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流行着一种趋势：“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主要理论构架在于分辨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的两条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路线，剔除恩格斯的解释路向，渲染现代西方哲学转型的“进步说”。不顾“语境的非法移植”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放置于这种逻辑话语中，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的种种理论样态。这样一种依靠“西文本”的“学术性诉求”而嫁接出的理论“成果”本身能够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些什么？对此，把“重新理解马克思”与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哲学范式转型问题联系起来，深入流行话语的根基处，阐释与剖析了三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令人困惑的现象。 关键词：对立论；哲学范式；倒退说；马克思 哲学界有一种说法，那就是以教科书改革为标志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划分为“教科书时代”、“教科书改革时代”、“后教科书时代”。其中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教科书成为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与反思中急需突破的藩篱，缘由在于它部分地丢弃或歪曲了马克思本人一些重要的思想论述。然而纵观教科书改革这三十年来所发生的哲学论争以及哲学范式的转型所带给学术界的整体印象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与阐释力并没有增强，而是不断地被边缘化。这应该算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一个“难题”，对此破解的通道有二：一是“回到马克思”，在深度耕犁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中，试图“回到”或“走近”马克思，在重返马克思的阅读中，改变以往一些僵化的理解。二是“重新理解马克思”，其实这与前一种有着共同点：“重读马克思”。不同点在于，“重新理解马克思”通常认为教科书是与马克思本人完全不同的、以恩格斯为始作俑者的一种旧哲学范式下的“旧解读模式”。“重新理解马克思”就是要通过“中介式方法”，即在现代哲学范式转型后的“进步”的格式塔话语逻辑下，让另一条马克思本人的“新解读模式”显现出来。国内哲学界如此流行的话语，就笔者研究看来，有诸多的困惑，在此撰文谈谈自己的看法并求教于哲学界方家。 困惑一、“对立论”解读模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法性追问 非历史性地将“传统教科书”的缺陷被无限放大，并且把实质是“退却”的“西文本”中“新哲学”范式的直接引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中，这就出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将马克思放置在表层看来“离我们很近”的现代哲学范式下来解读。通过现代西方哲学以及由早期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逻辑为“中介式方法”，极力阐扬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早期作品中的思想。这样一来，他们在“西语”模式的文本解读中产生了一条“玄妙的自我深化”的“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解读模式。这是一条与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后经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梅林、普列汉诺夫等以及第三国际的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明显存在着异质性的“话语体系”。而面对这一“文本危机”，这些学者必然采用了这样的划分方式：“普列汉诺夫坚信，马克思是通过唯物主义立场的确立而扬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这一基本思路后来在列宁和斯大林那里得到了明确表述。”。这一条解释路线被称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解释路线”。由于这一解释路线的始作蛹者是恩格斯，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批评恩格斯与马克思存在“差异”。①上个世纪20、30年代后，随着马克思手稿、遗著和笔记的发表，于是前一种解释路线“面临挑战”，出现了“蕴含在马克思手稿中的潜在的解释路线”。正是这些手稿的发表为这一潜在的解释路线的出场准备了条件。②“我们认为，马哲史上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解释路线”，“第一条是以恩格斯和列宁为代表，至今仍然拥有广泛的影响”，“这条解释路线在基本立场上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回归”。“第二条解释路线是马克思本人的解释路线”，这“不会像第一条解释路线那样，得到一个抽象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或物质世界)而是人类社会和现实的人”。“按照马克思
论中国古代文体论研究范式的转换 ■姚爱斌 《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文体范畴的基本内涵是指具有各种特征的多层次的文章整体。文体范畴的产生,标志着古代文章整体观的自觉和成熟;各种辨体理论的兴起,反映了古人对各种文章整体特征认识的深化和细化;有关文体发展和创作的体用论,揭示了特征各异的现实文体的生成机制。一体多用的文章整体论克服了“体裁和风格二分论”研究范式的学理缺陷,实现了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统一,揭示了中国古代文体论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彰显出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古代文体论研究中,人们对“文体”(简称“体”)范畴一般有“体裁”和“风格”两种释义。其具体做法是将文类文体论(有关诗体、赋体等的文体论)中的“文体”或“体”范畴解释为“体裁”,而将作者文体论(如“太白体”)、流派文体论(如“竟陵体”)、时代文体论(如“盛唐体”)等中的“文体”或“体”范畴解释为“风格”。在此基础上,学界建立了“体裁论”与“风格论”二分的古代文体论研究模式,并长期普遍遵循。该研究模式的形成既与中国古代文体论的内部构成有关,又深受西方文类学(TheoryofGenres)和语体学(Stylistics)并存互异的理论格局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直接从中国学界通常将Genre(文类)和Style(语体)译为“体裁”和“风格”、将TheoryofGenres和Stylistics译为“体裁学”和“风格学”看出来①。这一具有西方学理背景的二分式研究模式,为中国古代文体论的现代阐释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但其学理缺陷是,在这种分而治之的阐释视野中,中国古代文体论仅仅保持了形式上的完整,而缺少统一的本体论说明。为了弥补“二分模式”的这一欠缺,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应该根据“文体”范畴的“体裁”和“风格”二义,重新界定中国古代文体论的范围——认为中国古代文体论应指关于“文学体裁”的常与变的理论,而那些被理解为“风格论”的文体论则应被排除在外②。从表面上看,这种做法确乎达到了学理自洽的目的;但从更深层看,这一思路又难免简单和保守。其简单主要表现为只是把那些理解成“风格论”的古代文体论撇开了事,其保守则体现在对古代“文体”范畴的两种流行释义完全接受,未加反思。因此,与其说这种做法解决了问题,毋宁说更充分暴露了“二分模式”的理论危机。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以古代文体论的史料为依据,通过文献实证与逻辑分析、本体论与方法论相结合的方式,重新解读古代“文体”范畴的基本内涵,辨析二分式释义的失误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切合中国古代文体论的新的研究范式。 一 中国古代以“体”论文和“文体”一词大约产生于汉魏之际。如汉末卢植《郦文胜诔》:“自龀末成童,著书十馀箱,文体思奥,烂有文章,箴缕百家。”③蔡邕《独断》论“策”:“三公以罪免,亦赐策,文体如上策。”④在稍后的魏晋六朝文论中,以“体”论文便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形成了中国古代文体论的第一个高峰。从有关文献可知,在“文体”观念产生之前,人们已经在“文”的观念框架内对有关文章的众多问题有了相当丰富的认识;但为什么在有了“文”的观念之后还会出现“文体”观念?“文体”范畴从哪些方面发展了“文”的观念并丰富了人们对文章的认识?“文体”范畴依靠什么独特的理论内涵确立了它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1d6812692.html, 浅论从艺术范式到文化范式的转型 作者：丁文浩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6年第24期 摘要：在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中，特别是在国家加大文化建设的战略背景的影 响下，传统的艺术范式向文化范式的转型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其使中国艺术范式由曲高和寡走向平民大众的，由自身走向国际，与不同文化进行交流和融合的必经之路。在新时期，传统艺术范式已经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如何加强艺术学研究，实现在各领域的相互融合，实现信息时代电子时代的发展需要是值得我深入研究的。 关键词：艺术范式；文化范式；转型；趋向 [中图分类号]：J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4--01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多元化行业的构建，尤其是在信息化和多媒体时代的来临对于艺术范式也提出新的要求，艺术范式已经很难去囊括新型行业的发展，艺术要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相适应，并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起到积极的作用。艺术学不再是单一的独立发展，也不再作为美学、社会学等的依附学科，而是能够形成与美学、社会学、哲学等相交融的学科。 一、转型是艺术范式发展的必经之路 毋庸置疑的是在当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艺术范式已经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悄然应用着，苹果公司的乔布斯先生在介绍其产品时，就十分自豪的介绍道，在苹果产品中，从界面、字体到排版上就应用着大量其在大学时代所研修的书法艺术，所以苹果的产品才会如此完美。这只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缩影，在家装装潢，饰品设计等等领域，都渗透着艺术范式的痕迹，艺术范式俨然已经成为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一部分，如果艺术学的研究没有走出传统的思维，依然禁锢在艺术本身，不能和其他学科，不能和现实生活融为一体的话，那么艺术学的研究将受到极大的限制，其研究成果也很难实现强有力的突破。传统的艺术范式常作为精英文化存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状态难以展开，单一的培养形式造成学科的内容的匮乏，难以在多元文化蓬勃发展的现实社会达到融合同一。对艺术范式进行转型也是近年来艺术学界和国家战略的规划，在党的十七大中提出了“更加自觉、更加主动的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问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总方针，也体现了全社会对于艺术学进行转型的迫切需要。教育部和文化部将艺术学科作为单独学科进行设置也是其自身教育体系构建和完善自身理论，发展壮大的内在需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这样的历史机遇下，艺术范式的转型是其理论学科升级的必经之路。 二、艺术范式到文化范式的转型需要一个过程
托马斯库恩的范式转换 （学号：0617242 姓名：俞力洋专业：机械工程） 摘要：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在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基础上，“扬弃”了证伪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定义了“范式”----这一新的科学哲学模式。库恩力图表明：我们在一些基本方面已经被一些陈旧的“范式”所误导，而科学革命的本质就是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被一个与其完全不同的新“范式”所取代。之所以将这种新旧“范式”之间的转换称之为革命，一个机其明显的方面是，科学共同体中某一小部分人逐渐感觉到现存的、起引导作用的“范式”已无法有效的探究自然界的某一方面，因此，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改变看待问题的角度总结出更加正确的、新的常规科学。 关键词：库恩；范式；科学革命 正文：1947年，库恩以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研究生的身份开始其学术生涯，后来库恩将自己注意力从物理学转移到科学史方面。库恩最基本的目的是要敦促学术界改变对熟悉资料的看法和评价。如果我们总是考察和验证那些从经典著作或教科书中得出的、旧规老套的科学成就，而反对个别有足够理由支撑的新的客观结论视之若无物，甚至极力打压，那么新的科学观将永远无法诞生。如此一般，那科学的发展就变成了无数科学家对已有科学成就的编年史梳理以及对阻碍科学累积的“错误”和“神话”进行解释和描述。但是，科学史不是编年史学科，也不是科学累积发展观。因为研究牛顿是哪一天被苹果砸中的、勾股定理是谁先想到的是毫无意义的，并且那些被贴上是“错误”和“神话”标签的结论从某些角度来考虑确是更加符合客观实际，而大多数的科学家却视若无睹而继续着他们对科学的编年史累积的大学问。然而，这样的选择将很难把科学发展再看做是一个知识添加而增长的过程，同时这无疑也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与发展。 库恩发现，一些基本观念，特别是一些经典著作或教科书上用于教学的、“言之有理”的观念与如今历史研究所展现的事业完全不相符。比如，人类在2006年之前一直坚信不疑地认为太阳系有九大行星，而这一观点在经历了很多年的科技进步和外部环境变化后受到质疑。由于美国天文学家当时错估了冥王星的质量，后来还发现冥王星虽然质量足够大且能依靠自身引力使天体呈圆球状，但是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范式:反思与前瞻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经历了一个由单一向多样的转变过程。梳理、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变迁历史、现实样态、存在问题,展望其发展趋势和未来走向,对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基础性意义。2007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的主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反思与前瞻”。根据会议发言,我们约请相关专家撰写了本组文章。其中,苏州科技大学任平教授提出:“出场学”研究视域即探索马克思主义出场问题的哲学范式。该研究范式强调在历史语境、出场路径与出场形态三者关联中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逻辑,包括历史与哲学两个地平线、四大模块的理解范式。从历史到当代的地平线转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地平线从“当年”到“当代”的发展,从而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总体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郭湛教授认为:3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范式转换意义的发展,可从理论与实践、存在与规律、主体与活动、生产与发展、文明与交往五方面来讨论。在这些范式转换中,主体与活动方面更具核心意义,其中的主体与活动的性质问题尤为重要。从主体性到公共性,是主体与活动性质演变的大趋势,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换的根本走向。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张亮副教授通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传统范式的生成历史及研究者对各种新范式的建构尝试的反思,指出:传统范式是中国学者在独特的中国语境中,融合优秀的传统治学方式后自主再创造的结晶;而新范式的建构尝试则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繁荣。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多元并存格局,仅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与进步性,最终将被真正的历史科学所超越。 Ξ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研究”阶段性成果。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出场学视域 Ξ任 平 一、出场学:探索马克思主义出场问题的哲学范式哲学范式总是时代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探索马克思主义出场问题、进而提出出场学范式首先基于一个时代性挑战。“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1993年,《哈姆莱特》的这一句戏词,被法国思想家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用来指认一个并非完全没有戏剧性效果的“历史事实”:在旧工业化与资本全球化时代出场的马克思主义,遭遇新全球化时代,导致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美国新全球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和反恐怖战争,生态主义和绿色政治,知识经济和消费社会,反思现代性与后现代思潮的冲击,族性政治与文明冲突等等,? 4?
“公共危机与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单 波 罗新星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 公共危机 国际学术会议中图分类号|G 206作者信息|单 波,男,博士,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430023。 罗新星,博士生,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7级博士生,430023。 跨文化传播的产生与发展和公共危机紧 密相连。从主体关系上讲,公共危机(public crisis )是指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之间从事传播活动的一种障碍,它使人产生焦虑与不确定性,从而使文化间的交流失去平衡,表现为权力关系的博弈,影响文化间的理解与沟通,此时,跨文化传播就失去了和谐的前提条件,自身也陷入危机之中。另一方面,公共危机也呈现出跨文化传播的新问题,砥砺着人们的跨文化传播思想,成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内在动力。2007年11月1～2日在武汉大学召开的“公共危机与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旨在探讨当公共危机来临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如何沟通,如何认知公共危机突显的文化矛盾,如何寻找和应对公共危机的可能途径,如何使不同文化背景的媒介介入人类的危机管理,通过对此类全球性问题的讨论,把跨文化传播研究置于矛盾和冲突的语境中,发现更多的理论途径与创新动力。这次会议在跨文化传播与公共危机的关系、公共危机中的跨文化传播障碍、跨文化传播的内在危机、公共危机问题报道的跨文化比较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产生了一些创新性的成果。 当公共危机发生的时候,跨文化传播能对它产生怎样的影响?当人们建构跨文化共识的时候,又埋下了怎样的危机?对于这个 老问题,本次会议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 见解。香港中文大学的陈韬文认为,在处理 涉及全球性风险的事件时,国家传播系统在 面对国内外压力时,必须顺应全球环境的传 播要求,而其中来自外部的压力比内部的压 力更为关键,中国在“非典”疫症期间出现的 传播同步现象正说明了这一点,虽然这种现 象是暂时的并且局限在疫症问题内,并未使 传播系统发生显著的结构性变化,但将会成 为中国传播界日后争取更开放的传播政策时 的重要符号资源。香港中文大学的李少南也 通过S ARS 危机在香港的发展过程得出结 论:跨文化传播对公共危机在不同时期有不 同影响,分别是扩散危机、引入国际力量、调 解分歧、团结内部及监控危机。当本土危机 出现时,假若危机处理者对跨文化传播不能 作出适时的使用及回应,危机将会持续,会对 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和危害。 上海大学的戴元光、赵士林认为,在全球 化的背景下,对于危机的透明与及时的报道 也往往有助于危机得到更快的解决,而且许0 21学术 动 态
第4卷 第12期 中 国 水 运 Vol.4 No.12 2006年 12月 China Water Transport December 2006 收稿日期：2006-11-12 作者简介：龙佳红 女（1971-） 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讲师 英语语言文学硕士 （430070） 研究方向：翻译理论 从翻译的界定看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变 龙佳红 摘 要：简要梳理了译界对翻译这一概念的界定。传统和现代译论主要围绕翻跨语际转换性质来界定.当代译论则主要围绕跨文化转换性质来阐释翻译。对翻译界定的演进中还折射出翻译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从以原语为中心的规定性研究转向以译语为中心的描写性研究，从微观语言层面的内部研究转向宏观文化层面的外部研究。 关键词：翻译 翻译学 传统译论 现代译论 当代译论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973（2006）12-0190-03 对翻译这一概念的界定，是译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对翻译的界定集中反映了人们对翻译活动性质、目的、过程和作用的认识。传统和现代译论主要从语言学的角度将翻译视为语言转换活动。而当代译学由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借鉴了西方当代多种文论思潮，主要从文化和权力等宏观层面将翻译界定为跨文化的交际行为和传播行为，从而凸显出翻译背后复杂的文化、政治和权力因素。这一核心概念的演进，折射出翻译学科的发展趋势——即翻译内涵逐步扩大，翻译研究疆域不断拓宽。翻译研究也从单一视角微观层面的内部研究转为多维视角宏观层面的外部研究；从静态的以翻译结果（文本分析）为中心的研究转为以动态的翻译过程为中心的研究；从以原语为依规的规定性研究转为以译语为中心的描写性研究。 将翻译理论分为传统、现代和当代三类是参照潘文国“按学科意识的自觉与否，将翻译理论分为传统、现代、当代三大类。”（2002：34）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语言学的发展，翻译研究者纷纷以语言学为理论指导来研究翻译，翻译研究告别了传统经验漫谈式的模式，从而走以语言学、符号学等理论为指导的科学模式，代表人物有费道罗夫、奈达，卡特福德等。1976年比利时洛文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当代翻译学的诞生，也标志着翻译研究从现代的语言学范式开始转为更深厚的当代哲学话语范式。 一、传统和现代翻译理论对翻译的界定 传统译论和现代翻译理论主要将翻译界定为语言转换活动，认为原文的意义可以准确地传达或移植到译文中，无论东方或西方都追求译文与原文的忠实、对等。这无疑合理地界定了翻译的职责和译者的使命。例如中国译论主要围绕忠实来界定翻译。典型的定义有：“文学翻译是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茅盾，1984：511）从最早阐述翻译理论的支谦提出“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到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再到玄奘提出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再到近代严复提出的信 达雅，都是遵循忠实原则，将翻译视为能忠实再现原文思想的语言转换活动。西方译论也主要围绕“对等”来界定翻译。前苏联语言派译论代表人物安德烈.费道罗夫这样界定翻译—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在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中业已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美国翻译家奈达以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为基础，将翻译定义翻译为从语义到文本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文的信息。奈达后来又将交际理论引入翻译研究，提出了“动态对等”和“对等效应原则”。英国翻译研究者卡特福德的定义为“翻译是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1991：24）卡特福德是等值翻译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他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为理论参照，认为原语和译语的等值关系基本上可以量化。 传统译论和现代语言学翻译学派深刻揭示了翻译活动的符际转换性质，为翻译学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翻译研究以内部微观研究为主，主要探讨如何去译，它将忠实或“等值”视为翻译研究的中心，将研究的视角锁定于具体的语言操作和文本分析之维度，揭示了翻译是跨语际、跨符际的转化活动，却忽略了翻译活动跨文化转换的性质，忽略了翻译所赖以发生的复杂的文化和社会历史语境。当代译学则以其宏大的研究视角，引入当代哲学话语范式，从文化之维揭示了翻译复杂的过程、性质和作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当代翻译研究是对传统和现代翻译研究的一种补充。 二、当代翻译理论对翻译的界定 当代翻译理论流派众多，翻译研究学派（也称文化学派、操纵学派），是其中影响深远的一个学派。该学派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该派最主要的贡献是将文化研究的宏大视角引入翻译研究，即从文化层面审视考察翻译与文化的复杂关系。从此翻译研究范式从以原语、原文为中心转向以译入语、译文为中心。文化学派大大提高了翻译的地位，认为翻译是构建译入语文化的重要力量，研究的中心从“如何去译”
陶东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 陶东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 在中国的学术思想语境中，“大众文化”这个词常常有很大的歧义，这是因为早在193 0年代，就有“左”翼领导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出现过“大众化”、“大众文艺”、“大众文化”等术语。但是它与诞生于1980年代的“大众文化”意义完全不同。简要地说，19 30年代左翼的“大众文化”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的一部分，它没有商业色彩，也不是由商业性的文化工业机构利用高科技媒介技术批量生产的，它受到的影响来自当时的苏联普罗文化；而1980年代出现的“大众文化”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它恰恰是对起源于1930年代，极盛于文革时期的“革命大众文化”的否定，并明显受到港台地区和西方国家大众文化（用法兰克福学派的话说是“文化工业”）的影响。但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学术界没有对两者进行明确的区分。在我发表于1993年的文章《欲望与沉沦——大众文化批判》中，对于“大众文化”进行了这样的界定：大众文化是“商业化的、批量生产的、以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电子传播媒介传播的、娱乐性消费文化”。[1] 这个界定已经比较接近西方学术界由法兰克福学派确立的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概念。在发表于199 5年的《官方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妥协与互渗——89后中国文化的一种审视》一文中，我对“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商业性大众文化”、“革命性大众文化”等概念进行了区分。该文指出：“民间文化”（folk culture）主要是前现代社会的非官方文化类型，主要存在于农村，是人民自己创造的文化，它还没有被纳入商业化、工业化的文化工业生产体系；而“大众文化”则仅仅是与现代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相伴随并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手段制作的具有商品消费特点的市民文化形态。 关于“商业性大众文化”（commercialized mass culture）与“革命性大众文化”（r evolutionary mass culture），文章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所谓“大众化”、“大众文艺”、“大众文化”等文化运动和文化类型，这种革命性的大众文化（群众文化）包括30、40年代的那些快板书、街头剧、顺口溜等，还包括赵树里的小说、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50年代的新民歌等通俗文学艺术。这些作品同样具有流传广、文本简易通俗等特点，但却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的商业化、追求利润、感官刺激的色彩。它是革命文化的一种类型。[2] 本文考察的“文化文化”和“大众文化研究”不包括革命的大众文化，而是特指以大众传播
教育的范式转换1 所谓范式（paradigm），是一套被普遍接受的信念、理论或世界观2。此术语是由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Kuhn, Thomas）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62）一书中提出的。由于一个成熟的范式将直接为实践者提供主题、工具、方法及前提。因而，"范式"的概念一经提出，就被科学界人士广为关注，继而成为各门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范畴。 范式不是静态的，而是通过应用来不断完善与拓展的3。用库恩的话来讲，范式是一个在新的、迫切的环境下进一步清晰和细化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某个范式初步成形后，其后的研究者所做的工作往往是为这一范式添砖加瓦，使这种范式更加完善与丰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某种新的范式将以竞争的姿态出现4。通过新的实践的选择，新的范式可能会取代旧有的范式，而成为学科的公认范式，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之为范式转换。 信息时代，知识的编码化与数字化将把人类带入知识经济与数字化生存的知识社会，知识老化的速度大大加快。据专家们分析：农业经济时代只要7~14岁接受教育，就足以应付往后40年工作生涯所需；工业经济时代，求学时间延伸为5~22岁；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科技急速发展，因此每个人一辈子的工作生涯中，必须随时接受最新的教育，人们都必须持续不断增强学习能力，方能获得成功。因此，知识经济时代的人类必须把12年制的学校义务教育延长为"80年制"的终身学习5。 终身教育的理念，最早是由蓝格朗（Paul Lengrand）在196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会议上提出的6，此后，"终身教育"就成为联合国推动发展教育的基本理念。在此基本理念的引领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与学习一个固定的知识相比，学习如何学习更为重要。正如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所言："21世纪的文盲将不是那些不会读写的人，而是那些不会学习、不会选择、不会反思的人。" 90年代初，学习范式已被提出，当时批评与质疑之声颇多，有人甚至斥之为"狂热"。然而，近十几年来，有关学习的研究与实践异常活跃，将学习范式的理念原则、实现方法勾勒得越来越清晰。整个教育界的变革姿态无疑都在表明：在教学范式与学习范式的竞争中，学习范式胜出！ 教学范式的基础理论是客观主义的，即认为世界是实在的、有结构的，而这种结构是可以被认识的，因此存在着关于客观世界的可靠知识。教学的作用便是将这种知识正确无误地传递给学生，学生最终应从所传递的知识中获得相同的理解7；而学习范式的基础理论是以建构主义为代表的诸多新生代理论，认为理解是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建构的，因而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与情景的交互作用过程中自行建构的8。（详见第二章第一节） 教学范式向学习范式的转换，是在整合了教学范式中的积极要素的基础上进行的，但却也是一种质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上加以阐释：一个是"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另一个是"面向结果"向"面向过程"的转变。 一、"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 在教学范式中，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师是主要的教学源，控制着学生对信息的访问。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的广泛分布与方便获取改变了教育者与学习者之间的关系，教师不再（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维持自己作为"专家"的角色，而是通过帮助学生获得、解释、组织和转换大量的信息来促进学习以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9。在学习范式中，学生承担着自我学习的责任，他们的角色由被动的接受者变为主动的知识建构者，并将最终被培养成为具有处理信息能力的、独立的终身学习者。下表展示了"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和"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育研究方法论的两种范式 从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教育研究方法论的两种范式:实证主义(或逻辑实证主义)与解释学(或建构主义),以及与这种两种方法论对应的量化研究(方法)和质化研究(方法)。 ■关于“科学”概念的界定 今天所说的或所使用的“科学”一概念是以17～20世纪西方的知识活动为基础而立起来的。关于“科学”概念的界定： 《不列颠百科全书》：“涉及对物质世界及其各种现象并需要无偏见的观察和系统的所有各种智力活动。一般说来,科学涉及一种对知识的追求,包括追求各种普遍真理或各种基本规律的作用[2]”。（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P137） 《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对各种事实和现象进行观察、分类、归纳、演绎、分析、推理、计算和实验,从而发现规律,并对各种定量规律予以验证和公式化的知识体系”。（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第5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P2664） 科学活动又是与理论密切相关的：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科学理论是“由人类的想象力构想出的广阔领域的系统性概念化结构,它包括关于物体和事件内在规律性的经验定律的体系;这些物体和事件可以是可观察的,也可以是假定的;由这些定律所提出结构并设计用科学的合乎理性的方式来解释这些事物”。（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4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P720） 由此可以得知,科学是指通过理性精神和手段用以探索具体事物规律性的知识活动,它与无知和迷信相对立;理性精神与理性手段(包括观察、分类、归纳、演绎、假设、推理、分析、综合、计算、实验等)彼此关联、互相依赖,而科学活动既包括质化研究,也包括量化研究,在理论形态与技术形态之间,这两种研究不存在排斥关系（吾淳.古代中国科学范型[M].北京:中华书局,2002.P4～5）。 ■中国古代有无科学活动以及中国有无科学史？ 吾淳先生认为，古代中国的知识活动是以经验为核心,这种知识活动除了通过目标———反复(实践与观察)———归纳(总结)———修正(提高)———目标这样一个结构模式以提高技术水平、达到精湛技艺这一条重要路径外,还有另一条路径,那就是倾向或热衷于各种各样的发明创造。这些发明创造又依赖于积累、直觉、类比、归纳、试误、修正等与经验密切相关的方法[5]P32。因此,中国古代的科学知识活动带有明显的经验(直觉)思维特征,由此推断中国思维忽视逻辑的观点较为流行。 中国逻辑中的最典型的判断形式主要不在与对事物的性质有所确定,而主要在于对因果关系等有所确定。另外,中国逻辑具有辨证思维、综合思维、注重概念内涵多样性及对应性等特征,由此可以对中国逻辑冠之为“形式更多样或更复杂的逻辑”或“非形式化的逻辑系统”。（吾淳.古代中国科学范型[M].北京:中华书局,2002.P350～353）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所要追求的“理”所用的方法是归纳法,近代科学也用归纳法来追求这个“理”,但还用逻辑的方法来推演,而这种逻辑推演的方法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杨振宁.中国文化与科学[J].杨振宁、饶宗颐.中国文化与科学[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P13） ■什么是“实证研究”？ 国内学者把“empiricalresearch”翻译成“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normativeresearch)”相对立]是指以实证主义(positivism)为理论基础的研究,有不少学者误将其等同于定量研究。在英语世界中,“empiricalresearch”的确切涵义为“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theoreticalresearch)相对应,涵义要比国内学者指称“实证研究”要宽,以…后实证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之一的“质化研究”应属于广义的实证研究之列[蒋凯.涵养科学精神:教育研究方法的省思[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什么是“定性研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理解与把 握 经济研究所 ***教授
一、经济学范式的涵义与主要作用 (一)经济学范式的涵义 美国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一词。“它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 在库恩看来，所谓范式即研究框架，就是人们观察世界和完成科学的方法，也就是一门科学中一般研究人员所共同掌握的信念、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和技术手段等的综合体。 经济学“范式”具有两个方面内容： 一方面它是指世界观，经济学家们共同的基本信念和价值标准，等等。 另一方面它是指方法论,被一批经济学家所共同接受、使用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
(二)经济学范式的作用 经济学范式的重要作用有三个方面： 一是使经济学理论研究真正纳入科学的轨道，从而使经济学理论研究从“前科学”状态进入“常规科学”阶段； 二是把一大批研究者与实践者团结在一起，按照共同的信念与价值标准，采取共同的概念体系与分析方法，相互交流思想，形成经济学的科学共同体； 三是经济学范式的调整与转换可以实现经济学的“科学革命”，实现经济学研究方法、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创新。
二、目前三种主要范式 一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回避社会经济结构而单纯研究资源配置，即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范式”。 西方主流经济学以抽象的“经济人”理论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以人的本性来说明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和社会经济变革的原因，充分表明其历史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二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抛开生产方式而片面研究生产关系，称之为“苏联范式”的“生产关系范式”。 “苏联范式”的基本特征是抛开一定的生产方式而主观地分析生产关系，根据平等、正义等原则来评判生产关系的优劣，完全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动画的文化传播及跨文化传播策略 摘要： 中西方动画作品中的传播过程都是经历了很长的历史,经受了岁月的沉淀与磨练,在中西方丰 富多彩的动画作品中淋淋尽致地发挥出来。我们了解到,在进行动画的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时,都会在无形之中给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与延伸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从而推动了社会文化更好、更快地向世界前行。整体而言,中西方动画作品中的文学艺术的传播形式不尽相同,却是表达着同样的艺术内涵,而大致方向不变。并且动画都是通过文化的传播来达到动画作品的大力宣传,然后供本土及世界的观众来欣赏。下面我们就从几个方面来研究与探讨,如何才能大力地推进动画的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传播,进而实现动画文学的全球化。 关键词： 动画；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策略；深远影响 无论是中国动画作品,还是西方动画作品艺术,都会在无形之中给人类文化水平的发展提供了 便利的条件,这些都是社会精神文化的产物,能够推动社会的动画艺术,为社会的文化发展创造财富。 尽管中西方动画作品中艺术传播的形式各显神通,不尽相同,却是表达着同样的艺术内涵,同样是运用 动画作品来表达艺术的文化气息,反映出一种社会现象或者是社会环境的缩影,从而让儿童乃至大人认识到文化知识真正的力量,所谓的真善美的真实所在。 一、动画的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推动作用 1）由于动画的深入人心,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都会有属于自己心中的动画偶像剧,从而使得人们对于简单的动画内容都能够脱口而出,比如说：《熊出没》这部动画的兴起,成为多少儿童心中的所爱,家喻户晓。在平常的生活中,孩子都会模仿其中的话语,进行通话的交流。千万不要觉得这些简单 的话语通俗易懂,就不值得一提,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当你通过看动画而有了这些话语感觉的时候, 说明你对语言的交流有了初步的认识,也就证明你的文化水平有一定的进步。动画的传播和跨文化传播,让我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习不同的语言,了解许多简单的跨国文化知识、简单的短语,经过反反复复地 观看,重复地听取,自然而然深入人心,久而久之,达到了文化宣传的效果,看的动画越多,对文化学 习的开展越有利。 2）动画是孩子们的启蒙老师,它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儿童解决这些生活中遇到的简单问题。对于文化交流来说,观看动画让人们在身心愉悦、身临其境的同时轻松地了解各国之间的文化,这个过程既简单又方便,还不需要刻意地去记忆,听多了画面中的描述,自然就刻在脑海中了,至少也会给我们 留下深刻的印象,对动画化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比如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总会在不经意
“西游”的文化范式及其转换(一) 摘要：《穆天子传》所讲叙的穆王西游故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巡狩、封禅，也不是寻常的旅游、探险，是西周帝王对华夏版图以西的西部所特有的神玉源头的一种朝圣之旅。这种西游范式，铸就了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华夏本土神话与宗教信念之中最重要的源头地区是充满美玉的西部神山。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发源的印度古国取代先秦神话的昆仑，成为建构新的西方想象的范型。《西游记》在此转换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关键词：《穆天子传》；《西游记》；文化范式 Abstract:TheStoryofEmperorofMurecordedthestoryinwhichEmperorofMup ilgrimedtotheWest.Thiswasnotahuntingtrip,amountdedicationingeneralsen se,norausualtouroradventure,butapilgrimagemadebyEmperorofMuastheS overeignoftheWestZhouDynastytotheoriginofholyjadeinthewestoftheChin eseterritory.ThispatternoftravelingtothewestestablishedthebeliefinChinese nativemythologyandreligionpriortotheintroductionofBuddhismtoChinathat allChinesegodswereoriginatedfromtheholymountainsinwesternChinawher emajesticjadeswereabundant.AftertheintroductionofBuddhism,theancient Indiaastheori stobethemodeltoconstructanewimaginarywest,towhichTheBuddhistJourne ytotheWestpromotedthetransition.
跨文化传播学理论笔记 1、爱德华·霍尔的非语言传播理论 1955年在《科学美国》（Scientific A merican）发表了第一篇跨文化的非语言传播论文，即《举止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Manners）,通过日常沟通行文来分析文化。扩展此文章思路，形成通俗读物《沉默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他将文化看作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所习得的行为模式、态度和物质的总和”，并认为他从深层持续稳定地控制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也掩藏着人们行为方式的很多层面。 分析方法：通过定义文化的基本单位或“元素”（isolate），然后把这些元素联系到生物基础上，这样就能在不 同文化间进行对比，从而建立统一的文化理论。 核心意义：学习理解眼意识层面的交流过程，即理解我们的潜意识文化（unconscious culture）,因为“理解和洞见他人心理过程的工作比我们多少人愿意承认的困难得多而且情况也严重得多。”霍尔所揭示的作为文化隐藏之物的无声的语言——声调、手势、表情、时间与空间等，无不蕴藏这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文化心理，尤其是非语言传播的文化无意识特点。 其他著作：《潜藏的层面》（The Hidden Dimension，1966）、《超越文化》（Beyond Culture 1976）、《理解文化差异》（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fference: Germans, French and Americans, 1990）等。 归纳出两种奠基性的跨文化传播学思想与方法： 1、将人类学对单一文化的研究扩展为比较文化研究，关注不同文化的人之间如何互动。最具启发的思想是：文 化是人类之间的联系纽带，也是他们与他者互动的方式。（这成为后来文化差异与互动研究的理论来源，如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 2、将文化研究从宏观视野转为微观视野转向了微观分析，其中最重要的是界定了文化的“基本讯息系统”（Primary Message Systems），即互动、联合、生存、两性、领土、时间、学习、消遣、防卫、利用，构成了对文化的立体化理解。其空间行为模式（proxemics）把空间当做文化的特殊表现方式，认为来自不同的感官世界中，一种文化中的人根据其文化感知模式而获得的体验会完全不同于其他文化。同时，在文化身份确认笼罩下的人们往往把他者视为他们自己的不可预测的、不可控制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交流障碍，为此，必须超越文化，把自己从潜意识中的文化网络中解脱出来。 2、霍夫斯特德的“文化差异的维度” 荷兰学者霍夫斯特德（Greet Hofstede）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了一次迄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文化价值调查研究，调查了66个国家117000位IBM员工
的文化范式及其转换 摘要：《穆天子传》所讲叙的穆王西游故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巡狩、封禅，也不是寻常的旅游、探险，是西周帝王对华夏版图以西的西部所特有的神玉源头的一种朝圣之旅。这种西游范式，铸就了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华夏本土神话与宗教信念之中最重要的源头地区是充满美玉的西部神山。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发源的印度古国取代先秦神话的昆仑，成为建构新的西方想象的范型。《西游记》在此转换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关键词：《穆天子传》；《西游记》；文化范式 Abstract: The Story of Emperor of Mu recorded the story in which Emperor of Mu pilgrimed to the West. This was not a hunting trip, a mount dedication in general sense, nor a usual tour or adventure, but a pilgrimage made by Emperor of Mu as the Sovereign of the West Zhou Dynasty to the origin of holy jade in the west of the Chinese territory. This pattern of traveling to the west established the belief in Chinese native mythology and religion prior to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to China that all Chinese gods were originated from the holy mountains in western China where majestic jades were abundant.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the ancient India as the origin of Buddhism took the place of the Kunluns in the pre Qin myths to be the model to construct a new imaginary west, to which The Buddhist Journey to the West promoted the transition. Key Words: The Story of Emperor of Mu; The Buddhist Journey to the West; cultural pattern 一、《穆天子传》：昆仑玉乡朝圣史诗 《穆天子传》所讲述的穆王西游故事，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巡狩、封禅，也不是寻常的旅游、探险，而是西周帝王对华夏版图以西的西部边地所特有的神玉源头的一种朝圣之旅。 今通行本《穆天子传》共6卷，前3卷讲述西征过程；第4、第5两卷讲述东归及以后事；第6卷为后人添加，叙述盛姬死丧之事。若将前3卷看做一个整体的穆王西征故事，那么其叙事的主干大体围绕着玉神话及玉礼仪而展开。其情节如下： 第1卷讲穆天子北出边塞，先到达内蒙古河套地区的河宗之邦。天子向邦主河宗伯夭赠送玉璧，让他将此玉璧向西方向沉入黄河，以祭献河神。有祝官们辅佐这个盛大的仪式典礼，将牛马豕羊等作为祭献牺牲沉入河底。河宗告诉天子：“昆仑山有高原四处，清泉七十处。那里特产珍稀绝伦的宝玉。你应该去昆仑之丘，看看那里的宝玉。”天子接受建议，折向西方进发。在黄之山上观看图典，了解所谓“天子之宝器”的情况：主要有“玉果、璇珠、烛银、黄金之膏”。 第1卷不妨视为西征的序曲：始于以玉璧献祭河神的礼仪，引出穆天子对西方的昆仑美玉的探索欲望。二事之间的联系就在于“河出昆仑”的信念。 第2卷讲述西征过程的主体。共有4个与宝玉相关的情节单元： 其一，在吉日辛酉这一天，天子登上昆仑高峰，参观黄帝之宫。备齐全套的牺牲，祭拜昆仑山。随后再度北征，住在一个名叫珠泽的大泽畔。当地人献上白玉。 其二，天子盘桓在昆仑一带以守黄帝之宫，南司赤水而北守舂山之宝。还向当地人赏赐黄金之环、朱带、贝饰等。季夏丁卯日，天子北升于舂山之上，以望四野，感叹说：“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