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抗战时期延安的知识分子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共政策的感召，大量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他们为建立“民主中国的模型”，为夺取抗日战争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党也积累了对待知识分子的宝贵经验。
【关键词】抗战时期；延安；知识分子
抗战时期，全国各地各类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对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干部培训、医疗科研及工业部门等各项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这对坚持长期抗战、建设“民主中国的模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党已探索出了善待知识分子的宝贵经验。
早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就确定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政策，号召：在陕甘宁边区（以延安为中心）要吸收城市知识分子和全国青年学生来边区，并给以必要的教育以影响全国。由于中共政策的感召，各地知识分子涌向延安。1938年夏秋之间掀起了第一个延安潮。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5月至8月，经该处介绍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有2288人；全年总计有1万多名青年从这里获准去延安。任弼时在1943年12月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71%”。
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大致可归为三类：叛逆者、逃亡者、追求者。曾以思想罪、政治罪而被捕、监禁的文化人，他们由政治的反叛走向道德的反叛、社会的反叛、文化的反叛，如：丁玲、艾思奇、范文澜、艾青等人；逃亡者包括声名的逃亡与失去故土的逃亡。前者有：论战“国防文学”的周扬，“两个口号论争”的徐懋庸，陷入感情纠葛的高长虹等人；后者如“九一八”后流落重庆、桂林的东北文化人萧军、罗烽、舒群等20多人；第三类人或为生计，或为理想，是形而下、形而上或兼而有之的追求者，像王实味、冼星海、何其芳、茅盾、朱光潜、沈鸿等人。
延安之所以磁石般吸引着外来知识分子，首先是因为中共在这一时期对知识分子和科技政策的正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再强调：知识分子是中国民主革命中首先觉悟的成分，具有先锋和桥梁作用；工作没有知识分子就不能治党治国治军；要主动地、机智地、刻不容缓地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去“抢”知识分子，“抢得慢就没了”。1941年6月2日《解放日报》社论提出“不应把科学技术上的提高工作推迟到抗战胜利以后”。边区政权把提倡科学知识、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明确载入其《施政纲领》。其次是日寇对文人的迫害和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使广大的知识分子痛感要救亡是不能信赖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的，他们把国家的希望寄托于共产党，纷纷投奔延安去经受革命熔炉的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