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的经济分析（一）(2006-12-11 18:40:31)转载 分类：中国近代经济史
北京大学 经济学系 谭赛
前言
《康熙王朝》和《雍正王朝》，两部以清代盛世国君的执政生涯为题材的长篇电视剧著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不由联系到历史学过的“康乾盛世”并对中国历史上的这个时期产生浓厚兴趣。两位国君的兴趣爱好、治国方式、执政风格、处世态度各不相同，虽然存在着很多的争议与质疑，后人对他们的评价总体来讲无疑是肯定的功大于过，勤于治国、政绩突出可以用“康乾盛世”的事实来说明。借这次中国经济史读书报告的机会，就我所学和阅读的篇目，对康乾盛世的社会经济方面的有关内容作一些浅显的分析，不当之处，望老师指出。
正文
对康乾盛世的经济分析是首先是简要介绍清朝三位皇帝的情况；再从整体上描述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人民的生活状况；然后取康乾盛世时期的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分析出现这种盛世局面的经济原因；最后从世界角度把清朝与这个时期的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做一个比较，以试图分析清朝由盛世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和带给我们的启示。其中的第三部分是这次读书报告作业中对阅读书目《中国经济通史》第八卷（上）的总结、整理和读后的感想。
一、康乾盛世三位皇帝简介
从17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止，精确地说是从1644年到1911年的268年间为清朝统治时期。这是中国悠久历史上最后一个 封建君主制王朝。在这268年间，自康熙(1661—1721)经雍正(1722—1734)至乾隆(1735—1796)的130多年，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辉煌盛世，史称康乾盛世。首先大体的介绍一下三位皇帝的情况：
1、 康熙
康熙继位时只有八岁，在其祖母太皇太後孝庄文皇後的帮助下，在康熙九年赢得了与顾命大臣鳌拜的斗争，开始真正亲政的阶段。康熙执政期间，撤除吴三桂等三藩势力（1673年），统一台湾（1684年），平定准噶尔汗噶尔丹叛乱（1688年-1697年），并抵抗了当时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康熙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积极鼓励垦荒，废止圈地令，实施更名田；整修黄河、淮河、运河的水利工程。尤其是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决定“永不加赋”，取消新增人口的人头税，并最终演变成“摊丁入亩”制度。并大蠲赋税。最终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表现为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与粮食产量的提高、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奠定了所谓“康乾盛世”的基础。
2、 雍正
雍正是一位十分复杂而又矛盾的历史人物，他是勇于革新、勤于理政的杰出政治家，对
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但他作为封建皇帝，有着重大过失和种种局限，而他的继位为帝，也存在很大疑点，这些在本文中暂且不论。雍正的主要功绩有：1）摊丁入地。这是一项重大的赋税改革，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2）创立军机处，推广奏折制度。雍正扩大了可向皇帝上奏折的人数，不同身份的官吏可以及时反映情况，报告政务，使皇帝洞察下情，以便制定政策;也使官员们相互监督，皇帝得以了解他们的贤愚、勤惰、政绩、操守；3）改土归流这个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有利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此外雍正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政绩，如惩治贪污、解放贱民、平定罗卜藏丹津、始派驻藏大臣等，他为中国的统一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3、乾隆
乾隆帝在位共六十年，是中国封建史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帝，仅次于其祖父康熙帝，而且是寿命最长的皇帝。由小时候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戏说乾隆》可知乾隆帝喜好游山玩水，寻欢享乐，好大喜功。这一方面与其个人的性格等主观因素有关，但是康熙、雍正两朝皇帝的苦心积累的国家财力物力的基础也给其挥霍享受提供了条件。乾隆对部下的阿谀奉承有狂热的爱好，这一嗜好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前于古人后无来者的大贪官和绅的出场。但是乾隆帝对零星土地开垦免于起科的政策也体现出他具有务实作风的一面。和七世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亡国之君杨广有相同爱好——去繁华似锦的江南游玩，乾隆的六下江南游逸挥霍，耗尽国力民财，除了下江南游荡猎奇外，还花费巨资在北京西郊营造繁华盖世的皇家园林“圆明园”。这点作为北大学子，对自己学校所在地的历史应该还是有所了解的。
二、康乾盛世国家状况总概
康乾盛世前后持续了约百年之久，与西汉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相比，不但毫无愧颜，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以致英国迟迟不能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
中华民族经过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发展，至康乾盛世，其经济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成就。她的农业、手工业、贸易、城市发展等，都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农业方面，不论是当时的人口数量，还是耕地面积，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时期。据统计，康熙24年(1685年)全国共有耕地6亿亩，到乾隆终年(1799年)，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粮食产量则迅速增至2040亿斤。中
国农作物的总产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从1700年前后的约1.5亿增加到1794年(乾隆59年)的约3.13亿，占全世界9亿人口的1／3。手工业方面，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生产规模扩大，手工作坊、手工业逐渐增多。如广东的冶炼业、京西的采煤业、江南的纺织业、云南的铜矿业等。手工劳动的分工进一步精细，如江苏松江棉布染色业作坊，按照产品种类，分成蓝坊、红坊、漂色坊、杂色坊。市场也有了一定的发育：粮食、布匹、棉花、丝、绸缎、茶、盐成为主要商品。对外贸易急剧增长，主要出口商品有茶、丝、土布，尤以茶叶占第一位。中国的城市也有很大发展。到19世纪初，全世界有十个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中国就有六个，即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广州。城市以下的墟市集镇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如南京是著名的丝织品产地，有丝织工人数万人。
三、康乾盛世的经济因素
（一）经济政策
1、政策的调整
清军入关后的第二年，颁布“圈地令”，以强制手段将所谓抛荒土地及前明庄田无主者，划归满族皇帝国戚及八旗官兵名下，成为皇庄、王庄和八旗庄。清康熙初年，鳌拜集团强行镶黄、正白旗换地，再次掀起圈地狂潮。圈地给社会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迫使清政府一再强调要放弃这一政策，清康熙八年（1669），正式颁布停圈令，称“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远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欢民间，尔部速行晓谕。”至此，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圈地令”始告终结。
清初统治者为了防范台湾郑氏的武装斗争，实行了严厉的“迁海令”，这一系列的迁海令严重阻碍了对外贸易的发展。继康熙平定“三藩之乱”于1684年，清廷下令开海禁，正式废除迁海令。对外贸易的恢复和发展并不意味着清政府放松了对此的管制，“限关”政策的出台就是最为突出的例证。但总体上，正常的贸易仍在继续，只是清政府已经加强了防范措施。
明末农民战争及清军入关后的长期征战，使得大量土地荒废。清初统治者实行招民垦荒地政策，从当时的统计数字来看，这一措施的效果还是显著的。但由于清初“考成法”十分苛严，一些地方官员急于升迁，向朝廷上报垦田情况时夸大其词、捏报数字，浮夸现象严重。从康熙朝开始抑制浮夸分，一直延续至雍正、乾隆两朝。为鼓励百姓开垦土地，激励民众垦荒，清政府对“起科”政策的年薪进行调整，在此基础上，雍正又向前迈进一步，称成效明显。为了调动民众的农业生产积极性，于乾隆五年（1740）对零星土地的开垦规定免于起科。这些政策不仅有利于清代的垦政朝着积极的方形发展
，做到人尽其力、物尽其用，有裨于民生，还具有相当的灵活性。
2、 蠲免、赈济政策
清代蠲免之举始自顺治帝，尤其是康熙朝、乾隆朝均有突出表现以康熙帝的蠲免政策为例，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蠲免次数多，额度大；其次是蠲免逋欠即蠲免过去年份因灾荒、战争、赋税过重等所积欠的钱粮；同时在制定蠲免政策时，能够适当的注重佃农的利益。康熙帝的蠲免政策有力的打击了汉族地主对中央政权的颠覆力量，适当的保护了广大农民的利益，有利于生产关系的调整，对清初的农业生产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赈济政策又分为灾荒赈济战时赈济和以工代赈。灾荒镇及时清代政府在饥荒严重的年份所采取的安抚受灾百姓、稳定社会秩序的最主要的手段之一。而八旗、绿营将士的抚恤订立时清代战时赈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鼓舞士兵士气，增强国防。以工代赈用来解决因灾荒造成的难民及饥馑问题，是清代荒政一以贯之的重要措施。
3、农业、工商业政策
农本思想是中国传统的主流经济思想，重农政策也是中国传统的立国之机，清代也不例外。虽然清政府推行的重农政策有其局限性，特别是在赋税和徭役方面，但是其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番薯、玉米、马铃薯等高产作物，堪称中国农业史上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事件，显示出清政府在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方面大有作为，影响深远。
由于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商业的严重打击，使得不少市镇在兵荒马乱的年月一蹶不振，物价上涨，经济萧条。使得清皇帝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恤商和惠商政策，这些政策的真正落实，要到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全国局面趋于安定之后。对商业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康熙帝对榷关及税则非常重视，这也是康熙帝恤商政策的两点所在，这也对雍正、康熙两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应当看到，清政府的恤商与惠商政策虽然有很多不足之处，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矿业是清代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清康熙中叶到乾隆中叶的百年里，矿业得到较大的发展。以铜矿为主，包括煤、铁、金、银、铅、锡、硫磺、水银、朱砂等矿，均以十余倍的数量增加，矿工众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及影响日趋显著，这些成就是与清政府开放矿禁的做法分不开的。由这些政策措施的保障，清代的矿业在矿种的开掘和生产规模方面，均达到较高的水平。
（二）财政政策
1、赋税改革和财政清理
清代的财政制度在顺治年间已经确立，以后再相关政策的规范与引导下，又有一个不断完善和变革的过程。在这一过程
中，康熙、雍正年间实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地、耗羡归公等等，使这一时期改革赋税、清理财政的重要措施。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始于清代的人丁编审联系在一起的。人丁编审的主旨是在于确定和掌握赋役的征派对象，而不在于是否想知道天下到底有多少人口，所以增丁意味着增赋，所以在人丁编审中存在着丁口隐漏的普遍现象。人丁编审的不实以及人丁编审的种种弊端，正是康熙帝实行这一政策的主要背景和重要前提。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实施，不但把全国的丁银总额固定下来，既稳定了税源，又使人民的负担相对减轻，而且使此后的人丁编审逐渐接近实数，有利于正确的人口统计；更重要的是，只一政策实施之后，丁银数额固定化，使丁银摊入土地成为可能，为摊丁入地的实行提供了必要条件。
摊丁入地或称摊丁入亩，是清代最为重要的赋役改革之一。固定化了的人丁税额摊入地亩，必须有固定的人丁数额作基础，康熙帝后期宣布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正式推行摊丁入地的重要条件。摊丁入地从总体上体现出了因地制宜、不拘一格的特征。同时，由于摊丁入地的基本原则是“因田起丁，计亩科算”、田多则征丁银多，田少则征丁银勺，无田则不征丁银，减轻了无地贫民和自耕农的负担，从而也减少了编审、征敛过程中的许多弊端。从某种程度上说，摊丁入地的实施，可以看作是传统社会赋役制度变革的终结，有着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
雍正年间推行的耗羡归公政策，是清代前期社会经济方面财产再分配过程中的一场重要改革，这场改革的实质是从财政经济方面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地位，重新强调各阶级在再分配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它虽然在名义上承认了地方官吏获取附加税的经济权利，但实际上却抑制他们对中央财政收入的贪污和对地方百姓的勒索。它制止了缙绅豪强于庶民地主、自耕农在“货号胶囊”中负担不均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庶民地主和自耕农的经济利益。中央财政收入得到保障，地方官员贪污行为得到抑制，庶民地主和自耕农的经济利益得到保护，这对整个社会的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对于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巩固，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2、俸禄制度的更张
清雍正年间以来实行了养廉银制度和京官双俸制度是这个时期对俸禄制度更张的两个主要措施。清朝的俸禄标准是以低薪制为特色的，关员的俸禄所得，不足以应付日常开支，导致了贪风不息，下情不达，廉吏难支的局面。但是低薪制并不一定导致吏治的腐败，但低薪制与贪风的盛行确定有内在联系，清初的耗羡滥
征与俸禄的歉薄和地方财政的紧张也有关联。雍正帝即位以后，“达权通变”，实行耗羡归公制度，用提解火耗银支发养廉银。耗羡归公的实施也就是同时意味着养廉银制度的开始。养廉银的议定标准，首先是考虑到了地方官的职位高低以及任所得事务简繁。除此之外，还考虑到了其它因素，如：官员以往收受陋规的情况；官员在养廉银外是否还有其他经费来源；官员所在地区的富庶与贫瘠。养廉银逐渐成为官员的主要经济来源。
在地方行政部门的官员支发养廉银后，同属文官系统的京官俸禄益显微薄。为了使京官的收入有所增加，乾隆年间，曾先后在京官中推行“恩俸”和“双俸”的京官双俸制。此外，还实行了武官养廉制。
（三）货币政策
一般认为，清朝的货币制度是一种银两与铜钱的双本位之，其基本点是银两与铜钱都作为法定货币而同时流通，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国家财政收支中，以及在日常生活中银两与铜钱是并重的，事实上清朝政府的政策导向基本上是“用银为本，用钱为末”，这种重银倾向是很明显的。银两与铜钱的双本位制有一个重要的内涵或标准就是银两与铜钱之间应该或者必然有一定的比价关系。通过史实可以看到：银、钱的比价是经常变动的，银贱钱贵成为普遍现象，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其中关键一点是“银则尽数其解，其钱充存留之用”。针对这种银、钱比价的波动现象，清政府实施了平抑钱价的对策，措施主要有：加卯、添炉鼓铸，增加铜钱数量；严禁铜钱的私销、私铸；严禁囤积铜钱，加快钱文流通；倡导用银，以补钱文不足；加强钱文的交易管理。
应该说，在银贱钱贵的情势下，为恢复银、钱之间的正常比价，清政府平抑钱价的多是使煞费苦心的，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效。但是，银、钱双本文制度本身已蕴含着银、钱比价的波动不可避免的。银、钱比价的波动，其原因既可能在银的一方面，也可能在钱的一方面，也可能银、钱两个方面兼而有之。所以这些措施可能会在一时一地显现出效果，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四、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康乾盛世走向衰亡的原因和启示
几乎是同一个时间。当 康乾君主谨慎地牵引中国社会这艘古老的大船，沿着原有的航线进行再一轮冲刺的时候，“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西方社会爆发了一系列改天换地的伟大革命，迅速地脱离传统的发展路线而突然加速前进，跃上了世界文明进程的制高点。
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美国1775年进行了独立战争；法国1789年爆发了大革命。意大利从1859年
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俄国从1861年废除农奴制、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也都不约而同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些革命，不论胜利与否，彻底与否，其结果都加速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灭亡，推动了民主政体的建立，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使英国经济出现了腾飞。在工业发展、商业繁荣的基础上，欧洲国家的市场进入了更高层次，证券交易、信贷已很活跃，证券交易所拓展了他们的活动。纺织工序的逐步机械化、焦炭炼钢、蒸汽机的应用、工厂制的出现，农业的发展、农村购买力的增加，市场的兴旺、商人的活跃，航海的进展、殖民地的开拓、交通运输的改革等等，许多举措、许多事件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推移演变，推动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跨进了“近代社会”。一个生产力如地下泉水喷涌迸射的人类新时代全面展开。
这时，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扩张的步伐也骤然加快。他们纷纷走出国门，建造大舰巨舶，组织商船队和贸易公司，进行航海探险，致力海外贸易，到世界各地寻找商业机会，掠夺金钱、土地和人口，进行原始积累。贪婪的西方商人，确信自己的好运在远方，行走于全世界并把商品带到世界各地，追逐丰厚的利润；炮舰和军队用刀和剑在各个殖民地上建立起统治；外交使节和传教士到处奔忙把政令和圣经传播到各个角落，并热衷于搜集情报，了解各地的情况。这也就为清朝的灭亡埋下伏笔。
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康雍乾三代英明君主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固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禁锢思想的做法，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这段历史太值得后人警醒——康雍乾三代君主，英明有为，携手创造了康乾盛世得大好局面，然而正是这个大清帝国，在乾隆晚年以后即逐步走上了衰落的不归路，昔日的鼎盛就成为明日黄花。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距乾隆帝之死不过43年！国家盛衰的反差何以如此之大？面对世界范围工业革命历史性大变动、大转折，却茫然无知，毫无准备，甚至采取错误的对策，把门关上，最终导致中国的长期落后。今天，当我们即将跨入一个新的世纪、面对一个更加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国际环境的时候，把康乾盛世放入一个世界性的范围来看，尤为发人深省，非常值得我们进行深入而有意义的探讨。
结语
综上所述，康乾盛世是在三位英明有为的皇帝康熙、雍正、乾隆的合力治理下产生的与西汉的文景之治、唐
初的贞观之治并称的辉煌盛世局面。这个时期，清政府通过一系列的经济、财政、货币政策使其经济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成就，农业、手工业、贸易、城市发展等各方面都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可以说康乾盛世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后日趋完善的政策措施成果的体现，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为光荣、骄傲的历史时期，其中的很多政策主张对现实还是有很多借鉴意义的。但是，这种封建的统治制度下的大清国最终还是难免走向衰亡，这又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规律在起作用，是难免的历史过程。从兴盛到衰亡，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探讨。
参考资料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独特的“食货”之路》 萧国亮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经济通史》第八卷（上） 陈锋 张健民 任放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落日辉煌：雍正王朝与康乾盛世》 赵志坚 张所建著 济南出版社出版
《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