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
上海筑业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赵某某的委托，并指派黄东律师作为被告人赵某某的辩护人，律师接受委托后查阅了相关案卷。辩护人对公诉机关的犯罪定性有异议。现辩护人根据公诉人的指控以及法律，针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提出辩护意见如下：
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法庭的调查，查清事实签订合同之前已经明确告知实际可以取得款项、返款数额和时间，明确显示双方对于取得款项、返款数额和时间借款达成一致，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所以起诉书中错误的认为，几名被告人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当事人签订合同属于诈骗行为，同时指控中的证据也没有显示借款人产生认识错误，并且有罪证据仅仅是有利害关系的借款人的陈述。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对司法解释的解读可以佐证上述观点此后，2019年6月20日，《人民法院报》刊登了《<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理解与使用》，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指出：民间借贷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息收益，借贷双方都对实际借得的本金和将产生的利息有清醒认识，出借人通常希望借款人能按时还本付息。在民间借贷中，虽然常会出现出借人从借款本金中预扣利息、收“砍头费”的现象，但在这种情况下，预扣的利息、收取的费用是基于借贷双方的约定，借款人对于扣除利息、收取费用的金额也心知肚明，出借人后续亦不会实施故意制造违约、恶意垒高借款等行为。因此，区分“套路贷”和民间借贷，要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综合评判，不能只
关注某个因素、某个情节。
同时，2019年10月10日，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明楷《不能以“套路贷”概念取代犯罪构成》中提及的例子与本案十分相似，例如，甲、乙等人成立小额贷款公司。A两次向公司分别贷款人民币7000元、8000元，但签订借款金额分别为14000元、16000元的虚高借款合同。公司以砍头息、保证金、管理费等名义向A事前分别收取1865元（A实际得款5135元）、2280元费用（A实际得款5720元）。甲事前明确告知A，如果未违约按期偿还，虚高的金额无需支付；但若违约，虚高的金额将作为违约金、催收费要求A支付。后A未按期还款，甲、乙等人通过打电话、发短信催讨，催讨未果后，持虚高的借条上门索债。在一般人观念中，甲、乙等人的行为属于“套路贷”，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甲、乙等人根本没有实施任何欺骗行为，A 对所有事实与后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完全没有受欺骗。既然如此，就不能认为甲、乙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即使这种情形并不属于正常的民间借贷，也不能认定为诈骗罪。另一方面，甲、乙等人通过上述方法索债的行为，也不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与其他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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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二部金懿在2019年第2期《犯罪研究》中发表《“套路贷”案件不宜定性为诈骗罪》阐述了在司法实践中，以诈骗罪规制“套路贷”案件，有相当一部分案件存在构成
要件不符的问题。
司法解释规定，诈骗类案件，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来计算，案发之前已经归还的数额应当予以扣除。
《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五条，个人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
单位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在1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
集资诈骗的数额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予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广告费、中介费、手续费、回扣，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不予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利息，除本金未归还可予折抵本金以外，应当计入诈骗数额。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申付强诈骗案如何认定诈骗数额的电话答复》中，在具体认定诈骗犯罪数额时，应把案发前已被追回的被骗款额扣除，按最后实际诈骗所得数额计算。但在处罚时，对于这种情况应当做为从重情节予以考虑。
2001年《全国法院审理金融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在具体认定金融诈骗犯罪的数额时，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对于行为人为实施金融诈骗活动而支付的中介费、手续费、回扣等，或者
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均应计入金融诈骗的犯罪数额。但应当将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扣除。
《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合同标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对房屋没有非法占用的目的；不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被告四人间没有合意（三人与赵秀平的关系应割裂）；“砍头息”不属于虚增债务的行为，是民间借贷行为中普遍情况。
结合本案赵某某的具体行为，在该案中赵某某的参与情况来看，所有的被害人并不认识赵某某，对于收取相应的“砍头息”、平台费和信息费等情节及合同的签订、资金的来源以及款项的催收包括田某某一的被起诉，现在均无证据证明与赵某某有关，其只是每个月收取利息%月息的工作人员，辩护人必须指出，现有证据不能表明赵某某与其他被告人具有共谋和犯意联络。
被害人都是上海本地人，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并且签合同的时候有父母陪伴，不可能被欺诈，不知道违约金条款、合同条款，排除不了在借款当时没有能力，没有诚意，恶意占用借款本金的目的。
一、就罪刑法定原则而言
1、不能以“套路贷”概念取代犯罪构成。把案件的决定看
作是按照三段论法的规则得出的结论，对于彻底确立法制原则
具有重要的意义，法制的实质就在于使所有主体的行为符合法
律规范的要求。而在法的适用方面，只有当适用法的机关准确地和正确地把法律规范适用于一定的具体情况，即按照三段论法的规则决定法律案件时，才能出现这种相符合的情况。符合刑法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的行为就是犯罪，不符合的就不是犯罪。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司法工作人员不能直接或者变相地用另一种非刑法概念取代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
“套路贷”并不是一个刑法概念，也不是一个犯罪构成或者某个犯罪的构成要件，更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因此，从刑法角度定义“套路贷”对认定犯罪并没有任何意义；“套路贷”的概念与定义不能成为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法律标准。其一，在认定具体犯罪时，不应当先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套路贷”，然后直接得出该行为是否构成某种犯罪的结论。因为这种判断方法完全用“套路贷”概念取代了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因而明显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其二，在认定具体犯罪时，如果一个行为根本不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就不能借助“套路贷”的概念使之构成犯罪。因为这种做法不是根据刑法规定认定犯罪，而是在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之外寻找定罪的根据，但这一根据不可能是“法律”根据，同样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其三，在认定具体犯罪时，也不应当先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套路贷”，再根据刑法规定判断该行为构成什么犯罪。
刑法中的任何一个法条都没有“套路贷”概念，任何一个
犯罪的成立都不以行为属于“套路贷”前提，即使属于“套路贷”也不一定构成犯罪；在刑法规范中没有“套路贷”概念或
者说刑法本身没有将“套路贷”本身规定为犯罪的情况下，将“套路贷”作为适用大前提的中间概念，以及将案件事实归纳
为“套路贷”，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2、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按照刑法理论的通说，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的内容是，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陷入或者继续维持认识错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处分（或交付）财产→行为人取得或者使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一个行为是否成立诈骗罪，首先应当直接以上述要素为依据，判断案件事实是否具备上述要素；如果具备了上述要素，就进一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诈骗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如果得出肯定结论，行为人的行为就成立诈骗罪。
本案中，赵某某没有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目的，其自己所得费用是很少的，关于房产中介赵秀平的收取的金额，系和借款人田某某自由协商的结果，赵某某不知情，也是公安讯问赵某某时，告知的。
赵某某没有诈骗的具体行为，与被害人办理房屋买卖网签合同的事宜，赵某某没有参与，具体情况亦不知情。
50万借款金额以及支付的中介费和利息是赵秀平和田某某协商的结果，房屋买卖合同亦是因为房屋是动迁安置房，无法办理抵押，合同主体由陈怡琪和田某某签订，借款人田某某对此也心知肚明，处
于意志自由状态，借款人田某某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错误认识，同时整个放款行为产生的原因力上，赵某某并未参与。
根据陈怡琪在2019年7月23日，第2 卷第46页询问笔录中提到：“问：你们是否向客户阐明合同条款内容或将买卖合同供客户仔细阅读答：不会，我们一般都会和客户说这个是统一的，走个流程走个形式，让出资人放心有个保障，一本十几页的合同，客户也不会仔细看然后就签名了。”这明显不符合常理，正常的逻辑是客户看到还本付息条款再去履行还款义务。
3、“套路贷”的概念、手法与步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019年4月9日《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了“套路贷”的概念，描述了“套路贷”的手法与步骤。
（1）、《意见》指出：“‘套路贷’，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显然，《意见》并没有将“套路贷”表述为“相关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而是表述为“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言下之意，一部分“套路贷”只是一般违法行为，而不是说任何“套路贷”都构成诈骗罪。
（2）、《意见》明确规定：“实施‘套路贷’过程中，未采用明显的暴力或者威胁手段，其行为特征从整体上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被害人财物的，一般以诈骗罪定罪处罚。”这充分说明，并非因为是“套路贷”就直接构成诈骗罪，相反，司法工作人员仍然需要根据刑法规定具体判断行为人是否采取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以及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3)、《意见》还特别指出，不能将合法的民间借贷归入“套路贷”。换言之，一般人观念中的“套路贷”并不都属于《意见》所规定的“套路贷”，或者说，一般人观念中的“套路贷”完全可能属于合法的民间借贷；即使不是合法的民间借贷，也可能只是一般违法行为。
综上所述，倘若将一个非刑法概念直接作为认定犯罪的依据，或者在查清事实之后，先得出有罪结论（或假定），后来没有寻找到可能适用的刑法条文，却依然根据非刑法概念定罪处刑，则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只要是套路贷就构成诈骗罪”的观点，是缺乏罪刑法定主义观念的典型表现，司法工作人员不能以“套路贷”概念取代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
4、《关于办理“套路贷”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2017年下半年以来，上海司法机关严厉打击“套路贷”犯罪案件，并由市公检法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套路贷”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放贷人在事前明白无误地告诉借款人，借据上虚高的部分是保证金，如到期不偿还本金及约定的利息，将要求被害人全额偿还上述虚高保证金，借款人表示明白且同意放贷人的提议，而且放贷人并没有人为故意造成被害人还不了借款的情形，而是借款人借款后因自身原因无法及时还款，放贷人按照与被害人的事前约定，要求借款人按照借据金额全额偿还借款。在此类案件，双方约定明确不存在欺骗成分，放贷人也没有故意耍手段让借款人还不上款，所以很难以诈骗罪来界定放贷人的行为模式。
从法理上看，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必须是造成被害人被骗的后果，但此类案件被害人陈述笔录中常常未出现“被骗”二字，或是被害人声称被骗，但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无法体现“骗”的成分。
辩护人认为，对此类新型“套路贷”案件，放贷人行为模式并不完全符合《意见》中对“套路贷”的定义。如实践中一味将之认定为诈骗罪，难免有违罪刑法定之嫌。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包括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和给予处罚，必须以刑法的明文规定为前提，如果刑法没有明文规定，即使行为危害很大，也不能认定犯罪和给予处罚。也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二、辩护人认为本案属于应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来调整的民间借贷关系。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解释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辩护人认为本案应该属于由民法来调整的社会关系。这不仅关系到民法与刑法调整关系的界限理论探讨问题，更关系到被告人赵某某和其家人一生的命运。
本案起因是一起民间借贷，赵某某并未参与放款，未办理任何手续，买卖合同的签订赵某某陈述并不知情，在整个过程赵某某处于的角色，赵某某的陈述是不出力只拿钱。
被害人田某某是个年轻人，信誉征信极差，赵某某并未有诱骗、引诱、欺诈等手段向被害人田某某放款，赵某某与被害人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实际借款给被害人，没有暴力或以暴力威胁催收，没有虚假诉讼，亦未实际占有被害人的任何财物，未造成被害人的任何损失。
根据赵某某的陈述，从开始的签合同、放款、房产中介的费用收取以及事后的催收，赵某某并未参与，其具体的过程都不清楚。
2、本律师认为，从客观方面分析，一个行为要属于犯罪行为，就必须是危害行为，对刑法保护的法益产生实害或者危险，反观本案，借款人田某某本身获得了借款而且没有偿还任何本金，房屋依然在他名下，再追究放款人的刑事责任，明显带来不公，违背人民群众的思维习惯。根据赵某某所述，事发前其对于本案中放款过程以及房产中
介的收取费用标准是完全不知情的，其不应当被认定为犯罪。
借款人因为面对资金短缺的困境而不管放贷人究竟设置什
么样的“套路”，都是先借款再说，一部分钱款用于归还其他
高利贷的债务，另一部分则用于自己挥霍使用。更有甚者，个
别借款人明知司法机关打击“套路贷”案件，而故意向“套路贷”放贷人多次借款，被催款威胁后向司法机关进行告发称自
己被“套路贷”。司法机关一旦介入，放贷人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些借款人不但利息无需继续归还，甚至连本金也不再归还，
与其说借款人被“套路”了，还不如说放贷人被“套路”了。
这些案件之所以不适合定诈骗罪，是因为放贷人没有采用明显
的欺骗手段，而借款人对这一圈子内的“借款规矩”其实又很
熟悉，但还是愿意去借款。
三、被告人赵某某的行为不能按照非法经营罪惩处
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19年10月21日发布并实施《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认定非法放贷行为时应着重把握以下方面：
（1）、放贷行为的违法性。非法经营罪属于行政犯，需要“违反国家规定”才能入罪。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本办法所称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
融资担保、外汇买卖”。同时，在第二十二条中规定：“设立非法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第四十四条规定：“擅自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非法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予以取缔；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从事发放贷款业务需要经过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是认定非法放贷行为并进而视情节对其以非法经营罪论处的必要条件。
（2）、是放贷活动的职业性。有别于互助式的、偶然的民间资金融通行为，非法放贷作为一种经营行为，必然包含着出借目的营利性和出借行为反复性。为了准确区分非法放贷行为和正常的民间借贷，揭示非法放贷行为人以放贷为业的行为实质，《意见》第一条第一款规定非法放贷行为人需“以营利为目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并且在第一条第二款明确“前款规定中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是指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单位和个人）以借款或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此外，《意见》第一条第三款还进一步明确了贷款到期后延长还款期限这一情况下，发放贷款次数的计算问题。应当注意的是，在延长还款期限后仅改变约定利率或者利息计算方式，但出借的本金金额未实际增加的，发放
贷款次数仍按照1次计算；如果在延长还款期限后追加出借资金，或者将借款人已偿还贷款重新借出的，放贷次数另行计算。
（3）、是放贷对象的不特定性。发放贷款行为的开放性，是非法放贷这一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与民间借贷的又一重要区别。为此，《意见》第一条第一款强调非法放贷行为人发放贷款的对象是“社会不特定对象”，并且在《意见》第一条第二款将“社会不特定对象”解读为“不特定多人（包括单位和个人）”，即非法放贷行为人需要2年内累计向多个不特定的单位或者个人，以借款或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
2、关于《意见》的时间效力问题
在《意见》出台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中“国家规定”的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2011〕155号）的规定，拟适用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对非法放贷行为以非法经营罪论处的案件，均应当作为法律适用问题，逐级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根据该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12年12月26日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请示的被告人何伟光、张勇泉等非法经营案作出批复，明确对何伟光、张勇泉等人的高利放贷行为不宜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该批复虽然是最高人民法院对个案的批复，但是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已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了规范和指引。为此，《意见》第八条明确，对于《意见》施行前发生的非法放贷行为，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中“国家规定”的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办理。
对于《意见》第八条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需着重把握以下方面：一是为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办案机关应当准确理解和把握《意见》的时间效力问题，对于《意见》施行前发生的非法放贷行为，在实体处理上要注意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何伟光、张勇泉等非法经营案的批复》精神保持一致。二是行为人非法发放贷款在《意见》施行前，收回本息在《意见》施行后的，应当认定为“本意见施行前发生的非法放贷行为”。三是行为人在《意见》施行之前、之后均有非法放贷行为的，只能对施行后的行为适用《意见》相关规定定罪处罚。
综合上述原因，辩护人认为倘若控方指控被告人赵某某构成诈骗罪，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及相关法律规定，法律应对被告人以教育为主，提高被告人的法律意识，以惩罚为辅，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回报社会的机会。
辩护人：黄东 2019年12月2日
前言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的逻辑是：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陷入或者继续维持认识错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处分（或交付）财产——行为人取得或者使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 理清诈骗罪的构罪逻辑之后，不难发现，从理论上来说，辩护人如果能够论证被告人没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他人没有因此陷入错误认识并基于错误认识给付财物，被告人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便能够得出被告人不构成诈骗罪的结论。为此，笔者查阅了大量相关案例，总结了法院认定无罪的裁判要旨，以供需者参考。 一、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合法的中介服务关系，就算行为人在提供中介服务的过程中存在夸大宣传的行为，也不能直接将“被害人”支付的佣金当做“运作费”，进而认定行为人存在诈骗行为 在中介服务法律关系中，一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或合同履行完毕后，由于认知偏差或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觉得自己受到了欺诈，就以行为人诈骗为由报案的情况并不少见。在“被害人”欲通过刑罚手段解决民事纠纷的情况下，辩护人需要认真审查以下内容： （1）双方是否有合同、合同内容是什么； （2）钱款支付方式，如果是分几次支付的，支付的时间间隔及每次支付的金额是多少； （3）双方当事人曾经有无类似交易、合作； （4）在案被告人、被害人及证人的言词证据； （5）如果有相关项目的，还要审查项目是否真实存在。 另外，在提供中介服务的过程中，行为人可能会存在夸大其人脉的情况，但一般情况下，这种夸大的介绍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虚构事实”。
（2018）琼刑终35号刑事判决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泰发虚构其通过领导关系可以帮被害人拿到工程项目的事实，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泰发十起诈骗犯罪事实均未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定罪证明标准，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指控罪名不能成立。 本案中，“被害人”向张泰发汇款的时间及数额存在多处疑点。首先，唐某、王某2汇款给张泰发的时间高度一致。其次，李某先后11次汇款给张泰发。三人汇款给张泰发的时间跨度长，且李某汇款11次零整不等，更符合还债的方式。另外，张泰发曾为唐某、王某2揽到工程，且三人此次报案所称被骗的“工程项目”不具体，名称模糊。 二、表见代理或无权代理≠诈骗。对外，行为人无非法占有目的，不符合诈骗罪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对内，行为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属于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 无权代理，是指没有代理权或者超越代理权限范围而进行代理的行为。无权代理中，被代理人有追认权和拒绝权，相对人有催告权和撤销权。 表见代理，是指虽然行为人事实上无代理权，但相对人有理由认为行为人有代理权而与其进行法律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的代理。 不管是表见代理还是无权代理，无权代理人对外虽存在一定程度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但行为人的目的是与相对人发生民事法律关系，建立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无“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不符合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至于无权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法律关系，属于民法调整的范畴，未侵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 （2013）云新法刑初字第82号刑事判决中，被告人冯炯与冯中强系父子关系，在未有冯中强授权的情况下，被告人冯炯与何艳娟签订了土地租用合同书，将包括其及冯中强2.3亩水田在内的共3亩水田租赁出去。法院认为，即被告人冯炯不存在虚构事实或隐瞒
田文昌律师辩护词代理词精选 贺某贪污、挪用公款案辩护词 案情简介 贺某，42岁，汉族，大专文化，捕前系吉林省电力局财务处资产资金科副科长。1996年因涉嫌贪污、挪用公款被长春市人民检察院逮捕，1996年11月4日长春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贺自1993年2月22日至1995年11月21日在担任资产资金科副科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本单位帐户、私设84号帐户中挪用公款18113735元；贪污公款617381元。 一、《起诉书》指控 (一)在本单位帐户中挪用公款 1．贺从本单位帐户借给省纺织工业产品经销公司15万元，张归还后，贺除归还私设帐户1万元外，其余14万元被贺以个人名义存人银行据为已有。 2．1993年4月，贺分两次从其经管劳保统筹户中借给华润公司经理杜某220万元，供杜个人进行营利活动，杜将借款归还到贺私设的84号帐户。 3．1994年3月，贺某个人投资做期货生意，通过省电力局财务部会计，在其经管的统筹户汇出50万，供贺进行营利活动。 4．1995年3月，贺将单位帐户中100万元借给三海公司总经理殷某。 (二)在私设“84”号帐户中挪用公款 1．贺某1993年4月与姜某协商合伙开办采石场，4月5日贺从私设84号帐户转到石材经销处311779元。 2．1993年4月贺某与李某商议共同投资合办宏港大酒店，贺分两次从84号帐户转给李70万元。 3．1993年8月20日，贺由84号帐户借给华润物资公司杜某100万元。 4．1993年5月7日，贺某分两次从84号帐户借给深圳蔡某150万元。 5．1993年初贺某与深圳蔡某商议，在长春购买经营摊位，1993年5月，贺分3笔从84号帐户转出341956元，以其妻名义购买面积为28．21平方米服务摊位，后因计划变更，房地产开发公司将款退回84号帐户。 6．1994年3月，贺某个人投资做期货生意，贺为谋求20％至40％“大户积累”，先后两次从84号帐户投入400万元，案发后部分款项及利息返回84帐户。 7．1994年9月，贺某从84号帐户中拨45万元，借给桦甸孙某做微菜生意，案发后被追回。
关于张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接受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张 某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张某的辩护人。辩护人仔细查阅了案件材料， 现根据事实及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定性 辩护人对公诉人在起诉书中指控张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定性有异议，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不足，查明事实不清，辩护人认为张某并未触犯刑法，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理由如下： 第一、最高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1款的规定：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 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 个条件的，应当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 款”：（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而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张某具有向社会公开宣传及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1）从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明上可以查明：证据中包括询问笔录上 可以看出，张某从未对外做任何公开宣传行为，也从未要求别人帮助 宣传，以便吸收资金。 通过张某、被害人以及被害人亲友的相关笔录，可以明显发现本案中张某并未公开宣传，吸纳资金，并未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并不符合以上的规定。 1.公安机关的笔录中可以反映，公安机关对做笔录的情况反映人都确切地问了一个问题，“张某有没有让你向你的亲戚朋友宣传借款给她？”所有被询问人都明确回答“没有的。” 2.大部分被询问人均对张某借款用途是明知的，不存在张某隐瞒的事实。 2）关于对象，本案中张某并未向社会不特定人群宣传，所有债 权人均为特定对象，都系张某亲戚、朋友，还有朋友的亲友，并未摆
安某诈骗一案辩护词 尊敬的合议庭组成人员： 浙江宇策律师事务所接受安某家属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本律师担任安某涉嫌诈骗一案的一审辩护人，现结合庭审调查，发表如下辩护意见，采信与否，请说明理由： 一、安某等组长对组员的犯罪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组长对组员的犯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唯一理由是组长和组员在对具体对象实施诈骗时构成共同犯罪，但并不成立。一方面，主观上没有证据证明组员在针对具体对象诈骗时有与组长共同联络，无并共同犯意。组长对组员的培训、指导、管理是不针对特定诈骗对象的。另一方面，客观上，除了起诉书中控制的有组长直接参与的犯罪外，并无证据证明组长参与了其他组员单独实施的诈骗。组长参与组员诈骗钱财的提成主要是老板为了激励组长对组员进行培训，教育，争取更多的收益，但不能因此当然的认为与组员间在针对特定对象诈骗时构成共同犯罪。 二、安某对唐某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虽然唐某在被公安抓获与安某同组，但安某在公安2012年5月11日笔录第3页最后一段已辩解唐某是2012年4月才与自己一组，之前唐某和刘某一组；这一辩解与安某、唐某在法庭上的当庭陈述一致，与其他知情同案犯（刘祥某等）陈述一致，应当采信。但唐某被追诉的犯罪行为均发生在2012年4月之前（起诉书第16节所指挥的犯罪时间应属笔误），因此安某对唐某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三、关于安某的量刑情节。
1．起初也是受害者。安某大学毕业后刚进公司时并不知道单位实施的是诈骗行为，听信领导所谓的公司上市计划才决定留下来，因此，从另一角度讲，本案包括安某在内的好几名被告都是通过正常的招聘被骗进去犯罪的，还包括在大学校园应聘被骗进来的，从另一角度讲，也是受害者；也折射出了当代大学生求职就业中的一些问题，征对这一社会现象在量刑时应予考虑。 2．有进取心。安某在明知自己所为属犯罪行为时，也有改过从良之意，并报考了公务员（提交准考证），因此是有进取心的。只因就业难，心存侥幸，没有离开。 3．安某认罪态度较好，系初犯，希望在量刑时也予以考虑。 四、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 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1年出台的《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该规定，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起始金额为50万元，根据浙江省的规定，诈骗罪数额巨大的起始金额为5万元，因此在不考虑其他量刑情节的情况下，诈骗金额在5万元至50万元的应判处三至十年有期徒刑，至少每相差6.4万元才相差一年有期徒刑。 综上，请求对安某在四年有期徒刑以下判处刑罚。 此致 XX人民法院 辩护人：刘海林 2012年10月23日
全国2017年4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律文书写作试题课程代码：00262 第一部分选择题 一、单项选择题 1．由沈家本主持编撰的对刑事、民事判决书规定统一格式和写作内容的着述是 A．《名公书判清明集》 B．《办案要领》 C．《考试法官必要》 D．《诉讼用纸格式》 2．呈请延长拘留期限报告书应当报请县级以上 A．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审批 B．看守所负责人审批 C．人民法院院长审批D．公安机关负责人审批 3．监狱制作的提请减刑建议书正文部分除应当写明事实依据和减刑理由外，还应写明 A．法律依据、建议事项 B．减刑结论、减刑理由 C．事实结论、事实理由 D．事实结论、减刑依据 4．第一审刑事判决书对被告人定罪判刑的，判决结果应当表述为 A．判处XXX(姓名)犯XX(罪名)罪
B．被告人XXX(姓名)犯XX(罪名)罪，判处…… C．XXX(姓名)犯XX(罪名)罪，判处…… D．判决XXX(姓名)犯XX(罪名)罪 5．仲裁机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照我国仲裁法规定的程序，对当事人间的纠纷进行审理后，就实体问题所作出的书面裁决是 A．仲裁裁定书 B．仲裁调解书 C．仲裁裁决书 D．仲裁申请书 6．人民法院制作的第二审行政判决书，维持原判的，应当写为 A．驳回起诉 B．维持原判，驳回申诉 C．维持原判D．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7．我国隋唐时期大兴科举，特别是在唐代的科举取士中，增添了“试判”的内容，其中对判词的基本要求是 A．言辞辩证B．文理优长 C．体貌丰伟 D．楷法遒美 8．人民法院第二审刑事判决书的正文部分包括 A．案由和审判经过 B．合议庭人员署名
C．判决结果 D．上诉人的基本情况 9．公安机关制作的提请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意见书报送批准的机关是 A．上级公安机关B．上级人民检察院 C．同级人民法院 D．同级人民检察院 10．第一审行政判决书中，判决行政机关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结果应当写为 A．责令被告…… B．判决被告…… C．裁决被告…… D．责成被告…… 11.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的侦查人员对与犯罪有关的场所进行勘验检查时，对现场勘查过程、提取证据以及发现线索等情况，所作的文字记载，称为 A．评议笔录 B．侦查实验笔录 C．调查笔录D．现场勘查笔录 12．民事案件被告方或刑事自诉案件的被告人，就原告方或自诉人指控的同一纠纷事实或行为事实，提出相反指控内容的法律文书，称为 A．上诉状B．反诉状 C．起诉状 D．申诉状
保险诈骗罪的辩护该如何进行 保险诈骗罪的辩护的进行需要自己结合具体的情况，涉及到艰难的调查取证工作，然后根据调查取证的结果，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自己需要留意。 保险诈骗罪的辩护该如何进行 刑事辩护是一个艰苦的工作，往往涉及到艰难的调查取证工作，然后根据调查取证的结果，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要最大限度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不仅仅需要娴熟的掌握我国对于该种犯罪的法律规定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知道刑事法律关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规定还需要缜密的思维能力，把握犯罪嫌疑人的实际案情，再把实际案情与国家法律的规定相互结合，尽量找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与刑法规定之间存在的本质上的不同之处，以达到避免司法机关据此对犯罪嫌疑人定罪
的目的。如果犯罪嫌疑人确实已经无任何疑义地构成了某种犯罪，那么律师的职责就转化为尽量为犯罪嫌疑人找到减轻处罚的法律根据和事实理由。总之，刑事辩护律师的工作任务就是根据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尽量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有效的辩护。 有时，有些刑事案件特别疑难，涉及到的法律关系特别复杂，我们北京刑事辩护律师团还聘请法学教授、研究院等专家，针对这类极其疑难的刑事案件进行法律专家论证，出具权威的《法律专家意见书》，为您的亲友提供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有利辩护意见。 第一百九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 (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 (三)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律取保险金的
法律意见书 迎泽公安分局： 北京大成（太原）律师事务依法接受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袁某家属委托，指派徐晋红律师为袁某在侦查阶段的律师，代理律师认为袁某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提出如下法律意见，请贵局予以考虑。 一、本案属于单位犯罪，应当由涉案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承担责任本案基本事实 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山西晋泰圆担保有限公司系经过工商登记合法成立的担保公司，本案受害人作为资金出借方与借款方伊川县星辰塑料厂有签订有书面借款合同，保证方为山西晋泰圆担保有限公司。高志军系山西晋泰圆担保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单位进账与支出都由总经理毕霞签字。且河南省伊川县公证处出具有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 袁某系山西晋泰圆担保有限公司的员工，2013年11日底入职，离职前系该公司出纳。袁某从入职到该单位2015年1月停业也只有
一年多的时间，在山西晋泰圆担保有限公司没有任何的决策权。 二、袁某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1、袁某不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共犯 袁某在单位既不是公司领导者，也不是管理决策层；其没有主动提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主观犯意，也不负责对社会公众宣传，该企业资金的收取，支付由高志军、毕霞签字，袁某属于被动接受执行公司指令。 2、袁某也不属于为他人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提供帮助，从中收取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的情况。本案中，袁某也是的受害人，袁某没有为得到佣金而积极宣传以便获取更多佣金的主观故意及行为。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应当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由于识别能力不高，错误认为回报高，对债权公证文书的理解偏差等诸多因素，袁某自己投入85万元以及家人投入60万元，至今没
任晓敏诈骗案二审辩护词 唐红新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任晓敏的委托，指派唐红新律师作为任晓敏的二审辩护人。在在详细阅读一审案卷及公诉机关的案卷材料基础之上，辩护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任晓敏诈骗被害人杜菲的40万元有误。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具体辩护意见如下，请法庭予以参考： 一、原审法院认为任晓敏在电影拍摄合作失败后收取杜菲钱财与事实不符 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任晓敏在与李振岩签署《剧本转让协议》之后并未在合同约定期间内付款，该合同自动终止，并以此推论上诉人任晓敏在明知没有拍摄合作的情况下收取杜菲钱财，认为上诉人构成诈骗罪。 然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在本案中，虽然上诉人任晓敏在合同约定期内并未依照合同约定期限付款，其本身是违约行
为，应属于民事纠纷，并不当然的导致转让协议的解除。同时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导演李振岩也一直并未通知本案上诉人任晓敏，要求解除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九十六条之规定该转让协议尚未解除。 筹备拍摄电影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杜菲直至8月27日才将说好的40万元汇款完毕，已经错过6、7、8月份草原上最佳的拍摄时间，原先的投资拍摄计划需要进行调整。然而不幸的是，在其后短短的不到10天的时间内，徐虹、杜菲遂将任晓敏以诈骗罪向警方报案，随即任晓敏被警方抓获归案，对电影剧本的投资自然难以为继。 需要注意到的情况是，在《剧本转让协议》尚未解除，依据该协议任晓敏享有电影剧本《小牛的草原》版权及所有权，对拍摄电影的投资依然可以继续的情况下，任晓敏收取杜菲钱财，显然不能成立诈骗罪。 二、任晓敏没有诈骗的故意 《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2010年5月23日至2010 年8月7日期间，任晓敏与该剧本的编剧魏术学、导演李振岩经过多次商谈、反复斟酌情节、修改剧本。并于2010年6月18日签订了《联合拍摄电影合同》，后又于2010年8月7日签订《版权转让合同》。以上种种迹象足以表明《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任晓敏为了筹备拍摄电影《小牛的草原》也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可见其主观目的并不是为了骗取被害人钱财。 三、杜菲支付40万元是基于徐虹的要求
合同诈骗罪的构成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为合同诈骗罪对此应当怎样理解呢? 首先、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什么样的合同?这是认清合同诈骗罪的关键问题。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欺诈手段”主要指以下情形: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从刑法意义上探讨,合同欺诈罪中作为手段的合同,应是从实质上进行考虑,要有经济内容,不一定采取严格的形式,任何合同诈骗罪的成立都需要借助于合同这种形式,但是并非任何利用合同的形式进行的诈骗都构成合同诈骗罪。由于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及市场经济秩序。 我个人认为,合同诈骗中的合同应是与经济活动有关。构成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 合同对方是从事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 第二, 符合广义上经济合同的外形特征 第三, 具有一定的经济内容,或者与一定经济活动有关。 要正确地将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罪区别开来,还必须从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内涵看,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仅仅指经济合同,如债权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转让等合同,一些不直接发生债权关系的但含有经济内容的如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等也包括在内;从外延看,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外延不能太宽,一些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合同不应包括在内,行政合同也不应包括在内。另外,假借合同形式进行诈骗但完全与经济活动无关的合同不应包括在内,如行为人虚构父亲生病目的是骗取他人钱财而向他人借钱所写的借款合同。 必须明确,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并不一定需要书面形式,从合同法的意义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辩护意见书 审判长、审判员： 河南规范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贵院开庭审判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犯罪嫌疑人崔某某的委托，指派我们作为崔某某一审的辩护人，通过查阅本案起诉书、本案案卷材料以及鉴于庭审情况，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贵院合议庭合议时参考： 一、本案属于单位犯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单位和自然人都可以构成。自然人犯罪由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在单位犯罪案件中，除单位外，自然人如决策者、组织者、具体实施者也要承担刑事责任。两种情形中，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不同，承担的刑事责任的程度也明显不同。所以，在一个单位和自然人都能构成犯罪的案件中，关键的前提问题是：案件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 本案属于单位犯罪而不是自然人犯罪。这是辩护人综合考虑本案总体情况得出的结论。 首先从形式上看，本案中吸收存款是以河南美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长垣分公司（以下简称“美嘉公司”）的名义进行的。在该案中，集资人是向河南美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提供资金，集资人收到的都是盖有河南美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长垣分公司以及法定代表人崔某某章的收据以及投资合同。所涉双方当事人为集资人和河南美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长垣分公司。虽然有时集资资金转入了崔某某账户，但还是以美嘉公司单位名义进行的集资，这只能说明公司财务混乱，而不能说明是崔某某个人集资。总之，接受资金的当事人为美嘉公司这个在法律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而不是自然人。
其次从实质上看，被告人的行为完全是为单位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本案吸收的资金全部用于支付集资人利息和壮大公司实力。集资人的证言一致认为自己的集资款是向美嘉公司提供的，也一致认可崔某某是美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其从事的行为也是美嘉公司的行为。每次收到集资人的集资款均有美嘉公司会计出具的收据以及投资合同。 最后，本案不属于“虽然以单位名义实施但是不属于单位犯罪而应以自然人犯罪论”的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6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1999〗14号），有三种情形，虽然与单位相关但是不以单位犯罪论而是以自然人犯罪论处：第一，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单位实施犯罪的；第二，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第三，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具有上述任何情形，所以不属于自然人犯罪，是单位犯罪。 综上，本案适格的被告主体应为美嘉公司，崔某某作为美嘉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公司承担责任。 二、本案报案记录反映不实 1、根据卷宗3孙秀英报案情况，其供述其第一次到河南美嘉存款是2014年。侦查机关问你怎么知道李保国也参与公司的经营了？孙秀英回答美嘉公司在2012年阴历腊月二十六在长垣县城湘豫情大酒店请我们村在美嘉公司存钱的人吃饭时勾洪宇给大家介绍时说李保国是美嘉公司李总，李保国也主动说自己是美嘉公司李总。根据孙秀英供述其在2012年时并没有在美嘉公司存钱，既然其没有存钱其是如何去参加的请客呢？这只有一种可能，她的供述不是真实情况的描述，况且孙秀英也未提供存款合同，在崔某某的还款计划中也未见到孙秀英的记录。
董某合同诈骗案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饶为为，法学硕士，湖北利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诈骗犯罪辩护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诈骗类案件的辩护工作。 ——力求在诈骗犯罪案件辩护领域做到极致专业！ 董某在湖北沙洋监狱服刑期间被发现还有漏罪未处罚，即涉嫌诈骗他人20万元人民币，但发现该漏罪时，该案的同案犯张某已经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被判决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但是董某的漏罪却以涉嫌诈骗罪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又以诈骗罪批准逮捕并向人民法院移送审查起诉，检方量刑意见为四至六年有期徒刑。辩护人在法院审判阶段接受董某女儿的委托后，积极开展辩护工作，分析本案卷宗，最后以公诉人确定的罪名错误，并以合同诈骗罪进行辩护，最终法院采信辩护人的观点，将董某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并在董某有漏罪可能从重处罚的情况下，判处董某有期徒刑两年零八个月，并与前罪剩余刑期合并执行。以下是本律师作为该案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有异议，并认为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更符合同诈骗罪教唆犯的犯罪特征。 首先，被告人董某指使张某用其所有的走私宝马车抵押借款的行为，即为教唆行为，而抵押借款本身就是一种合同行为，张某亦按照被告人的授意利用该走私车向被害人周某进行了抵押借款，即被教唆的人犯了教唆的罪。 其次，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为自然人和单位，并未限定在签订、履行合同的一方，被告人董某作为自然人当然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件。 再次，被告人董某的犯罪目的是通过张某与被害人周某签订借款合同而实现的。被害人周某所遭受的诈骗行为发生在其与张某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非法占有的财物即借款也是与借款合同有关的标的物；非法占有借款与合同的签订、履行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最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张某的犯罪行为侵害的实际为同一客体。 综上，被告人董某与张某属于共同犯罪，其犯罪行为应当与张某的犯罪行为同样构成合同诈骗罪，且其为该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二、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应为17万元。 因被害人实际仅向张某卡内汇款17.4万元，且张某仅将其中17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另4000元无证据证明用于支付公司房租。 三、被告人董某的教唆行为，在本案中仅起次要作用，应为共同犯罪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被告人董某采取的教唆方式较为缓和，教唆内容简单 首先，从本案张某和汪某的笔录均可以证明，被告人董某在实施教唆行为时，均只有授意，并未对二人采取威逼、利诱、胁迫等极端方法。 其次，被告人仅授意张某利用其拥有的宝马走私车抵押借款，并未指使张某和汪某伪造与车主陈杰的车辆买卖合同。虽然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均称是受被告人指使而伪造的车辆买卖合同，但是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对该事实的陈述矛盾，并不能相互认证，具体分析如下： 张某的两次讯问笔录均记载：“因为用车抵押借款需要车辆买卖合同，董某说他和陈杰关于鄂DE0XXX的车辆买卖合同丢失了，找不到了，还联系不上陈杰，他就让我和汪某签的这份假合同。当时董某还拿出了一份陈杰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让汪某按着身份证的信息在这个合同上签字或书写的。”而在汪某的询问笔录记载：“董某打算亲自拿此车的买卖合同（书面显示是陈杰和董某签的）去借款，但当时好像他因为犯病了，就让我按照原合同打字并填写并
刑事法律实务—庭审观后感 篇一：庭审观后感 庭审观后感 2015年4月17日，带着第一次观摩庭审的兴奋之情，我来到了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希望能通过对庭审的流程的观摩，学习到一些在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同时也希望能进一步增加自己对所学专业的了解。 在我观摩的3场刑事审判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无疑是“刘凯信用卡诈骗案”，这个案件大致是这样的，被告人刘凯在2012年恶意透支信用卡拖欠银行2万余元，并且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经发卡银行催收2年仍不归还，公诉人以刑法第196条第四款之规定将被告定罪，被告对于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且经公诉人，辩护人，被告三方同意后法院决定走简易程序处理此案件，而公诉人鉴于被告被逮捕后认错态度较好且积极配合，并且其亲属朋友已在开庭前在法院的名下为其交付欠款，认为可从轻处理。在法庭辩论环节中，辩护人声称被告人是因文化水平低且缺乏法律意识，无法辨别银行的催收电话而导致的欠款，再者被告患有严重的皮肤疾病，希望法庭能减轻罪行，反应迅速的公诉人则驳回了辩护人因被告文化水平低无法辨别而希望减刑的判罚，她认为被告人在明知自己透支使用信用卡2年后，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理应知道自己应积极的去偿还欠债
而不是主观上的恶意占有，逃避。最终，法庭的审判长结合双方意见，讲审判结果以书面的形式呈送。在去旁观庭审前自己也在网上了解了一下庭审程序，主要包括开庭前准备阶段、开庭阶段、法庭调查阶段、法庭辩论阶段、被告人陈述阶段、评议宣告判决阶段。这些程序是最基础的，以前我总认为按照这些法定的程序一步步往下进行就好了，但是真正的旁听过后才深刻感受到，庭审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并且自己的知识如此匮乏，有些术语完全不懂，比如简易程序，回避原则，不可归责等等。此外，这次的旁听的一些细节也使我看到了我国法律以及法庭工作人员对程序公正的重视，对原告和被告权利的重视，以及我国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视和期望。在开庭审理阶段，审判长也询问各方当事人对出庭人员有无异议，是否申请回避，告知被告人各项权利；在经得大家同意走简易程序时，审判长也耐心的为大家解释简易程序的法律效应，并在此确定大家的选择；在宣告判决时也提醒公诉，被告双方在什么样的期限内若不服判决可在此上述。这些方方面面的细节都使我们感受到了国家以及工作人员对维护公民权利、维护法律尊严、构建和谐社会所做的切实工作。 在这场庭审中，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就是被告人也许是为了在审判长面前更“形象生动”的展现自己患有严重的皮肤疾病，他的双手一直交错在胸前搓弄，然而，严厉风
被告人甲是重庆某地村委会主任，在帮助镇政府初步审核宅基地的过程中，须有宅基地地票交给土地整理公司，置换为建设用地。于是，甲将自家的小作坊占用地报成宅基地，后补办了宅基地相关证件，上报给镇政府。镇镇府初审后，由土地整理公司进行验收。在验收过程中，土地整理公司审查发现该地并非宅基地，但出于利益考虑(并且该小作坊占用地此时已经有了补办的证件)，仍然给予甲10万元，将不符合复垦条件的该土地纳入复垦以宅基地土地面积算。 检察院对甲提起诉讼，控告其犯贪污罪。 现须拟一份辩护词，作无罪辩护。 辩护词 Xx律师事务所接受甲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被告人甲的辩护人，为其辩护，并经其确认。接受委托后，辩护人经过会见被告人、查阅案卷、调查相关事实并通过实地走访，对本案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辩护人发表以下辩护意见，诚望合议庭采信： 一、被告人甲的量刑情节 1.甲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将自家的小作坊占用地报成宅基地，上报给镇政府并交由土地整理公司验收的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之规定，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2. 揭发案件中土地整理公司犯罪行为的事实，即土地整理公司因
利益考量将甲上报的小作坊纳入复垦宅基地土地面积。此为案件调查的重要线索。 二、关于本案的定性问题 （一）我们认为甲不构成贪污罪，理由如下: 1.甲不具备贪污罪主体资格 首先，《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是对贪污罪的规定。依据其前提“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是构成贪污罪的必要条件。此案中，甲的身份是村委会主任，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甲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 其次，《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着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此物的，以贪污论。”本案中，甲帮助镇政府初步审核宅基地并将地票上报经土地管理公司审核，这些仅仅是自发的帮助行为，与镇政府之间并没有形成正式的委托管理、经营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甲也不是构成贪污罪的合格主体。 2.甲也不属于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
田精彩辩护词 案情简介 某，原省某市轻工装饰工程公司总经理，毛纺制品厂厂长。 起诉书指控某在1988年至1990年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11笔，总数额51867元；受贿3笔，总数额20100元及金戒指2枚；并因流氓斗殴构成流氓罪。 一审判决认定，某贪污总数额为20770元；受贿总数额为6790元；同时构成流氓罪。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2年。 二审判决否定了受贿罪，减少了贪污罪的总数额，以贪污罪和流氓罪二罪并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 一审辩护词 审判长： 合议庭： 我们接受被告委托，受第四律师事务所和市第六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
市人民检察院指控某犯有贪污、受贿和流氓等罪一案的辩护人，出庭为被告某辩护。通过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和调查取证，特别是经过法庭调查和对本案部分证人证言进行当庭质证之后，认为本案在事实、证据和侦查程序方面均存在严重的问题和许多疑点。现提出具体辩护意见如下： 一、关于贪污罪 针对本案的具体情况，辩护人认为，首先，被告人被指控的问题，大部分属于在改革中出现的政策界线上的失误和违反财务制度的问题。由于承包、租赁企业的特殊性质，被告人管理经验不足，造成财务制度混乱。为了救活企业，他又采取了一些超出常规的变通做法，因而导致了一系列违反财政纪律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与故意侵吞公共财务的贪污行为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必须划清这些错误与犯罪的界限。其次，起诉书中指控的问题，许多是在帐目没有结算或结清的情况下提出的。然而，众所周知，一般来说在没有结帐的情况下，是不能证明行为人具有贪污事实的。其三，被告人在公款开支上比较随便，甚至有挥霍之嫌。但是，这些行为也不能与贪污罪混为一谈。本案起诉中失误的要害之一，正是将上述错误与贪污罪的界限相混淆。 下面分析起诉书指控的具体事实： 1．关于从宋××手提取现金16507．24元占为已有的问题。
牛律师刑事辩护团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辩护研讨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辩护研讨会 （微信文字直播记录） 2015年9月26日 2015年9月26日上午9：30，牛律师刑事辩护团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辩护研讨会如期举行。本次研讨会的参会人员有：人大律师学院徐建院长、广东际唐律师事务所刘平凡、张宏律师、海埠所董玉琴律师、晟典所毛鹏律师、君言所应晓伟律师、金卓越所李锦律师、知明所李育婵律师、广和所贾岚、潘效辉律师、深和所夏萍律师、法迈所付三元律师、创安所阮犁荒律师、维强所刘砺律师、邦德所肖桂庆律师、国晖所谢
宜峰律师及际唐所助理及行政人员。会议由际唐所张宏律师主持。 际唐所张宏律师：我们先进行现场预热互动环节，先由参会人员进行自我介绍（略）。现在会议正式开始。今天主要就我们团队近期办案的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进行研讨。 际唐所刘平凡律师：由于互联网金融自2007年以后繁荣发展，监管层出台众多规则限制。为什么开始监管层让子弹飞，现今却该出手时就出手，值得我们反思。2014年的涉案人数金额大幅上升，已达近年的峰值，跨省案件有626件，参与人数达万人，超亿元金额有364起，具体涉案金额无法统计。深圳今年立案312起，破案60余起。国家为什么要重拳打击是我们主要探讨的话题。先由张宏律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团队整理的该类案件的辩点： 际唐所张宏律师：我们之前已就这一类的案件总结出了17条的辩点，现就张宏律师在办理某公司案件过程中思考的问题进行分享。张宏律师主要站在企业角度思考以下问题：
1、企业通过平台吸收存款是否存在以下情形： （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 （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 （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2、平台是否有设立资金池？ 3、平台资金去向是否明确，是否通过平台将投资人的款项大部分转入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专设账户，进行资金转移？ 4、是否涉及发布假标以骗取投资款等自融情形？ 5、是否有通过银行等第三方机构进行资金托管服务？
2018版诈骗罪辩护词 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 XX周立太（开州）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唐冬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本案涉嫌诈骗罪被告人唐冬的辩护人，现依法履行辩护职责，并就本案客观事实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公诉机关参考：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问题 （一）首先，本辩护人对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唐冬的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构成诈骗罪的指控，没有异议。 （二）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具体理由如下： 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领取另一个人（配偶）的移民补偿款事出有因，不应列入嫌疑犯罪金额。 在移民拆迁登记过程中，被告人唐冬想到马上就要结婚生子了，于是就把未婚妻廖芩的名字和所怀孩子取名为唐聪的名字先登记了上去。廖芩自称达到了结婚法定年龄的，去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时才知道廖芩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结果就没办理到结婚证。后来因为怀的孩子流产和其它一些原因，被告人唐冬与廖芩分了手。移民拆迁登记时又已经登记上报了廖芩和小孩唐聪的名字。这个情况，移民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是知情的。于2018年6月左右比较快速的办理了移民拆迁补偿的手续。再之后经人介绍被告人唐冬与李玉婷认识恋爱并于2018年7月1日办理了结婚登记。被告人唐冬多次到移民局请求把原来移民拆迁登记的廖芩的名字更改为李玉婷。但是移民局的工作人员说：“廖芩的名字已
经登记上报了，不好更改，反正你只报了一个配偶的名额。”后来一直以廖芩的名字领取到的配偶这个名额的移民拆迁安置补偿款。 根据以上事实，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犯罪金额为39763.32元。 综上，本辨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人民法院能够根据本案客观事实，结合相关法律，对本案部分事实予以重新认定。 二、关于本案的量刑情节 就本案而言，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唐冬在整个犯罪活动中，具有明显的酌情从轻、减轻情节。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 1、被告人唐冬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有自首情节。 2、被告人唐冬过去一贯表现良好。 3、被告人唐冬是初犯、偶犯，获利也不多。其主观恶意不大，只是因一时贪念以及对法律的无知，参与了诈骗。 4、被告人唐冬在归案后，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并且已经在审查起诉阶段之前积极退还了赃款。在审查起诉阶段，能认罪认罚，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5、被告人唐冬的犯罪行为已即将超过追诉时效。按照我国“历史从宽、现行从严”的刑事政策，请求人民法院从宽处理。 以上辩护意见，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充分考虑。 辨护人：刘朝阳
集资诈骗罪案件不予批准逮捕得以释放的八种情形 曾杰：广强律师事务所·金牙大状刑事律师团队(金牙大状律师网)金融犯罪辩护 与研究中心秘书长 审查逮捕属于刑事诉讼中的一个环节(多见于侦查阶段，也存在审查起诉阶段、法院审判阶段相关办案机关决定是否逮捕的情形)，但由于其涉及当事人的人身自由、刑事诉讼中的国家赔偿等因素，对于每一起刑事案件的辩护工作至关重要。 本文研究集资诈骗罪不予批准逮捕的情形，目的在于从检察院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的情形里总结规律，特别是从无罪辩护的角度，重点剖析检察院认为无罪而不予批准逮捕的情形，为我们办理集资诈骗罪及相关案件，如何阻击批捕，以及如何为后续阶段进行有效辩护提供参考。 是否批准逮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事人的命运 执行逮捕后，若涉案人员最后被认定为无罪(此处暂不讨论无罪类型)，逮捕行为即属于错捕，办案机关需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故相较于其他几种强制措施，逮捕既严厉又相对慎重。 在司法实践中，涉案行为人一旦被批捕，其之后极有可能被起诉，而考虑到我国极低的无罪判决率，即使案件证据和事实的问题显而易见，当事人也极有可能被定罪，极难获得彻底无罪之结果。反之，如果检察院没有批准逮捕，那在审查起诉阶段公诉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就相对容易很多，即在进入审判阶段前就将案件无罪化处理，实现了实质的有效辩护。 因此，可以说，在实务中，辩护人能否促使检察院充分、全面认识到行为人的无罪事由，进而不予批准逮捕，决定了刑事案件当事人的命运。
集资诈骗罪不予批准逮捕的研究可分为两个模块，一是对一般的刑事案件，不予批准逮捕的共性探讨;二是从集资诈骗罪个罪特征，研究其可能存在的不予批准逮捕的个性情形。 若检察院认为不需要逮捕，应当立即释放犯罪嫌疑人;对于需要继续侦查的，可选择变更强制措施，按照具体案件情况，可变更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两种。一旦执行逮捕，若无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以及上述两种可变更强制措施的情形，犯罪嫌疑人一直会被羁押至一审判决生效为止。 此外，抛开个罪而言，监察体制改革与传统的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联动，亦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渎职犯罪，监察委采取留置措施后，如何与检察院之间进行衔接，留置措施如何与逮捕之间衔接?笔者认为，对于该类案件，保留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的职能是必要的，一方面能够降低监察体制改革对传统的刑事诉讼程序及其制度的冲击;另一方面，对于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以及司法公正亦是有益的。 那么实务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检察院会做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呢?对于本文所研究的集资诈骗罪，又存在哪些特殊的不予批准逮捕的相关情形呢?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结合我们办理集资诈骗罪案件的实务经验，我们对于办案机关批准逮捕或不予批准逮捕的情形进行总结，则存在以下情形：第一种是检察院认为涉案人员不构成犯罪，而不予批准逮捕。至于无罪的理由，既可能是行为人客观上未实施犯罪行为、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犯罪故意，也可能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未达到逮捕的证据条件。 第二种是检察院认为有罪而不捕的情形。其中包括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但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关于有罪不捕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不捕直诉”的情形。 本文拟从以下方面进行探讨： 一、检察院认为无罪而不予批准逮捕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