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与地域文化
方言是文化的载体，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各个地方都拥有其独特的文化，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记载文化的事物都已消失或损毁，唯独方言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能彰显地方的文化。地域方言是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一定地理范围内常用的交流沟通语言媒介，对地域的影响力也不言而喻。在长期的使用和改进过程中，除了发挥交流媒介的作用以外，方言也组成了社会生活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丰富多彩的方言反映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方言的变迁折射出社会的变迁。所以，方言无疑是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对研究传统地域文化具有珍贵价值。
然而，时代总是在不断的革新中发展，在迎来新的事物的同时，一些旧有文化也在不可避免地流失。通用语言对提高国家信息化水平，增强各地经济文化交流，促进社会全民文化进步和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因此，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在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都必须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就是普及国家通用语言。1956年1月28日，中央成立了由陈毅同志担任委员会主任的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同时国务院还做出决议，即于同年2月6日发出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语言统一势在必行。中国是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少数民族的语言就不说了。即使汉语中也有多种方言，最主要的当然是以京腔为主的北方方言，即现在的普通话。其他的主要方言如粤语、闽南语，从北方方言派生出来的西南（云贵川）方言,湖南的湘方言和江西的赣方言。此外还有客家话、福州话、潮州话、温州话等次方言。文化，是人类文明的象征。方言，是地域传统文化的载体。然而，在如今科技高速发展与社会不断进步开放的环境下，方言受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多的当代大学生不会讲方言，即使会讲方言也仅限于在家乡。同时，多方面的因素也影响了地方方言的普及与方言文化的纯正。很多人并不认为普通话的推广对方言产生了很大的不利影响。但是如今越来越倡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社会环境的发展注定方言保护工作的复杂性和一定的困难性。方言应该有，但是普通话必须会说，因为人活在社会就是要通过交流，大家要有一种约定俗成的交流工具，普通话与方言完全可以兼容并包，共同发展。我们应该坚持普通话的主导地位，在推动实现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同时，保护与文化密切相关但正在消亡的地方方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之间的交际日益密切，但是由于我国存在着多种方言，且差异程度不等，在沟通过程中造成了诸多不便，使得推广一种国家通用语言的要求应运而生，全国上下掀起了推广普通话的浪潮。在推普工作中取得了突出成就，国民语言素质提高。与此同时，出现了应该如何对待方言的问题，到底是消灭方言差异，还是让方言继续发展，方言该何去何从。
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也是文化传承工具，方言是传承各地独特文化的载体，具有无可取代的作用，是让中华文明永葆青春的土壤。另外，普通话从本质上讲也是来源于方言，是方言孕育了普通话，不断充实发展着普通话。所以，方言与普通话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对方言要采取保护的态度，并且这与推广普通话并不矛盾。只要把握好原则，二者是可以兼容并存、共同发展的。
语言，不仅是一种交际工具，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语言起到桥梁的作用，制约着社会的发展，又受到社会的深刻影响。
推广普通话具有深刻的影响和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是各地区各民族的交流更加方便，促进经济先进地区带动落后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可以说是维护民族团结的有效措施。其次，推广普通话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提高国民语言文化水平，提升国民素质，有利于贯彻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再次，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推行了统一的、标准的《汉语拼音方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谈到普通话，就不得不谈到方言，两者并非无关，而是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
我国地域辽阔，从北疆到南国，从西陲到东海，不仅自然环境迥然相异，而且存在着多姿多彩的民间文化，不同的民俗风情，使汉语产生分化，这是与地域特点、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方言，从语言学角度来说，是指某种语言的地方变体。例如我国汉族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程度不同的分化和统一，因而使汉语逐渐产生了方言。有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闽北方言、闽南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八大方言。方言，能生动地反映当地人们的生活状况、思想态度以及文化习俗，方言词语生动活泼，是来自生活的口语。其悠久的历史文化积累了大量生动细腻描绘事物、动作、性状的词汇。可以说，方言是一笔巨大的社会财富，是社会生活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中国多元化地域文化的承载者，使中国民间思想最朴素的形式，也是含义最深刻最丰富的语态。”
方言的内涵很丰富，它孕育了普通话，普通话的基础使北方方言，这是因为中国历代都城以北方城市居多，北方历来是政治经济中心，而且北方方言的使用人数占汉族总人口的75%，分布地域最广。因此，普通话就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但不等于说排斥普通话与其他方言的关系，它也同时从其它方言中汲取营养来充实自己。很多方言中的词汇因为出现频率高、使用人数多而被吸纳进普通话中。所以普通话比其他方言更丰富，从而具有了被推广的价值。
很明显，普通话很重要，推广普通话也是一件国家大事，但并不是要禁止方言，更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在保留自己方言的基础上使用普通话。在这个信息化的摩登时代，一切都在不断地更新，瞬息万变，我们总是沉浸在新文化的滋润中，但我们的精神家园却面临干枯，因为我们越来越偏离我们的文化内核，譬如一些鄙弃方言的观点，认为方言过时、用处不大。这种观点不仅不正确，而且很危险，因为它忘记了中华文明的内在精神——博大精深、兼容并蓄。方言是中华文明的重要部分，也是十分独特的一部分。之前在一篇博客中读到这样一句话：“我们今天，要重新认识方言对地域文化的传承功能，没有了山东话，也没就有了山东快板，没有了北京话，也就没有了京戏，没有了粤语，就没有了粤剧，没有了陕西话，就没有了秦腔，没有了东北话，也就没有了二人转，还有越剧、黄梅戏、沪语、评弹等等民族艺术，方言和地域文化血脉相连，打碎骨头连着筋。”很通俗也很有道理，说出了保护方言的原因，也说出了其中的重要意义。语言的习得主要靠教育，素质教育中的语言教育，会尊重语言的多样性，语言教育的核心目标不是识字，而是使用母语的能力，不是为了交际，而是为了传承民族文化。方言与普通话并不是不可并存，而是可以“长期共存，互惠互利”。
总的来说，在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的工作中，应该把握好二者的继承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把握好原则。一方面，要推广普通话，加大普通话的使用力度，如国家机关、学校、媒体。另一方面，保护方言文化，维护多元空间。方言有其
自身无可替代的作用，如文化传承、丰富普通话等，它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其价值决定方言是不会消亡的。但普通话无疑问是主流交际工具，必须大力推行，充分发挥其作用，推动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将推广普通话进行到底。
地域文化---说说西安的方言土语 【摘要】陕西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相传汉字为文字初补祖仓颉所创造。仓颉是陕西宝鸡人，出生于五帝时代，距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了。陕西方言得天独厚，博大精深，从这些方言中我们既可以窥视到古老的华夏文化的发展轨迹，又可贪略到今天溢于言表的真情实感。由于陕西地理特点是东西狭、南北长，各地方言土语大不相同，甚至同一句话，因咬音轻重语速缓急不同而内容涵义不同。本文通过西安方言土语的一些用法来谈谈西安的地域文化； 【关键字】西安方言地域文化 一、导语 这几年，影视作品中大量使用陕西方言，让各地人民群众领略“汉唐普通话”的魅力。从《美丽的大脚》里面的赵面粉到《天下无贼》中的二当家的，从各个电视台轮流放映不清场的《12·1大案》到前些日子热播的《武林外传》，陕西方言好像无处不在。于是呢，我们就通过西安的方言土语来看看西安地域文化的魅力所在。 二、西安方言土语的一些用法 听过《武林外传》中佟掌柜说西安话的人都觉得西安话不十分好听。确切说，佟掌柜的陕西话是比较柔的西安话，语音语调听起来还蛮舒服的。真正的陕西话土的掉渣，“天（读淺）地（读鸡）钉（读京）子铁（读且）”，估计只有真正的西安人才能读出原味儿来。感谢我们陕西的导演张艺谋在他的新片《三枪拍案惊奇》中又让陕西话
火了一把：“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喊起来像秦腔，听起来荡气回肠。下面来看看西安话的一些分类用法：1、形容类：用人的某一器官形容：1）眼：好看叫顺眼，讨厌叫训眼，麻烦叫麻眼，难看叫伤眼，不讨人爱叫白眼，勾心斗角叫玩心眼，脾气暴躁叫毛眼，死不认帐叫瞪白眼，束手无策叫干瞪眼，事情乱叫没眉眼，另眼看叫翻白眼，盼人究叫害红眼，向上看叫势利眼，有点子有办法叫有板眼，心胸窄气量小叫小心眼。2）手：熟练叫老物，帮忙叫搭手，紧俏叫抢手，出售叫脱物，小偷小摸叫三只手，谨慎肯干叫挖抓手。3）脚：上坡叫爬脚，下坡叫力脚。走路叫拐脚，岔路叫撇脚，不穿鞋袜叫精脚，能干重活叫力脚。4）气：发怒叫着气，遇到坏事叫晦气，自大叫傲气，痴呆叫二气，排场叫阔气，刻薄叫贪气，挨整叫受气，胡搅叫邪气，扭捏叫妖气，努力向上叫争气，老人康健叫福气，小孩聪明叫志气，心灵手巧叫灵气，痴头笨脑叫木气，办事漂亮叫美气，遇到好事叫运气，死人叫断气，慷慨大方叫爽气，穿戴时髦叫洋气，正直无私叫硬气。 2、用十二属相形容人： 贼得跟老鼠一样，犟得跟牛犊一样，凶得跟老虎一样，跑得跟兔子一样，大得跟飞龙一样，毒得跟蛇蝎一样，欢得跟马驹一样，绵得跟羊娃一样，灵得跟猴子一样，红得跟鸡冠一样，笨得跟猪脑一样，轻得跟狗尾一样。 3、用地理名词形容：
浅谈方言与其地域文化 【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地域的多个文化特征，来揭示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相互关系。让我们感受地貌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生活。 【关键词】方言地域文化历史地理环境文化习俗 前言 方言是在一定地域通行的、同共通语有所差异的话。就一般情况来说，在一定的地域形成了方言，同时也形成了地域文化。作为文化的载体，方言和地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说过：“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语言反映民族文化，方言反映地域文化，其中的规律是一样的，前者是整体，后者是分体，二者之间是大同和小异的关系。 正文 研究语言，不了解民族文化就不能有真切的理解，研究方言也必须关注地域文化；换一个角度看，要了解民族文化或者地域文化，透过语言和方言这个载体便是一条便捷的途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成就正是许多交叉学科相互渗透、共同努力的结果。那么，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有哪些重要的视角？应该着重发掘哪些方面的语言事实，考察哪些方面的文化特征？ 一方言与地方历史 我们都知道，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现存的方言的许多特征只有联系地方史料才能正确理解。比如闽语区大家都知道的“妈祖”、“天妃”，也进入了方言口语：泉州人把面目威严的女人喻为“天妃妈”。由此可见历史人物在当地的深远影响，在方言中留下的印记。 语曰：“四川一百单八县，县县有方言。”清代前期“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后，外省各种移民民系在四川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聚落形式，各从其俗，各得其所。与外人交流用四川官话，平时家人聚谈或同籍交谈则用原籍方言，谓为“打乡谈”。例如“打帮帮腔”本指川戏高腔戏的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有后台专人紧接台前人物的唱腔或道白，以传达烘托句中人物的复杂感情活动和心理活动。“打吆喝”打招呼：是人们相遇时即兴的问话。在四川传统教育中特别包含了“要喊人”，开县人打招呼，开口闭口都是“你俩儿”，显得十分亲热。
独特的地域文化孕育的四川方言词语 摘要：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语言则从口头和书面上承载了文化。每种语言都是该民族长期共同创造的一种文化、一片天地。方言虽然只是语言的分支，但是方言的文化蕴涵、文化价值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本文就通过将四川方言中的各种方言词语与普通话词语及语义进行比较，从而发现四川方言的发展演变规律，展示出四川方言的生动性和多样性等特点，将这笔重要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流传下去。 关键词：四川方言词语比较地域文化 四川地处中国西部，是西南、西北和中部地区的重要结合部，是承接华南华中、连接西南西北、沟通中亚南亚东南亚的重要交汇点和交通走廊。四川简称“川”，以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四路而得名。又因先秦时四川曾分属巴国（首都今直辖市重庆）、蜀国（首都今四川成都）两诸侯国，故别称“巴蜀”；今又以成渝为主体的经济区（成渝经济区）为中国第四大经济增长极。产生与四川地区的四川方言属于西南官话的一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点。可以说，四川方言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西汉末年，杨雄《方言》记述“梁益之间”或“西南蜀汉”之类的方言词汇就说明当时的四川地区已经有方言的出现，算起来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明代李实的方言著作《蜀语》算是四川方言的第一本专著吧。到了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中，大量外来人口迁移到四川。这次长达一百多年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对四川有着深远的影响，就语言上来说，这次移民使得四川本土方言与外来方言共存于四川这片土地上，并且经过时间的交融，外来方言早已影响了原有的四川方言，逐渐形成了今天“四川一百单八县，县县有方言”，且杂有客家话、湘语等的“新”的四川方言。 成都话是四川官话的代表方言，在声韵调系统上，与成都话相同或者相近的方言点最多，在全省居首。其次，成都话具有权威性，四川境内的方言广播、方言话剧、方言电影电视、方言小品等一般都采用成都话。成都话所具有的普遍性和权威行事历史必然的产物，因此现在四川方言中诸多的方言词语也是从成都话中产生出来并流传开来。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对方言词语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 在四川重庆地区多山、多沟、多坎，平地较少，就算有也是面积较小的。因
xx 方言与地域文化 桂林方言属于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方言。在广西的所有方言里面桂林话算是最温柔的，它不同于桂南地区难懂的北话，几乎和普通话的发音相近，基本上各族人民都能听懂，所以它历来是南方科场、官场的通用语言，故有“南方官话”之称。 而导致桂林方言与广西其他地区方言的差距巨大的原因，还得从历史上桂林地区的居民情况说起。历史上桂林外来移民不断，这对桂林的方言影响很大。特别是清末至抗战时，由于战乱频繁，大量湖南、广东的移民进入，使得现在的桂林人中湖南和广东人的后代分别占到以上。所以桂林方言中带有大量的湖南和广东味。比如： 把“ke na kai （去哪里）的去”读成“ke（克）”这像湖南话，而把咸”字读“ han：这像广东话。此外，由于解放前桂林一直是广西的省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所以很多北方和中原地区的人进入广西定居在桂林附近。加上历史上桂林的驻军、大小官员及其家属和仆从也不少，从而导致桂林地区（包括很近的柳州）原住民比例较小，这些移民对桂林方言的形成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从而形成了桂南桂北的方言差别较大的现状。 虽然说桂林话和四川话、云南话一样同属于北方语系，但是它又有不同于云南话、四川音的特别韵味。如把鞋（xie）子叫做“ha子，把一直”说成麻直”，叫小孩为“把爷”，实在是别具一格。究其原因，是与桂林地区特有的地域和历史文化密不可分的。 xx 方言所蕴含的地域和历史文化 要说起桂林方言中最经典的词汇典故，那就非“狗肉”莫数了。“狗肉”二字在大江南北是一个贬义词。狗肉朋友就是吃吃喝喝的酒肉朋友，却唯有桂林方言中它不是贬义的，桂林人通常把好朋友叫做“狗肉”。这又是为什么呢？相传，桂林人是好吃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是无所不吃。比广东人也不逊色。同时也爱好吃狗肉。冬日里，三两好友，一瓶三花，围坐于香气四溢的狗肉火锅傍，谈板路，品小酒，其乐溶溶，也是人生一大乐事。此时不熟悉之人或者道不同之人的介入都会影响了这份意境。所以有好朋友才在吃狗肉一起的说法。 而桂林灵川当时有三位秀才是好友，上京赶考。十年寒窗，倍是艰苦。就相约，考完后一起去吃狗肉，改善生活，兼庆贺。三位秀才就进入考场，甲乙两秀才天资聪颖，
浅谈方言与文化的关系 方言，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为：一种语言中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话，如汉语的粤方言、吴方言等。 方言和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一方面，方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人之间通过方言的交流也同时实现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另一方面，方言是在一定的地域内通用的，它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反映着民族文化的基础和精华。在一般情况下，方言形成的同时也在这个地域内形成了文化。方言和这个地域内的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是相互促进的。 英国的语言学家帕默尔说：“语言忠实的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的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总体上来说语言反映着民族文化，而方言则反映着地域文化。由此可见，方言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使用相同或者相似方言的人们，往往有着相同或者相似的风俗习惯，在心理、情感、思维、气质、行为等方面也具有共同性。另一方面，不同的方言也说明他们的文化环境上的某种差异。从各地方言中同名异物或者同物异名的现象，我们能体会到方言上的不同所反映出来的各地民俗文化风貌的差异。 方言词汇的差异有时候能体现文化发展在时代上的差异。汉语方言的读音，也会影响到地方民俗文化的形成。研究语言不了解民族文
化就不能有真切的理解，研究方言也必须关注地域文化，换个角度看，要了解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透过语言和方言这个载体也是一条便捷的途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成就正是许多交叉学科相互渗透，共同努力的结果。 由现实生活的例子和语言文化研究成果中不难看出，方言离不开文化，方言和同一地域内的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在长期的共存中共同发展，相互影响。透过方言可以研究一地域的文化，通过文化也可以更好的研究本地的方言。
百家讲坛：地域文化的形成 葛剑雄教授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所以人们常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比如南方人习惯吃细粮，北方人喜欢吃粗粮,傣族人习惯住吊脚楼，福建沿海信奉妈祖等等。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造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那么什么样的文化才是真正的地域文化呢？了解地域文化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示呢？ 葛剑雄教授认为地域文化，就是最能够体现一个区域或者说叫一个空间范围它的特点的文化类型。它的特点，要求它跟周围、跟其它地方有不同的。你不能说咱们现在穿西服，那人家也穿西服，这就都一样了，比如北京以前住四合院，那么其它地方，你到了上海没有四合院，他住石库门，这就是不同。 所以它应该是能够体现一个地方它的特点。其实这种现象，我们老祖宗早就注意到了。在司马迁他写的《史记》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一般谚语说，叫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一百里的范围之内，可能风是一样的，出了一百里，这个风就不同了，如果你出了一千里，俗也不同了。什么叫风呢？用现在话讲风就是流行，你有什么流行的东西，它不会传得非常远的，也不会过一百里地，在过去这个流行就流行不出去了。但是俗就不同，俗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讲风俗风俗，其实这个风和俗是两个含义，那个俗的我的理解就是习惯。就是风流行，它流行一段时间以后，有的就慢慢慢慢形成习惯了，那就保存下来了，有的流行流行一阵子就变了，新的流行又来了，新的风又来了。所以一个地方流行什么并不一定就能形成它的地方的文化或者地域文化。等它慢慢慢慢成为俗了，成为人，一批人的习惯，它就逐渐逐渐保存下来了。地域文化构成的范围很广，但是往往有几种因素是最重要的。比如方言、饮食、民间信仰、民居等。全文： （沿着历史的轨迹，追根溯源，揭示不同的地域文化差异。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我们领略地域文化的魅力，感受沉淀五千年的文明记忆。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所以人们常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比如南方人习惯吃细粮，北方人喜欢吃粗粮，傣族人习惯住吊脚楼，福建沿海信奉妈祖等等。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造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那么什么样的文化才是真正的地域文化呢？了解地域文化，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示呢？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您走遍中国疆域，为您讲述中国的地域文化。） 各位观众各位朋友，今天我要将的是关于地域文化。其实说穿了很简单，一个地方有它的地方特色的文化类型，这就是地域文化。比方说咱们北京，可能就说北京文化，你到天津，人家就说是天津文化。所以所谓地域文化，就是最能够体现一个区域，或者说叫一个空间范围，它的特点的文化类型。所谓它的特点，就要求它跟周围，跟其他地方有不同的。你不能说咱们现在穿西服，那人家也穿西服，这就都一样了。比如北京以前住四合院，那么其它地方，你到了上海没有四合院，他住石库门，这就是不同。所以它应该是能够体现一个地方它的特点。其实这种现象我们老祖宗早就注意到了。 在司马迁他写的《史记》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一般谚语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他那个时候离开我们两千多年，他讲的谚语就是他那个时候已经是老话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一百里的范围之内，可能风是一样的，出了一百里，这个风就不同了。如果你出了一千里，俗也不同了。什么叫风呢？用现在话讲风就是流行，你有什么流行的东西，它不
方言的形成以甘肃方言的特点 我国众多的方言的形成，原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大致可以这样说： 第一，古代中国由于长期的封建主义统治，国家不是十分统一的，因而随着疆域的日益扩大、人口的日益增加、国家经常有封建割据等等原因，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这样，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状态中的语言，也就各自相对独立地演变着，不易获得变化的一致性。于是，日积月累，时间长了，就使得各个地区的语言逐渐产生了差异，逐渐减少了共同性的因素，形成了各地区各有特点的方言。我国北方方言系统的各地方言，包括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华中和华东的一部分，大致就是这样造成的。 第二，在我国古代，由于社会动荡和战乱所迫而造成过多次的人口大迁移，也是方言形成的一个原因。例如东晋至隋唐、唐宋至宋、宋末至明初，我国中原一带的居民曾有三次向南大迁移，结果形成为现在分布于广东、江西等地的客家方言。“因为客家先民南迁后，定居在闭塞的山地，一方面保存了他们固有的传统，另一方面又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不容易受外来影响的渗透，而客家人强烈的宗族观念和保守思想，也增强了他们对外来影响的抵抗；客家住地不但形成了他们自己特殊的社会生活区域，保存了他们固有的文化礼俗，而且在语言上也形成了独立的系统。” 第三，在人口大迁移的情况下，如果迁入外族居住区域，则必然发生民族的融合和语言的相互影响，以至同化，这也是造成方言特点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例如两广地区是有较多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但自从周秦以来，大批汉族人由北南下，逐渐造成了“喧宾夺主”的状况，在数量上超过了土著民族的人口，加上汉族在经济、文化各方面又比土著民族日益发达，历代统治者又实行了民族同化政策，结果使土著民族日益汉化。当然，在民族同化和语言融合的过程中，汉族人的语言也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外族语言的影响。因而，“粤方言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地理条件以及民族杂居等原因，一方面继承并发展了许多古汉语中本质的因素，另一方面也吸收了一些非汉语的因素，从而构成它的方言特征。” 甘肃方言从属于北方方言的西北次方言。在生产生活中，各地又分化产生出了各自的方言，大致可以分为六个方言区，分别是甘南地区方
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0, 8(3), 381-387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0 in Hans. https://www.doczj.com/doc/724094572.html,/journal/ml https://https://www.doczj.com/doc/724094572.html,/10.12677/ml.2020.83052 Regional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Chongqing Dialect Vocabulary Weiyan Tao, Youkui Xia*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School of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Apr. 24th, 2020; accepted: Jun. 3rd, 2020; published: Jun. 10th, 2020 Abstract China has a vast territory, as the saying goes, “ten li is different from one day”. “The name of the five sides, the different voice of speech”, has been since ancient times. Chongqing dialect (Chongq-ing dialect) belongs to the southwest mandarin of the northern dialect area. Although it has many similarities with other branches of the northern dialect area, it also has many characteristics of its own. It integrates itself in pronunciation, vocabulary, grammar and other aspects, especially vo-cabulary.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four aspects of Chongqing dialect characteristic nouns, dialect characteristic words, slang, Xiehouyu, trying to reflect the different types of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ion through these words of different semantic fields. Keywords Chongqing Dialect, Vocabulary, Region, Culture 重庆方言词汇的地域文化阐释 陶苇燕，夏友奎*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0年4月24日；录用日期：2020年6月3日；发布日期：2020年6月10日 摘要 中国地域辽阔，俗话说“十里不同天”。“五方之名，言语异声”，自古已然。重庆方言(重庆话)隶属北方方言区的西南官话，虽与北方方言区的其他分支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也有不少自己的特点，在语音、*通讯作者。
《语言文化漫谈》课程论文 班级：电气1151班 学号：201588888808 姓名：雷锋
浅谈甘肃方言与甘肃文化 班级：电气1151班姓名：雷锋学号：201588888808 摘要：不同地方方言，体现出当地的地方特色。方言是活着的上古语言化石，在岁月的沧桑变迁中，能在当下依然生生不息流传着。方言不仅是区分每个地区的一种标志，更是作为中国多元化地域文化的承载者。甘肃方言是甘肃文化的载体，甘肃方言属于官话方言。甘肃方言的一些特殊的语言现象，可以传达出有关甘肃文化的丰富的信息。甘肃方言文化，从不同角度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农耕传统型，二是民族混合型，三是走廊过渡型。 关键词：甘肃方言，民俗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总和。方言是某个地域生活的社会集团对共同语使用的变体，是逐渐形成的，记载了这个地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出现、形成、变化和发展的历史。甘肃方言是生活在陇原大地的人们使用共同语的变体，反映了丰富多彩的甘肃文化。身为一名兰州人，我就来浅谈一下甘肃的方言和民俗文化。 甘肃方言属于官话方言，内部又主要分属于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有几个点的方言属于西南官话，这是目前语言学界的权威分类。如果从甘肃内部的地理角度来看，甘肃方言可以分为陇东方言、陇中方言、陇南方言、洮岷方言、河州方言、兰州方言、河西方言七个小片。兰州片包括兰州市三县五区及周边的一些方言，河西片包括整个河西走廊的方言。 兰州话和汉语普通话类似，有4种音调，并且有自己的发音规律。和汉语普通话比较而言，兰州话发音规律如下：汉语普通话中的阴平，在兰州话里发阴平；汉语普通话中的阳平，在兰州话里发去声；汉语普通话中的上声，在兰州话里发阳平；汉语普通话中的去声，在兰州话里发上声。例如，“五泉山”，用兰州话将被读做“无劝山”，“山”读去声。 兰州话其实是很生动的，有很多语气词和自造词，还有很多形象的比喻和歇后语。论及兰州话的种种，也是包含京兰腔在内的。听兰州人讲话，只见上下嘴皮翻飞，句首发语词和句末语气词层出不穷，花样繁多，情绪跌宕起伏，若描述一事则非让听者有眼见之效。虽不及北京话之贫，天津话之油，上海话之快，也是自成一统，趣味无穷。 兰州话形容人有很多不同之语，比如说小孩子可爱是“心疼”，说小伙子精
广东方言词语中的历史文化信息和地域文化信息 一、广东方言词语中的历史文化信息 穗“穗”是广州的别称，传说周夷王时，有五个仙人驾着五只口衔谷穗的山羊来到楚亭（当时的广州），并将谷物赠给州人，祝州人永无饥荒。为了纪念仙人的馈赠，楚亭故名“穗”。从地理位置上看，广州位于广东三江（东江、西江、北江）出海口地带，今广州南郊七星岗的古海蚀崖遗址证明，大约在7千到1万年以前，广州以南的大片土地都是浅海，海岸就在今七星岗一线。这更使我们相信远古时代的广州人应是一个以渔牧为主的民系，后来随着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扩大，为谷耕经济提供了条件。如果仙人馈穗的传说反映了一定历史的事实，那么“穗”城的得名应该是远古的广州人从渔牧生活向农耕生活转变的见证。 拍髀唱歌粤方言区至今有一首传唱民歌叫做“拍大髀唱山歌……”，意思是用拍大腿打节奏的方法来唱山歌。这一民俗应相当久远，秦代李斯的《谏逐客书》中记载：“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乎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意思是说，敲击瓦器、弹筝、拍大腿唱歌乃是真正的秦国音乐。历史文献也证实先秦时期确有北人大规模南下的史实，《史记?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至今，“缶”（广东俗写作“煲”，一种陡壁的瓦锅，最早为陶制品）仍为岭南地带的常用炊具。拍髀节歌是否是广东独有的风俗不得而知，但历史上北人南下，将当时北方的风俗带到南粤是完全可能的。 执笠“执笠”一词粤语今指商铺收摊，引申为倒闭。“笠”在粤语中指疏眼的竹篓，普遍用以盛装物品，此与广东盛产竹器的地域特点不无关系；“执”是收拾的意思。今天对城市中有固定铺面的新型商店来说，“执笠”一词已不好解释，可是追溯历史就不难理解了：广东地区传统的民间贸易多为集散型的散摊集市，本地人谓之“虚”，所谓“趁虚”即是赶集。传统的虚市上，商者多以竹篓盛物展销，日终“虚”散，商者自然要收拾盛货的竹篓准备回家，可见“执笠”一词反映了历史上广东鲜明的地域商贸特征。 咸水话“咸水话”原指疍家人所说的带有疍家口音的广州话，后来用以泛指夹杂外地口音、不纯正的广州话。很明显，“咸水”指的就是海水，“咸水话”应该就是指海边渔民所操的语言。这里道出了两个信息：1. 历史上的疍家人所说的话与广州话确有明显的区别，这可以从近年有关学者对澳门等地疍家话的调查整理资料中得到证实；2. 广东历来就是一个双语（双方言）运用较为普遍的地区，该地区的外地人在本地使用自己的母语，进入广州一般都能使用广州话，即使语音不纯正，也要趋近于权威方言。“咸水话”不但道出了疍家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的历史，也说明作为广东地区权威方言的广州话，其通行权威已非一日。 酾酒“酾酒”（又作“筛酒”）一词原为滤酒，《说文》酉部：“酾，下酒也”；《汉语大字典》酉部：“酾，滤酒”。古代的农家酒因酿造技术的限制，成酒往往混杂着很多渣滓，故又称“浮蚁”。斟酒时先要将酒面上的浮渣滤去，然后再斟，这一过程为“酾”。今天因为酿酒技术的提高，即使像客家人自酿的娘酒，斟饮时也不再需要过滤，可“酾酒”一词今天仍在客家话等很多方言中继续沿用，“酾酒”一词无疑沉淀了一层中国地域酒文化的历史内涵。今天我们从广东方言入手发掘广东的地域文化内涵，可以为广东的民俗历史与文化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 地名蕃坊、雅瑶 “蕃坊”是广州越秀区的地名，“蕃”亦作“番”。“番”过去是对外国、外族的通称，广东沿海自唐代就有了外向性的市舶贸易，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广州蕃坊一带过去应该是外国人聚居或做生意的地方。据广东省《地名词典》记载：蕃坊“因唐、宋为外国商人居留地得名，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多聚居于此。”该处今仍存怀圣寺和光塔等伊斯兰教建筑可以证明这一史实。
固原方言词汇的文化特色 徐亚婷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蕴,任何民族的语言都负荷着该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在语言的各个组成成分中,最能反映民族文化个性特征的是该民族语言的词汇,同时,一民族的文化心理又制约和影响着该民族的语言词汇系统。在固原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和修辞活动里,皆蕴含着人们将思想转化为语言符号时所进发出的理性与智蔽的光辉.人文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也是方言的本质属性.固原方言中有大量的词语在理性义之外还蕴含着独特的文化内涵,要想深刻理解固原方言词汇只是了解其理性义还很不够,还需进一步洞彻其所组含的文化内涵.本文尝试以固原地区的历史、文化、地理和地貌特征为依据,结合固原方言中丰富鲜活的词语,从以下四个方面来阐释固原方言词汇中范含的文化意义. 一、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地貌状况对固原方言词汇的影响 固原处于黄土高原地带,风沙较大,民间有“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无风三尺土,风起土满天”的说法.冬季常常是风雪交加,异常寒冷,因而固原方言四字格俗语的形成,意义的构成有很多与固原区域环境有关。例如“张风冷气”形容把冷气吸到肚子里;“走风漏气”形容房屋或灶具不严实;“黄风土雾”形容风很大,将地上的土都卷起来了。固原在地理上属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在地貌上现为沟壑纵横,男梁相接的特点。因此,四字格俗语中也较多地使用了这些表地形的语素,以增加其形象性。如“边头沿畔”指田地的边缘部分;“野山没梁”形容人野蛮;“急崖上树”形容不听别人的劝阻,急于干某事;“立崖刀砍”本指地势陡峭不好攀援,后引申为人性格怪异,很不好相处尸屹梁弯正”形容地面不平整,也可用来形容人性格古怪厂爬沟溜渠”形容人想尽各种办法用不光彩的手段达到目的。以上词语中的“畔”、“野山”、“梁”、“崖”、“吃梁”、“沟”、“峡”、“岔”、“崖”、“畔”等都反映了固原沟壑梁众多的区域地理地貌特征。例如: 沟:山沟,地面低洼地带。固原沟壑众多,以“沟”命名的地名词语也很多,如宋家沟、曹家沟、三道沟、水泉沟、秦家沟、怀沟、深沟等
关于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 文学院汉语言（应用语言方向）李梦鸽 方言是在一定地域通行的、同共通语有所差异的话。就一般情况来说，在一定的地域形成了方言，同时也形成了地域文化。作为文化的载体，方言和地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说过：“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语言反映民族文化，方言反映地域文化，其中的规律是一样的，前者是整体，后者是分体，二者之间时大同和小异的关系。 由此可见，研究语言，不了解民族文化就不能有真切的理解，研究方言也必须关注地域文化；换一个角度看，要了解民族文化或者地域文化，透过语言和方言这个载体便是一条便捷的途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成就正是许多交叉学科相互渗透、共同努力的结果。那么，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有哪些重要的视角？应该着重发掘哪些方面的语言事实，考察哪些方面的文化特征？ 一方言与地方历史 我们都知道，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现存的方言的许多特征只有联系地方史料才能正确理解。比如大家所熟知的北京市十万之一的地图中可以发现多条与森林和动物有关的地名（榆林、梨园、黑枣沟、鹿叫），这说明早期的京畿一带曾经是森林繁茂、虎豹出没的地方。闽语区大家都知道的“妈祖”、“天妃”，也进入了方言口语：泉州人把面目威严的女人喻为“天妃妈”。由此可见历史人物在当地的深远影响，在方言中留下的印记。 语曰：“四川一百单八县，县县有方言。”清代前期“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后，外省各种移民民系在四川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聚落形式，各从其俗，各得其所。与外人交流用四川官话，平时家人聚谈或同籍交谈则用原籍方言，谓为“打乡谈”。例如“打帮帮腔”本指川戏高腔戏的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有后台专人紧接台前人物的唱腔或道白，以传达烘托句中人物的复杂感情活动和心理活动。“打吆喝”打招呼：是人们相遇时即兴的问话。在四川传统教育中特别包含了“要喊人”，开县人打招呼，开口闭口都是“你俩儿”，显得十分亲热。这些方言以其多样性、地域性、原生性、世俗性和生动性的特色，反映了地方的特有风貌和四川人的天性机智和幽默，展示了无所不在的生活情趣和哲理，闪烁着瑰丽的地域色彩，是一笔重要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宝贵。 二方言与地理环境 人类各种群落的社会生活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展开的，语言和文化的形成与演变经常都打上了这种环境的深刻烙印。不同的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反映在方言中则有不同的词汇手段的称述。随着环境的变化、社会生活的变迁，方言词汇有的相应地更替了，有的则固执地传承下来。不论
汉语方言与地域文化 方言是文化的载体，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各个地方都拥有其独特的文化，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记载文化的事物都已消失或损毁，唯独方言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能彰显地方的文化。地域方言是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一定地理范围内常用的交流沟通语言媒介，对地域的影响力也不言而喻。在长期的使用和改进过程中，除了发挥交流媒介的作用以外，方言也组成了社会生活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丰富多彩的方言反映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方言的变迁折射出社会的变迁。所以，方言无疑是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对研究传统地域文化具有珍贵价值。 然而，时代总是在不断的革新中发展，在迎来新的事物的同时，一些旧有文化也在不可避免地流失。通用语言对提高国家信息化水平，增强各地经济文化交流，促进社会全民文化进步和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因此，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在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都必须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就是普及国家通用语言。1956年1月28日，中央成立了由陈毅同志担任委员会主任的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同时国务院还做出决议，即于同年2月6日发出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语言统一势在必行。中国是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少数民族的语言就不说了。即使汉语中也有多种方言，最主要的当然是以京腔为主的北方方言，即现在的普通话。其他的主要方言如粤语、闽南语，从北方方言派生出来的西南（云贵川）方言,湖南的湘方言和江西的赣方言。此外还有客家话、福州话、潮州话、温州话等次方言。文化，是人类文明的象征。方言，是地域传统文化的载体。然而，在如今科技高速发展与社会不断进步开放的环境下，方言受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多的当代大学生不会讲方言，即使会讲方言也仅限于在家乡。同时，多方面的因素也影响了地方方言的普及与方言文化的纯正。很多人并不认为普通话的推广对方言产生了很大的不利影响。但是如今越来越倡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社会环境的发展注定方言保护工作的复杂性和一定的困难性。方言应该有，但是普通话必须会说，因为人活在社会就是要通过交流，大家要有一种约定俗成的交流工具，普通话与方言完全可以兼容并包，共同发展。我们应该坚持普通话的主导地位，在推动实现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同时，保护与文化密切相关但正在消亡的地方方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之间的交际日益密切，但是由于我国存在着多种方言，且差异程度不等，在沟通过程中造成了诸多不便，使得推广一种国家通用语言的要求应运而生，全国上下掀起了推广普通话的浪潮。在推普工作中取得了突出成就，国民语言素质提高。与此同时，出现了应该如何对待方言的问题，到底是消灭方言差异，还是让方言继续发展，方言该何去何从。 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也是文化传承工具，方言是传承各地独特文化的载体，具有无可取代的作用，是让中华文明永葆青春的土壤。另外，普通话从本质上讲也是来源于方言，是方言孕育了普通话，不断充实发展着普通话。所以，方言与普通话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对方言要采取保护的态度，并且这与推广普通话并不矛盾。只要把握好原则，二者是可以兼容并存、共同发展的。
浅谈方言对地方经济文化的影响
浅谈方言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影响 ——以广西梧州话和广东粤语为例 【摘要】悠悠五千年历史，灿灿古国文化，其意深，其味浓，语言更是如此。少数民族语言就有几十种，汉语虽有通行于全国的共同语普通话，但各地方言在各自的土地上仍然很活跃。方言是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它传承千年，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它更能代表地区文化特色。方言更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体现的地方特色是普通话无法比拟的，其简洁、生动、形象，富于节奏感的特色与当地的人文性格是相互吻合的、相互映衬的。本文通过分析广西梧州白话和广东粤语的历史关系，分析两种方言的用语交集和分析当地方言给两地带来的发展，指出方言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影响的原因，提出如何充分利用方言这一历史契机和如何处理好方言对当地经济文化建设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方言；当地经济文化；影响；建议； 1引言 据《成都商报》报道，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四川团代表童若春已向大会提交建议，呼吁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以更好地传承民族文化，与世界文明对话。同时，全国人大代表、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翔联合30多位人大代表也联名提出尽快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议案。在保护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中，方言的保护是其中必不可少而又极其重要的内容。方言是地域文化重要载体，也是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方言是语言学及历史研究珍贵材料。方言更具表现力，是普通话取之不尽的营养。方言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对经济发展也存在着重大的作用。本文对广西梧州话和广东粤语为例，探讨方言对经济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意义。 2方言的历史和分布 2.1广西梧州白话和广东粤语的历史关系 广东，简称粤，而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人们所讲的语言，就顺理成章地被称为“粤语”了。追溯到粤语的起源，据一般说法，为宋代时期中原一带居民逃难来到当时尚属蛮荒之地的岭南，与祖居于此的越族人杂居后混合产生出的一种语言。所以在现代粤语中，明显可见古汉语的痕迹。如粤人把“没有”讲作“无”，他（她）讲作“佢”，节省讲作“悭”等，这都是古汉语的用法（“悭”本意为吝啬，后引申出节省的意思。广西的梧州话，与人们所讲的粤语很接近，发音也比较标准。传统的说法，权威的《辞海》、《辞源》及著名的典籍和近、
从方言节目看温州地域文化特征 【摘要】文章以温州家喻户晓的《百晓讲新闻》栏目为案例，试析温州方言节目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从方言节目兴起这一现象，不仅使温州方言走进了媒体，而且无论是节目的外在形式还是节目的内在要素，方方面面都映射着温州浓厚的地域文化特征。 【关键词】方言节目节目内外形式温州地域文化特征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的娱乐类电视节目中或多或少有了方言的参与。比较典型的就是泉州电视台第四频道一一闽南语频道的开办，它是首个经国家广电总局正式批准开办的方言频道，是住“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构建中发挥独特作用的重要载体。 而温州《百晓讲新闻》也已于2004年6月1日在温视经济科教频道推出，最初是由两位老温州人金城濠、金方翔合力打造一档温州含金量最高的品牌栏目，节目时长从原先的10分钟延长到今年的30多分钟，很有观众缘的。这档栏目以贴近百姓生活的社会新闻为主，以趣味性和实用性的原则制作与百姓有关的“民生新闻”。主持人用更真实、更生活、更幽默的温州话，讲述温州人身边大大小小的事情，并对新闻事件做个人化的评点。这种个性化的方言新闻播报方式被温州各个县市仿效，创造了温州电视节目新亮点。 一、方言节目兴起的合理性及积极意义 (一)是防止方言弱化和保护语言资源的积极措施。 在普通话语权下，大众对推广普通话的误解使富有独特魅力的汉语方言在一代人身上出现断层，方言的弱化甲已是不争的事实。2007年1月，中国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杨光指出了方言和普通话是共存的，这深刻体现出国家相关部门对语言政策的积极调整态度。 《百晓》可以较好地聚集本土受众，提升本土受众对本土方言、本地媒体的自豪感，体现了温州方言的整合力。通过温州《百晓》这档方言节目，人们可以住更大的区域内了解到温州的地域文化特征，可以给温州人一种归属感，产生一种温州文化认同。 (二)适应分众化趋势，尊重受众应享有的文化权利。 在“信息膨胀”的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往往会根据自身的个性、需要选择信息，因此受众需求的多元分化正在充分形成。方言新闻对于年龄较大、文化层次较低、不熟悉普通话的人以及热衷于学习方言的人来说是种很好的信息传递工具。温州边缘地带的一些年长者听普通话很吃力，没有能力接受普通话节目；温州地区的一些老一辈少数民族存在着不懂汉语的语言障碍；“新温
汉语方言俗称地方话，只通行于一定的地域，是局部地区使用的语言。现如今，汉语方言基本上分为七大类，北方方言，闽方言，吴方言，客家方言，赣方言，粤方言，湘方言。汉语方言形成的因素有很多，社会、历史、地理、经济等方面的的因素，如长期的小农经济、社会的分裂割据、人口的迁徙、山川的阻挡等；当然，也有属于语言本身的因素，如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相互影响，通过较长时间的发展，广泛的被应用于生活之中，慢慢的形成了方言的雏形。方言虽然只在一定的地域中通行，但其本身也拥有这一套完整的体系。方言都具有语音结构系统、词汇结构系统和语法结构系统，能够满足本地区社会交际的需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吴永焕在《汉语方言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与对策》中认为，汉语方言是一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受到保护和传承，但在当代 ,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 ,不同国家、地区人民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往来越来越密切 ,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全球经济的高度一体化 ,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带给现代汉语方言巨大的冲击,具体表现 为方言特征消失速度进一步加快 ,濒危方言的濒危程度进一步加剧。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陈保亚在其《语言接触导致汉语方言分化的两种模式》中提出了词汇借贷的方向性，他说，语言接触的一个明显事实是强势语言向弱势语言输入词汇。除了地名、人名、特殊名物以外,弱势语言向强势语言输入词汇的情况很少。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在地方方言与民族共同语的语言接触中，地方方言被不断地弱化。 而在我看来，汉语方言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变体，为各自地域的居民服务，是地域文化的载体，记录、保存、传播地域优秀文化；它在民族共同语之下，受共同语的影响，又吸收共同语成分增强自己的活力，同时又丰富共同语。“共同语在方言之上，又在方言之中”，它与方言是相依共存、互补作用的关系，它们既互相影响又互相丰富，而不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而不应当随着科技的发展，语言的交流碰撞，致使汉语方言逐渐弱化消亡。
方言与地域文化 厦门大学中文系 李如龙 按照中国的习惯，方言是在一定地域通行的、同共通语有所差异的话。就一般情况来说，在一定的地域形成了方言，同时也形成了地域文化。作为文化的载体，方言和地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说：“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语言反映民族文化，方言反映地域文化，其中的规律是一样的，前者是整体，后者是分体，二者之间是大同和小异的关系。 因此，研究语言，不了解民族文化就不能有真切的理解，研究方言也必须关注地域文化；换一个角度看，要了解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透过语言和方言这个载体便是一条便捷的途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成就正是许多交叉学科相互渗透、共同努力的结果。本文讨论方眼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希望学语言学的扩充文化的思路，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也来留意自己的方言母语，共同作些考察和交流。 一、 方言与地方历史 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现存的方言的许多特征只有联系地方史料才能正确理解。闽方言的语音以保存上古音多而著称，滂读同庞，展读同典，就是“古无轻唇、古无舌上”的留存。为什么全国方言中唯独闽方言保留这两个上古音的特点呢？这就要从闽语的形成时代以及后来偏安一角、又逐渐走出海洋向外发展的历史去寻找解释。东南方言的单音词多、音节界线分明，应该同古百越语及后来的壮侗、苗瑶诸语言的共处有关；北方汉语的翘舌音多以及轻声、儿化等现象，可能与阿尔泰语言的影响有关，这是民族共处和融合对语言的作用。桌子在东南方言中叫枱（上海、广州）、床（潮州、海南）、盘（邵武）。这是古来桌子的制作史的记录，先秦席地而坐，以盘为桌，汉唐的床和几一样矮，可卧可坐，可写字办公，以后有了长腿才叫卓（桌是后起字）,卓就是高的意思。称为“枱”，可能反映的是倚墙所制的固定的桌子。至今普通话的“琴床”、山西长治说的“盘床”、浙江绍兴说的“桌床”也还都保留了“床”的旧制或旧义。 从潮州到海南，那里的人都自称祖上来自福建莆田，然而在正史、野史中都难以找到具体记载，但是一些方言词汇却明白反映了潮州、雷州、琼州的闽南话是和莆田、仙游一致、而和漳泉不一致的事实：除桌子称床之外，还有白肉（肥肉）、地生（花生）、沸水（开水）等。原来莆田也属于闽南话，宋以后才同泉州分立，而潮州、琼州各地闽南话连早期莆仙话的特点也保留下来了。可见，口口相传的方言词有时比地下文物和史籍更能说明历史。 福建境内有闽、客、赣、吴各种方言，词汇差异甚多。唯独红薯都称“番薯”，无一例外，而且旁及客粤诸方言，也相当一致。原来这种作物是明代闽南华侨从菲律宾带来种植的，由于耐干旱、产量高，在东南丘陵地区就很快普遍推开了，后来也传到了北方，因为年代较晚，在官话区改称为地瓜、红苕、白薯。这是方言词记录了农耕史的典型例证。 山东曲阜方言谓“说话在理”为“子曰儿”，这当然反映了人们对老乡、老祖宗孔夫子的绝对崇敬；金华吴语喻只说空话，办事不实在的人为“伯嚭”，也因为这位赵国宰相是他们熟悉的历史名人、大老乡。还有闽语区大家都知道的“妈祖”“天妃”，也进入了口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