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稳定发展的社会模式——略评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顿不喜欢前辈政治学家的“老生常谈”，但正是老生常谈才往往能经受历史的考验。设计或运行一种政治制度，不可以使政治活动领域成为一种唯一最吸引社会人力资源的领域。
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是一代又一代善良人士的理想，但是，在以往时代，特别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以前，和平理想大多是百姓的朴素愿望或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的渗透了自己价值观的道德说教，而鲜见进行实证性分析的科学著作。从马基亚弗里、卢梭等近世学者开始，社会稳定或冲突问题进入了科学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开始对社会发展产生真正的影响。二战以后，在政治学领域，亨廷顿关于社会冲突问题的研究颇受人们关注，并特别对中国学者产生很大的影响。他的代表作之一是1968年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部著作凝聚了他关于社会发展与冲突的重要学术见解，读来让人颇受启示。这部著作出版已经跨越30年，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者的某些思想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但也有不少观点在时间老人面前显示出破绽。
亨廷顿的著作给我们明确提出了一个关于政治体制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相关性的理论解释模型，这个模型的基本要点是：
1．一个社会的政治成熟程度与其政治的制度化水平密切相关。政治制度化是政治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可以用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政治制度化的水平；这些理论指标越高，政治制度化水平就越高，反之就越低。
2．政治体系或政体可以根据其政治制度化程度、政治参与程度（亨廷顿对这一概念没有作明确讨论）及其二者比率的高低加以区别。3．一般而论，政治制度化程度低，而政治参与程度高的社会，政治不稳定；与此相反，若政治制度化水平高，而百姓的政治参与程度低，则政治比较稳定。
亨廷顿的上述理论无疑具有启发性，至少有提出问题的好处。但是，这一理论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从世界政治的发展看，在亨廷顿的著作出版以后，一系列的实际变化没有支持亨廷顿的论点。亨廷顿在本书的写作时曾把埃塞俄比亚归于政体稳定的一类，但埃塞俄比亚在前几年曾陷于剧烈的社会动乱之中，至今仍不平静。他还认为原苏联社会应该是稳定的，但众所周知的事实却不是这样。他判断埃及、阿根廷的社会是不稳定的，但事实上却比较稳定。一个理论如此不能解释和预测社会实际，甚至连短时期的预测也不可能，不能不让人对它的正确性发生怀疑。亨廷顿相关模型失败原因之一恐怕在于使用了“政治参与”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什么叫政治参与？亨廷顿没有作认真交代。从其行文中可以看出，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是指公民介入政治活动。亨廷顿没有使用经济学的方法了分析政治参与，他事实上把政治参与看成是一种无差异的活动。如果仔细观察当今世界的政治生活，不难发现民主国家（仅就政体而言，并非指“真正”的民主）公民的政治参与与其他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是两回事，性质上有显著差异。民主国家的公民按照一定的游戏规则表达一种政治意愿，而专业的政治活动由政治家去搞，政治活动事实上具有专业分工的性质，一般公民事实上远离政治，对政治活动比较淡漠。一些国家在大选中投票率下降便是证明。专制独裁国家的情况不同，在那里没有形成一种公民表达政治意愿的游戏规则，几乎一切有文化的公民都关心政治，没有形成政治活动的社会分工。这种政治参与的程度越高，社会的政治分裂就越严重。这种局势下的政治参与本身就是政治不稳定的同义语。一定意义上说，古代社会也有下层百姓的政治参与，不过，有时候程度高，有时候程度低；高的时候是起义、造反，低的时候是做顺民；高的时候社会危机严重，低的时候是所谓“昌明盛世”。当然，古代社会的政治参与也是政治不稳定的同义语。按照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亨廷顿的理论分析模型实际上堆砌了一些同义反复的判断。政治制度化水平低，意味着政治结构的脆弱，而（在不发达国家）政治参与本身便是政治不稳定，那么，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比率低，当然是政治不稳定了。亨廷顿对各个社会集团的政治立场与社会稳定的相关性也做了分析，其中，给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分析。亨廷顿说：“在中产阶级的各阶层中最倾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的就是知识分子”。这个分析未免过于笼统。如果把知识分子看作拥有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群体，那么，知识分子并不具有统一的政治倾向。亨廷顿所说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即自由知识分子，其主要成份是青年学生和具有自由职业特点的各类专业人士。只有自由知识分子才具有亨廷顿所说的与既定秩序进行抗争的政治倾向，究其原因，在于他们的特殊的社会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利益取向。
不论自由知识分子是否被政府所雇佣，他们都远离政治权力的中心，由既定秩序所维护的权力如果能产生额外的利益，也与他们毫无关系，因此他们对政治权力没有什么利益上的依赖，当然也不会有感情上的依恋。一般来说，自由知识分子的福利与社会整体的进步密切相关；社会越是发达，对自由知识分子的需求也就越大，他们的福利也就越大。自由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知识使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如果说其他阶级或阶层对社会变革存有疑虑的话，自由知识分子则常常坚信社会变革对自己有利；他们对改革所产生的未来社会的不确定性估计得很低。所以，自由知识分子通常对改革持较为激进的立场，对既定秩序持批判的态度，但也因此自由知识分子始终是社会制度创新的主体，并有可能成为社会妥协的酵素。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如果没有其他社会集团配合，并不会对社会稳定形成威胁。而且，抗争力量的整合，抗争过程中与中间力量的联合，甚者与既定秩序某种必要的妥协，都离不开自由知识分子的运筹。
可能是出于标新立异的目的，亨廷顿不大重视前辈政治学家的某些“老生常谈”，而这些老生常谈恰恰被证明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大卫．休谟在他的著名论文《论国会的独立性》的最后几行写道：“政论家们已经把这确立为格言：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决定宪法的一些控制和平衡时，每个人都应该被假定为一个恶棍，并且在他的所有行动中，除私人利益外别无其他目的。利用这个利益，我们能够统治他，并且利用这个统治，不管他的无穷的贪婪和野心如何，使他能和公共利益合作”。美国早期政治家汉密尔顿也指出：“每个政府的最安全的靠山就是人的利益。这是人性的一个原则，公平地说，所有政治思想都必须建立在它上面”。实际上，与汉密尔顿同时代的美国政治家都有这样一个认识：一个人们一心追求物质利益的国家，会具有稳定的、没有动乱的特征。
现代学者的研究结论对早期学者和政治家的思想提供了支持。凯恩斯讲过这样一段话：“人类有许多危险性格，因为有发财机会之存在，而导入比较无害之途；假使没有这条宣泄之道，这些危险性格也许会引发为残暴、不顾一切唯个人权势是图，以及他种自大狂。我们宁
可让一个人做他银行存款之暴君，不要让他做他同胞公民之暴君……。在一理想社会中，人们可以因教育、感召、环境等关系，根本对于赌注不发生兴趣，但若一般人或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对于发财欲有强烈嗜好，则让人在规则与限制之下作此发财之戏，恐不失为聪明睿智的政治家作风”。凯恩斯的这番话给我们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设计或运行一种政治制度，不可以使政治活动领域成为一种唯一最吸引社会人力资源的领域，换句话说，不可以使政治控制成为垄断一切社会资源的力量，而必须在社会领域创造更多的选择机会，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创造一种通过竞争展示人的能力差异的机会。惟其如此，社会才有安定的基础。
评享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谬塞尔·享廷顿1988年发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文以来，受到了世界一些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的重视，当然褒贬不一。在此后将近二十年里，证实了他文章中某些论述有事实的依据，也证实了他主章的主题论述和某些观点的荒谬。这篇文章既使某些国家领导人找到了，或者说证实了他们治理政治秩序的理论，而愈加走向歧途，也使人民民主的发展蒙受伤害，从中认识事物的真实。
享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主要是研究第三世界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应当如何稳定，只要稳定就是好的，所谓的人民的政治参与，不过是微乎其微的点缀而已。他认为政治稳定是社会政治秩序的核心，一个国家不能“有自由而已无秩序”，必须存在权威，然后才谈的上限制权威。他认为实现政治稳定，必须使政治制度化要建立强有力的政党，必须组织农民政治参与；他认为实现稳定的政治秩序，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有效程度，及发展道路的多样化。他以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共产党国家作比较，说：“历史证明共产党政府在消灭饥荒、改善健康水平，扩大国民生产、开创工业最大限度地创造福利方面，并不比自由政府强，但有一件事，共产党政府确实能做到，那就是他们能统治得住，他们的确提供了有效的权威。他们的意识形态为政府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他们的党组织赢得支持和执行政策，提供了权力机构的机制。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推翻政府可谓易如反掌，没有哪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共产党政府曾被军事政变所推翻过。共产党对这些国家构成的真正威胁，不在于他们推翻政府的本领（此事易），而在于他们建立政府的本领（此事难）。他们也许不能给予自由，但他们的确提供权威，建立能实行统治的政府。当美国煞费苦心地试图缩小这些国家的经济差距时，共产党人则给他们提供了经过考验并被证明能够消灭政治差距的方法。对于那些深受冲突和患乱之祸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共产党人能提供某些保持政治稳定的定心丸”。
享廷顿的这篇文章和他的《文明冲突论》一样，思想矛盾而混乱，主题思想是不正确的，经过时间和事实的证明，对世界人民和社会进步是有害的。美国另一著名教授弗朗西斯·福山1992年发表的《历史的终结》中认为；自由、民主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副产品，是某种只有在历史过程中才成为人们普遍渴望的东西，把人民要求过好日子和要求民主割裂开来。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教授说：民主“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西方国家有的学者，盛赞“东方专制主义”，认为它可以使国家稳定，生产效率提高，东方人民需要的是吃饱穿暖，并不要民主等等，和享廷顿的理论异曲同工。
对事物的看法、立场，角度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认知，但改变不了它的本质形态。对秩序、稳定、权威的看法也是如此，它是好是坏，要看它的本质是什么。享廷顿《变化中的政治秩序》一文，至少有两个严重的错误：一是主题是非不清，对自由与秩序，稳定的观念是混乱的矛盾的；二是对要表达的对象的情况缺乏认真全面的了解，观点非常片面。
一、自由与秩序、民主与权威、自由民主与稳定，不是对立的，它之所以存在对立，是专制统治者和领导者既得利益集团造成的。
享廷顿说：“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然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享廷顿讲的是什么秩序，什么权威，是谁的权威，是谁去限制权威，不清楚。简单的道理：人民连自由都没有，何以有秩序，怎么限制权威？人民的自由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是并行不悖的，人民拥护的权威才能建立起来。人民的自由、民主、平等和秩序、稳定、权威不存在有先有后的问题，更不能不问秩序，稳定和权威的性质。当统治者，领导者的个人、集团、政党、通过各种各样途径、夺得政权以后，首先考虑到的是建立和巩固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需要有利于自己利益的社会秩序稳定和权威。为了获得民众的认可，会给人民一些自由，使人民得到某些利益。但他们的秩序、稳定和权威，是不能触犯的，它不是人民需要的。历史上还找不出一个国家、统治者既得利益集团，在夺得政权建立新的专制体制以后，自觉的走向人民民主的国家体制。而依靠人民夺取政权，走向反人民的专制，秩序、稳定和权威的却不在少数，法国的波拿巴是这样，斯大林是这样，萨达姆的伊拉克是这样，塔里班的阿富汗是这样。朝鲜、缅甸、埃及等等在人民起义的基础上，也并没有建立起人民需要的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权威。美国一开始立国，就是为了北美大陆人民的自由、民主、平等和独立，建立了秩序、稳定和权威，美国并不是先有秩序、稳定、权威、后有自由的。“不能先有自由、而无秩序”的提法，本身就是违反实际的，非常矛盾的。如果有人提倡无政府主义，把秩序、稳定、权威搞乱了，那是另回事，但也要明确性质。
享廷顿的观点混乱、矛盾的出奇，很简单的道理，如果是专制的秩序、稳定和权威，人民会有自由？会有多少自由？如果是人民需要的秩序、稳定和权威，人民何以不能限制权威？显然享廷顿说的秩序、稳定和权威、绝不是人民需要的秩序、稳定和权威。
马克思·韦伯把国家---社会的权威存在，分为传统权威（权力是由古老习惯、使之合法化）（作者注：这仅仅是建立权威以后的事，最初建立权威并非是古老的习惯），法理权威（法治大于人治）和感召权威（超凡魅力的作用）。马克思·韦伯对权威这种分法是未尽其意的，实质上，权威的性质只有两种：一是统治者或领导者的权威，一是人民的权威。现代社会就是如此。韦伯所说的传统权威，是统治者的权威；法理权威属于领导者或人民的权威；而号召的权威，统治者、领导者和人民的权威，都可能存在。
社会秩序，稳定和权威，都要具体分析，判明是非（性质），社会秩序的稳定、权威是好的，但专制的秩序稳定和权威并不是好的，因为对人民没有什么好处；不好的社会秩序，不稳定的政府缺乏权威是不好的，但对人民未必是坏事。人民需要建立的是一切有利于人民利益的社会秩序，稳定和权威。自由、民主、平等和幸福的追求，是人性本质的反映，是人性的升华，社会秩序、稳定和权威都要为它服务。
享廷顿、福山、赖克的言论：“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自由、民主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副产品，民主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对东方专制稳定的赞颂，也表明了他们对民主丧失了信心，对美国民主制度丧失了信心。
第一、对专制的政治强制的社会政治秩序稳定和权威是非常赞赏的，这深受专制政权，包括教权、军人、政党专制（实际是个人专制）政权的欢迎，它为不公正的滥用权力镇压、禁锢人民提供了依据。
第二、不问任何性质的秩序、稳定和权威，都认为符合变化中的社会秩序，既无原则、又无说服力，这样就把教权、军人、政党（领袖）的专制秩序，稳定和权威，都作为合乎时代变化的必须，这是反历史发展潮流的。它不只是一种旧的传统思想，而且无视人民民主的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必然作用。他们看不到人类社会冲突的根源和根本解决的办法。靠强力建立的秩序、稳定和权威，只能是历史的反动。它可能会使人民获的某些好处，但是暂时的，没有保障的。各国人民对秩序、稳定和权威的要求，都是以人民即所有的人民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幸福为目标的。
享廷顿对第三世界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的问题，把政治稳定作为核心。他在立论中就是片面的。如他说，实现政治稳定，必须加强政治制度化，这不能说是完全错的，但不是根本的，实现政治稳定是要赢得民心，人民拥护、人民的利益得到公正的保障，如果不是这样的制度化，人民的利益愈益得不到保障。历史已经证明、世界上没有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教权、军人政党（个人和集团）专制的国家，政治的稳定，人民利益得到一定满足的繁荣稳定超过百年。能统治住、不等于政治稳定，更不等于利益和谐的稳定。奥斯曼帝国有上千年，中国五个大的王朝都是数百年，不能说没有制度化，但是何曾有过人民利益得到比较公正保障的社会秩序稳定？只有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建立了民主制度的美国，才有了二百年以上的繁荣稳定、政治稳定。如享廷顿说：实现政治稳定，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党，这也不能说是错的，但专制的政党，根本上就是不稳定的根源，只有奉行人民民主的政党，才能造就利益和谐的政治稳定。如享廷顿还说，实现政治稳定，必须组织农民的政治参与。这也不能说是错的，但第三世界的国家，不能完全以农民为主体进行概括。农民的参与固然重要，而没有全民的政治参与，稳定还是实现不了。同时政治参与的提法，并不是人民民主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参与政治、参政、议政都不是以人民为主体的正确表述。
享廷顿应当认识到，人民对社会秩序的追求，不是专制的稳定，“东方专制”不是东方国家人民要保持的光荣政治传统，也不是需要发扬的宝贵经验。专制的稳定是以统治者，包括教权，军人、政党（个人和集团）的既得利益为前提的，这是稳定的目的。专制的稳定是强力的，也是脆弱的，一旦不稳定，既得利益集团就会对人民的正当要求进行镇压，这是专制稳定的必然规律，是专制稳定的实质。专制制度形成以后的稳定秩序和权威，不会有人民的自由、民主和平等，人民不可能限制权威，不说远的就以苏联，现在的伊朗、朝鲜、缅甸专制的权威，人民能限制么？
列宁曾说：“专政的科学概念的意思不是别的，而是指不受任何限制，不受任何法律，绝对不受任何准则束缚，直接依靠暴力的权力（《列宁全集》35卷），专制的含义也是这个概念。而苏联正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斯大林实行专制独裁的，斯大林时期，不能说政治不稳定，尽管它是不稳固的。斯大林时期的稳定是建立在暴力、强制的基础上，一部分人民生活上虽然也得到了一定的好处，但全国笼罩在恐怖之中，人民生活还是无法得到更快的提高。工农兵苏维埃变质了，人民没有权威、而斯大林却享有以革命的名义，不受任何约束，制造暴行的绝对权威。
任何事物一般都有一定的属性、秩序、稳定、权威都是有属性的。不符合人民利益的秩序、稳定、权威、最终都是人民的灾难。所以秩序、稳定、权威是否正确，区别就在于是维护人民的利益，还是维护统治者或领导者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马克思说过：“专制制度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为其人“，专制的秩序、稳定、权威，从来没有把人作为第一要素。
二、任何政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一般地说，一种政治制度形成以后，自觉改变成为另一种政治制度是很困难的，但政治制度毕竟是人去建立的，人民和政治精英有可能使一种政治制度，改变成另一种政治制度，好的或者是不好的。说它的改变很困难，是因为有既得的权和利；说它也可以改变，是人民需要的压力和政治精英的有所作为；说它向好向坏，也是这两种决定改变因素的彼此消长。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总的趋势是人民民主已经形成主流，以人民民主为核心的全球化是无以逆转的，各国的政治制度向好的向人民民主制度的转变可能性，要比向坏的、专制制度的可能要大得多。
对“东方专制”要有正确的定位，享廷顿说：“历史证明共产党政府在消灭饥荒、改善、健康水平，扩大国民生产、开创工业最大限度地创造福利方面，并不比自由政府强，但有一件事，共产党政府确实能做到，那就是他们能统治来往，他们的确提供了有效的权威”。这是对过去共产党国家的比较实际的描述，但在80年代后，这种描述就已经不正确了。对现存的共产党政权，观察是表象的，观念是陈旧的。现在绝大多数共产党国家都在致力于国家的发展，改善人民的健康水平，致力于人民的福利事业，就是封建专制性很强的朝鲜也开始新的变化，僵化体制的古巴也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其它方面的改革。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享廷顿所描述的，就其思想来说也是错误的。假设如此，这样“统治得住”。提供“有效的权威”对人民有什么好处，对国家的发展有什么好处？
享廷顿说：“他们的意识形态为政府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更是一种无知。共产党政府是靠意识形态提供的合法依据吗？除原东
欧少数共产党国家外，哪个国家不是人民起义，得到人民的拥护而获得政权的，至于以后政权的变质那又是一回事。人民需要起义，在人民起义基础上建立的政府，得到人民的认可，这就是合法的依据。资产阶级政府也并不完全是通过民主的方式取得政权的，政权的合法性与意识形态并无因果的关联，共产党国家的人民并不是因为共产党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才承认共产党政权是合法的，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不是意识形态就决定的。
享廷顿说：“他们的党组织赢得支持和执行政策，提供权力机构的机制”，他把共产党的党组织和秩序、稳定、权威视为一体，确实是思想混乱的，共产党的党组织只是统治的工具，执行政策的工具，不是秩序、稳定、权威的要素，它虽然构成了权力机构的机制。党组织之所以存在，不一定是人民支持的结果，它只能是获得“支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可能是人民欢迎的，也可能是强力作用的结果。在专制制度中，它只能是强力的组成部分。在共产党国家，党组织本身就是权力机构，是置于政府之上的，靠权力支持的权力机构，党也好、政府也好、执行的都是最高领导人或领导集团的意志，它是一种不合理的权力机构的机制。在斯大林时代、共产党组织的机制表现，一方面是对权力的垄断，一方面是官僚机器的腐败，并没有给政府机构提供良好的机制。当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党组织，而在于党、政府领导人的人民民主意识。享廷顿说的党组织提供权力机构的机制，无非是党政不分的体制，党政不分并不是一个国家科学管理的机构机制，它是对一个国家人、财、物的浪费和效率的变异，但它是专制就必须的。在共产党国家把共产党党组织逐渐放在恰当的位置，是从中国邓小平开始的，邓小平认为党组织的作用，在于领导、引导和监督而不是以党组织代替行政组织、尽管这只是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也没有完全摆脱以党代政的局面，但已经有了好的开端，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是为了加强执政党的科学领导地位。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明确为党的根本宗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是要科学、民主、依法执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带领全党、全民、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这样使党的作用起到了正面的、积的作用。党组织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的还在于逐步把党的权力化解为人民的权力。党组织也就赢得了崇高的不朽的地位。保证了科学的权力结构的机制。享廷顿应当明白：没有“以人为本”，没有代表人民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明思想的党、不会赢得人民的支持、它也不会为权力结构提供良好的机制。
认为一党制就是专制，这也是值得认真分析的。一党制很容易形成专制，特别像中国是从毛泽东的专制独裁体制中走出来的。但一党制也可走向人民民主，这要看这个一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还是为了一党既得的利益。两党制、多党制的优点是可以使人民择其优而选之，但最后的结果还是一党执政。不管一党、两党、多党只要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能保证所有人民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幸福，人民认可，都是好的。一党专制和一党执政是两个概念。认为中国现在是一党专制，俄罗斯现在也在学中国一党专制，以使经济发达起来，这种推论是不恰当的。中国向人民民主转变，虽然困难重重、步履缓慢，但不能用专制来形容。俄罗斯已具有人民民主的基础，需要集中统一，保证国家的完整和稳定，使经济尽快复兴，人民得到更多实惠，也不能以统一俄罗斯党的胜利用专制来形容。
享廷顿说：“没有哪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共产党政府曾被军事政变就推翻过”。这是不确切的。政变是权力斗争转换政权和政策的一种方式，军事政变则是依靠军事的力量达到转换政权的目的。苏联勃烈日夫、叶利钦搞的是不是政变。共产党国家的权利斗争，也包括所有各种各样形式专制国家的权力斗争，又有哪个不是依靠强力武装的支持。赫鲁晓夫不依靠朱可夫元帅，他敢公开批判斯大林吗？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是依靠林彪掌握了军队。这在建立了民主制度的美国，200多年有过这个现象吗？
享廷顿说：“共产党人对这些国家构成的真正威胁，不在于他们推翻政府的本领（此事易），而在于他们建立政府的本领（此事难）”，这种说法是很莫明其妙的。除东欧某些共产党国家外、苏联十月革命取得成功是比较短的，而且有着很大的机会成份，而南斯拉夫、中国、越南，哪个共产党国家不是经过了很长的艰巨的流血的斗争，这能说明他们推翻旧的政府是容易的吗？问题是旧的政府应不应该推翻，应该推翻对谁构成威胁？问题是推翻旧社会以后，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府，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它建立政府的本领在那里呢？容易和难的决定因素，都在于推翻也好，建立也好，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苏联70年的政权，时间不能算短，可是它在一夜之间竟然瓦解了。因为这个政权失去了相当多数的民心。所以赢得民心建立的政权，才是真正的本领。
享廷顿说：“对于那些深受冲突和患乱之祸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共产党人能提供某些保持政治秩序的定心丸”，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逻辑的混乱思想的混乱。假设如此，共产党既然有建立政府的本领，保持政治秩序的稳定，是好还是坏呢，好是秩序的稳定，不好是不能给予人民自由，既然自由都没有，这种稳定的政治秩序又有什么用呢？怎么会有定心丸呢？是给谁的定心丸？
享廷顿一方面说共产党能统治得住，有建立政府的本领，另方面又说是对国家构成的威胁，真不知道，他文章的主题到底想说明什么，在著述中，很难找到是非曲直，找不到任何对人民有利的理论。享廷顿和福山、赖克一样，已经看不到人心所向的历史发展规律。
享廷顿、福山、赖克的著述，可以说主要是针对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和俄罗斯的，对中国、俄罗兴的兴起，要有正确的分析，尤其对中国的迅速发展，不能用专制的稳定来确切形容，现代中国是一个坚持“以人为本”进行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髓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国家，也是对世界文明博取众长的国家。毛泽东时代封建专制独裁的错误，已经得到了基本纠正，正在向人民民主方向转变，这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毛泽东时代所造成的损伤，邓小平及其继承者、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等一代代领导集体进行了医治、弥补，并在正确的道路上有着创新的发展。中国是一个正在蓬勃兴起的，正在正确轨道上转变的国家，无法用专制来论定。中国的发展没有稳定是办不到的，稳定的内容有了质的变化，是有利于人民的。从邓小平时代就提过“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这是值得商摧的，不如说“一定要保持稳定”不然国家无法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无法提高。什么都压倒了，就失去了稳定的条件，这种不科学的提法，至多是策略性的。这种提法会给一些不公正的滥用权力对人民镇压的官僚提供依据。在四川就有过两次，由于农民不满基层官员的腐败，中央政策得不到落实，而引发群众抗议和过激的行动，某些地方官员立即定性为反革命动乱，说破坏了稳定，这都是
中央主要领导人到成都，才落实了政策，改变了错误的定性，群众的要求，也就得到了合理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毕竟不能当作我矛盾来处理。
就是被享廷顿认为是专制国家的苏联，创始人列宁也没有享廷顿这样把专制作为一种值得肯定的稳定的荒唐认识。列宁在1919年起草的布尔什维克“八大”党纲中说：“剥夺政治权利和对自由的各种各样的限制，都必须仅仅作为临时措施，党将竭尽努力缩小并完全消灭之”。而生活在美国民主制度下的享廷顿、福山、赖克则十分赞尝没有人民自由、民主、平等和幸福的专制稳定，难怪他的这种怪论很受专制国家的专制统治者和领导者的青睬，享廷顿福山、赖克等应当清楚：中俄的振兴都不是“东方专制”的振兴而是时代的进步。
对第三世界国家，都要作切合实际的分析，要看到时代的发展、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人民民主发展的影响，全球民主浪潮不会自然消退，民主也不会失去它普世的含义，人民民主正在向着更广泛，更深入的层次发展，它必然引起形形色色不民主的激烈动荡，许多国家都在激烈的动荡中，也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人民民主发展的主流。在现代国与国的斗争竞争，实质是人民民主的斗争和竞争，资源、土地、以及南北极和太空的斗争和竞争，最后都要归结到人民民主上来求得解决。在现代“东方专制的稳定”，以及“新的权威主义”，只不过是在时代急剧发展中的困惑，是失去正确方向的困惑。
人民民主正在发展，尚不完全构成人民民主国家完整体系的中国和俄罗斯，它们都是经过了一段共产主义异形的专制体制，痛苦和损失是无可争辩的。他们现在都在向人民民主的体制转变，尽管有些人不喜欢这样的提法。中、俄这样的大国，没有人民民主的稳定，就会分裂，国家走向崩溃，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得不到保障。在一些教权、军人、政党专制的国家强力支撑的稳定局面是不可靠的，政权总是处在内忧外患之中。不管它掌握着多么强大的军队和官僚统治机器，那都是表象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分不开，社会主义和民主更分不开，在建设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人民民主始终居于核心的地位，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更是如此。虽然资本主义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对人民民主有诸多的限制；虽然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把人民民主踏于脚下，但都没有例证可以说明，社会的人民民主进步，是先有稳定，后有人民民主的。美国民主制度的不完善，是美国不时面临困境的最根本因素，但它不是美国霸权主义的罪恶承担者，宣传美国霸权主义的四处碰壁是美国民主已经失败了，这是别有用心的。说美国民主价值观的失败，那是有道理的，美国的霸权主义和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是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和美国霸权主义，民主价值观是两回事。美国的人民民主制度虽然是不完善的但是好的。享廷顿、福山、赖克等的言论，实际反映了对美国民主失去了信心，这的确是一种悲哀，一种“不明”，“病毒”传染的悲哀。世界发展是不是在倒退或者快到了世界末日了，奇谈怪论怎么那么多？而且否定自由、民主、赞尝专制的许多言论却来自民主的美国？
中、俄国家领导人，认为无法走回“东方专制”的道路，因为人民也不会答应，而享廷顿等人却把“东方专制”作为实现社会秩序的经验，这能说是正常的思维吗？究其根源是美国霸权主义、美国民主价值观的失败，所表现出来的异化心态。1999年5月，美前总统克林顿曾说过：“在东亚有个头痛的地方就是中国。要控制全球不是消灭人类，中国本来在十年前就分成七个国家。他说要等中国自行解体的可能性不大，应该让他们沿着前苏联的老路走疯狂军备，拖他小水，他将同样经济崩溃，无力对我们说“NO”，使它论为国际乞丐。这真是令中国人不想听到的而又听到的语言，现在美国一方面称中国是美国利益的攸关方，和俄罗斯要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却不失机的对中俄进行战略大包围；由于反恐需要中俄的合作，却又此一时把中国作为围堵重点，彼一时又把俄罗斯作为围堵的重点。认为中国的振兴是“东方专制”的成功，认为俄罗斯的发展是民主的倒退。万变不离其宗，美国要控制全球是不会变的，鼓励中俄走向专制，不失为一项战略措施。可是在中国、俄罗斯就有那么些人，对适合自己政治情趣的都非常在意。在中国政界、知识界有些人，热哀于思想的绝对化总认为“左”比“右”好，想往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秩序。从对改革开放的置疑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僵化，这是现今中国“左”派的明显表现。2007年6月北京张勤德发表了民主社会主义的九大罪状，就是“左”的思想的一个表现。中国的发展的确不是不存在任何变数，不能在人民民主的“以人为本”这个核心问题下功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肯定会存在变数的。如果政治上是马克思主义（教条）经济上是资本主义（权力掌握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人民没有直选权、监督权、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腐败无法逻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走向权力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就真正颠覆了社会主义，秩序、稳定、权威都只能有利于掌权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国也就无法避免走上苏联的老路。“左”派主观上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实际上是在呼应美国一些政治家对中国的期望。“东方专制”绝不是中国富强的灵丹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说：“实践无止境，创新无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不意味着僵化，一旦僵化就是失败的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需要学习一切先进的文明，民主社会主义是国际潮流是已见成效的，至少比其它社会主义要有成效的多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表述，是坚持科学发展观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这些都是大文章，有许多工作要做、它不是形成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抓住人民需要这个根本形成的社会秩序、稳定和权威才是可靠的。
享廷顿、福山、赖克，是美国主宰世界的梦想遭到碰壁以后，目标未变的一种新的舆论手法，这个迷雾的后面是邪恶的。享廷顿、福山、赖克为什么不直接向美国建议走专制的道路，赖克说：“说得明白一点吧，民主的目的是实现我们以个人之力就无法实现的目标”。既然如此，美国民主有什么用，资本主义的问题，当然包括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问题，只有专制制度才能解决了。在二十世纪有过专制加资本主义的强大国家（如二战时的德国、日本、意大利等），也有过专制加假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如苏联），享廷顿、福山、赖克是不是要重新造就专制加资本主义的美国呢？假设美国、中国、俄罗斯都成为专制加资本主义，这个世界就会有稳定的秩序和权威吗？为什么就不想人民会遭受什么苦难。享廷顿等的理论是要把人类社会引向幸福，还是引向灾难。享廷顿的《变化中的社会秩序》和《文明冲突论》一样，是为了制造思想混乱，是和人民民主对立的，是别有用心的。
三、世界人民需要人民民主的社会秩序，稳定和权威
正常的社会秩序，必然是人民利益的和谐，稳定和权威是建立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它包括人民的自由、民主、平等、法制、道德和社会安全和公正。任何专制的秩序，稳定和权威都不具备这些内容。.
只要人民需要的秩序、稳定和权威，才能保证所有人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幸福。这是历史已经证明的。如果说封建专制是对奴隶社会的某种进步，那么今天的封建专制就是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反动。目前的确有的国家，政治日益巩固，越加的反对人民，维护既得利益；但也确有的国家、政治日益稳定，而愈益向人民民主转化。当然这与人民的觉悟、领袖的素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分不开。
在世界上还有不少的国家的人民，他们还在形形色色的专制统治之下，还没有享受到或很少享受到自由、民主、平等和幸福。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对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的追求。虽然有些人还受着形形色色专制的蒙蔽，他们是在觉悟之中，他们不需要压迫、剥削和禁锢，他们需要自由、民主、平等、幸福和可以获得保障的秩序、稳定和权威。
民主在当前之所以还被认为是脆弱，因为还有比较强大的形形色色的专制势力，还有统治者和领导者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专制势力是用形形色色的神圣、华丽外衣包装、赤裸裸的专制已经很少了。有崇高的神，主要是神的化身；有自己强戴在头上的各种名称的桂冠；有扑簌迷离的宣传。但只要人民洞察是非，有了人民民主的觉悟，积蓄人民民主的力量，任何专制都会被人民民主的巨流冲垮。
德谟克利特（DOMOCRITUS 前460-前370年），这位《原子说》的创立者说：“宁取民主的贫穷，不取专制下的所谓繁荣，一如自由之优于奴役”。民主里的贫穷，专制下的繁荣都是暂时的，人民的自由、民主、平等幸福和真正的繁荣是联系在一起的。对专制的秩序、稳定、权威、没有值得可赞颂的。
在当代，世界各国都处在“转折性的变化”中，各国都要适应世界新的形势的发展，促使本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从根本上抓住人民民主这个主轴，任何的专制都是没有出路的，变化中的社会不需要通过专制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个权威。
在当代，世界社会发展更呈现多元化，多元化的前提是人的自由、民主和平等，这样社会才能处于和谐之中，才有真正的秩序、稳定和权威。
在当代，社会秩序的稳定、权威是和安全的社会机制联系在一起的，安全包括人身、财产的安全，包括言论自由、合理分配，公共服务和社会生活的公正。没有安全机制，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真正秩序、稳定和权威。
人类社会，人是主体，一切都是为了人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的正常秩序和稳定、权威、都要服从人的需要，都要为人的需要服务，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并发展，这就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