风俗民情也不是推动故事发展和人物性格变化的主要因素。因此，他的小说不但没有较强的故事性，而且故意在要与“戏剧化小说”背道而驰，使小说呈现出如日常生活一般的自然形态，在“散文化”中创造一种生活的“诗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汪曾祺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文体家。 2．汪曾祺在废名、沈从文，与阿城、贾平凹之间承前启后的作用。 （1）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倾向，受到废名和沈从文的较大影响。 废名作品的特别之处，是田园牧歌的情调加上古典式的意境的营造，致力于乡村的风土人情，特别是乡村的儿女情态，他所写的是“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也就是说，他不但是把小说当作散文来写，而且还要把散文化的小说写成抒情诗。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则较多地受到废名的影响，一方面以“乡下人”的眼光看城市，对现代文明进行无情的讽刺和批判，另一方面，则立志要成为湘西生活的叙述者和歌者。因此，以废名和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小说家，不仅在创作上“通过作家人生体验的融入、散文化的结构和笔调，以及牧歌情调或地域文化气氛的营造” 形成了“文体风格趋于生活”的共同特点，而且，还在理论上对“戏剧化小说”进行质疑，反对装假、做作和矫情，主张消除小说的戏剧化设计，特别是在故事情节上的人为结构和人物性格上的刻意追求，恢复生活的原状，展示生活的本色，写作自自然然的散文化小说或“随笔风格的小说”。 但是，在现代文学史上，这一流派的创作风格，随着革命运动的风起云涌而被人们有意无意地遗忘了。与这一流派创作风格相近的萧红的《呼兰河传》，也无法归入当时的创作主流之中。 （2）汪曾祺的出现，连接上了这种被中断和遗忘的小说风格。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短篇小说也是一种引人注目并且成绩斐然的创作形式，但当时的名篇，除茹志鹃的《百合花》外，大多属于“戏剧化小说”的范畴，带有一点散文化特点的短篇小说，如我们在专科阶段讲到的，周立波以“明远”、“悠徐”风格写作的《山那边人家》，以及林斤澜以追求“含蓄曲折”艺术表现方式的《赶摆》、《惭愧》等作品，都相继受到了非议或批判。 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风格的创作完全被中断和遗忘。因此，汪曾祺的出现，才使人们惊讶：“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才被人们看作是“在文学史上是具有着‘承先启后’意义的小说家”，才被人们称为“开近年文学寻根之风”的作家。 （3）汪曾祺小说在文体上的创造，又影响着阿城、贾平凹等一些小说和散文家的创作。表现特定地域的民风民俗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80年代小说创作中最为流行的方式和观念。汪曾祺关于“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的观点，对“寻根文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新时期以来,小说研究一直是汪研的重点。这也符合汪曾祺的创作实际。形成了这样几个研究热点:小说的文体风格，艺术渊源及及传统文化底蕴及思想意蕴。 对汪曾祺小说的创作文体风格,大多数人用“淡中有味,飘而不散”,平淡、和谐来概括。较系统地着手这一工作的李国涛。他在《文学评论》87年第4期上发表《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一文,从“小说是回忆”、近似随笔、“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三方面结合具体作品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3个支点:回忆、结构、语言进行透彻、精遂的解析。杨志勇则从叙述方式(包括视角、语言等)的突破、着力于气氛的创造、虚实相生以激发读者的主体创造意识三方面来阐释汪曾祺小说的文体意识,并指出在这几方面汪曾祺的文艺观与西方现代文学(形式学派、接受美学)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共振。许多研究者都提到汪曾祺小说“散文化”这一特点,“散中有凝”,追求内在的神韵,认为这是对传统小说观念的消解,这是较一致的看法。许宗华专门对汪曾祺小说“非情节化”作了论述, 具体分析其在情节设置、人事描写上的独特表现。张洪德则进一步从“对人物作个体凸现或群体描绘”,“运用‘写意’手法展示人物风貌”,“选取独特细节对人物作传神描绘”3方面分析了汪曾祺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散文化技巧。谈到小说散文化,汪曾祺小说中“气氛即人物”,注重氛围感渲染和酿造,得到了评论界一致认同。邓嗣明撰文从氛围气这点来探讨汪曾祺小说的艺术品格,认为汪曾祺小说氛围气的出现,关键在于用气氛酿造人物,构成一种情调。而情调的形成又取决于作家审美理想与相应物象撞击所产生的意绪和情思,所以氛围气的创构就在于他对这种意绪和情思的捕捉和组建;接下他从这一转化的两种形态:一、气氛即人物:审美感受的物质外化;二、小说“散文化”:理想人格美的塑造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抒情审美品格作了深层的剖析,很有创见。有的从汪小说的叙事风度入手,认为平淡既是其叙事方式、叙事态度,更是汪对待生活和生命的基本态度。有的则提出其文体意识体现于“叙述方式的突破、着力于气氛的创造和激发读者的主体意识”三方面。 汪小说语言研究又是汪小说文体特色研究这一热点中的热点。谢锡文,李陀和杜悦分别从3个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观照。谢将汪小说语言的墨光四射归功于汪对语境的解释功能和制约功能的充分理解和巧妙运用。李认为汪在现代汉语写作中进行了种种实验,笔下的语言已到写活的境界,并极富创见地指出汪的语言实验在文化政治层面构成了对毛文体的挑战。杜则从音节、声调、韵律、摹声词等角度揭示汪小说独特的语音美感,并将其置于文学史发展的链条中,认为汪接续了建构语音形象美这一我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杨学民. 李勇忠.在《从工具论到本体论——论汪曾祺对现代汉语小说语言观的贡献》一文中认为现代汉语小说的语言基本是沿着"言文一致"的方向发展的。汪曾祺在现代汉语小说语言理论发展史上的意义主要在于,他以本体论小说语言观替代了传统的工具论小说语言观,并提出了以审美为核心,广泛汲取多种语言资源的营养,锻造一种诗化小说语言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罗譞在《论传统文化对汪曾祺小说创作“母语化”的影响》一文中认为在新时期的“寻根文学”中,汪曾祺的小说给人印象最深的乃是其语言的运思与运作方式上的“母语化”倾向:言说结构自由灵便,省俭笔墨、限制夸饰,随物赋形,含蓄节制、除尽火气,富于活力、灵性与诗性,表现出一种迥然有别“欧化”色彩的、极具“母语”特色的语言风格。周志强在《作为文人镜像的现代韵白——汪曾祺小说汉语形象分析》一文中分析了汪小说的汉语形象，把其小说语言成为现代韵白。所谓现代韵白，也就是指汪曾祺小说里面以现代白话生成一种类似于古代汉语的余韵无穷的审美效果的语言。在汪曾祺的小说里面，现代韵白呈现为一种极其富有魅力的审美形象。简单地说，可以分为视觉形象、音韵形象、语体形象、文化形象等几个方面。汪小说文体研究中另一个较为集中的关注点是视角研究。席建彬的《回归与拯救———论汪曾祺小说的童年视角》指出汪小说以童年视角为叙述策略,力图在童年的回归中拯救沉溺的过去。肖大勇则认为“温馨恬静的水乡”与“和谐宁静的京城巷闾”是汪最有代表性的两个视角,反映了作者的士人心态和小说创作的内在审美蕴涵。刘守亮. 江红英.在《童年经验与心理回归——从心理学角度探讨鲁迅和汪曾祺采用童年视角的原因》一文中从心理学的“缺失性经验”和“丰富性经
汪曾祺的文学地位 翻开当代的文学 史，汪曾祺 的地位有些尴尬，在潮流之外，在专章论述之外，常常处于 “ 还有 ”之列。“还有”在文学史的编写范畴中，常常属于可有可无 之列，属于边缘，属于后缀性质，总之，这样一个大师被遮蔽了，为何会如此呢? 汪曾祺的文学史意义 20 世纪 40 年代汪曾祺在文坛崭露头角， 80 年代初期重返文坛后， 他的小说 创作无论题材、人物还是叙事方式、情感格调，都与“伤痕”、 “反思”文学拉开了距离， 显示出“陌生化”的倾向。 他 始终是一个边缘化的作家。 汪曾祺之于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是一个具有文学史价值 的命题， 他使人们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小说”有了全新的认识。 汪曾 祺在新时期文坛的出现绝不仅仅具有形式革命的意义， 而更具有观念革命的意义。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所作的开拓都是首屈一指的。 普遍认为刘心武的 《班主任》 是新时期小说的开山之作， 但从新的视角分析， 1980 年发表在《北京文学》l0 月号上的汪曾祺的《受戒》才是具有全新意义的 小说。正如马风所说：“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 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受戒》让人们看到了小说的另一种写法， 从选材到技巧都令人耳目一新。 “新”在与“十七年” 形成的小说创作态势表现出格外明显的差异和隔膜，这一点恐怕是以《伤痕》和 《班主任》 为代表的“伤痕”、 “反思”文学所无法相比 的，汪的小说促使人们思考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小说”。 同期美国的一所大学把《受戒》编入教材，将它作为研究中国新时期文学的 标本。评论家李庆西认为，汪氏小说是一种新笔记体小说，它体现着一种新的小 说观念， 这种自由、 随意的文体将文学从一种既定的对客体的认识手段转化为对 主体的自我体验，正在这一点上，它开拓了现代小说的天地。它的价值或许在于 “它为今后的形态发展进行着艺术准备。它在艺术的高级层次上对小说技 巧作出了富于诗意的概括， 揭示着小说审美关系和叙事形态变革的可能途径。 从 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实验性作品，是面向未来的先锋派”。 汪曾祺对新时期小说观念发生影响的同时， 也以“小说写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