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思维方式与中国小农经济生产模式小农经济或小农制经济，是中国传统社会数千年中的主导经济形态。上自《尚书》、《诗经》所描述的夏商周时代，下至清末巨变之前，四千多年间，小农制经济一直是中国社会里物质资料生产的主要进行方式。大规模的奴隶制农业生产或大规模的雇佣劳动制的农场经营，似乎都不存在。即使局部地区短期内有过这样的生产方式，但都不占重要地位。
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特征，从生产力方面看，是低级简单的生产力水平长期延续。自春秋末期铁制农具出现到清末洋器传入，二千多年间，中国的农具是没有什么明显变化的。单件的、单用途的、直接由人手执或借助畜力使用的农具，一直是最主要的生产工具。组合的、多用途的农具，特别是可以叫做“机器”的农具，在两千多年里似乎没有出现，即使有个别地方曾出现过一二，但也未能推广。除了少数借助风力、水力等自然力的工具(如风磨、水车)等外，不借助人畜之力而使用的农具更是闻所未闻。将清末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初期广大农村仍在使用的主要农具(如铁制的刀、镰、斧、锄、铲、钯、锹、镐、气矍、镢等等，木制的水车、耙、风扇、耖、连耒加、耥、楼等等)，拿来与博物馆中陈列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农具相比较，你会发现变化不大。与落后的生产工具相应，小农制经济下的生产技术也是极其低下的。从观察天气、识别土质土宜、选择良种、栽种及除草施肥等等农业技术而言，自春秋战国至清末民国初，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进化。农夫个人生产中摸索积累的经验知识，口传心授乃至手把手地教给儿孙，就是小农经济生产中农业技术的获得、存在及传承的主要方式。二千年后的农夫不比二千年前的农夫的生产技术高多少，其耕获的亩产量也不比二千年前高多少。
中国旧制下的国家行政活动及相关法规亦常以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为基本宗旨，这主要体现在打击占田过限、打击豪强兼并土地、严禁脱漏户口逃避赋税徭役、严禁怠于耕作荒闲土地等等方面。
首先，中国低处东亚大陆，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北部是浩瀚的戈壁和干旱的草原，东部上一望无际的大海，西南部上号称世界屋脊的连绵山脉。这种与外界相对隔绝、封闭的地理环境容易造成与海洋民族或山地民族不同的大陆民族特有的心理和观念，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一统”的观念，“天圆地方”、华夏居中的“华夏中心”观念，优于异族。同时，与希腊文化、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等古老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交往与彼此渗透不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流生于斯，长于肆，其形态既有一元和内向的特征，又有较大的包容性和同化功能。 其次，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以人力耕作为主的自己自足的农业经济。“民以食为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为古代中国人的主要生活方式；“国以农为本”，“重弄抑商”成为古代中国的基本国策。这种小农经济和小生产方式孕育出一种与海洋民族商业文化热衷冒险、求华求新所不同的重视民生、崇拜君权、追求和谐统一、提倡“中庸”稳定和质朴无华的观念心理。 第三，在中国古代，与小农生产力相适应的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社会关系。宗法制源于原始社会的父系制家长制，是处理家族内部关系的习惯准则，后来与国家政治相结合，家国一体，君父合一，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古代法制维护的重要内容。它注重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伦常关系，以“亲亲”的血缘合同，以“尊尊”的等级差别，强调大宗对小宗的支配，小宗对大宗的服从，尊长对卑幼的仁爱，卑幼对尊长的侍奉，以及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等。在这种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法律文化，不仅被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法伦理色彩，而且一直以体现宗法等级的纲常礼义作为中心和指导原则。 第四，广阔的地域、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家庭，是集权与专制政体的基础。建立在宗法等级关系上的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形式。这种政治制度要求法律文化与之适应，因此，确立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权力，维持界限分明的官僚等级机构和对民众的控制，即“治国”、“治吏”、“治民”成为传统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虽然古代也不乏否定个人独裁否定个人权威的思想主张，但其主要倾向却是主张君主专制，认为“礼”与“法”在实质上是集大权于一身的君主治理国家的工具。换句话说，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传统法律思想的起点和归宿。 第五，传统法律思想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其形成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中国传统文化根植在大陆的、农业的、宗法的土壤里，世代延续，形成了与希腊、罗马等海洋的、商业的、宗教的古代文化不同的民族特色。它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儒法结合，儒道互补，经历了经学、玄学、道学、理学诸阶段，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和凝聚力的来源。在其影响之下，传统法律思想与传统文化连为一体，本身始终未能独立，而且其原则原理与价值取向也都以传统文化的基本宗旨为依据。因此，二者是同体同质，表现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欲探求传统法律思想的奥秘，必须把握传统文化的真髓。
农村法治文化建设调研报告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城乡一体化，必须同步实施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工程。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于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或行为方式，包括人们的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思想、法律价值取向等。法治文化是法治的灵魂和源泉，是法治社会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要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建设和谐社会，离不开法治文化的支撑。只有在农村基层加强法治文化的建设，才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一、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已成为当前的紧迫课题 法治文化是法治建设的根本内驱力。当前，在我国加强法治文化建设，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战略目标。十多年来，我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毋庸讳言，在农村现实生活中仍存在大量与法治社会相悖的现象，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事情还时有发生。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没有在全社会建立起深入人心的法治文化，则是最深层的、最根本的原因。可以说，离开了法治文化，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3亿
人民有9亿生活在农村，要加快依法治国进程，推进农村基层民 主法治，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是基于扬弃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实需要。 产生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根本上来说 是“人治”文化，是与现代法治观念相悖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的主要特点是：重礼轻法，重德轻刑；“人治”高于“法治”； 重刑轻民，重义务，轻权利等等。这些传统法律思想直到今天仍 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仍然在阻碍着我国法治的现代化进程，特 别对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产生着阻碍作用。要消除传统法律文 化的不良影响，就必须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扬弃，并借鉴国 外现代法治经验和整个人类文明成果，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农 村法治文化。 （三）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 和谐社会，从本质上来说必然是法治社会,离开了法治的保障，和谐社会就不可能实现。农村法治文化作为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内容。首先，法治文化与和谐社会的目 标具有一致性。法律是一种行为规范，其价值和目的就在于裁判 世间纠纷、惩罚违法犯罪、维护公平正义。和谐社会追求的也是 矛盾、冲突得到有效化解，使社会归于和平与安宁，所以两者在 目标上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其次，法治文化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思维方式与中国小农经济生产模式小农经济或小农制经济，是中国传统社会数千年中的主导经济形态。上自《尚书》、《诗经》所描述的夏商周时代，下至清末巨变之前，四千多年间，小农制经济一直是中国社会里物质资料生产的主要进行方式。大规模的奴隶制农业生产或大规模的雇佣劳动制的农场经营，似乎都不存在。即使局部地区短期内有过这样的生产方式，但都不占重要地位。 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特征，从生产力方面看，是低级简单的生产力水平长期延续。自春秋末期铁制农具出现到清末洋器传入，二千多年间，中国的农具是没有什么明显变化的。单件的、单用途的、直接由人手执或借助畜力使用的农具，一直是最主要的生产工具。组合的、多用途的农具，特别是可以叫做“机器”的农具，在两千多年里似乎没有出现，即使有个别地方曾出现过一二，但也未能推广。除了少数借助风力、水力等自然力的工具(如风磨、水车)等外，不借助人畜之力而使用的农具更是闻所未闻。将清末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初期广大农村仍在使用的主要农具(如铁制的刀、镰、斧、锄、铲、钯、锹、镐、气矍、镢等等，木制的水车、耙、风扇、耖、连耒加、耥、楼等等)，拿来与博物馆中陈列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农具相比较，你会发现变化不大。与落后的生产工具相应，小农制经济下的生产技术也是极其低下的。从观察天气、识别土质土宜、选择良种、栽种及除草施肥等等农业技术而言，自春秋战国至清末民国初，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进化。农夫个人生产中摸索积累的经验知识，口传心授乃至手把手地教给儿孙，就是小农经济生产中农业技术的获得、存在及传承的主要方式。二千年后的农夫不比二千年前的农夫的生产技术高多少，其耕获的亩产量也不比二千年前高多少。
中国传统文化之农学思想 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古代中国，历代统治者都以“农”为天下之本。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和采取的“重农抑商”政策，中国人不仅重视积累农业生产经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农学体系，而且将农业经营和自然、社会、哲学思想相联系，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农学思想。 ※农业中的所谓“三才”理论 “三才”一词最早见于《易经·系辞下》：“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可见“三才”理论是讲天、地、人的变化与关系的。它是战国时期比较流行的哲学观点之一，被人们运用于经济生活、政治活动和军事作战等各个方面。《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段话阐明了农业生产的三大要素是天、地、人，而且把人的因素列为首要地位。到汉代，天、地、人演变为“力”、“地”、“时”。晁错说：“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这里的“力”，即人力，具有重视人工劳动的含义，改造自然的意味更浓厚些。中国历代农学家都继承了在农业生产中强调人力作用这一思想。农业生产中的“时宜”、“地宜”、“物宜”的“三宜”原则是“三才”理论的另一衍化。其主要内涵就是农业生产必须根据天时、地利的变化和农业生物生长发育的规律，采取相应的措施。“三宜”原则开始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明代农学家马一龙对之作了较为全面、科学的说明：“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则事半而功倍。”“三才”理论运用在中国农业生产中，为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具有浓厚特色的经营思想 与中国古代国情相适应的农业经营思想，有的直到今天还具有生命力和现实意义。战国初，李悝在魏国为相时，作“尽地力”之教，是最早的集约耕作思想的表现；“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就是加强劳动强度，实行精耕细作，挖掘土地潜力，提高产量之意。汉代，通过推广“代田法”和“区田法”等方式，把精耕细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如代田法“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汜胜之书》第一次记述了区田，以后历代都有试种者，尤其到明、清盛极一时，先后有二十处以上。区田的技术要点是集中施用水、肥，保证作物能够生长良好，获得丰产。 “量力而行”的思想提出也较早。晋代傅玄（217—278年）提出：“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即主张提高农业产量，不要靠扩大耕地面积，而应重视在一定单位面积上多投入劳动。后魏农学家贾思勰进一步提出“凡人家营田，须量己力”。意思说，经营农业的规模，需要度量自己的力量，与物力、劳力等相称，既不要超过自己的力量盲目扩大经营规模，也不要缩小经营规模，使自己的力量不能充分发挥。
中国传统法律从可考的第一个国家——夏朝的建立（公元前21世纪）为起点，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文化入侵，在近四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无数次的冲突、洗涤以及融和，“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疏涂”，1最终形成了世界法律史上璀璨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通过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征的把握，可以更好的了解我国的历史文化，方能正确地评价历史、运用历史遗产。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起点与定型 法律文化由是法律制度、法律思想（包括法律观念、法律学说、法律精神）以及与法律相关的行为方式组成的。2由法律文化的定义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文化并不是与法律同时产生的，而是支配法律的价值基础与其在实践中制度化的融和。 夏、商时期的法律只是处于一个萌芽的状态，“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夏启伐有扈氏时下的军令：“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商汤伐夏桀时的军令：“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我们可以看出夏、商虽在形式上具备了国家的特征，但是在实质意义上仍然只是氏族联盟，当时的法律也更多的与战争、军纪以及对战俘的惩罚融和在一起，即法律在当时的存在形态仅是一种战争法则。 从西周周公“制礼”开始，古老的神权法思想开始动摇，再从分封制过至到宗法制，德、礼作为宗法等级制度的理论基础，统治者开始运用法律作为维护宗法等级制的强制手段，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才开始初见雏形，并且在此之后迅速地发展、成熟。 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定型，自西周伊始，又历经了约17个世纪，在不断分解、统一的周期性循环后，在唐代出现了《唐律疏议》，也最终形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成熟、完善的过程，此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皆不离其左右。”3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一）立法思想 1、皇权至上，人治主义 自中国国家产生之初，便确立了君主专制的基本模式，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君主中 央集权专制王朝，使专制制度走向巅峰，经两千余年至清末而不改。“昔者圣王之治人也，不贵其入博学也，欲其入之和同以听令也”，4法家的治国之制，也是君主专制理论的集大成者，韩非宣扬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便是对中央集权最直接的说明。而儒家也并未摆脱君主专制的思想模式，并且其从理论上赋予了君主专制合理性和神圣性，孔子左右不离君君、臣臣，就连孟子也说其“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5而孟子本人的民贵君轻理论在根本上也是肯定君主专制的。即便是墨家，也认同“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便是在这样对君主权威的推崇之下，法律的制定更离不开对皇权的绝对维护。 “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6便是皇权至上在法律上的最重要体现。从商“予一人”至秦“家天下”，皇帝便是国家的代名词，是最权威的立法者和最大的审判官。 法自君出，“王制者，治天下之法制”，7国家法律，首先是皇帝个人意志的体现，必须经过的皇帝的同意，并由皇帝的名义颁行方能生效。同时，诏、令、敕等历代作为王命的形式，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同时，“狱由君断”，皇帝握有最高的司法权，一切重案、要案、疑案皆需皇帝裁决、批准。封建皇帝可以法外用刑，也可以法外施恩，赦免任何罪犯。秦始 1出自《易·大传》（《易·系辞》）（参见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914页。） 2马作武主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3曾宪义主编：《礼与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论（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6页。4《管子·法禁》 5《孟子·滕文公下》 6《荀子·君道》 7
中国农耕经济特点和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农耕经济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始终直到近代，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特征的形成与农耕经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中国传统的农耕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小农经济。基本特点是精耕细作和小农经济。，其具体特点很多，除了持续性、多元结构和早熟性等几点之外，我觉得还有封闭性、中庸性、忍耐性、盲目性、互补性、脆弱性和顽强性。 农耕经济的首要特点便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这使得他们参与商品交流少，社会交流也少，不大关注社会，保守，见识短浅，自私自利，这在太平天国建国后便争 权而相杀能得到很好的体现。 其次农耕经济的是以家庭为单位，少参与交流，少合作，使得中国人民更多的关注的是自身，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而对社会对他人则缺少关注和感情，这就是中国人对不幸者麻木和冷漠 的根源吧！ 再者，中国历代统治者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的影响，使得这种经济形式几千年都没有改变过，在文化形式上虽然很丰富，但文化思想方面、文化的本质确是单一缺乏活力和生命力的原因，虽然我们的文化没有断过，但在近代以来，文化只是默默的影响我们，我们并没有积极的去吸取这种由来已久的文化，这不说明这种文化的缺乏活力生命力的很好明证吗？由于这种一直以来的沿袭前代的思想已经本来就有的保守本性使得这种文化影响下生活的人民很难接受这种文化以外的文化，这种思想在遭到外族入侵后表现得尤为强烈，像清末的改革 等，这种现象与日本恰好相反。 这种经济的自给自足的特点，其好处便是人民安分守己，热爱和平安定的生活，又由于人民对土地有很大的依赖性，对中国人民安土重迁观念的形成也有一定的作用。 中国传统自然经济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耕经济的持续性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延续力，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使其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和凝聚力；二是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中国文化不仅包容百家学说和不同地区的文化，而且长期吸纳周边少数民族的优秀文明；三是农耕经济 的早熟促进中国文化的凝重性和早熟性。 农耕经济的持续性是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显著特点，这种持续性造就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和中华文明的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和凝聚力。 中国文化的早期定型是造成中国文化的守旧性的重要原因。 农耕经济的多元成份结构造就了中国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格。 中国农耕经济的既早熟又不成熟，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早熟性和凝重性格。
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经济关系探析 摘要：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关系以其独特的形态和发展脉络，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历史画卷。本文试图对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经济关系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揭示其内在规律和特点，以及古代社会经济关系对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关系的背景与特点 1. 背景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关系的发生、发展受到自然环境、历史传统、政治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农耕文明的兴起和发展是推动古代社会经济关系演变的主导力量。 2. 特点 （1）以农耕经济为主体：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关系以农耕经济为核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农耕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和繁荣，也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2）小农经济为主导：小农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关系的主要形式。小农经济个体独立、自主，具有强烈的自我保障意识，为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坚实基础。 （3）地域性差异：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关系受到地域性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的经济形态、产业结构存在差异。如北方以农耕为主，南方则以渔业、手工业为主要经济来源。 （4）家族式经营：中国古代家族式经营模式在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家族企业、家族农场等经济实体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演变。
二、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关系与文化传承 1.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关系是上层建筑的基础，对社会文化传承产生深远影响。经济基础的演变推动了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变革。 2. 儒家文化与经济关系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对古代社会经济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家倡导的道德观念、家庭伦理等价值观影响了古代经济活动的诚信、公平等方面。 3. 地域文化与经济关系 地域性因素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关系中具有重要作用，不同地区的地域文化特色在经济活动中得到体现。如江南地区的繁荣富庶，促进了文化、艺术、手工业等领域的发展。 三、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关系与政治制度 1.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关系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演变对经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如唐代的州县制、宋代的厢坊制等，地方行政制度的变革对经济管理、市场调控等方面产生影响。 2. 官商关系 古代官商关系是政治经济与经济关系的纽带。政府对商业活动的干预和管理，如设立市舶司、盐铁官等，对古代社会经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四、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关系的转型与启示 1. 转型
关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今世法制建设论文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现代法治法治现代化法律文化现代化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进展历程,为后人留下了丰硕的文化遗产。应当科学分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不同遗产的性质,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形决定取舍,将其中合理因素加以继承和改造,为现代的法制建设效劳,实现传统法律文化自身的现代化。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长文明历史的古国,在数千年的进展进程中积淀了大量的法律文化遗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当包括实现法制现代化。而在这一进程中传统法律文化和现代法治要求之间的冲突日趋明显。如何正确熟悉二者之间的关系,将传统法律文化的阻碍因素化为踊跃力量,为现代法制建设效劳,应当做为认真面对的问题。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概述 武树臣先生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一书中指出,所谓“‘法律文化’,是以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整体精神(法统)和宏观样式(法体)为其要紧研究对象的法学分支领域”[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法律实践活动及其功效的统称,是从上古时起至清末为止,普遍流传于中华大地上的具有高度稳固性和持续性的法律文化,有着其独特而鲜明的特点。 (一)“礼法合一”“、诸法合体” 自汉武帝“免除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慢慢占据了主导
地位,“德主刑辅”的原那么不断取得强化,最后形成了“诸法合体”“、礼法合一”的法律思想。第一,礼是社会的要紧调整手腕,被作为治国之道,而法只能成为礼的补充手腕;第二“,诸法合一”,公法与私法不分,诉讼法与实体法不分,过度强调刑法与刑罚的作用,法律在那个地址只是被作为统治者镇压百姓的工具和礼的载体。 (二)国家本位、义务本位 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浓厚的人治主义色彩,要紧表现即是在权利与法律的关系上,强调权利大于法律,皇权至上。在立法上法自君出,君主是最高的法律渊源,法律是皇权的附属品。行政与司法不分,行政长官兼有司法权,司法机关缺乏独立性。封建统治者们只注重人们的社会义务,而轻忽个人的权利,个体成员的权利受到社会、家族等因素的抑制。 二、如何正确看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我国法律文化和世界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可是过去由于各类缘故它却没有取得科学公正的待遇。对其有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是把它渲染为中华民族的国学精华;另一种那么采取通盘否定的态度。如此的态度是不对的,必需正确熟悉和处置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制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必需确信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制之间是必然会存在冲突的。第一传统法律文化是产生在掉队封锁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文化形态;而现代法律文化那么是在工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而产生的。第二,二者表现了不同社会的价
小农经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10市场营销订单班 陈衍栋自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人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以前，中国经济几千年来都是以农业为主，而在农业方面，小农经济占了绝大部分比重。 小农经济, 就是以家庭或家族为组成单位, 在小土地分散式经营中, 通过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 形成的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和特定的生产与生活格局。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产物, 也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它的产生, 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 更对中国的社会发展, 乃至人们的观念意识及文化传统, 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我国的小农经济，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其标志是铁犁牛耕的广泛普及。小农经济是一种规模很小、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简单落后、生产收益低的经济形态，它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 它的特点是: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精耕细作：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生产出来的产品用来自己消费或缴纳赋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稳定性和脆弱性共存：封闭性和落后性共存：是国家赋税、徭役的主要承
担者，是封建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 战国中后期，各国纷纷开始变法图强，商鞍在秦国变法时, 更明确地提出兴农为治国之本的思想。“民之生, 度而取长, 称而取重, 权而索利。明君慎观二者, 则国治可立, 而民能可得。⋯⋯故圣人之治也, 多禁以止能, 任力以穷诈, 两者偏用, 则境内之民壹。民壹则农, 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这种以农为本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历朝历代统治者无不奉行此道。 “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 人以衣食为本”。对这种传统的重农思想, 唐代史学家杜佑有独到的见解“者, 人之司命也地者, 谷之所生也人者, 君之所治也。有其谷则国用备, 辨其地则人食足, 察其人则摇役均。知此三者, 谓之‘治政”。杜佑是将君、人、地、谷四者之间的关系与“治政”相联系, 即君治人, 人治地, 地生谷, 谷安邦。在这四者中, 人、地、谷均属农业的范畴, 只要使民务农, 即能得谷, 进而安邦富国。这种认识, 也正反映了统治者“以农为本”思想的实质。 长期在这种思想环境和的经济环境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也不可避免的打上了为小农经济服务的烙印。所谓传统就是中国历史上形成的, 具有稳定的组织结构和思想要素, 前后相继, 至今影响着人们的特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风俗等深层文化的社会心理和行为习惯。所谓中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调解制度与中国传统社会 每个社会、每个朝代都有为解决纠纷争端而建立的各项独特经典法律制度，调解制度则是中国诸多经典的法案之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和文化注定要生成成熟的调解制度，同时调解制度也加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和秩序，使其生命力异常难以转捩。 一、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溯源与流变 罗杰·科特威尔在《法律社会学导论》一书中指出，“任何时代纪录下的民族或民众的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始终存在变化着的文化演变过程的静态表象……，如果法律不在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历史领域中加以观察，那么，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难以理解的”。构建现代调解制度，我们必须要通过历史的时间坐标，去寻找它以前的溯源及流变过程。 运用调解机制来解决民事法律纠纷，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据《周礼·地官·调人》记载，早在西周时期已有调处制度，在地方官吏中设有“调人”之职，其职能为“司万民之难而谐合之”。秦汉以降，司法官也多奉行调处息讼的原则。至两宋，随着民事纠纷的增多，调处已呈现制度化的趋势。调处方式主要有三种：官府调处、乡曲亲戚宗族调处和民间自行调处。发生纠纷之后，双方当事人并不到官府起诉，而是由乡党宗族自行调处，官府亦承认调处的效力。官府在劝喻和对时，一般都很强调要求“务要两平，不得偏党”等等，说明调处的基础，一是不得违背礼与法的要求，以维护封建的伦理道德，二是必须公平。所以协议必须是双方当事人都得同意，不然便只得以法判决。至元代由于田宅典当盛行，各族间财产转移增多，使得民间婚姻田土的争讼，大量增加，为了减少地方司法机关所承受的压力，并通过各种渠道疏导矛盾，化解争讼，以增强亲族和邻里之间的和睦，稳定社会秩序和国家统治，因此官府倡导经由民间调解来解决民事纠纷。元代民事调解，分为民事调解与司法机关调解二种。明清时期，调处已臻于完善阶段。明代民事纠纷调处的方式，大体上有以下几种：里老调处、乡约调处和官府调处。调处是明代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也就是说民事纠纷必须先经过调处，调处不成方能由官府受理审断。 虽然近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被西方法文化冲击得体无完肤，但古代的调解制度却并没有因此而出现断层。新中国前后，民间的族间调解依然盛行。目前我国调解机制依然比较丰富，如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法院调解等。调解制度在中国已经行之有效的千年历史表明，对于数千年上下一气未曾中断的中国来说，它可以称为法制现代化的重要因子之一。 二、中国传统调解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理性选择 任何一项经典制度的性质、结构和运作其实都是对该社会的文化、社会模式以及经济政治组织的一种反映。 一中国传统无讼文化的最佳追求
传统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是 众所周知，不同民族的思维既有共同相似之处，同时也具有单一特殊之处。因为作为一种生物，人类具有共同的生理属性，即人类的大脑功能。此外，由于人类发展的进程大体一致，很自然地就奠定了不同民族思维的共同基础。同时，由于人类大脑功能的复杂性，使得具有相同或者不同经历的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形成了具有差异性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体现着人类思维方式共性的同时，也呈现出其独特的韵味。 一思维方式的概念 世界上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刘长林将思维方式定义为：“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那些长久地、稳定地、普遍地起作用的思维习惯、思维方法、对待事物的审视趋向和公认的观点，就叫作该民族的思维方式”（刘长林，1990）。一直以来，许多专家和学者孜孜以求地从各个方面和角度对思维方式不断地进行研究。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思维方式是一个复杂的双层结构。其深层结构表现为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和观点，这包含人的情感、意志和潜意识等；而其表层结构的外观表现就是我们熟知的语言。事实上，任何一种类型思维方式的形成都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生产环境和社会组织环境交织而成的人类生活背景，其形成过程非一朝一夕的，而是长期的、逐步的演变过程。 思维方式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主体，固定了思维的基本属性，包括思维结构、认知形式、民族文化、个性表达以及现实运用等。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产生背景和发展过程来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恪守着独特的传统形式，固守着极富个性化的文化本位，坚持着自己对自然和社会特殊的认知方式。 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 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思维方式是一种“情感的和激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及其 在近代的转型 王娆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山东威海，264209）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与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特征相适应，具有强烈的义务本位、权力本位、宗法家族本位等封建特性，经历了先秦的思想形成、秦汉隋唐的思想发展、宋明的思想完善和明末清初的思想反思四个阶段。至近代在西学的影响下发生了向资产阶级法律思想的转型，经历了从地主阶级改革派、到洋务派、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再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转变过程，具有外发性、急促性、艰难曲折性和不彻底性等特征，为现代法律思想留下了重要的历史启示。 关键词：中国传统法律思想近代转型 思想是人类一切智慧的源泉及体现。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思想发展的历史。思想作为人类行动的指南具有前瞻性，是社会转型的先声及制度创新的先导，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发生历史性转变和转型。中国正处在法律现代化进而实现法治社会的历史转型期，法律思想的巨大作用和功能将日益突出，因而对法律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始于近代[1]，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法律思想也是在近代完成了向资产阶级法律思想的转型，并对近代法律制度的变革起了重要作用。分析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发展过程及特征，考察其在近代的转型轨迹和特点，有利于我们把握法律思想的发展规律，了解现代法律思想的渊源，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思想成果，丰富和充实现代法律理论，以指导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现。 一、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发展及特征 中国法律思想的历史与中国法律制度的历史一样久远。近代以前，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一）、先秦的思想形成期。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殷周时期在法律思想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可继承的思想资源。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时代，法律思想得到了充分发展的机遇，出现了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景象，中国法律思想的基本范畴，诸如德刑关系、民本、礼治、德治、人治、法治等，都在这一时期确立起来，标志着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形成。（二）、秦汉隋唐的思想发展期。秦汉是封建制进一步确立时期，至隋唐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政治现实的需要，使得各学派的法律思想对现实社会的作用是不同的，其发展程度也是有区别的。法家法律思想在先秦尤其是在秦代对社会产生了巨大作用，但秦的迅速灭亡，证明法家法律思想运用的破产，从此走向沉寂。进入汉代以后，出现了“儒道传而墨法废”[2]的局面，儒家和道家的法律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汉初黄老学派作为道家法律思想在汉代的表现形式，以其“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的主张起到了积极的社会作用。汉武帝时，随着政治上的一统和经济上的繁荣，思想文化的统一也提到日程 作者简介：王娆，女，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副教授
中国古代贱讼观与健讼观之比较探析【摘要】中国传统法律长达数千年的成长与发展形成了其所特有的诉讼法律文化氛围。通过对我们中国古代贱讼文化背景及健讼现实背景、中国古代小农经济和商品经济对诉讼观念影响、中国古代官方政府贱讼之术和细民百姓健讼之策的比较探析，发现“贱讼”和“健讼”的提法是不同阶级不同利益要求的表达。我们要善于从“贱讼”与“健讼”的不同表达中找寻到对于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展的有利因素。 【关键词】贱讼观；健讼观；法文化 一、中国古代贱讼观之探析 （一）中国古代贱讼观的文化背景 荀卿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社会主体生存在社会中都是以各种物质资料为生存基础，因而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会尽力使自己最大限度地获得各种有利物质资料。由于社会资源的有限，矛盾和纠纷在所难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形成，诉讼逐渐成为拥有着公权力的国家为化解这些矛盾和纠纷一种机制。任何一种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都必须根植于一定的文化基础之上，那么我们中国古代所形成的传统诉讼观念又是怎样的呢？ 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百家争鸣，道家的“道法自然”、儒家的“礼治”、法家的“一断于法”等等。由于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之举，使得对于后世法律思想、传统诉讼观念影响最为深刻的数儒家思想。儒家的法律思想首先表现于其对和谐和秩序的追求。儒家文化奠基人孔子对于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状极为不满，认为有必要通过改良周礼来实现社会的和谐。为实现和谐社会氛围的创造，孔子提出了仁、礼、人的思想。通过仁、礼、人观点的推行来实现家庭和睦、国家安定、社会有序。其次，在孔子看来为政以德所追求的是社会的和谐有序，社会和谐有序的表现方式便是“无讼”，因而“无讼”作为终极目标就是其想要达到的理想境界。《论语·颜渊》记：孔子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一句“必也使无讼乎”自此便奠定了中国后世上千百年的贱讼、息讼的思想基调。 （二）中国古代贱讼观的经济原因 儒家思想渗透传统中国封建社会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必也使无讼”大思想传统诉讼观念的影响下，我们站在当时社会现有的经济条件下看，贱讼观之形成有其客观必然性。中国封建时期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局限性，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老百姓不得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生存模式决定了在农业文明时期的人们是被束缚在土地之上的，家庭成为独立存在的生产、生活的单位个体。人们每天忙于劳作，家庭与家庭之间缺乏交流，相比与商品经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纠纷相对更少。再者，由于社会生产能力的低下，在农业文明社会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法律文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在不断发展中。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也产生了一些困惑与冲突以及本土的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的冲突。在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过程中，传统法文化与法的国际化、现代化不断冲突磨合，使中西法律价值也不断整合。我们在重视西方文明的同时，传统的法律文化依旧具有意义和价值，在追求西方法治的平等、自由、人权、公正理念的同时，也应当追求中国以儒家文化传统中的“仁爱”、“贵和”、“德主刑辅”以及“尊尊亲亲”的亲情伦理，这些都是对人的关怀与追求美好幸福为目标，都具有普适性。因此我们应当坚持中国法律文化的精髓，将其思想注入到我们的立法思想中。 一、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 中国传统文明史根植于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母体，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家族为本位、以礼制为规范，充分表征了人的依赖性的文明范式。按照马克思关于人发展的“三形态”理论，自然经济与农业文明时代的人表现为一种“依赖性”状态，而商品经济与工业文明时代的人表现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因此，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特征可以表现为人的依赖性形态。而现代社会倡导人的独立性与主体性，它的基本特征在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体现为以科学理性和商品意识为主导的工业文明；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体现为高扬人的个性精神与主体意识的个性文化；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体现为自由平等的民主法制。现代文明范式是以工业文明、个性文化、民主法制“三位一体”的人的独立性意识。人的独立性是现代文明的灵魂，充分体现了现代性要求的主体独立精神，这与中国传统社会确立的人的依赖性文明范型有着本质的区别。现代性转型就是要通过人类的历史实践不断地提升人的现代性，以体现现代人的独立性、主体性文明范式取代体现传统人的依附性、依赖性文明范式。对于中国社
中国传统法文化论纲 张晋藩 中国传统法文化自成一系，历4000余年，始终绵延不绝，而与中国文化相若的其他古国文化，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惟独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中国传统法文化适足代表了中国文化的这一特色，可谓悠久而深远。 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生成要件 传统法文化的地理背景。中国是一个地处东北亚大陆、资源丰富的内陆性国家，长期以来，先民在这块土地上耕织繁衍，生生不息，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也孕育了厚重的传统法文化。由于气候适宜，土质松软，只要勤于稼穑，就能从土地里获得丰厚的回报;又因为四围封闭，外出艰难，也只有勤于稼穑，才能保证最稳定的生活来源。这就使得人们安土重迁，世代固定在一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不依赖于市场，商品经济因此不发达。中华传统法文化之所以长期未受外来因素的影响，以及它在陈陈相因的缓慢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保守性和孤立性，与地理环境关系莫大。 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幅员广阔、相对封闭的农耕环境决定了我国古代的经济形态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中，不容易聚集成雄厚的商业资本，一切资本最后都向田土房宅上靠拢，使得小农经济形态极具稳定性。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为古人一般生活的主要模式;合族而居、同居共财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形态;重农抑商成为历代的基本国策。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相对稳定的，由此也使得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很少有实质性的变化。
家族本位的宗法社会形态。宗法源于氏族社会末期的父系家长制。由于中国走向文明的特殊途径，使得宗法政治制度化，强调国家相通，所谓“国之本在家”，“家齐而后国治”，治家与治国，理出于一。进入封建社会后，宗法制度不直接表现为政治制度，但是其结构和体系得到继承和发扬，尤其是其基本精神和原则更是渗透到整个社会，封建家长制家庭就是宗法制度的衍生物和宗法社会的缩影。以族长和祠长为首领的家族统治既有一定的独立性，又同地方基层官府互相支持，体现了族权与政权的密切结合。封建法律从巩固国家统治出发，使亲情义务与国家秩序相统一，不仅伦理法律化，而且确认调整家族关系的家族法在传统法律中占据突出的位置。 中国传统法文化的个性特色 在农业经济、皇权专制、儒家伦理等因素的作用下，传统法文化自成一体，饶有特色。 1、法律体系中体现以农为本的色彩。虽然古代也曾出现过商品经济一度繁荣的朝代，但是在整个古代社会，商业经济在国家经济中的影响甚微。因此建筑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律体系，必然又以保护和发展农业经济为其根本。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的国家政策，更强化了这种农本主义的法律体系。就立法而言，土地是从事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资源，因此土地立法备受重视。比如西周的“井田制”，战国《青川木椟》的《为田律》，云梦秦简中的“田令”和“田律”，西汉的“田令”，新莽田制，北魏地令，北齐、北周的田令，隋唐均田令和宋田令等等，都是专门的土地立法。除单行法外，历代正律中均用很大的篇幅规定侵犯破坏土地制度的罪与罚，以保证土地法令的贯彻施行。
1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内涵:资料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可大致概括为三个方面：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想——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易传》所强调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崇尚和谐统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中庸”，既是思想方法、原则，是修养境界。二、注重人的内在修养，轻视对外在客观规律的探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价值指向。三、重家族、重血缘的家庭伦理本位的价值观。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且精华与糟粕并存，要使传统文化的精华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不仅要批判地继承，要进行创造性的转换。 要使中国传统文化获得再生，科学合理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充分了解和把握传统文化的内涵，是必要的基础性工作。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以求教于各位同行。 一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积淀起来的精神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的精神体现。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制度，还有作为社会生活基础形态的宗法关系、血缘关系，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使之形成了把世间伦常、现实政治作为思想和行为的主要目标的主导性价值取向，成为以政治伦理文化为主体、以等级制度亦即礼制为框架的封建专制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一个具有内在矛盾的复杂体系，其中既有积极的内容，也有消极的因素；既有精华, 也有糟粕,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 必须对之进行全面考察、理性分析。 张岱年先生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想概括为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四个方面。他认为, 《易传》中提出的“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及“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两个命题, 集中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自强不息”就是“努力向上, 决不停止”,中华民族不断进取、奋发有为精神的写照；“厚德载物”指君子应以大地一样的胸怀包容万事万物。这些特点, 概括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哲学家主张清静、无为, 但从总体上讲, 中国文化历来关注现实人生,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一直居主导地位。 二 注重人的内在修养,轻视对外在的客观规律的探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价值指向。儒家的价值学说，可以称为内在价值论或道德至上论，它认为道德不是来自上天的意志，而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而产生的。孔子主张“义以为上”(《论语·阳货》) ，即道德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具有内在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和主导；道德不但可以衍生出知识价值，而且可以决定政治价值和物质利益价值。这种重视道德和人的精神生活的思想，对中国古代价值观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儒家并非不看重生命的价值，但更强调道德价值，在他们看来，生命对一个人固然重要，但人的道德操守和气节更重要。在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儒家道德观念重内在价值与修养，认为道德不是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尤其不是用来谋取个人利益的手段，它是一种精神的自律，人加强内在修养，就是要提高道德的自觉性。 中国思想家从人类生活本身探求道德的根据，体现了人本的观点。像孟子把道德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