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十三行Guangzhou Shisanhang广州十三行清代设立于广州的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
又称洋货行、洋行、外洋行、洋货十三行。
康熙帝二十四年(1685)开放海禁后，清廷分别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设立海关。
粤海关设立通商的当年，广州商人经营华洋贸易二者不分，没有专营外贸商行。
次年四月间，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祯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共同商议，将国内商税和海关贸易货税分为住税和行税两类。
住税征收对象是本省内陆交易一切落地货物，由税课司征收；行税征收对象是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由粤海关征收。
为此，建立相应的两类商行，以分别经理贸易税饷。
前者称金丝行，后者称洋货行即十三行。
从此,洋货十三行便成为经营外贸的专业商行。
名义上虽称“十三”, 其实并无定数。
旧有十三行“沿明之习”的说法，是从《粤海关志》抄袭篡改《澳门纪略》的杜撰之词，属讹传。
洋货十三行在创建时，广东官府规定它是经营进口洋货和出口土货(包括广货、琼货)的中介贸易商行。
最初指定洋货十三行经营的贸易对象，实际包括外洋、本港和海南三部分内容。
乾隆帝十八年(1753)，业务曾一分为二，专营外洋各国来广州贸易的叫外洋行，经营出海贸易的称为海南行。
自二十五年起，外洋行不再兼办本港贸易的事务，另由几家行商专营暹罗（今泰王国）贡使及其商民贸易税饷事宜,称为本港行;而海南行又改称福潮行，经营包括广东潮州及福建商民往来买卖税务。
这时来到广州海口商船渐多，贸易发展，各行口商人资本稍厚者经办外洋货税，其次者办本港船只货税，又次者办福潮船只货税。
六十年，本港行因其中个别商人倒账破产而被官府革除，其业务划归外洋行，每年推举两家来轮流办理。
嘉庆帝五年(1800)以后，在广州经营贸易的商行，按业务范围划分只有外洋行和福潮行。
前者仍称洋货行或十三行。
专设经理广州外贸税饷事务的洋货十三行，是清廷实行严格管理外贸政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防止中外商民自由交往。
它由封建官府势力“招商承充”并加以扶植，成为对外贸易的代理人，具有官商的社会身份，也是清代重要的商人资本集团。
洋货十三行作为清代官设的对外贸易特许商，要代海关征收进出口洋船各项税饷，并代官府管理外商和执行外事任务。
这是清代对外贸易的主要特点。
为了整顿洋行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外商的直接管理，清廷于乾隆帝十年从广州二十多家行商中选择殷实者五家为保商，建立保商制度。
保商的责任是承保外国商船到广州贸易和纳税等事，承销进口洋货，采办出口丝茶，为外商提供仓库住房，代雇通商工役。
保商对于承保的外国商船货物因享有优先的权利，在其他分销货物的行商交不出进口货税时，必须先行垫付。
凡外商有向官府交涉禀报的事，责令保商通事代为转递，并负责约束外商不法行为。
尽管外商对保商制度表示不满,但清廷一直加以维护。
行商和外商利益一致时，就互相勾结；利益矛盾时，就互相欺骗敲诈，酿成种种纠纷。
有的行商在封建官府和外商之间投机取巧，获利致富；但大多数行商则在封建官府和外商夹击下，招致破产。
鸦片战争前的广州十三行街广州十三行建立有同业商人行会组织，即所谓“洋行会馆”（公行）。
康熙帝三十八年及五十九年，广州行商曾两次组建公行，但为期都不长。
公行议定行规，表面是为约束不法行为，扶持对外贸易，实际上却增加了不少禁约。
它对货物实施公行垄断，以便按照行会的利益自行调整价格。
英商为打破公行垄断，通常用收买个别行商、贿赂官府的手段，使公行难以持久，如乾隆帝二十五年广州公行正式奉准成立,到三十六年即被解散。
此外，公行存在期间，在行商之间及行商和散商之间，又为争夺商业利润互相倾轧，外商得以乘机在进出口货价和交易量上利用矛盾，遂造成公行的亏损和债务；公行制度下的行商，因对行欠债务负有连带责任，故不断出现倒闭。
乾隆帝四十七年公行再度恢复，并开始设立利用行佣积累起来的公所基金，用以清偿行商的拖欠、罚款等，以维护公行的稳定。
重建后的公行，延续了近六十年。
鸦片战争以后，《南京条约》规定，废除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公行制度，允许英国商人在各口岸任意与华商交易。
道光帝二十三年七月初一(1843年7月27日)，广州开放通商，一些十三行行商仍旧营业。
他们曾经对新定的自由通商进行种种抵制,力图保住昔日的独占地位,但未能如愿。
咸丰帝六年(1 856)，十三行毁于广州西关大火。
鸦片战争前广州官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
也叫公行、洋行、洋货行、外洋行。
相传其名起于明代，号为“十三行”，却非固定为13 家。
清代严格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规定对外贸易仅限于广州一口，十三行业务十分发达。
为了垄断对外贸易，广州16 家洋行于1720 年12 月（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成立“公行”，但遭到外国商人反对。
次年被两广总督废止。
1760 年（乾隆二十五年）洋商潘振成等九家向粤海关请求成立公行，该行具有亦官亦商的职能。
1770 年公行裁撤，众商皆分行各办。
直到1782年公行制度才最后确立下来。
公行对官府负有承保和缴纳外洋船货税饷、规礼、传达官府政令、代递外商公文、管理外洋商船人员等义务，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中起中间人作用。
另一方面，它享有对外贸易特权，所有进出口商货都要经它买卖。
初为牙行性质，后也自营买卖。
自1820 年（嘉庆二十五年）伶丁洋面鸦片及各项商货走私贸易兴起之后，多数行家营业亏损，资金欠缺，负债很多，常有倒歇。
《南京条约》规定开放五口通商，废止十三行独揽中国对外贸易的特权。
从此，十三行遂日趋没落。
附：十三家牙行商人：1.伍秉鉴的怡和行，商名浩官，2.卢继光的广利行，商名茂官，3.潘绍光的同孚行，商名正官，4.谢有仁的东兴行，商名鳌官，5.梁亟禧的天宝行，商名经官，6.严启昌的兴泰行，商名孙青，7.潘文涛的中和行，商名明官，8.马佐良的顺泰行，商名秀官，9.潘文海的仁和行，商名海官，10.吴天垣的同顺行，商名爽官11.易元昌的学泰行，商名昆官，12.罗福泰的东昌行，商名林官，13.容有光的安昌行，商名达官地址：广州市人民南十三行路市内交通线路：乘1路、31路、38路、61路、102路、106路、103路、128路、134路、18 6路、202路、217路、239路、251路、288路、521路、541路、552路、556路、823路至“人民南路站”下车商人在古代最初只是个体分散式的经营，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商人群体，可以说是有”商”而无”帮”。
但到明清时期，情况发生了改变，由于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人地位的提高、竞争的加剧以及人们从商观念的转变等种种因素，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了一个个各具特色的以地域为中心的商帮，商人开始以群体形象活跃在历史舞台。
明清时期的地域商帮举不胜举，比较著名的就有山西商人（即山右商）、洞庭商人、徽州商人、广东商人、福建商人、宁绍商人、江西商人（即江右商）等等。
对这些行贾四方的商人来说，会馆与公所就是他们与家乡以及同行间进行联系的纽带，是他们在异乡可以倚靠的组织。
商人们也有自己的行业神崇拜，不同的商业行业所崇拜的行业神祇是不同的。
地域商帮，顾名思义，是商人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地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谊”为宗旨形成的商人群体。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从商的观念也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
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也因此导致了商人队伍的扩大，以及商业竞争的加剧。
出门谋生，闯荡商海，更加不容易。
地域商帮的形成，可以让同族或同地，具有共同地域背景的商人相互照应。
由于有了这层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商人之间不仅有了很强的亲情认同感，商业的成败、兴衰更直接与本族、本地的利益息息相关。
随着商业的发展，商帮规模的扩大，有些行业在某些地区完全被某个商帮所垄断，其他商帮根本无法插足。
如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几乎控制了全国的钱庄和票号，近代洞庭商人晋身买办的尤多，广东的行商则垄断了对外贸易的经营权。
山西商人也称晋商，经商历史极为悠久。
秦汉时，太原、平遥等地是重要商品集散地。
唐朝以太原为北京，使之成为繁华的大都市。
到了宋代，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商业的中坚力量。
元代的马可·孛罗在他的游记中也记载了山西商人足迹遍天下，获利丰厚。
但山西商人的真正崛起是在明清两代，并在此时称雄全国。
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山西商人货币经营资本形式中最著名的是票号。
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
平遥县西玉成颜料庄在北京的分庄经常为山西同乡免费办理现金拨兑。
后来，要求拨兑的人愈来愈多，总经理雷履泰就将颜料庄更名为”日升昌”，兼营汇兑业务。
随着业务量的增加，他干脆放弃了颜料生意，专门经营汇兑业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
晋商的大院山西商人的大院除了建筑精美、华丽舒适之外，更讲究防御功能。
它们都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外墙高，砖砌的实墙往往有四、五层楼高，而且并不开窗。
二是主要房屋都是单坡顶。
由于采用单坡顶，外墙又高大，雨水都向院子里流，取”肥水不外流”的吉祥寓意。
三是院落多为东西窄、南北长的纵长方形，院门多开在东南角。
最有名的晋商大宅要数祁县的乔家大宅和渠家大宅。
洞庭商人是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商人的合称。
洞庭东、西山位于今天的苏州市西南，原是太湖中面积最大的两座岛屿。
岛上风光秀美，气候宜人，盛产花果、茶桑等经济类作物，水产养殖也很发达。
当地人较早开始经商活动，明代中后期以来，洞庭商人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地域商帮，当时人送给他们一个外号叫”钻天洞庭”，其经商本领之高由此可见。
洞庭商人的经营活动洞庭商人的活动范围很广，明代文人归有光曾说：”往往天下所至，多有洞庭人”，但主要是集中在江南地区和长江、运河沿线。
经营领域亦很广泛，包括粮食业、布帛业、染料业、粮食加工业、木材业、药材业等等。
洞庭商人经营的特点是稳中求胜，善于把握商机。
近代以来，洞庭商人积极投资银行、钱庄等金融行业，创造出骄人业绩。
买办世家鸦片战争以后，在上海外资银行作买办的洞庭商人，不仅时间早，而且人数也相当之多。
其中最为有名的要属东山席氏，席家包括女婿在内，先后有14人在外商银行担任过买办，称得上是买办世家。
席氏原本是洞庭东山巨富，太平天国期间迁居上海，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是席素贵，1874年就开始买办生涯；而历时最久的是席裕康，先后作过3家外商银行的买办33年。
不少银行的买办长期由席氏家族把持，如英国汇丰银行，自1874年至1937年，席氏连续担任买办达64年之久。
徽州商人，又称新安商人或”徽帮”，是古时候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
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物产丰富，水陆交通也非常便捷。
徽人很早就外出经商，明清以来，徽商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时人有”钻天洞庭遍地徽”一说。
不愿称老板的徽商“二人山下说诗（丝）文，三炮打进四川城。
十月十日来相会，三人牵牛一路行。
”这首诗谜的谜底就是”徽州朝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