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综述
清末新政是20世纪初，清政府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1901～1910）所进行的各项改革的总称，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诸多领域。新政上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之余绪，下起辛亥革命之肇始，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实质性拐点，有力的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其历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不言而喻。因此探究新政不仅要详察其历史大背景和政策措施，更要考量其社会效果和历史意义。
现就有关清末新政的研究现状概述如下：
从纵向的时间经度来讲，以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限，在此之前的研究尚未摆脱阶级革命史思想的窠臼，新政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有学者统计，1979年至1989年11年间国内发表的新政及与其相关的研究论文仅约百篇出头，而对于新政的负面评价居多，其中资料搜集始于60年代，出版于1993年，由韦庆远、高放、刘文源所著《清末宪政史》最具代表性，本书对清末新政中的预备立宪史的研究比较全面系统，为后来者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其所持的历史观相对保守，对预备立宪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清廷的立宪活动是一幕幕“丑剧”，预备立宪是一场“骗局”。这种观点时至90年代后逐渐式微，但与其类似的保守型观点至今仍然存在，如彭成刚认为清末新政是“满清权贵主导的为了加强满洲贵族中央集权的改革，是怕失去政权而强行收权的一场政治运动。”[1]因此，对末新政的研究的一个首要前提是要摒弃阶级分析法的谬误与不合理成分，回归理性与实证的研究方法，从宏观的争论向微观的实证转变，如此，才能能对晚清新政的变革予以理性的认识与评价。
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对清末新政历史地位和影响的重新认识和定位，拓宽了人们治史的思思路，一批批有关清末新政的专著和论文相继发表，从而使得对清末新政的研究持续升温，乃至成为研究热点。尤其是随着现代代化范式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对清末新政的研究有渐趋细化与深化之势。
李细珠先生在其著作《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中，对有关清末新政的研究概况做了较为详实的叙述，笔者拾其牙慧，在这里将适当引用其文中的叙述体例，对近年来有关清末新政的研究做一简单的述评，而时于仓促，其中的著作未能遍览，只述其大概，由于笔者学年论文题为“防御性现代化的歧路——清末新政中的权威合法性危机”，因此本文的述评还将适度的述评有关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问题。
一、有关清末新政总体性研究的概况
在有关清末新政的总体性研究中以张连起所著清末新政史最具代表性。张连起积十余年之力著成该书，就清末新政的目的、纲领、性质、历史地位等重大间题提出独到的见解，是一部研究清末新政的开拓性的力作。他认为清末新政是清末新政是一场“缺乏乏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和积极参加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应当说该观点较之韦庆远观点大胆而前卫。而就其新政历史地位，他认为清末新政堪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洋军阀、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等中国近代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相比肩。作者还进一步理清了清末新政的思想渊源，认为清政府实行新政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发展、承接洋务之余绪,并在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方面引起突出的变化，“清末新政为中国
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创造了条件,铺平了道路”，并得出“清末新政又是整个近代改革活动之集大成”的结论。[2]
笔者以为其对清末新政所作的评价似有拔高之嫌。（），而萧功秦所著《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一书，则独具理论魅力，本书虽非研究清末新政的专著，但却以2/3的篇幅论述了“走向现代化的第三次选择——清末新政“，作者认为就变革的广度与深度而言，清末新政的重要性远超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此外，作者还根据对待立宪运动态度的激进与保守程度的不同，将立宪运动的政治势力分为原教旨的保守派、立宪缓行派、钦定宪政派、协定立宪派、民主立宪派，并分析了由于各派的政治立场与观点主张的冲突，引发了新政过程中的矛盾。同时作者总结出权威的流失、政权的社会整合能力丧失、改革幅度过大、改革速度过快、不能把握最佳时机、改革的上下缺乏共识是新政失败的重要原因。[3]但是本书在微观层面的实证性研究尚显不足，对史料的运用还不够充分。同时，作者的立论有为改革者找托词之嫌。由此，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激烈抨击。李工在《也谈清末新政的失败——与萧功秦先生商榷》一文中，言辞激烈的抨击了萧功秦的论点，并进而指出，“清末新政中的统治者们不愿放弃‘祖宗之法’，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放弃享用的特权，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不愿放弃受到荫庇的旧体制。唯其这些‘不愿放弃’，才使清末改革不能从正义出发、从公正做起，才使清末新政一波三折，最终裹步不前；才使改革变成了有名无实的装点门面，才出现了人们批评的‘虚假改革’、‘换汤不换药的内阁’才使清末新政的深化改革错失良机，并最终搁浅”。[4]萧李论战为人们客观人们客观而理性的认识清末新政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提供了一种多维的尺度。
二、有关清末新政专门领域的研究概况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现代化范式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新政研究在渐趋深化的同时趋于细化。学者不仅根据新政的不同措施分门别类的加以研究，同时还将新政史研究与地方史研究相结合，或者将某一历史人物与地方新政加以研究，本文笔者仅就与自己学年论文联系较为密切的预备立宪运动和文化教育改革进行简要的概述，其他相关的研究论题略而不述。
1、预备立宪
关于预备立宪，其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除前文所述韦庆远、高放、刘文源所著
《清末宪政史》之外，侯宜杰所著《20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本书系统叙述了20世纪初的政治改革运动，即宪政改革，严格区分了“立宪运动”与“预备立宪”两个概念。本书对的论证有一定的深度，为此课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除此之外，还有近年来由高旺所著的《晚清中国政治的转型——以清末宪政改革为中心》一书，本书从政治学的视角，将晚清宪政改革置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坐标系内，重点分析其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对晚清政局的影响，并探究导致这次改革失败的原因。作者认为清末宪政改革初步奠定了现代的政治体制，在取得一些现代化成果的同时，也加剧了清政府中央集权的衰落，并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诱因。作者还从财政、文化、政治力量博弈等多方面分析了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5]
关于立宪运动，见诸报端的论文以分析其宪政改革造成的社会效果和失败原因为
多。程华认为，清末宪政以法典化形式开创了中国宪法的历史；其立宪成果多为中华民国所继承；宪政运动还提高了民众对民主宪政思想的认识，向其传播了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理念；清末宪政是中国政治制度走向现代化的可贵开端。与此同时作者对清末宪政的道路与模式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清末君主立宪制道路较之辛亥革命具有更强的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同时，认为下层社会启蒙运动不彻底是宪政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6]
李雅柳认为，清末宪政改革是统治阶层为了救亡图存的一剂灵丹妙药，这种实用功利的目的，妨碍了他们对于宪政内涵和价值的深度认识，同时由于缺乏法律文化传统的呼应，最终导致了新政的失败。[7]
汪清源则总结了清末立宪幻灭的四大原因，君主立宪制“水土不服”；官制改革的倒退，突出表现在皇族内阁的成立；民间立宪派“生不逢时”；慈禧太后“嗜权如命”。[8]
2、教育改革
清末新政时期，停废科举是一项影响近代中国至为深远的重大决策。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以刘大鹏、朱峙三两位乡村士子的日记为基本史料，对于所谓科举制度废除与四民社会解体及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观点提出修正。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士”阶层，在社会结构里虽随科举停废而消失，但众多士子却在诸多渠道中经过重新分化组合，而继续掌控着各种权力资源，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9]
有关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曹寄奴认为，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变革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必然结果。它不仅是传统教育与西方教育的冲突过程，而且是传统教育迎接挑战、扬弃自身、进而实现创造性转换的过程。书院改学堂、现代学校教育体系的创立、科举制度的废除、学部等新式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教育宗旨的厘定，构成清末新政时期教育变革的五重变奏曲，除旧与布新同时并举，传统教育的变革深入到制度层面，全面启动中国教育体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可以说，曹文肯定了清末新政中教育改革的诸多成果。[10]而李凤则则在肯定教育改革的进步性的同时，同时就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发。李文肯定了教学内容近代化、教学方法科学化、教学组织形式班级化、师资新型化等办学特点。但同时指出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发展不均衡、课程开设率不达标、教育投入不足、入学率/以及各地毁学事件时有发生等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在当今的教育发展中仍然存在。因此，对新式学堂的发展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1]
关于留日学生在清末新政中的作用。尚小明的《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具体考察了留日学生在清末筹备立宪、教育改革、新军编练、法制变革等方面的种种活动。[12]
关于文化方面，彭平一，在《论清末新政时期新旧文化的转型》一文中，以书院改学堂和科举制的停废为考察中心，详细论证了以中体西用为文化观的旧文化体系向新文化体系的转变，进而分析了新的文化体系与旧的文化体系在其内部结构的核心和内部构成方面具有明显的区别。[13]
三、清末新政与现代化关系研究概述
近年来，现代理论已经成为研究清末新政的基本理论，学术界也已经认识到清末新政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当然，百家殊言，各见其异，运用现代化的理论对新政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范式予以研究，其关键意义在于，在还原历史本相的基础上，古为今用，从而发挥历史的现实指导意义。笔者一向钟情于宏观理论的研究，因为运用合理的宏观理论对微观的历史史实予以研究，可以廓清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抓住历史的主脉，从而以点带线，以线织网，真正把握大历史的脉络。理论的魅力要远远大于史实的阐述中国进行现代化理论的研究，成果最著者当首推罗荣渠先生，罗荣渠先生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模式成为“应变式现代化”，即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采取的应变策略，是将变革纳入祖传的体制，器物层面的变革是为了维护皇朝的统治，并指出清朝的应变式的变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非结构性的保守性的现代化变革运动。清朝自洋务运动至灭亡，中国的改革都是在西方步步紧逼的形势下为应付危机而仓促进行的小修小补。[14]由于罗荣渠先生所作的是宏观的现代化理论研究，所以微观层面的实证性研究尚未涉及，但是他的现代化理论为后来者提供了一种思想范式，拓宽了后来治史者的研究思路。
现代化理论本身作为一种从西方舶来的社会理论，决定了较之我国的现代化理论研究，西方对我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水平远出其右。
艾森斯塔特提出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理论，根据该理论，他将传统中国归于适应性变迁的范畴，进而指出这种缓变式的适应性变迁使得近代中国愈加面临着突变式的总体变迁困境。[15]
罗兹曼在其所著《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和阻碍因素，传统中国的中央集权统治本来有利于调动社会资源进行集中式的现代化，但由于政治的衰败使得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走向失败。[16]亨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论述了后发现代化国家取得现代化的成功，要确保政治的变革与经济、文化的发展相协调，同时指出政治的权威和政治的制度化水平又是保证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17]
而运用现代理论进行清末新政进行研究的论文中，又以研究新政在促进政治现代化的论文最为蔚为大观。有探讨新政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历史地位，新政与现代化的关系，新政所具备的现代化的特征，以及新政在由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中的作用的论文。应当说这其中的相当部分的论文是通过介绍新政的政令与措施，进而谈其社会积极功效，褒大于贬，因此，这使得新政的研究也仅仅停留在新政的历史进步性和褒扬上，而不太注重运用抽象的理论去加以深刻的分析，并从历史经验中抽象出关于改革战略与政策的一般性原理和原则。有关清末新政问题的研究，笔者以为运用现代化的宏观理论研究成果与微观的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历史的大背景中去探查与考量，在新政发生的历史背景中寻求其特点，进而探求其失败的原因，从中抽出一般性的原理认识，为当代的现代化变革提供一个有益的探索。
有关新政与现代化问题的专著与文章，主要集中于新政在促进中国传统社会各领域走向现代化的作用，而较少论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启动类型对清末新政的影响，中国现代化道路模式的选择不是由个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而是与当时中国社会都的历史与现实有着莫大的关系。因此笔者学年论文的立论基点在于探寻中国早期防御性现代化道路类型对清末新政的影响，同时通过纵向的历史比较，探寻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三次改革运动的历史联系与共性，进而总结出一般性的历史启示，深化对近代历史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彭成刚，丧失改革的社会基础是清末新政失败原因分析，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4.20
[2] 阎丹红，清末新政研究的开拓之作——读张连起新《清末新政史》，55
[3]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上海三联书店，1999
[4]李工，也谈清末新政的失败——与萧功秦先生商榷，《炎黄春秋》，2010.4.
[5] 高旺，《晚清中国政治的转型——以清末宪政改革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程华，清末宪政的成就及宪政道路的反思，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第142期，135
[7]李雅柳，清末宪政及中国近百年宪政实践对现实之思考法制社会2007.07. 707
[8]汪清源清末“立宪”幻灭的四大原因，文史随笔，2 0 1 0.8.63
[9]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历史研究，2005.05.
[10]曹寄奴，社会历史的变迁与教育体制的转型———试论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变革，历史教学问题，2009. 6
[11]李凤，清末新政时期新式学堂的发展及其启示，菏泽学院学报2010.11. 87
彭平一，论清末新政时期新旧文化的转型，求索，2007.5
[12]尚小明，留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
[13]彭平一，论清末新政时期新旧文化的转型，求索，2007.5
[14]罗荣渠，现代化续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40
[15]孙立平，传统与变迁——国外现代化及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16]【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17]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现代科技对中国政治影响 丁科 现代科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全方位的进步所必需具有的。在这一过程中，经济现代化是基础，政治现代化是保证，文化现代化是标志，国民现代化是核心。中国的科技的现代化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努力，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有一个事实是无可争辩的，即到目前为止，中国仍是一个尚未完成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经过近150年的努力，中国现代化还没能完全实现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政治改革的失败与迟缓，它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难题。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和科学革命及对社会功能有重要影响,技术和技术革命及其社会功能,科学技术革命及其社会功能,同时从主体意识、人权范围、人权实现和人权观四个方面科学技术对人权发展有重要影响,主要体现为科学技术因素的生产力对人权的产生、发展所产生的根本性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产生的根源,指出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人权观念是平等观念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上的一种客观要求,人权的性质和范围受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相应的文化发展所制约,归根到底决定于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无庸置疑，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现代化运动都会带有自己的特色。但不要忘记，人类现代化的源头是欧洲。工业化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可以不带有西方的人文特色，但政治民主化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不可能不包含西方人文精神。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现代化主要是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的自由精神、平等意识、人权观念、法治理念，特别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思想。“在古代希腊各共和国中，在中世纪各城市中，在先进的各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有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运用程度。”现代民主制度是古希腊各城邦共和国（特别是雅典）民主制度的延伸和发展。迄今为止，除古希腊各城邦外，我们还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古代实行过民主；除欧洲以外，我们也没有发现其他地区的城市在中世纪推行过民主制。就中国而言，虽然“民主”一词在西周时期就使用过，但它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风马牛不相及。民本政治的核心是如何“治民”——管理老百姓。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民治”，即人民管理国家。在民主制度下，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每个公民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都可以参与国是的决策。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在家的基础上组成族，再按同样的模式，从家族扩大、演变成国家。小家（家庭）与大家（国家）结构的相似性及其互相之间割扯不断的特殊联系，使中国的政治文化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家庭伦理文化。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积淀在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使得自由、自主、平等、权利等现代意识在国民思想中难以生根。要实现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就必须实现从民本政治文化向民主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换。而要实现这一转换，又必须给中国传统的民本文化与西方现代民主文化一段相当长久的磨合时期。只有走过了这一艰难的磨合期，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才能水到渠成。
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 陈有进 一、农业现代化的确立 1、四个现代化的提出。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二十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并宣布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设想。 2、现代化具体量化。1987年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提议，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250美元）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1000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3、十六大报告再次明确。2002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他指出，为完成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都要有新举措。有条件的地方
可以更快一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4、国家领导人对江苏的嘱托。2003年江泽民同志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全体会议，与江苏代表一起共商国是。他嘱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江苏有条件搞得更快一些。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江苏一定会拓展新优势，再创新业绩，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为全国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胡锦涛同志在参加全国人代会江苏代表团审议和到江苏 视察工作时，希望江苏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开拓进取，经过艰苦奋斗，努力实现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5、江苏“两个率先”决定。2003年7月23日，江苏省委召开十届五次全会，通过了《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实现“两个率先”的决定》，确立了本世纪初江苏“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总目标。 6、农业现代化的确立。十七届三中全会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特征，科学判断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时刻，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 方向，并强调指出，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2008年省委十一届五次全委会指出，我省是沿海经济发达省份，推
[收稿日期]2005-12-23 [作者简介]杨冬磊(1980-)男,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旧权威的衰亡 ———清末新政改革的瓶颈 杨冬磊 (华东理工大学文化艺术学院,上海 20037) [摘 要]20世纪初的中国,伴随着义和团起义和八国联军战争的爆发,业已拙态百出的清王朝,面临着因 外忧、内患而带来的空前的权威危机。为了挽救其权威的不断衰亡,清廷毅然采取了包括:整顿吏治,调整机 构;整顿军队,编练新军;振兴实业,奖励工商;废除科举制,改变教育体制在内的新政改革。然而,由于改革时 机的把握不及时,策略方式的采取失当,以及改革者自身的能力缺乏、私心作祟等不利因素的局限,改革各项措 施的实施终未能达到改革者的初衷。进而,这场意在自救的改革最终竟成了革命的催化剂,而非是革命的替代 物。旧权威衰亡的改革瓶颈充分彰显。 [关键词]新政;旧权威;整顿吏治;新军;科举制;振兴实业;改革瓶颈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96(2006)01-0070-02 1900年发生了义和团起义与八国联军战争,以慈禧为首的 清朝皇室逃亡西安,清政府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为深重的政治危 机。政治危机带来的《辛丑条约》被迫支付的4.5亿元巨额赔 款,以及之后在军事上、外交上主权的丧失殆尽,最终使清廷翻 然醒悟,开始了一场旨在自救的革新运动———即清末新政改 革。此一改革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试图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教 育等方面的改革,来挽救因严重的民族危机而带来的旧传统权 威的不断丧失,从而达到统治地位的转危为安。然而民族危机 下传统社会中改革的瓶颈效应(改革之目的乃为旧权威创造新 的通知合法性。其实现同时需要一定旧权威的存在支持,然而 改革的进行却又在不断的消减这样的合法性支持),最终未能 使没落的清王朝达到其改革的初衷,改革出现了大量的问题, 而清政府却没有能力与决心妥善处之。最终,改革反而加速了 传统权威的衰亡。一、业已存在的信任危机戊戌年间,因甲午战败而导致的光绪皇帝的变法运动曾使举国上下一致欢呼,人人皆庆幸“吾国终可富强矣”。这体现在 清末曾任美洲四国出使大臣的张荫棠在一封奏折中所提到的那样:“戊戌变法,新机一开,耸动邻邦之观听,外人与吾国商民遇者,握手称庆,望中邦之将为强国。[1](P360)然而,不幸的是此次变法运动终因领导者———无实权的皇帝采用的过激行为而促成的反对派最大的联合,瞬间将变法扼杀于摇篮。然而,令人啼笑的是,时隔6年之后,这些曾经凶残镇压旨“变法图强” 改革的罪魁祸首们却摇身一变成了又一次改革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其动机和效果自然遭到了国人的怀疑,使国人产生了一种“你刚唱罢,我登场”的政治做秀感。加之改革领导者自身所具有的腐化堕落本性在民众内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决定“新政”改革的政治动员是十分有限的,这对于旧权威改革合法性的先天不足无疑是“原罪”性的。“假维新”、“伪变法”之说层出不穷。就连曾是清廷卫道士的梁启超也曾以此等词句相讥。改革者的信任危机由此可见一斑,权威影响已大不如前。二、整顿吏治收效甚微,财政危机引来统治阶层腐败的变本加厉乾嘉以来,统治阶层的腐败业已成风,清末新政却未能在整顿腐败上有所作为,反而使贪官污吏者借以新政巧立名目,聚敛 钱财,情况之严重随着新政期间各项改革措施的不断实施所带来 的财政危机的加深而更显巨之。众所周知,一项改革的成败除决策的正确与否之外,还要求有强大的经济支持,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然而,清末新政时期,经济困难却出现了某些恶性循环。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根据36镇的编练计划估算,每年需花5400万两以上,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才9000万两左右,编练计划就只能大打折扣。”[2](P306)由此可见,清廷要推行新政,必须投入必要的改革经费。然而,严重的财政危机却使此项经费无从来源。致使,清廷一面对改革的具体措施敷衍了事,一面加重旧税、增设新税,榨取名目之多,手段之苛为民之怨声载道。更严重的是这种恶性的榨取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诚如梁启超1910年上载涛书中所指出的“最危险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 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数年以来,各省所兴种种杂捐,名目猥繁,为古今所未闻,人民之直接间接受其毒害,至于不可纪极。”[3](P309)其腐败之厉不言自明。这样,在民看来,政府已不再是为民之所愿,官吏也不再为民之父母了。改革者的权威遭到了削弱,改革的合法性也开始引发了质疑。三、效忠国家而非效忠王朝的新军“1840年以来外侮的不断屈辱局面亟需一支现代化的强大 武装力量来加以改变;同时,一个愈来愈感到由于人民的不信 任而产生的统治危机的政权也必定更多地依靠掌握在手中的武装力量。”[4](P224)因此,出于对外患与内乱的考量与应对,军事改革,特别是新军的编练顺然成为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这支现代化程度在当时看来算是极高的军队却未能 成为改革者用以维护旧权威的利器反而异化为促成其旧权威衰亡的催化剂。首先,新军的编练从筹饷到训练成军,皆由地方督抚直接负责。并且,所募之军均为“土著”———即招募之兵需在此省居住并有家,此一要求无疑增加了所编军队的地方独立性。加之中央对地方财权、军队控制有限,当王朝面临政治危机之时,新军的效忠与否更多地取决于王朝对于各省督抚的 政治威慑与控制(这在当时显然已是 “微不足道”的了),而非取决于旧权威在普通士兵心目中所产生的神圣和不可侵犯性(这 在当时,更是 “驱之即散”的)。其次,新军的官兵,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大部来源于国内新式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或是被派遣出国学习军事的留学生。这些军官受到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更甚,对于历史的发展潮流,特别是介于此种潮流之下的清王朝 的腐败、无能,看得更为清楚。由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特别是激进反清者的极力拉拢与鼓动,在他们心中,对旧王朝权威的效忠已经转化为对“新国家”的憧憬。至此,旧权威失去了一个最有力的捍卫者和支持者,权威丧失已无可挽回。 四、科举制的废除———一项近似于“休克疗法”的改革1905年9月2日,清廷上谕宣布“自丙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 科考试亦即停止。”[5](P5394)至此,在中国自隋唐以来,历时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遂告废止。首先,科举制的停废就现代化的意义上讲,无疑是革命性的。因为,它不仅加剧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与转型,更从观念上转变了士人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权威的无知顺从。而后者更是为民 众,特别是为原有社会精英的民主参政意识的提升提供了必不 第23卷 第1期 河 北 建 筑 科 技 学 院 学 报 (社 科 版) Vol 123 No 112006年3月 Journal of H ebei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S cience and T echnology (S ocial S cience Edition ) Mar 12006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8013756936.html, 深度翻译的文献综述 作者：刘东雪 来源：《校园英语·上旬》2016年第03期 【摘要】深度翻译是翻译实践中的一种常用方法，其理论来源于文化人类学的深度描写理论。本文探讨翻译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进而引出美国翻译理论家奈梅·阿皮亚的深度翻译这一概念，指出文化人类学观照下的深度翻译的实质是注释，深度翻译是对译文加脚注、译释和评注等的翻译策略。深度翻译的研究对丰富翻译研究的理论话语，开阔翻译研究的理论视野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深度描写深度翻译注释文化人类学 一、引言 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与文化的科学，或者也可以讲是从文化这个角度研究人的科学。美国翻译理论家阿皮亚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下并受到了深度描写的启发，提出了“深度翻译”的概念。深度翻译是翻译实践中的一种常用方法，其对丰富翻译研究的理论话语，开阔翻译研究的理论视野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深度翻译的来源——深度描写 1999年，文化人类学的解释学转向代表人物者克利福德·格尔兹提出了民族志的“深度描写”方法。“深度描写”是人类学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注重细节、强调阐释的研究方法，格尔兹提出文化不是一种引致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的力量；它是一种风俗的情景，在其中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得到可被人理解的——也就是说，深的——描述。深度描写式的民族志感知、阐释行为之间的文化层次，建构一个分层化等的意义结构，解释“这些陌生的行为在那些陌生的地方所具有的自然的意义”。“深度翻译”是对“深度描写”的借鉴，继承了后者对“语境”和“意图”的重视，并在当代文化相对主义的大背景下充分关注文化差异，对文化翻译的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都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三、深度翻译的涵义 在深度描写的基础上，美国理论家夸梅·阿皮亚创造出“thick translation”一词，中文译为“深度翻译”或“厚翻译”，具体做法指在翻译文本中，添加各种注释、评注和长篇序言，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以促使被文字遮蔽的意义与翻译者的意图相融合。阿皮亚提出三个深度翻译的理论要点：第一、强调意图的重要性。在很多情况下，了解语义并不等于理解意义。话语是行为的产物，因此和所有行为一样，都具有某种产生的理由，或者说是意图。第二、强调语境的重要性。阿皮尔认为，要了解说话者的意图，就要把握语境，需要“深度语境化”。第三、充分关注差异。
近三年张之洞研究综述 文章对近三年张之洞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综述了张之洞的全面研究著作；中体西用思想的实践；张之洞与百日维新；张之洞与清末新政；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有利于学界更好的了解研究的不足，推动对张之洞其人及思想研究的丰富和发展。 标签：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研究綜述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清末名臣，晚晴洋务派代表人物。近年来随着史学界思想的不断解放，对张之洞的研究突破了固定僵化的格局，研究的角度不断拓展，视野更加开阔，新的论点及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近三年来，关于张之洞研究的文章近百篇，另有5本专著出版。 一、张之洞的全面研究著作 关于张之洞其人综合性研究的主要有：胡克夫、陈旭霞、戴逸、吴剑杰等等，各有侧重。 胡克夫，陈旭霞的著作《晚清燕赵社会大变局以张之洞的改革观和文化观为考察主线》在综合性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制度变迁，文化结构变迁，教育制度变迁，军事制度变迁，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社会价值观念变迁，思想领域变迁等这些方面为经，以燕赵近代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过程中的路径抉择与约束条件为纬，分析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及其实践，以此揭示引发近代燕赵地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由裂变向质变的主因。[1] 在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戴逸《清代人物研究》的书中，从实业、教育、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分析了张之洞的历史功绩，张之洞从官脉络清晰，基本按时段分，每个阶段都有其特点。[2] 二、中体西用思想的实践研究 “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一直以来也是学术界研究张之洞其人的一个侧重点，许多学者如蔡红、石文玉等等进行了关于其中体西用思想实践的研究，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有期刊和学位论文等。近三年来，一些学者也尝试从一些侧面挖掘其更深刻的内涵。 学者谢放从学术与政治文化层面比较梁启超与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异同，并认为不应过分强调两者思想的分野和对立。[3] 张勇从《劝学篇》这个角度认为，其主旨思想“中体西用”起到了汇通中西、平衡新旧的作用。张之洞所建构的“兼采中西而又调和新旧”的文化结构，在近代中国社会实际上演绎成一种文化实践，其重要价值在于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转型
中外近现代的民主法制集团档案编码：[YTTR-YTPT28-YTNTL98-UYTYNN08]
中外近现代的民主法制（或民主政治）进程： 一、世界近现代的民主法制建设 1、文艺复兴：以人为本，强调人性。 启蒙运动：反对封建专制，强调人权、法制。 2、英国的《权利法案》 法国的《人权宣言》 《民法典》【强调、宣传：自由、民主、平等】美国的《独立宣言》 《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俄国1861年改革：农民有人身自由，有权拥有财产，担任公职，从事工商业。 日本明治维新：建立君主立宪制。 3、罗斯福新政：维护了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4、1936年苏联颁布新宪法：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建立，人民当家作主。 5德意日法西斯建立：民主法制遭到极大破坏和践踏。 6西方民主政治的实质：是有产者。少数人享有的民主权利。 二、中国近现代民主法制建设 1维新变法：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兴民权，建立君主立宪制，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 2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要求民主共和，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资产阶级政治在我国确立。 3新文化运动：反封建专制，倡导民主、科学。 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五四运动：我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 2）1931年中共建立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3）国共第一次合作：领导北伐战争，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4）1945 年中共七大：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报告。 5）1945年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 5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1）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初步建立多 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的政权。 2）1949年新中国成立实现了民主政治。 3）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4）颁布1954年宪法，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5）“文革期间”民主和法制遭到极大破坏践踏。 6）1982年通过新宪法，以及后来的其他法律，初步建立起以宪法为 核心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7）基层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 三、西方先进民主法制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1、维新变法：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学习西方（主要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君主立宪制，兴民权，掀起维新变法运动。 2、辛亥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学习美国，通过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民国，颁布《临时约法》 3、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我国传播，促进了新文化运动发展，为五四运动和中共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继承和
宁夏枸杞产业发展的文献综述 路升 （甘肃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专业，甘肃兰州，730070） 引言 宁夏是中国乃至世界上人工种植枸杞的发源地，明朝时已经开始大量进行人工栽培，清朝黄恩锡的《竹枝词》中有：“六月杞园树树红，宁安药果擅寰中，千金一斗矜时价，绝胜腴田岁早丰。”的诗句。素有“世界枸杞在中国，中国枸杞在宁夏，宁夏枸杞在中宁”之说，即宁夏中宁是世界枸杞的正宗产地。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已经积累了深厚的枸杞文化底蕴。同时，宁夏地处平原，又有黄河水灌溉，再加上气候四季分明，阳光充足，热量适中，降水稀少，很适合枸杞的种植，农户经过多年的种植已掌握了丰富的枸杞种植技术，并且培育出了许多优良的品种。2003年宁夏枸杞获得国家原产地域保护,因此,宁夏枸杞产业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但是竞争也十分激烈[1]。 一、宁夏枸杞产业发展的现状 苟金萍提到：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枸杞产业的发展，使宁夏枸杞这一传统优势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栽培面积由1 996年的0．1 7万公顷扩大到2007年的3．3万公顷。选育出“宁杞1号”、“宁杞2号”、菜用枸杞“宁杞菜1号”等5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形成了以中宁为核心、清水河流域和银北灌区为两翼的枸杞产业带，实现了构杞品种优良化、种植规模化、管理规范化、生产标准化、经营产业化的目标，增强了产品出口竞争力[2]。 沈滨、刘大伟在《宁夏枸杞加工业产业集群研究》中也提到宁夏枸杞的一些现状：宁夏中宁县已建成全国最大的枸杞专业批发市场，成为了全国枸杞的“集散地”和枸杞价格的“晴雨表”。截至2007年底，宁夏共拥有各类从事构杞干果、酒、药、汁、粉、糖、茶、饮料以及保健品等产品的加工和贸易企业130多家，形成了宁夏红、杞浓、圣杞乐、早康等规模以上加工企业20多家；枸杞种植面积达到3．39万bm2，枸杞产量70000吨，产量占全国枸杞产量的65％，枸杞加工企业产值约21亿元；有枸杞酒、枸杞籽油、果汁、叶茶等10大类50多种产品，加工转化率近20％；形成了以中宁为主体，以贺兰山东麓和清水河流域为两翼的“一体两翼”产业带[3]。
翻译目的论研究综述 摘要：翻译目的论是当代德国最具代表性的翻译理论，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翻译理论。该理论把翻译目的作为翻译任务的出发点与根本，翻译策略、翻译方法，以及对原作形式与内容的取舍，目标文本的制作都以这个翻译目的为参照。翻译过程以目的性为指导，以语内语际一致和忠实性为评估手段，这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本文通过对目的论形成发展以及框架体系进行梳理评价，希望读者对该理论有更加客观全面的了解。 关键词：翻译目的论翻译研究评价 一、引言 纵观翻译学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蓬勃发展，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从20世纪中叶开始西方翻译理论已经出现了重大突破，翻译理论家们开始从阐释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读者反应论等不同角度来研究翻译，于是各种各样的翻译理论应运而生，如卡特福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奈达的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等。在众多的翻译理论中，德国功能主义理论派提出的翻译目的论独树一帜，为翻译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目的论(skopostheorie)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Skopos是希腊词，意为“目的”，theorie 是德语词，意为“理论”。目的论是将Skopos概念运用于翻译，认为任何行为都是有目的的，翻译也是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活动，译者应该根据翻译目的来制定翻译策略。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译文不可能与原文完全保持一致，那么要保留什么改动什么，究竟是创作一个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忠实于原文的译文还是创作出一个能满足译人语读者要求的自由译文就要视翻译目的而定了。翻译目的论基本上属于一种对翻译的外部研究，它将研究焦点从译文与原文的关系转移到译文的预期效果，因此无疑能够弥补传统翻译研究的不足，从而为翻译的多学科探索又增加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仲伟合，钟钰：1999)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 篇一：第4讲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第4讲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一、选择题 题点1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1．当历史学家谈起《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反法西斯主义、黑人民权运动等史实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下列哪一概念a．共和c．人权 () b．社会保障d．君主立宪 2．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被称为亚洲第一个“美国式”的共和国，其主要原因是 () a．实行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b．废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c．在美国支持下建立d．确立了国民的权利和自由题点2新中国三大新型民主制度 3．至20xx年底，西藏地区国民生产总值预计达610亿元，年增长率达12.6%。(《20xx年西藏政府工作报告》)从
政策层面看，西藏地区自1965年成立自治区以来稳定发展最基本的经验应是 () a．实施了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b．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推动c．中央正确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d．西藏地区人民世代辛勤劳动 4．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新中国的重要政治制度。在我国五个民族自治区中，最早和最晚建立的是 () a．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b．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c．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d．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 5．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a．确立了中共与民主党派的执政党地位b．属于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c．类似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度d．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本组织形式 () 6．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的议会制度的不同点有() ①经济基础不同②行使权力的主体不同③活动原则不同④分别属于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a．①②③④c．①②③b．①③④d．①②④
农业现代化进程 农业现代化进程第一节率先实现农业现代 化的战略部署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历史性、国际性的概念，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实现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就是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技术装备武装农业，用现代科学管 理方法和理念来管理农业。 农业现代化包括生产手段、生产过程、生产条件、经济结构、经营管理、流通和消费等方面的现代化。其追求目标是：在优化生态环境、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前提下，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土地产出率、加工增值率，实现农区产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农业生产手段现代化，包括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电子化。农业生产技术现代化包括培育优良品种，使动物、植物、微生物有一个生长发育的良好条件，用现代方法去控制和改善环境条件。农业生产管理现代化，主要是指在农业生产全过程中，其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和产前、产中、产后等方面及各环节上的全部经营管理活动，采用现
代化的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 从2000年9月起，总局党委组成了“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研究”专题组，分成7组到9个分局和部分农场进行了调查研究，在广泛征求垦区各方人士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黑龙江垦区农业现代化建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分别在北京与哈尔滨两地邀请省内外知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省科顾委专家对《规划》进行咨询论证，听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提升《规划》的科学性和权 威性。 2000年11月6日，《规划》在北京通过专家论证。这次论证会得到了省政府和农业部、计委、财政部、水利部、国家开发银行的关怀和支持。出席论证会的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局长、研究员卢迈，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柯炳生，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食品学科评议委员李里特，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副院长于新华，水利部松辽委副总工程师、规划研究室主任李金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植物营养学教授杨志福，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农产品贸易研究中心主任、外经贸部WTO农业谈判组组长程国强，中国农学会高新技术 农业应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信乃诠等专家和学者。
文献综述 食品供应链风险分析与防范研究文献综述 1前言 食品供应链，是指从农产品生产资料商、农户或农产品企业、加工商、分销商、零售商及消费者组成的自上而下的供需网络。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动态形式加盟供应链的企业增多，食品供应链的结构也日趋冗长、复杂，这种复杂性加剧了食品供应链的整体风险。受制于食品易腐变质的自然属性，在日益复杂多变的供应链环境下，我国食品供应链的各个环节风险事件频繁发生。如何识别食品供应链上潜伏的各种风险，科学地评估风险，有效地做好风险控制，是每个食品安全管理者和相关研究者面临的技术难题。近年来，随着疯牛病、口蹄疫和转基因食品的出现，人们逐步认识到食品质量安全的跟踪离不开食品供应链管理。食品供应链已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管理运作方式。 本文对文献的综述针对国内外食品供应链管理发展的现状及我国在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介绍与分析，清晰展示出食品供应链的发展现状及其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结合实际情况，对我国食品供应链存在的典型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具体对策建议。 2理论概述 2.1 食品供应链风险的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物流术语》[GB/T 18354-2006]对供应链的定义是：供应链是生产及流通过程中，涉及将产品或服务提供给最终用户活动的上游与下游企业所形成的网链接构。供应链管理涵盖了从供货商的供货商到客户的客户之间有关最终产品或服务的形成,其目的是使整个供应链所产生的价值和交付的一切业务活动整体效率最大化。由供应链管理的思想可知，食品供应链由不同的环节和组织组成，食品供应链是由农业、食品加工业和物流配送业等相关企业构成的食品生产与供应的网络系统[2]。包括食品原材料、半成品的供货商、食品加工企业、食供货商、食品储藏配送企业、食品零售商或者餐馆，最后到达消费者手中。 风险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由于各种结果发生的不确定性而导致行为主体损失以及这种损失发生的可能性。这里指出有两个因素识别与判定，一是风险造成的损失，二是产生损失的概率。食品供应链风险是人们最敏感的风险之一。由于食品供应链上的各环节是环环相扣、相互影响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波及其它环节，整个食品供应链的最后一环——用户生命与健康。因此，食品供应链风险是食品供应链各节点企业在运作过程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所导致的造成食品供应链质量崩溃、运营障碍和用户抱怨等造成主体道德、名誉、经济等损失的可能性。
简析清末新政时期的监狱改良 ——以新式模范监狱为中心 摘要：20世纪初，清政府为国内政治形势所迫，不得不实施一些“新政”措施，其中包括修订与狱政管理有关的法律。随着监狱改良思潮的兴起，以新式模范监狱建设为目标的监狱制度改革也提上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全国各地新式监狱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新式的狱政管理制度，使当时的狱政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推动中国新式监狱的转型。受传统监狱管理制度以及观念的影响，清末监狱改革仍有其局限性。 关键词：清末监狱改良京师模范监狱 北京市宣武区有两条著名的街道：半步桥和自新路，据说这两个地名来源于坐落于此的京师第一监狱。犯人戴着脚镣只能走半步，但是犯人在这里走向了自新。因狱中的五排监舍以中心岗楼为圆心散射开去，状似王八，故俗称“王八楼”。京师模范监狱兴建于1910年，起因是清末迫于国内国际形势，必须抛弃笞、杖、徒、流等刑罚，引入现代监狱管理体制。解放后更名为北京市监狱。 一．京师模范监狱的缘起及建造过程 监狱作为执行刑罚的场所，是体现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监狱始终被看作是野蛮和黑暗的象征。鸦片战争以后，监狱改良思潮迅速兴起，毫无疑问，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清末统治者为解决其政治困境，不得不打起“预备立宪’的旗号，为了响应这一旗号，光绪31年(1905年)诏令载泽、载鸿慈等五大臣分赴各国考查宪政。回国后，奏准将刑部为法部，设典狱司掌管全国狱政，并改“刑部监”为“管守所”。光绪34年(1908年) 在京师法律学堂内增设监狱专修科，请日本法学博士小河滋次郎担任教授。并协助草拟监狱法律。 当时很多大臣都极力主张设立新式监狱，法律修订大臣沈家本就是其中之一。清政府也认识到了建立新式监狱的必要性，在清政府的催促之下，不仅在京筹建新监狱，还通令各省一律筹建新式监狱，新式模范监狱的建设工作在各省陆续展开。京师模范监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而生，并成为当时新式监狱中的模范。 监狱的选址是法部在奏请获准后，清政府实拨地120亩，作新监狱建设用地。这里原是前清八旗(满蒙汉军)校场旧址。监狱的规划设计由日本法学博士小河滋次郎博士负责，设备
清末新政：中国最伟大的政治革命 清末新政是自1901年开始，在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主持下，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清末新政的伟大和成就，在海外史学界已经得到承认，参见相关的综述论文，但是，在中国。或者在整个华人历史界，清末新政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这是一个非常离奇的景象，但这类事并不是孤立的，比如，海峡两岸的个别历史学家引用中国第一档案馆的史料，无可辩驳的证明了所谓康有为和梁起超的“公车上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但是，绝大多数华人历史学者依旧在散布谎言，有的在相关专著中继续扯谎。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文化上，华人历史学者基本是儒教传人，而儒教华夷之分侵入骨髓，明明在撒谎也在所不惜，这是儒教的老传统了，儒教弟子们撒谎不认为是可耻的，而是认为在维护儒教的神圣，比如，孔子删诗，孟子就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意思是书上说的不一定是真的，也就是儒教把持的“历史”撰写很多是假的，但儒教弟子不脸红。二是政治上的，民国的建立，以摧捧明朝贬低清朝为其基本论调，而我党是几个阶段，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等等，也就是继承了孙文的革命。台湾和香港的更是维护民国的中国历史“定义”。因此，从文化和政治两方面看。今天的华人历史学界基本是在否定和丑化清代为目标。 清末新政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最伟大的事件。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过是进行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 清末新政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彻底而迅速地对中国政治系统加以改造，在体制和思想两个方面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从传统向现代转移，从中国转向西方模式，造就了新旧两个中国的分野。 1840年，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帝国紧闭的大门，将中国带入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160年来，中国屡经变革，愈挫愈勇。政治体制，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社会主义，凡是曾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几乎无不试验过，中国成了各派政治理论的试验田。政权组织形式，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是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是一党专政还是轮流坐庄？是虚君共和还是开明专制？等等，都经过实践的检验。
如何评价“清末新政”，在史学界尚有明显的分歧。本文拟就清末新政的后果、性质、历史地位等问题略抒管见，请同志们指正。 一、关于清末新政的后果。历时10年的清末新政，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后果。笔者认为，正确估量新政的后果，是确认它的历史地位的关键。 清末新政的推行，其消极作用是明显的。 首先，为了实行新政，清政府必须想方设法筹集经费，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中国劳苦大众生活更加贫困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为了筹款，清政府不得不向下摊派，这是清末新政经费的最主要来源。如1903年12月24日清政府发布的两个上谕，就向各省派款每年达960万两(《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5116—5117页。。清政府向下派款，而这些款项，各地方政府又通过提高部分商品物价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如直隶，1902年袁世凯拟“每户售酒百斤，抽捐制钱一千六百文，并准其于常价之外，每斤增加十六文发售。”(《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4925页。此外又出现了许多新名目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 其次，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崛起，是清末新政的又一恶果。众所周知，袁世凯是靠在天津小站练兵起家的，又靠出卖维新派和帝党及镇压义和团运动发迹的。在“新政”期间，于1902年清政府又令袁世凯训练京旗陆军，到1906年末，北洋六镇的军队都抓在了他的手中。因此，在清末，袁世凯声名显赫，并可以左右朝政。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的崛起是这次新政的一大毒瘤。 第三，清末新政时，某些经济政策的公布，客观上也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创造了方便条件。对此已有多论，此不赘述。 第四，清末新政时，练新军、办警政，强化了封建专政的国家机器，有利于清政府对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镇压。因为在清末，清朝旧式军队早已失去战斗力，而所编练的新军，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再加上各地办起的警察，加强了对人民反抗斗争的侦缉和镇压，这也是清末新政的一个恶果。
中国科学院大学（英文名：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简称“国科大”，是一所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科教融合、独具特色的新型高等学校。国科大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于1978 年，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创办的新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 目前，国科大形成了由京内4个校区、京外5个教育基地和分布全 国的117个研究所组成的“大学校”。迄今，国科大已经培养出了9.97万 名毕业研究生，其中博士4.71万名。 国科大拥有高水平的导师队伍和一流的科研实践条件为研究生培养 提供了宏大的科研实践平台；拥有浓厚的育人文化氛围。继承发扬中国 科学院“科学、民主、爱国、奉献”的传统精神，践行“唯真、求是、协力、 创新”的院风，国科大不仅注重培养学生具备扎实的知识基础和科研能 力，更注重培养学生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坚定的理想信念、敢于担当 的社会责任感。国科大通过课程教学、学者报告、科研实践、社会实践、 校园活动等多种方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国科大依托中科院广阔的国际科技合作，与德国马普学会、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俄罗斯科学院、美国科学院以及众多世界著名高校建立了密切联系和合作关系，近年来与丹麦科教部及全国8所高校联合创建了“中丹学院”。 面向未来，国科大将秉持“科教融合、育人为本、协同创新、服务国家”的办学理念，践行“博学笃志，格物明德”的校训，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不懈奋斗。 培养单位简介：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坐落在历史名城长沙。主要研究领域和 方向：区域农业格局与生态系统过程、畜禽健康养殖与农牧系统调控、作物耐 逆境分子生态机理及品种选育、流域环境健康控制理论与技术、农业功能微生 物作用机理与调控五个研究方向。 现有职工218人，其中研究员25名、副研究员45名，拥有生态学博士后流动站，生态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畜牧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环境工程二级学科工程硕士点，有博士生导师16名，硕士生导师20名。每年自主招收博士研究生18名，硕士研究生26名。设有三个研究中心，拥有1个中科院重点实验室、1个湖南省重点实验室、1个湖南省工程中心，设有四个野外台站，其中3个为国家重点台站，3个CERN站。近年来，研究所正朝着区域特色鲜明且有国际影响的农业研究机构行列迈进。201 届研究生就业推荐表 姓名： 培养单位： 学位： 专业： 研究方向： 导师：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印制
广州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现状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上
广州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现状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上) 2012年08月06日09:56 来源：《农业现代化研究》2012年第3期作者：曾艳字号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 102 摘要：广州城市化的推进对都市型现代农业提出了要求。广州都市农业发展 较早，发展程度较高，开始从城郊型农业逐步转变为集约化、市场化、产业化、 高科技化、机械化的现代农业。广州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既有内部优势，也面临 着大好机遇，但内部劣势及外部威胁对其发展形成了制约因素。为实现广州都市 型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应从布局规划、生态环境保护、农业标准化建设、农 业产业结构优化、农业品牌及物流体系建设、投融资机制等多方面共同推进。 关键词：广州，都市型现代农业，SWOT分析，可持续发展 基金项目：广州市社科联2010年项目“广州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研究” (10SKLY07)。 都市型现代农业是在都市高度发展以后，用现代尖端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农业，依托现代市场体系，实行现代化的经营方式，是对都市农业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都市型现代农业体现了都市需要农业、农业依托都市，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城乡统筹理念，是广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都市型现代农业保障了广州居民菜篮子的有效供给，在一定程度了减缓了物价波动。十一·五期间，广州蔬菜、水产、家禽的总量实现自给，肉、蛋、奶的自给率都达到30%。第二，都市型现代农业支撑了广州的绿色生态体系，在广州建设以花城、绿地、水城为特色的生态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第三，都市休闲农业为广州居民提供了旅游观光、科普教育的好去处，调节了居民生活。 随着广州“南拓、北优、东进、西联”城市发展战略的实施，广州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的发展导致对农业、农村的破坏，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而都市型现代农业契合了城乡一体化的要求。从上世纪90 年代末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拓展农业多种功能，使广州农业以“高质、高产、高效”和“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为主体，逐步由城郊型农业向集生态绿色农业、观光休闲农业、市场创汇农业、高新科技现代农业等功能于一体的都市型现代农业转变。 1 广州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现状
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
略论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摘要：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影响较大的要数教育改革。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是清政府当时迫于内外压力而不得不进行的；而在改革的深度和力度上，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随着教育改革的实施，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关键词：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教育近代化 1.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背景 2.1政治背景 清末时期封建统治处于没落期，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再加上西方列强侵略的步步深入，迫使清政府为了挽救其统治而不得不进行了新政改革。八国联军侵华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民族危亡就在旦夕之间。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慈禧，经过八国联军之战，也是自身难保，甚至再次上演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出逃的一幕。慈禧为了不让大权完全落入他人之手，继续取得帝国主义的扶植，并安抚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及欺骗人民，慈禧在逃亡西安期间便发布了“罪己诏”和“改革”的谕旨。其自身亲自举起了改革大旗。除此之外，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力量的变化也为新政改革提供了内部助动力，主要体现在改革派地位的上升和顽固派的失势。这一变化是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帝国主义在允诺保留慈禧太后的地位的条件下胁迫清政府发生的。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惩凶”要求，清廷处罚了一批王公大臣和官绅，顽固派此次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至此，改革派在清统治集团内部取得了优势,这无疑为新政改革的进行减少了不少阻力。 而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愈加深入。《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各国的军队虽陆续从华撤走，但沙俄的大军依然盘踞在我国的东北，妄想实现把我国东北变成“黄俄罗斯”的野心，这与日本夺取我国东北的侵略政策发生了严重冲突。此时，帝国主义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改变，帝国主义在出兵镇压义和团时,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放弃了原定的瓜分中国的政策。同时各列强也认识到在中国实施瓜分政策可行性不强，从而改行为“以华治华”的“保全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清政府有余力来顾及内政，同时列强为了实现“以华治华”，不但要在中国消除“仇洋”情绪,还要扶植一个能控制中国的有效能的政权,并且还需在中国建立一个在外交和经济及政治乃至思想文化与它们的侵略要求相协调的体制。至此，帝国主义列强在胁迫清廷“惩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