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社会发展：从理念到政策
提要：本文采用文献分析的方法，回顾了包容性社会发展相关理念的历史演进和理论脉络，对包容性社会发展的概念、政策要素和战略路径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我国关于包容性发展的理论探讨和政策实践。文章指出，包容性社会发展第一次提出了独立的社会发展计划，是真正以社会自身为政策目标的发展理念。在战略层次上，“包容性”作为社会发
展的内在机制和规律，不仅应该成为社会发展主流范式的核心理念，更应该操作化，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有效政策体系。关键词：社会包容包容性发展包容性社会发展一、引言
在战略层次考量社会发展范式，不仅是社会政策的基本视角，更是社会理论的内在企求。发展的终极目标和主要机制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更加美好的发展，一直是政策制定者和理论工作者的关注所在。冷战结束后，“包容性”理念和政策逐
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共同青睐。不过，关于“包容性”的含义众说纷纭，其政策赋值更是取决于不同
的发展语境。因此，不仅是实践领域，理论界对包容性相关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也莫衷一是，不同的学科背景往往有不同的取舍。这些主要由国际机构提出的概念，比如“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发展”，不可避免地体现了建言者的机构宗旨和诉求，将“包容性”镶嵌于经济增长的话语体系中，进而受到经济发
展理论和政策体系的接纳和推崇。在社会学话语体系中，“社会包容”并不是一个经典的概念范畴，尽管其思想源远流长。所以，社会学家们并未对国际机构提出的“包容性社会发展”概念有敏锐和充分的解读。但从现实经验看，包容性社会发展理念正逐步成为社会政策规划的主流思想。因此有必要对“包容性”相关概念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渐进的实践形式进行回顾和梳理。二、理念及相关概念发展包容性社会发展（inclusive social development）具有深厚的理论思想渊源。早期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对于“团结”的界定，以及后来印度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言的“人类发展”，都从不同方面为包容性社会发展提供了理论溯源和实质机制。可以说，包容性早就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关注的议题。从社会学视角看，包容性社会发展的理念来源于社会整合、社会融合、社会凝聚等众多概念和思想。（一）理念来源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是个含义丰富或者说语焉不详的概念。兰德克曾指出，无法给出一般意义的社会整合概念，但可将其分为四类：文化整合、交流整合、功能性整合和规范性整合（Landecker，1951：332-340）。社会整合的内涵连续来源于社会学的宏大叙事，诸多经典社会学理论包含了社会整合元素，如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以及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等等。斯宾塞通过类似有机体生长
的模式对社会的“生长过程”、“结构进化”、“功能分化”和“相互依赖”进行分析，提出了他的社会整合思想。在斯宾塞看来，在社会分化之后需要一种机制，以达成社会结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实现对社会结构中各个部分的协调和控
制（斯宾塞，2001）。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提及社会整合概念，他认为较高的社会整合水平，如个人与其他人或者社区保持紧密关系，可以有效防止社会因素导致的自杀（Durkheim，1951：202），但涂尔干在此没有给出清晰的社会整合定义。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较为系统地表达了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思想，分析了在社会分工之下社会实现有机团结的趋势，为何“失范”及如何重新规制实现团结。涂尔干认为，分工之所以产生团结，不仅仅因为它使每个人都变成了交易代理人，更重要的，它在人与人之间构建了一个能够永久把人联系起来的权力和责
任体系。正是分工产生的各种规范、公平的原则，保证了社会各种功能的稳定和正常协作（涂尔干，2013：313-365）。从中不难看出，涂尔干所言的社会团结，不管是机械团结，还是有机团结，是通过规范，即所谓的质性以外的集体意识，包括公平的契约、法律等因素的整合作用而实现的，只不过两种团结所依赖的整合机制不同。社会整合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所谓社会结构，在帕森斯看来，是由“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
系统”等子系统所形成的一种“总体社会系统”，是包含“目的达成”、“适应”、“整合”和“模式维护”等四项基本功能的完整体系。其中，“社会系统”执行整合功能，社会整合是社会运行基本功能之一，法律和宗教等规范在发挥突出作用（Parsons，1951）。帕森斯的社会整合观点得到哈贝马斯、吉登斯等众多社会学家的承袭，而且，后来者注意到了社会冲突论在解释社会变迁中的意义，强调了沟通、能动性等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凝聚（social cohesion）作为一种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合范式广泛受到关注，尤其成为社会政策学者们的一种常见表达，被联合国相关职能部门、亚太经社会（ESCAP）等国际组织，以及众多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政策制定者所广泛采用（Beauvais & Jenson，2008）。在对移民等一些特殊群体的观察中，政策研究立足于对群体或整体进行凝聚机制的融合分析。一般认为，一个融合程度较高的社会的行动者会更好地凝聚在一起，每个行动者都认为享有平等机会、公正权利及共同价值，从而对集体项目和公共福利做出贡献，每个群体组织的社会目标不存在冲突，或者冲突最小化（Jackson，et a1.，2008）。以社会凝聚为宗旨的社会政策在学术思想上很大程度来源于涂
尔干有机团结概念对孔德静态社会协作的超越。孔德注意到了在社会功能分化和专业化过程中社会同质性衰落的事实，认为专业化的过度泛滥对社会凝聚构成了威胁。但涂尔干认
为分工的发展带来集体意识的削弱是一种正常现象，如果分工的结构之间没有充分接触并形成牢固关系，社会就陷入了“失范状态”（涂尔干，2013：324-328）。这种不团结的状态正是社会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所在，而民族之间的冲突与团结作为显性社会事实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推动了政策与理论的共同发展。民族融合（national amalgamation）作为社会整合的演进范式，在有关多民族国家发展经验的研究中，被广泛用来探讨民族或者种族族群之间的接近和抗拒。从国家层面看，民族融合的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同化模式(assimilation)，即不同民族（族群）向一个彼此认同的主流文化接近并主体融入，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逐步趋向一体化。同化理论主要有熔炉论、种族关系循环论和同化阶段论三种表现形式。18世纪80年代，克雷夫科尔（Crevecoeur）在其出版的文集《一个美国农民的信》中，提出了“美国作为众多国家人民的熔炉”的思想，认为“美国已经并且仍然继续将来自不同民族的个人熔化成一个新的人种——美国人”（克雷夫科尔，1995：4-75）。克雷夫科尔因此被公认为“熔炉论”（theory of Melting Pot）的提出者。20世纪20年代，帕克在对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中不同语言体系的多个族群观察研究后，提出了种族或族群关系循环论，认为群体会经过相遇、竞争、适应和同化四个阶段后，最终达到完全同化，而且帕克认为族群之间的互动过程“显然
是递进的、不可逆转的”（Park，1928：881-893）。20世纪60年代，戈登发展了帕克的理论，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一书中提出了衡量民族关系的7个阶段：文化或行为同化、社会结构同化即实质性的社会结构的相互渗入、婚姻同化（族际通婚）、身份认同的同化（族群意识的认同）、意识中族群偏见的消除、族群间歧视行为的消除及社会的同化等（Gordon，1964）。与其说戈登提出了7个阶段，不如说7个部分，因为各阶段的递进秩序较为模糊。民族融合的第二种模式是多元模式(pluralism)，即不同民族在文化上保持平
等和相对独立，但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整合成一个统一体系。民族融合的多元模式主要分为文化多元和结构多元两种类型。前者指在国家层面的文化体系内保持多个不同的亚文化体系，体现出一体多元的特点，如美国、英国、德国的民族文化体系。后者指各民族不仅保持亚文化的不同，而且在空间上保持着分割的族群社区，成员的日常社会生活主要依托社区开展，体现出团体多元模式，如瑞士、比利时、加拿大、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民族文化体系。但是，多元模式在欧洲似乎步入穷途末路，民族问题日益成为欧洲社会认同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以致给国家治理理念和社会政策带来转变。2010年10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公开表示“德国试图建立多元文化社会的努力已经彻底失败”，默克尔认为，国外其他民族移民应当融入并接受德国文化和价值（中国新闻网，2010）。
2011年2月，英国首相卡梅伦更是表示“英国必须放弃失败的文化多元主义”，“坚决捍卫自由的西方价值观”（Cameron，2011）。这似乎印证了德国学者巴萨姆·提比构造的一种社会模式，即一个国家中的不同民族族群可以有各自的文化特征，但是必须认可并支持作为基本核心价值的领头文化（Bassam，1998）。在西方，构成领头文化的基本概念被认为是：民主、政教分离、启蒙思想、公民社会等。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在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多元文化并不都是平等存在，所谓的民族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是多数族群意志对少数族群
文化的整合，除非不同族群之间势均力敌，或者说，以多数族群的领头文化为价值核心的同化模式才是民族和族群整
合的真正方向。这显然又有悖于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导致主流文化的自我否定和迷失。（二）社
会包容既然多元模式不可避免带来强权对弱势的整合以及
社会核心价值的黯然失色，一种“和而不同”的理念和机制便
得到建构，其要点是彼此尊重，并在现代法理的指引下，建立一种权利保障基础上的协商和沟通机制，以维持弱者的尊严和可行能力。这就是社会包容机制。世界银行将社会包容（social inclusion）定义为改进弱势身份人群的能力、机会
和尊严，以及参与社会的进程（World Bank，2013）。社会包容在生活世界中被描述为每个人都生活在尊严中，他们感觉受到了重视，与别人的差异受到尊重，基本需求得到满足。
它的对立面是社会排斥。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是弱势群体被排除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体系之外的过程，使得人们难以融入社区（Cappo，2002）。在社会排斥概念最早提出者法国政府官员勒内·勒努瓦（René Lenoir）看来，这是一种社会与个体之间的断裂状态，当年（1974年）大
约有十分之一的法国人口“被排斥”，主要包括：残疾人、单
身父母、吸毒者、越轨者和老人（Lenoir，1974：350）。这些人被排斥在经济和社会之外，经济增长不能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如果抛弃这些脆弱群体意味着个人与外界日常联系的“社会纽带的断裂”（rupture in social bonds）（Silver，1994：531-578）。社会排斥概念也被用于描述多数族群与少数族群之间的抗拒。在社会政策层面，社会包容作为社会排斥的反制，在性质上是一种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旨在改变导致社会排斥的环境和习性。平权行动（如英国的正面差别待遇、加拿大的就业公平等）原本指的是将“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或者民族血统”等因素纳入相关政策设计，以便经济和社会福利能够惠及在就业、教育和商业等领域未被充分代表的群体（underrepresented group）。平权行动概念在
19世纪60年代初期为反对雇佣过程中的种族歧视而被引入，随后扩展运用到包括性别不平等在内的广泛议题分析和政
策制定。平权行动的政策设计在世界各地不尽相同，一些国家，如印度，通过配额制（quota system）规定一定比例的
工作岗位或者入学名额必须留给某个种族（race）、种姓（caste）或者其他受保护的群体。另外一些国家或地区，具体的配额并不存在，用以替代的是少数族群成员在选拔过程具有优先选择权，常见的如，大学奖学金优先授予特定的少数族群成员等（Thomas，2004：1-22）。平权思想应用到一般性社会弱势群体的政策设计之后，逐步表现为向弱势群体提供最低收入和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以促进各项社会权利的实现，如中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高校招生对少数民族生源的加分制度。但是，不平等和抗拒的根源主要产生于生产环节，分配后的平权行动只能是一种残补型的福利救济和政策眷顾，难以遏制政策对象的向下社会流动。更深层次的平权体现于生产过程的包容性。（三）包容性增长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在其年度报告中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概念，倡导“有效的包容性增长战略需集中于能创造出生产性就业岗位的高增长、能确保机遇平等的社会包容性以及能减少风险，并能给最弱势群体带来缓冲的社会安全网”。按照其最初倡导者的界定，“包容性增长使得人人都能参与到经济增长的进程当中，同时又保证每个人都能平等享有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Asia Development Bank，2008）。包容性增长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概念具有以下含义：第一，包容性增长是机会平等的增长，强调通过高速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创造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Ali &
Zhuang，2007）。第二，包容性增长是益贫式增长，强调经济过程对贫困和弱势群体的关注。这种增长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人，而且在经济与政治上更具有持续性（Birdsall，2007）。第三，包容性增长是促进充分就业的增长，包容性
增长应该实现穷人的充分就业，并使工资增长速度高于资本报酬增长速度，从而缩小贫富差距（Felipe，2007）。可见，包容性增长似乎谋求工作机会的平等和充分就业制度，以减少资本密集型生产带来的财富集中对劳动力造成的冲击，但是这种愿望在资本主宰的增长模式下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表达。亚行提出的包容性增长恰恰是以“增长”为核心的一种生
产范式，其目的是减弱“经济差距”（economic disparities）
所带来的“威胁”（threaten）。报告中写道：亚太地区“上亿人仍然在贫困中挣扎，国家之间或者一国之内的经济差距扩大，不仅威胁未来的增长，也威胁地区和全球稳定”。更为关键的是，报告把健康、教育和社会安全网视作经济增长的“相邻区域”（critical areas）而不是终极目标：“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是减贫的基础，但是经济增长必须是包容性的，即给贫困者提供工作，在诸如健康、教育和社会安全网系统等相邻区域植入投资（generate investment）”。正是因为这样的理念，亚行认为“可持续经济增长是最普遍的主题”，亚行只是“通过业务开展、知识共享和伙伴合作，致力于减少贫困、社会排斥和脆弱性，使增长更加包容”，并呼吁“需要对包容性增长付
诸更大、更稳定的注意力：通过经济增长和市场部门发展创造机会，给全体公民更多机会参与增长过程并分享增长成果”（Asia Development Bank，2008）。2009年11月，中国
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要“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并
在稍后的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
幕式致辞中再次强调包容性增长，反映出中国领导层对经济增长方式及内涵的重新思考。2010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洲2020：智能、可持续及包容性增长战略”，成为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最大推动力量，其中“包容性增长”被描述为“推进一个带动高度就业的经济体建设，实现经济、社会与区域凝聚力”。相关的包容性发展工作包括“就业与技能培训”和“脱贫”，前者旨在改革劳务市场，发展职业新技能终生培训，加快劳动力流动；后者旨在创建“欧洲脱贫平台”，确保社会与区域
凝聚力，使人民广泛分享经济增长与就业红利（European Commission，2010）。“包容性增长”受到国际、国内的广泛关注，从侧面反映了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经济增长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失衡，经济增长没有带来社会的同等进步。但是，从社会发展视角观察，“包容性增长”同样是一个需要
反思的概念，因为“包容性”和“增长”并不是一对和谐的概念，在某种层面上甚至可以说，增长就不可能是包容的。（四）包容性社会发展1.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概念再一次减弱了人们对包容性的质疑。它不同于“包容性增长”的关键在于，中心词是“发展”而不是“增长”。“增长”仅仅是“收入”（income）的增加，而“发展”的实质是福祉（well being）扩大。“增长”一般指经济增长，可以用人均收入（GDP per capita）变动精确衡量；而“发展”则寓意丰富，不仅指经济数量和结构的变化、人口空间的聚集，如城市化，还需要通过教育、医疗等社会指标来反映。“包容性”（inclusive）聚焦于机会、收入或者福祉在全社会的分配。所以，包容性发展反映的是福祉在全社会的生产过程和公正分配的一种状况（Ravi & Ganesh，2010：437-454）。伊格纳齐·塞奇（Ignacy Sach）认为，“包容性增长”正是针对“增长”的恶性而提出来的。他撰文指出，定义“包容性发展”自然的思路是作为拉美“不正当增长”（perverse growth）和排斥性增长（excluding growth）的反式。不正当增长的两个主要特征是“排斥”（excluding）和“集中”（concentrating），前者指众多的在生产环节创造财富的劳动者被排除在消费
市场之外，后者指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身上。排斥性增长的两个不良后果是“劳动力市场严重分割”和“多数
人无力参与政治和决策”（Kothari，1993；Souza，2002；Rodriguez，1998）。所以，需要倡导以公正包容性（fair inclusivity）为核心的发展，即包容性发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确保公民权利（civil & civic）和政治参与权
利的实施，因为民主是真正的基础价值（阿玛·蒂亚森所言），它同时能够保证发展过程必须的透明和责任；其次，覆盖全民（机会公平）的残疾人福利、妇女儿童福利和老年福利（应对自然的、物质的不平等）；再次，覆盖全民的公共服务，
如教育、健康和住房（Ignacy，2004）。世界银行增长与发
展委员会2008年5月发表的《增长报告：持续增长与包容性发展战略》，明确提出维持长期可持续增长，倡导建立包
容性，确保增长效益为公众广泛共享（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报告对“包容性发展”含义做了描述，强调了社会和经济协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报告特别指出“实现包容性发展的责任主体归结为政府”（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可以说，包容性发展为经济社会重新获得均衡
状态提供了理念和思路。2.包容性社会发展在社会学知识体系中，阐述和实践“包容性”的概念定然不应该是“包容性发展”，而应该是“包容性社会发展”（inclusive social development）。“包容性社会发展”概念也是由亚洲开发银行提出，亚洲开发
银行1999年开始实施了一个减贫战略，包含可持续经济增长、包容性社会发展和良治，涵盖了经济、社会、政治三个维度。2004年，这项被称为“三个支柱”的减贫战略被纳入实现亚行愿景（vision）的整体方案，“包容性社会发展”成为亚行倡导的三大减贫战略之一。作为一种社会政策规划，“包容性社会发展”的不同之处在于具有独立的“有效社会发展计划”
（effective social development programs），在经济增长的
同时实施，帮助弱势群体从经济增长提供的机会扩张中受益。具体措施包括：人力资本发展，如发展基础教育、冲突地区学校的重建、高等教育入学者的技能发展，以及其他教育领域发展计划；健康服务，通过项目发展以及健康照顾服务传递方式的改革，致力于贫困者和弱势群体的健康改善；基础设施服务，制定政策、制度并建造必要的基础设施有效地为贫困人群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如改善贫困地区的城市供水及排水工程。此外，特别关注性别发展、社会保护、原住民和非自愿移民发展，以及参与式发展等（Asia Development Bank，2004：2-3，51）。不难看出，包容性社会发展第一
次站在了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待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状态，并在包容性发展的框架下提出了独立的社会发展计划，真正不再把社会发展当作经济增长的附庸，而是直接为相关人群提供从福利到人力资本开发的全方位服务，从而为终极目标——人的发展和福祉服务。包容性社会发展是真正以社会自身为政策目标的发展理念。三、政策要素与战略路径中国
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认为，“社会发展是致力于福祉、公平、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理念”，其中，福祉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公平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包容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机制，可持续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包容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理念，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建立一
种具有社会整合功能的机制，改善以充分就业、社会保障和公共资源共享为目标的社会治理；二是优化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给渠道，协调和平衡贫富关系、干群关系、劳资关系、民族关系，减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三是尊重不同文化、族群和宗教的差异，建设一个多元共生的和谐社会体系。同时，包容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机制，要求平等对待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拓展广泛参与的社会建设渠道，让所有人民都可以有条件和渠道参与发展过程，公平合理地共享发展成果（渠敬东，2012：15-18）。该论述蕴含了丰富的政策要素和战略考量。（一）政策要素包容性社会发展
的政策要素不仅来源于“有效的社会发展计划”，也来自于包
容性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积极内涵，所以，众多关于“包容性”的探讨和观点有益于实践范畴的政策要素选择。按照国际普遍看法，“包容性”政策作为一种机制可以成为旨在纠正市场
失灵，政策和制度失效以及保障惯性贫困者基本生存权的公共干预，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增加培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的投资和服务，促进教育、健康医疗、社会服务事业的均等化发展，尤其关注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社区的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其二，促进好政策以及好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以提升社会公平正义和竞争水平；其三，构建社会安全网以防止极端剥夺。就实现机会平等而言，前两者是重要的，而对于因自身不能控制的因素而不能参与经济活动的脆
弱群体而言，社会安全网是社会保护的基本屏障。法国学者克劳德·尼科莱特（Claude Nicolet）进一步丰富了这三方面的干预措施，指出社会包容不仅仅是对社会排斥的回应，并基于“共和构想”提出了“社会包容”的概念框架，认为包容性社会发展的相关政策应全面加强个体的社会参与能力，主要包括五个方面：（1）完善的公共服务为公民参与国家生活提供可能性，其中健康保障和教育扶持是两项具有优先权的任务；（2）民主机制赋予权利，需要一系列的“民主激励”政策提供保障，如社会成员结社自由，以便参加工会以关注劳动状况和劳动环境的改善；再如参加一些社区利益协会，以便保障环境安全以及维护妇女和儿童等特殊群体的权利；（3）市场参与及交换自由，保障个体自由消费的权利，同时也给予个体自由公平选择工作的权利；（4）独立的司法体制和公正执法，保障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各项权利不受侵犯，尤其要保护个体的家庭、就业以及消费权利得到足够尊重；（5）建构和完善社会安全网，全面保护滑落于困境中的个体，帮助他们安全度过丧失经济来源、失业，以及遭受疾病的无助期（尼科莱特，2012）。从宏观层面看，公共服务，包括社会保护，是促进包容性社会发展的核心政策要素。众多学者认为，包容性社会发展是一项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完善的过程，对公共服务不完善以及基础设施欠缺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如森（Sen）的研究指出，“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
是“一个教育、卫生保健以及其他人类生活条件扩展的过程”，它“首先有助于贫困者（the poor）而不是富人和上流阶层（the rich and the affluent）”。所以，促进“人类发展”的政策要旨是：“创造社会机会对人类的扩张能力和生活质量做出直接贡献”,而“卫生保健、教育、社会保障等对生活质量和活力有直接影响”，如“卫生保健的改善和营养状况一样，能够给劳动者带来更多的产出和获得更好的报酬”。关于政策效果，森明确指出，“人类发展的回报远远超过直接的生活质量的改善”，因为前者还对“人们生产能力以及更加广泛共享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另外，森认为，“人类发展服务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投入相对便宜，因为劳动力成本较低”。如要利用全球贸易提供的机会，“‘质量控制’（quality control）和‘产品规范’（production to specification）十分重要，但对于不识字或者不懂计算科学的劳动者却难以掌握”。所以立足人力资本提升的“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的培训可以有效促进经济扩展过程中的大众参与”（Sen，1999：40，144）。从微观层面看，促进包容性社会发展的关键政策举措在于提升个体的全面参与能力。所以，在人力资本培育基础上，包容性社会发展要致力于构建全体成员的社会资本，这是巩固和重建社会有机性联系的重要基础。怀特福德、卡伦和贝恩加纳认为社会资本即是个体的利益资源，“社会资本本身虽然不足以解决许多社区所面临的问题，但它可以对个体有益，是支持社区
采取行动关注成员利益的重要资源”（Whiteford et al.，2005）。伯克曼和格拉斯强调了社会资本对个体社会关系建构的意义，“社会网络可以提供社会支持、社会影响、社会参与机会和有意义的社会角色，不仅能够获得资源，而且可以建立起亲密的一对一关系”（Berkman & Glass，2000）。威尔金森和马尔莫重点阐述了社会资本对弱势群体不可或缺的
作用，“不同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人群得到的心理和实在的社会支持的数量不尽相同。因此，贫困可以导致社会排斥和隔离。人们得到的社会和心理支持越少，越有可能遭受更大的压抑（depressing）”而“归属一个沟通社会网络和相互责任使得
人们感受到被关心、被爱戴、被尊敬和有价值。这对于个体健康具有非常大的保护作用。支持性的关系也可以激励更健康的行为模式”（Wilkinson & Marmot，2003）。而普特南和伍考克则发现，在个体层面上有三种类型的社会资本直接影响相关政策组合及其效果的发挥，它们是：结合资本（bonding capital），指亲密的家庭成员、朋友和邻居之间的关系和结合；桥接资本（bridging capital），指一般的朋友、同事和熟人之间形成的较弱的关系；以及链接资本（linking capital），指机构和社区成员之间的联系，或者不同层次权力和社会地位的群体之间的链接（Putnam，2001：41-51；Woolcock，2001:11-17）。可以说，促进个体社会资本增长是包容性社会发展体系的重要基础政策和工作。（二）战
略路径许多人被排斥在发展之外，只是因为他们拥有不同的性别、种族、年龄、性取向、残疾或者直接源于贫困。社会排斥效应令人惊愕地在全世界生产不平等。发展可以是包容的，也能降低不平等，但只有在有助于所有群体创造机会、共享发展成果并参与行动时才能实现。包容性社会发展更好地遵循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人类发展思路，并且整合了人权、参与、非歧视性和责任的标准及原则。对一个国家而言，有许多基本手段可以采用以实现包容性社会发展。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在创造生产性的、且有良好利益回报的就业的基础上，实施“有效独立的社会发展计划”，以及建立有效果且有效率的社会安全网。包容性社会发展的战略路径是在经济包容性增长和全面包容性发展路径基础上实
现的，下面以欧洲2020战略为例进行分析。2010年3月，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洲2020：智能、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战略”（EUROPE 2020：A strategy for smart，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growth），提出了三大相辅相成的战略重点：智能型增长，打造基于知识和创新的经济；可持续增长，促进建设一个资源利用效率更高、更为环保和更具有竞争力的经济；包容性增长，促进建设一个高就业的经济，增强社会和地区的凝聚力。为实现包容性增长，欧洲2020战略提出了三个具体目标，即在20-64岁的总人口中，75%的人必须能就业；将未能完成基本教育的人口比例减少到10%以下，
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所占的比例提高到40%以上；至少2000万人脱离贫困。为了践行三个具体目标，欧洲2020战略提出了具体可行的三个操作方案，即“流动的青年”计划：提高教育系统的效能，促进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新技能和就业议程”计划：改进劳动力市场，通过终生教育和培训提高人们的技能和就业能力，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让劳动力需求和供应更好地匹配，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欧洲消除贫困平台”计划：确保增强社会和国家的凝聚力，让广泛的人群都能分享经济和就业增长带来的利益，让贫困人群和受社会排斥的人群都能活得有尊严，积极融入社会（European Commission，2010）。按照本文梳理的有关“包容性”发展理念的演化进程，欧洲2020战略是一个围绕经济复苏的包容性增长战略，并未涉及以社会认同、人类发展为核心的包容性社会发展所涵盖的更加广泛的议题。因此，欧洲2020战略社会发展的政策性效果有待观察。欧洲2020战略既是一个正面案例，也是一个反面教材，它告诉世人的是，包容性增长概念已深入人心，但包容性发展、尤其是包容性社会发展理念还未得到全面的重视，这是因为目前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依然被各国视为首要议题，而社会发展的独立地位并未真正塑成。四、包容性社会发展：中国的讨论和策略（一）我国关于社会包容性的探讨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分别于2009年11月、2010年9月、2012年9月在亚太经合组织有关
什么是包容性增长 本文目的在于定义“包容性增长”这个词语。“包容性增长”常和其他一系列词语互相换用。包括“广泛基础增长”，“共享型增长”和“利贫增长”。本文在阐明它们之间的区别的同时也指出了其相似之处。 本文认为，在集中研究增长的速度与方式方面，有关包容性增长的分析有着明显的特点。传统意义上，贫穷与增长的分析都是被分开处理的。本文描述了旨在结合以上两种分析的概念要素，并且确认和有限发展国家特定约束的可持续包容性增长。 定义包容性增长 快速且可持续的减贫需要包容性增长来使人民对经济增长既有所贡献也有利可得成为可能。毫无疑问地，快速增长对于可持续减贫是必要的。但从长远看，若要让这种增长保持可持续性，它必须是跨越各种行业具有广泛基础的。也必须是包括了国家绝大部分劳动力的。这个关于包容性增长的定义意味着增长的宏观和微观决定因素之间的直接联系。增长的微观层面指明了经济多元化和竞争的结构转变的重要性。这包括工作和公司的创造性破坏。 包容性增长涉及到了增长的速度和方式两个方面。这两者是相关联的。因此，也必须放在一起处理。增长速度和增长方式对于高速持续增长、减贫来说都至关重要。这个结论与《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策略（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委员，2008）》里的结论是一致的。委员会指出，作为容括公正、公平与机会的概念，同时也是市场与就业转型的保障，包容性是任何一个成功的增长策略所必需的因素。 包容性增长着眼于长远，因为它关注的是生产性工作而不是给受排斥群体增加收入而进行的收入再分配。短期内，政府可以用收入分配方案来减小作用于起动增长穷人收入的政策产生的负作用。但是长远看来，转移支付方案是不可能起作用的。即使在短期内也可能问题重重。在贫穷的国家中，像这种方案将会给已经吃紧的财政预算来来负担，而且理论上说来，年平均收入低于700美元的国家来说，通过收入分配来减贫是不可能的任务。最新的OECD 研究表明，即使在发达国家，收入再分配也不是针对特困人群贫困率上升的唯一解决办法。 包容性增长与“利贫增长”的绝对定义相一致，但与其相对定义不同。在绝对定义下，只要穷人获益了，那增长就是利贫的。而在相对定义下，只有在穷人的收入增长比总人口的收入增长要快的情况下，不平等才会逐渐减少，这时增长才是利贫的。然而，由于绝对的利贫增长可能是直接收入再分配的成果，因为这种增长是包容性增长，必须提高生产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简而言之，包容性增长是提高增长速度，扩大经济规模的增长，也是公平投资环境，增加就业机会的增长。 就不平等而言，无论是贫困还是非贫困家庭，相对定义带来的可能不是最好的结果。举个例子，在相对定义下，若一社会想实现利贫增长，那么以下这种结果是最好的：平均收入增长2%，贫困家庭收入增长3%。而以下这种结果则不是很好：平均收入增长6%，贫困家庭收入增长4%。虽然增长的分配形态倾向于前者，但在后面一种情况下，无论是贫穷还是非贫穷家庭，它们的境况都变得更好了。因此，相对定义才是最有意义的。我们可以用绝对定义来提高增长率，从而最快速地减少贫困。
包容性竞争促进包容性发展 在场的各位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计算机学院，软件工程专业，101034班的陈祥乐，很高兴能够以一名入党积极分子的身份站在这里讲话，心里有点紧张，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言归正传，昨天收到演讲题目的时候我很是迷惑。首先，包容的字面意思是宽容、容纳。书上说包容是一种美德，它可以使你的人格得到升华，让你的心灵得到净化。那和发展有什么联系？于是我特意上网查了一下关于包容性发展的介绍才知道，原来“包容性发展”是胡锦涛主席在2011年博鳌亚洲论坛的年会开幕式演讲中提到的，并且被选定为2010年年会的主题。该主题的含义就是要使全球化、地区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利益和好处，惠及所有国家，使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效益和财富，惠及所有人群，特别是要惠及弱势群体和欠发达国家。 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包容性竞争”促进“包容性发展”。我所理解的包容性竞争就是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前提下，还要顾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经济建设固然重要，它是社会发展的源动力，没有了经济基础，其他的都是天方夜谭。但是过于激烈、无序、残酷的强调经济发展，势必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动荡、对抗，最终也无多少和谐可言，甚至可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陷入功亏一篑、前功尽弃之险境。这就要求我们要以“包容性”的态度看待问题。我们不只要做到经济上与发达国家比拼、抗衡，还要拿出一部分经历来投入到我们的生态环境，精神文明以及政治文化等方面上来。例如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展现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更是体育竞技乃至更高的体育精神上面的竞争。这一点我们国家做的非常出色，2008年奥运会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还有我们的载人航天技术，核武器方面的研究等，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然而这些还是不够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与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例如科技的发展，医疗事业的发展，计算机的研究与应用等等，然而这些方面的竞争同样的也都体现了竞争的包容性，因此我们也要在这些方面投入一定的精力，争取更全面的发展。
包容性发展理论 “包容性”已成为我国新阶段中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政策关键词。包容性发展要求机会供给、竞争参与及收益分享的有效协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中国经济将会停滞不前。但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拉大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严重问题，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30年前，我们感叹中国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过低，还不到0.3，那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30年后，我们又进入到了另一种不正常状态，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5，一跃而成为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这种锐变对于形成一个稳定的经济体是极其不利的，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结构在这种状态下其实并不稳定。 理论上看，一个国家内部最为稳定的结构被认为是椭圆形的社会阶层结构，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资源性的收入能够很好地补偿低收入群体。而现在来看，巨大的基尼系数使我们相信中国的社会结构似乎和金字塔模式更为接近。在金字塔模式下，国家所能获取的资源并不能很好地维系金字塔底部庞大人群的更好的需求，也难以创造足够的机会使金字塔底部人群的能动性得以充分发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有效的手段推进这种社会结构的变革，促进金字塔底部的人群在不受制度限制的情况下，进入到椭圆形的中部去，已经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面对的重要课题。 如果单纯依靠政策的补给，显然是力不从心和不可持续的，我们需要的是基于自然生存法则的、能让每一个自由人都有机会受惠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原先的发展模式似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包容性的发展模式被认为是中国未来解决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之一。2009年11月，胡总书记出席新加坡亚太经合组织第17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就世界经济增长
关于“包容性发展课堂教学”实践研究 “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 “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最早是在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展望亚洲发展的报告中提出的,该报告指出“要把关注的重点从应对严重的贫困挑战,转向支持更高和更为包容性的增长”。随后各国政要开始频繁使用“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但是,真正使“包容性增长”为国人所熟知的则是胡锦涛主席在各种国际会议上的讲话。例如,在2009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胡锦涛主席首次倡导“包容性增长”;此后,在2010年9月16日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胡锦涛主席再次使用“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内涵丰富,包括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它的提出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包容性增长倡导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作为一种价值导向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包容性增长寻求的是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与可持续性。 核心词对教育教学价值的思考： 1公平合理分享成果：机会均等，公平参与，关注需求，成果分享，各得其所。 2 幸福而有尊严地生存：享受学习，激发兴趣，满足需求，个性发展。 3 协调可持续性发展：形成能力，掌握方法，产生愿景，渴望提高。 一什么是“包容性发展课堂教学”？ 包容性： 本研究涉及的是学生，面对来自各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经历与基础、性格差异与适应能力不同、有各种不同需求以及发展目标的学生，我们的课堂教学，要以人为本，积极评价不同的地域文化与个人生活背景对他人的影响，吸纳一切先进文化元素，尊重差异，鼓励竞争，“和而不同”，体现出首都教育的公平、公允的容纳特点。 主要特点应表现为：接纳、认同、完善、提高、发展
包容性社会发展：从理念到政策 提要：本文采用文献分析的方法，回顾了包容性社会发展相关理念的历史演进和理论脉络，对包容性社会发展的概念、政策要素和战略路径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我国关于包容性发展的理论探讨和政策实践。文章指出，包容性社会发展第一次提出了独立的社会发展计划，是真正以社会自身为政策目标的发展理念。在战略层次上，“包容性”作为社会发 展的内在机制和规律，不仅应该成为社会发展主流范式的核心理念，更应该操作化，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有效政策体系。关键词：社会包容包容性发展包容性社会发展一、引言 在战略层次考量社会发展范式，不仅是社会政策的基本视角，更是社会理论的内在企求。发展的终极目标和主要机制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更加美好的发展，一直是政策制定者和理论工作者的关注所在。冷战结束后，“包容性”理念和政策逐 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共同青睐。不过，关于“包容性”的含义众说纷纭，其政策赋值更是取决于不同 的发展语境。因此，不仅是实践领域，理论界对包容性相关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也莫衷一是，不同的学科背景往往有不同的取舍。这些主要由国际机构提出的概念，比如“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发展”，不可避免地体现了建言者的机构宗旨和诉求，将“包容性”镶嵌于经济增长的话语体系中，进而受到经济发
展理论和政策体系的接纳和推崇。在社会学话语体系中，“社会包容”并不是一个经典的概念范畴，尽管其思想源远流长。所以，社会学家们并未对国际机构提出的“包容性社会发展”概念有敏锐和充分的解读。但从现实经验看，包容性社会发展理念正逐步成为社会政策规划的主流思想。因此有必要对“包容性”相关概念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渐进的实践形式进行回顾和梳理。二、理念及相关概念发展包容性社会发展（inclusive social development）具有深厚的理论思想渊源。早期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对于“团结”的界定，以及后来印度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言的“人类发展”，都从不同方面为包容性社会发展提供了理论溯源和实质机制。可以说，包容性早就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关注的议题。从社会学视角看，包容性社会发展的理念来源于社会整合、社会融合、社会凝聚等众多概念和思想。（一）理念来源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是个含义丰富或者说语焉不详的概念。兰德克曾指出，无法给出一般意义的社会整合概念，但可将其分为四类：文化整合、交流整合、功能性整合和规范性整合（Landecker，1951：332-340）。社会整合的内涵连续来源于社会学的宏大叙事，诸多经典社会学理论包含了社会整合元素，如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以及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等等。斯宾塞通过类似有机体生长
多元文化文献综述 【引言】 在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化，信息流通越来发达的情况下，文化的更新转型也日益加快，各种文化的发展均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新的文化也将层出不穷。我们在现代复杂的社会结构下，必然需求各种不同的文化服务于社会的发展，这些文化服务于社会的发展，就造就了文化的多元化，也就是复杂社会背景下的多元文化。多元文化自诞生起一直广为国内外学者关注，不同的社会文化影响下，人们对其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脚点也不同。多元文化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社会的一种文化形态，也是人们思想信念、价值观念的承载体，一种特定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因此，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对于多元文化的研究更显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关键词】：多元文化；多元文化教育 【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开始注意此问题，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直到今天，多元文化仍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根据中国知网上已载的论文数量看，自90年代初至今天，关于多元文化的研究论文整体上呈现一种逐年递增的趋势，尤其在我国融入全球化浪潮的2000年以来，更是达到了研究多元文化的高峰。从搜集到的相关研究文献来看，将多元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或文化状态的专著及研究较少，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对多元文化内涵的解读和多元文化的应用研究。 （一）关于多元文化概念的研究： 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我国学者对多元文化这一概念主要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来分析的。在宏观上，大多学者把多元文化理解为一种不同于以往单一文化而是多向发展，具有包容性的文化的总体形态。例如，郑荣双(1999)认为，“多元文化是指在一个集团群体、社会共同体、区域联合体等系统中共存的, 并且在系统结构中存在着一定相互联系的几种文化，即它必须是相互联系的文化。”在微观上，多元文化指的是“人类群体之间价值规范、思想观念乃至行为方式上的差异。”①也有学者通过对多元与文化两个词的解释来分析，例如，陈平(2004)认为,“元”,“始也”,“端也”。②即每个元，都是一个开始和起端。从字面上看，多元文化，是指具有不同起始端点的文化。③多元文化早已成热门话题，国内学者大多认为多元文化既包括文化形式上的相互联系，也包括内容上的多样融合，但其准确内涵究竟是什么，迄今并无定论。 （二）关于多元文化的比较研究： 多元文化起源于西方，虽然我国对其研究起步晚，但研究者在利用有限资源的情况下对多元文化作了充分的探讨，尤其注重对“多元文化”、“文化多元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的比较研究。例如，刘曙辉（2008）认为“文化多元主义是一种针对文化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情境为克服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等偏见和歧视而强调不同文化独特性的事实描述或政策”④；王希（2000）提出，“多元文化主义既是一种教育思想、一种历史观、一种文艺批评理论，也是一种政治态度、一种意识形态”⑤；韩家炳(2006)认为，“多元文化”、“文化多元主义”以及“多元 ①郑金洲：《多元文化教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②《中华大字典》，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02页。 ③陈平：《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④刘曙辉：《文化多元主义的宽容困境》，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1卷第3期。 ⑤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载《美国研究》2000 年第2 期。
北京包容性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摘要：在厘清包容性发展维度的基础上，制订了北京包容性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专家打分法确定了权重，计算出北京包容性发展的具体分值。从深层次反映北京包容性发展的现状，指出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分析。 关键词：包容性发展；指标体系；经济发展 一、北京包容性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理论依据 包容性发展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和战略，它主张实施一种更加全面、更加公平、更加和谐的发展路径，有着丰富的理论内容。这就需要从发展的主体、过程和结果等几个方面去考察包容性发展的要素结构和逻辑框架（见图1）。 （一）发展主体的普遍性是包容性发展的逻辑起点 发展主体的普遍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人口构成、发展机会与参与程度。这三方面因素决定了发展主体的普遍性程度。 1. 人口构成 人口构成是人口存在和运动的形式，它是指依据人口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特征（如自然、社会、经济和生理）来描述人口内部关系。人口构成状况及其变动趋势，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人口构成要与国民经济结构和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无论是人口总体还是人口主体部分的劳动力人口，都必须与包容性发展保持着一种协调。如果这种协调被打破，人口构成将会影响到包容性发展的运行条件，阻碍包容性发展的实现。根据反映人口性质的不同标志及人口构成因素的特点，可以将人口构成分为三大类：人口的自然构成、人口的社会经济构成和人口的地域构成。 人口的性别结构和人口的年龄结构是人口自然构成的主要内容。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发展方式是影响人口自然构成的主要因素。在发达国家或地区，个体的经济参与度高，出生率低，年轻人口比重较低，老年人口比重较大，女性平均寿命比男性长，女性人口略多于男性人口，其性别比较低；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个体的经济参与程度有限，人口出生率高，年轻人口比重较大，同时由于生产力不发达，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难以跟上实际要求，女性死亡率较高，男女平均预期寿命较接近，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其性别比较高。① 人口的产业结构和文化结构是人口社会经济构成的两个主要方面。人口的产业结构是指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行业的就业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其相互关系，人口的产业结构是由产业结构所决定的，并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而变化。包容性发展下人口产业结构体现出第一产业人口较少，第二产业人口稳定，第三产业人口比重较大的特点，物质生产领域人口与非物质领域人口比重均衡。
“中国梦”为何极具包容性？ “中国梦”就是“让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所以“中国梦”很美，她美在包容。所谓包容，就是不一定以完美的秩序发端，但演化越深，就越包容和谐、就越接近美好的梦想。古人说，“君子和而不同”，做人如此，发展也是如此。“包容性发展”就是容得下不同的思想，容得下不同的利益，她尊重差别，却从不放弃“大同”的理想；“包容性发展”既强调机会的平等，又兼顾结果的平等，她追求公平正义，但又不急于求成。 “中国梦”有一个“包容性发展”的内核。李克强总理说，“不论是来自城市还是农村，不论是来自怎样的家庭背景，只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就可以取得应有的回报。不论是怎样的财富创造者，是国企、民企还是个体经营者，只要靠诚信公平竞争，都可以获得应有的收获。”无论是“约法三章”让政府过“紧日子”，还是千方百计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看到的一系列改革举措，都是为了抑制畸形利益格局的自我强化，都是为了打破基本生产要素的垄断，都是为了弥合城乡二元结构的分割，都是为了补齐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缺位”……这是一种倡导机会平等的发展，是一种让人们积极参于其中、又公平分享发展成果的梦想。 “中国梦”有一个包容并蓄的文化基因。文化凝聚着价值观念、物质生产、生活方式，这些是中华民族获得认同感的根系，是我们国家维系统一的纽带。“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想要复兴一个民族，一定离不开繁荣她的文化。 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精神实质就是包容。“泰山不辞细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千年来，源于印度的佛教融入中国文化，成为中国传统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的一个支柱；百年来，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文化，成为我们建党建国、改革发展的精神支柱，中国文化容得下一切符合历史规律、符合人民需求的多样文化。对比其他文明古国，唯独中国文化绵延不绝，这归因于中国文化的包容。对比中国近代史上的各种梦想，唯有当前的“中国梦”前途远大，这归因于“中国梦”的包容。 “中国梦”有一个渐趋成熟、日益包容的发展过程。建国以来，我们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尊重彼此不同的利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始终尊重彼此不同的发展道路；新一届领导集体履新以来，我们凝聚了“中国梦”的共识，“中国梦”淡化了意识形态，力图让更多的物质、精神财富用于民生，这是对中国人民幸福的负责，也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所以说，“中国梦”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很少有一个梦想像“中国梦”这样包容。
社会融合文献综述 1如何理解社会融合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融合”概念逐渐取代“平等”概念成为社会政策实践和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社会融合理论可以划分为一个基础和三个层次。一个基础，即社会融合的基础理论，包括脆弱群体理论、社会分化理论、社会距离理论和社会排斥理论。“社会融合”是一个动态的、渐进式的、多维度的、互动的概念(杨菊华，2009)，是“一个综合而有挑战性的概念，而不仅仅具有一个维度或意义”(张文宏、雷开春，2008) o社会融合是迁入人口在迁入地逐步接受与适应迁入地的社会文化，并以此构建良性的互动交往，最终形成相互认可，相互“渗透、交融、互惠、互补”(周皓，2012)o 二、社会融合相关的国内外理论 许多研究在归纳总结“社会融合”理论渊源时认为，在众多流派中，“融合论”(Assimilation)(也称“同化论”)、“多元文化论” (Pluralism or Multiculturalism) 和“区隔融合论” (SegmentedAssimilation)是最为重要的三个理论(张文宏、雷开春，2008;杨菊华，2009) o西方关于社会融合的理论主要分为“同化论”、 “多元论”和“区隔融合论”三种。 “同化论”的代表人物有克雷夫科尔、特纳、帕克以及戈登(黄匡时， 2010; Park, 1924;马戎，2004)。①它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针对特定对象提出来的。这是一个族群内部传统文化逐渐消失，外部主流文化不断侵入的过程 (Simons 1901; Leonard & Kitsuse 1955 Spiro, 1955)。②但事实上，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它地方，真正意义上的同化始终没有出现。“多元论”是相对于“同化论”提出的。它主张各群体内部应该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认同，保存原有的种族和族群文化(Berbrier, 2004)。③经验研究中，多元融合原本以种族移民为研究对象，之后扩展到妇女、同性恋、残疾人等弱势群体( Berbrier, 2002)④ 其最初是一种政治主张，目的是对抗具有明显种族歧视的同化论。它强调当移入地文化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时，新移民会倾向于维持原有的文化价值，从而形成多元化的社会和经济秩序(Portes, 1980)。⑤“区隔融合论”主要是针对移民二代的融合而提出。它认为，移民的人力资本(教育、技术、文化)及他们在流入地最早遭受的待遇与社会融合模式之间存在互动(Portes 1995)o 三、社会融合的相关测量维度
论包容性增长与城市经济发展 [摘要]：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重要场合发表了关于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讲话，引起全国上下广泛学习包容性增长的现象。本文针对包容性增长的提出，对包容性增长进行释义；随即讨论包容性与城市发展关系，进而讨论包容性增长的实践问题，为中国包容性增长的现实意义做出探讨。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城市经济贫富差距 包容性增长的提出 2010年3月，联合国人居署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主办了第五届世界城市论坛，论坛主题即为城市权利促进城市平等。在城镇化进程中，并非所有城市人口和团体、社会群体都享受到同等的发展机会，同样享受到同等的城市服务。针对以上问题，论坛提出了六个讨论的议题，包括如何促进城市的权利，如何促进城市的平等、建设包容性的城市，如何平等地获得住房和基本城市服务的权利，如何面对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如何治理和公众参与，以及如何建设可持续的城市。 同年9月，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胡锦涛指出，“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就包容性增长达成共识，提出要更好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更好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创造就业机会，造福广大民众。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这是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在第十七届五中全会中，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上提倡将包容性增长加入“十二五”规划内，认为实现包容性增长，可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由此，中国国内开始了对于包容性增长广泛的学习和探讨。 包容性增长提出的意义 当前中国已经步入一个城市化加速的时期，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各项事业有了明显进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改善。然而随之而来土地、户籍等诸多问题，对社会经济已经产生重大影响，一些制度问题也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瓶颈。同时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目前贫富差距十分悬殊，这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化产生的最根本弊病之一。社会发展的成果不能为广大百姓所共享，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经济增长了，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受益，有的人受益多，有的人受益少，特别是贫困人口受益更少。如果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势必会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作者简介：刘甜（１９８５－），女，陕西延安人，延安大学２００９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发展哲学。 代价是始终存在于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矛盾现象。所谓代价，是指人类社会在实现发展进步的实践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以及所造成的一系列消极后果。从代价的角度可将社会发展分为三种形态：无代价的发展、 高代价的发展、低代价的发展。无代价的发展是指在发展过程中，不付出任何代价的发展，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发展模式，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因此，在实践中只存在高代价和低代价两种发展模式，这两种发展模式都是在一定的发展观指导下形成的。传统发展观是一种高代价发展观，近期，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也就是包容性的发展观，这是一种低代价的发展观，这一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代价理论。 一 把社会历史发展与代价联系起来考察人类社会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历史所坚持的一贯方法，这一方法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揭示了代价产生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在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导致的伦理道德败坏与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深刻地揭示了代价产生的客观必然性。首先，在历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迅速提高，社会财富迅速增长，社会制度也相应地得到调整和改变。但与此同时，与资本主义相伴相随的为富不仁、劳资对立、贫富悬殊的这一社会代价也变得越来越严重。为此，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了“物的世界的增殖和人的世界的贬值”等论述。这表明了社会历 史发展所具有的 “悲剧”性质。然而“喜中有悲，悲中有喜”这一二律背反现象反映了历史自身的辩证逻辑，即历史总是通过自我否定乃至对抗来达到自我肯定和进步。其次，自工业革命以来，在西方工业经济迅速发展，人类改造大自然过程的同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急剧恶化，人口膨胀、 资源面临枯竭、污染日趋严重、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从而使人类付出了严重的环境代价。 其次，它提出了评价代价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代价的产生和付出总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社会发展付出代价又是以历史前进作为补偿的。马克思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 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２］ 这揭示了代价是社 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再次，提出了扬弃代价的正确途径。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异化导致人的片面、畸形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目标。他指出在分工和私有制的条件下，人类总体对自然界的支配能力越发展，人类个体的发展就越片面，自我异化就越严重。但是，与此同时人类社会发展也创造着最终扬弃异化的条件，他坚信：“自我异化的 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 ［２］最后，还提出了以最小的代价推动历史发展的基本原则。社会进步要付出代价，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但是，我们不能借口代价与发展的统一性来否定、 忽视两者之间的对立性，因为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追求的基本目标。 可见，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历史发展与代价联系， 浅析马克思社会发展代价理论与包容性发展 刘 甜 （延安大学陕西延安716000） 摘要：包容性发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代价理论,指出了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走低代价的发展道路的一些措施。包容性发展奉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注重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代价论；包容性发展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11）03-025-02 第29卷第3期Vol.29,No.3西安社会科学Xi'an Social Science 2011年6月June.，2011 ２５··
林恩茶业，有容乃大 摘要:包容性发展是国家层面的新战略思想，这种新战略是否能够应用于企业的发展，在中国企业的适用性如何，效果如何等都不得而知，尤其是中小企业在现实环境中能否运用这种战略思维获得发展还值得深入探讨。本案例描述了江西“林恩茶叶有限公司”（下文简称林恩）在发展的过程中，运用“包容性发展”的理念克服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资源不足及竞争等问题，通过与农户共同入股建立茶叶专业合作社，采取最低保护价收购全部原料，帮助合资企业打开国内市场，让每一个利益链上的人获利等“包容性发展”策略，建立其品牌与口碑，同时阐释了“包容性发展”内涵在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林恩茶叶中小企业包容性发展 0引言 下午六点，南昌已经是傍晚时分，刚从广交会赶回来的林恩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袁利人踏着匆匆的步伐回到公司。一进大门，茶的清香就洗去了他满身的疲惫。走进办公室，桌上放着的几篮子新鲜的土鸡蛋，更让他由衷地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对于一个中小企业家来说，能够得到上游供应商----茶叶种植农户的尊重和支持，是一件很难得的事，可是袁利人却看似轻松地做到了，看着同行艳羡的眼光，只有袁利人自己心里明白，这一路走来，自己付出的艰辛与汗水。 1背景介绍 1.1茶叶行业背景介绍 茶叶是世界性三大消费饮料之一。当今，全世界有60多个国家种茶，其中有30多个国家能稳定地出口茶叶，而进口茶叶的国家遍及五大洲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钟情于茶饮的人超过20亿。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茶叶的年消费量更是超过300万吨，茶已经成为了世界性饮料。 在诸多产茶国中，印度、中国、斯里兰卡、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五国的茶叶产量和出口量均占世界总量的80%左右，在世界茶叶市场上具有主导性的作用。 1.2中国茶叶行业发展前景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园面积为世界第一，茶叶产量居世界第二位，历年来，我国茶产品出口也呈现了大幅增长势头，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茶，作为一种健康饮品、一种精神饮品、一种情感饮品、一种文化饮品，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喜爱和追求。目前，茶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六大保健食品之首，可以预测，茶将成为21世纪世界“第一大饮料”。我国是茶叶的故乡，有6大茶类，20个产茶省，8000万茶农，是名副其实的产
包容性发展：世界共享繁荣之道 2011年4月，以“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在中国海南举行。“包容性发展”这一理念以其高度的现实性与深刻的思想性，得到了各国与会人士的广泛认可。作为当今世界负责任大国，中国如何推进包容性发展，对于世界特别是亚洲地区进一步增强合作共享繁荣关系重大、意义深远。 一、发展的“包容性”：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课题 “包容性发展”概念的形成，可以追溯到2007年由亚洲开发银行提出的“包容性增长”。亚行注重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包容性增长”明确了一国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要实现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种社会发展进步目标，提高社会公平的程度，即经济增长对其他各项社会进步目标的包容。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成就不能公平地由社会各阶层共享，经济实现了增长，但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增长的包容性问题，受到了国际社会和各国各界的高度关注。 在经济学意义上，“发展”与“增长”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增长”是指一定时期内产出的增加和经济规模的扩大；而“发展”则首先是指经济与技术结构的进步与现代化，同时包括通过经济增长摆脱贫困落后、消除文盲、改善卫生健康状况与自然环境等多个方面。 从“包容性增长”到“包容性发展”，“包容”的对象也得到拓展。除了要求在发展进程中实现社会公平等目标外，包容性发展还特别注重一国发展不损害其他国家的发展，不对其他国家构成不利。这是因为，一国经济的发展既会为其他国家创造贸易投资机会，也会因其战略与政策的负外部性对其他国家形成各种不利影响，导致其他国家发展的困难。因此，世界需要寻找各国共同发展、共享繁荣的道路。 包容性发展是当今时代各国普遍追求发展条件下促进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理念与发展思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的经济政策与发展方式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其他国家。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是世界各国必然要面临的一大选题。这就是包容性发展的实质。就现实而言，后国际金融危机的世界经济需要建立更为合理的发展格局，重建平衡，避免类似美国金融泡沫式的发展导致世界灾难的重演。这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为此世界各国的政策与战略之间需要相互包容。 对于亚洲地区来说，经济增长在全球领先，但是区域发展中的协调与合作也日益成为共同面临的新课题。今天的亚洲，发展这个主题普遍置于优先位置，但各国之间的发展竞争也相应更为激烈。尽管区域合作不断推进，但各国的发展政策对其他国家的不利影响并未受到足够的关注。因此，以包容性发展实现各国的共同繁荣已成为区域合作的共同要求。“包容性发展”在博鳌论坛15个备选主题中之所以被最终选定，也表明它受到了普遍认可与高度关注。 正如博鳌论坛副理事长曾培炎所说，包容性发展是不同国家、民族与公民共同发展、平等参与、成果共享的发展模式。与传统的发展模式相比，包容性发展将更具有开放性、普遍性、可持续性，缓解以往由于发展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发展结果不平衡，做到权利公平、机会均等、规则透明、分配合理，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包容性发展也是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它将致力于消除不同民族间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社会制度的差异带来的障碍，共同应对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世界性难题，追求各个国家互利共赢、各种文明兼容并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二、实现包容性发展：国际经济合作的新领域 实现包容性发展的关键之一在于国际经济合作，既包括各国国内发展战略与政策的协调，也包括推进国际经济合作机制的形成与制度的建设。包容性发展旨在构建世界各国机会均等、合作共赢的发展模式，与传统合作单纯强调的市场开放和国际竞争相比，包容性发展更注重发展机制的兼容性、发展成果的共享性与发展条件的可持续性。
论包容性发展的适用范围、前提与原则 彭方志 自从胡锦涛同志首次提出要走包容性增长的道路以来，学术界掀起了研究的热潮，许多人呼吁地方也要走包容性增长、发展道路，甚至出现了“包容性改革”这样的新词语。对此本人不敢苟同，特撰文澄清概念，并初步探讨这个理念可能给我市科学发展带来的启示。 一、基本概念辨析 包容与宽容。包容，本意是指包涵、容纳。虽然你有错，但我气量大或者实力雄厚，不跟你计较。这是一种强大自信的体现。所谓海纳百川，你首先得是海才行。包容与宽容相似，但是有差别。你虽然有过错，但是我对你有感情，所以不惩罚你，但可能要教育、帮助你。包容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宽容是因为对对方有感情。 包容与合作及妥协。在总资源一定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必然会为了各自的生存而博弈、竞争，这是人类的本性。但是有如下几种情况，人类可能会停止博弈、争斗：1、如果合作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使得各方都能生存得更好，发展得更好，人们就会选择合作；2、如果各方势均力敌，斗下去会几败俱伤，人们会选择妥协；3、如果一方微不足道，另一方会选择包容。 宽容、合作、妥协、包容严格说来意思并不相同，但本文姑且忽视其差别，以与斗争、博弈相对。 二、包容性增长理念的适用范围 包容性增长是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的，胡锦涛同志于2010 年首次提到过。党的十八大报告也多处出现包容一词。在“十、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部分提到“包容共济促进和谐”，主要是指处理大陆与港澳关系的；在“十一、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部分提到“包容互
鉴、合作共赢”，主要是讲处理国际关系的；第三处与第二处在同一部分，对包容互鉴给予了解释说明，即：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由此看来，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主要用于指导处理港澳关系与国际关系的，并没有提到用于指导地区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决定，均没有出现包容一词。这可能是最高决策层认为十八大已经说清楚了，不需要再说了。 三、包容性发展的前提 1、自身实力够强，他国无法轻易撼动。如我国唐代，强大的国家实力给了唐人极大的信心，所以他们可以兼收并蓄，具有极大的包容心。但到了清代，我们实力不行，你倒是希望别人包容，可是最终得到的只是杀戮、劫掠。目前，我国综合实力勉强进入全球一流水平，还不是超一流，个人认为还不能片面强调包容，也还得讲原则。 2、合作、妥协可以共同获取更多的资源或者避免共同灭亡。虽然合作与妥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包容，但毕竟不再那么激烈争斗，结果相似。目前，许多全球性的问题（危机）正在凸显，为此我们不得不相互妥协、合作，求同存异，以获得共同的生存和发展。在此种意义上，可以谈一谈包容。 四、包容的原则 1、实力原则。这一点与前提相似，不再论证。 2、对等原则。尊重和认同是相互的，不能我方强调包容，对方强调征服、掠夺。这不叫包容，这叫懦弱。历史上这样的悲剧很多，最近看cctv9的《下南洋》就很有感触。没有对等的实力、对等的态度，绝不要奢谈包容。 3、共同准则原则。一个社会包括国际社会，要实现成员之间的包容、谅解，一般要有共同遵守或者大致相同的基本社会准则。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确实很宽容，但前提是你不要去违背它的基本准则。当然，这些准则本身也是不断演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9f16901464.html, 包容性领导的探索性研究 作者：段诚唐宁玉 来源：《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01期 摘要： 包容性领导的概念正在成为研究的热点，目前对包容性领导的定义，学术界没有统一的认识，基于中国文化对包容性概念的理解，梳理包容性相关学术研究、文献，通过探索性访谈研究，对包容性领导的概念进行了定义，并提出包容性领导的价值。 关键词：包容性领导;中国文化;访谈 中图分类号： C936 ; ;文献标志码： A ; ;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1005306 一、前言 包容性概念是目前社会、组织管理共同关注的热点。2011年，主题为―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的博鳌亚洲论坛在中国海南举行。―包容性发展‖的理念以其高度的现实性与深刻的思想性，开始得到关注[1]。在经济发展方面，2010年举行的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 致辞，对―包容性增长‖进行了论述。陈柳钦认为，包容性增长是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状态的一种描述，并且这种状态至少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二是对所有社会成员的包容;三是平等的机会利用，这三者相互关联、相辅相成[2]。而实施包容性的社会政策应从弱势群体本身出发，倡导人人机会均等，从而用这种机会均等消灭因个体背景不同而产生的社会不平等[3]。在企业管理中，包容性被视为一种组织文化或一种领导方式，在多样性 越发复杂的组织管理中将对组织发展起到特别的作用，因此值得进行研究关注[4]。 另外一方面，新生代员工进入公司中对组织管理正带来越来越多挑战。不同年代的人经历不同的成长环境，带来更多个体差异，文化多样性越来越受到组织的关注，在不同组织中不同年代的人群的理念和行为表现与其他群体之间存在着差异，形成了更复杂的组织多样性，这给组织管理带来更多复杂性。迫切需要适应多样性管理的领导力理论的提出。 因此，从包容性发展看包容性社会，再到组织管理，为适应多样性的组织，我们拟探索包容性领导的概念，对现有学者关于包容性领导的概念的文献进行回顾梳理，结合对全国分布的员工关于包容性领导的访谈，提出包容性领导的概念，再对包容性领导的实践意义提出思考与建议。 本文认为，包容性领导行为在中国环境下既与上述定义有类似之处，也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定义。通过梳理研究者历年的文献，在中国文化下对包容性的解释，以及访谈调研，本文试图对中国背景下的包容性领导的概念进行重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