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香港的人大释法
英国BBC中文网日前发表文章，题为《香港观察：解铃还须系铃人》，作者为香港自由撰稿人林贡钦。文章如下：
“又要释法啦!”“阿爷又要干预香港啦！”每当香港面临寻求人大释法前夕，一阵阵反对的声浪，在香港此起彼伏。
释法的由来
释法，即法律解释。当法律条文遇有争议时，立法机构或法官从不同角度对法律的解释。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58条，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对《香港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这是宪法赋予的权?。
香港回归15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先后四次主动或被动地对《香港基本法》的有关条文作出解释：
第一次是应香港政府请求对居港权问题的释法；第二次是主动对香港政制发展的释法；第三次是应香港政府请求对补选行政长官任期的释法；第四次是应终审法院请求对香港涉外事务的释法。
现在面临要进行第五次释法。这是香港律政司就外佣居港权提请香港终审法院寻求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虽然在第一次释法时已就居港权问题的立法原意做过阐明，第五次释法是否有新意，这将对解决外佣及双非婴儿居港权问题的最终判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香港“一国两制”的司法实践中，难度最大的可能是，香港长期实行英美法系的判例法思维与内地目前实行的欧陆法系的条文法思维的磨合。
十五年来的每一次释法，如果抛开政治层面的诠释，都是这两大法系在一个国家内的某一具体司法实务上的正面接触、碰撞和磨合。其碰撞烈度，从初始的非常强烈，再衰三竭，逐渐习以为常。这在世界法制史上是罕见的。
回归后，香港实行与内地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即“一国两制”，其中实行两种不同的司法制度，造成不少难题和困惑，然而，解决这些难题和困惑的途径很多，不能只局限在释法这一种途径上。
条条大路通罗马。香港应立足于用现行的司法体系和照顾到香港市民长期适应的普通法习惯来解决这些难题和困惑，而不是动辄寻求或依赖人大释法甚至修法，这对香港的法治发展不是一件好事。说得文雅一点是“解铃还须系铃人”，说得粗鲁一些是“自己的屁股自己擦”。如果释法成为常态，香港的“高度自治”将是一句空话。
自我完善
俗话说，形势比人强。任何地方的法制都有局限性，都需要自我完善，与时俱进，香港法制的发展也不例外。
在现行司法制度下，法官判案时所依据的是“遵循先例”的普通法原则，可是当法律原则和公平原则之间产生分歧时，即普通法与衡平法出现矛盾时，应以衡平法为归依，做出注重实体公平正义的补救措施。除此之外，法官还可以通过判例变更机制，以新的判例纠正不合时宜的判例，自我完善，与时俱进。
以双非婴儿和外佣居港权问题为例。《香港基本法》第24条第一款明确表示了香港永久居民是在特区成立前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依照此款，双非婴儿应具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第24条第四款写明在香港特区成立前后持有效旅行证件进入香港、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并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国籍的人，可以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依照此款，外佣有条件申请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目前，根据2001年香港终审法院审判中国大陆户籍居民在香港所生下男童庄丰源居港权的案件，双非婴儿已从法律上落实了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虽然从2001年至2011年间，已获居港权的“双非婴儿”超过17万人，造成社会资源分配的问题，引起香港社会的极大不满。
目前，香港政府采取口岸拦截、医院拒约、高额收费等行政措施阻止双非孕妇在港产子，但仍无法完全杜绝双非婴儿在港的突击出生。
2011年7月份，在香港工作了25年的菲律宾籍外佣伊万杰琳，向香港高等法院起诉《入境条例》违反《基本法》，对外佣构成歧视。2011年9月30日，高等法院裁定，《入境条例》对外佣的排除条款不符合《基本法》。目前香港有30万名外籍佣工，其中有12.5万人在港居住超过7?，如果他们成功取得居港权，以每个家庭4人计算，这批外佣带?的配偶和儿童，可能?香港人口突增50万。该裁定引发香港社会的极大反弹。
这是典型的法律原则和公平原则之间产生严重分歧的判例，香港的法院完全可以应运衡平法的原则，做出符合公平原则的判决。
法制、平等、人权等是香港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香港整体利益基础之上的。香港的法制应以最大多数香港公民的意志为依归，要符合和争取全体香港公民的最大利益。香港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以及媒体和各利益团体，共同对应外佣及双非婴儿居港权问题。
除了司法体制有所作为外，港府可停止批准在港连续住满六年的外佣的劳务合约，立法会可动议和立法解决外佣及双非婴儿居港权问题。
系铃人解铃，对香港法制的维护和完善，是最佳选择。
香港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漏洞及填补 ——居港权案的再思考与刚果金案的新启示 曹旭东 2012-09-07 22:49:11 来源：《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2年第1期摘要:基本法第158条规定了其解释制度的构造，这种“一元双重”的解释体制最重要的一环是香港法院释法与人大常委会释法的衔接。也正是在此环节存在漏洞：对于香港法院应当提请解释而未提请的，没有有效的制约途径。香港法院居港权案中“不厚道”的解释，正是利用了这个漏洞。本文分析了“主动释法”模式、“事后责任”模式和“当事人”模式后，建议借鉴“当事人”模式，设立当事人启动程序，以约束法院滥用提请判断权。香港特区的司法权与基本法解释权是分离的，其司法权是完整的，但是其基本法解释权却并不完整。因此，“当事人”模式并不侵犯香港独立的司法权。当然新法律规则的确立需要时间和等待，在过渡时期需要政治方法的补充。 关键词:提请解释判断权；“主动释法”模式；“事后责任”模式；“当事人”模式；政治压力 一、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构造 香港基本法第158条规定了基本法解释制度，其内容如下： “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但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决不受影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对本法进行解释前，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 从该条规定可以解读出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构造： 1．在解释体制方面[1]，有以下几点：(1)人大常委会和香港特区法院均可行使基本法解释权。(2)不同的是，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权是原始解释权和普遍解释权；香港法院的解释权是授权解释权和有限解释权。香港法院的解释权源自人大常委会的授权，这一点基本法第2条也可以印证，第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这也就是说，基本法解释权的权源是一元的，即只有人大常委会是解释权的所有者，香港法院的解释权并非固有的，不是解释权的所有者而是权力的行使者。(3)既然是授权解释，香港法院所作解释的效力必然低于人大常委会所作解释的效力。正如法条所说，“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4)另外，香港法院的解释权相较人大常委会的原始解释权是有限的，其关系可以类比于所有权和用益物权的关系。人大常委会的
微专题十九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香港基本法释法 【背景材料】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 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了委员长会议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草案）》的议案。经征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四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在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规定，作如下解释：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的“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既是该条规定的宣誓必须包含的法定内容，也是参选或者出任该条所列公职的法定要求和条件。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相关公职人员“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具有以下含义： （一）宣誓是该条所列公职人员就职的法定条件和必经程序。未进行合法有效宣誓或者拒绝宣誓，不得就任相应公职，不得行使相应职权和享受相应待遇。 （二）宣誓必须符合法定的形式和内容要求。宣誓人必须真诚、庄重地进行宣誓，必须准确、完整、庄重地宣读包括“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容的法定誓言。 （三）宣誓人拒绝宣誓，即丧失就任该条所列相应公职的资格。宣誓人故意宣读与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或者以任何不真诚、不庄重的方式宣誓，也属于拒绝宣誓，所作宣誓无效，宣誓人即丧失就任该条所列相应公职的资格。 （四）宣誓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监誓人面前进行。监誓人负有确保宣誓合法进行的责任，对符合本解释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宣誓，应确定为有效宣誓；对不符合本解释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宣誓，应确定为无效宣誓，并不得重新安排宣誓。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所规定的宣誓，是该条所列公职人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香 港特别行政区作出的法律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宣誓人必须真诚信奉并严格遵守法定誓言。宣誓人作虚假宣誓或者在宣誓之后从事违反誓言行为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考点链接】 一从政治生活角度分析 1.我国的国家性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有利于依法打击“港独”，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2.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宣誓是基本法104条规定的有关公职人员就职的法定条件和必经程序，未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合法有效宣誓或者拒绝宣誓，有关公职人员不得就职，从而也不得行使相应的职权和享受相应的待遇。这对任何公民都是平等的。 3.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义务。近年来，“港独”从一种思想升级为有组织的政治行动，企图利用立法会平台分裂国家，这严重抵触、违反宪法和基本法。对此，公民要履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义务，反对破坏国家统一、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4.我国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行依法治国要求立法机关要加强立法，完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行政机关要严格依法行政，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司法机关要公正司法、严格
全国人大关于《产品质量法》的释义 第二章产品质量的监督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的产品质量问题，主要依靠市场竞争来解决。通过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机制，促使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能力。但是，政府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宏观组织者和管理者，也必须对产品质量进行必要的监督和宏观管理，以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本章以“产品质量的监督”为章名，明确提出了对产品质量都应经检验合格的要求，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国家对产品质量实施监督的基本制度，主要包括：（１）对涉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实行严格的强制监督管理的制度；（２）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依法对产品质量实行监督抽查并对抽查结果进行公告的制度；（３）推行企业质量体系认证和产品质量认证的制度；（４）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涉嫌在产品生产、销售活动中从事违反本法的行为可以依法实施强制检查和采取必要的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的制度等。这些法定的基本制度，既为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又为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对产品质量监督行政执法活动提供了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此外，在这一章中还对产品质量检验机构的资格、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认证机构执业的基本要求，以及消费者及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社会组织在产品质量问题上的权利等问题作了规定。 第十二条产品质量应当检验合格，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释义】本条是关于产品应当检验合格的规定，是对产品质量的基本要求。 一、产品质量应当检验合格。产品在出厂前，都应当经过生产者的内部质量检验部门或者检验人员的检验，未经检验及检验不合格的产品，不得出厂销售。产品质量“合格”，是指
人大释法”要香港跟随中国给予刚果外交豁免权 （2011-08-27） 案件的起因是，刚果在上世纪80年代，向南斯拉夫Energoinvest公司借钱发展水电工程，其后无法履行协议，经仲裁后须赔偿。而美国对冲基金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则以低价购买了该债务。 该对冲基金在2008年知道，属于中国国企的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三间子公司，在刚果取得采矿权，并会支付一笔“入场费”，因此，就要求刚果将这笔2亿美元（约2亿4600万新元）的款项用作抵债。 原审时刚果政府向香港法院提出“国家豁免权”，指出一个主权国在未获同意下，不受另一个主权国法院的管辖。法官认同有关“绝对主权”，判基金公司败诉。 原告其后提出上诉，上诉庭的法官认为，香港的普通法应该采用“相对主权”看待案件，即使涉及两个主权国，但水力发电融资协议、及采矿等“入场费”，是商业行为，因此改判原告得直。 刚果于是上诉至香港终审法院。在终院处理期间，北京曾向港府多番施压，强调“刚果案”涉及中国外交政策，香港终院无司法管辖权，也无权处理。 而香港司法界当时坚持，应尊重《基本法》总体保留原有香港法律制度的大原则。 “人大释法”要香港跟随中国给予刚果外交豁免权 （2011-08-27） 早报导读 [时事漫画] 澳洲最高院阻止澳与马国交换难民 [中国早点] 国资委"拉郎配" 央企重组貌合神离 [新马关系] 我国移交四水供设施给柔佛州 [总统选举] 一个外国人看新加坡总统选举 ●易锐民香港特派员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昨日全票通过，对香港《基本法》第13条第一款及第19条进行解释，香港要跟随中国，给予刚果民主共和国享有绝对外交豁免权。 会议在北京召开，听取了香港终审法院就刚果欠债引发的外交豁免权争议，提请解释。
引言院政治的归政治法律的归法律 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简称《基本法》),不难发现,《基本法》的实施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挑战,其中很重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解决香港《基本法》的解释问题和解释实践中发生的分歧和争议[1]。有学者认为:“围绕《基本法》解释产生的分歧、对话、协商与斗争,是香港回归以来最为突出的政治议题,也是最重要的法律问题之一”[2]。 迄今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以下简称人大释法1〇 )有五次,分别是1999年6月 26日对居港权案件涉及的争议条款的解释、2004年 4月6日对两个产生办法有关条款的解释、2005年4 月27日对补选行政长官的任期的二五之争的解释2〇、 2011年8月26日对有关刚果金案因终审法院提请 的解释3〇、2016年11月7日对《基本法》第一百零四 条有关法定公职人员就职宣誓条款的解释4〇 。第一次 和第四次解释都涉及到与终审法院解释权的关系,均是有关诉讼案件或被终审法院已经作出终审判决,或正在终审法院审理过程中。第二次和第三次解释根本不涉及诉讼案件,不涉及法院。第一次引起的争议最大,第四次香港法律界普遍反映良好,第四次也被视为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有关两地解释的合作机制的良好开始。人大第二、第三次解释虽然不涉及法院审理案件的问题,但在香港也有不同的看法。可以说,迄今为止的五次人大释法,除刚果金案是由终审法院提请,法律界反应比较正面外,其余四次在香港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争议。 法律本来就是定纷止争的公器,但法律实施的过程总是容易发生争议,为解决争议就必须进行法律解释。不可避免的是,为解决法律实施争议所必不可少的法律解释也经常面临分歧和争议。当然,这并 合法性与权威性：人大释法六大问题法理辨疑 杜磊1,邹平学2 (1.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研究室,北京100805; 2.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广东深圳518060) 摘要:在香港《基本法》解释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曾多次引起香港一些人士基于政治考量而提出的种种质疑。如果基于法治专业立场加以分析,可以发现,针对人大释法的种种质疑并不成立。从我国《宪法》、《基本法》的规定以及香港本地的司法判例可以有力地澄清有关质疑,得出一系列结论:人大释法是香港法治的组成部分,并不破坏香港法治;人大释法与香港的司法独立不是并行关系,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人大释法不损害香港的司法独立;人大释法也不受香港司法权的限制;人大有权主动释法,这种主动性,不仅意味着解释主体行使权力的自主决断性,还意味着解释主体解释法律在条款范围和启动时间方面没有任何外在的限制;既往的人大释法实践并无所谓加料;人大释法符合法定程序和解释规则,不存在僭建问题,也没有代替香港立法。 关键词:香港《基本法》;人大释法;香港法治;司法独立中图分类号:D 676.58;D 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 (2017)04-0025-06 收稿日期：2017-06-15 基金项目：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港澳基本法实施的相关机制研究”(14ZDC031) 作者简介：杜磊,法学硕士,全国人大常委会港澳基本法委员会研究室工作人员,从事“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基本法研究;邹平学,法学博士,深圳大学教授,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从事宪法学、港澳基本法研究。 第34卷第4期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Vol.34No.42017年7月 Journa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穴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雪 Jul.2017
联合时报/2007年/7月/6日/第003版 论语?提案 “人大释法”与香港特区终审权 从“居港权”案感悟“一国两制”内涵 徐静琳 作者系上海市人大代表、宝山区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和市委常委。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港澳台法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长期从事法学教学和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法学和行政法学。发表专著和合著8部、论文80余篇。代表性论著有《演进中的香港法》、《港澳基本法比较》等。 ——编者 香港基本法的成功实施极大地丰富了“一国两制”的内涵。“大大释法”及时化解了“居港权”案引发的“宪政危机”，表明中央具有对香港高度自治的依法监管权，从而也能确保香港特区司法权的独立运作。 在香港回归的十年历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实施，使“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获得成功实践。然而，由于内地与香港社会制度的不同。两地法域在法律传统上的差异。在执行基本法的过程中，反映了诸多困惑、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几宗涉及基本法解释_的案件，曾经在香港和内地引发了有关宪政问题的大争论，。甚至遭遇香港泛民主派的多次干扰和攻击。可以说，基本法经历的每一次挑战，都是对“一国两制”的严峻考验。 “人大释法”化解“宪政危机” 涉及基本法解释的案件有数十例，影响最大的是“居港权”案。其内容是有关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是否具有当然的香港居留权问题。1999年1月。香港终审法院作出的一个判词涉及到特区法院的有关权限，所阐述的有关特区法院审查人大行为的观点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特区法院的审查权力究竟有多大?是否可以延伸到审查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人大及其常委会能否通过行使基本法解释权来推翻终审法院的判决?一场“宪政危机”和政治争论由此发生。 争议的焦点是有关香港法院的司法权限问题。基本法在香港具有根本法典的地位，终审法院依据基本法审查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应该是顺理成章的。问题在于，终审法院除审查香港本地立法外。还有无权力审查它认为违反基本法的其他法律，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从香港终审法院判词的内容看，该项司法审查已涵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1999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基本法第22条和第24条作出解释。“人大释法”的内容主要有三项：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内地所生中国籍子女进入香港特区的程序；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确定；本解释对香港特区法院判决的拘束力。该项解释充分体现了“一国两制”原则。及时解答了疑惑和化解了危机。 首先，“人大释法”是对基本法第24条立法原意的阐释，不涉及法院如何处理案佯的问题。其次，基本法明确规定，特区审理的终审案件涉及对中央与特区关系条款的解释权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在该案中，终审法院的解释在内容上超越了其权限范围，在程序上也没有遵循有关报请的规定。“人大释法”最后强调，今后特区法院在引用基本法第24条时，以该解释为准，但这并不影响此前当事人因终审法院判决而取得的权利。由此表明，中央在对香港特区行使管理权的同时，同样尊重特区自治权的行使：人大释法具有最高权威。其本身也是法律的一部分，但对以往案件没有溯及力，并不会影响甚至推翻特区法院的判决，因而不会妨碍香港特区司法权的独立运作。
人大释法与香港法的关系 根据我国宪法第67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和法律。法律包括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香港基本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属于基本法律，基本法律是比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更为重要的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香港基本法。根据香港基本法的规定，香港司法机关也有一定的对基本法的解释权。香港基本法的第八章规定了基本法的解释和修改，即第158条规定了解释。第158条规定：“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但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决不受影响。 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它按照宪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立法法、香港基本法等法律来行使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既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的解释是一种立法性质的解释，因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所遵循的程序也就是立法的程序。提出立法解释议案的主体有委员长会议、常委会委员10人以上联名、各专门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立法解释议案需半数以上的多数通过。香港基本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对本法进行解释前，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比解释其他法律额外增加的程序。 总结这十年的基本法实践，有学者认为，处理好人大释法与司法释法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始终坚持“一国两制”的指导思想，就是在人大释法和司法释法中贯穿“一国两制”这一方针政策，“一国两制”是香港基本法的指导思想，不仅在立法的时候是指导思想，更重要的是在实施的过程中是指导思想，实施就包括人大释法和法院的司法释法，一部法律的指导思想就是该法律的灵魂，无论是人大释法还是法院的司法释法都不能偏离这一指导思想。 遵守“一国两制”这一指导思想具体表现为这样几个基本原则：第一，尊重中央，尊重一国是前提；第二，尊重司法独立，尊重司法终审；第三，尊重香港高度自治；第四，司法释法不宜侵犯特区行政权或立法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的程序思考 在《法学》2000年4期发表 作者：王晨光 一、我国立法解释的程序 由于以往立法解释权的行使并不经常,因此人们对于立法解释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立法解释权的法律根据、行使机构和与其他解释的区别等问题上,而对于立法解释的程序等问题未能给予应有的注意。现行立法解释的程序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规定的。根据人大组织法第３２条和常委会议事规则第１２条的规定,提出对法律进行解释的议案的发起者有两类,即有关机构和常委会委员。有权提出议案的机构包括:委员长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权以个人名义提出议案的则包括所有常委会委员。但提起议案时,发起的委员必须在１０名以上,并应以联名方式提出。从议案的内容上讲,议案必须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 这两类发起者提出的议案的效力略有不同。如果议案是由有关机构提出,委员长会议可以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可见不论是否先交专门委员会审议,这类议案肯定会提交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如果议案是由１０名以上的委员提出,委员长会议可以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其结果有可能是不交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如果委员长会议决定不交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委员长会议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或者向提案人说明。但是该法律没有进一步说明,如果委员长会议决定不向常委会提交某一议案后,提案人仍然坚持提交议案或对议案进行修改后再次提交,该议案具有什么样的法律效力和应遵循什么样的程序。由于委员长会议是处理常务委员会重要日常工作的机构,它负责拟定会议议程草案,决定议案是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或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并可自行提出议案提交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因此它在议案提出和审议的程序上,对由委员个人联名提出的议案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问题上,具有重要的作用。 根据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提出的议案在被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后,提议案的机关、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部门应当提供有关的资料。随后,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将按照会议议程听取对有关议案的说明,然后由分组会议进行审议,并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对于有关法律问题的草案,常务委员会在听取说明并初步审议后,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和法律委员会统一审议,由法律委员会向本次、下次或者以后的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并将其他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如果在议案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经委员长会议同意,对该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如果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委员长或者委员长会议提出,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同意,可以暂不付表决,交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提出审议报告。
对香港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思考 香港基本法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为解决香港实际问题而制定的宪法性法律。基本法的提出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为两种不同的法律体系同时和谐并存于一个主权国家之中提供了一种可能，但作为一种还未被反复检验与完善的新鲜事物，它必然存在着一些缺陷与问题。 一、三次“释法”过程中的争议与冲突 全国人大常委会自1997年7月1日香港基本法实施至今，共三次对基本法的有关条文进行解释，分别是1996年6月26日就“吴嘉玲案”有关争议对基本法作出解释；2004年4月6日就“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对基本法作出解释；2005年4月27日就新任行政长官的任期问题对基本法作出解释。释法过程中产生的许多争议与冲突，例如认为立法机关解释立法，违反司法独立原则，会危害香港自治；认为人大无权主动释法，人大释法需要终审法院启动；人大主动释法漠视特区政府的工作，冲击香港的高度自治。① 1.基本法解释权归属及范围 1999年6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吴嘉玲诉入境处处长案以及（即“无证儿童案”）中的有关争议，第一次对基本法中的有关条款作出解释。引发此次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对“吴嘉玲案”作出的判决。（虽然严格说来，对“吴嘉令案”的判决发生在解释基本法
之前，但是即使不能说该判决是导致释法的必然原因，也不得不承认该判决对本次释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以及其所反映的基本法解释权问题，因此也将其视为释法过程中的一大争议）其判决中第三条写到，“香港终审法院享有宪法性管辖权。如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与基本法相抵触，香港法院有权审查并宣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无效。”该判决一出，立即引起两岸学者的广泛争议，争议焦点在于香港法院是否有权审查并宣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无效。大陆学者普遍不认同这一说法，在相关座谈会上有学者认为，“尤其令人愤慨的是，该判决中有关特区法院可审查并宣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无效的内容，违反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是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位，对“一国两制”的严重挑战。”② 后香港终审法院应入境事务处处长的申请，对于判决作了如下澄清，“我等在1999年1月29日的判词中，并没有质疑人大常委会根据第158条所具有解释基本法的权力，及如果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作出解释时，特区法院必须要以此为依归我等接受这个解释权是不能质疑的。我等在判词中，也没有质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基本法的条文和基本法所规定的程序行使任何权力。我等亦接受这个权力是不能质疑的。。 然而，一些学者认为，终审法院的澄清实际上并没有撤回原裁决中那些有关宪法管辖权的清晰的主张，而人大常委会也不会被所谓的“澄清”所欺骗。尽管如此，中央仍然对终审法院的补充判词表示欢迎，一场可能的“宪政危机”暂时得到了缓解。
24、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 李飞：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不是干预香港司法独立 人民网北京11月7日电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7日上午经 表决，全票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 的解释》。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香港基本 法委员会主任李飞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具有全面和最终解释权，当香港社会各方面对基本法的规定发生争议影响到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方针 的正确贯彻落实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责任及时对基本法作出解释，为香港的 司法、行政等部门提供法律依据，为市民提供法律指引。 针对有香港媒体记者提问表示，有些说法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有在香港 终审法院提出请求时才能进行释法”，包括部分香港立法会议员也有类似质疑，李飞回答说，对人大释法的效力过去在香港也出现过类似这样的说法。 他表示，司法独立的核心要义就是严格依法办事，也就是法官不受任何干预 地正确适用法律，目的是通过法院的审判保证法律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人大 常委会通过释法对基本法有关规定的含义加以明确，目的同样是确保法律得到 正确的贯彻实施。按照“一国两制”方针，香港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终审权，人大常委会对此从来都是支持的，但是香港特区行使的独立司法权和终审权， 都是全国人大通过制定基本法赋予的，不可能存在违反基本法、超越基本法的 司法独立。当香港社会各方面对基本法的规定发生争议影响到基本法和“一国 两制”方针的正确贯彻落实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责任及时对基本法作出解释，为香港的司法、行政等部门提供法律依据，为市民提供法律指引。 李飞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释法解决基本法实施当中的问题，是对法治的 维护，同样是香港法治原则的体现，是香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人大是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香港基本法是全 国人大制定的全国性法律，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 本法行使全面和最终的解释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对基本法有关规定作出的 解释，香港的本地法律包括普通法在内都不能与它相抵触。从这个角度说，全 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具有相同的职责和义务，人大不存在对香港司法独立 的干预。 “我请大家再读一读香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款明确讲‘本法的解 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一条的规定有明确的宪法依据。”他说。 而针对第二款，即“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 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李飞说，这一款的 主语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表明香港法院对基本法的解释权是全国人大常委 会授予的，授权者只能约束被授权者，被授权者只能在授权的范围内来行使权力，不能质疑授权者。 对于第三款，即香港法院在审理有关案件时可以对基本法其他条款进行解释 的规定，李飞说，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法院解释，在审理案件时遇到了必须对
关于香港的人大释法 英国BBC中文网日前发表文章，题为《香港观察：解铃还须系铃人》，作者为香港自由撰稿人林贡钦。文章如下： “又要释法啦!”“阿爷又要干预香港啦！”每当香港面临寻求人大释法前夕，一阵阵反对的声浪，在香港此起彼伏。 释法的由来 释法，即法律解释。当法律条文遇有争议时，立法机构或法官从不同角度对法律的解释。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58条，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对《香港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这是宪法赋予的权?。 香港回归15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先后四次主动或被动地对《香港基本法》的有关条文作出解释： 第一次是应香港政府请求对居港权问题的释法；第二次是主动对香港政制发展的释法；第三次是应香港政府请求对补选行政长官任期的释法；第四次是应终审法院请求对香港涉外事务的释法。 现在面临要进行第五次释法。这是香港律政司就外佣居港权提请香港终审法院寻求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虽然在第一次释法时已就居港权问题的立法原意做过阐明，第五次释法是否有新意，这将对解决外佣及双非婴儿居港权问题的最终判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香港“一国两制”的司法实践中，难度最大的可能是，香港长期实行英美法系的判例法思维与内地目前实行的欧陆法系的条文法思维的磨合。 十五年来的每一次释法，如果抛开政治层面的诠释，都是这两大法系在一个国家内的某一具体司法实务上的正面接触、碰撞和磨合。其碰撞烈度，从初始的非常强烈，再衰三竭，逐渐习以为常。这在世界法制史上是罕见的。 回归后，香港实行与内地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即“一国两制”，其中实行两种不同的司法制度，造成不少难题和困惑，然而，解决这些难题和困惑的途径很多，不能只局限在释法这一种途径上。 条条大路通罗马。香港应立足于用现行的司法体系和照顾到香港市民长期适应的普通法习惯来解决这些难题和困惑，而不是动辄寻求或依赖人大释法甚至修法，这对香港的法治发展不是一件好事。说得文雅一点是“解铃还须系铃人”，说得粗鲁一些是“自己的屁股自己擦”。如果释法成为常态，香港的“高度自治”将是一句空话。
香港回归中国前一直有关于紧急状态的立法，即《紧急规章条例》。它规定香港总督会同行政局如认为出现紧急或公共危险情况，可制定他认为维护公共利益所必需的规章，这些规章可以实施检查制度；可以实施逮捕、拘留，实行出入境管制；可以控制码头、港口等交通要道；可以实行交通管制、经济管制；可以征用、处置任何财产和企业；可以修订任何法律；可以征用民工；等等。也就是说在紧急情况出现时，总督可以采取一切他认为必要的措施来控制局势。这些内容已由十项附属立法详加规定。其中最重要的是《紧急状态（主要）规章》，它详细规定了总督可以行使的各项紧急权力的范围和程序。香港总督曾于1949、1951、1952、1955、1956、1958、1967年多次宣布该规章的部分条款生效。 香港回归后，香港《基本法》规定，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因特别行政区内发生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而决定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中央人民政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实施。这说明《基本法》把在特区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没有明确规定特别行政区政府是否有权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只是在第56条第2款规定行政长官在“紧急情况下采取的措施”可以不用征询行政会议的意见。这说明特区行政长官有一定的紧急情况处置权。为此还香港特区立法机关修改了《紧急规章条例》，改为《紧急情况规例条例》（EmergencyRegulationsOrdinance）（《香港法例》第241章），授予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发生紧急或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况时制定特别规例、采取特殊措施的权力。 一、紧急情况的宣布 该《条例》规定，如果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认为发生了紧急情况或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况，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以不经过立法机关，制定任何他认为合乎公众利益的规例并公布实施。这说明，宣布紧急情况的权力属于行政长官，尽管行政长官不需要民意机关立法会的同意，但是他需要征求行政会议的意见。 二、行政长官的紧急情况处置权 一旦宣布发生紧急情况，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以制定任何他认为合乎公众利益的任何规例并公布实施。这些权力包括： 1、对刊物、文字、地图、图则、照片、通讯及通讯方法实施检查、管制及压制； 2、实施逮捕、羁留、驱逐及递解离境； 3、对香港的海港、港口及香港水域和对船只移动实施管制； 4、对陆路、航空或水上运输，以及对运送人及东西实施管制； 5、对贸易、出口、进口、生产及制造实施管制； 6、对财产及其使用作出的拨配、管制、没收及处置进行管制； 7、有权修订任何成文法则，或者暂停实施任何成文法则，以及应用任何不论是否经
形势与政策期末论文（2） 从“人大释法”看中央对香港的治理 班级：建环2015-01班 学号： 2015110785 姓名：陈辰 时间： 2017年6月
[摘要]：香港认识祖国的过去也要认识祖国的现在，接受过去的中国也要接受现在的中国，祖国虽然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也要看到并承认国家一直在进步。“两制”不 是分裂，而是对融洽相处的退让，是中央考虑到是骨血同胞的特殊情况下，在合 法的基础上增加合情、合理的感情因素，而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们必 须尊重国家宪法规定的制度，尊重我们的祖国，中央行使自己的职权，是合法合 理的行为，既是权力，也是责任，香港应该理解，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两地 达成社会共识你，攻克艰难险阻，实现共同繁荣！ [关键词]：人大释法，一国两制，人大常委，香港治理 [正文]： 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全票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明确基本法关于香港公职人员就职必须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确切含义。这就要让我们回到2016年10月12日，在就职宣誓仪式上，两名新党员立法议员（梁颂恒，游惠桢）违规宣誓、蓄意宣扬“港独”主张并侮辱国家和民族，对此香港立法会秘书处启动刊宪程序，裁决二人丧失议员资格，宣告两名议员议席空缺，并要求二人归还薪金。就此事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此次发声表明了中央反对“港独”的坚决立场。 在本文中，我首先将阐述自己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释法的理解与看法。那么，何谓“人大释法”？这其实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和法律包括香港基本法的解释。众所周知，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我国的立法机关，也是拥有宪法与法律的最终解释机关。举个简单的例子，“一国两制”政策通过制定和实施基本法得到落实，而基本法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得到落实和完善。 一、五次“人大释法” 第一次释法是为了解决港人在内地子女居港权争议。香港回归后，大量香港居民在内地所生子女的香港居留权问题引起香港社会的广泛关注，而香港终审法院的裁定却会使人口新增167万，达到现有人口的1/4，这无疑会影响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于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释法，对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范围进行了更为明确的界定，这种立法与行政的冲突通过“人大释法”得到了解决，消除了理解分歧，平息了社会纷争。可以说人大的第一次释法防止了大批内地人士无序来港，保证了香港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而这次释法得到了香港终审法院的全力支持，使得“人大释法”在香港落地，成为香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国家通过依法治港实现“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第二次释法是为了厘清香港政制发展程序。由于2007年以后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未明确，随着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推动了香港民主政制的发展，这是对香港特区与中央的关系认知错误，没有认识到香港的高度自治来源于中央授权。于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香港政治体制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规定，香港无权自行确定或改变其政治体制，这次释法为香港政制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在其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第二次释法权衡和各方利益，循序渐进发展香港政制有利于香港长期的繁荣稳定。
法理学知识点总结之法律解释 导语：笔者对国家统一法律资格考试的八大部门法的重要知识点和经典例题进行了汇总，希望能够给小伙伴们提供一点帮助。由于内容太多，所以每篇文章只有一两个知识点，如有需要可以关注笔者系列文章。 一、法律解释的概念 （一）法律解释的含义与特点 1.法律解释的含义。 （1）一定的人、组织以及国家机关在法律运用或实施过程中对表达法律的语言的意义的揭示、说明和选择。 （2）法律解释必须遵循解释的循环原理。循环原理是指对整体的理解和把握需要建立在理解其组成部分的基础之上，而对于部门的理解和把握又只能建立在对整体的理解的基础上。 2.法律解释的特征。 （1）法律解释的对象具有制度性。法律解释的对象是能够作为裁判案件大前提来源的文本和资料，主要是制定法、习惯等，除了习惯，其它对象都是制度性行为的结果。（2）法律解释与具体案件密切相关。首先法律解释是由有待处理的案件所引起的。其次法律解释要将条文与案件事实结合起来进行。 （3）法律解释具有实践性和目的性。法律解释是一个评判的过程，具有强烈的目的性。依据法律规范评价个别案件，就成为贯彻法律意图的主要过程。尤其是在出现疑难案件时，更需要法官创造性地依据法律的基本目的，对案件做出恰当地衡量。 （二）法律解释的种类
二、法律解释的方法与位阶 （一）法律解释的方法 1．文义解释。 （1）也叫作语法解释、文法解释、文理解释，指按照日常的、一般的或法律的语言使用方式清晰地描述制定法的某个条款的内容，这种方法要求解释者必须对语言使用方式或规则的有效性进行证成。 （2）文义解释的特点是将解释的焦点集中在语言上，而不顾及根据语言解释出的结果是否公正、合理。 2．立法者的目的解释。 （1）又称为主观目的解释，是指根据参与立法的人的意志或立法资料揭示某个法律规定的含义，或者说将对某个法律规定的解释建立在参与立法的人的意志或立法资料的基础之上。（2）这种解释方法要求解释者对立法的目的或意图进行证成，而要完成这个任务，解释者必须以一定的立法资料如会议记录、委员会的报告等为依据。 3．历史解释。 （1）指依据正在讨论的法律问题的历史事实对某个法律规定进行解释。
2020《民法典》以案释法宣传稿两 篇合编 民法典宣传稿系列之一 尊敬的各位： 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听我的宣讲。今天有我给大家进行《民法典》相关内容的解读宣讲，希望我的讲座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提出来我们共同切磋。我的讲座分四部分展现给大家： 一、民法典的编纂体现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精神。 翻开历史的画卷，从1954年到2017年民法典的编纂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一部“法”的诞生伴随着中国社会60多年跌宕起伏的发展，伴随着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根据党中央的工作部署，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接续努力推进编纂民法典工作，先后十次审议民法典相关草案，组织全国人大代表两次研读讨论民法典草案，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经过反复修改的草案，充分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建议，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完整并协调一致。该法典在本次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通过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体现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和愿望。 二、民法典将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 民法典是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法典，使命是打造公平正义环境。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日常遵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幸福感满意度不断加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矛盾变化的过程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驱动下的创
新创造，在这个过程中，“法”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民法典作为社会的基本法，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立法表达。民法典就像一个无形的天网，全方位保护人民民事权利，每一条法律规定都凝聚社会生活规则的最大共识，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法制建设更加深入人心。《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必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座“大厦”的重要支柱，必将为法治中国建设筑牢根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民法典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们国家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标志着我国依法治国迈上新台阶。 三、民法典颁布与实施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 我国《民法典》是保护公民私权利的法律汇总，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法典》就是公民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作为事关每个公民“从胎儿到身故后五十年”漫长岁月切身利益保障的法律，《民法典》与每个人的生活工作休戚相关。民法典的颁布，是维护人民权益的客观需要，大到国家所有制、土地制度，小到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生产经营、个人信息保护、私有财产保护都可以在民法典中找到依据。民法典的颁布，让公民更有尊严地生活，
人大法硕考研经典笔记整理大全 为了给2019考研党们带来指点，凯程郑老师提供法律硕士考研法理学笔记之法律解释、推理、责任等。 法律解释:⒈概念:指一定的人或组织对法律规定含义所做的说明。⒉特点:1法律解释的对象是法律规定和它的附随情况2法律解释与具体案件密切相关3法律解释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④法律解释受到解释学循环的制约3。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Ⅰ我国建立了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权为核心和主体的各机关分工负责的法律解释体制。1在法律解释的权限上，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解释权，其目的和任务是对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法律规范进行解释;行政解释、司法解释在于解决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2在法律解释的关系上，立法解释是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的基础3在解释的效力上，立法解释效力最高，其他国家机关的法律解释效力低于立法解释。Ⅱ。立法解释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它的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行政解释是指由国家行政机关对不属于审判和检查工作中的其他法律的具体运用问题以及自己依法制定的法规进行的解释(国家军事机关的解释也归为行政解释);司法解释指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对司法工作中的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司法解释分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解释、最高人民检查院的检查解释以及这两个机关联合作出的解释。 法律硕士考研法理学笔记之法律推理 法律推理:⒈概念:指以法律与事实两个已知的判断为前提，运用科学的方法和规则，为法律适用提供正当理由的一种逻辑思维活动。⒉特征:1它是法律适用中的一种思维活动2以法律和事实两个已知的判断，作为推理的前提3运用多种科学的方法和规则进行④法律推理的目的是为法律适用结论提供正当理由⒊实质推理:指作为推理前提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互矛盾的法律命题时，借助于辨证思维从中选择出最佳的命题以解决法律问题。其特点为:1辨证推理是法官面临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矛盾的命题时所进行的选择过程2辨证推理的作用主要是为了解决因法律规定的复杂性而引起的疑难问题3辨证推理是法官对法律或案件客观事实的辨证推理过程④辨证推理是法官经过对具体事物的矛盾运动进行研究而作出的复杂的推理过程。 法律硕士考研法理学笔记之法律关系 法律关系:⒈概念:法律关系是指以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⒉特征: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具有合法性;法律关系是具体体现意志性的特殊社会关系;法律是以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⒊分类:1按照法律关系体现的社会内容的性质不同分为基本法律关系(根据宪法建立的)、普通法律关系(根据宪法以外的法律形成的)、诉讼法律关系2根据法律关系主体的法律地位是否平等分为平权型法律关系和隶属型法律关系3根据法律关系主体是否完全特定化分为绝对法律关系和相对法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