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反映的那些道德，特别是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在道德教育中占首要地位。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对道德及道德教育又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和要求，把符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那些新道德观念及时纳入道德教育内容，不仅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且对社会经济及生产力的发展亦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那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对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提出了哪些新的课题呢？一般他说，我们应把下列观念纳入道德教育范畴。
1、进取与创新观念：社会个体的进取与创新观念表现为主体意识的发展和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它的特点是事业心强，有强烈的成就和成功的愿望及历史使命感，表现出勇于开拓、勇于创新的精神。它对社会的贡献表现为创造新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中起带头作用。把进取和创新观念纳入道德教育范畴，就能使社会个体最大限度地开发自身的潜力，使思想品德在调节智力和体力两因素中具有必要的张力。
2、时间和效率观念：时间和效率观念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观念特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节奏都在加快，每一单位时间所创造出来的价值日益增大。为此，珍惜时间，节约时间，讲究效率是社会个体必须具有的新的价值观和道德行为准则。加强时间和效率观念的教育，是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前提，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道德教育只有真正把时间、效率观念转化为个体的思想品德，才能使社会个体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具有商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品德特征，从而实现社会个体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中的作用。
3、法制与纪律观念：法制与纪律观念是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必要的法制与纪律观念。我国以宪法为核心，制定了许多具体的法律，“有法可依”的局面已经形成。因此，要求社会个体要具有遵法、守法的道德风貌。同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纪律教育，不仅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而且是依法维护安定团结局面的重要一环。道德教育把法制与纪律观念转化为个体的思想品德，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安定团结的局面。这一点，对于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是必要的社会条件。
道德教育所形成的个体的思想品德对社会个体的这种能动性调节，是道德教育经济效能的表征。从我国道德教育发展的历程来看，什么时候我们抓紧道德教育工作，什么时候社会风气就有明显好转，社会经济和生产率也健康发展；什么时候放松道德教育，就会产生社会风气不正的严重后果，这在种情况下，即使高速发展的经济势头也决不会持久。
何怀宏：经济发展能带来道德进步吗？
我相信，今天，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口号下，可以集合起最多的中国人。而任何其它的口号，也许能比它更紧密地集合起一些人，却一定远不如经济发展能吸引这么多的中国人。今天的时代也是一个"脱魅"的时代，而不再是某一种宗教、社会哲学或意识形态风靡和席卷世界的时代。
但是，也可能正是因为聚集到这一口号下的人最多，他们的动机却是不尽相同的。一些人想的是∶"经济上去了，政权自然会稳"；另一些人想的是"经济上去了，民主自然会来"；更多的人则不想那么多、那么远，而是最直接、最实际地想"经济上去了，生活自然会好"。而所有这些想法都汇聚到一点∶"无论如何，先把经济搞上去再说"。
"先把经济搞上去"，这确实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共识，也是很有道理的见识。问题在于∶我们在以主要精力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时候，是否还考虑过要如何照管我们的精神，关心我们的道德水准？而精神与道德生活的内容和水准对于人的生命及其幸福的意义是决不可低估的。比方说，今年春节我回南方的老家，发现许多人赚了钱（当然更多的人仍未挣到钱），说起话来口气大多了，但奇怪的是，就是在这些赚了钱的人们中，也并不总是洋溢着一种快活的气氛，相反，我却听到了种种抱怨和不安，未赚到钱的人抱怨不足为奇，但这些赚了钱的人的抱怨有时看来还更多。他们抱怨市场上的不讲信用、"坑蒙拐骗"、社会上的治安不好，以权谋私等等，他们说到自己常常"被宰"，而从别人的口风和他们所表现的隐隐不安也还可以看出，他们自己也时常是"宰人者"。而我相信，只要一个人天良没有完全泯灭，他对自己以不正当方式得来的财产就不会完全心安理得。"心安"虽然不是很高、很强烈的正面的感觉，但一切快乐和幸福要想可靠和持久地建立，却都必须以"心安"为根基，"没有比问心无愧更柔软的枕头。"
一个在美国生活多年，并且非常推崇自由和民主价值的学者曾经这样写道∶"我常想，只有宇宙冥冥之中或有其公正，才能解释为什么许多美国人在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中，会那样地不快乐。他们有那么好的法治，那样多的自然资源，那样有活力的经济，但许多人居然过着那样差劲的、没有人味儿的生活。"（林毓生《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第164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又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1991年度完成的"国民生活形态与伦理调查报告"，台湾15岁以上民众从不阅读者竟然占了57.23％。这就是富裕世界、以及大步走向富裕的世界里出的问题。他们的问题主要还不是行为规范、不守规则的问题，而是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问题，甚至这方面的问题在其社会生活中也可能不是主流（主流并不一定以人数来衡量）但就这样，也已经让人为之唏嘘不已了。从西方回来的人，都经常讲到那边令这边人难以想象的豪富，但富裕并不是一切。富裕并不等于幸福，更不等于人生。如果我们不照管我们生活的其它方面--那常常是人之为人更重要的方面，即使我们有一天也这样豪富，甚至更富又怎么样呢？且不说我们离这个目标仍然有不少路。
所以，那些虽然同样赞成优先发展经济，但在心里也滋生起一种忧虑和警惕的人们，提出下面的问题也是很自然和有道理的∶"经济发展是否会带来道德进步？是否能带来人的精神生活的全面丰富，甚至是否至少能使人们生活得更加快乐？"我们不能不想这类问题，它是一个我们决不能忽视的问题。
不过，我们在此首先要澄清一下这个问题的含义。当我们问到"经济发展是否会带来道德进步"时，我们并不是说经济发展要以道德进步为唯一目的，并不是说经济发展只有促使道德进步才是可赞许的，或者说道德进步是衡量经济发展是否正当合理的唯一标准（虽然道德也确实是目的之一、标准之一）。其次，我们所说的"进步"也不是在进化论的意义上说的，这种历史进化在笔者看来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社会的道德水平有时较高，有时较低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现在所考虑的也就是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对社会的道德水平有一种有益的、促进的、使它提高的作用，在这两者之间是否能建立一种良性的相互影响的关系等等。
为此，我们先要简单地说一下什么是目前的"经济"，"道德进步"又意味着什么，然后才好考察这种经济发展对道德发展的影响。
我们的经济目前被正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说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它具有"混合的"经济的某些特点∶即力图引入一种市场的价格的竞争制度，同时又保留政府的某种宏观调控作用。但我们现在想特别注意的是市场机制这一方面，因为我们的经济是主要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这和那怕外表有些类似的西方"混合型"经济不一样，它们一般是从自由放任走向某种政府干预）。那么，在这种市场经济中与道德相关的因素主要是什么呢？我们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其参与者追求利益，利润的目的、动机和欲望；一是其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这一手段简单地说就是竞争，即不同生产者，不同销售者之间的竞争。
那么，我们所说的"道德"又是指什么呢？过去有一个从苏联引入的"道德"定义，认为"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后来许多人对此定义提出疑问，但我看这一定义基本上还是不错的，这个定义强调了"道德"最重要的两个特点∶⒈道德主要是规范，是义务，是约束性的，协调性的；⒉道德是调整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规范，而不是自我安身立命的追求。虽然价值与义务很有关系，但我们要谨慎地使价值不直接混同于道德义务。不过，上述定义也有一些问题∶它没有使"道德"与法律、与习俗明确区别开来，说"总和"也有些不妥，因此，我们不如把它调整为∶"道德是有关善恶正邪的，调整人与他人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体系。"现在有这一定义我们也就足敷应用。
为了我们的论题，我们可以再把道德规范体系区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人们很容易看到的公共生活中的行为规则，尤其是礼仪、礼貌、社交惯例和习俗等等；另一个层面则是要往较深处观察才能发现的这一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和主要规范，这些原则规范构成这一社会的道德的主体。这两个层面自然有紧密联系的一面，但也有趋于分离的一面。礼仪层面除了受基本规范的影响，也和一个民族的传统及它现在所达到的物质生活水平很有关系。而我们对一个社会道德水平高低的判断，也主要就是基于对这两个层面尤其后一个层面的观察。后一个层面的原则规范不仅包括个人的行为规范，也应包括制度本身的原则规范。制度的原则规范虽然是重要和优先的，但由于制度的正义与否最终会决定性地影响到个人的道德面貌，并且它也要通过人们的活动来体现自身，加上我们以往判断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习惯上是通过判断其中活动的人们的道德水平来进行，所以，我们在此也还是主要从社会上人们的行为规范来判断这一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低和进展。
那么，在说明了"经济"和"道德"两方面的意思之后∶我们现在就来分析经济发展是否能自然而然地对道德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首先看市场经济发展的目的动机，这种动机本身是一种道德的动机吗？或者，在它后面，有一种崇高的精神支持着它吗？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指望它自己突然发生一种大转变，即人们突然由求利变为求德。这正象王夫之在批评那些以"衣食足而后廉耻兴，财物阜而后礼乐作"为"托辞"的人所说的一样∶"迨乎财利烫其心，淫骄辟，乃欲反之于道，犹解巨舰之维于三峡，资一楫以持之而使上，末由得已。"（《诗广传》卷三"小雅十"）。
我们至少在亚洲可以看到，工业起飞、经济飞速发展的最主要动力并不是道德的，或者宗教性质的，而是道德上中性的。所以，到这种起飞的原因中去寻找纯洁的源泉，崇高的动力，总让人怀疑是找错了地方（虽然道德作为规范可以起作用）。这种变化的主要动因可能只是过去民间的小传统翻转成了现代平等社会的大传统而已。
另外，我们也曾指出过这种求利欲望的两个特点∶一是它的无穷扩大，难以满足的性质，一是它的互相冲突、难以兼顾的倾向。50代，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写过一本叫做《丰裕社会》的书，认为美国社会已成为一个财富充分涌流的丰裕社会，但正象萨谬尔逊所指出的，60年代以后的美国人却似乎变得比以前更勤劳、更辛苦、工作时间更长了，因为他们要努力满足他们新的更高欲望。所以，"经济学仍然必须和短缺相周旋，把短缺作为一个基本的情况。"
我再看市场经济发展的手段和方式。这一手段主要是自由的竞争。虽然在现实中总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竞争，但贯穿市场经济的活动确实主要是竞争，而不是统筹的安排、有意的关怀、合作和礼让。这种竞争常常是很无情、甚至很残酷的。这种竞争也很容易诱发人们以某些不正当的手段去争取竞争的胜利。所以，这种手段本身也不是道德的手段，竞争在道德上也是中性的，它是否合符道德要依它是否遵循一定的规则及这些规则的性质而定。期望它本身自然而然地发生朝向道德的转变也是不现实的，而相反的转向倒是更有可能。
而在中国，尤其有理由使我们忧虑市场经济发展的动机与手段是否能带来道德的进步。在动机方面，由于这种动机受到了长期的压抑，又因传统的被破坏，旧的已去，新的未来而得不到崇高精神的驯导，它的爆发就不免使人感到震惊，它经常表现得是那样的不遮掩，那样的急迫，那样的贪婪，甚至那样的短见，使人觉得它似乎要把多少年的损失一起补回来。在手段方面，由于市场机制尚不健全，各种有效的制度和政策还是在确立乃至摸索过程中，也由于政治权力的纠缠，尤其是由于许多人还没有建立起遵守法律与道德规则的观念和习惯，竞争就常常不是公平、合理的竞争，一些人就常常不是"必以其道"，而是"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中国目前在这两方面的情况都可以说是不容乐观，甚至严峻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对道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认为还是可以有一些积极的影响，这里需要分析∶
首先是积极影响的一定的方面，即必然发生的方面∶经济的繁荣将促进公共生活中某些直接与物质生活水平有关的规范得到改善，比方说∶由于交通工具的充分提供和享有，人们将不必再去挤车，夹塞或倒腾车票。据说日本的黑社会中人甚至不去从事贩毒，因为他们有其它的大量牟利手段（当然也还要加上某种"盗亦有道"的自身制约）。"高薪养廉"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有道理的。中国古人常说要使人们"不忍"、"不敢"、"不能"犯罪，在现代新加坡的经验中，还加上了一条，即提供优裕的生活条件而使人"不必"去犯某些罪恶。这也就是《管子·牧民篇》所说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人们长期为这两句话争论不休，在我看来，我们不能否认"礼节"、"荣辱"也是道德，不能否认"仓廪实"、"衣食足"也有助于道德，但这"礼节"、"荣辱"并不是道德的主体，更不是道德的全部。我们必须指出，那些直接得到经济发展促进的规范还是只占社会道德规范体系中较小的一部分，也是较表面的属于公共礼仪的一部分。而正因为它们是较表面的，所以容易使人看到这方面的进步，从而也夸大这方面的进步。津津乐道于"有了很多辆公共汽车或出租车，私家车，人们就不会再去挤车了"的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一道理∶确实，人们不会再去挤车了，甚至养成偶尔车少也不再挤车的习惯，但是，如果他们在道德水准上没有真正的提高，公共汽车虽然够了，却还有其它很多更重要的不够的东西（前面讲到"经济学还要同短缺周旋"），而在那些不够的东西上，人们是否也能不互相排挤，不互相践踏呢？
其次，是积极影响的不一定的方面，即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方面，这方面可以分三点来说∶⒈经济发展可以确保温饱，乃至提供一种体面的、象样的生活（decent life），从而撤去有可能威胁道*德甚至造成道德与^^社会生活崩溃的直接生存压力，这是很重要的。但是，这并不是从正面直接促进道德，而且，即使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高的物质生活基础，如果"世风日下"，也仍然不能担保道德与社会生活没有从其它方面溃决的可能；⒉经济发展可以带来国家实力的增加，从而有可能因此促进政体的改善；⒊经济发展可以给人们带来从事各种精神文化活动的物质条件及闲暇等，但是，是否人们将以这些条件和闲暇从事高尚有益的活动，以及是否人们将真的能促成*体的改善也还是说不定的，这里还需要一些别的条件。
最后，我们也要指出市场经济对于道德的消极影响一面∶⒈参与者的动机一般来说并不是道德的（当然也不是不道德的），而是道德上中性的，是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而我们已经指出，这种利欲有一种无限发展和相互冲突的倾向，这些倾向将很可能带来道德问题乃至道德危机，⒉在市场上的激烈竞争中，若不建立一套公正的竞争规则并使竞争者普遍养成遵守它的习惯，就可能是灾难性的，使欲海"横溢"而非"顺流"；
⒊总是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如果道德秩序趋于解体，那么，当政治秩序一旦出现严重危机或经济秩序一旦出现严重混乱时，就再也没有任何约束了，从而酿成一场社会的大灾难。
然而，说到这里，我们必须提醒一句，这只是客观地描述经济发展自然而然将对道德产生的影响，只是描述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人文和道德的建设而只致力于经济发展，自然而然将会得到什么。然而，我们不要忘了，我们还可以把我们的意志、理性、感情的因素加进去，把我们的道德理性，崇高追求加进去，把我们的敬义、明理、恻隐、仁爱、诚信、忠恕等主观因素加进去，构成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关系中的有力一环。人不仅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更是精神文化，包括道德活动的主体。拥有深厚精神和文化传统的中国人会愿意被称为"经济动物"吗？中国人会满足于仅仅做"世界之富商"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把这些精神、道德的因素加进去，我们就有可能不仅使经济发展对道德的积极影响中那些不一定的方面变为一定的方面，而且使其消极的影响也得到调节，得到化解，甚至部分地变为有益于道德发展的因素。
我们最后的结论是∶道德就其主要部分而言，肯定是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自然而然地提高的，但是，道德还是有可能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得到提高的--如果我们加进这一因素∶如果人们对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对道德规范与精神价值有足够的尊重以及在生活实践中有相应的持之不懈的努力。
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的发展。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了人们新的道德观，为道德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并利于人与人之间结成平等友爱的关系。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现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源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快速过渡到市场经济，其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几种思潮。一是道德出现了严重“滑坡”，主要表现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二是道德的本质和主流正在“爬坡”之中，主要表现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道德观念正在形成；三是抓道德建设会干扰市场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把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对立起来。我以为这几种观点都是不够全面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道德建设有双重影响。其积极的影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打下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意识和开拓意识，对转变人们的观念、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利地推动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其消极影响是：市场经济是利益驱动经济，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或把市场经济原则扩大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会导致道德领域评价标准的迷失，表现为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伦理观的盛行，以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出现。这些元疑增大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难度。
对上述一些道德失范现象的存在，有些人将其归咎于市场经济本身，认为这是经济发展初期的必然代价。但多数认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同时也是道德经济。市场经济与道德并不冲突。主要表现在：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具有道德的合理性。普遍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道德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规律。因此，市场经济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经济现象，而是纵跨了几种社会形态的经济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原则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是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并最终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决定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必然是在坚持等价交换。尊重物质利益原则的同时，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统一起来，社会主义道德性质必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与社会进步要求的集体主义精神的统一，从而真正实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经济尺度和道德尺度的真正统一。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具有道德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市场经济是利益驱动型经济，是主体多元型经济，因而很难完全避免商业投机行为。但是，规范的市场经济同时也是公平竞争型经济、质量效益型经济和法制纪律型经济，是文化含量越来越高的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模式，其运行秩序要求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道德价值之中实现，所以道德必须介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成和运作过程，并在其中发挥充分的调控作用。与此同时，人们选择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在人们选择市场经济的目的中，就已经包含了道德上的根本要求。市场经济不是目的，而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有效手段。在当代社会，经济活动的日益复杂性、广泛性和频繁性越来越显示出道德对社会的深刻影响。因而规范经济行为不仅成为法律频频涉及的热点，也成为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市场经济需要道德的支撑，道德规范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定。第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相互促进、共同生长。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道德观念的变化和发展。从人类道德发展的大趋势看，道德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趋于进步的。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断得到完善，社会主义道德必然日臻高尚。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将日益成为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新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弘扬这种社会主义的价值精神又成为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内在要求。
因此，我们不应该单方面注重经济建设或道德建设，他们应该统合于具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建设的大环境下，
我们所要建立的道德体系，应当是适应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同时又引导和超越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要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相适应，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提供动力支持。而经济的建设也应该是在道德体系所容许的范围内有序有度的发展。
亚当·斯密论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在当前的市场经济与道德关系的讨论中，有些人把市场经济与道德“划界说”的源头追溯到英国18世纪经济学家兼伦理学家的亚当·斯密。如果通观亚当·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我们就会看到，亚当·斯密并不是市场经济与道德“划界说”的倡导者。
在当前的市场经济与道德关系的讨论中，有些人把市场经济与道德“划界说”的源头追溯到英国18世纪经济学家兼伦理学家的亚当·斯密。如果通观亚当·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我们就会看到，亚当·斯密并不是市场经济与道德“划界说”的倡导者。
一
伦理学家对经济活动进行研究，亚当·斯密并不是鼻祖。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在其著作中对经济活动给予论述。但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却对经济伦理思想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经济自由的思想是亚当·斯密经济论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一书的中心。他认为，除了分工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增进国民财富和资本增加扩大劳动就业生产更多的社会财富
外，经济学说及国家采取的经济政策也直接关系着国民财富的消长。如流行一时的重商主义学说，由于它代表的是商业资本的利益，并且片面认为财富只是金银货币，仅产生于流通领域，否认社会财富包括各种生产物品和消费品，看不到工农业是社会财富生产的源泉，因而这种经济学说不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同样，国家对经济生活采取的各种限制政策，对商人经济活动的干预，也会阻碍资本扩大投资和广泛就业，从而影响社会财富的生产。而在客观上，斯密的时代正是英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时期，一方面，残余的封建制度和过去的重商主义的限制政策仍在束缚着英国产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基督教的谦恭、顺从、禁欲、忍耐等传统道德信条也在束缚着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进取心和创造力。正是在英国资产阶级力求实现商业上的自由竞争的呼声中，斯密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资产阶级经济自由的思想。
斯密认为，分工一经完全确立，每个人的劳动产品只能满足自己极少部分的需要，其它大部分生活需要必须依靠他人的劳动产品。即每个人都要依靠交换而生活。交换不是恩惠和赠给，而是有偿的物品流转。商品交易的规则是等价交换。所以，如果人们要享受更多的物品，就必须能够生产更多的东西获取交换的媒介———货币；要使自己的产品迅速转化为贷币且有盈利，必须投资和生产社会上最需要的东西，这样，每个人愈是追求个人的利益，就愈是为社会生产更多的产品，社会的财富增长就愈快。有鉴于此，斯密主张，“每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就是说，国家应废除一切特惠或限制，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让每个人在平等自由和正义的公平制度下，按着各自的路线，自由经营，谋求各自的利益，从而使其劳动和资本得到充分利用，并增长社会财富。这样，斯密把“自由”放在第一位，就找到了市场经济的“秘诀”。值得注意的是，斯密所说的自由是把资本所有者、生产者推到经济规律中去，服从“看不见的手”的导引，并遵守正义的法则，而不是为所欲为的放任。
斯密的经济自由的思想，既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破除封建专制束缚的资本主义时代精神的反映。如说划界，斯密的“自由说”是为资本主义道德与封建主义道德划了界限，是为新的资产阶级道德开辟了道路。
二
斯密自己没有明确提出过“经济人”的概念，但由于他在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中提出了“道德人”概念，并又在《国富论》中对专门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的商人的行为给予了详尽的分析和描述，故一些人便把他所描述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概括为“经济人”。
在斯密看来，“经济人”是商业社会的产物。人类所特有的互通有无、物物交换的倾向逐渐导致了劳动分工并产生了交换，其结果使人类脱离自然经济进入商品社会。在少交换的小农经济社会，人们需要的一切物品基本上是依靠自己的劳动创造，人人都力图靠自己的劳动来满足自身随时发生的需要，自耕而食，自织而衣，自制而用，但在实行彻底分工的商品经济社会，由于每个人只能专职于某一行业，他的绝大部分生活用品需从社会上各种才能所生产的共同资源中购取自己需要的产品，以致于“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于是，在商业社会中便产生了专门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的“经济人”。
斯密认为，经济活动遵循的是等价交换原则。在商业社会中，除乞丐的一部分需要可以靠道义上的恩惠、慈悲的施舍得到满足外，人们的需要全部都是通过交换而得，以致于“人类几乎随时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即是说，人们在商业社会中生活需要的满足基本上是通过互通有无的契约、交换和买卖来实现的，而人们从中表现出的“互相帮忙”不是出于仁爱利他的动机而是由于利己的企图，因为交易的通义是：“请给我以我所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所以，你要与他人作买卖获得你需要的东西，你必须首先刺激他的利己心，使其明白做这事是对他自己有利的。因此，斯密指出“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在斯密看来，尽管人人都有同情和怜悯之心，甚至是元恶大凶之人也不例外，但在交换的买卖活动中，人们不是遵从无私奉献的伦理原则，而是奉行等价有偿的互惠互利原则。
斯密指出，“经济人”的行为动机是个人私利，其合理行为是主观为己客观为人。按照斯密的观点，经济人活动的动机和出发点虽然是出于一己私利，但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其活动往往有利于社会和他人的利益。因为等价交换的原则决定了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想获利赚钱，必须投资、生产、经营那些供不应求的社会需要的产品，否则，无法获利。进言之，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必须通过满足他人、社会的需要而实现自己的特殊利益。尽管经济人想的只是他自己的个人利益，并没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但由于“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总把资本选定在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而促进公共利益，他就会在客观上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一旦他把资本投资在利润低的行业，用不着法律的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会自然引导他把资本投资在通常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准此，经济人的行为动机是自利的，甚至丝毫没有考虑公共利益，但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引导经济人在盈利驱动下投资于最有利于社会的事业。本意是个人的利欲，客观上却有利于社会，这就是商业社会中经济行为的模式。斯密在此，从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的本质要求出发，以为人们的获利只有一种途径和方式，完全排除了损人利己的不正当的谋利手段，以致于在他看来，无论商品生产者和经济者活动的动机如何，其行为结果必定会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也就是说，个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是同向一致的，越是追求个人利益，就越会促进公共利益，所以，在斯密的眼里，尽管经济行为不是出自无私利他的伦理动机，但它也不是损公害人的不道德行为，而是一种为己利人的应该得到道德肯定的行为。这表明，斯密并不认为市场经济与道德完全对立，不是市场经济发展，道德一定要堕落。
三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尽管看到了人类的道德活动和经济活动受着不同原则的支配，并分析了经济行为动机的自利性，但他并没有把这种追逐个人利欲的行为排除在道德领域之外。他不仅承认出于同情、仁爱动机的行为具有道德价值，而且也认为出于自利动机的行为也同样具有道德价值。他在《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简称法律学）中，不仅重申了资本主义的商业精神能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而且认为商业的本质中有道德的基础，会对社会习俗和道德风尚起促进作用。
第一，商业社会打破了陈旧的传统道德标准。在过去的基督教的道德习俗中，一味地提倡“爱人如己”，要求人们具有同情、仁爱、献身的品质和精神，光把给人无酬地服务或把东西白送给别人的行为才视为是道德的和高尚的，一旦有偿服务或把东西与人交换，往往就视为是不道德的，并受到鄙视。斯密认为，这种道德评价不适合商业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因为在商业社会中，人们的需要和利益的满足大部分是通过交换和买卖取得的，不可能无偿赠送，这意味着人们的生活不能仅仅求助于他人的仁慈，必须依靠互利互惠的原则。所以，商业社会的道德观念不同于基督教的绝对排斥利益的传统道德观念，它不仅认为社会领域的无私奉献的利他行为是道德的，而且也认为经济领域的为己不损人的行为也同样是道德的。
第二，商业活动培植了人们许多优良的道德品质。交换作为分工、技艺和贸易的结果，不仅使人们的不同资质才能交相为用，增进了人们生活的便利，而且加强了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互助协作，有利于人们的团结和友谊；交换的实现，使人们的劳动得到了报酬，就会鼓励人们勤勉，精神勃勃的工作，避免闲荡、偷懒、耍猾的恶习；通过契约完成的商品交换，就会使交易双方养成诚实无欺、守时信用的习惯，以致斯密感叹到“在野蛮民族之内，诚实是极其希罕的美德，推广诚实和遵守时间的道德乃是商业”。斯密还认为，在交易的活动中，双方为获取自己的利益而讨价还价、斤斤计较，这不是庸俗不堪的东西，恰是商品交换的正常现象。也正是经济人的自利动机和赚钱欲望，驱使他们注重经济效益，减少生产成本，降低商品价格，并形成了勤奋节俭、改革创新的品质。
第三，商业交往造就了自由、平等、和平的社会。在斯密看来，商业是自由、平等与和平的发祥地，因为商业交换和契约是人们在平等基础上自愿缔结的结果，它排斥外在的强制和特权，人们拥有平等的地位和交换的自由；人们之间的贸易往来、互通有无，则使人们之间及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这种共同的利益就会使人们之间、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而商业贸易又使每个地方的人们有机会了解他国的风俗习惯，有利于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相互借鉴和融合，改掉不良的陋习。
总之，亚当·斯密不仅论证了商业促进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而且认为商业蕴含了互助友爱、自由平等、诚实守信、勤奋节俭等美德。尽管斯密所说的这些美德都是按照资本主义经济要求的理想道德，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中常常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甚或有背道而驰的现象，也不排除斯密作为忠诚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掩饰资本主义文明的腐败方面，但他的思想核心始终坚持市场经济能够培育出不同于封建社会的新的道德品质，经济活动的成功同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品质是协调一致的。还有，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亚当·斯密的这种思想是17、18世纪英法思想家的普遍看法。法国的孟德维鸠在《论法的精神》及伏尔泰在《风俗论》中都有论述。在英国，许多经济学家也都有相关的论述，如托马斯·孟、巴尔、诺斯。这表明，商业精神对社会的促进作用及商业蕴含着道德的思想在当时已是公论，斯密不可能再提出划界的观点。有些人把他视为“划界论”的首创者，可能是基于他的“二元论”的人性论思想。斯密在人性问题上，一方面主张人性是自私的，一方面主张人性是仁爱的，二者并列起作用，所以，他的经济学以自私论为根据，他的伦理学以同情、仁爱为基础，有所谓的“经济人”和“道德人”之说，以致于一些人由此得出斯密是“划界论”的倡导者
思想道德建设在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具有特别的重要性。目前，社会上有两种典型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盛行，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持这种看法的人有意无意地对市场经济的担忧。另一种看法则是，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现状是合理的。他们甚至把某些社会丑恶现象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性的真实表现。虽然，两者都有其合理的因素，但又有一定的片面性。前者看到了当前思想道德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足的是他们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特别是看不到市场经济对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把精神文明建设游离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而产生某种对未来不可知的恐怖与忧虑心态。后者肯定了市场经济和物质文明建设对思想道德发展的推动作用；不足的是，他们对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估计不足，过分强调凡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都是合理的，忽视了我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从中我们应该找出一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思想道德建设应该澄清的认识和实践问题。
首先，如何看待市场经济对思想道德发展的双重效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产生了新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使商品拜物教和金钱至上都具有了存在的现实条件，容易诱导人们淡化全局观念，集体观念和社会责任感，也确实造成了一些人的思想道德
在一定程度上的蜕化和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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