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翻译研究简述
1．历时分类
西方翻译研究历史源远流长，内容浩如烟海，很难用三言两语概括。从时间角度看，有人将其分成四个阶段，即古典译论期、古代译论期、近代译论期和现代译论期。古典译论期包括古代到4世纪末这段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西塞罗、霍拉斯等，译论以围绕希腊文化翻译为特征。古代译论期始于欧洲的中世纪至l8世纪，以宗教翻译和人文著作翻译为特征，主要代表人物有奥古斯丁等。近代译论期始于l8世纪后期到l9世纪末，适逢欧洲工业革命、启蒙运动，马休·阿诺德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现代译论期始于l9世纪，一直到今天。这个时期，特别是20世纪后半期，语言学发展很快，译论也和语言学研究紧密相连，而且学派纷呈，人物辈出，是翻译研究百花齐放的时期。有关西方翻译研究的详尽论述可参阅刘宓庆的《翻译美学导论》。
2．学派分野
从内容上分，西方翻译理论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基本学派：语文学派、语言学派、交际理论学派和社会符号学派。语文学派关注原文的文学特征，这个学派比较注重原文而忽略读者。语文学派翻译观早在希腊和罗马时期就很重要。这个学派很早就提出了“到底是让信息适应人，还是让人适应信息”的问题，并且很早就围
绕直译和意译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语言学派注重的是源语和译入语在语言结构方面的差别。该学派强调源语和译入语的对应规则，但这种对应基本上是在表层进行的，所以它对大部分实际翻译活动帮助不大。然而，语言学派较为刻板的对应规则却对机器翻译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卡特福特(Catford)，代表作是他的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交际理论学派从信息源、信息、信息接受者、媒体等方面研究翻译的问题，一下子就把语言学派狭窄的路面拓宽了。这个学派认为应该突出信息接受者的作用，强调信息的交流而非语言的对等。奈达(Nida)、卡德(Kade)、纽伯特(Neubert)、维尔斯(Wilss)等是这一学派中较为活跃的人物。但是交际学派仅从信息出发，没有对语言和社会文化间的关系给予足够关注，是其不足之处。
社会符号学派则更进一步将文字外更多的信息加以考虑，要求译者关照。在这个学派看来，很多社会文化因素可能影响信息的传递，所以译者不仅要看所译的文字，还要注意文字所存在的社会文化环境。奈达也是这个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此外，发源于以色列的多系统理论(polysystem)也是最近20多年来一个重要的学派。以色列由于所处政治文化地位特殊，本身的文学中缺少堪称经典的作品，因此特别依靠引进外来语言冀化中的文学作品，翻译也就有了它特殊的地位。多系统理论指出，将翻译界定为次要系统(secondary systems)的传统看法并不能准确地描述客观实际情况。在那些确立经年的古老传统的文化多系统中，翻译确实是次要的；
但在那些较年轻，较弱小的文化多系统中(如以色列)，翻译文学就并不徘徊在文化的边缘，而可能成为文学的主要部分。以这一基本理论为出发点，多系统理论在翻译对本土主流文学的影响，翻译的方法论等诸多问题上都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观点，学界因之对它刮目相看。
还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最近几年西方翻译研究领域中的一股新的力量。以苏珊·巴斯纳特、安德烈·列夫维尔、劳伦斯·韦努蒂等为核心人物的文化建设翻译学派正越来越引起人们注意。他们和传统的翻译学派不同，似乎在用翻译借题发挥，所关心的在语言和翻译之外。他们强调翻译有必要和其他研究领域连接起来，特别是文化研究离不开翻译研究。他们认为翻译活动直接参与了权力和语篇的产生，在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间进行语言符号的转换绝不仅仅只是文字的转换，甚至不只是信息的转换，而牵涉到权力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这个新的学派很值得我们注意，但由于他们主要以欧洲语言为研究对象，加之常常有较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反而使得出的结论不够全面。比如韦努蒂认为美国翻译界一直主张归化，结果是将强势英语的语言特征强加给了弱势语言，进而认为奈达的理论助长了这种归化之风，甚至还提到文化帝国主义之类的问题。但尽管其所言极是，却还是缺少普遍意义。因为，只要我们把讨论的背景移到英汉翻译领域中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英汉翻译时，造成所谓的“文化帝国主义”横行的恰恰是主张异化的译法，而奈达的理论反而成了保护弱势语言免受英美语言人侵的保护伞。中国学者在借鉴他们的理论时，应该有一些批判精神。
3．人物简介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人才辈出，有不少学者值得我们了解。比如英国学者纽马克就是翻译学术界人人皆知的人物，他的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几乎是翻译系学生必读的书。他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流翻译，还借用前人的模式将语篇按语言功能分类，为译者提供了有效的使用工具。另外，法语翻译理论研究也风景独好，值得一提的有让一保尔维纳(Jean-Paul Viney)和让一达贝尔纳(Jean Darbelnet)发表于1958年的重要著作《法英修辞比较研究》。在这本书中，他们建立了一系列严格界定的翻译术语，提出了翻译单位的确定问题，还对翻译技巧进行了分类。法国翻译研究方面最著名的应是乔治·穆南。他在1963年发表的博士论文《翻译的理论问题》，几十年来一直是法国翻译界的经典之作，穆南对翻译研究的主要贡献是将现代语言学理论运用到一些翻译问题的研究上，他认为翻译研究隶属语言学研究。穆南的博士论文有人称其为“划时代的著作”，可见他在法国翻译研究领域的影响十分大。
此外，前苏联学者在翻译方面的贡献不可低估。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费道罗夫和他的《翻译理论概要》以及巴尔胡达罗夫和他的《语言与翻译》。这两本书基本上是从语言学角度讨论翻译，特别是前者一直被认为是翻译理论的语言学纲要。巴尔胡达罗夫的《语言与翻译》一书也是前苏联翻译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他在书中就翻译的定义、可译性、语义与翻译、翻译单位、翻译转换法和翻译理论等问题都有论述。前苏联翻译理论界在从语言学角度切人研究翻译，还是从文艺
学角度研究，有过激烈的争论。以著名文学翻译家卡什金为首的文艺派曾坚决反对费道罗夫等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理论的方向。
除上面提到的几位外，欧洲学者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那本著名的After Babel也是翻译研究方面的经典之作，还有德语翻译方面的纽伯特(Albrecht Neubert)等都是目前欧洲翻译研究领域较为活跃的人物。另外，多系统理论的先驱人物Even-Zohar以及该理论的主要继承人物Gideon Toury，还有苏珊·巴斯纳特和安德烈·列夫维尔等都是发展译论方面的重要人物。奈达虽然为了翻译理论建设仍风尘仆仆地穿梭在各大洲间，似乎不减当年的风采，但西方翻译理论千帆竞发、万木皆春的局面实在是非常可喜的。
西方翻译研究方面的学者实在太多，要想在很短的篇幅里介绍免不了蜻蜓点水、缺乏深度、挂一漏万。要想更深入了解西方翻译研究，建议读者阅读有关著作。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虽然是百花齐放，人才辈出，但几乎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美国学者尤金·奈达是众多的研究者中贡献最大的一位，有人甚至将他称为“当代翻译理论之父”。此外，对翻译实践贡献卓著的彼得·纽马克虽在理论探索方面算不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毕竟为翻译实践者提供了十分有效的方法。下面让我们较为详细地介绍这两位学者。
三、尤金·奈达和他的翻译理论
1．奈达翻译理论概述
尤金·奈达(Eugene A．Nida)1914年生于美国的俄克勒荷马州。早年师从当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大师布龙非尔德(Leonard Bloomfield)等语言学家。毕业后供职于美国圣经协会，终生从事圣经翻译和翻译理论的研究，著作等身，是公认的当代翻译理论的主要奠基人。
他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这个名称的前身是“灵活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后来为避免被人误解，改成功能对等。简单讲，功能对等就是要让译文和原文在语言的功能上对等，而不是在语言的形式上对应。要取得功能对等(奈达指的对等是大致的对等)，就必须弄清何为功能对等。他把功能分成九类①[在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中，奈达将语言的功能分成9类，即表现功能(expressive)、认识功能(cognitive)、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信息功能(informative)、祈使功能(imperative)、行为功能(performative)、情感功能(emotive)、审美功能(aesthetic)和自我解释功能(metalingual)。见该书第25页。]译文应在这些功能上与原作对等。那么，怎样才算对等呢?奈达认为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只局限在文字本身，他把判断对等与否的大权交给了读者的心理反应。这就与在奈达之前大多数翻译研究者的观点相左。传统上，人们总是将客观的语篇作为判断译文对错优劣的依据。但奈达一下子把大权从语篇手中抢过来，交给了读者。这一转手马上创出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为当时几乎陷入绝境的翻译研究者打开了眼界，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一下子柳暗花明。
奈达这一发展当然是和他本人对翻译的研究有关。但奈达并非闭门造车，功能对等自有其源头活水。这活水就是当时语言学领域突飞
猛进的发展。结构主义对语言的研究很有其独到之处。但结构主义没有对语言外的因素给予重视。为克服这一缺陷，后来的语言学家渐渐对语言外的因素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结果各种语言学分支渐次诞生，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符号学等相继应运而生。奈达理论中读者心理反应这一基石基本上得益于上述语言学方面的发展。
另外，奈达理论在操作方面与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也有关联。乔姆斯基从不涉及语言外因素，但其早期理论中有关语言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转换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为奈达描写功能对等提供了工具。
可以这么说，早期的奈达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从语言内营造他功能对等的理论，用了诸如转换生成语法、语义成分分析等具体方法来描写他的理论。发表于l964年的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就主要在语言学的框架下讨论翻译(也涉及了语言外的因素)。他在该书中将语义细分成语法意义(1inguistic meaning)、所指意义(referential meaning)和情感意义(emotive meaning)。该书被认为是翻译研究方面的必读之书。越往后，奈达就越重视社会文化因素。他在1996年出版的The Sociolinguistics of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中，对社会文化因素给予了极大的重视。
在奈达看来，翻译就是要在接受语中以最自然的方式重现原文中的信息，首先是重现意义，然后是风格。最好的翻译读起来应该不像翻译。要让原文和译文对等就必须使译文自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
必须摆脱原文语言结构对译者的束缚。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原文的结构和译文的结构是不同的，所以必须有所改变。但奈达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他深知翻译犹如走钢丝，绝不能一边倒。他因此马上又指出，要让圣经中的故事听起来像是l0年前发生在附近一个小镇中的事是不恰当的，因为圣经的历史背景是十分重要的。换句话说，翻译圣经不应该是“文化翻译”。紧接着他又指出，这倒不是说译文要保留原文中的语法和文体形式，以致造成译文生硬难懂，翻译应避免“翻译腔”(translationese)。可见奈达在规避左右两边的险境。这种谨慎虽是学者的基本素质，但并不是奈达的主要贡献。奈达之所以掀起大浪，是因为他大胆地提出了翻译要达到的不是语言的对等，而是语言功能的对等，是读者心理反应的对等。译文在译文读者心中的反应是否和原文在原文读者心中的心理反应相似(并非相等)才是奈达所要关注的。而要考虑读者的心理反应，就不可能只看文字，还要看文字产生的环境，要看读者生存的环境。这样，文化、社会、心理等因素一下子都被包括进来了。
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奈达将Do not let your left hand know what your right hand is doing(Matt 6：3 RSV)改成Do it in such a way that even your closest friend will not know about it。他甚至认为washing the feet of fellow believers这种译法不够准确，应该译成showing hospitality to fellow believers，因为foot washing这一仪式在近代已经失去其最原始的意思，其基本意思是show hospitality。如采用功能对等的理论，as white as snow有时完全可以译成very white，因为译入
语文化中的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雪。上面几个例子中译文虽然从表面上看都和原文相去甚远，译文读者读译文的心理反应和原文读者读原文的反应却基本相同。
奈达这套理论的锋芒直指语言形式。他认为原文句法、语义等结构是译者的大敌。从事英汉翻译的人一定会赞成他的这一说法。大多数从事英译汉的译者都是通过学习语法来认识英文的，所以语法意识非常强，结果在翻译时也会不知不觉地受到英文句法或语义结构的影响，译出的句子就会很像英文。如何来论证他的功能对等的理论呢?奈达从几个方面科学地描写了功能对等的具体内容。这里将他的理论简单地概括成三个部分：①抛弃传统的词性概念；②采用核心句(kernel sentence)的概念以及句子转换的概念克服句法对译者的束缚；
③用同构体的理论(isomorphism)来克服社会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障碍。现在分述如下。
2．抛弃传统的词性概念
传统语法的一个核心部分就是词性(parts of speech)。对词法的描写主要依靠词性，如名词、动词、代词、介词、副词、连接词等等。我们头脑中有一套根深蒂固的规则，形容词修饰名词，副词修饰动词，连接词连接句子的各个部分等等。学外语的人对这类规范性的语言规则如数家珍。当我们带着这套规范性的条条框框踏入翻译领域时，我们的译文就会受其影响。对语法毕恭毕敬的人会将She danced beautifully译成“她优美地跳着舞”，因为beautifully在语法上是副词，
在这里是修饰动词“跳舞”的；l was reliably informed这句可能被译成“我被很可靠地告知”，因为reliably是副词，在这里修饰过去分词informed；His symbolic tale of this dualism则会较死板地译成“他描写双重人性的象征性的故事”，因为symbolic是形容词，修饰后面的名词；There is certainly some historical possibility这句原本是说美国副总统戈尔日后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大部分学生都译成“确实有一些历史的可能性”，因为historical这个形容词在英文里是修饰名词possibility 的；另外，The actor has a smaller circle of admirers这句也会照原文词的词性，译成“那个演员有一个较小的钦佩者的圈子”。凡此种种，举不胜举。译者是语法老师的乖孩子，从不敢违背语法的清规戒律。但在实际翻译中，译者往往会有很多选择。是按原文语言语法的框框译，还是另辟蹊径，这要根据具体语境而定。有时，遵照原文结构的译文更好，有时违背原文语法结构的灵活译法更好，译者不能一棵树上吊死。
用词性(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来描述语言只能揭示词与词之间的句法关系。但She danced beautifully在语义的深层等于Her dancing was beautiful，因此只要上下文允许，译成“她的舞姿优美”，或“她舞跳得很美”不更好码?“她优美地跳着舞”其实是很不优美的译法。在reliably informed中的reliably也并不一定要照英文的关系与informed紧扯在一起，上面那句译成“我得到的信息很可靠”难道不更好吗?如将“他描写双重人性的象征性的故事”改成“他用象征手法描写双重人性的故事”，意思会更清楚。而有关戈尔那句，本来说的是
过去确有人东山再起，所以译成“历史上确有这种可能”或“从历史上看，这种可能确实存在”就更清楚；至于The actor has a smaller circle of admirers这句要是译成“那个演员没有那么叫座”，不是更像中文吗?
为了能从翻译上建立起一个科学的模式来完善他的这个基本思想，他抛弃了已经确立经年的术语，而改用实体(object)、事件(event)、抽象概念(abstract)、关系(relations)。
实体指具体的人和物等，如book，women，ghost等词。事件指行动、过程等发生的事，如g0，love，talk，grow等。抽象概念指对实体和事件等质量和程度的描写，比如green，slowly，often等。关系指用来将实体、事件、抽象概念连接起来的手段，比如conjuctions，prepositions等。乍一看，这好像只是换了个名称，内容依然照旧。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4个类别要比词性能更清楚地描写语言成分间的各类关系，比如talk在传统语法中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名词身份，一个是动词身份。但用奈达的划分法分析的话，talk只是一个事件，所以到底要把talk译成名词还是动词并无多大差别，怎样在汉语中更显得自然，就怎样译，不一定要受原文词性的束缚。
这4种是奈达早期的分法。奈达后来发现词和词的关系十分复杂，所以就采用了新的分法，种类从4种增加到7种。他的新分类法如下：
(1) 实体(entities)，如man，book，table等；
(2) 活动(activities)，如walk，think，swim等；
(3) 状态(states)，如dead，tired，happy，angry等；
(4) 过程(processes)，如widen，grow，enlarge等，与状态或特征的变化有关；
(5) 特征(characteristics)，如tall，huge，beautiful等；
(6) 连接(1inks)，如when，during，below，if等，在时空等方面起连接作用；
(7) 指示(deictics)，如this，there，here等。
虽然种类增加了，但基本模式是一样的。那么，奈达是怎样用这种分类法来描写翻译过程的呢?请看下面的例子。The beauty of her singing和her beautiful singing这两个短语在传统语法的分析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构。第一个短语中的beauty是名词，of her singing是用来限定beauty的范围的。第二个短语中的中心词是singing，这里已经由动词变成具有名词性质的词(或称动名词)，beautiful是形容词，修饰后面的动名词。但用奈达的新模式描写这两个结构不同的短语却会得出相同的结果。在第一个短语中的beauty(名词)是abstract(或characteristics)，her是object(或entity)，of是relation(或link)，singing 是event(或activity)。在第二个短语中her是object，beautiful是abstract，singing则是event。尽管各个词在语法上称法不同，在奈达的模式中它们名称相同，实质一样。因此，这两个不同的短语可以用同一个译法来表达，却丝毫不影响它们的语义。
显而易见，这么思考词和词之间的关系可以使译者摆脱语法的束缚。英文中有些结构在翻译时会造成很大麻烦，比如environmentally damaging waste。传统的语法分析法认为environmentally是副词，修
饰形容词化了的动词damaging，结果这个短语就可以译成“在环境上有损害的废物”。但用奈达的分析法一看，就会发现这个短语中的environmentally是object, damaging则是event，Waste也是object。三个词之间的修饰关系是3(waste)does 2(damage)to 1(environment)，那么，这个短语就完全可以译成“损害环境的废物”。这样，我们就为常用的翻译技巧找到了理论依据，如我们常用的词性转换法(conversion)就可以用奈达的分析法加以解释。
3．用核心句和句型转换的概念克服句法障碍
奈达采用新的方法将词重新分类，克服了传统词法对译者的束缚。但这仍然不能完全将译者从原文的牢笼中解脱出来。造成译文生硬难懂的一个更大的敌人是原文的句法。
奈达指出一个有经验的译者往往不会被错综复杂的句子表层结构所遮住视线，他会透过表层结构，看到句子的深层意义。他认为译者必须避免从句子的表层结构出发直接生成译入语的表层，而应转弯抹角达到目的地。他把翻译比作涉水过河，如果上游水流湍急，就不能硬闯，而要到下游找一个浅的地方过河，然后再折回上游的目的地。要完成这个过程不仅牵涉到应改变对词性的传统看法，还要在句法方面有些革新的想法，甚至要对语言外的因素，如对社会文化等因素，有些新颖或突破的见解。现在，我们再来从句法结构方面讨论一下奈达的理论。
那么用什么模式来描写这个躲激流、过浅滩的过程，以克服句法
的障碍呢?这时，奈达引用了早期转换生成语法中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概念。由于乔姆斯基的理论主要是用来机械地描写语法，所以照搬过来用到翻译上会多有不当。乔姆斯基本人再三强调他的理论是非实用性的。所以奈达并没有原封不动地使用转换语法，而是使用其中核心句(kernel sentences)的概念，没有进一步涉及深层结构。
什么是核心句呢?简单地说，核心句就是最简单的句子。下面这个句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句子：There is something I must say to my people who stand on the warm threshold which leads into the palace of justice．(Martin Luther King)这个句子的句法结构是英文的句法结构，中文绝不会这么写。也就是说，说英语的人和说汉语的人在表达这个概念时所用的语言结构迥然不同，无法取得一致。但是只要将这个复杂的句子简化为数个核心句或近似核心句的句子，那么无论谁都能接受，分歧一下子就消失了：
（1）There is something．
（2）I must say something(to my people)．
（3）My people stand(on the warm threshold)．
（4）The threshold is warm．
（5）The threshold leads(into the palace)．
（6）The palace is of justice．
上面这个句子一下子就被分解成6个简单的句子。这种简单的核心句是人类各种语言基本上都可接受的句型。无论你说什么语言，只要你使用这种最简单的句型，说其他语言的人基本上能接受。也就是
说，人类在核心句这个层面上相互之间没有太大交流的困难。奈达认为英语中最简单的核心句有7种：
（1）John ran quickly．(subject+predicate+adverbial)
（2）John hit Bill．(subject+predicate+object)
（3）John gave Bill a ball．(subject+predicate+object+ object)
（4）John is in the house．(subject +be+subject complement)
（5）John is sick．(subject+be+attributive)
（6）J ohn lS a boy．(subject+be+-indefinite article+noun) （7）John is my father．(subject+be+pronoun+noun)
奈达认为一个有经验的译者在解释原文时常常会在心中将一个复杂的句子分解成多个这样简单的句子。当我们分解到这一步时，我们实际上已经蹬过了“浅滩”。但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因为目的地还在上游。译者如果在这一步停下来是不行的。谁会满足于上面那7个相互没有关联的简单的句子呢?所以，译者还要重建译入语的表层结构。所谓重建就是要按照译入语的习惯，将数个简单句自然地连接起来，于是一句意义和原文相同的地道的句子在译入语中就诞生了。但是恰恰是在这个重建表层结构的过程中，翻译实践中出现了很多问题。结果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这样的句子，它们基本语义不错，但没有把原文的侧重、风格等潜台词反映出来。究其原因，主要是译者仅仅注意了原文的语义，而没有关注原文句子内部或句子间衔接连贯的特征，结果没有全面地反映信息。这也是近年来批评奈达理论的一个主要内容。
另外还应该指出的是，这个从核心句到表层结构转换的过程在实际翻译中是在人的大脑中完成的，绝不会写在纸上。这只是一个翻译的模式，旨在描写翻译时译者克服句法障碍的过程。
4．用同构体概念解释社会文化语言符号
奈达在上述两方面的努力基本上排除了语言本身结构所造成的障碍。但翻译过程中译者遭逢的困难不仅来自语言之内，还来自语言之外，即语言所处的大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大环境都会给译者造成困难。比如说在一些文化中上下点头表示轻蔑，但在另一文化中却用摇头来表达同一个意思。同一个符号在不同文化中表达不同意思，不同符号在不同文化中表达相同意思的例子俯拾皆是。“龙”这个字在中文里的联想意义和英文中的意义就可能不相同。英汉两种语言中看似相同，而实际意义十分不同的例子我们每个人都能举出不少。怎么才能从理论上找到克服这方面困难的依据呢?奈达求助了符号学，特别是同构体(isomorphism)这一概念。
符号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是任何一个符号，无论是字、词、成语这类语言符号，还是手势、身体活动等语言外符号，或者社会行为这类社会符号，都只有在它本身所处的环境(系统)中才有意义。点头这个符号只有在某一个特殊的系统中才表示轻蔑，将其放到另一个系统中意义甚至可能恰恰相反。遇到一位久别的莫逆之交说：“他妈的!你小子跑到哪儿去了?”这个语言符号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中才能用。假如你对你的博士生导师这么说，就完全不成体统了。有时符号的基本意义
在两个不同的体系中虽然相同，但程度会相差很大。I love you这句英文的意思和中文的“我爱你”意思是基本一致的，但它在英文中的分量和在中文里的分量显然很不相同。奈达曾说：“人们亲吻越频繁，其分量就越轻。什么东西都用‘最’来形容，‘最’这个词也就毫无意义了。”可以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点。一个符号就像一条热带鱼，要在一定的环境中才可以存活，将其放到水温、水质等完全不同的水里，鱼就无法存活。在具体描写这个关系时，奈达使用了同构体(isomorphism)这个概念。奈达认为符号在源语和译入语之间的关系很像数学的方程式。如果我们认为2—4—8三个数字放在一起构成一个系统(系统A)，那么16—32—64三个数字放到一起也可构成一个系统(系统B)。如果要将系统A中的2拿出来，放到系统8中就不能用原来的数字，因为2在系统A中的实际意义与价值恰恰等于系统8中的16。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概念，用来描写翻译十分有效。奈达功能对等的理论在用这个概念解释之后一下子如虎添翼。
由于有了同构体这个概念支持，我们终于敢大胆地将to grow like mushroom译成“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因为mushroom在英文中的意义正好等于“春笋”在中文里的意思。应该指出，同构体这一概念不仅可用来解释文化因素，也可解释语言的其他方面。语言中的许多形象、结构，包括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等，在翻译时如照原来的样子译过来不合适的话，译者就可以考虑改变原文的形象或结构，以取得与原文相同的效果。如果我们以这个理论为指导，我们在见到一些死板的直译的句子时就可以问一下译者，难道不改变结构就是忠于原
文吗?下面这个侧子有力地说明了以同构体概念为依据的功能对等在翻译中是十分有用的。
（1）For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ike unto a man that is an householder，which went out early in the morning to hire labourers into his vineyard．And when he had agreed with the labourers for a penny a day，he sent them into his vineyard．And he went out about the third hours，and saw others．．．
（2）For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ike a householder who went out early in the morning to hire labourers for his vineyard．After agreeing with the labourers for a denarius a day，he sent them into his vineyard．And going out about the third hour he saw others．．．（3）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ike this．There was once a landowner who went out early one morning to hire labourers for his vineyard；and after agreeing to pay them the usual day’s wage he sent them off to work．Going out three hours later he saw some more men．．．
(Matthew 20，1-16)
从上面三个圣经译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译者对钱的数量的译法各不相同。第一个译本(The Authorized Version，published in 1661)用了penny，第二个译本(Th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1881 and l954)用了denarius，然后在下面加注说明一个denarius相当于17便士。但两个货币单位都只有在某一特定的地点和时间内才有意义，脱离了当
时的时空，脱离了特定的语言文化体系，一个penny到底价值多少，一个denarius是付多了，还是付少了，读者无法得出结论。就算用l7便士注释，当今的读者也弄不清其价值。因此，第三个译本(New English Bible，1961)选用了theusual day’s wage，符号被彻底改掉了，但符号的价值却被清楚地揭示了。译文离开了原文的语言，以便最大限度地获得信息的交流。这是一个典型的以读者为中心的例子。
这样，奈达就从词性、句法和同构体三个方面描写了功能对等的内容，一座翻译理论的殿堂终于在他辛勤的劳动中诞生了。这座殿堂自建立以来，虽然也遭到不少非议，但基本上只是些无关宏旨的批评，功能对等的基石至今没有动摇，因为仍无法找到一个更合理的模式。大部分的批评都是善意的，多少起到了帮助奈达完善其理论的作用。也有一些恶意的攻击，但没有掀起多大的波澜。下面就让我们对奈达功能对等理论的功过予以评说。
5．学术界和宗教界对奈达理论的批评
经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对奈达功能对等的理论已有所了解，一定也意识到这个理论的弱点所在。有人认为他的理论给译者太大的自由度：为了达到原文读者心理反应和译文读者心理反应相似，不惜“改变、调整、删减”原文，结果原文中一些有意义的形式都在追求功能对等的过程中消失了。而且，心理反应也很难测量，不仅不同文化间的人对同一语言表达法会有不同反应，同一语言文化内的人们对同一语言符号也会有不同反应。因此有人认为他的方法用于宣传广告类的
语篇尚可，但不宜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指导。为了对奈达理论有一公正的评说，首先有必要看一下对奈达理论的批评究竟来自何方?
对奈达的批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学术界，第二是宗教界，而主要不是来自实际从事翻译实践的译者。
学术界传统上总有一种以文学为重的倾向，对于语言中的形式因素情有独钟。在他们看来，一个形象、一个结构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能在翻译过程中忽视掉，要尽量在译文中反映出来。其实，奈达对上述观点也是赞同的。他的功能对等的理论并没有排除反映语言的形式因素。由于奈达是在建造一座理论的大殿，而且当时他面临的环境是硬译之风颇盛，所以他的重点是摆脱原文对译者的束缚。任何一个从事翻译实践的人都会同意，克服原文对译者的束缚，是译者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不过奈达从来没有说不必考虑文学等语篇中有意义的形式因素。此外，保留了原文语言的形式，在译文中所取得的效果就会和原文的效果一样吗?
至于说人对语言的心理反应，应该说大体上还是能取得一致的。每一文化群体中的人对语言所产生的心理反应基本上还是相似的。特例当然有，但完全否定这种反应大体是一致的，就等于否定文化的整体性，因为文化恰恰主要是由语言凝聚起来的。如果同一文化中的人对语言的反应完全不同，我们就很难把他们当成是同一文化群体中的人了。
其实，功能对等完全可以用来指导大部分的翻译活动，而注重形式的理论反倒只适用于较小一部分的翻译活动。我们不能忘记一个不
第一章绪论 （一）翻译史发展 1.西方最早译作 广义上：约公元前3C，72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利山大城翻译《旧约》，《七十二子希腊文本》；严格意义上：约公元前3C中叶安德罗尼柯在罗马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 2.西方翻译历史上六次高潮（六个大的阶段）： 1）公元前4C末，盛极一时的希腊努力社会开始衰落，罗马逐渐强大。但当时希腊文化优于罗马文化，对罗马有巨大吸引力。到了公元前3C中叶，有文字记录的翻译问世。 被誉为罗马文学三大鼻祖的安德罗尼柯、涅维乌斯和恩尼乌斯，以及普劳图斯、泰伦斯。2）罗马帝国后期至中世纪初期，是宗教性质的。 《圣经》由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必须译成拉丁语才能为罗马人接受。到公元4C达到《圣经》译成拉丁语的高潮，以哲罗姆与382和405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为定本，标志《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 3）早在9-10C，大批叙利亚学者到雅典，把大批希腊典籍译成古叙利亚语，带回巴格达。 在巴格达，阿拉伯人又译成阿拉伯语，巴格达一时成为阿拉伯人研究古希腊文化中心。 中世纪中期，11-12C间，西班牙托莱多，把大批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这是史上少有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友好接触。托莱多成为欧洲学术中心，西方翻译史第三次高潮。 4）14-16C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场思想和文学革命大运动。 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采用民众语言，与1522-1534年翻译刊行第一部“民众的圣经”，法国文学家阿米欧译出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不锈文学译作。 英诺斯译出《名人传》，查普曼译《伊利亚特》《奥德赛》，弗洛里欧译蒙田的《散文集》。 1611年《钦定圣经译本》翻译出版则标志英国翻译史又一大发展。“英最伟大译著” 文艺复兴时期，标志着民族语言在文学领域和翻译中地位巩固。 5)文艺复兴后，17C下—20C上半叶，仍涌现大量译作。最大特点是，翻译家们不仅继续 翻译古典著作，而且对近当代作品也发生兴趣。 6）二次大战后以来翻译活动， 特点是：翻译范围扩大；翻译规模大大超过了以往；翻译的作用也为以往所不可企及。 主要体现在：兴办高等翻译教育；成立翻译组织以聚集翻译力量； 打破传统方式，发展机器翻译，成为新时期翻译发展一个重要的标志。 （二）翻译理论的发展 1.西方最早翻译理论家是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首次把翻译区分为“作为解释员”和“作为演说家”的翻译两种基本方法，并因此开拓翻译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园地。 在古代：西塞罗的“直译”和“意译”；昆体良的“与原作竞争”； 哲罗姆的“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之说； 奥古斯丁《圣经》翻译凭“上帝的感召”和他的有关语言符号理论； 波伊提乌的宁要“内容准确”，不要“风格优雅”的直译主张和 译者应当放弃主观判断权的客观主义观点； 但丁的“文学不可译”论。 文艺复兴时期：伊拉斯谟的不屈从神学权威、《圣经》翻译考译者的语言知识； 路德的翻译必须采用民众语言的人文主义观点； 多雷的译者必须理解原作内容、通晓两种语言、避免逐词对译、 采用通俗形式、讲究译作风格的“翻译五原则”。
中西方翻译史对比 Western translation history 翻译在西方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出现过5次高潮。 第一个高潮是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当时最著名的译作为《希腊文旧约圣经》(Septuagint). 据说该译作由72名学者在72天内从希伯来语译为希腊语，以满足讲希腊语的犹太人学习《圣经》的需要。与此同时，由于希腊丰富的文化遗产吸引着发展中的罗马，罗马文学家将荷马史诗《奥德赛》（Odyssey）和大批希腊戏剧作品译为拉丁语或用拉丁语改编希腊戏剧，打 开了欧洲翻译的局面，使古希腊文学得以传播和继承。 第二个高潮发生于公元4世纪至6世纪之间。它与基督教的发展密切相关。由于《圣经》 是基督教的经典，要传播基督教必须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的《圣经》译为拉丁语才能为罗马人所接受，于是各种译本相序问世，其中杰洛姆（Jerome）翻译的《圣经通用本》（the Vulgate）最具权威性。出于对宗教的狂热和对上帝的敬畏，当时许多译者认为忠实地传达 原文意思必须采用直译的方式，所以他们的译文难懂，而杰洛姆（Jerome）的思想比较开明，他坚持“在不损害意思的前提下，应当使译文符合译语的韵律和各种特征”，因此他的译文流畅自然，易于读者接受。 第三个高潮是11世纪至12世纪之间。由于基督教与穆斯林对彼此的文化深感兴趣，大 批作品从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希腊语译成古叙利亚语，西班牙的托莱多因翻译活动的繁荣 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这一高潮持续了近一百年。 14-16时机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思想、文学和艺术的革新，引 起了翻译的第四次高潮，翻译活动的高潮，又推动了思想、文学和艺术等众多领域的发展。 德国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将《圣经》译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德语，为现代德语的发展奠定 了基础。路德翻译《圣经》的原则之一是：“译者必须同家庭主妇、街上的儿童和市场上的 普通人谈话，了解他们怎么说话，在此基础上进行翻译，使民众明白并意识到有人在用德语 同他们谈话。”路德的这一原则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圣经翻译摆脱宗教 思想的禁锢，顺应民意的重大突破。他的人文主义观点，无疑影响了《圣经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的译者。1611年英王詹姆士一世钦定的这一《圣经》译本，以通俗、优美、
Translation and Gender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women's Movement and the Idea of Gender Simon de Beauvoir wrote in 1949"on ne nait pas femme, on le devient". E.M.Parshley translated this in 1953 as "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 Beauvoir suggests that a girlbaby is turned into a woman by the society she grows up in and in response to the expectations that society has of women. The final product 'woman' is a result of education and conditioning, and differs according to the dominant influences she is subject to in the culture. Gender refers to the socio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both sexes. Feminist thinkers of the late 1960s and early 1970s developed the term in the interests of examining and understanding women's socialized difference from men, and their comitant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owerlessness. Women and Language Many feminists think that language is not only a tool for communication but also a manipulative tool. Two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questions about women and language: The reformormist approach: view conventional language as a symptom of the society that spawned it. The radical approach: view conventional language as an important cause of women's oppression, the medium through which women were taught and came to know their subordinate place in the world. (Cameron 1985) The women's movement of the late 1960s and early 1970s focused on two aspects of women's difference: First, it tried to show how women's difference from men was in many ways due to the artificial behavioural stereotypes that come with gender conditioning. Second, the movement de-emphasized differences between women, stressing instead shared experiences, their commonality, their solidarity. Gender and the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Gender awareness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poses questions about the links between social stereotypes and linguistic forms, about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about the ethics of translation, and about reviving inaccessible works for contemporary readers.It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cultural context in which translation is done. Experimental Feminist Writing and Its Translation The radical feminist writing of the 1970s was experimental. It was radical as it sought to undermine, subvert, even destroy the conventional everyday language maintained by institutions such as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publishing houses and the media, dictionaries, writing manuals, and the 'great works' of literature. Thus, they took on the radical position of attacking language itself, rather than just the messages carried by the language. Radical feminist writing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has been experimental in that it explores new ground, seeking to develop new ideas and a new language for women. The theory is that the language women have at their disposal will influence their creativity, affecting their ability to think in revolutionary terms and their capacity to produce new work. Experiments have blossomed in every Western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country, and in all languages due to the fact that writers are deconstructing different languages as well as different cultures, which require feminist attention in different places. Translating Experiments with Language When the grammar of a language such as French dictates that nouns, adj. and participles need to be gender-identified, feminist writers can subvert this gender requirement and the symbolic system that underlies it by applying the grammar system differently. This could mean feminizing words to give them new meanings. Similarly, when the syntax of a language or its conventions of style are too restrictive for women's new vision. the writer can change it.
西方翻译简史 西方翻译史约两千年。这段历史为我们积累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前人的翻译经验，批判地吸收前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方法，以便继续提高我们的翻译水平，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西方翻译史是在公元前三世纪揭开它的第一页的。从广义上说，西方最早的译作是公元前三至二世纪之间，七十二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西方的第一部译作是在约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安德罗尼柯在罗马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奥德塞》。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在公元前三世纪问世，因此可以说西方的翻译活动自古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它整个西方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西方翻译活动简介 （一）古代西方翻译 纵观全过程，西方的翻译在历史上前后曾出现过六次高潮或可分为六个大的阶段。首先是肇始阶段。公元前四世纪末，盛级一时的希腊奴隶社会开始衰落，罗马逐渐强大起来。但是，当时的希腊文化仍优于罗马文化，因而对罗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翻译介绍希腊古典作品的活动可能即始于这一时期或始于更早的时期。然而，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有文字记录的翻译确已问世。被誉为罗马文学三大鼻祖的安德罗尼柯、涅维乌斯和恩尼乌斯，以及后来的普劳图斯、泰伦斯等大文学家都用拉丁语翻译或改编荷马的史诗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米南德等人的希腊戏剧作品。这是欧洲也是整个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其历史功绩在于：——它开创了翻译的局面，把古希腊文学特别是戏剧介绍到了罗马，促进了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对于罗马以至日后西方继承古希腊文学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西方国家有着悠久的翻译传统。而从某种意义来说，西方的（以致人类的）文明应归于翻译工作者。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都是一项极其古老的活动，语言的翻译几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 西方的翻译史是在公元前三世纪揭开它的第一页的。西方的翻译活动自古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纵观翻译全过程，西方的翻译在历史上前后曾出现过六次高潮或可分为六个大阶段：肇始阶段、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初期、中世纪中期、文艺复兴时期、17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第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的翻译活动。 肇事阶段 西方古代翻译，除《圣经.旧约》的希腊语翻译外，主要包括古罗马时期的拉丁语翻译，自公元前三世纪共和国中期起，迄公元五世纪罗马提过覆灭为止。 中世纪翻译 中世纪历史一般从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时算起，到15世纪复兴时止。就翻译论而言，主要有三大标记，初期的翻译家波伊提乌、中期的托莱多“翻译院”和末期的民族语翻译。 中世纪初期，翻译的内容已开始古代后期那种清一色的宗教内容，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提倡翻译介绍古希腊哲学著作，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有卡西奥多鲁、格列高丽一世和波伊提乌。卡西奥多对翻译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大量收集手稿，组织僧侣抄写各种神学作品和世俗作品，并进行研究和翻译。最早组织官方翻译机构的是格列高丽一世，建立了一所官方的翻译机构，处理官方日常事务，这本身就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 而这一时期的中心人物是波伊提乌，他不仅对翻译介绍希腊哲学思想作出了贡献，而且对翻译理论也有自己的见解。他的观点可归纳为： （一）内容与风格互为敌对，要么讲究风格，要么保全内容，二者不可兼得。 （二）翻译以客观事务为中心，译者应当放弃主观判断力。 他的观点与古代斐洛有相同之处，但他更倾向于翻译实践，主张翻译凭实践而不是理论，于是西方翻译发生了重大转折，重视严格的客观主义和实用主义。虽这样，还是翻译中较为流行的观点，其突出人物有阿尔弗烈德国王和阿尔弗里克。前者对原作采取一种随心所欲的态度，认为译者应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取舍，这一观点赋予翻译以极大的灵活性。而后者为了使译文通俗易懂，常常删减原文内容，多意译少直译。 中世纪中期翻译以阿拉伯与西方作品的互译为最早，巴格达的翻译最为活跃，使其获得阿拉伯“翻译院”的称号，其翻译的主要作品有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盖伦和希波克拉底等人的哲学和科学名著。托莱多“翻译院”有三大特点：翻译活动始终得到教会的资助；翻译作品主要是希腊作品的阿拉伯译本，其次是阿拉伯语原作和希腊原作；托莱多是当时西班牙的教育中心和穆斯林学术中心。其大规模的翻译标志着基督教和穆斯林教之间罕有的一次友好接触，带来了东方人的思想，并形成了当时西班牙以至西欧的教育中心。 中世纪末期，百姓对民族语言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民族语翻译首先与《圣经》有关，但其翻译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大规模的民族翻译是随着中等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民族主义的高涨而开始的。各国的翻译活动都在向前发展，但英国发展的特别慢，主要是因为译者的地位低下，翻译选材也是个问题。但也涌现一批著名的译者：约翰.特雷维萨、威廉.卡克斯顿。这段时间，另一大类翻译是宗教文献翻译，其中最著名的有奥斯伯恩.博克兰姆和维克利夫。 总的来说，西方翻译史在中世纪主要有三个特点显著的阶段，但在这一时期，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仍没有系统的，特别是在波伊提乌发表了不注重理论的客观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观点之后，翻译理论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停滞状态。翻译界们一方面重复以前的翻译观点，一方面就民族语翻译提出新的见解:翻译必须严格模仿原文的语言风格和文法；翻译必须尊重
翻译学必读 1语文和诠释学派 二十世纪之前的翻译理论被纽马克（1981）称为翻译研究的‘前语言学时期’，人们围绕‘word-for-word’和‘sense-for-sense’展开激烈的讨论，核心是‘忠实’，‘神似’和‘真理’。典型的代表有John Dryden,Tytler等，而Barnard,Steiner等人则是在他们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2语言学派 Jacobson(1959)提出意义对等的问题，随后的二十多当年，学界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奈达（1969）采取了转换语法模式，运用“科学（奈达语）”的方法来分析他翻译《圣经》过程中的意义处理问题。奈达提出的形式对等说、动态对等说和等效原则都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受众一方。纽马克信奉的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即重视翻译中的语义和交际方面。 3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批评话语分析functional discourse analysis功能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话语分析理论 Discourse Analysis for Interpreters翻译专业演说分析 Pragmatics&Discourse Analysis语用学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积极话语分析 rhetorical or discourse analysis语篇分析Pragmatics and Discourse Analysis语用学Mediated discourse analysis中介话语分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作为应用语言学领域的一个分支，话语分析经历了产生和发展壮大的过程，其理论背景来自M.K.Halliday（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今天，话语分析的方法已经逐步运用到翻译研究中。House(1997)提出的翻译质量模型就是基于韩礼德的理论，他吸收了其中的语域分析方法；Baker(1992)则为培养译员提供了话语分析和语用分析的范本；Hatim和Mason(1997)将语域研究拓展到语用和符号学角度 4目的学派 目的学派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德国兴起，是从静态的语言学、语言类型学中剥离出来的。其中的代表人物有，Reiss，Vermmer，Nord等。Reiss（1971，1988，2000）强调的是文本层面的对等，主张文本的类型和翻译策略结合起来；Holz-Manttari（1984）则认为在翻译过程是一个交际、互动的过程，涉及各种各样的角色。Vermmer（2000）继承并发展了Reiss的观点。 5文化学派the Culture School Even-Zohar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将文学翻译视为文化的，文学的和历史的过程或系统。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指的是更加注重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翻译研究。其中，Lefevere （1992）逐渐从系统理论转向文化学研究，将翻译看作‘重写’的过程，审视围绕着翻译文本的意识形态冲突等课题。Simon(1996)和一些女权主义者则重点研究文化学研究中的女性意识。后殖民主义文化学方向的代表人物是Bassnett和Trivedi(1999)，他们认为，无论在殖民化的过程中还是在被殖民的社会，翻译都十分活跃。文化学派的研究有着各自的研究任务和各自的侧重点，丰富了翻译研究的内容。 6解构学派 本雅明本人不属于解构学派，但他的著作《译者的任务》通常被看作解构学派对翻译研究的缘起和根据。本雅明率先指出，翻译不可能与原作相等，因为翻译过程已经改变了原作，况且，没有蜕变，也就不会产生‘后起的生命’。本雅明认为，译者的任务不是在目标语中复制原文，而是颠覆原语的体系，把潜藏于原文的精神内容表达出来。德里达则更进一步，在他的著作《巴别通天塔》中，翻译被看作一个不断解构和建构的过程。学界认为德里达将翻
西方翻译简史第一部 分
西方翻译简史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2004 西方翻译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六次高潮（六个大的阶段）： 肇始阶段：公元前四世纪末，盛极一时的希腊奴隶社会开始衰落，罗马逐渐强大。但当时希腊文化优于罗马文化，对罗马有巨大吸引力。翻译介绍希腊古典作品的活动可能即始于这一时期。到了公元前三世纪中叶，有文字记录的翻译问世。被誉为罗马文学三大鼻祖的安德罗尼柯、涅维乌斯和恩尼乌斯，以及普劳图斯、泰伦斯等大文学家都用拉丁语翻译或改编荷马史诗和希腊戏剧作品。这是欧洲也是整个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其历史功绩在于：它开创了翻译的局面，把古希腊文学特别是戏剧介绍到罗马，促进了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对于罗马以至后世西方继承古希腊文学起来重要的桥梁作用。 第二次高潮涌现于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初期，是宗教性质的。《圣经》由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必须译成拉丁语才能为罗马人接受。因此，在较早时期就有人将《圣经》译成拉丁语，到公元四世纪达到高潮，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译本，以哲罗姆于382至405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为定本，标志《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 第三次翻译高潮中世纪中期，即11-12世纪之间，西方翻译家们云集西班牙的托莱多，把大批作品从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这是史上少有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友好接触，也是西方翻译史第三次高潮。托莱多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翻译及学术活动延续了达百余年之久，影响深远。
第四次翻译高潮 14至16世纪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思想和文学革新的大运动，也是翻译史上的一次大发展。特别是文艺复兴在欧洲各国普遍展开的16世纪及随后一个时期，翻译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翻译活动深入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各国领域，涉及到古代和当时的主要作品，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一系列优秀的翻译作品。 在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顺从民众的意愿，采用民众语言，于1522-1534年翻译刊行第一部“民众的圣经”，开创了现代德语发展的新纪元。在法国文学家阿米欧先后用十七年（1542-1559）的时间，译出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简称《名人传》，成为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翻译史上一部不朽的文学译作。在英国诺斯于1579年译出《名人传》，查普曼于1598年至1616年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弗洛里欧于1603年译得蒙田的《散文集》，都是英语文学译著中一颗颗璀璨的明珠。1611年《钦定圣经译本》翻译出版则标志着英国翻译史又一大发展，被誉为“英语中最伟大的译著”，成为英国惟一家喻户晓、人手一册的经典作品，对现代英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之，文艺复兴时期乃是西方翻译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标志着民族语言在文学领域和翻译中的地位得到巩固，同时也表明翻译对民族语言、文学和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 第五次翻译高潮文艺复兴后，从17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各国的翻译继续向前发至，涌现大量译作。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翻译家们不仅继续翻译古典著作，而且对近当代作品也发生了很大兴趣。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哥德等大文豪的作品都被一再译成各国文字，东方文学的译品也陆续问世。
1．1古代翻译 西方翻译史是在公元前三世纪揭开它的第一页的。古罗马时期的翻译活动室西方翻译史上第一次大的翻译高潮，带有明显的文学活动性质。及至进入罗马帝国后期，宗教翻译逐渐成为西方翻译界的主流。 从广义上说，西方最早的译作是公元前三至二世纪之间，七十二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西方的第一部译作是在约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安德罗尼柯在罗马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奥德塞》。 1．2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初期的宗教翻译 公元四世纪出现了《圣经》的多种拉丁文译本，其中以哲罗姆于382至405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为钦定本，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 1．3中世纪西方翻译 公元十一至十二世纪之间，西方翻译家门云集西班牙的托莱多，把大批作品从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这是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三个高潮。于是，托莱多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类似与巴格达的“翻译院”），翻译及学术活动延续达百余年之久，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1．4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翻译 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思想和文学革新的大运动，也是西方
翻译史上的一次大发展。特别是文艺复兴运动在西欧各国普遍展开的十六世纪及尔后一个时期，翻译活动达到了前所未见的高峰。翻译活动深入到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涉及大古代和当代的主要作品，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一系列优秀的翻译作品。 在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于1522至1534年翻译刊行第一部“民众的圣经”，开创了现代德语发展的新纪元。在法国，文学阿米欧先后用了十七年（1542-1559年）时间，译出了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简称《名人传》），查普曼1598至1616年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弗罗里欧1603年所译蒙田的《散文集》，乃是英语文学译著中一群灿烂的明星。而1611年《钦定圣经译本》的翻译出版社则标志着英国翻译史上又一次大发展。它以其英语风格的地道、通俗和优美赢得了"英语中最伟大的译著"的盛誉，对现代英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5西方翻译史的第五次高潮 文艺复兴后，从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十二世纪上半叶，西方各国的翻译继续向前发展。虽然就其规模和影响而言，这一时期的翻译比不上文艺复兴时期，但仍然涌现出大量的优秀译著。其最大特点是，翻译家们不仅继续翻译古典著作，而且对近代的和当代的作品也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歌德等大文豪的作品都被一再译成各国文字，东方文学的译品也陆续问世。 1．6西方翻译史的第六次高潮 第二次大战后，西方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生产得到发展，经济逐渐恢复，科学技术
西方翻译简史 一、西方翻译简史 1第一次翻译活动高潮（公元前3世纪） 罗马文学三大鼻祖之一的安德罗尼柯于公元前3世纪翻译的拉丁文版《奥德赛》被视为西方翻译史上最早的译作。其后的一些大文学家们也都开始尝试用拉丁语翻译或改写希腊戏剧作品，从而掀起了西方历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这一阶段的翻译活动将古希腊文学介绍到罗马，促进了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 2第二次高潮（罗马帝国后期） 圣·哲罗姆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成为定本，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同样重要的地位。 3第三次高潮（11－12世纪） 出现了大规模的翻译活动：西方翻译家把大批阿拉伯语作品译成拉丁语，在翻译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4第四次翻译活动高潮（文艺复兴时代晚期） 翻译活动已经深入到思想、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同时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翻译家和译作。英王詹姆士一世1611年命人翻译的英文钦定本《圣经》则标志着英国翻译的一 次飞跃。这部译着至今仍被奉为英语语言的经典之作，对英语语言和英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5第五次次高潮（17－20世纪） 这一时期的翻译比文艺复兴时期稍为逊色，但仍有大批西方文学名著被翻译出来，此时东方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也开始被译成各国文字。 6第六次高潮（二战时期，一直延续至今）。 二战以来，世界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科技领域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翻译的范围随之大大扩展，科技和商业翻译日趋成熟。各种国内、国际翻译协会和团体的组建，为集中翻译力量多出翻译精品打下坚实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随着计算机的出现，人们对机器翻译的研究也已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虽然目前计算机翻译的质量远远不如人工翻译，但其速度却是人类无法比拟的，这无疑对人工翻译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未来的世纪里计算机到底能不能代替人脑还是个谜。 二、西方翻译理论和翻译活动、翻译名家 1最早的翻译家 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 1）翻译的定义（解释家和演说家---直译与意译） 2）意义（开创翻译的先河） 昆体良的“与原作竞争”和哲罗姆的“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之说； 奥古斯丁的《圣经》翻译凭“上帝的感召”和他的有关语言符号理论。 中世纪, 有波伊提乌的宁要“内容准确”，不要“风格优雅”的直译主张和译者应当放 弃主观判断权的客观主义观点；有但丁的“文学不可译”论。
西方翻译简史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2004 西方翻译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六次高潮（六个大的阶段）： 肇始阶段：公元前四世纪末，盛极一时的希腊奴隶社会开始衰落，罗马逐渐强大。但当时希腊文化优于罗马文化，对罗马有巨大吸引力。翻译介绍希腊古典作品的活动可能即始于这一时期。到了公元前三世纪中叶，有文字记录的翻译问世。被誉为罗马文学三大鼻祖的安德罗尼柯、涅维乌斯和恩尼乌斯，以及普劳图斯、泰伦斯等大文学家都用拉丁语翻译或改编荷马史诗和希腊戏剧作品。这是欧洲也是整个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其历史功绩在于：它开创了翻译的局面，把古希腊文学特别是戏剧介绍到罗马，促进了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对于罗马以至后世西方继承古希腊文学起来重要的桥梁作用。 第二次高潮涌现于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初期，是宗教性质的。《圣经》由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必须译成拉丁语才能为罗马人接受。因此，在较早时期就有人将《圣经》译成拉丁语，到公元四世纪达到高潮，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译本，以哲罗姆于382至405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为定本，标志《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 第三次翻译高潮中世纪中期，即11-12世纪之间，西方翻译家们云集西班牙的托莱多，把大批作品从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这是史上少有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友好接触，也是西方翻译史第三次高潮。托莱多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翻译及学术活动延续了达百余年之久，影响深远。 第四次翻译高潮14至16世纪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思想和文学革新的大运动，也是翻译史上的一次大发展。特别是文艺复兴在欧洲各国普遍展开的16世纪及随后一个时期，翻译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翻译活动深入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各国领域，涉及到古代和当时的主要作品，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一系列优秀的翻译作品。 在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顺从民众的意愿，采用民众语言，于1522-1534年翻译刊行第一部“民众的圣经”，开创了现代德语发展的新纪元。在法国文学家阿米欧先后用十七年（1542-1559）的时间，译出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简称《名人传》，成为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翻译史上一部不朽的文学译作。在英国诺斯于1579年译出《名人传》，查普曼于1598年至1616年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弗洛里欧于1603年译得蒙田的《散文集》，都是英语文学译著中一颗颗璀璨的明珠。1611年《钦定圣经译本》翻译出版则标志着英国翻译史又一大发展，被誉为“英语中最伟大的译著”，成为英国惟一家喻户晓、人手一册的经典作品，对现代英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之，文艺复兴时期乃是西方翻译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标志着民族语言在文学领域和翻译中的地位得到巩固，同时也表明翻译对民族语言、文学和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 第五次翻译高潮文艺复兴后，从17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各国的翻译继续向前发至，涌现大量译作。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翻译家们不仅继续翻译古典著作，而且对近当代作品也发生了很大兴趣。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哥德等大文豪的作品都被一再译成各国文字，东方文学的译品也陆续问世。 第六次高潮西方翻译的第六个大发展是第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的翻译活动。这一新时期的翻译从范围、规模、作用直至形式，都与过去任何时期大不相同，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首先好是范围的扩大。传统的翻译主要集中在文学、宗教作品的翻译上，这个时期的翻译扩大到其他领域，尤其是科技、商业领域。其次是翻译规的模大大超过了以往。过去，翻译主要是少数文豪巨匠的事业；而今，翻译已成为一项专门的职业。再者，翻译的作用也为以往所
翻译史--西方翻译简史 翻译史约两千年。这段历史为我们积累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前人的翻译经验，批判地吸收前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方法，以便继续提高我们的翻译水平，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西方翻译史是在公元前三世纪揭开它的第一页的。从广义上说，西方最早的译作是公元前三至二世纪之间，七十二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西方的第一部译作是在约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安德罗尼柯在罗马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奥德塞》。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在公元前三世纪问世，因此可以说西方的翻译活动自古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它整个西方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西方翻译活动简介 （一）古代西方翻译 纵观全过程，西方的翻译在历史上前后曾出现过六次高潮或可分为六个大的阶段。首先是肇始阶段。公元前四世纪末，盛级一时的希腊奴隶社会开始衰落，罗马逐渐强大起来。但是，当时的希腊文化仍优于罗马文化，因而对罗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翻译介绍希腊古典作品的活动可能即始于这一时期或始于更早的时期。然而，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有文字记录的翻译确已问世。被誉为罗马文学三大鼻祖的安德罗尼柯、涅维乌斯和恩尼乌斯，以及后来的普劳图斯、泰伦斯等大文学家都用拉丁语翻译或改编荷马的史诗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米南德等人的希腊戏剧作品。这是欧洲也是整个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其历史功绩在于：——它开创了翻译的局面，把古希腊文学特别是戏剧介绍到了罗马，促进了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对于罗马以至日后西方继承古希腊文学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第二个翻译高潮涌现于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初期，是宗教性质的。在西方，宗教势力历来强大而顽固，基督教教会一向敌视世俗文学，极力发展为自身服务的宗教文化。作为基督教思想来源和精神武器的《圣经》，自然成了宗教界信仰的经典。《圣经》由西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必须译成拉丁语才能为罗马人所普遍接受。因此在较早时期就有人将《圣经》译成拉丁语，到公元四世纪这一译事活动达到了高潮，其结果就是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译本。以哲罗姆于382 至405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为钦定本，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尤其在罗马帝国和中世纪初期，教会在文化
Part 2 History of Translation 有文字记载的翻译实践活动，远在公元前三千年就存在了。（亚述王国Assyria国王萨尔贡Sargon）；中国的起始时期：周朝（春秋战国时期）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 ——《礼记》 “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礼记》 ?西方翻译史上，第一位重要的翻译理论家——西塞罗（古罗马著名学者106-43BC） I.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the West Six tides in five periods五个时期六个高潮 ●Ancient translation古代翻译：4th C BC —5th C AD 翻译介绍希腊文化，促进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 ●Medieval translation中世纪翻译； A. 罗马帝国后期——中世纪初期 宗教翻译《圣经》的拉丁文译本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 B. 11、12世纪希腊典籍回归故里 西班牙托莱多（成为欧洲学术中心）阿拉伯语译回拉丁语 ●Translation in Renaissance periods 文艺复兴时期翻译：翻译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涉及到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和宗教等，产生了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一系列优秀的翻译作品 ●Modern translation近代翻译 17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继续古典著作的翻译，关注近当代的作品，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东方文学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当代翻译：二战以后，翻译翻译范围翻译规模扩大 2. Tr anslators and translation theorists 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德莱顿，泰特勒，奈达，卡特福德， 纽马克，巴斯内特，勒菲弗尔，图瑞 II.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文字翻译始于汉代的佛经翻译 ?佛经翻译——中国文化的深层迁移 ?明清时期的翻译——中国近代科学和国人的科学素养与科学精神 ?五四及民国时期的翻译——中国近代思想的历史演进 ?建国后的翻译活动——对中国文化及其知识、学术、思想具有类似的模筑作用 三国时期佛经翻译家支谦、维祗之间的争论，是首次对翻译问题进行的探讨，信、达、雅均以涉及。 翻译家及翻译理论家；支谦，鸠摩罗什，释道安，颜琮，玄奘，徐光启（及利玛窦等传教士），严复，林纾，伍光建，马建忠，瞿秋白，鲁迅，郭沫若，梁实秋，林语堂，傅雷，钱锺书，许渊冲，刘宓庆，马祖毅，余光中
西方翻译活动史 ?中西译学界对西方翻译历史阶段的不同划分 ?西方的翻译活动到底有多长的历史， ?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 ?有哪些主要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主要译了哪些作品，提出了什么样的翻译理论， ?有多少翻译流派， ?今后可能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翻译在历史长河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西方翻译史是在公元前三世纪揭开它的第一页的。 ?西方最早的译作是公元前三世纪前后，72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 ?西方的第一部译作是约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安德罗尼柯在罗马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可以说西方的翻译活动自古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对这两千多年的翻译史的分期，因人们的视角不同，所持的划分标准亦不同，观点颇不一致，所以，并无统一的结论。 ?廖七一援引历史学者的三分法，着重翻译理论思想的演变，采用轻历史划分、重翻译思想界定、薄古厚今的原则，将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大致分为三大时期：古典译论时期，公元前3世纪至18世纪末；近代译论时期，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当代译论时期，20世纪初至今。 ?潘文国则强调学科概念，以是否具有学科意识为依据，同样把西方翻译研究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古代的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到1959年，称作传统的翻译学阶段。第二阶段，从1959年雅可布逊（RomanJackbson)发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开始到1972年，称作现代的翻译学阶段。第三阶段，从1972年霍尔姆斯（James S. Holmes）发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开始至今，是当代的翻译学阶段。 ?姜秋霞与杨平从翻译研究所采取的方法来看翻译的理论发展史，把翻译理论研究史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经验期或前理论期、语言学理论期、多元理论期。(1)前理论期自公元前3世纪（西方约公元前3世纪；我国约公元3世纪）至20世纪50年代末。翻译理论大多是对翻译实践的技巧性总结，缺乏理论的系统性。（2）语言学理论期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3)多元理论期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各种非语言学理论流派的出现，使翻译研究走上了综合性的学科发展道路。 ?谭载喜更关注历史因素对翻译事业的影响，把西方翻译史划分为六个时期：（1) A",于公元前4世纪的肇始阶段；(2）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3）中世纪时期；（4)文艺复兴时期，（5）近代翻译时期，即17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6)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 ?谢天振等依据每一阶段的主流翻译对象，对人类翻译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 ?1）从公元前250年左右《七十子希腊文本》的翻译活动开始，一直持续到16世纪的圣经翻译，这段时期我们把它命名为宗教典籍翻译阶段，这一阶段对翻译的探讨确立了人类关于翻译的基本理念，包括最基本的翻译方法论，如直译、意译、可译、不可译等问题。 ?2）随着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学的确立，尤其是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之后，文学翻译开始成为翻译的主流，从而开启了以文学名著、社科经典为主要翻译对象的文学翻译阶段。在这一阶段，对翻译的理论探讨更加丰富和深人，并且产生了针对各种文类、体裁作品的翻译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