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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信仰与理性的冲突

如何理解信仰与理性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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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信仰与理性的冲突

摘要信仰与理性的冲突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由来已久,而且可以肯定,只要人类在自己认识世界的活动中还有未知的领域,还有理性无法触及的地方,这种冲突必将存在下去。关于如何理解这两者的冲突,本文将通过分析两者冲突的起源及发展历程,探讨这种冲突的原因以及如何看待这种冲突,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两者之间的冲突。

关键词信仰理性宗教科学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一直在追求着心灵与肉体的完美结合,求真的执著与求善的企盼构筑了人性的两股动力——理性与信仰。然而,这两者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却始终不断地纠缠着对方,一次又一次爆发冲突。可以说,在历史上求真的理性和求善的信仰之间一直上演着依赖与叛逆、离弃与召唤相交织的历史舞台剧。歌德曾经把信仰与不信仰的冲突视为世界史和人类史上最深刻的甚至是唯一的主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信仰与不信仰往往被等同于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信仰与理性的对立也被人认为是贯彻西方历史的一条主线

一、信仰与理性的冲突起源与发展

在人类社会初期,科学理性还没有成长的时候,是靠着宗教信仰维系秩序的,信仰通过对圣贤的主张或对神的信服和尊崇和对鬼、妖、魔或天然气象的恐惧,来实现自己的功能。在哲学出现之前,神学正是靠着信仰这一利器完成自己使命。往后,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理性得以发展,信仰也在与时俱进。不过,有的时候是理性占主导地位,有的时候是信仰居上,形成了一种此消彼长的发展过程。在古希腊时期,理性有过一段时期的张扬,公元前6——5世纪,希腊人从蒙昧时代走出,出现了一大批自热哲学家,他们开始将视线从对神的研究转移到了对自热和人本身的研究上。随着当时“人是万物的尺度”和“美德就是知识”两大著名论断的提出,标志着时代主题已由政治神学研究转向了政治哲学的研究,也吹响了理性精神挑战信仰情结的号角!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哲学和科学理性主义在肥沃的土壤中生根发芽……

但是,当踏入“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后,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失去了原有的高尚位置,成果被神学消化并且成为论证信仰的工具。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在这个时代,政治思想是以神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人们把事情的起因认作是某种神秘力量的作用时,这就走向信仰。

当理性被严重扭曲、神学被推上极至的时候,整个欧洲社会开始了以人和自然为主题的文艺复兴运动,理性与信仰,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之间又一次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论战。在这次运动中,理性对信仰的几番征战,揭穿了神学的虚伪面纱,导致了人们对信仰的崩溃。信仰被推向理性的法庭上遭到审判,信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在这一次的信仰与理性之争中,理性精神战胜了信仰情结,信仰似乎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然而在近现代,人们一方面,踏着科学的步伐,崇尚理性,歌颂知识,;另

一方面,宗教信仰的阴影也一直挥之不去,在他们认为理性与知识一时不能解决或不能圆满解决问题的地方,便贬低理性,求助上帝而堕入信仰了。

二、信仰与理性为何会冲突

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什么叫“理性”。我们大体可以取如下一种说法:理性是通过对经验进行归纳与演绎求取对事物相互关系的认识的一种认知能力与认知方式。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理性”,为工具理性;借工具理性求取知识,为经验知识。这样一种“理性”和由之求取“经验知识”,来源于观察与实验。最重要的手段为归纳。人们是通过把观察与实验得到的经验材料予以综合,作出归纳,从而求得新知的。演绎不能提供新的知识,因为其结论已经包含于前提之中。

问题在于,尽管从单称陈述中不可能引申出全称判定,但是我们还是得赋予其全称判定之位格;尽管借归纳给出的经验知识并不可靠,但是我们还是要认定它具可靠性。不然,我们怎么办呢?

譬如:我们世世代代都靠吃大米饭充饥,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够作出“凡大米饭都是无毒的”这样一个具绝对意义的结论。因为还有许多大米饭我们并没有吃过。可是我们又要作出“凡大米饭都是无毒的”的认准,否则,下一顿饭我们怎么敢下咽呢?

这时,我们就要借助信仰了,因为所谓信仰,不管其具体内容与所取形式如何不同,但其作为与理性相对待的一个概念,理性的基本特征既以经验为基础,那么信仰的基本特征即可以先验性来标识。所谓先验性,我这里是指的在我们主体意念中那些不可以为经验所证实而为主体自己所认定的、被赋予完全绝对意义的成分。至于有的信仰取人格神的、外在追求的形式,有的信仰取心灵境界的、内在追求的形式,这种区别,与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认知水平的变化有关,也与个人的遭际与教育的背景有关。

不管信仰采取何种形式,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它们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确认着,人生的问题除了涉及认知问题,还涉及情感与意志和由情感和意志体认的价值问题;人生的这些问题不可以在经验知识与经验个我的范围内求得解决;人总会意识到他的存在并不拘限于他的肉身上与他所知的世界中,而总在希望有所超越出,以至于建立起一种具先验意义的超越追求。如果这样一个说法能够成立,我们实际上不仅可以说,理性与信仰的冲突远远没有了结。我们甚至还可以说,人类在今后的生存与发展中永远不可以没有理性,亦永远不可以没有信仰。

三、如何对待信仰与理性的冲突

“一个真实的、诚实的头脑总是知道理性的限度,总是知道理性在某个地方结束了,任何一个真诚的理性的人都不得不来到一个能感觉到非理性的点。如果你用理性向着终极前进,那个界限就会被感觉到。”奥修的这番话是在说明理性并非万能,理性的界限是人在严格的追问下最终会被发现的。即便是崇尚理性的科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有着无法证明的东西,而科学却要拿着它去用,并向着终极真理前进。例如,现象与实在,休谟说在我们的感觉的背后是否真正有着一个实在的世界,这是不可知的。我们对此只能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也是同样的态度,他认为理性在超过一个点之后就什么也说不出了。

这些目前历史上最富有理性的头脑也在诉说着理性的局限,虽然不能因此就断定理性真的就有着一个界限,即便是有却也不能说清楚它到底在哪里,但至少可以说明理性向着终极前进的艰难。就现在的情况来看,科学没有达到它的终极目的——“一套能描述宇宙中任何东西的完整统一理论”,目前理性所无法达到的地方,该怎么办呢?这一块地域难道就这样真空着?人不会允许这样一块真空地带的出现,而用来填补这块空白的便是信仰。哲学和宗教的产生反映出人有着终极探索欲。当人的疑问沿着理性走下去却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人会感到恐慌。最为实际的便是关于生存意义的例子,此时,人会在理性的尽头填补信仰。这里说的理性的尽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思维水平的人会有着不同的理性的尽头,而且这个尽头会随着人的思维水平的提高而向前推进。信仰当然也是相对的,每个人的信仰大概很不一样;即便都是基督教徒,在他们心中的上帝的形象是怎么样的,谁又知道呢?《圣经》中所描述的也不过很笼统,如果论及上帝的细枝末节,也许每个基督教徒的心中都会有一个他自己的上帝。

从上面的分析看,信仰和理性的冲突并不是存在所有区域的。有时信仰的管辖区是理性管不着的地方。只有当理性向前推进时,否定了原来的某种信仰,如果持原来那种信仰的人无法接受,那么就会发生冲突。这也是人的无知与理性之间的矛盾。一个诚实而不愚笨的人,带着平和的心态,是一定会接受理性的否定,重新建立新的信仰。不过一般来说人在认识自然及其规律、人与自然关系过程中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参考他人结论未尝不可;人的时间又是有限的,很难达到人人通透人与自然关系,因此信仰未必需要完全否定理性,只要可以排除非理性、非理性所可能引发的矛盾即可。

结语

总而言之,信仰虽是非理性的,但不反理性。随着人的智力的发展,信仰会为理性让位,但终极的信仰却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被理性所认识的。信仰必须和理性相结合,才能算真正的信仰,不然就是迷信。失去理性的人,就会人云亦云,没有理性的人无论信仰什么也不会坚定。他是生活的懦者。有人信仰科学,研究一辈子科学,有人信仰良心,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有人信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有人信仰佛教而求证一生佛法,可歌可泣。。还有一些人,没有理性,无论信什么都没有主见,还自以为是,清高得很啊!到老也是碌碌无为,一事无成,可悲可叹。

只有我们把信仰和理性相结合,我们才能理智并坚定的走在康庄大道!

参考文献

[1]蒋雨樨。《宗教与哲学--对信仰与理性关系的一点思考》。青年与社会。2014年9月26期

[2]袁野《中世纪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信仰与理性》。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13卷7期

[3]刘志强《信仰与理性—信仰导向理性衍生出未来》。延安大学学报。2014年36卷4期

[4]杨凯《信仰与理性的碰撞—基督教神学对古希腊哲学的顺承、弘扬与反叛》。哈尔滨学院学报。2013年

34卷10期

[5]刘明君《在理性与信仰之间论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的一个悖论》。湖北三峡学院学院学报。1999年21

卷3期

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流派夏建中精品文档10页

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与文化的科学,或者说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的科学。 美国学者霍尔姆斯首先提出文化人类学这个概念。 在美国称文化人类学,在英国称社会人类学,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称为民族学。 人类学的奠基者:拉菲托《美洲野蛮人风俗与远古风俗之比较》 古典进化论学派 这是文化人类学史上第一个流派,是文化人类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的标志,盛行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成熟的标志在于E.B.泰勒的《原始文化》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古典进化论学派认为文化进化的动力:心性一致,即人类心里一致说,人们都朝一个地方想。古典进化论学派很好地解释了文化的多样性,但是它却把文化的差异性简单地解释为发展阶段的不同,从而为文化歧视甚至是种族歧视埋下了理论种子。 古典进化论学派产生的背景:一,早期的人类学知识的积累和研究组织的建立; 二,殖民贸易的发展,产生了人们研究异种族、异文化的需要, 也扩大了人们的研究视阈; 三,思想根源在于进化论理论的提出: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斯 宾塞社会进化论。 E.B.泰勒:英国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第一个给文化和宗教下定义之人,第一个主张采用 统计法进行人类学研究的人。《原始文化》、《论研究制度的方法:对婚姻和继承 法的应用》 进化论观点:人类社会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也跟自然界一样, 是通过不断进化而发展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人类文化发展的 各个阶段是相继相承的。 宗教理论:明确了什么是宗教:一切对于神灵的信仰;探讨了宗教的起源和产 生:万物有灵(全部宗教史的基础)。 婚姻家庭理论:“回避”习俗与居住模式:从妻居到从夫居;命名制度:亲从子 称;继嗣制度;产翁制:由母系向父系转变;婚俗:抢婚和外婚制。 人类学研究方法:比较法(分类比较)、残存法(残留的风俗习惯)、统计法 摩尔根: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对易洛魁部落联盟的研究,首次使用问卷调查法研究人类学,首创用亲属称谓来研究家族制度。《古代社会》、《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 亲制度》 原始社会分期理论:根据生产力(生产工具)的发展确定:蒙昧时代,野蛮时代, 文明时代。 氏族制度的发现: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氏族、胞族、部落、 部落联盟是一次发展的几个阶段,最终形成民族。 家庭史的研究:首次从亲属称谓制度来研究家庭和家族制度;家庭发展:“血缘” 家庭,伙婚制家庭(普纳路亚),偶婚制家庭,父权制/母权制家庭,专偶制家庭。其他学者:德国人类学之父:巴斯蒂安:人类心里一致说 瑞士的巴霍芬:母权论,标志着家庭史研究的开始 英国的麦克伦南:内外婚姻制度:母权制先于外婚制 英国的卢伯克:第一个提出残存法思想;宗教阶段理论 英国的弗雷泽:首创“社会人类学”一词;《金枝》:关于人类智力发展连续性和 进步性的理论:人智力发展经历了巫术阶段、宗教阶段、科学阶段 传播论学派

西方文化是如何协调宗教信仰和科学理性的

西方文化是如何协调宗教信仰和科学理性的关系的 西方文化的形成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他的核心就是一种共识。在这种共识之下,传统的宗教信仰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所形成的科学理性是一个深刻的问题。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辨证统一的,相互依存也存在冲突。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西方的文化对此作了一些调整,使之和谐并存,共同发展。希腊城邦时代,科学与宗教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同一关系,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宗教信仰是绝对的专制权力,而科学与哲学只能仰承宗教之鼻息,完全不具有独立地位。随着近代理性精神的崛起,科学开始逐渐摆脱宗教的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逆转,最终导致了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对宗教信仰的猛烈批判。但是这种激进的宗教批判并没有从根本上摧毁西方人的宗教信仰根基,相反,它导致了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一种共生和互补的新关系模式,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 首先,科学的理性与宗教信仰要互为存在。所谓宗教信仰,是指信奉某种特定宗教的人们对所信仰的神圣对象,由崇拜认同而产生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及全身心的皈依。它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在原始社会,人类智力和能力很不发达,人类出自内心地对日月星辰运转的神秘力感,日夜冷暖的更替轮回,自身生命的存在与信托,从而导致人们以一种虔诚的态度“仰望”这种伟大的力量,对它产生一种信任依托之感,希望能借助他这个无限的终极力量解决自己心灵的恐惧和困惑。 而随着社会的进步,文艺复兴与思想启蒙运动等的推动下,是人们开始思考,理性的研究神秘而还未知的事物。因而,在宗教的背景下,人们开始对于未知事物进行探寻。而正是这样的探索使得人们了解自然,理解社会人情,因此产生一定的判别力,从新审视自己信仰的宗教,认识教义等,不再盲目的相信,进而有选择的,理智的对待信仰。 其次,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宗教与科学理性相互促进,引导人们的思想。 希腊最早的一批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具有很深的宗教情结。例如被我们称为第一个唯心主义者的毕达哥拉斯,他既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又是一个杰出的数学家,更是一个奇怪的宗教团体的创始人。这个宗教神秘主义者本身却是伟大的数学定律——毕达定律(即勾股定律)的发明者。他在哲学上提出了数是万物本原的重要思想,由此奠定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意义上的)之根基。由此可见,无论是柏拉图所代表的神秘主义,还是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理性主义,都并未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甚至截然对立的界限。只要合理的利用权衡宗教与科学二者之间的关系,就能达到一种平衡的关系,反而能出现意想不到的社会和谐效应。 最后,西方现代文化中科学与宗教的妥协和互补 法国启蒙运动标志着科学理性在经历了长期的委曲求全之后,终于开始扬眉吐气地对宗教信仰进行全面的清算。科学理性取代了宗教信仰而成为生活的主宰,成为唯我独尊的新上帝;而基督教信仰则在理性的法庭面前被攻击得遍体鳞伤,似乎已经虚弱到了朝不保夕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康德作为科学与宗教之关系的一个调节者应运而生。 众所周知,康德无疑是近代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全部工作都指向一个终极目标,即自由,而自由只有在科学与宗教的协调中才能真正实现。康德曾经说过,在他一生中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大:牛顿让他看到了井然有序的宇宙中的自然规律,而卢梭则让他看到了人心深处的道德良知。 在西方文化的漫漫长河中,宗教与科学相互批判,相互博弈,成为各个党派的利用武器,但是,他却作为西方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完好的保存至今。可见,西方对于宗教信仰与科学理性的平衡协调是多么重视,显而易见的,正因如此,他也达到了十分令人满意的效果。

中世纪哲学中理性与信仰关系之思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563381070.html, 中世纪哲学中理性与信仰关系之思 作者:李敏 来源:《学理论·下》2010年第02期 摘要: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中世纪哲学的基本问题,没有理性和没有信仰都不能称之为中世纪哲学。以梳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为脉络,重新审视和评价中世纪哲学,纠偏人们传统观念中对宗教的认识,对解决现代所面临的理性过度张扬、信仰失落、价值迷失有一定的启示 作用。 关键词:中世纪哲学;理性;信仰;调和 中图分类号:B50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06—0013—02 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是中世纪的核心问题,贯穿了中世纪哲学形成、繁荣和衰落的全过程。 提起中世纪,人们大都会认为:中世纪——这个由14、15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提出的,用 以指称欧洲灿烂的古代文明和他们所处的启蒙时代之间那一段黑暗的文化断裂时期,是欧洲历 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是封建的基督教世界,是西方人的理性寒夜,哲学神学的婢女的时代。其实,如果能够用辨证的态度给予这个时代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的话,中世纪哲学则是以一种独特的形 态延续着古希腊哲学的发展轨迹,并且秉承了西方哲学的理性传统,在理性的科学精神和信仰的宗教精神的交融中发展。在理性张扬、科学主义盛行的今天,人类精神家园失落,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以理性与信仰之间力量的消长为脉络,重新审视中世纪哲学的基本精神,纠正人们传统观念中对宗教的偏见,对于解救现代人面对的信仰危机和价值迷失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1.理性依赖信仰存在 在早期教父哲学把希腊、罗马的哲学视为异端,反对任何有理性的思考,提倡绝对信仰。教会一直强制推行这样的思想准则,要求哲学服从神学,信仰高于理性,启示高于知识。但是早期基督教虽有着虔诚的信仰,却没有系统的神学理论,而希腊哲学却有着成熟的理性批判能力,迫于传播发展的需要,它不得不转而利用哲学。所以早期基督教一方面贬抑理性,另一方面也对希腊哲学进行有选择地接纳,借助哲学的反思,逐渐走上了理性化的道路,使基督教神学思想迅速地理论化、体系化了。 这时期的理性要依赖于信仰才能存在。以中世纪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被称为“真理台柱”的奥古斯丁为例,他的名言是“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主张信仰高于理性,靠神秘的直觉去认识上帝,但是又认为上帝是可认知的,可以用形而上的方法加以论证。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把理性引入了神学,把理性与信仰结合起来。随着人们对理性的追求日益强烈,对教义的质疑也是越来越多,早期教父哲学家们也逐渐意识到信仰无理性是盲目的,要想使基督教信仰成为一种普遍现

理性与教育

人是理性的动物,同时人又是教育的产物。自古希腊以来教育和理性就不可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理性,而教育就是保护和发展人的理性。在柏拉图看来,认识的对象是理念世界中的理念,但这种理念进入肉体时变得朦胧了,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回忆的过程。他认为教育是“矫正心的倾向”的艺术,即通过教育发展人的理性。亚里士多德根据他的形式质料说,认为人的灵魂是身体的形式,人的灵魂有特定的官能,即理性的官能,它显现人的本质。他还认为人们接受教育不是因为它有用和必须,而是因为它自由和高贵,它可以发展人们的灵魂形式。不仅希腊教育如此,所有教育都是为了发展人的理性本质。教育正是通过增加人的理性能力,使人成为人。 理性的两重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性具有两重性,一是理性的道德性、价值性,是对至善、终极价值的追求,康德的实践理性、笛卡儿的直觉理性、韦伯的价值理性都是这一特征的表述。它为人类社会寻找价值、道德原则。另一方面是理性的认知性、工具性,是对客观事物的真理性追求,康德的纯粹理性、笛卡儿的演绎理性、韦伯的工具理性都是这一特征的表述。它寻找客观世界的真理,并用真理性认识去改造世界。 教育使人的理性得到发展。理性是工具理性(认知理性) 和价值理性(道德理性) 的统一。教育取向的两重性。陈桂生教授认为分析教育的价值取向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出发:即“教育者的有目的活动、教育资料、教育对象。”[3 ] (188 页) 在此,选择后两个角度来分析教育取向。教育资料统称为文化,文化又有两类: 1、观念文化(:价值、规范、信仰等意识形态文化)、2、知识(技术文化体系称之为科技文化)教育对象是人,人有两种属性:作为自然个体的自然人,作为社会个体的社会人。前面已指出教育的不同取向和理性的不同方面的发展有关。在此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简单地分析。1. 古希腊的自由教育和理性的全面发展。古希腊教育的内容是“四艺”,后来发展为“七艺”(文法、修辞学、辩正法、算术、几何学、天文学、音乐) 。“四艺”和“七艺”教育要训练的是人的心智,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后来称之为自由教育。古希腊教育内容上科技文化和观念文化还未分离,二者是统一的。虽然有“四艺”和“七艺”之分,但总体说来还是十分模糊的。同时我们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包含有形而上学、政治学、论理学、逻辑学,物理学,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学科分化水平很低。教育对象的自然人本位和社会人本位还未出现明显的分化。亚里士多德称人是理性的动物,又称人是社会的动物。他们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提升人的理性,这种理性也以朴素的形态包含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方面。这种教育也叫全面教育。古代教育以其朴素形态包含了两种取向,同时也发展了理性的两个方面。但并不是它没有偏向,其实这种教育还是偏向于道德。赫斯特(Hirst) 认为这种教育有四个基本特征:第一,自由学科不是“机械的”。它们比对从事身体或心理的日常事务的要求多得多,它们要求更积极更高级的能力的训练,这种训练是过幸福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之一。第二,这些学科的主要价值不是功利性的。第三,这种学习一定不是狭窄专业化的学习。因为狭窄专业化学习限制人的心智发展,使人不能参与对幸福生活具有同等价值和重要性的其它事务。第四,学习本身不仅具有内在价值,而且学生必须追求这种价值,也就使学习不只是被他人所迫或为了谋生。这一切表明自由教育的目的是非功利性的,是为了达到自由,而这种自由即是一个终极目的。这一目的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善或至善。“如果我们所做的事都有一个目的,我们为了这个目的本身而企求做这些事,那么,显然这目的就必定是善和至善。”[4 ] (126- 127 页) 可以看出,古希腊教育偏向于道德取向,这种偏向到了中世纪则进一步滑向上帝这一终极目的。2. 中世纪教育和信仰理性。中世纪把理性看作是上帝的补充,“人的理性只能补充简单的信仰,只有对上帝的爱才能达到最高的智慧。”[5 ] (410 页) 道德不再是追求自由,而是信仰上帝,“人类的至善是以上帝的至善为原因的结果,因此道德活动的终极目的不是幸福,而是上帝。”[5 ] (404 页) 此时人的认知理性完全被信仰(道德) 理性所取代,中世纪的教育和信仰理性是一致的。基督教为了控制人们的思想,紧紧抓住教育和文化,但其教育目的是为宗教服务的。中世纪的学校几乎都是教会学校。教会学校以圣经为主要学习内容,虽然后来把“七艺”纳入课程范围,但“七艺”的学习主要是为神学服务和古代“七艺”相比内容上有很大变化。教育内容为宗教服务,当然是意识形态的(宗教的) 。教育的对象“人”不然人具有自然人属性,是上帝的子民,其社会人属性也只是证明上帝的存在和万能。因此,这种教育的目的就是灌输一种信仰理性。在此价值理性被信仰理性所取代,认知理性完全成为信仰理性的奴婢,甚至完全没有必要。阿圭那认为:“赋予人的智慧礼物是卓越的知识,这是他与上帝相结合的结果,只有通过爱才能实现人与上帝的结合,因为‘依恋上帝的人与上帝精神同一’。”[5 ] (410 页)中世纪后期,在经济发展的意大利北部产生了一场伟大的革命———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

浅析中世纪信仰与理性的关系

浅析中世纪信仰与理性的关系 【摘要】西方文明史上,理性与信仰可被看作是两条此消彼长的轴线,有着各自内在的、外在的起源。而将两者关系“大规模”的复杂化——融合或对立的根源阶段应该是在中世纪盛期。在当代科技和理性高度扩张,信仰危机和价值迷失日益严重的境遇下,本文通过简述中世纪关于理性与信仰关系的一些观点主张,重视和重新审视、评价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对于重建人的精神世界及推动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世纪信仰理性 每每提到中世纪,总是条件反射似的想到“黑暗”、“愚昧”这些词。大部分人认为中世纪是封建的基督教世界,是西方人的理性寒夜,哲学神学的婢女的时代,对于中世纪的文化人们普遍持极端否定的态度。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中世纪的哲学就以一种独特的形态延续着西方哲学发展的轨迹,并且中世纪的哲学秉承了西方哲学的理性传统,其基本精神仍是理性的科学精神与信仰的宗教精神的交融。恰恰是围绕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中世纪哲学经历了形成、繁荣及衰落的发展过程。[1] 一、理性与信仰的调和 中世纪哲学秉承了西方哲学的传统,即古希腊哲学的科学精神与宗教精神是中世纪哲学的思想来源。希腊晚期罗马时代,理性和信仰的调和孕育出了独特的中世纪经院哲学。 早期各个流派的思想交锋中,基督教一方有虔诚的信仰,无系统的神学理论;而希腊哲学一方有成熟的理性批判能力,但无统一的信仰,正是在这样丰厚的理性批判精神的文化氛围下,基督教借助哲学对自身的教义做出理论的反思,逐渐走上了理性化的道路,基督教神学思想迅速地理论化、体系化了。俄里根是基督教第一位系统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他最早开了从理性上论证基督教信条的先河。被称为“真理台柱”的奥古斯汀主张信仰高于理性,“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是他思想本质的概括,理性要依赖于信仰才能存在。[2]他还指出,在不完善中认识完善,在相对中认识绝对,在经验中认识超验,从外在物质界回到自身,从肉体回到灵魂,逐级上升,达到判断力,最后达到理性,“在惊心动魄的一瞥中,得见‘存在本体,这是靠神秘的直觉认识上帝,是“刹那间悟入于真慧”,与普罗提诺的“解说”、“顿悟”如出一辙。虽然如此,但他认为上帝又可认知,可用形而上的方法加以证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把理性引入了神学,把理性和

信仰的力量阅读答案

信仰的力量阅读答案 【篇一:信仰的力量演讲稿(定稿)】 t>有一种力量叫信仰 有时候,我很好奇,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人面对冰冷的死亡,可以 如此微笑和坦然;是什么力量,让几万名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红 军战士翻越穷山恶水,突破前后堵截跨越大半个中国?又是什么力 量让仅仅二十几个党员的星星之火燃烧成担负起民族解放和复兴的 中坚力量?这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神奇和伟大的力量?当一页页翻开 中国共产党95年奋斗与牺牲的篇章,我们有了一个充满力量的答案:那就是信仰的力量! 我很想回到1921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去问问参加一大的那些年轻 的代表:你们都是名牌大学毕业,有的是大好前途,有的是加官进爵,为什么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把马克思主义带到中国:我想她们一 定会坚定地回答:中国需要正确的方向。中国人需要正确的信仰! 我很想回到1927年北京菜市口的刑场,再去听听李大钊先生哪斗 志昂扬的国际歌,也想问问他:面对敌人的屠刀,面对冰冷的死亡,您到底怕不怕。我想他一定会微笑着坚定地回答:死亡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一个人失去信仰! 我也想回到1935年漫漫长征路上,去问问《金色的鱼钩》里的那 位老班长,去问问《丰碑》中的那位军需部长:你们永远长埋在这 无边的草地和皑皑的大雪山上,你们怕不怕,我想她们一定会坚定 地回答:我们并不怕,因为我们有坚定的信仰,再冷再饿也觉得充 满希望。 我想问问董存瑞,我想问问刘胡兰、我想问问黄继光,你们浴血奋战,你们抛头颅洒热血,却没有享受一天平静的生活,你们后悔吗,我想他们一定会这样回答:为了信仰,总有牺牲,看到你们现在的 娃娃幸福成长,我们也会欣慰,绝对不会有任何后悔和感伤。 我想问问钱学森,我想问问邓稼先,我想想问问那些两弹一星的元勋,我想问问在大戈壁隐姓埋名的航天人,你们放弃美国的优越条件,来到这万里黄沙,你们冤不冤枉,我想她们一定会淡淡地一笑 回答: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国界的,祖国强大,民族复兴就 是我们的信仰.诺贝尔奖固然可贵,但是祖国人民的赞扬才是最可贵的 奖章.

从英法德启蒙历程看理性与信仰关系变化

从英法德启蒙历程看理性与信仰关系变化 摘要:启蒙运动和启蒙精神曾经在17-18世纪成为欧洲社会的主旋律,而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理性也在此时期内得到大力地宣扬,该时期的宗教思想也受到了理性精神的影响,。然而在启蒙运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启蒙思想家们对于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意见不一,导致了在各国启蒙运动中对理性与信仰关系的不同看法。本文欲从英、法、德三国的启蒙运动出发,探讨在各国和各个不同时期内理性与信仰关系的变化,并对该变化轨迹进行反思。 关键词:启蒙运动;宗教;理性;信仰一、启蒙运动之前的基督教发展及基督教思想的转变特征 基督教在经过希腊罗马时期的发展,从犹太教脱胎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唯灵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浓郁的宗教后,在中世纪通过至高无上的教权将分裂的欧洲控制起来,使得教权居于王权之上。罗马时期比较低俗的基督教遇上了未经教化的日耳曼人后摇身一变成为先进文化的传播者,也因为基督教的作用使得日耳曼人很快皈依了基督教的信仰。但是,掌握了权力的教会内部日益腐败。罗马天主教会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15、16世纪罗马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西欧社会内部发起了两场重要的文化变革运动:文艺复兴

与宗教改革。此后的17世纪,西欧国家又经历了一场近代技术革命的洗礼,理性主义在思想文化的一切领域包括宗教领域继续发展,至18世纪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在教狭义的意义上是“一场反对宗教的运动”。启蒙学家们高举着理性的大旗,对专制制度和教会权威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矛头直指欧洲思想专制和封建制度的根基。就像“启蒙”一词所表达的意思一样,启蒙运动不仅仅是破坏和否定一切,它更重要的是倡导一种信念与理想。其主旨在于使所有人都受教育,用自然理性之光照亮所有人的内心世界,用理性驱逐一切愚昧与迷信。就像康德所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 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启蒙运动并不是一味地否定宗教,而是对宗教的一种扬弃。他们批判的是迷信而不是信仰,是教会而不是宗教本身。 尽管欧洲各国的启蒙运动表现出来有相似性,但是也呈现出了各自的特点。正是有了这些特点,才使得启蒙运动中关于理性与信仰关系的讨论变得多样。18世纪基督教思想呈现了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神学的人学化倾向。二是神学的理性化趋势。另一方面,理性批判在宗教研究和圣经解释领域得到广泛地应用。

浅析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在西方文化中的辩证关系

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关系 代鹏 1112012049 生化与分子生物学 12级博士队 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界历来关注的热点之一。传统观点认为科学与宗教或者相互冲突,或者相互分离,或者是一种互相整合的关系。宗教与科学不仅有着本质上的对立,更有着观念上的内在联系,二者存在着一种建设性的互补关系。宗教是研究形而上的东西,在对“人是谁”的追求中来探讨一种永恒的存在,科学则是形而下的研究,是对客观真理与规律的探索。作为承载当代社会发展的两大车轮,科学与宗教共同谛造新的人类文明。 回顾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起源,它们是既相互对立、相互斗争,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15、16世纪西欧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和人的价值,质疑教会宣扬的苦修。17世纪哲学与科学的兴盛则弘扬了一种清新的理性主义精神,它表现为一种普遍的怀疑精神和经验立场来摧毁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构建出来的虚假世界,使人类摒除基督教的神学思想,重新认识了自然,通过理性而得到真理。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以理性科学为旗帜,反对教会禁锢思想,反对宗教蒙昧,摧毁封建专制赖以维系的宗教基础。在曲折的发展史上,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存在辩证关系。 信仰与理性区分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信仰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人类灵魂内所具有的一份执着,是一种经过价值选择的能够成为人们精神支柱的思想观念或精神追求。信仰是宗教的灵魂,离开了信仰,宗教就不成其为宗教。然而宗教不能等同于信仰,宗教只是信仰的一种形式,并且数千年来,宗教信仰一直是信仰的主要形式。当然科学也离不开信仰,然而这与宗教的信仰特性明显不同。这是因为宗教的信仰性特征突出地表现为虔信,表现为盲目性,表现为以从不发生疑问而一味接受、顺从地遵守和实施。理性作为人性的表征而存在,而人性是丰富的、多样的,因此,人的理性也必然是丰富的、多样的。科学与宗教作为人类文明的两种文化样式,分别内蕴着两种不同的理性。科学以理性为核心,它所包含的理性称之为科学理性。宗教理性以自己建构起来的彼岸世界为对象,是从超越的神圣存在的角度出发理解世界的。 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存具有统一和互补的关系:首先,宗教信仰是与科学理性并存的文化思想枷锁,限制人性的精神自由,而自然界成为科学的领地,科学追求客观真理与规律,二者并存但不冲突。其次,从认识论的根源上看,宗教和科学都渊源于对世界基本问题的解释。人类从一开始就特别关心与其自身的利害祸福有关的事物,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和发展,

缪勒宗教起源的_无限观念_论析

第58卷 第1期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ol.58,No.1 2005年1月Wuhan University Journal(Philosophy&S ocial Sciences)Jan.2005.080~085  ■宗教学 缪勒宗教起源的“无限观念”论析 翟 志 宏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作者简介]翟志宏(19602),男,河南南阳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西方哲 学、基督宗教与文化研究。 [摘 要]麦克斯?缪勒认为,宗教起源于无限观念,这种观念是原始人类在对有限自然现象感知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早期人类对这些观念的把握和命名,导致了不同信仰对象和崇 拜形式的产生,推动了宗教的发展。缪勒力图从宗教的最原始形态出发寻找其客观自然基础 的尝试,为宗教学研究提供了相当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然而,这种“自然起源说”因其过分注重 感性认识论而未能得到普遍的认可。作为宗教始点的无限观念,在知识论上的不确定性使得 有关上帝存在的理性把握与证明变得异常的困难。信仰(确定性)和理性(不确定性)的矛盾并 不因无限观念的感性基础而得以消解。 [关键词]宗教起源;无限观念;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D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320(2005)0120080206 英国19世纪宗教学家、近代宗教学的奠基人麦克斯?缪勒认为,宗教起源于从有限自然现象中生发出(或体验到)的无限观念。原始人类正是在对这种无限观念的理解、把握和命名中,形成了神灵观念,进而导致了宗教的产生和发展。本文在对缪勒关于宗教起源理论阐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无限观念(神或上帝存在)的确定性问题进行分析,试图在对有限和无限关系等宗教问题的认识上有所助益。 一、宗教的基本特征及其感性基础 麦克斯?缪勒在其1878年出版的宗教学开山性著作《宗教的起源与发展》一书中,提出了宗教起源于“无限观念”的观点。他认为,早期人类的“无限感,是所有宗教的最重要的史前动力”,“在无限的观念中,我们找到整个人类信仰历史发展的根基”[1](第31页)。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胚芽”,正是在这一“胚芽”的基础上,人类发展出了它的各种宗教和信仰形式。 缪勒之所以对宗教的起源问题极为关注,乃是源于他对宗教本质的思考。他认为,“什么是宗教”对于从事宗教研究的人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宗教学就是要揭示“宗教是什么,它在人的心灵中有何基础,在其历史成长过程里遵循什么规律”。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决定了宗教学研究的起点和方法。 由于宗教是一个在几千年前就已出现的普遍现象,其内涵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发生着不断的变化,要想寻找一个对所有宗教现象来说都是适当的定义则是不可能的。因而缪勒认为,为了把握宗教的本质,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宗教曾经是什么,以及它后来是如何变化的。这即是缪勒写此书的目的,把宗教的完整定义包含在全书中,通过对宗教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叙述来理解宗教的本质。 虽说给宗教下定义是极为困难的,但缪勒认为,我们可以就宗教活动提出“某些特征”,从而使得这收稿日期:2004202212

哲学概论

基督教哲学 泛指基督教中以神为核心、信仰为前提、《圣经》为基础的各种哲学学说。古代和中世纪指奥古斯丁主义、奥利金主义、托马斯主义、经院哲学等。现代指新经院哲学、辩证神学、自由主义神学、基督教存在主义、基督教进化论、新古典派有神论等。 概念 罗马基督教会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以神为核心、信仰为前提、《圣经》为基础的宗教唯心主义思想体系。 三种形态 基督教哲学在近2000年的历史中,适应不同时代的社会思潮,出现过三种不同的形态:第一种形态是2~5世纪的教父哲学,5世纪为其鼎盛时期。代表人物有查士丁、克莱门、奥里根、Q.S.F.德尔图良、杰罗姆、安布罗斯、A.奥古斯丁、格雷高里等。 第二种形态是9~15世纪的经院哲学,13世纪为其繁荣时期。在13世纪前是以奥古斯丁主义为主导思想的经院哲学,13世纪后是以托马斯主义为主导思想的经院哲学。 第三种形态是19世纪末出现的新经院哲学,即新托马斯主义。代表人物有利奥十三世、曼尔西埃、格拉布曼、J.马里旦、┵.H.吉尔松、Y.西蒙、G.A.韦特尔、J.M.波亨斯基等。 教父哲学 特点 早期基督教的护教者,根据《圣经》,利用古希腊罗马哲学,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和新斯多阿主义,制订和论证基督教的创世论、原罪论、救赎论、三位一体论和来世赏罚论等一整套教义。这是哲学和神学混为一体的辩护基督教教义的宗教理论。 基本观点 教父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奥古斯丁认为,基督教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神和灵魂,论证的课题是认识神和认识自我。他借助柏拉图哲学的理念论和斯多阿学派的伦理学,断言神是超越的存在,永恒不变,绝对统一。神是唯一的精神实体,充满智慧和意志。神的意愿和作为是一回事。神根据自己的意愿从无中创造具体世界,创造体现神的真和善。人是物质世界中最高的创造物,是由灵魂和肉体两种实体组成的。灵魂近似于神,是单纯的非物质的精神实体。灵魂是指导和形成肉体的基质,是肉体的生命。本质上,灵魂是追求至真至善的神。但是,由于人背离神,无视精神生活,贪图物质享受,败坏本性,从此人不能不犯罪。然而,由于灵

如何理解信仰与理性的冲突

如何理解信仰与理性的冲突 摘要信仰与理性的冲突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由来已久,而且可以肯定,只要人类在自己认识世界的活动中还有未知的领域,还有理性无法触及的地方,这种冲突必将存在下去。关于如何理解这两者的冲突,本文将通过分析两者冲突的起源及发展历程,探讨这种冲突的原因以及如何看待这种冲突,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两者之间的冲突。 关键词信仰理性宗教科学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一直在追求着心灵与肉体的完美结合,求真的执著与求善的企盼构筑了人性的两股动力——理性与信仰。然而,这两者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却始终不断地纠缠着对方,一次又一次爆发冲突。可以说,在历史上求真的理性和求善的信仰之间一直上演着依赖与叛逆、离弃与召唤相交织的历史舞台剧。歌德曾经把信仰与不信仰的冲突视为世界史和人类史上最深刻的甚至是唯一的主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信仰与不信仰往往被等同于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信仰与理性的对立也被人认为是贯彻西方历史的一条主线 一、信仰与理性的冲突起源与发展 在人类社会初期,科学理性还没有成长的时候,是靠着宗教信仰维系秩序的,信仰通过对圣贤的主张或对神的信服和尊崇和对鬼、妖、魔或天然气象的恐惧,来实现自己的功能。在哲学出现之前,神学正是靠着信仰这一利器完成自己使命。往后,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理性得以发展,信仰也在与时俱进。不过,有的时候是理性占主导地位,有的时候是信仰居上,形成了一种此消彼长的发展过程。在古希腊时期,理性有过一段时期的张扬,公元前6——5世纪,希腊人从蒙昧时代走出,出现了一大批自热哲学家,他们开始将视线从对神的研究转移到了对自热和人本身的研究上。随着当时“人是万物的尺度”和“美德就是知识”两大著名论断的提出,标志着时代主题已由政治神学研究转向了政治哲学的研究,也吹响了理性精神挑战信仰情结的号角!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哲学和科学理性主义在肥沃的土壤中生根发芽…… 但是,当踏入“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后,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失去了原有的高尚位置,成果被神学消化并且成为论证信仰的工具。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在这个时代,政治思想是以神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人们把事情的起因认作是某种神秘力量的作用时,这就走向信仰。 当理性被严重扭曲、神学被推上极至的时候,整个欧洲社会开始了以人和自然为主题的文艺复兴运动,理性与信仰,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之间又一次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论战。在这次运动中,理性对信仰的几番征战,揭穿了神学的虚伪面纱,导致了人们对信仰的崩溃。信仰被推向理性的法庭上遭到审判,信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在这一次的信仰与理性之争中,理性精神战胜了信仰情结,信仰似乎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然而在近现代,人们一方面,踏着科学的步伐,崇尚理性,歌颂知识,;另

论知识背后的本能信仰

论知识背后的本能信仰 哲学认识论史上的最大争论之一,就是所谓“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派之间的争论。经验主义者认为,我们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得来的;然而理性主义者认为,除了我们凭经验所知道的以外,还有某些我们不是凭借经验而知道的“天赋观念”。为了解决这场争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创立了先验哲学,试图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调和起来,他认为知识是由知性范畴综合感性杂多形成的,使得知识既具有了经验的实在性也具有了先验的观念性。但是康德在现象界获得普遍必然性知识的同时,却遗留下来了一大块知识的盲区即本体界,在康德看来本体界的物自体不再是知识的对象而是信仰的对象。 一般人都认为知识和信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知识是可以被理性证明、由经验支撑的真理,它通向科学;信仰是不证自明的信念,它通向宗教。事实上,知识和信仰并非决然割裂的,正如罗素在《哲学问题》中提出的“一切知识都必须根据我们的本能信仰而建立起来,如果这些本能信仰被否定,便一无所有了。”这些“本能信仰”并非是陈述知识的逻辑形式或构成知识的知性范畴,而是承载着我们普遍的世界观、潜藏在我们日常思维中的信念。 一、知识中对超感性世界的信仰 知识中对超感性世界的信仰即我们相信在感觉材料以外还有一个客观物质世界的实在,在常识中人们从不怀疑这一点,但在认识论中却很难被证明。我们的认识能力所能向外部世界获取的仅仅是感觉材料。例如我面前有一张桌子,通过视觉作用可以得知它是棕色的、通过触觉作用可以得知它是坚硬的。现在如果有两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同时看着这张桌子,凭什么说他们分别获取的、不尽相同的感觉材料所指向的是同一个客体呢?我们所感受到的和所思维着的都是本质上是精神层面的内容,如何证明世界上除了我们自身和个人经验以外,还有别的事物是实存的? 其实在认识事物之前,我们就拥有了对超感性世界的信仰。这种信仰源于我与物的本源联系:我确信面前的桌子是实在的,因为如果它只是一个幻影的话,我绝不可能在它的桌面上写文章。物质的存在只有通过我们的实践才能感受到,实践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关乎到人生在世的意义,因此人与物的实践关系比认知关系更本源。在实践中我们获得了相应的感觉材料,拥有了形成知识的基础。 这种信仰是超乎于认识层面的,但如果否认这种信仰,我们将获得不了任何确定性的知识。经验主义者贝克莱就否认这种信仰,他认为物质对象的存在只在于它们的被感知,物体的东西实际上是某个心灵中的一簇观念,它们具有某种稳定性,甚至当我们没有感知到它们时,它们也是如此,因为上帝仍然在感知着它们。然而没有物质世界的实在,我们何来感知?没有日常的实践,我们又何来观念? 另外,我们信仰的超感性世界并非柏拉图所谓灵魂中的理念世界。他主张在理念世界中已经包含了一切的真理,人们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回忆。我并不认为理念世界是先在和实在的,它源于理性对于完美的追求,是由理性缔造出来的精神王国。我们本能信仰的超感性世界是超乎感觉材料之外与之上,一定有一个持久性的共同客体,它是构成为不同的人和不同时间的感觉材料的基础或原因。 在认识论中我们永远都不能证明在自身和经验之外的那些事物的存在,但是我们需要并拥有这样的信仰,来确保知识的可靠性和必然性。 二、知识中对自然一律性的信仰 众所周知,经验主义的缺陷在于它无法将或然的经验材料上升为普遍必然性的知识,然而理性主义所谓的“内在原理”就一定普遍有效吗?让我们深入分析休谟问题: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太阳明天会升起,因为它总是无一例外地天天升起;甚至运用我们所知晓的物理知识

论信仰与理性的关系

论信仰与理性的关系 姓名:刘烽华班级:物流管理111班学号:5400211206 信仰与理性是人类精神发展史上极其重要、但又异常模糊的一对概念。何为信仰,何为理性,二者关系如何,是许多哲学家和神学家倾毕生精力加以关注和研究的主题。然而,其结果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迄今无有定论,由此也足见该问题之艰深繁难。同时,对理性与信仰关系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也是对宗教在人类生活中究竟居有什么样的地位的问题的回答,人们一直在为解决这个问题进行着艰辛的探索,到现在尚无定论。在此,我没有要解决这一问题的意思,只想简单地运用所学、所看的一些皮毛理论及知识去探讨一下,试图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真理是否唯一 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始终与真理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不存在所谓真理,那也就没有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了。正是由于人们认为存在着真理,才有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真理是唯一的,还是存在着至少两种真理,对于解决真理与信仰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真理是唯一的,那么,理性与信仰,要么只有一方是真理,另一方不是真理;要么双方都不是真理,它们共同从属于那个唯一的真理。如果真理不是唯一的,那么双方都可能是真理;只要承认它们都是真理,那么,有待确定的就只是它们在真理系统中的地位了。 真理是不是唯一的,涉及到人们对世界的总体看法。如果认为世界是唯一的,宇宙是唯一的,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那么,真理也就是唯一的了。也就是说,与真理是唯一的相对应的世界观认为真正的世界只有一个,世界是一元的。在古希腊,凡是认为世界是一元的,也就认为对同一东西,真理只有一个。 世界是一元的,那么,这个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呢?它是物质,是精神,还是神灵?一般而言,主张世界的本原是物质,通常是强调以经验为基础的理性为真理的源泉的;主张世界的本原是精神,通常是主张以先验的或天赋的理性为真理的源泉的;主张世界的本原是神灵的,通常是以神或人对神的体认为真理的源泉的。无论是以以经验为基础的理性或以先验的天赋的理性为真理的源泉,归根到底都是以理性为真理的源泉;但以神或者人对神人体认为真理的源泉,实际上也就是以信仰为真理的源泉。理性主义与信仰主义的分别,归根到底是以是否承认神创论为根本标志的。 我们通常说,毕达哥拉斯的真理论是理性主义的,柏拉图的真理论是理性主义的;但新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真理论却是信仰主义的。其中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前者不是神创论的,而后者是神创论的。既然世界是由神创造的,那么,人,包括人的理性在内,也是由神所创造的了。既然真理就在于与原型即本原的符合,在于要在思想中对世界所由之而来的东西的再现式的把握与体认,那么,本原是神,要得到真理,也就是要回到神,回到神的方式之一就是体认与把握神,而这一切都必须以对神的信仰为前提,如果对神不信仰,不信神,也就不仅不会得到神的眷恋,而且会被神剥夺认识神、体认神的能力。所以,在以神创论为基础的宗教中,信仰神是绝对的第一要义。理性在其中固然也有其地位,但毕竟是从属的。因此,在宗教中即使有所谓的理性主义,也是信仰主义的理性主义,因为在其中,理性是为信仰论证服务的。同时,由于真理只有一个,而且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期末重点

2、三突出原则:指的是“文革时期”特定的文学创作原则。根据江青的指示,开始由于会泳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提出的,“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来”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后来有姚文元改定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种创作原则是企图严格维护的社会政治等级在文学结构上的体现。 3、双百方针:在1956年5月召开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对这一方针做了权威性的阐释:“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双百方针的提出,活跃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开创了文艺理论批评与研究的新局面。 4.山药蛋派:又称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等。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当代文学流派。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他们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基础。5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有意识地以赵树理为中心,培养、形成风格相近的创作流派。代表作有赵《三里湾》、《登记》、《锻炼锻炼》、马《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西《赖大嫂》、《宋老大进城》等。这一流派的作品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口语化的写作特点,追求生活的真实,反映生活的矛盾和问题。文学史上认为现实主义是“山药蛋派”的本质特征和灵魂。 5.白洋淀诗群:1969年以后,一批北京的中学生先后到河北安县境内的白洋淀地区插队,形成了白洋淀诗派,主要诗人有:芒克、根子、多多等。有芒克《天只》《十月的献诗》根子《白洋淀》等等。他们的诗作现实了对于现实社会秩序,对暴力的批判,生命中迷惑、孤独和痛苦的体验。摆脱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而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更多的带有现代主义色彩。 6、伤痕小说:产生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开山之作为刘心武的《班主任》,因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而得名,主题主要于展示“文革”给人民大众带来的精神与肉体创伤的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王亚平《神圣的使命》、丛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宗璞《我是谁》。张贤亮《邢老汉与狗的故事》;长篇小说:莫应丰的《将军吟》、古华的《芙蓉镇》、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7、反思小说:主要指1979至80年代初出现的对解放后几十年曲折历史和人的现实处境等进行反思的小说。发轫之作:茹志娟:《剪辑错了的故事》,其他代表性作品有中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绿化树》等;长篇小说:《古船》等。与伤痕小说内容上有交叉,是伤痕小说的深化。但存在偏重于政治反思,文化反思不够等缺陷。 8.改革小说:改革小说把目光投入到现实生活领域,在伤痕和反思过后呼唤改革。蒋子龙在这方面尤为突出,连续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另外李国文《花园街五号》;张贤亮《龙种》;张洁《沉重的翅膀》;贾平凹《浮躁》手术与改革小说之列。 9、寻根小说:对民族文化或传统文化与地方文化进行反思、审视与批判的小说,其目的主要在于发掘民族文化传统的活用资源,重铸民魂或民族精神,同时在全球化语境下参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所谓寻根,就是寻求民族文化之根。代表作家有贾平凹、韩少功、阿城等。其特点是:一超越政治视角,走向文化视角。二是追寻民族文化之根,参预与世界文学的对话。 10、先锋小说:中国文坛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在创作思想和形式技巧上都呈现出强烈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气息的小说创作流派。主要代表作家有马原、残雪、苏童、格非、余华、叶兆言、孙甘露、洪峰、北村等人。具有两大鲜明特点:(1)话语的叛逆性,即对权威叙事的颠覆与反抗。(2)形式的前卫性,即大胆尝试最新的文体试验。

基督教信仰的理性诠释

基督教信仰的理性诠释 ——康德“哲学释经原理”批判 傅永军 2013-1-9 13:15:16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年5期 内容摘要:康德将宗教信仰局限在纯然理性界限内进行诠释,他批判“教义性诠释”,肯定“真理性诠释”,从纯然理性出发,提出自己的哲学释经原理。主张对宗教信仰的诠释只能理性地进行而不能诉诸诠释者内在的主观情感,诠释的目的是为了培育和深化人们的道德情感,让人获取真正的信仰。康德的“哲学释经原理”放弃了信仰主义立场,将对基督教的诠释完全架构在自己的理性分析结构和诠释框架之中,解构了文本和作者的价值,把文本的意义解释为诠释者自己已有理念范型的投射,有导致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之危险。而事实上,诠释活动是诠释者、文本以及作者之间互为主体的交往行动,这种交往行动以趋向真理为诠释的责任,它借助诠释者、作者和文本共同处身其中的历史文化传统所提供的社会交往规范和知识范型,将文本所负载的意义昭示出来,而意义的真理性就存在于交互主体的理性共识之中。 关键词:信仰;善恶;理性化释经;诠释责任;交往行动 作者简介:傅永军,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康德与诠释学的关系并不复杂。严格说来,对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康德先验哲学,在西方诠释学理论体系建构中并没有产生过多少影响。然而,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康德又确实对西方基督教信仰做出过独特的诠释,形成别具特色的“哲学释经原理”。康德的这种“实践中的宗教诠释学”充满了理性色彩,迎合了启蒙时代对宗教合理性进行哲学重建的要求,反倒成为西方宗教诠释学中的一种特殊范式,深刻而直接地影响了在他之后西方宗教哲学的发展,值得研究者用心着力,给予高度重视。本文依据康德的《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ssen Vernunft,1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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