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翁松禅手札》
翁同龠禾，江苏常熟人。生于清代道光十年即公元１８３０年，字声甫，号叔平，自署松禅，晚号瓶生，又曰瓶斋居士。
翁同龠禾于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年）考中进士，赐一甲一名，状元及第。后历任陕西学政、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官至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是清同治、光绪两朝重臣，又担任了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氵怡的师傅。
翁同龠禾从政数十年，为人正派，且具民族气节，难能可贵。在中法战争时，他力主出兵抗法，反对妥协投降。中日甲午战争时，他以“强敌凭陵，国势浸弱”力主一战。对前方战事每况愈下“焦灼愤懑、如入汤火”。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他逐渐倾向变法图强。他欲辅佐光绪帝筹谋新政，积极支持康梁维新变法。他破格求贤、冀匡时变，给维新人士以“游说公卿”的机会。他曾以帝师的身份走访康有为，反复讨论变法事宜。他曾于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七月，命陈炽起草了十二道新政诏书，准备通过光绪皇帝次第颁行，但为保守派奕讠斤所阻未果。他支持北京强学会的成立，广泛浏览维新派的新政陈条著述。他曾向光绪皇帝密荐康有为，称康力堪大用；并不断与光绪皇帝磋商变法措施，从而成为光绪帝的得力智囊，成为“帝党”的中坚和“后清流派”的领袖人物。
翁同龠禾的行为早就为慈禧太后所不容，并忌恨。就在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光绪帝诏定国是后，于６月１５翁同龠禾被慈禧开缺回籍。慈禧“后党”发动戊戌政变后，翁同龠禾又被“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１９０４年７月４日，七十五岁的翁同龠禾，在开缺回乡七年后病逝常熟。
１９０８年慈禧、光绪相继去世。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翁同龠禾被朝廷诏复原官，之后又追谥“文恭”谥号。
翁同龠禾知识渊博，学通汉宋，文宗桐城，诗近西江。他工书法，笔力遒劲，天骨开成。他幼时学欧褚，中年用力于颜真卿，更出入苏米，晚年沉浸汉隶。被人们称誉为“同光间书家第一”。其诗词书法自成一家，对后世学人影响很深。
翁同龠禾亦喜画，常间作山水木石及杂画以奇肆出之，经随意点染，古趣盎然。
翁同龠禾从不出售书画，仅以自娱而已。《近代六十名家画传》、《清代书画家笔录》等书均有著录，评价也很高。
《翁松禅手札》的艺术价值
《翁松禅手札》是由翁同龠禾的外甥俞钟銮先生于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八月搜集重校印行的。所收信札是翁同龠禾于１８９８年开缺回乡至逝世之间的七年中书写的。据俞钟銮在跋文中称“此松禅舅之札，江湖长往，花鸟惊心，其间良友逝，小阮亡，山中七年狼狈无愈于此”时之作也。
《翁松禅手札》为珂罗版富纸精印，开本阔大（书幅为２６．５×１５．４厘米）字迹清晰，每页中还夹有黄褐色衬纸，可称得上是善本书的一种。该《手札》共编为８集，每集１册。惜本人仅购得３、６、７、８等４集，共１１３页（双页）、收信札１２０通。７集和８集的后面各有编印者跋文１篇，始知概貌。
此翁氏手札所书皆为与晚辈或与友朋之间的私人来往信函，内容多为生活琐事和磋商古籍碑帖学问之事，也有为感时忧世的心情抒发，充分表现了翁老夫子的真情实感，故书写时心情是非常放松的，信手拈来的，决无做作之嫌。无论是在本札中的大多数草书、行书，还是少数楷体札，都是挥洒自如、力透纸背，能见其真功夫。
笔者何以称此《手札》为“下真迹一等”呢？！这是因为：其一，翁氏虽被公认为晚清数一数二的大书法家，但据考证他不卖字，以自娱为主，偶而以书赠之，所以至今书画市场上很少见到他的作品及其上拍场的消息，说明他的书作存世量极罕。其二，如前所述此１２
０通手札体现了作者的书法真精神，实水平，是书家七年中真实心情与生活的写照，且每通均独一无二，概无雷同，可称精品力作。其三，该《手札》为典型的家印本，众所周知古籍中的家刻本及家印本，历来为藏家所重，以为是难得之物。家印本的最大特点是少而精，其印量一般仅百本而已，最多也不过数百本（套），均属非卖品，为自传或赠友之用。其四，这函翁氏《手札》的印制，是在翁同龠禾官复原职追封谥号之后，应该说是一种纪念性质的东西，而且印行时间距翁同龠禾逝世仅七年，其内含的真实性也是不用怀疑的。
综上笔者认为《翁松禅手札》确实是一件难得的书法类好藏品，把它列入“历代名家书法墨迹”，恐怕也不为过。
《翁松禅手札》的史料价值
翁同龠禾是我国清代末期的一位政坛重要人物，特别是他在维新变法图强中所起的作用更是可圈可点。但不幸的是他的抱负都被慈禧太后所扼杀，以至仅保了一条老命至抑郁而终，实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悲剧。《翁松禅手札》就是关于翁同龠禾的重要史料实物之一，有许多方面值得研究和参考。
一、翁氏回乡后的思想感情值得研究。这位被废黜的清代大臣在这些手札中所透露出的感情是值得研究的。他回老家后对维新变法的失败始终叹惜不已，如在一通手札中就曾提到“少文九门喋血”的事。他忧国忧民的思想也常表现在他的手札中，如他给“调卿、金门贤甥”的信中就曾写道：“海疆不靖民生益虚大忧也”。他在回籍常熟之前所写给其甥的信中的一段，也很能反映他的思想情绪。“愚蒙圣恩得还乡间……今由号汇去银贰仟两，希代为收储，愚到家衣食所需耶给于此也。宿疾已，数日中即乘轮南迈，先此道意”。
二、翁氏所藏和他对古籍金石的鉴赏亦值得研究。从《手札》中可以看出，其谈及古籍和金石等鉴赏的内容，体现了他作为一位大学者有着丰富的知识积累，如手札中就有“麓山古刻弥重”，“东瀛多唐宋人墨迹”、“十三行整本榻木亟精”等论述。在这４集中见其写到借阅或购藏古籍碑帖的数量就有数十种之多。
回想起１９９９年上海博物馆曾花巨资购得旅美翁氏后人的，包括众多宋元佳刻在内的一大批“翁氏藏书”，成为当时大陆典藏的一大盛事。我想这函信札可能对入藏“上博”的“翁氏藏书”的研究，当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翁氏署名值得研究。笔者发现手札中翁氏署名除已在几种人物类辞典中所见外，至少还有如下的署名：无诤、瓶隐、瓶庐、均斋稼翁、鸿纶、纶、无竞竞和无竞竞居士。以上可补史缺。
四、翁氏老年疾病的医治值得研究。老年人生病吃药纯属生活小事。但从信札中看出翁氏回乡后病况虽不重但又时有所发，都有晚辈及亲友所赠中药及调补而治愈，故这方面可能大有研究的价值。
2、《古籀拾遗》
《古籀拾遗》和《古籀餘論》是清末著名经学家、古文字学家孙诒让（一八四八一九0八），（字仲容号籀廎，浙江瑞安人）的两部考释商周青铜器铭文的著作。《古籀拾遗》成书於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经孙氏重新校定，在温州雕版，光绪十六年（一八九0）问世。全书三卷，上卷從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旘法帖》所摹刻的铜器铭文中选取十四篇加以考订中卷和下卷则分别选取並考订了清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旘》摹刻的三十篇铭文和吴榮光《筠清馆金文》摹刻的二十二篇铭文。《古籀馀论》撰成於光绪二十九年（一九0三），孙氏生前未及刊行，一九二六年，容庚以王国维所得抄本付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募人刊刻，並为校補五百餘字，後戴家祥得见孙氏稿三，又为補阙千餘字，一九二九年刊成印行。原分二卷，共考释清吴式芬》《攈古録金文》中摹刻的比较重要的铜器铭文一百零五篇，容庚校刻时改为三卷，使之舆《攈古録金文》卷次相应。
孙诒让又名德函，字仲容，号籀庼（1848—1908），晚清瑞安人，孙衣言子。幼承家学,
聪颖好学。13岁即撰成《广韵姓氏刊误》一书，18岁时又写成《白虎通校补》。曾随父宦游京师江淮等地，博采珍本秘籍，广结学者名流，见识大增。清同治六年（1867）中举人。后，五赴礼闱不第，遂绝意仕进，专攻学术，著书三十多种，涉及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等诸多方面，且都具优异成就。其中尤以《周礼正义》、《墨子间诂》二书为世所重，被公认为“周官学”与“墨学”之权威著作。他的《契文举例》是甲骨文字学的开山之作，对殷墟龟甲学术价值的认识，早于罗振玉、王国维、陈梦家、郭沫若、胡厚宣诸大家。他的《名原》、《古籀余论》、《古籀拾遗》、《籀庼述林》、《尚书骈枝》、《经迻》、《札迻》等，对研究金文和校释古书，作出了贡献。25岁时写定的《温州经籍志》，被誉为“近世汇志一郡艺文之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批注》二十卷，《四部别录》二卷，是目录版本学的专著。他还校辑《永嘉郡记》、参加编辑光绪《永嘉县志》，协助编辑《永嘉丛书》，撰写《永嘉丛书札记》、《温州古甓记》等。其学术成就，与著名学者俞曲园、黄以周合称为“清末浙江三先生”。梁启超赞他“有醇无疵，得此后殿，清学有光”，章太炎誉为“三百年绝等双”，郭沫若尊他是“启后承前一巨儒”。孙氏晚年，坚辞清廷的多次征召，专以办学校、开风气为已任。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瑞安创建“算学书院”（后改称学计馆），传授数学、物理、化学等现代科学知识。次年力赞项崧等人创办瑞安方言馆，讲授国文、英文及外国史、地理等。同时与友人在温州创办蚕学馆（后称蚕桑学校），教授中外种桑养蚕之学。绪二十七（1901），将学计，方言两馆合并，更名为瑞安县普通学堂9瑞瑞安中学前身）。同时在城区四隅各设蒙学堂一所，是为瑞安有初等小学教育之始。二十八年，温州中山书院改为温州府学堂（瑞温州中学前身），公推孙诒让为总理。孙另荐余朝绅任总理，并附设高、初级小学。三十一年，成立温处学务分处，推孙任总理。后相继任学部咨议官、浙江省学务公所议绅和浙江省教育总会副会长。任内积极筹集教育资金，选派优秀学生出洋留学，创办女学，在温处两地十六个县，倡办府、县中学堂、温州师范学堂、处州初级师范学堂和一大批小学，总数达三百余所。另外，孙诒让还很注意社会教育，创办和参与兴办“瑞安务农会”，“瑞安天算社”，“演说会”、“阅报社”、“劝解缠足会”等，且曾计划筹办温州农工商实业学堂。除了杰出的学术成就和优异的办学成绩之外，孙诒让对地方实业的兴办也颇具心。曾创办大新轮船公司、内河轮船公司和人力车公司，还倡导开发南北麂渔业等。 1908年，因劳累过度，在瑞安病逝，享年61岁。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绩与贡献，在温州和瑞安建立了“籀园”、“怀籀亭”、“籀公楼”。孙家的玉海楼为清代江南私家著名藏书楼之一，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信息时代古籍整理的困境与对策 '题注：本文系本人1999年7月为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的全国古籍整理研究所青年学者研讨会而作，并在小组会上摘要作了发言。 古籍整理的 ，在现今 急剧变化的形势下，无疑已经遇到愈来愈严重的困难。如何谋求古籍整理的生存和发展，也无疑是当今热爱和关心这一事业的人们所需要考虑的问题。本文的，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由于没有充分的时间去搜集材料，加上本人的学力限制，文中定多谬论。为避免误解，本人特此声明：本文所有的言论，仅代表本人个人的观点，与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无关，也与此外其他所有机构无关。 信息时代对中国社会的冲击，表现于各个方面。从科学研究的方面来说，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各类历史学科，成为科学研究领域中首当其冲的冲击对象。而作为传统之传统学科中的传统专业，古籍整理所面临的冲击尤其巨大。当愈来愈多的人(并且是知识阶层的人)开始从观念到 上抵制乃至摈弃古籍整理专业时，古籍整理的生存已经受到非常直接的威胁。 追求直接的经济效益，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在这一点上，古籍整理最缺乏竞争力。把古书当作古董卖，还可以弄几个钱，倒也还具有点市场经济的特性。但是，把整理古书当作一项事业来做，则绝难同市场经济挂上钩。而且，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愈高，古籍整理不能创造直接的经济效益的特点就愈显突出。而这一点，又直接导致人们对古籍整理专业存在价值的怀疑。 建设也是一个社会健全发展的重要方面。作为在理论上被认可为文化建设的一门专业，古籍整理也只是在通常“弘扬传统文化，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意义上才获得了它的存在价值。然而，对于现实的中国社会而言，“弘扬传统文化，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往往不是真正从文化建设的需要这一角度出发，而是从 功利，抑或是从传统文化对经济建设具有利用价值这一角度出发。这使得“弘扬传统文化”在具体的实践中演变为标准的口号，而古籍整理也在貌似尊重的背景中，被本专业及邻近专业之外的几乎所有的人弃置一旁。 除此之外，当那些具有显著现代特征的学科研究者在研究现代社会的弊端时，亦莫不把“传统”作为比较和批判的对象。虽然这种比较和批判常常不是建立在对“传统”进行全面、综合地研究的基础上，但由于切合公众的口味，反而具有更大的宣传效果。而这一点，又在无形中降低或抵销了古籍 者的专业努力，增加了古籍整理专业通过舆论扩大自己阵地的困难。 经费投入相对比例的降低，也是影响古籍整理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同那些现代学科和专业相比，古籍整理专业在争取各类课题上都困难重重。在纵向课题方面，古委会的年度资金乃是古籍整理项目经费的唯一来源。古籍整理机构的研究人员既无法以古籍整理的项目获得其他经费(如国家社科研究基金，一些省市立项的课题等)，甚至也难以以一些研究性课题而获得相应的经费资助。 在横向课题方面，“古籍整理”的名称几乎在导致项目经费争取失败上所向披靡。若非有特殊的利用价值，几乎没有一个团体或个人会向一项古籍整理项目投注资金。即便是有人愿意资助的那些项目，也是在项目争取者反复揣摩资助者的资助意图乃至充当“雇佣兵”之后才
《版本目录学》往年试卷部分试题说明：这里面的试题就是那天同学们趁老师不在的时候跑上去拍的那些，因为部分照片非常模糊而难以辨认，所以仅仅是得到以下这么多。这部分的试题因为是往年的试题，所以这次的考试估计并不会完全按照这个题目来出，整理出来只是为了能让同学们对考试类型和题目类型有所了解，让同学们能够更好地复习。最后，祝大家考试顺利！ 一、单项选择题： 5、拱花指用凹凸两块印版嵌合压印画谱，最接近（ A ） A 鋀钉版和套印本 B 朱印本、蓝印本 C 聚珍版 D 配本 6、以树皮为主要原料的纸称为（ D ） A 黄纸 B 连史纸（粉连纸） C 草筋纸 D 棉纸 7、指出古书装订史第二阶段的最后成果标志（ D ） A 卷子 B 经折装 C 蝴蝶装 D 线装 8、修复破损旧书在两面之间附加一页白纸，以加强书的骨力，称（ A ） A 衬纸 B 金镶玉 C 夹板 D 包角 9、古籍页中缺文记号i，除“空白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称呼叫（ A ） A 黑钉 B 墨围 C 行格 D 耳子 10、古书版本中，包括篆隶楷行四种字体的刻本，称（ B ） A 肤廓本 B 写刻本 C 两节版、三节版 D 上图下文本 11、古籍版本中以宋体字刊刻行事的称（ B ） A 写刻本 B 肤廓本 C 三节版 D 上图下文本
12、指出清代著名藏书家兼抄书家（ A ） A 孙星衔 B 叶盛 C （照片缺字） D （照片缺字） 13、雕版文献的一个特征是（ B ） A 按书稿逐字排捡组合 B 同一版面的字体大小基本一致，无（照片缺字） C 无断版裂版现象 D 可以拆字并多次使用 14、属于广义目录的是（ B ） A 一切文字目录 B 一切事物名称记录 C 一切图书目录 D 一切文件目录 15、以下有一种版本装订形式最初出现于南宋（ A ） A 包背装 B 蝴蝶装 C 旋风装 D 经折装 16、属于南宋李焘编的史书是（ B ） A 《续资治通鉴》 B 《续资治通鉴长篇》 C 《宋元资治通鉴》 D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17、指出哪一种断代史不属于“八书“之列（ A ） A 《新唐书》 B 《隋书》 C 《梁书》 D 《北齐书》 18、《通鉴纪事本末》的作者是（ A ） A 袁枢 B 杨仲良 C 陈邦瞻 D 谷应泰 19、王鸣盛的代表作是（ B ） A 《二十二史考异》 B 《十七史商榷》 C 《二十二史札记》 D 《史通》 20、首次以“经、史、子、集”四部命名古籍的史书是（ B ） A 《汉书·艺文志》 B 《隋书·经籍志》 C 《文心雕龙》 D 《文史通义》
论数字时代图书馆古籍整理与保护 摘要：古籍是古代智慧和中华文化的载体，是古代先贤留给我国的宝贵精神财富。大多数古代典籍因为年代久远，存在着保存难度大和使用整理不方便的问题。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不仅为古籍保护提供了有利契机，也给古籍保护带来新的 任务，需要对古籍保护与整理工作进行重新审视。 关键词：数字时代古籍整理与保护措施方法 一、数字时代古籍保护与整理的基本要求 1.传统与现代保护方式的整合。做好数字环境下的图书馆古籍整理与保护工作，应当做到传统与现代相整合，使传统有效的古籍整理与修复技术与现代化的 数字环境相结合，全面提高古籍整理与保护工作质量。（1）在数字环境下做好 古籍的修复工作，要着力选择精准版本，经过仔细的校勘后，为读者提供高质量 的古籍。（2）要对古籍文本进行数字化的转化，着力解决古籍存在的讳字、通 假字等，重点保存古籍的有价值信息，全面减少古籍中的错误。（3）要求做好 古籍语义的解释工作，利用有效的古籍文本处理程序，做好基本的标点、注释、 解读等工作，从而借助数字环境提高读者对古籍的解读能力。 2.实现数字时代古籍整理创新。（1）数字化时代图书馆可以建立起庞大的古籍数据库，读者与研究人员可以按照不同权限访问古籍文献资源，提高古籍使用 效率。（2）现代化的软件衍生了强大的古籍自动标注与自动翻译的能力，随着 现代计算机能力的不断加强，古籍整理与保护工作的效率还将大幅增强，新的应 用方向将不断出现。（3）古籍整理与保护应当向着专业化与普通读者的需求的 双向发展，古籍整理与保护应当体现出更强的适应性。 二、数字时代古籍保护与整理的基本原则 1.系统性原则。数字化古籍整理与保护是时代的必然标志，也是图书馆古籍 整理与保护工作的发展趋势，为了更快发挥出数字古籍整理与保护作用，应当遵 循系统性原则。（1）要求图书馆全面统筹协调配置资源，保证古籍资源的完整 性与可利用性。（2）实现全面科学的调配图书馆现有的古籍资源，实现图书馆 间的古籍资源优势互补，不断提高各种古籍的利用效率。（3）要求古籍整理与 保护遵循数字化的规律，科学地研究古籍数字化整理与保护，提高数字化古籍信 息质量，为读者呈现有价值的古籍信息。 2.特殊性原则。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更多地体现在对图书馆现有专藏古籍 的保护上。在数字环境下，只有做好图书馆专藏古籍的保护，才能体现出图书馆 古籍保护与整理工作质量。（1）应当针对图书馆的专藏古籍设计鲜明的数字化 专藏古籍整理与保护模式，形成小型的数字化局域网，突出馆藏古籍的作用，形 成核心资源优势。（2）不断丰富特色古籍的数量和质量，依靠数字古籍提升对 用户的图书馆网站的访问量和关注度，从而发挥出特色古籍的重要作用，实现数 字化古籍整理与保护的实际价值。 3.安全性原则。在传统环境下进行古籍整理与保护工作的重点在于对古籍物 质形态保护，要求古籍不损失和不丢失，不受到来自人为原因的古籍损坏等。在 数字环境下进行古籍保护，要求古籍在网络环境下可以安全使用。（1）保证古 籍电子版权的合法性，使古籍保护与整理工作不出现法律及版权方面纠纷，能有 效发挥出图书馆的古籍传播作用，保证古籍的合法安全有效使用。（2）使古籍 处在各种技术手段的全面监控保护之下，保证数字古籍的真实性与网络环境安全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4。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北京：中华书局，2001。 黄永年：《古文献学四讲》，厦门：鹭江出版社，2003。 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北京：北京大学，2006。 张舜徽：《文献学论著辑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邱陵：《书籍装帧艺术简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韩仲民：《中国书籍编纂史稿》，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 来新夏：《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魏隐儒：《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 戴南海：《版本学概论》，成都：巴蜀书社，1989。 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2002（重印）。 姚伯岳：《版本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济南：齐鲁书社，1998。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戴南海：《校勘学概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倪其心：《校勘学大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管锡华：《校勘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校勘编》，济南：齐鲁书社，1998。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63；成都：巴蜀书社，1991。 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北京：中华书局，1981。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编》，济南：齐鲁书社，1988。 周少川：《古籍目录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古籍整理的規範問題 ——以敦煌文獻為中心 南京師範大學 黄征 學術研究的規範問題，無疑是目前全社會嚴重關注的問題。不過大家最關注的只是道德層面的問題，也就是“學術腐敗”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們雖然可以提建議、提方案，但主要還是自上而下嚴加約束的問題。我這裏談的主要是我們自己能夠“說了就算”的敦煌文獻校錄整理的一般規範問題，希望有助於敦煌文獻學研究“行規”的建立。 ? ? 什麼是“古今字”？以前的學者大多只作說明而不作定義，例如王力《古代漢語》第一冊《古漢語通論（六）——古今字，異體字，繁簡字》1 、洪成玉《古今字》2等都是。我覺得語言學的研究必須對每一個術語作出明確的定義，否則易生歧義，不利於進一步深入探討和展開廣泛討論，更不利於推廣使用。我的定義是： 古今字是一對或一組為了區分一字多義現象而形成的古本字與後起字的關係字。 這個定義也許還不夠精確，我期待商榷與訂補。首先，“古今字”必 1 中华书局1999年5月第3版，170-178页。 2 语文出版社1995年10月出版。
須是一對或一組互相對照的字，不能單獨應用“古字”或“今字”的概念；其次，“古今字”必須是先後產生的、用來區別一字多義現象的字，因此也稱為“古字”、“古本字”與“後起字”；再其次，一個“古字”既可以只有一個“今字”，也可以有兩個或多個“今字”，例如“辟”與“避”、“僻”、“譬”、“闢”等字都是古今字關係。 例如某書《錄文校勘體例》：“古今字、異體字、正俗字、武周新字一律改為標準繁體字，不出校記。原文筆誤、筆劃增減及變體者，徑直改為正字，不出校記。”按：“古今字”是指產生時代有先後的異體字，如“云”、“雲”，“弟”、“第”，“或”、“惑”，“知”、“智”，“道”、“導”，“內”、“納”，等等，各組前一字為古字，後一字為今字，“古”、“今”是相對時間概念，故“今字”又稱“後起字”。古字不可徑改為今字，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今字是古字的兒子、孫子。在未有兒子、孫子之時，當然也就無法讓兒子、孫子去頂職；即使有了兒孫，四世同堂，事情輪到誰做還該誰做，不該剝奪長輩的權利。例如該書第34頁《天竺國菩提達摩禪師論一卷》：“何名‘安心門’者？由常看守心故，熟看諸境種種相貌，一切境界悉知不從外來。”該頁下校記雲：“‘熟’，底本作‘孰’，據文意改。”按：“孰”是“熟”的古字，《說文》：“孰，食飪也。《易》曰：‘孰飪。’”段玉裁注：“後人乃分別熟為生熟、孰為誰孰矣。曹憲曰：‘顧野王《玉篇》始有熟字。’”王力先生主編的《古 代漢語》把“孰、熟”作為例子列在該書《古漢語通論?古今字》一
古籍整理的方法工序是什么 古籍整理加工究竟包括哪些方法或所谓方式，以及哪些重要的工序下面一起来看看！ （1）选择底本。这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只是整理的一个工序，但在所有工序中是最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工序。古籍不论用哪种方法来整理，都必须尽可能选择好底本。而选择好底本，又需要具备多方面的学问。 （2）影印。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由于具体影印是印刷厂的事情，有了底本就可以送印刷厂影印成书，所以有些人把它看得很简单。其实，光选择底本这件事就需要不少学问，有些影印本还要加标点，附校记，做索引，就更不容易了。 （3）校勘。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最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除非找到古籍的原稿写定本，可以不必再作校勘外，要整理古籍就少不了做校勘。有时影印本也要做校勘附校记。同时，校勘这个工作做起来比较繁难，需要用上各种学问，因此要做好也最不容易。 （4）辑佚。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是从类书、古注以及《永乐大典》中把已经佚失的古籍搜辑出来，虽不能恢复该古籍的全貌，至少能起豹窥一斑的作用。有些从《永乐大典》中搜辑的，还可以大体接近全貌。当然这不是整理
古籍常用的方法，整理现存的古籍除发现有佚篇佚文外，就用不到辑佚。 （5）标点。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而且和校勘一样也是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不仅新整理出版的古籍都得施加标点，有些古籍影印时也得加上标点。标点这个工作，看起来比校勘简单一些，其实也需要学问，要做好并不容易。 （6）注释。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但并不是常用的方法。有的古籍并不需要注释，有的已有合用的旧注释就不需要再做新注释，还有的分量太大而不可能作注释。注释当然要有学问，做出高水平的注释比自己写书更不容易。 （7）今译。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注释工作的延续。要作今译的古籍比要注释的为数更少，其难度则并不亚于作注释。 （8）索引。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但不是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有些索引附在古籍原书之后，有的则可脱离原书独立成册。有的索引做起来比较简单，有的则极为繁难，必须具有专门学问方能胜任。近年来又有使用计算机技术编制古籍索引和全文数据库的，已取得可喜的成绩。 （9）序跋。这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是整理的一个工序，但任何古籍在整理后都少不了这个撰写序跋的工序。当
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1991年——1995年——2000年）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目次 第一部分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出版的成就和制订本规划应说明的若干问题 一、建国后古籍整理出版的发展和制订本规划的基本精神 二、妥善处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的几个关系 三、古籍整理出版的发展方向和前景 四、充分发挥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五、人才培养 第二部分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要点和“八五”计划重点书目 一、十年规划要点 二、“八五”计划重点书目 (一)文学类(196种) 总集 别集 文学评论 专题资料 普及读物 (二)历史类(245种)
分期史书和史料 近代人物文集和日记 中外关系史 历史地理 普及读物 (三)出土文献类(20种) (四)哲学类(118种) 先秦至隋唐哲学论著 宋元明清哲学论著 古典哲学名著注译(五)宗教类(23种) 佛教典籍 道教典籍 (六)语言文字类(59种) 文字 音韵 训诂 (七)科技类(289种) 综合 天算 地学 农学
医学 (八)综合类(54种) 丛书 书目、提要、索引 辞典 第一部分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出版的成就和制订本规划应说明的若干问题 一、建国后古籍整理出版的发展和制订本规划的基本精神 古籍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文字载体。整理出版古籍，是关系到继承祖国宝贵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教育子孙后代的大事。 建国四十余年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和关怀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 1958年，国务院成立了首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齐燕铭同志任组长并主持制订了《整理和出版古籍十年规划(1962—1972)》，开始将各项有关工作引上了轨道。尽管实施后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仍然冲破重重阻力，最终完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等重点项目的点校整理工作，博得海内外的普遍好评。 1981年，根据陈云同志提出要恢复和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建议，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国务院恢复成立第二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李一氓同志任组长，拟定了《古籍整理出版九年规划(1982—1990)》，经过几年的努力，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出现了初具规模的新局面。据不完全统计，九年中规划内外共出版古籍4000余种(其
2005年1月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anuary ,2005 第41卷 第1期 JOU RNAL O F GU AN GX INO RM AL U N I V ER S IT Y V o l .41 N o .1[收稿日期]2004206220 [作者简介]杨天保(1971-),男,湖北黄冈人,浙江大学博士生。 闻一多整理古籍的真善美标准 杨 天 保 (浙江大学历史系,浙江杭州310028) [摘 要]闻一多在系统地整理古籍时提出了新的学术标准:求真、求美和求善。他认为这三者紧密相连,缺一不可。这一标准的提出有助于推动中国文献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关键词]闻一多;真善美;标准;古籍;整理 [中图分类号]K 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6597(2005)0120140203 时代的进步要求传统学术必须相应地得到发展。为确保学术的健康发展,不断探求新的学术标准极其重要。我国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曾创造性地将真善美相统一的美学、诗学批评标准引入古籍整理工作,提倡求真、求美和求善相统一 [1](p101) ,从而为我 国古籍整理工作确立了一种新的衡量标准。 (一)求真。 求真是一切学术发展的根基,也是学者应持的态度。中国学术的辨伪传统源远流长。古有王充、刘知几、郑樵开启端绪,近代又有姚际恒、崔述等人加以赓续,迄于20世纪初,以顾颉刚、胡适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更将辨伪之学推上了新的发展阶段,由 “治经”转入“驳经”[2] ,迎来了现代学术新潮。追求真 理的传统学术精神,在建立现代新学术体系的过程中影响巨大。闻一多迎合学问至真的时代需求,自觉地致力于运用各种理论和方法以寻求“真义”,为现代文献学的发展确立了新标准,弘扬了朴实的学风。 第一,求真要“还古书本来的面目”,去伪存真,谋求“真书”。闻一多深受“疑古”潮流的影响[3],曾表示《诗经》有伪书的嫌疑,应送交辨伪法庭审 判。[4](p460) 他在辨伪求真方面的理论建树主要包括两 个方面: 11他从唐诗中考辨出一大批伪作,并总结经 验,写成《全唐诗校读法举例》,提出了一条考辨唐人诗集的公例:本来甲集附载的乙诗,因乙诗标题下的诗人署名被并入诗作标题内而误成甲诗。如钱起留赠王维的《留别》诗最后反倒成为王维的《留别钱起》。接着,他又初步归纳出伪唐诗的一个成因,指出罪魁祸首当是“粗心的抄胥”和改唐人编年诗集为“分类体诗集的后世好事者” [5](卷六,p 467～474) 。 21在通校《九章》后,闻一多获得了一条读后世诗文集的辨伪法则:“无名小家的作品,有被有名的大家吸收的趋势。愈是大家的集子,历时愈久,分量变得愈大,被吸收来的作品,往往是发现在全书或每卷的尾上。因此在有问题的大家集子里,愈是靠近全书或每尾梢的作品,愈靠不住。”例如,他认为,在《楚辞》的后一部分,顺着《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的次序,不属于屈原本人作品的疑问就愈大。进一步来看,尽管《九章》在总体上受怀疑的程度稍低,但《九章》里面的最后三章《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却大有问题。其中,后两章又最值得怀疑。它们既不是“屈赋”,也不应是《九章》的作品,而是整 个《九章》的转折点,是变体的开始。 [5](卷五,p730) 梁启超曾认为,从宏观来讲,集部伪书最少。而闻一多从微观分析入手,得出辨别诗文真伪的两条通则,实属难得。另外,整理《周易》时,他还写有《周 易版本考略》,辨析《周易》的篇数。 [5](卷一○,p279) 第二,求真要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弘扬传统朴学的治学态度,讲求实学,返朴归真,求得“真义”。为读懂《诗经》,闻一多认为,“用《诗经》时代的眼光读 《诗经》”就是求真。[5](卷三,p 215) 为做到这一点,他指出: 11要除去蒙蔽“真义”的历代圣人的点化、政客 的曲解、史家的主观勘合和文学家的任意发 挥。[5](卷三,p198～230)确立独立的学术人格,不被他人左 右,不轻信他人,这是求真的前提。 21求“真义”要掌握历史的透视法。他发现,朱 熹训解《卷耳》时因不识此法,不知古代妇女有饮酒的生活习惯,所以他就臆想诗中妇女是在等候佳 人。[6](p250～256)另外,《卫?硕人》中的“领如蝤蛴”和 《小雅?都人士》中的“卷发如 ”,也都是诗人形容古代妇女的脖子细长得像某种白色幼虫、头发样式像蝎子尾巴似地向上钩着的得意之辞,诗的真义与 41
论我国古籍整理的几个重点(一) 摘要：从文献流传形式和保存形式来划分，我国古文献可分为世传古文献、出土文献、民间古文献、域外古汉籍四大类。世传古文献的整理已受到普遍重视，但其中“古佚书”的整理尚未全面展开，应开展前人所辑古佚书的全面整理和古佚书新辑工作。近百年来出土文献约百七十余批，原文披露者和整理发布者尚为少数，应加强出土文献的基础性整理和研究工作。复制、整理域外古汉籍应不断加强。民间古文献数量众多，收藏分散，急需抢救。 关键词：古籍整理；世传古文献；出土文献；民间古文献；域外古汉籍 Abstract:Byspreadingandkeepingforms,classicdocumentsinourcountrycanbeclassifiedintoancient, unearthed,folk-preservedancient,andforeignancientChineseclassics.Sincecommonconcernisshow edwithrearrangementofancientclassics,especiallyrearrangementof“scatteredancientclassics”,anov erallrearrangementofscatteredancientclassicseditedbytheearlyscholarsshouldbecarriedoutimmed iately.KeyWords:rearrangementofancientclassics;handed-downancientclassics;excauateddocume nt;folk-preservedancientclassics;foreignChineseancientclassics 从文献流传、保存形式来划分，我国古文献可分为世传古文献、出土文献、民间古文献、域外古汉籍四大类。世传古文献指在学界公开流传或被学界所知和被图书馆保存（含个人藏书）的古文献，它是我国古文献的主体，自隋代正式区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出土文献是考古发掘和发现的前世文献，依其载体不同而分为竹简木牍文献、缣帛文献、甲骨文献、金石文献等。民间古文献指在民间保存和小范围流传而没有进入公私目录系统的文献，含古代民间之谱牒、石刻、文书、应用文籍和民间创作等。域外古汉籍指流出国门的汉文古籍和域外产生的汉字古文献等。 改革开放近30年来各类文献的整理取得很大成就，但我们今后还应注重文献整理的重点。 一、世传古文献的整理 与古佚书辑考世传古文献整理和研究的队伍庞大。目前全国有古籍整理研究机构百余个，其中高校古委会直属机构近30个；这些机构中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的专职人员有千余人，再加上从事古代文学、古代历史、古代哲学、古代科技等研究人员的部分参与，估计现有近万人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 建国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渐受重视。上世纪50-60年代，出版过诸多文史资料汇编、全集、大型工具书和资料性丛书，“二十四史点校本”可谓其标志性成果之一。改革开放后，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启动了《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甲骨文合集》、《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等重大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领导工作委员会部署了跨世纪古籍整理工程“八全一海”，即《两汉全书》、《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文》、《全明诗》、《清文海》，本世纪初又启动了《魏晋全书》；山东省启动了《南北朝全书》，甘肃学者正在编辑整理《先秦文海》。除“全唐五代文”外，世传古文献的主要部分大都有人在整理或已陆续出版整理本。 国家图书馆正在实施的“古籍数字化工程”，使世传古文献的流通和利用将更加便捷，它代表着当前古籍整理的另一大学术发展趋势。 但世传古文献中古佚书的系统整理工作尚未全面展开。 孙启治、陈建华先生《古佚书辑本目录》著录建国前326种丛书所收前代人所辑先秦至南北朝间古佚书5206种，其中经部18类1702种，史部12类884种，子部12类763种，集部2类1857种〔1〕，而前代人所辑此期古佚书的实际存量还应多于此；并且，前代人所辑隋唐及其后古佚书，目前尚无综合目录，尚未全面统计。那么，古佚书应是一笔数量巨大的世传古文献遗产。 这批庞大的文献遗产是研究古代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及军事史、宗教史等必不可缺的重要基础文献，故至迟自宋代起，学界就开始辑录古佚书。(注: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卷8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 申报表 项目名称： 联合申报项目：是否 主申报机构: （加盖公章）： 其他申报机构： 主管单位： 填表日期：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制 填表注意事项 一、本申报表用于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申报的过程管理，填写前须认真阅读注意事项。 二、凡申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的项目，均须填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申报表》。申报表由基本信息表、申报出版资助经费预算表、项目实施计划书、主管单位审核意见等部分组成。 三、申报表请用小四号仿宋字体填写；文字简洁，表述清晰，数据详实；提供纸质文件时，用A4纸打印。申报表封面顶端项目编号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填写。 四、除版本使用费栏目根据实际情况可不填写外，其他栏目全部为必填项。 五、部分栏目填写说明 1. 凡联合申报项目须在封面“联合申报项目：是”的□内打√，并完整填写主申报机构和其他申报机构的名称；不是联合申报的项目在“联合申报项目：否”的□内打√，并在主申报机构一栏填写申报机构名称，其他申报机构一栏填写“无”。
2. 系列或成套出版物，必须明确限定本次出版期限内可以出版的品种。 3. 项目名称：应准确、简明反映项目内容，最多不超过40个汉字（包括标点符号）。 4. 通讯地址：按省、市(县)、区（街、路)、号等规范详细填写，不能以单位名称代替通讯地址。 5. 项目负责人：申报项目出版单位的项目责任人。 6. 申报机构名称须按机构和部门公章填写全称，不能采用缩写。 7. 已获资助而未完成项目名称：指项目承担单位已获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而未完成的项目。 8. 申请资助经费：以万元为单位，填写阿拉伯数字，小数点后保留2位。 9. 专家推荐意见书须由与申报项目相关学科的、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两位专家填写并亲笔签名。 六、申报机构将填报的申报表（含电子文档）连同申报项目附件（项目的详细目录、书稿清样、出版合同复印件等）报送主管单位（即省级新闻出版局或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出版主管部门）。经主管领导亲笔签字并加盖公章后将审查合格的申报表、申报附件按项目逐份统一装订后与《2012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申报汇总表》（含电子文档）报送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的所有申报材料不再退还，请申报机构自行留底。 表一基本信息表
古籍整理与古籍的数字化 郑永晓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古籍整理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就巨大，成绩喜人。无论是大型古籍丛书抑或中小作家的文集，都出现了数量可观的影印、校点、笺注整理本，为人文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笔者以为美中不足的是古籍整理部门对近年来发展迅猛的信息和网络技术置若罔闻，古籍的数字化进程尚未纳入有关部门和科研人员的视野。或许在部分专家看来，对于古籍整理这个学科来说，关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是不务正业，甚至是误入旁门左道。但笔者以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实在关系到我国传统文化的生死存亡问题，关系到古籍整理的未来方向，是一个极为严肃并且十分重大的文化战略问题。 众所周知，在近年来的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中，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计算机和网络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正在演变成一种文化。它们早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使从工具层面观察，网络技术也应该被引入到古籍整理中来。因为传播媒体的的发展史即是文明的发展史。人类自结绳记事以来，先后经历了以甲骨文、钟鼎铭文、石刻、竹简等为载体的传播工具，而后发明了纸张、活字印刷。伴随每一次传播媒体的进步都带来文明的飞跃。互联网正是适应时代的飞速发展而迅速崛起的新一代传播媒体，它的开放和宜于传播等特性注定了它将在文化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试想如果没有造纸技术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我们的古籍整理将处在什么样的水平？如果没有近年来激光照排技术的发展，我们能否出版如此众多的古籍整理著作。而
互联网的重要性则远远超过了上述任何一种发明。它在古籍整理方面至少能够发挥如下功能： 一、经过数字化的古籍易于传播和销售。笔者在这里并非谈论网上售书，而是指在网站上通过有偿服务提供古籍的数字化版本。其优越性在于出版商将大型古籍化整为零，读者按需索取。比如个人用户很少有能力购买整套《四库全书》影印本，即使是所谓光盘版也价格不菲，且有数百张之多，不但检索繁复，且难以保管。如是网络版，则读者尽可随时购买其中任何一部分内容，即需即买。同时出版社则是按需出书，彻底改变了以往图书经销中的绝版和库存观念。不但方便读者，而且也极大地降低了经营成本。 二、有利于古籍整理的行业管理和信息交流。目前的古籍整理行业是计划经济的行政指令和无序竞争的混合体。例如笔记和小说类作品因为卖点较好，各出版社一哄而上，极易造成库存积压和资源浪费现象。而某些具有更高学术价值的作家文集和史料至今没有出版过铅印本。所以，加强行业管理和信息沟通已刻不容缓。古籍整理的领导部门应首先建立古籍图书出版资讯网站。不仅方便出版部门及时了解相关信息，科学地制订出版规划，也使出版和读者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 三、有利于彻底普查全国各图书馆中的古籍品种和数量。以往虽然有不少学者耗费大量精力从事这一工作，结果或者因工程巨大半途而废，或者只是局限于某一种类或时期的古籍普查。如果使用网络数据库的形式，则容量巨大，制作方便。读者不仅能了解所需要的版本藏在何处，而且也可以看到该版本的版式。省却许多奔波之苦。
《中华经典古籍库》收录书目介绍 （一、二期书目，收书共计431种，约2.2亿字） “中华经典古籍库”收录中华书局出版的整理本古籍图书，涵盖经史子集各部。数据库以传统四部分类法为纲，以下简介以中华书局整理本古籍的出版系列为目。 二十五史系列 “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就是通常所说的“二十五史”。 通鉴编年系列 通鉴源于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取宋神宗“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之意，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记述历史。后世多效仿司马光，或续资治通鉴，或撰当代通鉴，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史料。 本系列包括《资治通鉴》在内的五部通鉴体书籍及后世编年体史书，参照各家底本及所引著述、笔记、墓志等材料加以点校考证，内容翔实可信，使用方便，是目前通鉴类书籍较为完善的版本。
纪事本末系列 纪事本末体是以历史事件为主体，把大量史料加以剪裁整理，完整地叙述一个历史事件始末的史书体裁。它克服了编年体记事分散和纪传体记事重复的缺点，在编年、纪传、政书三体之外又创立了一种史书新体裁，从而为史学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纪事本末体”，始创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其后有明朝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清朝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等。本系列多书互校，择善而从，较为完善。 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 中国古代的地志，除了地区性的方志以外，还有一种记述全国性疆域的地理志，称为总志。总志记载全国的疆域政区的建制沿革，以及山岳形胜、河流沟渠、风俗物产、往古遗迹、人物故实等等。本丛书收录唐宋以后各朝的相关官修或私人著述加以整理出版。丛书以可靠版本为底本标点整理，参照多种版本与历代正史、地理志、区域性方志，细致校勘，是一次全面的整理，成果极为完善。 新编诸子集成 子书是我国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的一批子书产生在春秋末到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其中不少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珍贵结晶。秦汉以后，也产生了不少子书，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20世纪50年代，中华书局修订重印了建国前由原世界书局出版的诸子集成。这套丛书汇集了清代学者整理子书的新成果，但所收的子书种类不够多，断句、排印尚有不少错误，因此中华书局决定编辑出版一套新编诸子集成。“新编诸子集成”收录先秦到唐五代的
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入选书目 为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进一步加强古籍整理精品力作的出版，充分发挥优秀古籍出版物的社会作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开展了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通过出版单位申报、社会读者推荐、业内专家实名推选等多种申报渠道，经过初审、通讯评审、会议论证、复核评审等多轮评选程序，最终确定了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共91种。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3年7月26日 序号：1 书名：中国古典文学丛书 整理者：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出版单位：上海古籍出版社 推荐子目： 1.诗经今注，高亨注 2.楚辞今注，汤炳正、李大明、李诚、熊良智注 3.陶渊明集校笺（修订本），龚斌校笺 4.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 5.鲍参军集注，钱仲联增补集说校 6.谢宣城集校注，曹融南校注集说 7.文心雕龙义证，詹瑛义证 8.诗品集注（增订本），曹旭集注 9.文选，李培南、李学颖、高延年等标点 10.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项楚校注 11.卢照邻集笺注，祝尚书笺注 12.骆临海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部整理 13.王子安集注，汪贤度校点 14.孟浩然诗集笺注，佟培基笺注 15.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部整理 16.李白集校注，瞿蜕园、朱金城校注 17.高适集校注，孙钦善校注 18.岑参集校注，陈铁民、侯忠义校注，陈铁民修订 19.韦应物集校注（增订本），陶敏、王友胜校注 20.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钱仲联集释
21.韩昌黎文集校注，马茂元整理 22.刘禹锡集笺证，瞿蜕园笺证 23.白居易集笺校，朱金城笺校 24.樊川文集，陈允吉校点 25.玉溪生诗集笺注，蒋凡校点 26.樊南文集，朱菊如、李国钧、李德清等整理 27.皮子文薮，萧涤非、郑庆笃整理 28.郑谷诗集笺注，严寿澂、黄明、赵昌平笺注 29.韦庄集笺注，聂安福笺注 30.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朱东润编年校注 31.欧阳修诗文集校笺，洪本健校笺 32.苏舜钦集，沈文倬校点 33.嘉祐集笺注，曾枣庄、金成礼笺注 34.王荆文公诗笺注，高克勤点校 35.苏轼诗集合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 36.东坡乐府笺，龙榆生校笺、朱怀春标点 37.栾城集，曾枣庄、马德富校点 38.山谷诗集注，黄宝华点校 39.淮海集笺注，徐培均笺注 40.清真集笺注（修订本），罗忼烈笺注 41.李清照集笺注，徐培均笺注 42.陈与义集校笺，白敦仁校笺 43.剑南诗稿校注，钱仲联校注 44.放翁词编年笺注（增订本)，夏承焘、吴熊和笺注，陶然订补 45.范石湖集，富寿荪标校 46.稼轩词编年笺注（定本），邓广铭笺注 47.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夏承焘笺校 48.揭傒斯全集，李梦生标校 49.高青丘集，徐澄宇、沈北宗校点 50.震川先生集，周本淳校点 51.沧溟先生集，包敬第点校 52.沈璟集，徐朔方辑校 53.汤显祖诗文集，徐朔方笺校 54.汤显祖戏曲集，钱南扬校点 55.袁宏道集笺校，钱伯城笺校 56.隐秀轩集，李先耕、崔重庆标校 57.谭元春集，陈杏珍标校
【以下是一個古籍整理的格式，以《南遊記舊》爲例。校勘記用腳注，每頁重新編號。注意，標點符號用中文，不要混雜英文標點。加專名綫（下劃綫）。】 南遊記舊 凡例 凡例 1、本書以涵芬樓《說郛》本爲底本，以重編《說郛》本爲校本。 2、底本中異體字、異形字（如密宻、賓賔）、避諱字徑改，不出校。 3、底本文字不誤而校本與底本文字有異者，列出異文。 4、校本文字明顯有誤者，不出校。 南遊記舊 宋[魯紓]〔曾紆〕1 慶曆中，賈昌朝鎮北都，因奏韓魏公治恩、[異]〔冀〕河流2，斷趙征[侍]〔村〕岡勢3，不利國姓，致皇嗣未立。仁宗即日中批付侍御史知雜吳中復亟往按治，一日受內降至七封。中復固請對乃〔行〕4。既對，以所授內降面乞盡付中書、門下行出，乃敢奉詔。上初甚咈，吳固爭不已，乃從之。時人謂之「鐵面御史」5。 1 「魯紓」，重編《說郛》本作「曾紓」。《直齋書錄解題》小說家著錄《南遊記舊》一卷，云：「曾紆公衮撰。」當作「曾紆」。曾紆，曾布子，生平見汪藻《浮溪集》（《四部叢刊》本）卷二十八〈右中大夫直寶文閣知衢州曾公墓誌銘〉。【「曾紆曾布子」以下文字可以不用。】 2 「異」，重編《說郛》本作「冀」，《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四嘉祐元年十一月注引《南遊記舊》亦作「冀」，是。 3 「侍」，重編《說郛》本、《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四作「村」。 4 「行」字，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四補。 5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四嘉祐元年十一月：「乃更遣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與思副使帶御器械鄧守恭等往澶州鞫其事，促行甚急，一日內降至七封。中復固請對乃行，既對，以所受内降納御座，言：恐獄起姦臣，非盛世所宜有，臣不敢奉詔，乞付中書行出。上從之。時號中復為『鐵面御史』。」「乃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無害也」下原注：「鐵面御史、并乞中書行出，及内降七封，並據曾氏《南遊記舊》。曾氏又以治恩、冀河，疏斷趙征村崗勢，為韓琦主議，誤也。」「庶無憂疑也」下原注：「又據曾氏《南遊記舊》，則吳中復始受命亦是内降文字，中復入對，納内降，乃自中書行出。而〈中復本傳〉載此事亦不詳，未知孰是也。」按，《宋史》卷三二二〈吳中復傳〉：「富弼主李仲昌開六漯河，內臣劉恢密告所斷岡與國姓上名同，賈昌朝陰助之，欲以搖弼。詔中復往治，促行甚急。中復言：『獄起姦臣，非盛世所宜有。』馳至，較其名，乃趙征村也，亦無岡勢，獄以故得止。」【此條屬於補充說明的性質，校勘記中可以不要。】
苏教版小学数学教材使用情况调研报告 一、调研主题 苏教版小学数学教材使用过程中教师的适应性、疑难与困惑、意见或建议二、调研对象 8所学校的100多名数学教师和1—5年级部分学生 三、调研结果 1、教材的优势 整体来讲，与原来使用的旧教材相比，大多的教师更喜欢苏教版的教材，尤其是连续使用2年以上的教师。下面是教师们的共识，也是教材具有的明显优势： （一）内容生活化，形式美观，突出新颖性 （二）呈现方式多样，丰富有趣，体现灵活性 （三）以活动为线，探究、合作、交流，落实过程性 （四）主题图内涵丰富，有创新价值，富有拓展性 （五）数学文化内容多，关注素养，突出人文性 （六）数学信息鲜活,时代气息浓，凸显时代性 （七）领域分明，知识螺旋上升，符合建构理论 （八）章节思想方法明确，适时渗透，具有前瞻性 （九）知识面广，题型多变，侧重思维发展 （十）教材开放灵活，留有空间，适于教师自主发挥 使用后效果： 使用此教材的学生学习热情高，兴趣浓，善于发言，思维敏捷，有自我表现的欲望，提问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情景有趣，学生喜爱；习题少，负担轻，学生愿意学数学；探究活动多，学生喜欢做。应当说能让学生喜欢学数学这才是教材满意的标志。 使用此教材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数学专业素养增强，新课程理念自觉的加以实践运用，创造性使用教材成为一种自觉行为，多种媒体综合运用改善教学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变成教师课前必需的环节，极大的促进了课堂教学改革的发展。同时教师自觉搞起了与教学同步的数学实践活动，如：生活中发现有关含有这节所
学的数学知识、口算竞赛、数学日记、办数学小报、实际测量计算等，班级交流落实学生新知识的掌握及应用，促进了教材知识的活学活用、牢固掌握。应当说留有足够空间，有利于促进教师学习、提高、发展，能促进教师自觉研究、改进教学，能促进实现资源合理利用的教材这就是好教材。 2、教师的不适应 作为一种新教材，苏教版教材在使用过程中有众多的赏识之处，但也有教师觉得不太适应的地方，一线教师不适应教材的观点和建议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教材的课题只见情景,不见教学内容。尤其是数与代数部分课的题目，让人感觉内容华而不实,数学味冲淡了。 建议：在课题后加上二级题目，如：一年级的课《丰收的果园》（解决问题）、《小猫吃鱼》（0的加减法）等，让教师看后明确教学内容。 （二）教材更适合于南方的学生。本教材蓝本出自南方江苏，更多的考虑南方儿童的生活经验。教材中的许多情景图更多的是来自南方学生的生活经验，而北方学生较少有这方面的经验，北方的农村学生就更少了。 建议：教材虽然已经在这方面有所重视，但还做的不够令教师满意。作为全国儿童的使用版本，应当更多的考虑北方而且是农村儿童的生活经验，搜集农村儿童喜欢的活动、熟悉的场景纳入教材情景图，可以分北方版和南方版，为不同地域学生更好的理解教学内容，不同地域的教师更好的把握和使用教材做一次大胆改革。也可以在主题图内容方面考虑，提供两者兼顾或更多的资源，教材充实些，教师使用时更有自主选择性。 （三）教材数与代数单元内容知识量较大,基本计算练习题目设计较少，学生很难达到计算的熟练程度，学生计算的速度和正确率相对较差，两极分化现象明显。 建议：关注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设置多种形式的计算技能培养练习,加大计算练习内容量，增加计算练习课，强化学生计算技能的培养。 （四）教材用解决问题代替了原来的应用题,分散于各章节，信息形式变化多样,有些图信息量太大，开放性较大。为教师提供自主发挥空间的同时也给教师把握教材带来了困难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