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威胁论”
摘要：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迅速崛起使一些敌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感到颇为不安和恐惧。于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别有用心的人炮制了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实力增长将对他国造成威胁。这种论调一度在国际社会甚嚣尘上，对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国内建设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威胁速崛发展经济
一、“中国威胁论”出台的背景
“中国威胁论” 在西方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后期的美国“排华浪潮”。当时，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将大批涌向美国西海岸的华工视为对美国的“威胁”，认为他们是“劣等民族的代表”和白人“饭碗”的抢夺者，于是推动政府通过了《排华法案》。
当今的“中国威胁论”主要起源于冷战结束后。“中国威胁论”的产生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后果。在冷战期间，苏联一直被西方世界视为和平与稳定的主要威胁，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中国实力的增强，一些刻意要为自己的国家寻找和制造一种外来威胁的人，将中国视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宣称中国在“填补权力真空”，中国将成为威胁其他国家的“超级经济强国”，中国的“扩军”已经“超出防卫的需要”等等。这些观点是冷战思维依然存在的反映，按照传统的国际关系逻辑，新崛起的大国必然对现行国际秩序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构成挑战。一些反华人士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固有偏见和本能的恐惧，也有些人出于对本国安全、经济的考虑，别有用心地歪曲事实，为扩充军备找寻借口。
“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是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他在1990年5月的日本《诸君》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论中国潜在的威胁》的文章，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大国，推断中国要称霸。
他们之所以害怕中国崛起，散布中国威胁论.主要是受三种思维影响。一是强权政治思维。欧美把握世界强权几个世纪，深受其益，但却以广大弱小国家深受其害为前提。奉行强权政治者打心眼里不愿见到其他国家发展壮大，按照其逻辑，新崛起的国家一定会挑战现有强权的地位，与之争夺资源和对世界的控制权，损害它们的利益，从而导致“大国政治的悲剧”。面对中国崛起，他们心急如焚，努力寻找一切可以遏制中国发展的机会。
二、“中国威胁论”主要表现形式
“中国威胁论”的炮制者以西方战略家、新闻记者、在野政客居多。自1990年以来，短短十余年，一些西方反华势力从不同角度拼凑了各种表现形式的“中国威胁论”，主要有：
“中国极权威胁论”认为，虽然中国在走市场经济道路，但“极权国家”性质并未改变。在西方看来，中国之所以要被遏制，不仅在于它将崛起为世界大国，更主要的是它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认为，只要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必定是“极权国家”，会成为西方国家的对头。美国《时代》周刊就曾叫嚣，“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仍是残酷无情的制度”，美必须“颠覆中国侵略成性的独裁专制政权”。
“中国军事威胁论”认为，中国强大以后也会像历史上的英国、美国、德国等一样奉行对外扩张政策，宣扬中国大幅增加军费和扩充军备，带动了整个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宣扬中国正运用军事力量填补亚太地区的真空，将使用武力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议问题。
1992年我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我主权的区域范围，包括南沙群岛、钓鱼岛等岛屿，立即引起了日本等国的强烈反应。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传媒借题发挥，抛出了“中国军事威胁论”，诬称“中国正在扩军备战”，想做亚太霸主。谣传中国向伊朗、伊拉克等被美视为“邪恶轴心”的国家出售大批高性能武器，帮助巴基斯坦等国制造核武器，造成地区冲突升级。美国某杂志为了妖魔化中国，曾刊登了一幅中国人练习太极拳的照片，图片的说明是：“新富起来的中国人露出了穷凶极恶的好战本性”。2002年7月，美国又推出了中国军力评估报告报告故意夸大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凭空估计出中国的国防开支高达650亿美元的谎话，并妄测中国国防费用到2020年可能达1000亿美元之巨。报告还列举了40点理由证明所谓“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并首次强调，中国对菲律宾、日本等邻国也构成威胁。美国政府内部鹰派人士认为，这些都证明“中国正在穷兵黩武”。
散布中国军事威胁的最新的例子是，中国“神舟”五号升空后，日本有些右翼分子感到非常不自在，大肆渲染说，这是中国扩大军事威胁的先声，大肆鼓吹日本政府取消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他们认为，日本向中国提供巨额援助有损日本安全利益。一些右翼分子指责中国用日本的钱援助别国军队，说中国将日本援助的一部分用来资助朝鲜、巴基斯坦军方。这样一来，既增加了日本制约朝鲜的难度，又增加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可能性。由于日本帮助中国援建了部分高速公路和铁路，一些右翼分子就不断鼓噪，称这些路网将成为中国的“军事链条”，同时有利于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机动作战。
“中国经济威胁论”认为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甚至断言中国将很快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与西方国家争夺市场和资金，损害西方的经济利益。20世纪90年代以前，西方舆论大都宣传中国何等贫困落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近年来，西方媒体竞相宣扬中国经济发展如何迅速，说中国的强大会损害西方利益。2002年，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杰弗里抛出的“中国造危险论”引人注目。他认为，目前世界许多跨国公司都把中国当作工业生产基地，使世界各地到处充斥着中国制造的产品。他危言耸听地说，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是危险的，华盛顿应调整税收和关税政策，鼓励跨国公司将工厂建在“离家门口更近”的地方，而不要把生产基地放在中国。
由于日本近年来经济不景气，在中国加入WTO后，日本也有人认为，中国“人世”对日本经济的复苏将造成威胁。日本裔美国教授大前研一提出了所谓“中国经济黑洞论”，他宣称，中国经济的崛起将形成亚洲区域的经济黑洞，吞噬包括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在内的同性质经济体，引发第二次亚洲经济危机。东南亚有些国家的学者也鼓吹说，中国的崛起会威胁东亚发展模式，称“中国是一只大熊猫，打乱了东南亚的大雁队形”。
“中国文明威胁论”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代表，认为冷战后文明的冲突已成为世界冲突乃至战争的根源，西方文明将受到非西方文明尤其是中国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严重挑战。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于1993年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集中描述了中国文化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他认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冲突已让位于文明冲突，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西方文明的主要对手是伊斯兰文化和儒教文化。在新世纪，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结合将是西方文明的天敌。亨氏的“文明冲突论”曾引起中国学界的强烈批评。“9?11'’事件发生后，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亨氏对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之间发生冲突的预见是准确的，并妄言，亨氏关于儒教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在新世纪也将可能成为现实。
“中国意识形态威胁论”认为中国作为冷战后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是反西方的，崛起后会成为非西方世界的领袖，必然对西方国家的民主、人权、平等、自由等观念构成挑战。
“中国生态威胁论”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导致对世界环境、资源、能源的极大消耗，必然带来大量的超越国界的生态环境问题。
“中国全面危机论”包括“中国粮食危机论”、“中国农村危机论”、“中国人口威胁论”、“中国民族主义威胁论”、“中国资源威胁论”和“中国
环境威胁论”等。归结起来，就是片面夸大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通过描绘出一幅混乱和灾难的图景来达到妖魔化中国的目的，实质上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一种“软遏制”，比起冷战时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政策有着更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企图制约中国，将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其中，“粮食危机论”曾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布朗出版了《谁来养活中国》一书，他认为，未来40年中，中国的粮食供需缺口将达到2.07亿——3.69亿吨，是目前世界谷物出口总量的1—2倍。中国大量进口粮食将使世界粮食市场由过剩时代转入短缺时代，同时推动全球粮价大幅上涨，从而砸碎穷国和穷人的饭碗，扰乱全球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由于非洲国家对粮食价格最为敏感，这一推论曾在非洲引起震动，西方纷纷对中国粮食问题品头论足。然而，布朗“谁来养活中国”的话音刚落，才短短的几年时间，中国的总理已在为粮食多得卖不出去而发愁了。
三、中国对他国不构成威胁
这类言论是毫无根据的。从经济上看，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并非很强大，人均水平就更是低下。中国的发展不会给世界带来麻烦，却会给世界经济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增加新的动力。从军事角度看，中国的国防开支处于低水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军队大幅度裁军，军事力量有限，国防建设一直服从于经济建设的大局。从能源需求、环境保护等领域来看，中国都有能力解决好自己的问题，不会威胁到其他国家。从中国的粮食需求看，中国完全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不会在粮食和其他食品方面对世界构成威胁。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不在于它发展的快慢，是否强大，更重要的在于它实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在国际交往中互相尊重、和平共处。中国政府多次声明，不参加军备竞赛，不搞军事集团，不进行军事扩张，永远不称霸。中华民族素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有“和为贵”的优良传统既无殖民的记录，也无扩张的历史。近代中国长时间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决不会将自己已经遭受过的苦难再强加给别人。
中国的根本利益和基本国策决定了中国不会对别国构成威胁。党的十六大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1[1]中国比任何一个国家更渴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用来进行国内经济建设，这是中国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国没
有需要，也没有能力去搞侵略扩张。历史证明，中国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决定了中国必然要坚定地站在世界和平力量一边，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中国威胁论”的种种论调，实质上是冷战思维的延续。无论是从历史传统和文化来看，还是从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国情来看，中国强大了也不会谋求世界霸权，而只会对人类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一个更为强大的中国将增进世界的繁荣与稳定。
就在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还在继续盛行的同时，在中国加入WTO后，一些西方有些媒体又开始渲染“中国崩溃论”，纷纷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统计数字是吹出来的，中国的经济繁荣是虚假的。互联网上甚至有人预言：下一个崩溃的将是中国。
“中国崩溃论”的主要立论依据是“中国统计水分论”。对中国统计数字最早提出质疑的是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斯基。他早在2000年就发表了《中国GDP统计发生了什么?》一文。他通过研究中国各省市的经济统计资料，认为这些资料与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有不相符之处，因而提出了对中国统计数字的疑问。这篇文章在发表之初，并没引起西方媒体的关注，因为当时西方正在起劲地鼓吹“中国威胁论”，西方媒体报道的焦点主要放在中国如何发展迅速以至于可能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上。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日、欧三大“经济火车头”同时出现熄火的现象，而中国在世界经济“寒流”肆虐中，却依然逆风飞扬，一花独放。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动荡的困局下，仍能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这令西方十分不快。经济对比的反差引发了西方某些人心理和逻辑上的失衡。在他们看来，只有西方“民主国家”才能有持久的繁荣，社会主义国家能连续多年保持经济强劲增长是不可想象的。于是，他们就自然陷入了雷同的思维模式，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有“水分”，在枝节问题上大做文章，诋毁中国经济的总体成就。
2001年7月，一位曾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国律师章家敦出版了《中国即将崩溃》一书，该书一度名列美国畅销书榜首。章在书中对中国的发展前景作了颇为悲观的预言，首次公开提出中国经济繁荣是假的。他断言，中国经济改革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坏账“已高到不能维持的地步”，“在WTO的强劲冲击下，中国的现行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坚持五年，成为一堆不可收拾的烂摊子”，“中国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之前”，“过不了多久，这个国家的诸多痼疾将一并发作，患上不治之症”。这些观点在海外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回应。
2002年以来，西方媒体开始对中国经济繁荣及官方统计数据提出疑问。一时间，英国《金融时报》、《经济学家》，美国《新闻周刊》、《商业周刊》、《中国经济评论》等纷纷大规模地炒作罗斯基的那篇文章，怀疑中国1997年至2001年经济增长的真实性。
2002年1月，美国人斯塔德韦尔也写了一部名为《中国梦：寻找地球上最后一个没有开发的大市场》的书。斯塔德韦尔在中国生活过10年时间，曾担任《经济学家》杂志记者，然而他的书中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他对中国有什么深刻了解。他危言耸听地写道，中国经济就好像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很不牢固，中国将出现大规模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并警告外国投资人不要轻易把亿万美元的投资扔进中国这个无底洞。他还宣称，中国把西方经济经验融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企图是“没有意义的胡言乱语”，几乎所有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都上当受骗了，向中国投入了数百亿美元的西方企业老总们只不过是在体验“他们的中国幻想”。对此，台湾的李登辉也给予公开呼应，警告台湾那些要到大陆投资办厂的商家要慎重，“不然会哭着回来”。此外，还有美国学者预言：“如果因加盟世贸组织而实行自由经济步伐过快，中国经济将膨胀过度直至最终崩溃，从而引发世界性大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