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古以来就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中日之间的关系也是像四季一样忽冷忽热，古代的中日两国历史就不太过阐述，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近代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
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清朝和日本的江户幕府都奉行锁国政策。1840年，清朝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被迫打开国门；1854年日本也被美国“培理舰队”强行开放国门。日本也面临着与中国被列强侵占、瓜分的命运，但江户幕府仍然实行保守政策。1868年，革新派成功推翻江户幕府，开始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全面西化的现代化改革运动，史称“明治维新”。此后，清朝方面依旧浑然不知日本国内日新月异的变化，主流看法还满足于对“弹丸小国”的盲目轻蔑。从这开始，中国开始与日本之间拉开差距。
1871年9月，清朝和日本在天津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正式确立了对等的国家关系，中日关系也从此进入近代新阶段1872年，日本宣布琉球群岛是日本的领土，不承认中国自1372年起对琉球的宗主国地位，宣布废除琉球国，设置琉球藩，封琉球国王尚泰为藩王，正式合并琉球。。
1877年，以何如璋为首任公使的清外交使团赴日，1882年9月正式开设驻日公使馆。说明中国和日本开始了国际化的外交。
1894年8月1日，清政府对日宣战。同一天，明治天皇发布宣战诏书，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日外交开始恶化。
最终，日本取得全胜；曾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不复存在，清政府除乞和外再无出路。1895年4月17日，清朝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署了《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从朝鲜半岛撤军并承认朝鲜的“自主独立”，中国不再是朝鲜之宗主国；中国割让其东南的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群岛和东北部的辽东半岛给日本；中国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
1931年9月18日，日军借柳条湖事件向中国东北驻军发起进攻，因中国守军奉行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日军很快占领东三省，史称“九一八事变”。1932年3月1日，前清朝皇帝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成为日本的傀儡政府。1934年3月1日，溥仪正式登基，年号“康德”。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10月25日，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以及盟军远东地区司令部的命令，在台湾的日军向国军投降，台湾光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及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发，希望重建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提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目标。然而，战后的日本在美国的控制下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1952年4月，在美国的促压下，日本吉田茂政府同台湾当局缔结了所谓的“和平条约”，宣布建立所谓“外交关系”，公然对新中国进行挑衅，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设置了严重障碍。
中日关系不得不从民间入手，“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大力开展民间外交，以“渐进积累”方式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此后，中日两国的民间贸易和文化交流不断发展起来。
日本人民要求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声也日渐高涨，从而为两国关系在70年代取得突破打下了群众基础。
1972年7月9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借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机会，发表如下讲话：“长期以来一直采取敌视中国政策的佐藤政府任期未满就宣布下台，7日成立的田中内阁明确在外交方面要早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8月11日，日方田中首相已决定访华，并对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表示感谢。8月15日，田中首相正式接受访华邀请。
1972年9月25日，田中首相启程访华。
1972年9月29日，中日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宣布：自该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决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我认为中国的关系之所以能走向友好，是因为两国传承友好，中日友好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这在国际关系史上十分罕见，也是中日关系的独特优势。
而且，战后，两国各界有识之士秉持中日友好的坚定信念，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中推动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为最终实现战后两国关系的重建做出了历史性卓越贡献。
仔细回味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日两国既有历史感情纠葛，也有现实利益摩擦。在战后中日关系重建、改善和发展的过程中，双方也曾遇到严重困难和障碍，两国老一辈政治家在处理过程中所显示的高度政治智慧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所达成的重要共识和谅解需要我们继续珍视和坚持。随着交往日益密切，中日间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分歧还会不断出现，有些问题还非常敏感。40年来的中日关系实践留下了深刻教训。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重大敏感问题上，要始终以两国关系大局为重，根据双方有关共识和谅解，特别是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坚持通过谈判对话和协商冷静妥善处理。
不过如今，中日关系又有了新的挑战，安倍晋三再次上台后推行了一种制造紧张的对华强硬政策。具体而言，首先，在钓鱼岛问题上，除采取了不承认有领土争议的态度之外，还制定了有针对性的防卫大纲并加强了军演。第二，在战争观和历史观上，相比于民主党政权严重倒退，引起了中日之间的新矛盾。除了纵容阁僚参拜靖国神社外，他更是打破日本内阁的通常惯例，执政一年来，对于日本历史上给邻国带来的伤害没有做过一次正式表态。第三，安倍晋三再次组阁之后，在几次重要的国会演讲中，都把中国和朝鲜并列视为日本面临的国际局势紧张的外部因素。对中国这样的定位对两国关系的伤害极大。
从历史书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中日关系有其特殊性，改善和发展往往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牵制甚至阻挠。在恢复邦交、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及打破政治僵局等重大历史关头，都需要登高望远。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大局，顺应时代潮流，做出正确的战略决断，确保两国关系不偏离正确航向。
我们希望日本能正确面对历史问题，不要扭曲历史。中日应该在历史问题上达成共识，日本要反省自己的过错。
钓鱼岛是我国领土，我国应该捍卫我们的利益。东海问题，我们更不能忽视，我们要捍卫主权！
在靖国神社问题上中国没有什么退路，让中国人民在现在的状况下忘记那场战争也不可能，所以必要的时候还是要抗议、反驳、批判，但不必把历史问题当作整个中日关系的前提和基础，而要把它当作一个部分，使之不影响其他方面的正常交往，并在扩大交流、争取更多日本国民支持中日友好的过程中予以解决和超越。
这不意味着是单方面退让，而是一种立足于现实的高层次思考，是要寻求一种既不回避历史问题又对中国国家利益最为有利的模式。我们解决这一切关系问题自然以和平方式是最好了，不过只有自己强大了，我们才有能力解决问题。
当代,和平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主流。中日两国也会在这个大前提下发展两国关系，和平发展在相当长一段时内是两国关系的重点。两国利益深度融合，联系空前紧密。中日关系的长足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重要利益，为两国各自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有利条件，也为地区和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现在，日本经济在徘徊停滞甚至倒退阶段，而中国的经济在迅猛发展。中国是日本第二经济合作伙伴，中日会为了各自利益选择合作发展。日本需要中国的资源、劳动力、市场；中国需要日本的技术、管理经验。两国可以进行很好的经贸合作。
在经济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的今天，发展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对全面加深两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中日经贸关系是由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相信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分歧将逐步消除，合作会进一步加强。
总之，中日两国应该登高望远，进一步拓展交流合作的领域，扩大交流合作的规模，进一步加强民间往来，为实现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相处而努力奋斗。合作共赢，努力改善和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这才是中日关系的最好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