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12－04－20
作者简介：高文金（1976－），男，辽宁朝阳人，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主要研究伦理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2012年第3期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NO．32012
（总81期）
JOURNAL OF LIAONING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
General No．81
道家天人关系本然、实然与应然论
高文金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辽宁朝阳122000）
摘
要：
道家只承认天道的最高权威，主张人们应该杜绝人性、伦理的任何发展，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天人合一，即道家宣扬
人们必须放弃人为努力，而无条件地去“与天为一”。道家的“天胜人”说———本然论；天命决定论———实然论；道家的天人合一“与天为一”
———应然论。关键词：
道家；天人关系；本然；实然；应然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898（2012）03—0003—02
道家只承认天道的最高权威，主张人们应该杜绝人性、伦理的任何发展，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天人合一，即道家宣扬人们必须放弃人为努力，而无条件地去“与天为一”。道家的“天胜人”说———本然论；天命决定论———实然论；道家的天人合一
“与天为一”———应然论。一、道家的“天胜人”说—
——本然论道家是本初之天的坚决捍卫者，它崇尚自然状态，把天、人置于尖锐的对立之中，强烈反对各种形式的人为努力，认为人的一切作为，都是对“自然”这一完美状态的破坏，并声称这必将受到
“天道”———自然规律的惩罚。上述基本立场在道家创始人老子那里就已全部形成。老子详细描绘了人的作为努力带来的种种危害，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发狂，
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十二章）他认为缤纷的色彩、动听的音乐、丰美的佳肴以及驰马打猎、稀有珍宝，这些世人刻意追求的东西，对人都有害。老子还尖锐地指出：“天下多忌讳，
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漳，
盗贼多有。”（《老子》第五十七章）就是说，天下的禁令越多，
人民便越是陷入贫困；人间的精巧器物越多，国家便越是混乱；人们的技术越巧，邪恶的事情便连连发生；而法令越是精细分明，盗贼反而更多。一句话，人们越是绞尽脑汁，
越是事与愿违。为此，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即认为自然而然、本初天性是最高的准则，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都必须效法这一准则。具体说来，
人间的统治者应该看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因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富孝慈；绝巧弃利，
盗贼无有。”（《老子》十九章）总之，只有统治者以及全社会抛弃了计谋、贪欲，人民才有百倍利益；只有抛弃了仁义道
德，人民才能恢复孝慈；只有杜绝了伶俐机巧，盗贼才能消除。
到了庄子那里，上述基本观点更趋极端。庄子借一个“得道之人”宣称：“物（包括人在内）之不胜天久矣。”（《庄子·大宗师》）他为了说明这一点，曾讲了一个动人的寓言故事：“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儵与忽时遇于混沌之地，
混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庄子·应帝王》）混沌长了一个没有眼耳鼻口的光脑袋，但这正是他的本初。儵与忽因为经常在混沌家受到良好的款待，
便商量一个报答的方案。在混沌的光脑袋上挖凿出眼耳口鼻—
——但由于这样违背了自然天性，反而害死了混沌！这充分表明，人必须顺从天性，“天”是不可违背的。
为了论证上述观点，庄子首先详细揭露了各种人对本初天性的严重破坏及其所造成的危害，他经常运用他所擅长的比喻手法，
说：“马，蹄可以踏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齿乞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
曰我善治马，烧之赐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皁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庄子·马蹄》
）在庄子看来，马的天性在于马蹄踏雪，皮毛御寒，吃草饮水，翘足跳跃。即使有高台大殿，对马也毫无用处。但到了伯乐（相传最了解马的人）手里，却用铁烧它，剪它的毛，
削它的蹄，烙上印记，络头绊脚把它拴在一块，编入马槽，这样已使马儿死去十分之二三了；然后还要过度使用，使马饿着、渴着、驱驰、奔跑、修饰，前有口衔镳缨的痛苦，后面还有皮鞭的威胁，
这样使马儿死了大半了！总的说来，在本初之天意义上，道家认为，人的自然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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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制度是我国在纠纷解决当中一项有效且便捷的纠纷解决制度，是由中立第三方主持，在查明纠纷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纠纷当事人在合法、自愿的前提下秉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对双方的纠纷问题达成协议从而定纷解争的一种活动。我国的调解制度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理念，在发展我国传统文化中互谅互让、以和为贵的思想上充分体现了我国现代法治和谐的基本要求。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这种当初基于行政权的不可处分性而作出的规定，随着行政审判实践和理论界的研究而产生动摇。尽快修改行政诉讼法，消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尴尬，应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现实国情所需。最高法院已经根据行政审判实践提出在《行政诉讼法》修改前，法院可以就协调解决行政争议之方式进行探索和实践，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来讲，行政诉讼法上的调解与民事诉讼法上的调解在实质上是一样的，都具有诉讼法和实体法上的行为的双重属性。行政诉讼中采用调解是当事人以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为处分标的双方合意行为，达成的调解协议应当与判决书的效力相当，从而可以作为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因此行政调解制度的构建是顺应司法为民这一历史要求的，应当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律助推器”。笔者试从法学理论与审判实践上论述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的可行性，在与法学同仁进行商榷的同时，也希望在今后行政诉讼法修改时能将在现实实然中早已存在并应用的行政诉讼调解不再是停留在实际操作层面而是上升到法律层面。一、我国的诉讼调解制度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建国前有效地解决了我国人民群众的内部纠纷，并在建国初期得到发展。在1991年我国第一部民事诉讼法实施前的时间时里，调解是审理民事纠纷的主要主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审判方式的改革：着重调解的工作方式，使调解制度得到了规范并发挥了其优势。人民法院作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各种矛盾和纠纷的终局解决者，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诉讼调解。人民法院在坚持合法、自愿原则的前提下，促使纠纷当事人在平等的基础上秉着互谅互让的精神所最终达成的调解，既体现了法治精神要求，又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体现，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无疑是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调解有利于当事人息诉，能够实现纠纷和矛盾的彻底解决，减少上诉、再审、申诉、缠诉等现象的发生。我国目前诉讼每年都呈增长趋势，案件判决率，上诉率、再审率居高不下，这些现象的发生，使得社会对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产生一定的信任危机，而调解结案则可以极大地避免这种现象。调解有利于解决执行难问题，执行难除了信用金融诚信体制不健全、地方保护主义、司法腐败等原因外，关键点还是在于义务人没有履行能力，但调解的结案的纠纷当事人一般都能自动履行，很少有案件需要法院强制执行的。调解与效率的关系与法官和当事人情况直接相关，特别是审前调解和简易程序中的调判结合，可以较大地提高法院的审判工作效率，实行案件的繁简分流，有利于法院资源的合理分配。而且，调解可以在原告的诉讼请求之外一并解决双方更多的争议，而不必另案处理，符合法院所追求的公平与效率主题。保证审判的效果，维护社会稳定，既是社会各界对法院的要求，也是法院保护自身建设的需要，调解可以达到当事人无反悔、无申诉、无上访的最佳纠纷解决效果，是司法的理想境界。理论固然来源于实践，但其一旦形成，则可对实践发挥能动的指导作用。建立行政调解制度，在行政诉讼中发挥调解的特殊作用，是解决行政争议实现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尽快修改行政诉讼法，消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尴尬，应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现实国情所需。二、在法律上确立行政诉讼调解的必要性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经济行政案件不应进行调解的通知》中已经规定审查和确认主管行政机关依职权所作的行政处罚或者其他行政决定是否合法、正确，不同于解决原、被告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问题，人民法院不应进行调解，而应在查明情况的基础上作出公正的判决。如此规定说明，调解的实质是参与调解的主体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利，而对自己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作出实质上的处分，以牺牲一定的权利为代价求得争议的解决。因此，调解只适用于那些有完全处分权利来处分自己的褓和程序权利的诉讼形式，而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
环境生态学与天人合一思想 环境生态学是阐明人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及解决环境问题的生态途径即追求可持续发展，而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主要说的是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化解到最小，最终达到和谐统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季羡林先生对其解释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道家认为，在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是相应的。《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易经》中强调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这就说明人的地位之重要。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不仅有人之道，而且人之道的作用就在于“成万物”。再具体地说：天道曰阴阳，地道曰柔刚，人道曰仁义。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这不仅是一种“同与应”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人之道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环境生态学主要以人文社会和环境生态学方面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和谐社会和循环型经济”、“人类生存方式与环境生态危机”、“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之路”、“环境文化与生存安全”、“全球变暖与地球环境生态安全”、“臭氧层破坏对地球环境生态的影
响”、“酸雨对地球环境生态的影响”、“城市化对城市环境及区域气候的影响”、“沙漠－绿洲生态系统水热输送及相互作用数值模拟”、“中国西部水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内容上，环境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其内容和体系尚在不断地发展之中，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 2 ）环境污染的生物效应。（ 3 ）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 4 ）环境污染的监测与评价。（ 5 ）环境污染对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影响。而天人合一思想在内容上主要是自然万物与人在发展的过程中相互统一，在孟子梁惠王上中提出：数（c ù）罟（gǔ）不入洿（wū）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 在研究对象上，环境生态学研究重点是环境污染的生态学原理和规律、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废弃物的能源化和资源化技术，研究目的是改善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达到资源的永续利用，促进经济、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是污染的环境对整个生态系统（以生物为主）的影响。它是研究生态系统中的生物与污染的环境两者之间作用与反作用、对立与统一、相互依赖与相互制约、物质的循环与代谢等一系列相互作用的规律，以及支配这些规律的内在机理。生命系统与人为干预的环境系统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表现为各级水平，所以，环境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从宏观上研究环境中污染物和人为干预的环境对
古代思想家对法的应然与实然问题的追寻（下） 这些主张，在后来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悝、商鞅、韩非那里得到进一步阐发，形成了更为完整的法家传统。战国早期的李悝著《法经》，最早从对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作出了较为系统的成文规定，“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然皆罪名之制也。”51商鞅非常强调法的现实性，所谓“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52就是说，法律制度不应法古或循今，应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商鞅基于其人的本性“好利恶害”的性恶论，主张通过“壹赏”、“壹刊”、“壹教”、“立法明分”，即建立统一的封建法律，厉行封建式法治。商鞅的法治，当然只是有限法治，是封建君主不受制约的“刑无等级”，严格适法，即“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53而且由于“法之不行，自上乱之”，因此在商鞅的这种封建式法治之下，也要求君主率先垂范，做到“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54在适用法律上，“不失疏远，不违亲近”。55时逢战国末年的韩非同样从性恶论出发，主张必须以法制众。他认为法律必须是成文的，以资作为衡量人们遵守的行为准则，所谓“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56这样的法要得到贯彻，君主必须掺合“术”、“势”，“抱法处势”，藏术于胸，以确保法律的实现。总之，法家强调法律的实定性和实在化，颇似有一些法实证主义的意味。他们无不将法视为成文的、颁布的、统一的，并通过有效刑罚手段加以实施的行为规范。 道家的代表老子从因任自然的自然主义和天人合一论出发，最先提出了类似于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法思想，主张“贵以贱为本”、“贵贱不分”的平等观，倡导以人为中心，所谓“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57他认为，凡属人类社会，必有其相互维护其生存的共同法则，但他认为这种法则不是儒家的礼，而是一种自然秩序-道，进而提出带有中国传统色彩的自然法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8所谓“天恢恢，疏而不失”。59 “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60 “天
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人道顺应天道，确实构成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基本原型。孔子在称赞“尧之为君”时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圣人的一切作为，无不是效法天道或天象的结果。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只要顺乎农业的节气，收获的粮食就可以吃不胜吃，先秦著作中不少地方都提到了“秉时”、“顺时”、“应时”，有所谓“不违天时”、“节四时之适”、“审时以举事”的说法。总之，中国文化特别在乎天时地利人和，讲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人们的物质生产和日常生活节奏，完全同自然运律相吻合。这当然与中国古代的农耕文化有关，因为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决定了不需要征服自然，不需要戡天役物，而只要顺应自然，就可以获得维系生存的基本条件。 其实，“天人合一”不仅是儒家的文化诉求，同时也是道家和佛家的文化偏好。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庄子所谓的“因其固然”、“依乎天理”，都鲜明地体现着他们思想的自然主义性格。《庄子·天地篇》对“机械”、“机事”、“机心”的嘲讽，分明拒绝了那种背离自然之“大道”，致力于以人役物的取向。在道家看来，役物的结果只能是役于物，到头来人反而沦为物的奴隶。这种吊诡，已经被现代文明的历史命运所一再证明。 当然，天人关系不仅表现在外部自然界与人类自身之间，它还指自然无为与人为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天”“人”均非实体，而是两种状态或境界，显然，即使发生在人世间，只要是出于事物的本然之性、固然之理、当然之则，也属于“天”；即使发生在自然界，只要是违背自然本性的人为过程，也属于“人”。 德国的荷尔德林有诗云：“诗意地栖居于世。”那是对早已逝去的生存方式的追还。这是诗人对自己亲临状态的一种刻画。对于现代人来说，这种意境实在是有些过于奢侈。因为我们对田园的淳朴早已久违了。返朴归真，顺乎自然，乃是恢复科学技术古典精神唯一可能的选择。 海德格尔区分了古典技术和现代技术，他认为古典技术尚不存在与天道对立的性质，只是因为现代技术才形成了今天人类的生存困局。在他看来，艺术不过是真理的澄明，而真理的澄明归根到底不过是本来如此者的显现，用中国先哲的话说，也就是所谓“道法自然”。因此，使现代科学技术摆脱戡天役物的姿态，恢复科学技术“道法自然”的原初本性。唯有这样，人们才有可能复归于“诗意地栖居”。正是在这些方面，中国文化传统的“天人合一”取向，无疑能够为现代人提供深刻启迪和精神资源。
实然的刑罚目的与应然的选择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总是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刑罚目的亦是如此。而实然的刑罚目的说明了我国现实的刑罚目的，应然的选择则表明了我国刑罚目的应有的一种发展方向。 一、我国实然的刑罚目的 虽然我国刑法没有明文规定刑罚目的，但是从我国刑事法律的有关条文规定来看，还是可以判断出我国刑罚的实然目的。 现行刑法第一条规定：“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条规定：“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我国监狱法第一条规定：“为了正确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前引三部法律的第一条在说明立法意图时都使用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一用语来说明其立法的法律依据。而所谓“根据宪法”，则应该是指根据现行宪法第28条，即：“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反革命的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说明：1999年1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将该条修改为：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客观而论，宪法第28条实际上从宏观上规定了我国刑事法律的总体目的。从语法角度来看，前引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的三个条文中，都有一个表示行为目的的状语“为了……”，这就意味着这三个条文分别从微观方面表明了我国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与行刑法的创制目的。由于创制刑事法律的目的反映了国家运用刑事手段处理社会矛盾的基本目的，因此，创制刑事法律的目的集中代表了国家制刑、量刑、行刑的整体目的-即刑罚目的。如果我们以因式分解的方法将前引三个刑事法律条文进行分解与重组，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一个等式： 刑罚目的=（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秩序）+（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 这里有必要说明：由于在关于刑罚的本质问题上我不认为刑罚是对犯罪的报应（惩罚）而是对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的报应（惩罚），据此，对上述等式可改造为：
第16卷第2期 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Vol.16No.2 2007年6月 Journal of L incang Teachers’College Jun.2007 庄子的“天人合一”思想探析3 张阳成 (湖州中学,浙江 湖州 313000) 摘 要:天人合一思想在庄子思想中是非常重要的内容,然而我们的许多研究并没有根据上下文来深入讨论,而往往是望文生义,以至产生了许多误解。基于此,文章对庄子天人合一思想的渊源、实质以及发展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以期读者能对其有比较正确的把握。 关键词:庄子;天人合一;自然 一、庄子“天人合一”思想的渊源 “天人合一”这一命题首先见于张载《正蒙?乾称》:“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①这里主要是指人性与天合一。 但“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先秦就已经非常流行。庄子在《大宗师》中有言曰:“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在庄子看来,不管人们的认识如何,天和人始终是合一的,而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便是“真人”。因此我们可以说,这里的“与天为徒”就是庄子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 庄子提倡天人合一的直接缘由在于当时礼崩乐坏、天下无道、暴政横行,知识分子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归宿。但除此之外还有更深的理论渊源,即道家对原始社会先民的生活的崇尚以及道家的宇宙生成论思想。道家崇尚原始社会的生活,如《庄子?马蹄》所言的“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庄子?盗跖篇》也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麇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这是道家崇尚的生活,因为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人们与世无争、安居乐业,符合老庄的人生哲学理想,以前有不少学者据此推论以老庄为首的道家为复古主义者,鼓吹历史倒退。在笔者看来,他们的观点只看到了老庄所描绘的社会生活现象的表面,没有看到更深层次所蕴含的意义。老庄尤其是庄子是想通过这种描述来引起人们的回忆:在原始社会,没有知识的困扰,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纷争,人类的生活是那么无忧无虑,人与天地自然是那么的和谐。这种对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场景的描绘,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现实与历史的对比,激起人们的反思,最终更深刻地理解庄子追求天人合一、天下安宁的思想。所以,笔者认为还是不要把它们看成历史倒退能更确切地理解庄子思想的内涵。其实在儒家经典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他们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鼓吹尧舜之治,目的就在于希望统治者用他们的理论来治理国家,以达到尧舜时期那样的状态:社会和谐,生活安宁。 庄子天人合一思想另一渊源在于他的宇宙生成论。在这一点上,庄子直承老子,认为道是创生天地的基本动力,天地万物无不是道的体现,以道观之,万物为一。《齐物论》主要是通过万物齐一的思想来改变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观点,以肯定万物自身的价值,并最终回到天、地、人一体的境界。文中有大量的语句表现了万物齐一的思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怪,道通为一。”《大宗师》中也有“游乎天地之一气”的语句。我们知道,庄子始终是以“道”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和人生,因此,也是从道的观点出发,庄子认为,人生的轨迹也本来就与天地万物的运行相合一的。这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天地万物“原是一体”和“一气流通”了。因此,有人将我们中国哲学史上的天人合一思想称之为是“本原性的天人合一,是讲人与世界原本为一,本来就是一体”。②以此观点来论述庄子的天人合一思想也是适合的。 二、庄子之天人合一思想的实质 庄子之“天人合一”思想顾名思义存在两个面:天和人。何者为天?天即天然、自然、非人为,“牛马四足,是谓天”(《秋水》)。人就是人为。而庄子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是:“与天为徒”,顾名思义就是让 63收稿日期:2007-01-02 作者简介:张阳成(1979-),男,浙江东阳人,湖州中学教师。
从应然的角度讲教与学 从应然的角度讲，学是本源性（本体性）的存在，教是条件性的存在，无论是从个体成长还是从人类发展来说，学都先于教而存在，教是为学服务的。“教与学的关系处于这样的基本状态：教学的根本目的、出发点和归宿都要体现、落实于学的状态，教的必要性建基于学的必要性，教的现实性取决于学的可能性，教的准备依存于学的准备。整个教学的着眼点在于学的态势。这样，教与学的关系表现为：学是处于规约的地位，它规定着教学的可能性质与进程，体现着教学的总体预想效果；而教则是关系的次要方面，处于辅从地位，教的目的、任务、内容依存于学的目的、任务、内容，教的过程符合、适应于学的过程的内在逻辑，教的任务是否完成要看教学目标是否达到，而后者则落实、体现在学的终态上。”这是因为，首先人具有学习的天性和巨大的学习潜能、发展潜力；其次学生具有独立的倾向、要求以及很强的独立学习能力。当然关键还在于学习是学生的自我活动（自我生成的过程），教师是无法替代的。教师不能代替学生读书，替代学生观察、分析、思考，替代学生明白任何一个道理和掌握任何一条规律。所以教学改革要正本清源，教与学的关系要恢复到其本义上，没有学习就没有教学，学习是教学活动的本位与原点所在，助学、促学、扬学是教学存在的使命与理由，教要在引导、促进、维持、强化、激励上下功夫，真正落实以学定教（定出了教的本性、价值和意义），实现少教多学、不教之教（之学）（教为了不教）、教学相长。从实然和应然相结合的角度讲，教学是由师生双方共同决定和完成的一项活动，教学的水平和质量取决于教与学双方的潜能、智力和责任心、积极性的充分发挥，缺乏任何一方的努力和贡献，教学都不可能达到理想的境界和效果。从实然的角度讲，教学改革要致力于提高教师的素质和更新教师的观念。观念决定教师怎么教（即教的方向），素质决定教师教什么（即教的内容）。教学改革“成也教师、败也教师”，加拿大教育学者迈克尔·富兰（ M.Fullan ）指出，“教育变革的成败取决于教师的所思所为，事实就是如此简单，也是如此复杂。”教师素质是决定教学改革的最终力量和依靠，教师素质跟不上，一切教学改革都将流于形式，提高教学质量更是无从谈起。正如朱永新先生所言“一次次改革之所以最终走入形式主义的老路而成效甚微，根本原因在于教师专业素养的不足。”反过来说，教学改革的使命就是提高教师的素质。“许多教育家认为，学校教学质量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教师是学生的领路人，他认为高水平的教师是极富吸引力的。他曾举例说：假如学校里来了一位才华出众的生物老师，用不了多久，他的周围就会出现一群爱好生物课的学生。日本教育家东洋指出教育实践中也存在着另外一种现象，低水平的教师使得那些极富才华的学生变得愚笨起来。他说：‘一个蕴藏着可贵才华的青年，只是由于他落到了某位半瓶子醋的老教书匠之手，于是丧失了英才的光芒，结果以无名小卒告终。'这就说明低水平的教师是不可能教出高水平的学生的。” “《纽约时报》在 2012 年曾经刊发过一篇文章，其中指出：‘如果学生受教于水平在倒数 1% 的老师的班级，其负面影响相当于缺失全学年 40% 的课；但如果水平在前 20% 的老师的班级，其正面影响相当于比他人多学了一至两个月。'更为有趣的是，该文援引的一项研究表明，学生即使在由平均水平老师执教的班级，也比由倒数 5% 水平老师执教班级的学生在将来的职业生涯中平均每人多挣 140 万美元。我想，我们不用去追究究竟这 140 万
死刑存废之应然与实然--陈兴良 「摘要」死刑的存废是一个古老但历来颇受世人关注的活题。原因在于，死刑关系一个人的生死。死刑的威慑力究竟有多大？对杀人犯不处死刑能否得到普遍大众的认可？死刑是否真能阻止住恶性暴力犯罪的日益增加？废除死刑是否会引发犯罪？这些问题都与死刑的存废密切相关。 「关键词」死刑，存废，限制 死刑废止，从其应然性来看，是刑罚人道主义思想的必然结果；从其实然性来看，它又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对我国现行死刑制度之存废，应持否定的态度。死刑，是存置还是废止，这是一个问题。从应然性上来说，我们应当提出死刑废止的问题，并大力加以弘扬。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作为一名刑法学者，我们应当进行死刑废止论的启蒙。也许有人会说，在犯罪形势严峻，死刑广泛适用的今日中国，宣扬死刑废止论是不合时宜的。对此，笔者大不以为然。难道我们今天比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第一次正式提出死刑废止论时还更不具备条件吗？回答是否定的。1764年，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对欧洲中世纪封建专制社会的刑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以过人的勇气提出了死刑废止论。贝卡里亚提出：“死刑并不是一种权利，笔者已经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一场国家同一个公民的战争，因为，它认为消灭这个公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然而，如果笔者要证明死刑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有益的，笔者就首先要为人道打赢官司。[1]贝卡里亚以人道的名义向死刑发出了死刑令。只要我们考察一下贝卡里亚提出死刑废止论所处的时代背景，就不能不对他的巨大勇气表示由衷地敬佩了。贝卡里亚生活的时代，欧洲刚从中世纪的黑暗岁月中走出来，但严刑苛罚仍然是这个时期刑法的根本特征。在英国，根据著名法学家布莱克斯通在18世纪60年代保守的估计，当时英国仅规定死刑的成文法便达160多部，而每部成文法中又规定了数种乃至数十种死罪，更不用说普通法上的死罪数了。对于英国刑法的残酷性，恩格斯指出：“谁都知道，英国的刑法典在欧洲是最森严的。就野蛮来说，早在1810年它就已经毫不亚于加络林纳法典了：焚烧，轮辗，砍四块，从活人身上挖出内脏等等曾是惯用的几种刑罚。不错，从那时起最令人愤慨的酷刑固然已经废止，但刑法中仍然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大量野蛮的和卑劣的酷刑，处死刑的有七种罪（杀人、叛国、强奸、兽奸鸡奸、破门入盗、暴力行劫、纵火杀人）；而以前应用范围广泛得多的死刑，也只是到1837年才限制在这几个方面。” [2]在法国，就在贝卡里亚提出死刑废止论的前十年-1757年3月2日，达米安因谋刺国王被判处死刑并被残酷地执行。这一死刑执行场景，正如同罗伯斯庇尔所说的那样，是一场整个民族进行的隆重的谋杀。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引述了一位目击现场的官员布东留下的记载，详尽地描述了处死的过程。[3]在贝卡里亚的祖国意大利也是如此，废除死刑的观点与18世纪意大利的刑罚残酷现状是格格不入的。1792年1月12日，意大利伦巴第刑事立法改革委员会开会讨论了死刑的存废问题，贝卡里亚处于少数派地位。直至1794年11月28日，贝卡里亚逝世也没有在自己的祖国实现废除死刑的梦想。1859年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通过法令废除了死刑。1889年意大利统一后的第一部刑法典第一次废除死刑，但在1926年又恢复了死刑。二战结束后，1947年意大利刑法典废除了普通刑事犯罪和平时的军事犯罪的死刑，一直到1994年才废止了战时军事犯罪的死刑，从而最终实现了死刑的废止。这时，距离1764年贝卡里亚提出死刑废止论，已经时隔200多年。可以想见，贝卡里亚提出死刑废止论的时间，他的心灵是何等的寂寞。正如贝卡里亚所言：“同信守蒙昧习惯的众人发生的喧嚣相比，一个哲学家的呼声确实太微弱了。”[4] 死刑废止论，是从刑罚人道主义出发所得出的必然结论。如果仅仅从功利主义出发，死刑是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尽管死刑对于犯罪的威慑力，往往被死刑存置论所夸张，并且被大多数当政者所迷信。但相对于其他较轻的刑罚，作为最重之刑的死刑，其威慑力是其他刑罚
“天人合一”思想评析 中国很早就进入了农耕社会，而农耕生产与自然时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农耕文明时期，古人的生存状态是依赖于自然的，并且不能超越自然，因此人们十分注重自然时令。“在农业社会中，时间的规则是根据自然界的周期变化所决定的,这不仅决定了人要根据季节的更替行事,而且也限定了人们的知识结构。”⑴细究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不难发现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具体表现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借用一位思想史研究专家的话说：“中国古代思想界一开始就与‘天’相关。”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逐渐孕育了中国古代所特有的“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国先哲追求的最高境界，亦是中华文化之潜质和最基本的原动力。 之前，每当提起“天人合一”的思想，我首先就会想到它是由董仲舒提出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经过一番学习和了解之后，我发现“天人合一”的思想并非一人独创，而是出现于中国古代诸多文人的思想言论之中。 天人合一的思想起源于先秦时代，主要可见于儒道两家的思想之中。在道家来看，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庄子曾说：“人与天，一也”；“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⑶人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与天地自然同属一个生命场，因此人与自然之间应该相互依存、和谐相处，人的行为要“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与麋鹿共处”⑷。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是从《周易》发轫,经过孔子、孟子、荀子的不断丰富和完善，至汉代董仲舒又将“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董仲舒曾说“以类合一，天人一也”，又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⑸后来发展到二程、朱熹、王阳明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完成了一个自身演变的历史过程,以朴素、直观的方式表达了人与自然的良好沟通。 “月令”思想开启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先河。月令是上古一种文章体裁，按照一年12个月的时令，记述政府的祭祀礼仪、职务、法令、禁令等，并把它们归纳在五行相生的系统中。如《礼记·月令》把世界描绘为一个多层次的结构，太阳最高，其次为四时、月、神、五行，最后一个层次是各种人事活动，如生产、政令等等。上述结构层次基本是同向制约，
从应然精英走向实然精英:论大学生身份定位 摘要：在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大学生面临着身份定位的多重尴尬，这不利于精英人才的培养。为了使“应然精英”顺利过渡到“实然精英”，我们必须坚定精英培养理念，制定多样性的精英培养目标，实施特色化的精英培养模式，提高社会大众对大学生精英的发展性认知，增强大学生的自我精英意识。 关键词：应然精英；实然精英；大学生身份定位；培养途径 未来10年，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进人人力资源强国行列，人才是关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年～2020年)》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当前，随着国家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人才培养逐渐走向大众化和多样化，大学生面临着“精英”抑或“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定位困惑，影响了大学生的成长和成才。诸多现象表明，大学生的身份定位，已经成为新时期人才培养的重要议题。 一、时代召唤：精英身份定位的应然之义 桑多·罗扎克说：“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个人认同的找寻及个人命运定向的私人体验本身，都变成是一种主要的颠覆性政治力量。”在当今社会，身份的定位与认同越来越成为个体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作为当代大学生，肩负着时代的使命和国家的重任，理应成为社会的精英，并取得社会的广泛认同。 1知识经济时代迫切需要知识精英 “精英”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法国，意指“精选出来的少数”或“优秀人物”。他们在智力、性格、能力、财产等方面超过大多数统治者，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取得了成功，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和作用。在历史上，来源于传统权力、超凡权力或法定权力的政治精英代表一定的利益集团，掌握着重大决策权，他们的政治态度和言行对政治发展的方向和前景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决定着政治的性质。而占有大量财富和资源的经济精英在经济领域内占据支配地位，与其他群体或阶级、尤其是政治精英一起决定着当时和当地的社会结构。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的流动性、开放性日益增强，在精英产生的过程中，精英的先赋性因素的优势地位逐渐减弱，后致性因素的帮扶作用越来越大，精英产生的领域和途径越来越多。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资源化、产品化、产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知识驱动经济，知识创造财富，拥有高深知识、创新思维、综合素质的知识精英对社会的发展将越来越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2大学生具有精英潜质 高等教育是高深知识最重要的制度化载体，为其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存在形式
认识人的“应然性选择”与“实然性选择” 如果说“必然性”与“偶然性”是人对于客观规律、客观条件、客观现实的认识把握，那么人的“应然性选择”与“实然性选择”才真正从人这个主体去发挥他的认知和实践。在这里，主体的人的思维能动性、主观能动力更加使人的行为实践接近了现实和真理。 认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我们发现了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认识人的“应然性选择”与“实然性选择”，我们要厘清人在面向自身的思想与现实、面对理论与实际的选择上，它们是怎样的一些关系。 所谓人的“应然性选择”，是指我们从思维概念上，或者说从思想方面、理论认识上对实际情况作出的认识、判断、选择。比如，专家、理论家们常常告诉我们，事情应该那样去做。人的“实然性选择”，是指人们通过具体的行为实践所做出的现实选择。再比如，我们照着专家、理论家们所说的那样去做了，却发现实际上的操作与理论有偏差或误差，于是我们做出了纠正这种偏差、误差的选择。 由此可见，一、保证“实然性选择”的正确的前提需要保证“应然性选择”的正确。而“应然性选择”的正确需要科学地分析主客观条件。在没有条件、或条件很不成熟、也不能创造条件的情况下，冒然进行了“实然性选择”，摔跟头自然在所难免。因为那是你主观头脑认识的“应然性选择”，不是客观实际的正确的“应然性选择”。
我称之为“非应然性选择”。把“非应然性选择”当作“应然性选择”既是思想认识的错误，也是“实然性选择”的错误。二、即使我们有了“应然性选择”的正确，也未必能完全保证“实然性选择”与“应然性选择”的高度同一。在人的现实选择中，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理论对现实具有指导性，也具有普遍性。然而，实践却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实践出真知；理论源于实践；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列宁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要联系实际。反过来说，理论不联系实际是教条主义；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经不起现实考验；来源于实践的理论、真知只有实践才能提升和发展它；我们也发现，人的“实然性选择”（现实选择）是有对错之分、高下之分、好坏之分的。不过，我们可以在现实的磨砺中通过实践纠正错的、不好的行为选择，以达到实践的正确性，以及思维的真理性，即思维的此岸性。 人的“应然性选择”是具有理性精神的。可是，人却不是一个十足的理性动物。甚至我认为，人首先是感性动物，后才是理性动物。所以，人的“应然性选择”与情感、目的、意志发生冲突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出具有理性精神的“应然性选择”。 现实世界里，人通往正确的“应然性选择”往往只有一条路或几条路。而人在“实然性选择”的过程中却走出了许多条弯路、曲折路，包括死角路。因为，在“应然性选择”与“实然性选择”当中，我们
谈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并结合现实谈谈你的理解？ “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在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是相应的。《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易经》中强调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这就说明人的地位之重要。天：“始万物”，阴阳。地：“生万物”，柔刚。人：“成万物”，仁义。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这不仅是一种“同与应”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人之道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 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与“天人之分”说相对立 所谓“天”，一种观点认为包含着如下内容：1，天是可以与人发生感应关系的存在；2，天是赋予人以吉凶祸福的存在；3，天是人们敬畏、事奉的对象；4，天是主宰人、特别是主宰王朝命运的存在（天命之天）；5，天是赋予人仁义礼智本性的存在。另一种观点认为“天”就是“自然”的代表。“天人合一”有两层意思：一是天人一致。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二是天人相应，或天人相通。是说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 二、几种主要的“天人合一”观 在中国思想史上，“天”、“人”的涵义并不是固定的。“天”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既可以指人格化的至上神，也可指自然规律、命运、机遇等。有关它的具体含义学术界中说法也比较多，比如冯友兰认为天有五义，即物质之天、主宰之天、运命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张岱年认为“所谓天有三种涵义:一指最高主宰，二指广大自然，三指最高原理。”“人”的涵义相对来说比较明确，它一般就指人类，但有时也有侧重，或者有更为具体的指称，如可以指统治阶级、圣人，也可以指社会现象、人为努力、人为造作等。总之，天和人在不同的语境中有着不同的涵义，而“天人合一”作为天人之间统一性的一个高度概括，也就具有了丰富而复杂的内涵。 一是“天人玄同”。这是老子的看法。老子从现实和理想两个层面论述了天道与人道的关系问题。从现实层面上说,老子认为天道与人道并不一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天道是公正无私的,然而现实中的人所实行的社会制度却不是公正无私的,存在着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这在老子看来是不正常、不合理的。从理想层面上说,老子认为人应当取法乎天,求得天人合一。他主张人们放弃一切违背天道的行为,进入“彼我玄同”的天人合一境界。 二是“无以人灭天”。这是庄子的看法。庄子也反对把天道同人道割裂开来,视“自然无为”的天道为人道的最高准则,故而提出“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的观点。他所说的“人”是指违背天道的人为,“故”是指违背规律的私智技巧。庄子反对以人为对抗天道,绝不是主张人们什么事情都不做,只是强调人们做事时必须服从自然之道。 三是“人与天一”。这是孔子的看法。孔子从社会和道德伦理出发,提出了“人与天一”的命题,孔子说:“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圣人晏然体逝而终矣”他把“天”看作是道德伦理关系的化身,是用人伦关系来塑造的天,即义理之天。其目的是,在“天人合一”观念中把宗法人伦上升为一种天然合理的东西,用“天意”来协调人类关系,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人伦秩序。 四是“天人相通”。这是孟子和《易传》的作者们的看法,表达了正统儒家的天人合一观。道家所说的天是自然之天,而他们所说的天是义理之天。他们认为,天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的本体,而且还是道德义理等价值存在的本体。人作为道德义理等价值存在的体现者,其所遵循的道德规范、义理准则都源于天道,本于天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天道与人道相通。 三、“天人合一”的思想把人生的价值实现和自然社会的有序发展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6813632263.html, 再论德鲁克的企业目的观 作者：王雅娟 来源：《学理论·下》2010年第05期 摘要:从后现代管理哲学的意义上认为企业利润最大化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经济机制;并提出社会责任将作为一种带有普遍性意义的企业战略经营方式,实现工业社会向后商业社会(或未来社会)转变的经济机制的观点。从德鲁克的企业目的观出发,运用理论逻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企业利润最大化到企业社会责任的演变,并从文化人类学、制度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学 的维度中阐述其本质。力图揭示出不同社会制度环境下,社会经济机制和企业经营机制的实现 方式从实然向应然的转变,即企业的目的从追求利润最大化到承担社会责任的嬗变。 关键词:企业目的;利润最大化;企业社会责任;社会经济观 中图分类号:C93-0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5-0042-04 一、德鲁克企业目的观的提出 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中,回答了“企业经营的实质是什么”这一带有哲学命题意味的问题。德鲁克认为,顾客是企业得以生存的基础,他反复强调企业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创造顾客。在他的论述中,首先以西尔斯(Sears)公司的案例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企业是由人创造和管理的,而不是由“经济力量”创造和管理的;第二个结论是不能单单从利润的角度来定义或解释企业,利润不是企业和企业活动的目的,而是企业经营的限制性因素。利润并不能解释所有的企业活动与 决策的原因,而是检验企业效能的指标。他认为,企业的目的必须超越企业本身。因为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所以,企业的目的也必须在社会之中来寻找。在企业家采取行动满足了顾客的需求之后,顾客才真的存在,市场也才真的诞生。所以,顾客的需求才是企业目的的本源,是顾客决定了企业是什么,企业生产什么以及企业是否会兴旺发达。德鲁克的这一思想与马克思、熊彼特的 思想有相通之处。从实质上看,德鲁克关于企业经营就是“创造顾客”与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的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和生产决定消费的论述是相联系的。回答企业经营就是“创造顾客”这一命题是从企业目的出发,从分析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入手破解的。企业存在的目的一方面是 要尽可能地满足社会的需要,也就是追求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又要谋求最大的经济效益,也就是要追求利润。这两方面是有矛盾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生产中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奥 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熊彼特也持这样的观点[1]。 本文认为,德鲁克企业目的观没有否定“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事实存在状态,并且肯定了企业利润最大化和企业创造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但并非将“企业利润最大化”和“创造顾客”、“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完全对立起来。本文认为德鲁克的观点力图阐释的是企业的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创造顾客,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事实上主观创造顾客的过程,正是客观上创造了自己,这是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蕴含着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处的道理，我们应该汲取这个古代先进思想的精神养料，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积极解决人类发展所面临的环境问题。 关键词：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生态意义 中图分类号：B028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09）03-随着工业化社会步伐的不断推进，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不断加剧，给人们 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灾害。人们痛定思痛，开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认识到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应是人们实践活动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维持人们可持续健康发展所必需。实际上，在中国古代人们就认识到了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处的道理，并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我们有必要对这种理念理解、把握，从古人那里汲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理和智慧，以便更好的指导我们的实践，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丰收。 一、“天人合一”的科学内涵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先辈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认识，是中国传 统价值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命题是由北宋张载第一次明确、系统地提出的。张载在其名篇《正蒙?乾称》里说：“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张载提出的这一重大而先进的哲学命题，体现了中国哲学重合轻分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表达了中国先辈“万物同源，和谐共处”的思想观念，同时亦揭示了中国哲学、中国文化包容宇宙、开拓进取的风貌特色与基本精神。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民族五千来传统文化理念的优秀思想精髓。它首先指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指明了人与自然应是和谐共处的关系，人凌驾在自然之上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其次，体现了人类生生不息、前仆后继，与天地万物共同存在、发展、创造的完美主义理想和拼搏进取精神；第三，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这种思维模式的全面性、先进性和创造性。中国哲人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命题的问题意识之一就是深刻认识到“天人一体”，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本是同根生”。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应该充分尊重大自然万事万物的生存权利，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体。因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思想理念的精髓和主旨就是要探索和获取“天”与“人”的亲和性，就是要力求达到人与天地万物互相尊重、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环境问题不但是个涉及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问题，而且是人在实践活动 中直接面对的现实问题。“天人合一”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 的理想境界，古人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践行这一理念。根据史料记载，三千年前的周朝根据气候节气，严格规定了打猎、捕鱼、砍伐、烧荒等的时间；二千年前的秦朝，禁止春天采集幼小植物，禁止猎取年幼野兽，禁止毒杀野生动物。中国历朝历代，或多或少皆有对环境保护的明确法规与禁令。中国今天的环境保护工作，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我们应该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为拥有一个更加绿色安全的生存环境而努力奋斗。 二、“天人合一”指导实践的生态意义 近代工业文明发展所形成的自然观，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保障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类确实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文明成就。但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到上世纪后期，温室效应、臭氧破坏、水体污染等一系列困扰人们的环境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