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道中的儒家思想
摘要：日本武士道和所有的伦理道德一样，是社会规范的行为准则之一，是维持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其中，“忠”是武士道的最高道德。日本武士道中“忠”的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儒学的继承和发展。但是，武士道在发展的过程中，既有许多与儒家思想的共通之处，又有许多自己的见解和异化，形成自己独特的伦理道德体系。
关键字：武士道；“忠”的思想；“忠”的原因；“忠”的继承
一“武士道”概说
“武士道”起源于日本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时期，最初，它提倡忠诚、信义、廉耻、尚武、名誉等道德要素。也就是说，一个武士，要对主君忠诚，要讲诚信，同时要有羞耻心，要时刻记得维护自身、家族及整个武士阶级的名誉。武士道和所有的伦理道德一样，作为社会规范的行为准则之一，是维持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以社会舆论、良心、风俗习惯、榜样感化和思想教育等手段，使人们形成内心的善恶观念和情感、信念，自觉地尽到对他人和社会应尽的责任义务，已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到了江户时代，武士道嫁接了中国儒家和佛家的思想，再糅合日本本土的神道教，最终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武士阶级的行为准则。
总而言之，武士道的诀窍就是看透了死亡，“不怕死”而为主君毫无保留地舍命献身。这种思想也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儒家的“士道”讲究君臣之义，有“君臣义合”、“父子天合”的人伦观念，但是日本“武士道”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强调“毫不留念地死，毫不顾忌地死，毫不犹豫地死”。[1]
二日本武士道“忠”的思想
日本封建社会的武家政治时期,“忠”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是存在于各种境遇中的人们关系的纽带，是维持武家统治的具体体现。忠于自己的主人是武士必须恪守的信条,是武士道的核心和灵魂。名誉、武勇、礼仪、廉耻、朴素、勤学等武士道的规范,都从属于忠,服务于忠,起着强化忠的作用。[2]“忠”源于中国儒家思想,但奉行军国主义的日本武士,根据本民族自身的需要,摆脱了中国
传统“忠”观念的影响,在自身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征。[3]主要内容是:
1、武士道“忠”的内涵：
意味着死的坚决意志,是将生命交给主君的彻底献身精神,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武士对“以忠效主”的理解是:必须为主人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4]
2、武士道“忠”的标准：
以随时准备为主君牺牲生命的程度来衡量,即为了效忠主君,武士应牺牲自己的一切。武士道重视君臣戒律，即使“君不君”也不可“臣不臣”。无论主君的命令是多么无理、蛮横,都要无条件服从。只有克制自我、无条件服从命令的人才是忠臣。
3、武士道“忠”的地位：
中国儒家文化始终以“仁”为核心，“忠”受到“孝”和“礼”的制约。在日本，武士社会以来，“忠勇”则成为超越于一切之上的最高道德，日本武士价值理念的核心即是“臣对君主无条件的忠诚与献身。”[5]凌驾于其他所有伦理之上。“对君主的效忠,相比起来,更处于整个体系的中心位置,超过对家族的效忠”。对主君的义务任何时候都是第一位的，孝子首先要成为忠臣，如果父亲背叛主君，孝子也要毫不犹豫地抛弃父亲追随主君。
4、武士道“忠”的本质：
传统儒学的“忠”以仁慈为本位，尊重人性；而武士道的“忠”则重君臣之间的戒律，强调臣对君无条件的绝对忠诚，是彻头彻尾的权威至上主义，并演绎为冷血之“忠”，使人伦关系忠双向的道德义务，变成了下对上，卑对尊单方面的绝对服从。
5、武士道“忠”的性质：
在最初的日本武士的主从关系中，臣对主君的“忠”伴随着主君的“恩”实现的。主君的恩是要给臣下领地或者保护臣下的领地，而作为臣下则要效忠主君作为报答。天皇是国家尊严、统一和永存的象征，日本民族都蒙受了“皇恩”，因而全体国民都应忠于天皇。
武士道的“忠诚至上”早已脱离了儒家尽忠的本义，而与日本本土的氏族神信仰、天皇信仰等杂糅为一体，丧失了儒家人本主义的合理内核。
三武士道“忠”存在的原因
中国儒家思想的“忠”,传到日本后,经过武士阶级的发展和深化,成为武士道的核心和灵魂，以及最高的道德准则。究其原因,是因为武家政治奉行的军国主义,为“忠”提供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1、政治上：
“忠”是军事统治者的最大需要,是武家政治的纽带。幕府的统治制度,是通过上下级之间的忠诚关系来保持统一,“忠”成为决定武家统治生死存亡的重要依据。所以,武家政治特别强调家臣单方面对主君尽“忠”的自我牺牲精神。在杀伐征战、烽火硝烟的战乱年代,“忠”是克敌致胜的法宝。战争的胜败、首领的生死存亡,都取决于属下将士忠诚的程度。[6]
2、经济上：
“忠”是家臣武士经济收入的根本需要。主君用物质利益和“忠臣”的名誉,换取家臣武士“忠”的献身精神。德川时代，武士的经济命脉完全掌握在主君的手中，唯一的生活来源是靠效忠主君获取禄米，武士的一生乃至世代都必须依靠主君来维持保障。武家社会决不容忍不忠之人,对主君不忠,就是“盗父母之惠,贪主君之禄,一生之间唯终于盗贼之命”,[7]其结果就是丧失政治地位和经济来源。
3、思想上：
“忠”是臣民发自内心对主人的报恩或还恩。因为“知恩的才是人，不知恩的可谓禽兽。”在他们看来，自己蒙受主子的关照和重用，甚至子孙后代的经济来源都源于主子的恩赏，因而他们要报恩，不惜以牺牲性命为代价，以换得更大的“恩赏”。
同时，武士超凡脱俗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言行举止,成了社会的价值导向,决定着社会的道德等级和性质，是其他行业向往和学习的对象。正如孔子所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8]因此，武士道的忠义观也逐渐为日本民众所崇拜敬仰，成为整个国民特有的深层文化心理。
四武士道对儒学“忠”的继承
1.尽“忠”的对象：
儒家思想从建立统一的君主制国家开始，就承认君主是整个国家最高的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并大力提倡忠于君主忠于国家的“忠君爱国”思想；
武士道把家族的利害与其成员的利益联系成密不可分的整体，认为国家先于个人而存在，一个人在国家中出生并且是国家的一部分，因此必须为国家或者其执政者而死。
2.尽“忠”的目的和手段：
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还是日本武士道，二者均主张谏言，而尽忠的最高形式都是以生命来表明自己的忠诚。孔子在回答鲁定公如何处理君臣关系的问题时说：君主应以礼来使用臣子，臣子应该衷心的服侍君主。臣子应向君主尽忠，不要阳奉阴违的欺瞒他；臣子有向君主进谏的义务，如果君主不听，可以当面触犯他。武士道“对那些为了君主的无常意志或胡思乱想而牺牲掉自己的良知的人，给予很低的评价。这样的人会受到鄙视，被看作妄臣或宠臣，如果做不到匡正君主的错误，则任由君主处置自己”。[9]
这是日本武士道在自身发展和演化过程中对传统儒家思想吸收和继承的部分。同时也是日本武士道一直维持不变的忠义信条。
五小结
武士道是日本的一种特殊文化，它是随着武家社会的发展形成的一种文化精神。一方面武士道的产生是由社会条件的需要，适应主君、家臣、武士等社会关系的协调产生的；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相关元素吸收并包孕育而成的。日本的“忠”和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忠君爱国”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作为现代发达国家，“忠君”的思想即全体日本人民忠于天皇陛下的思想一直主导着日本的主流思想了。
总的来说,武士道和儒学既相联系又相区别，它吸收了儒学中忠义礼信等合理价值内涵,使得武士道得以存在下来,可以说如果没有儒学对其理论的支撑,武士道是绝不会得以长久存在下去的。
参考文献
【1】(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3年
【2】(美)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中译本,三联书店
【3】(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
【4】(日)森岛通夫《日本成功之路》中译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
【5】(美)格里菲斯《日本的宗教》,转引自新渡户稻造《武士道》
【6】苏桂《忠—武士道和日本精神的价值核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7】(美)赖肖尔《当今日本人》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8】乌恩溥译注《四书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
【9】《日本思想史大系》32,岩波书店,1972年
从日本国民素质分析日本道德教育特点及启示2017年暑假，我来到日本北海道等地旅游，短短七天的游历，耳闻目睹了 日本社会的真实场景。之前在国内经常能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听到对日本国民素质的赞美之词，此次日本之行，让我对日本国民的素质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留下深刻的印象。 初到日本，街道的环境干净整洁、垃圾桶和投放垃圾管理非常规范。走在大街上，经常与行走的人们碰面，他们大都会给人一个礼貌的微笑。在有红绿灯的地方，人们过马路时都井然有序，没有人闯红灯。在酒店碰到每个当地人，他们都会对你彬彬有礼。日本的治安状况非常好，没有发现居民楼的一层二层安装防盗窗，到了晚上，人们可以安全地在大街上独自行走。 日本之行，我感触很多，也明白了很多事理，美国研究创造性思维专家托兰斯称日本是“一个拥有一亿一千五百万超级成就者的国家”。相比于日本，我们的国民素质需要提高，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不具备良好的道德素质，这个国家的未来发展必然堪忧。提高国民素质离不开道德教育，日本在道德教育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因此，本文将从日本道德教育的背景、发展历程等方面分析，就道德教育的培养目标、内容方式、环境建设等方面与我国进行比较，并结合我国现状，提出若干思考。 一、日本道德教育的背景与发展历程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动侵略战争并失败，国家受到重创。日本社会广泛认为“教育改革是日本复兴的筹码”。日本政府重视教育投资，制定相关政策，降低学生受教育费用，结合福利组织或其他机构，尽量帮助贫困儿童实现上学梦，并且整个社会风气鼓励监护人配合支持教育工作。从而努力提高整个国家的教育平均水平。的确，日本通过“教育立國”战略培养出了一批批高素质的国民，从而为实现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本，逐步成为世界强国。 从发展历程看，日本道德教育主要受自然环境、儒学、神道教以及武士道精神等方面的影响。一是自然环境因素。作为四面环海的岛国，自然资源匮乏，日本民众在频繁面对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形成了民众的团结性、纪律性；二是儒家思想影响因素，虽然日本的儒学源自中国，但在中国儒学基础上进行了改良，本质也发生改变。日本的儒学淡化仁慈理念更强调忠诚理念，但日本对“忠诚”的理解更多的是在皇权维护的层面上。这些奠定了日本道德教育的基础；三是“神道教”思想影响因素，日本的神道教来源于中国的道教，但是却在日本演化为宣扬忠君爱国思想的神道教，成为普通百姓的信仰；四是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千年以来形成的伦理道德体系，主要内容是义勇、仁礼、名誉、忠义、克己等，其最大特点就是绝对效忠君主，可以说这种忠诚已经超越了伦理
日本武士道精神 武士道的要求最主要有几个方面：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 “义”是武士准则中最严格的教诲，要求武士必须遵守义理和道德。 “勇”要求武士具备敢作敢为、坚忍不拔的精神，同时要有高强的武艺。 “仁”使武士不至成为黩武主义的武夫，而要具有宽容、爱心、同情、怜悯的美德。 “礼”不仅仅是风度，更是对他人的情感和关怀的外在表现。 “诚”要求武士保持诚实，同时要摆脱来自诸如商人阶层之类的诱惑。 “名誉”的意识包含着人格的尊严及对价值明确的自觉，它要求武士为了名誉而愿意付出一切，又要具有分清是非保持忍耐和坚忍的品行。 “忠义”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它是存在于各种境遇中的人们关系的纽带，忠于自己的主人是武士必须恪守的信条。 “克己”要求武士克制自己的私欲，不能被欲望左右信念，这样才能侍奉君主，保护领国领民。 这是与许多人理解不太一样的，推崇的是善良的本性。在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穷兵黩武的道路之后，武士道经历了一次畸变。武士道作为传统封建制度的精神规范，却在日益法西斯化的国家军队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工具。为推行侵略扩张的政策，日本当权者需要用武士道去激励士气，巩固军队，也需要用武士道去禁锢和统一国民的思想，为此，他们开足宣传工具的马力，打着“拯救日本”的幌子，强行灌输“皇国论”、“大和魂”、“为天皇尽忠”等思想。武士道本来是一套道德体系，崇尚克己，奉公，勇敢，隐忍，谦让，的道伦理观，统治者却断章取义，过分突出“勇”和“忠”，因为自古武士把武士刀和和弓当作勇敢与地位的象征。特别是“武士道，就是对死的觉悟”，当这种对于淡然面对死亡的思维方式与狭隘民族主义和扩张政策相结合，就变为了无视他人的生命价值同时也那样对待自己的生命疯狂信念，变为虐杀狂和自虐狂。其实武士道在刚出现的时候，它的本意还是善良的，只是到了后来才被统治者用到了歧路上去了，同时也就让周围的人对它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究竟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武士道的诀窍就是看透了死亡，“不怕死”而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这种思想也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儒家的“士道”讲究君臣之义，有“君臣义合”、“父子天合”的人伦观念，但是日本“武士道”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的价值。中国的原始儒学是以孝为本，尽孝才是绝对的价值。如果“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但是如果“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武士道论者认为，儒家的“士道论”乃在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慎于人伦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选择生死，则面对死却不干脆去死。唯有纯粹彻底的觉悟死，才是武士道强人之处。武士道彻底的觉悟死了，他的容貌、言语、起居动作，也就与众不同。武士社会尊重礼仪，不光是封建社会阶层秩序的尊从，更进一步说“礼仪端正”，才是武士强人一等的表现。武士要“死的干脆”，君要你切腹自杀你就得切腹自杀，这是日本镰仓武家时代以来的传统。 日本人用樱花比喻武士。要了解武士道，先要看看武士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一般国家都会以猛兽，猛禽比喻武士、英雄。但在日本是以樱花来比喻武士的。因为他们认为樱花的几个特性很符合武士的特点。
儒家文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 作用的一种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具 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性——经济活动市场化；企业经营自主化；政府 调节间接化；经济运行法制化。其主要特征： 第一，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 发展，平等竞争。不同经济成分还可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 企业主导作用。 第二，在分配制度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手段，既鼓励先进， 促动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别，又防止两级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在宏观调控上，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 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 中国当下面对的重大挑战之一，是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在这 方面，儒家思想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中国古代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这当然是夸大了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的实践价值。不过，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深邃、最富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和主流，对中国的经济、政治、 文化领域产生了广泛而长远的影响。儒家文化不像人类历史上很多灿 烂一时而终归湮灭的大文化那样，已经失去其深度和存有价值，而有 着辉煌的发展前景。在如今的世界化时代，很多人都意识到，有必要 继承孔夫子在2500年前就精淬出来的智慧。 二、儒家文化对市场经济的正面效应
儒家提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重义轻利，当仁不让；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温良恭俭让，中庸之道；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等。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儒家文化的现代潜能， 在经济、法律手段之外，依靠道德力量维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 发展，在社会现代化中赋予儒家文化以新的时代生命力，使之成为推 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精神力量。 1、儒家中庸之道与市场经济体制 《中庸》中提出了“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主张各种对立的东西在相容中化解 矛盾，并相互促动，使社会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保持一种安定有序的发展状态。就其社会作用讲，它以前维系了封 建秩序，因而在近代以来的革命斗争中常常被人们忽略或作为批判对象。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扎根，发展成为第一要务的新时代背 景下，作为传统文化中影响长远的“和合”文化则对社会经济发展有 不可否认的重要意义。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造成所有 制和分配形式的多样化及竞争局面的形成，也会诱发出种种不稳定。 因而，讲究多样性并存，兼容开放的“和合”文化也就必然显示出它 的社会价值。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追求安定有序的环境，也就必然要求赋予这种文化精神新的含义。 2、儒商文化与市场经济道德 世界儒商联合会会长汤恩佳说，要克服和抵制假冒伪劣、行贿受贿、 坑蒙拐骗、钱权交易等严重破坏经济发展和防碍社会进步的不道德行为，在中国需要提倡和弘扬儒商精神，主要体现为孔子所说的“仁者 爱人”、“以义制利”和“诚实守信”。 “仁”是儒家的基本道德思想。“仁”的核心是“爱人”，要求“泛 爱众”。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是为仁之方。在发展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如果人们都能够懂得“仁”的价值，且实行它， 就能够在一定水准上化解人们之间不必要的矛盾。这样不但能够推动
中国儒家思想与大一统趋势的内在联系 人们习惯于把我国的传统文化称为“儒家文化”，甚至把东方一些接受我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也纳入“儒家文化”的范畴。有人也许会问，“儒家文化”这一概念是否能够概括我国传统文化的一般内容？要说明这个问题，就必须搞清儒家文化的内涵，以及它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什么是儒家文化？回答这一问题的先决条件是要搞清什么是儒家思想，因为儒家文化应该是社会在儒家思想指导下自觉实现儒化的必然结果。儒家思想严格地说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不过，儒家学派的思想并非与史俱来，它是在我国的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几千年之后，由春秋末期伟大思想家孔子所创立的。这样一来，用“儒家文化”来概括传统文化的全部历程似乎产生了一定的困难。但是我认为这种顾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正是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在这里，太史公准确扼要地指出了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当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也颇为自诩地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正是这种出自对传统文化的由衷景仰和狂热追求，才产生了他创建儒家学派的根本动力。 但是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所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从而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夫子也不能不把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这时，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以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英者云集，皆为显学。儒家学派出自改良主义的立场，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坚持在保存传统文化
浅析日本武士道精神中的儒家思想元素 摘要：武士道精神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象征，是日本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一种特有的精神与道德体系。在长达七百多年的幕府统治中，武士阶层以及武士道精神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成为衡量一个人成败得失的基本标准。即使在封建统治消失已久的今天，在各个领域我们仍然能够看出武士道精神在日本人们心中留下的深刻印记。比如公司的终身雇佣制，日本人的重诚信，讲礼节，自杀率高等等社会现象等。本文通过分析武士道精神中的儒家思想元素，揭示出儒家思想对武士道精神的影响，从中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文化的渗透。 关键词：武士道儒家思想义勇仁礼诚 1 武士道精神的起源 武士道精神起源于平安，当时藤原氏①专权，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瓦解，庄园制度开始形成。大化改新之后，日本各地庄园兴起，庄园主为了领土和安全，训练了一批负责保卫工作的武士。这些武士不属于国家正式军队，不拿国家俸禄，而是由庄园主直接发放薪金。武士集团有着强烈的宗族观念，他们相当于是庄园主的家臣，只听从庄园主的命令，无视中央法纪。在战场上的勇猛和对主人的绝对忠心是武士的基本要求。当时，日本从律令社会正逐渐过渡到贵族社会，武士的兴起，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稳固了日本分裂的封建制度。到镰仓时代源赖朝②设立将军幕府，武家开始公然执掌政权，与中央对立。武士道思想也逐渐兴盛发展。到了江户时代，武士道吸收了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借用其“仁义礼勇诚”等概念，并将其理论化，融入日本特有的文化内涵，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武士道德体系标准。 武士道教义的起源来源于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孔子的“五伦”思想，“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定位，这对武士阶级确定各种关系起到很到作用。日本著名文化学家新渡户道造在《武士道》一书中写到：“冷静，稳重并长于世故的孔子的政治道德思想教条，对统治阶级的武士来说非常合适。孔子的贵族式保守教言很适合武士阶级的要求。”而孟子的仁爱思想在武士阶级引起了强烈反响，让嗜杀的武士阶级有了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将自己的统治标上救济天下，仁爱为民的大义标签。因此《论语》《孟子》成为武士的必读经典。 2 各儒家思想概念的武士道释义 武士道的最高标准是“义”。“义”并不是“江湖义气”的意思，而是“人道”“正义”“责任”或者说是“正确的道路”。研究日本传统文化经常接触到一个概念就是“义理”，即为“正义的道理”。不为个人感情所左右，做符合自己身份的事，走自己应该走的路，这叫“正义”。人们经常在“人情”和“义理”的夹缝中彷徨，感情用事是武士道精神所鄙视的，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要走上正义的道路，履行自己的职责，做该做的事，而不能因为感情而放任自流，这也是武士看起来无情的一个文化原因。对国君应该“忠”，对父母应该“孝”，对朋友应该“仁”，对妻儿应该“爱”，这些感情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义”。有些时候，为了保卫正义，可以杀人或者舍弃
日本武士道精神特点 摘要：日本武士道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人有其神秘特性，本文从武士道精神特点和起源出发，解读武士道精神的实质和特性。 关键词：武士道忠诚禅宗忠义勇武 琵琶法师的刀术，砍掉了上百棵白桦树，平生未遇敌手，这是日本武士的最初形象，并不是因为琵琶法师对手太少，当时武士已经开始逐步形成阶层，标志着日本开始了武家政治时代。从起源论，武士开始在藤原专权时代下的日本，武士形成的原因在于，天皇中央集权制的被削弱和庄园制的发展。征兵制度的松弛，庄园贵族的实力增大，庄园大名开始建立私人武装，分离出一部分农民开始训练，寺院也开始建立了僧兵制度。武士势力的不断加强，开始形成武士集团，首领为物领，下属为庶子，有很强的依附，以主从关系为根本，愿为主人献身，逐渐形成武家习气，弓矢之道等观念。 武士道名词最早出现在德川幕府初年，武士道初期与西方骑士观念相似，给予武士至高的生存理念，从护卫庄园的观念中升华自己。真正的武士道思想，崇尚各种各样的美德，以忠于天职，维护个人荣誉的信念为观点，是武士道忠诚的表现。用武士道精神的观点来看，若是被敌人围住，依然战斗的武士，并不是自我牺牲，是忠诚的体现。 武士道精神的精髓就是“忠义勇武”，要想得到“忠义勇武”光读书是不行的，还要依靠家庭和战场上的经验。武士道精神首先要有的是尚武，武士生存的世界是战斗的世界，只有武艺高强的人才能生存，武士的身份是世袭传承，也就是说武士是出生即是武士，武力才能得到一切，武士手中的刀就是武士生存的必需品，个人生存，家境的贫富都是来源于此。武士道的发展，产生很多学科，例如射击，柔道等等，成为了日本传统文化的代表。武士从小训练便很残酷，看过《叶隐闻书》的人，都知道在山本常朝的描述中，武士所要经历的人生是何等残酷。从小磨砺人性，用一生来奉献是武士道的精神体现。 佛教从印度传来，镰仓时期已有很大发展，对于武士道思想影响最多的就是禅宗，当坐禅逐步发展为“兴禅护国”时，不可避免的要接触到武士阶层。禅宗之所以可以影响到武士阶层，禅宗的修炼方式以主观修行为主，去除内心的杂念，
中国儒学发展史 《中国儒学发展史》绪论 一、中国:社会变革与儒学的演进 二千五百年前，孔子开创的儒学，是中国最古老、悠久、博大而且最富影响力的学派。这个学派源远流长，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历史上，儒学诞生于“礼废乐坏”的春秋时代，而儒学也是上古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礼乐的起源与人类文明的演进是同步的。《礼记?礼运篇》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杯饮，贵桴而土鼓，犹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王夫之《礼记章句》疏 云:“此节言自后圣修火政以来，民知饮食则已知祭祀之礼，致敬于鬼神，一皆天道人情之所不容己，其所从来者远，非三代之始制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在原始社会中已有礼乐的萌芽，礼乐并始于夏、商、周三代，而是人类文明长期演进的结果。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唐虞时代已初具礼乐，如:尧命舜摄政，“修五礼”。舜命伯夷典三礼，为秩宗;夔典乐，教胄子，习诗歌。但五帝时代仍属于前礼乐的神守时代。所谓“神守时代”，即是今所通称的巫祝文化时期。因为中华文明象许多古老文明一样，也经历过原始宗教时期，或者称为巫祝文化时期。新近发现的辽西红山文化，有五千年前巨大的神庙遗址;与红山文化时代上下相近的浙江良堵文化也出土了大小祭坛和大批供祭祀用的玉器，这都足以表明上古巫祝文化之盛。据《国语?楚语》记楚大夫观射父的话，上古巫祝文化经历了“民神不杂”,“民神杂揉”,“家为巫史”，“绝地天通”三个阶段。其中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从神守到社稷守的历史转变时代。大体说来，三代以前即是巫祝文化期，夏、商、周三代则是礼乐文化期，尤以西周为极盛。周初封建诸侯，周公制礼作乐，造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明。但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礼乐文化是从巫祝文化演变而来，故在礼乐文化中保留了巫祝文化的残余，甚至在后起的
浅析武士道精神的现代意义 ——Samurai High School观后感 武士Samurai，是古代日本存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阶级，是日本传统文化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武士”一词出现于日本平安京时代，成型于德川幕府，在江户时期，武士道精神得以发扬光大。后来，明治政府颁布“废刀令”标志着武士阶级的彻底倾覆。在这一过程中，低级武士被流放成为“浪人”，部分高级武士获得爵位，成为仅次于皇族的华族。但随着二战的战败，日本被迫接受民主改革，华族阶层也成为了历史。今天，有些日本人还记着自己祖先的武士身份，但并不具备任何实质意义。然而，武士的思想遗产，比如武士道，仍旧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士的雏形是在日本平安时代律令体制下产生的武官，最初是日本恒武天皇为了巩固政权而设立的。在此之前，天皇招募的士兵主要由农民组成，具有很大的不正规性，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武士。平安时代早期，恒武天皇为巩固和扩张自己的统治范围，向地方豪族求助，提出将授予“征夷大将军”的称号给座下的地方势力。9世纪中期开始，一些地方领主开始建立保卫自己的私人武装，并利用其扩张势力。这种武装逐渐成熟为一种制度化的专业军事组织，其基础是宗族和主从关系。到了十世纪，朝廷无力镇压地方势力的叛乱，不得不借助各地武士的力量，武士更进一步得到了中央的承认，成为日本的特权统治阶级。12世纪末，武士首领源赖朝出任“征夷大将军”，创立镰仓幕府，统帅天下军政，标志着武士时代的来临。之后的军事领袖多半袭用“征夷大将军”之官位，实施统治。由1192年开始，大部分幕府势力握有日本实际政权，直到1868年明治维新，江户幕府交出政权给天皇为止。直到明治维新，武士都是统治日本社会的支配力量，而他们从体制、职能上看，更类似西方的封建领主和骑士，与一般的亚洲国家存在差异。这种情况在明治维新后改变，1871年是最重要的一年，6月，平民被准许骑马，9月，武士被允许“散发hair-cut”、“废刀”，10月，准许武士和平民通婚。明治政府采取了渐进的手段，以发行债券或赎买等方式逐渐取消俸禄，消灭了武士阶级。 “武士”虽说已成为历史，但由“神道教”教义和天皇信仰融合而生的武士道精神却被广为流传，且至今仍对日本社会具有深远影响。武士道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
浅谈武士道精神与日本企业文化 20120对外汉语王奕 【摘要】武士是日本社会社会中很有影响力的一个阶层，武士道是日本在吸收了很多中国优秀文化并将其日本化的过程中形成的。虽然武士已经成为历史，但他们的这种精神至今依然存在并发挥作用。本文从武士道展开，探讨武士道精神对于日本企业的影响。 【关键词】日本武士武士道企业文化 一．武士道的形成发展 武士作为公元10—19世纪在日本的一个社会阶级，一般指通晓武艺、以战斗为职业的军人。而武士的精神就被称为“武士道”（Bushido）。武士道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武士在其职业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的“道”。武士遵守不畏艰难，忠于职守，精干勇猛的信念。 公元618年中国唐朝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中心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国家。在日本645年也出现了模仿中国唐朝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体制的大化革新。大化革新后500余年中，日本形成了以土地私有为基础的大、中、小型封建庄园体制。封建庄园属下的武士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封建制的支柱势力。 1192年镰仓幕府政权建立，从此日本封建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镰仓幕府成立到德川时代，执权北条泰时制定并颁布《御成败式目》，式目是根据武士的“道”而制定的，与国家律令相对的武士的章法。在武士之间也开始形成以强调对主人的献身、重视一门、一家名誉、知耻为特征的武士道德，这成为日后武士道的起源。后来因专职武士不断增多，社会不堪重负，遂有“兵农一体”政策出台，武士精神开始遍及普通国民。16世纪，日本全国统一，进入17世纪后，知识精英套用朱子（朱熹）理学，确立普遍的武士伦理思想，由原始的契约关系演变成单方面的忠诚于领主的道德关系。 明治维新在武士的领导下取得成功，武士的代表分据政权要津，自下而上推行改革。明治维新后，因武士阶层与军事制度发生矛盾，酿成叛乱，武士阶层被消灭。但至明治天皇中期，主张发扬日本国粹呼声高涨，认为武士道精神乃国民之根本。1890年以天皇名义颁布《教育敕语》，把“武士道”奉为最高道德标准，强令国民敬拜、诵读、牢记《敕语》，要求国民在国为“忠臣”，在家为“孝子”，像武士一样“忠君爱国”，使武士文化渗透、灌输于广大日本人的灵魂，并渗透于民族精神之中，成为天皇制的精神支柱和道德支柱。 二．武士道的理论来源 武士道的理论来源十分复杂，包含中国儒家思想、佛教思想和日本独有的神道教思想。它吸收了三种文化并把它发展为一种日本独有的思想。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的渊源来自三方面：佛教——给与武士道以平静的听从命运的意识，对不可避免的事情泰然处之，恬静的服从；神道——教导武士对君主（上级）绝对的忠诚，对祖先虔诚的尊敬和对父母无条件的孝行，包含了日本民族精神中的爱国
“儒家人本精神”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帮助学生了解先秦儒家人本精神产生的背景、目的和主要特征。 2、使学生理解儒家代表思想家人本精神主张。 3、使学生理解延安精神的内涵，及弘扬的方法。 （二）能力目标 1、引导学生运用唯物辩证法观点，分析儒家代表人本精神主张之间传承性和差异性， 培养学生比较能力。 2、通过学习儒家代表以人本精神去解释问题方法，培养学生以人本精神解决现实中 问题能力。 3、让学生理解延安精神，培养学生发扬延安精神，以延安精神去解决问题能力。 （三）情感目标 1、培养学生人本精神，人文意识。 2、培养学生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祖国、关注人的自身发展的延安精神，责任 意识。 3、积极从儒家代表们身上吸取思想精华为解决我国和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提供方 案和借鉴。 二、课程安排 本课程安排在高一年级选修，高一学生有一定抽象思维能力和知识迁移能力，在教师指导下可以将以前学过知识迁移到新知识中去。武汉二中是湖北省重点学校，学生素质较高，教学的目标和要求可相对高一点，本节内容十分抽象，理论性较强，学生难以理解，一般开设两课时。 三、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孔子、孟子、荀子的人本精神主张。 教学难点：1.儒家代表的具体主张理解及之间传承性 2.人本精神当代价值。 3.延安精神实质上是人本精神，如何理解和弘扬？ 四、教学方法 以建构主义理论，把研究性学习方法引入课堂，充分利用教材资源，创立情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能拓展应用。根据内容需要，教学方法上还可采用讲述法、对比分析法、图示法等。 五、教学内容和过程 （一）导入――创立情景 1、从2005年春节联欢晚会对联导入：“山东：孔子仁，关公义，人文典范” “山西：泰山日，壶口烟，天地奇观！”，你了解孔子“仁”吗？ 2、从所学过历史知识导入：欧洲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非常欣赏中国儒家思想，你知道 是为什么吗？ 3、西方面临的文明危机导入：西方科学家断言，要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危机，只有 从中国儒学身上才能找到解药，为什么？ 4、中国历史上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时期，为何能够克服千万困难，最终取 得胜利，并形成延安精神？ （二）提出问题――是什么？
诸多名家推介的中国儒学史研究最新力作—— 中国儒学发展史 （三卷本） 黄宣民、陈寒鸣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3 目录 上 序刘泽华 绪论 一、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儒学演进 二、经世致用：儒学基本特征举析之一 三、不断创新和自我改造：儒学基本特征举析之二 四、儒家伦理与宗法社会 五、从传统到现代的考察——以儒家“民本”传统为例 第一章孔子和早期儒学 第一节上古礼乐文明与原始儒学 【附录一】从巫祝文化到礼乐文明的历史转变 【附录二】神守、社稷守与“儒”及儒家的产生 第二节西周王官之学的确立及其衰微 第三节齐鲁文化与儒学的诞生 第四节儒家开山祖孔子与六经 第五节孔门弟子与早期儒学的传播 【附录一】颜回与“颜氏之儒”探微 【附录二】论孔门后学的分化 第六节思孟学派及其对儒学发展的贡献第七节郭店楚简与战国早期儒学 【附录一】郭店楚简与《中庸》 【附录二】郭店楚简与“君子慎独” 第八节荀卿学派及其对儒学发展的贡献 第二章秦代的儒生与儒学 第一节秦初的文化政策与儒生的任用 第二节秦代刻石及简文所见的儒家思想 第三节秦代儒生的仕学分化与儒学的官私并存 第四节“焚书坑儒”与先秦儒学的终结 第三章汉代儒学：封建社会官方儒学的建立 第一节汉代儒学复兴及其历史地位 第二节“天人三策”：武帝对儒学的选择
第三节皇权与经学——儒家经籍的法典化 第四节神学化的经学思潮 【附录】汉儒谶纬神学中的科学内容 第五节儒学的神学化与汉儒的造神运动 第六节今古文经学及其对儒学发展的影响第七节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理论体系【附录】《春秋》与西汉社会生活 第八节《孝经》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 第九节政治经典与经典政治：《周礼》与古代理想政治 第十节郑玄《三礼注》及其儒学史意义 中 第四章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儒学 第一节经学与玄学 第二节南朝玄学的蜕变与礼学的复兴 第三节北朝少数民族的汉化及儒学的汉学特色 第四节注疏经学 第五节隋唐科举制与儒家义疏学的进一步发展 第六节唐中叶及其后儒学发展的新迹像 第七节敦煌儒学 第五章道学兴起与两宋儒学 第一节“庆历新政”与宋学的开端 第二节“道学”、“理学”、“心学”定名缘起 第三节儒学趣向的转化：义理之学的兴起 第四节荆公新学的特点及其在儒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第五节理学的形成和发展 第六节苏氏蜀学学风与东坡易学 第七节书院儒学教育 第八节朱熹集大成的心性学说 第九节理学化经学的典范：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第十节陆学的立世精神 【附录】朱熹与陆九渊的学术争论 第十一节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与唐仲友的经制之学 ——南宋与道学相异趣的事功之学思潮第 十二节“学圣”与理学在儒学史上的特殊贡献 【附录】宋儒孟子观述论 第十三节道学化的经学思潮 第十四节《伊川易传》的特色及其意义 第十五节北宋儒者文士与党争 第十六节南宋道学与反道学之争 第六章辽金元时期的儒学 第一节辽、金统治者对儒学的尊崇及金朝儒学的特色 第二节西夏遵行儒学。“渐行中国之风” 第三节元代“用夷变夏”思潮与理学的官学化 第四节金华朱学的主要特点和历史影响 第五节元代的朱、陆合流和陆学
儒家的精神人文主义 杜维明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课程前言 放眼全球，世界多元文化频繁交流与碰撞。传统的儒家思想在文化多样性的全球趋势中有着怎样的命运？儒家思想的现代生命力是否担负着新的使命，儒家精神人文主义的提出又有着怎样的意义？《世纪大讲堂》“儒学与当代中国”系列节目为您解读儒家的精神人文主义。 主持人：学术前沿，思想对话，欢迎收看《世纪大讲堂》“儒学与当代中国”系列节目。在前几期的节目中，我们梳理了儒学在中国漫长的发展历史，儒家思想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从个人道德、家族伦理、人际关系到国家的典章制度，以及国际间的交往，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儒家原则的支配。 那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在世界各国、各文化之间频繁的交流与碰撞中，儒家思想将焕发出什么样的新活力？古老的东方古国，古老的儒家思想又将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继续传承下去？21世纪的儒家精神人文主义又如何彰显？有关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来为我们阐述儒家的精神人文主义。 杜维明，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当代研究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现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联合国推动文明对话杰出人士小组成员。杜维明先生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1963年和1968年相继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1981年至2008年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及进行儒学研究。代表作品有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等。 主持人：杜先生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可以来到我们今天的世纪大讲堂节目，我们看现在近期有很的国内的学校都在研究国学，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范围内，孔子学院也是遍地开花，你怎么看待目前新的这种国学热现象？ 杜维明：我想表面上看起来，就是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认同，但更深刻的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自觉，特别是最近这170多年来，中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后，不仅在军事、政治
[ 1 ]赵吉惠,郭厚安,赵馥洁,潘策. 中国儒学史[M ]. 郑州:中州 古籍出版社, 1991 一、儒学发展的四个阶段 儒学作为一种价值文化,其中渗透浓烈的政治文化元素。在中国历史的坐标上,它的命运也和中国政治有极大相关性。 按照与政治的关系,可把儒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春秋之前的儒文化,孔孟的儒学,秦汉至明清的经学,民国以来的新儒学。这四个阶段的儒学有极为不同的特点,有十分明显的历史文化差别。在一定意义上,可将其分别视为原儒、真儒、后儒(假儒) [1 ] (P234) 、今儒等四种儒文化。下面对此做一简单说明。 (一)原儒———春秋之前的儒文化 在儒文化起源研究方面,从孔子本人到现代学者都有许多努力。但无论是孔子的自述,还是现代人的证据考古、文献考察、文化推论,都不可能在春秋之前的儒文化和孔孟的儒学之间找到一种明确而直接的谱系关系。就目前中国历史研究的水平言,武王伐纣的确切时间仍有争议,儒文化起源的探究,可能比这个问题更复杂、更困难。最乐观的前景也是像数学中的“渐进线”,一直逼近目标直线,但那个目标却在无穷远处。无穷远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想象,它说明学术的局限性。这对儒文化起点的研究也适用。实际上,追寻孔孟之前儒文化的起源,总会陷入辽远的文化幽谷和历史沼泽,就像追寻长江源会进入高原沼泽一样。儒文化在孔孟时代如涌出的精神喷泉,超越了历史,达到了新的规模。孔孟对三代及远古的儒文化主要不是继承,而是超越和创新。当然,春秋之前的儒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只是孔孟的理想之道,而非古代文化完整而真实的写照。比如,古代圣王尧舜是否真实存在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夏商周三代的政治则肯定不全如儒家描述。针对这个问题,钱穆就认为,周公之前的尧舜禹汤不能用史学方法考证证实。“纵以孔子之博学好古,在尧舜亦仅能祖述之,在文武而始能宪章之。”[ 2 ] ( P85) 但孔子所谓宪章文武和称颂周公,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价值理想的追寻和寄托。 透过孔孟对三代历史的关注、论述和解读,可以看出,孔孟之前的儒文化还不是一个学术文化体系,而是和古代政治及意识形态融为一体的。在一定程度上,《汉书》所引刘歆“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的观点,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钱穆、冯友兰等人对胡适观点的反驳,以及陈来、葛兆光、何新等当代学者“原儒”的努力,都涉及到这一点。尤其这些“原儒”的努力都论述了儒文化与周官文化的密切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肯定孔孟之前的“儒”基本上是附属于政治的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相对独立的价值文化体系。 在这方面,刘志伟甚至指出,儒与“圣”在起源上有同一性,认为儒的原初意义为初民时代的巫师,兼有早期宗教、文化与政治领袖的身份。传说中的伏羲和黄帝,也都同时是群巫之首;甚至商王有时也被称为群巫之长。在他们的身上,帝王与巫师合一,王统与教统统一,因而体现了孔子的道统理想[ 3 ] ( P139 - 140) 。这种强调儒和圣在起源上的同一性,实际上也就是把“儒”的起源归结为“王”的起源,强调孔孟之前的儒文化与政治文化的一体性。(二)真儒———孔孟荀的儒学 细品孔、孟、荀的儒学与其前儒文化的关系,哪怕是孔、孟、荀本人的追述、阐发,还是有限的文献资料显示,最明显的一个差别就是:先前的儒文化理念基本都是由权势人物表述的。如《尚书》中的“天意”、“民视”和“民听”等,都是由尧舜禹汤和文武周公等政治统治者表述的。没有权势的“君子”只能在《诗经》中表达了对“窈窕淑女”的追求。但孔子、孟子、荀子这样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君子”创立的儒学,既不似夏商周三代的王公思想,也不是那个时代“五霸七雄”之类的权势人物的思想,而是无权无势的士人创立的崭新的价值学说,这些士人都不曾掌握政治权力,只是教育家和思想家,是教书先生。 当然,孔子对儒学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刘志伟认为,传说和记载中的尧舜禹汤文武是孔子心
论儒家伦理思想的全球伦理价值 摘要：儒家伦理思想作为一种文化在中国流行2500多年, 它的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 已将其精神特性融入了民族性格之中, 并于无形之中发展着民族的和世界的作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 现代文明的普遍标志与儒家伦理思想有众多契合点, 挖掘儒家伦理思想的这种伦理资源, 并把它转化为具有全球意义的伦理文化价值亦成为时代重要课题。具体来说, 儒家主导的中国传统伦理之于普世意义的伦理资源价值至少可以从人的完满实现,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个体与社群,和平与公正等层面来讨论。 关键词：儒家伦理; 文化资源; 全球价值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而经济全球化是现时代的重要特征。全球化最初出现在经济领域, 它主要指全球范围的资本运作和经济发展的竞争趋势。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在于国际性的分工与协作, 各国之间更多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彼此影响。冷战后, 全球化得到迅猛发展, 并且对国际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今天的全球化, 从经济上说, 意味着跨国公司, 国际资本、全球贸易, 即生产和流通的国际化; 从政治上说, 则是原有的民族国家不再是唯一的分析单位,跨国家、跨地区的国际组织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从文化角度说, 则是全球文化市场的形成。全球化的步骤已由经济与金融界扩散到了文化界, 由西方波及到东方全球化的出现打破了地区和本土文化的限制, 为人们的生活和文化方式提供了新的经验和新的景观。与此同时, 全球性问题也凸现出来, 这些问题既有个别利益, 更涉及到人类共同利益的问题, 如环境、资源、人口、贫富差距扩大, 恐怖主义, 毒品、核武器、人权等问题。考究问题发生的背景则是伴随着全球化的演进, 原本相互孤立的不同的价值观念在交汇中发生激烈的冲突, 在相互冲突中又相互沟通、相互融合。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性的多方面尝试, 寻求各民族伦理传统中合理的、有助于共同担当责任维护人类道义的具有世界普遍性意义的伦理规范予以引导和规制则不失为有益尝试之一。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文化历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曾经强有力地起到了国家整合的作用。但是随着现代化浪潮的涌入, 中国自身的文化开始受到外来文化的挑战。直到近些年, 中国国力增长及国际地位的提高才又使人们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其实, 现代化不是西方化, 全球化也不可能是西方化。每一种健全合理的特殊的或地方性的民族伦理文化传统都具有可普遍化的资源潜能, 东亚儒学文化圈的建立与发展的历史证明了儒家伦理思想具有世界意义。全球化发展的今天, 现代文明的普遍标志与儒家伦理思想有众多契合点, 挖掘儒家伦理思想的这种伦理资源, 并把它转化为具有全球意义的伦理文化价值亦成为时代重要课题。具体来说, 儒家主导的中国传统伦理之于普世意义的伦理资源价值至少可以从人的完满实现,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个体与社群, 和平与公正等层面来讨论。 一、心性美德修养之道与现代人的内在精神需要 当代西方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指出: 在美德与法则之间还有另一种关键性联系, 因为只有对于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来说, 才可能了解如何去运用法则。而现代社会伦理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将社会公民的政治美德(公德) 与个人生活道德(私德) 严格区别开来, 以公民权利与个人人权、社会道义与个人职责、社会伦理规范与个人意志自由等不同性质或不同
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题目：儒学与传统文化浅论 儒学与传统文化浅论 【摘要】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中国传统文化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关键字】儒学传统文化和谐修身精神文明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体现的。儒学传统中这一被传统社会奉为经典准则的“以修身为本”的理论，同样也适用于现代社会。建设起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根本在于每个社会成员的素质状况。只有每个社会成员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平，整个社会才能达到文明和谐之境。因而每个社会成员的和谐人生乃是组成和谐社会的基础，而要达到和谐的人生，自然应从“修身”开始。 一、儒家文化的源起 什么是儒家文化？回答这一问题的先决条件是要搞清什么是儒家思想，因为儒家文化应该是社会在儒家思想指导下自觉实现儒化的必然结果。儒家思想严格地说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不过，儒家学派的思想并非与史俱来，它是在我国的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几千年之后，由春秋末期伟大思想家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正是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
摘要：美术作品是各种文化思想、文艺潮流的最直观的体现方式，每一幅美术作品中都有其独特而鲜明的时代烙印，而在中国的美术作品中，儒学思想却以其深厚的政治背景和文化影响成为唯一的贯穿始终的精神体现。笔者从儒学的角度出发，对我国美术作品的思想表现进行论述，以分析儒家精神在我国艺术中的影响。 关键词：儒学精神；美术作品；体现 儒学精神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经过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的渗透和传承，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中国历史文化表现，且以其仁学、博爱、中庸思想为主轴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主导思想，渗透进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每一个表现形式之中。而美术作品作为文化思想、艺术特征的最直接的表现形式，随处可见儒学精神的影响。儒家的艺术理论皆是从教化人伦、道德培养角度出发，主要要求的足艺术作品的教化性和实践性，所以甚少涉及艺术的本质内容。 一、儒学思想的发展传承 1.春秋、秦汉至南北朝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鼻祖，其在艺术方面的理论皆是围绕礼乐教化而提出，具有明显的实践性意义，而非单纯的欣赏性艺术。自孑l子艺术理论倡导，礼乐思想整个贯穿了春秋、秦汉至三国时期的艺术、美学思想之中。自此始，孟子、苟子等儒家弟子，以及儒家的经典典籍中，皆对艺术的产生渊源、创造条件、审美特征及标准、艺术审美教育以及其与政治、道德的教化关系，提出了系统的论述和阐释。虽然战国至秦朝时期儒学受到极大的摧残和压制，但是至汉朝武帝以后，儒学思想成为政治领域的正统思想，由于得到国家官方的认可和支持，儒学思想立即以席卷之势成为整个社会的思想典范，而士族力量的形成，也确保了其思想、政治地位不受限制的发展和传承。至此，儒学思想开始有意识的反映在各个领域，而绘画艺术的直观的表现特征，也使其思想精神开始逐渐朝着儒学的精神内容靠近。至西汉后期开始，中国美术作品的题材已经有很大·部分开始宣扬统治阶级的威严以及儒家的尊君、忠孝、节义等伦理观。汉代以及两晋时期，尤重孝廉之节，是以其墓葬绘画中多是对孝廉的恭维和宣扬。其实秦汉时期中国的绘画艺术已经有一定放入独立性，但是由于当时战争频繁、时局混乱，多数艺术作品都不复存在，仅出土的一些墓葬性质的帛画、画像石、画像砖以及壁画等稍能表现其时代思想内容。 2.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中国佛道二教开始盛行，儒学思想开始了面对外来宗教的冲击与唐朝国教道家思想的夹击，在此艰难的境地下，儒学思想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隋唐多位儒家学者都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三教融合的大趋势。虽然也有韩愈等大家对佛、道的极端排斥现象，但是更多的学者坚持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儒家思想的博融性为主，对佛、道思想兼收并蓄，为其注入新的血液，成为全新的“儒学精神”，这是隋唐时期我国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和特点。 3.宋代之后的变化和传承 宋朝是中国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宋代大儒朱熹对儒学思想进行了深层次的改革，确立了以“理学”为新内容的儒家思想，随着“二程”的发展和继承，成为了后世儒学思想的重要流派。同时，朱熹精编儒家典籍，集成“四书”，刻印流传，后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教科书，儒学思想更进一步的影响了中国的历史文化思想。
日本武士道中的儒家思想 摘要：日本武士道和所有的伦理道德一样，是社会规范的行为准则之一，是维持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其中，“忠”是武士道的最高道德。日本武士道中“忠”的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儒学的继承和发展。但是，武士道在发展的过程中，既有许多与儒家思想的共通之处，又有许多自己的见解和异化，形成自己独特的伦理道德体系。 关键字：武士道；“忠”的思想；“忠”的原因；“忠”的继承 一“武士道”概说 “武士道”起源于日本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时期，最初，它提倡忠诚、信义、廉耻、尚武、名誉等道德要素。也就是说，一个武士，要对主君忠诚，要讲诚信，同时要有羞耻心，要时刻记得维护自身、家族及整个武士阶级的名誉。武士道和所有的伦理道德一样，作为社会规范的行为准则之一，是维持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以社会舆论、良心、风俗习惯、榜样感化和思想教育等手段，使人们形成内心的善恶观念和情感、信念，自觉地尽到对他人和社会应尽的责任义务，已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到了江户时代，武士道嫁接了中国儒家和佛家的思想，再糅合日本本土的神道教，最终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武士阶级的行为准则。 总而言之，武士道的诀窍就是看透了死亡，“不怕死”而为主君毫无保留地舍命献身。这种思想也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儒家的“士道”讲究君臣之义，有“君臣义合”、“父子天合”的人伦观念，但是日本“武士道”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强调“毫不留念地死，毫不顾忌地死，毫不犹豫地死”。[1] 二日本武士道“忠”的思想 日本封建社会的武家政治时期,“忠”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是存在于各种境遇中的人们关系的纽带，是维持武家统治的具体体现。忠于自己的主人是武士必须恪守的信条,是武士道的核心和灵魂。名誉、武勇、礼仪、廉耻、朴素、勤学等武士道的规范,都从属于忠,服务于忠,起着强化忠的作用。[2]“忠”源于中国儒家思想,但奉行军国主义的日本武士,根据本民族自身的需要,摆脱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