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摘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封建正统立法思想，同时开始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深入发展，到唐代最终完成。
一、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1.两汉时期——礼法融合的孕育期
董仲舒提出“德主刑辅”的思想，主张教育的作用，减少了“肉刑”，便是受孔子的“仁政，德治”的影响。
“亲亲得相首匿”是董仲舒结合孔子提出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概念而提出的定罪量刑原则。它规定有血缘或姻亲关系的亲属之间，有罪应互相包庇隐瞒，不得向官府告发：对于此类容隐行为，法律也不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制度。
汉朝还对各类违反伦常的犯罪进行严酷的处罚，以维护儒家的纲常伦理。如禽兽行，在汉代，卑幼违逆人伦，与尊长妻妾通奸，构成重罪，这就是禽兽行。依照汉律，常人通奸处3年徒刑，而禽兽行干犯儒家伦常，一般处以死刑，虽贵族也不得减免刑罚。
春秋决狱。在司法制度方面，董仲舒首先倡导用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中的经义，作为司法裁决的依据。
2.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儒家化的发展
（1）等级制度及其特权的法律化
八议入律是儒家化加深的一个标志，“八议”就是对八种特殊人物犯罪的上奏请议制度。此八种人即亲（皇亲国戚）、故（皇帝故旧）、贤（有大德行者）、能（才能卓越者）、功（功勋卓越者）、贵（高官和贵族）、勤（勤于国事者）、宾（前两朝皇族后裔者）。“八议”载入《新律》，是儒家“亲亲”、“尊尊”、“贵贵”思想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
官当入律。“官当”是指官员犯徒刑罪，允许其依法以官品和爵位抵罪，又称“以官当徒”。这也是儒家“刑不上大夫”的具体体现。
九品官人法的官僚选拔体制和品官占田荫户制度都体现了儒家“尊尊”的思想。
（2）罪刑适用原则的深刻儒家化（血缘伦理的法律化）
以服制定罪量刑入律，服制，是以丧服为标志表示亲属间血缘亲疏及尊卑，共分五等，故称“五服”。依据服制原则，定罪量刑是：服制愈近，即血缘关系愈亲，以尊犯卑者，处刑愈轻；相反，处刑愈重。服制愈远，血缘关系愈疏远，以卑犯尊，处刑相对加重；以尊犯卑，相对减轻。它是儒家的礼和宗法关系在丧服制中具体化的表现。
“存留养亲”制度的出现，“存留养亲”是指罪犯的亲属没有他就不能生存的，国家允许其申请暂缓刑罚执行，留家赡养老人的制度。这是儒家宗法伦理和国家法制相结合的典型体现。
“重罪十条”的设立，《北齐律》“重罪十条”，就是对以前历代重罪的总结，即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犯这十种罪，不在八议的论赎范围之内。它强化了对君权、父权、夫权的维护，进一步将儒家的礼制内容引入刑律中，促进了礼法二者的融合，加深了儒家化的程度。
3. 隋唐时期——法律儒家化的成型
“礼法合一，一准乎礼”的立法思想。唐朝在立法上形成了宽简、稳定、划一的原则，并且以纲常礼教为核心的伦理观念成为法律的灵魂，立法中以“德礼”为本，以“君臣、父子、夫妻”的儒家礼教的社会统治、家族俗理和道德伦理做为指导思想。
在刑律方面，“十恶”、“八议”、“五服”、“同居相隐”、“矜恤老幼妇孺”等都是围绕违反“三纲”、“五常”准则的犯罪。
《唐律》是一部完备的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在漫长的封建法制发展史中一直被奉为楷模。儒家思想中有关法律的观点直接融入律文中，至此，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最终完成。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制的整体影响
汉代礼法结合，魏晋引礼入律，唐代礼法合一。儒家思想的仁政、礼治、德治的思想经过各代思想家、法学家的发展和填充，已经渗透到法律的各个领域。中国法律儒家化最终完成。
法制史选修课期末论文 Standardization of sany group #QS8QHH-HHGX8Q8-GNHHJ8-HHMHGN#
选修课期末论文中国法制史 安徽财经大学
浅谈中国法制史 通过本学期选修中国法制史的学习过程，对中国古代法制史有了一个初步的、全新的认识。法制作为历朝治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社会生活的工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和完善的。由于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法制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呈现出极其纷杂的现象。但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国法制发展史，从总体上说，“因时变革，不断发展、完善”是法律制度演进的主旋律。因此，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科学地认识和阐述。 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律典是国家的刑法典，其内容是对有关违反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以及侵犯他人人身、财产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规定。律典属于刑事法律的范畴，只是诸多法律中的一种。从古代法律的立法形式看，不仅名目繁多，有关法律形式的名称以及各朝注重的法律形式也不尽一样。如秦有律、命、令、制、诏、程、式、课等；汉有律、令、科、品、比；晋为律、令、故事；唐有律、令、格、式；宋于律令、格、式之外，重视编敕、又有断例和指挥；元有诏制、条格、断例；明、清两代于律和各种法律形式的单行法外，广泛适用例等。此外，历朝还颁布了多种法律形式的地方法规。每一种法律形式都有其独特的功能。以唐代为例，“律”是有关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令”是指国家组织制度方面的规定和行政命令，“格”是皇帝临时颁布的各种单行敕令、指示的汇编，“式”是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的办事细则，各种法律形式共同组成唐代法制发展史，是推动中国古代法律法制不断走向健全完善所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法律思想是中国法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法制史必须与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相结合，这样才能深刻揭示法律形成的深层原因，揭示法律思想对立法司法的影响。中国历朝的立法和司法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法律思想指导下制定和实施的。在封建社会中后期法律不断完善、历朝颁行了上千部法律的情况下，法律思想反而一成不变，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固然，封建社会中后期历朝奉行的是经官方改造了的儒家法律主张，其发展变化是在儒家学说的总框架内进行的。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不断变化和治国实践的需要，儒家的法律思想也在调整和发生变化。 从世界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的文化的发展演变有其明显的特色，这种特色就在于中国传统文明的发展进程一直延续，没有中断。自古至今，“刑、德”被视为治国安邦的两套良策，所以刑法和刑罚为中心的古代法律制度也就必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门。社会的进步，文明的演变，法也从原始简单的习惯，逐渐向着结构严谨、富于哲理的模式过渡，中国历史上法律的变革，实质上代表及反映了中华民族对社会、人生以及与人关系的根本性问题所作的思考，集中、突出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念。所以，刑罚作为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发展与变化，实质上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浓缩。刑罚体系的发展与变化的原因是多层次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同时代不同的当权者亦有不同的举措。但是总的发展趋势是原始的野蛮、落后、残暴向着文明、慎刑方向发展。
法律儒家化的发展历程 ——以汉到唐朝的法制为例摘要：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法制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以孔孟的儒家文化融入并 成为立法依据的历程。封建法律中，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在治国，维护封建统治，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优越性。本文将从汉朝到唐朝的立法思想及制度方面来阐述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且法律儒家化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法律儒家化汉朝唐朝立法 一、封建法制史中的儒思想想之起源 儒家思想这一中华文明智慧的明珠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 二、汉朝到唐朝法律儒家化的立法过程 汉律的儒家化始于汉武帝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的开端，也正是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范围之大，历史之久以至其他思想都无可比拟，正是从董仲舒开始，从法律到社会思潮，从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到家庭伦理甚至个人行为无处不及，也由此，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直影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这便引出了——礼律融合，三纲五常的尊卑思想指导立法或者说是指导了法律的价值取向并奠定了其后各个朝代立法的指导思想。汉朝的核心立方思想“德主刑辅”是以儒家的倡导的教育思想为主，并结合法家思想，是汉朝各个法律的立法基础。在各个法律领域中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封建正统立法思想，同时开始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深入发展，到唐代最终完成。 一、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一）两汉时期——礼法融合的孕育期 （1）董仲舒提出“德主刑辅”的思想，主张教育的作用，减少了“肉刑”，便是受孔子的“仁政，德治”的影响。 （2）“亲亲得相首匿”是董仲舒结合孔子提出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概念而提出的定罪量刑原则。它规定有血缘或姻亲关系的亲属之间，有罪应互相包庇隐瞒，不得向官府告发，对于此类容隐行为，法律也不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制度。 （3）汉朝还对各类违反伦常的犯罪进行严酷的处罚，以维护儒家的纲常伦理。 （4）春秋决狱。在司法制度方面，董仲舒首先倡导用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中的经义，作为司法裁决的依据。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儒家化的发展（一）等级制度及其特权的法律化 （1）八议入律是儒家化加深的一个标志，“八议”就是对八种特殊人物犯罪的上奏请议制度，是儒家“亲亲”、“尊尊”、“贵贵”思想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 （2）官当入律。“官当”是指官员犯徒刑罪，允许其依法以官品和爵位抵罪，又称“以官当徒”。这也是儒家“刑不上大夫”的具体体现。 （3）九品中正制的官僚选拔体制和品官占田荫户制度都体现了儒家“尊尊”的思想。 （二）罪刑适用原则的深刻儒家化（血缘伦理的法律化） （1）五服制罪入律。服制，是以丧服为标志表示亲属间血缘亲疏及尊卑，共分五等，故称“五服”。依据服制原则，定罪量刑是：服制愈近，即血缘关系愈亲，以尊犯卑者，处刑愈轻；相反，处刑愈重。服制愈远，血缘关系愈疏远，以卑犯尊，处刑相对加重；以尊犯卑，相对减轻。它是儒家的礼和宗法关系在丧服制中具体化的表现。 （2）“存留养亲”制度的出现，“存留养亲”是指罪犯的亲属没有他就不能生存的，国家允许其申请暂缓刑罚执行，留家赡养老人的制度。这是儒家宗法伦理和国家法制相结合的典型体现。 （3）“重罪十条”的设立，《北齐律》“重罪十条”，就是对以前历代重罪的总结，即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犯这十种罪，不在八议的论赎范围之内。它强化了对君权、父权、夫权的维护，进一步将儒家的礼制内容引入刑律中，促进了礼法二者的融合，加深了儒家化的程度。（三）隋唐时期——法律儒家化的成型 （1）“礼法合一，一准乎礼”的立法思想。唐朝在立法上形成了宽简、稳定、划一的原则，并且以纲常礼教为核心的伦理观念成为法律的灵魂，立法中以“德礼”为本，以“君臣、父子、夫妻”的儒家礼教的社会统治、家族俗理和道德伦理做为指导思想。 （2）在刑律方面，“十恶”、“八议”、“五服”、“同居相隐”、“矜恤老幼妇孺”等都是围绕违反“三纲”、“五常”准则的犯罪。 （3）《唐律》是一部完备的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在漫长的封建法制发展史中一直被奉为楷模。儒家思想中有关法律的观点直接融入律文中，至此，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最终完成。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制的整体影响 汉代礼法结合，魏晋引礼入律，唐代礼法合一。儒家思想的仁政、礼治、德治的思想经过各代思想家、法学家的发展和填充，已经渗透到法律的各个领域。中国法律儒家化最终完成。 【法律儒家化】 第一阶段：两汉阶段。开始阶段。该阶段的特点是儒家思想仅对封建社会的司法和法理学（律学）发生影响。主要表现是“经义决狱”和“引经注律”。本阶段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思想。由是开始了礼法结合、同条共贯的儒家化过程。儒家思想通过“经义决狱”“引经注律”和“律学家习儒”三个途径慢慢渗入法律中。 第二阶段：魏晋南北朝阶段。比较活跃的阶段。其特点是，儒家思想开始对封建立法发生影响。主要表现在“引礼入律”。“用法不及权贵”的封建等级制度在各国频繁的立法中尤为突出。儒家思想全面渗透到法律内容中，使法典的体例、形式、刑名上都有新的发展。各个王朝纷纷在吸收前代法律的基础上又不断创新，使儒家化的法律日趋完善。从《曹魏律》、《晋律》、《北魏律》、《北齐律》四部法典中，可以看到儒家思想有几个方面被作为封建法典的普遍原则确立下来。第三阶段：隋唐阶段。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最成熟阶段。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唐律》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融为一体，从而完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唐律》是中华法系的楷模，成为宋元明清历代法律的蓝本。宋至明清是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延续阶段。
专制的无比重要性与绝对固定性——君权与臣权、民权势不两立，必须严防大权旁落于他人之手； 以专制而兼法治与礼治、心治——对于前期法家与孔子儒家都各有取舍； 以法家实现无为而治——在君主专制前提下的法治与“无为而治”的合一。 第三大支柱就是墨家。，墨子主张亲疏、贵贱、贫富、贤愚、强弱等一切平等，提倡“兼相爱”、“非天命”，具有“摩肩接踵，利天下为之”的实践精神，是先秦乃至中国古代唯一的反对宗法血统论与宿命论的伟大思想家，其弟子重艰苦实践，遵守纪律。 第四大支柱是道家。老庄的自然主义、相对主义、清高远观、绝对自由、注重精神修养等是道家思想的最大特色。道家在先秦诸子中最大的特点，是它首先注重本体论与辨证法。在思想意识上积极的并非全是好的，如积极作恶；消极也非全是不好，如消极不为恶。道家思想消极方面好的多，积极方面好的少。道家要人们倒退到原始社会去，消灭各种文明，身在放内而心游方外，以生前之苦而思死后之乐，这不能不说是它最大的缺点，对中国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第五大支柱是佛教。佛教是一种外来文化。从两千年前的汉末传到我国，与本土文化融汇为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支柱。佛教倡导鬼神迷信，盛行于民间，给平民百姓以最深刻影响的，主要是因果报应、三世轮回思想。 所谓的第六大支柱就是范缜的神灭论；第七大支柱是李贽的反孔思想；第八大支柱是黄宗羲的反君权思想；第九大支柱是袁枚的情感哲学。这里所罗列的几点均蔡先生本人的观点。 李锦全先生也曾经说到：“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故这里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其核心是哲学思想。由于中国古代哲学与政治、伦理思想的关系非常密切，并且贯彻始终，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又是哲学、政治、伦理思想的综合体。”[⑥] 两者相同的地方是，都讲了百家争鸣。但是李先生仅仅限于百家争鸣，并且把佛教的传入和在社会上的流行当作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冲击。 无论我们是同意蔡先生的划分还是李先生的划分，不可能对每种庞大博杂的文化（儒家、道家、法家等）都进行一番精深地研究，更由于我的智识不够和笔头的拙笨，即使可以贻笑大方地思考一些问题也只会使每个问题显得幼稚和浅薄，所以在这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机制我只略发表一下自己的拙见和陋词，而着重叙述一下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问题及现代化的途径的看法。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历史中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大事以此来了解一下传统文化是如何沉淀的：（1）春秋战国时候的百家争鸣；（2）秦始皇焚书坑儒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3）佛教的输入；（4）理学的兴起（理学成为南宋、元以至明清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到了明清之际，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于是出现了一些具有精湛思想的学者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的理论达到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最高峰）。仅从这些我们就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是卷帙浩繁了，但是马克思说过：“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够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为此我决定从广博文化中的哲学思想里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 任何事物都有其兴衰的过程，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例外，自从西方的文化传入中国以来，大量的外国翻译书籍，大量的外国生冷词汇渐渐地代替了中国的本土文化和词汇。这除了社会上流行的“强势文化”的原因外，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自身的文化存在的问题。这方面我们可以从伊斯兰文化的发展中得到启示，伊斯兰也
法学专业毕业论文选题指南(中国法制史)刑法题目 1、论古代的死刑 2、论流刑 3、论充军刑 4、论肉刑的废除 5、论族刑 6、论赎刑 7、论古代”减死贷命”之刑的设计 8、论清代的监禁刑 9、论无期徒刑在近代的确立 10、论管制刑 11、论古代妇女犯罪 12、论古代妇女的法律的地位 13、论古代疯人犯罪 14、古今疯人犯罪之比较 15、论古代老人犯罪 16、论古代法律对老人的优待 17、论老人法律地位在近代的变化 18、论残疾人犯罪 19、古今残疾人犯罪之比较研究 20、论化外人犯罪
21、论古代犯罪的年龄要件 22、格杀勿论研究 23、论古代因时制宜的刑事政策 24、论古代因地制宜的法律原则 25、论”刑罚世轻世重”原则 26、论古代官僚贵族的法律特权 27、”刑不上大夫”论 28、论古代的共同犯罪 29、论古代的”屡犯罪” 30、古代屡犯罪与现代累犯之比较研究 31、论古代的俱发罪 32、古代俱发罪与现代数罪并罚之比较 33、论复仇制度 34、论比附原则 35、比附与罪刑法定之比较研究 36、古今杀人罪之比较研究 37、论古代的盗罪 38、论保辜制度 39、”论心定罪”研究 40、”原情定罪”与中世纪欧洲”严格责任(或法定责任)”原则之比较 41、论”准五服以制罪”
42、”存留养亲”研究 43、容隐制度研究 44、论从”准五服以制罪”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转变 45、论”五刑”体系之废止与近代刑法体系之确立 46、论近代中国刑法中的”亲属加重原则” 47、论《大清新刑律》(背景/精神/体力/原则/概念/语词) 48、论罪刑法定原则在清末民初之确立 49、论近代刑罚易科制度 关于中国法制史推荐论文题目 50、古今刑罚易科制度比较 51、论古代自首制度 52、古今自首制度比较研究 53、清代刑罚研究 54、劳役刑在古代刑法体系中的确立 55、论徒流刑中心刑罚体系的确立 56、论清代的”监候待质”制度 57、论古代的赦免制度 58、论古代的保释制度 狱讼题目 59、论古代的”地域管辖” 60、论古代的”级别管辖” 61、论刑讯
从唐律的内容看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完成 儒家思想这一中华文明智慧的明珠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
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一）浅谈唐律之儒家化 唐初统治者在目睹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在立法、统治上颇为讲究，强调予民休息，于是以汉初统治者采取了类似的手法即“德主刑辅”的儒家理念，而比对之下，唐初统治者对此更为深入分析和全面的采取实施了这一方法。 1、唐初立法的历史背景 隋朝虽定立了《开皇律》、《大业律》都讲求宽简、轻刑，可在实际运用中却不依法行
“中国法律之儒家化”的梳读与审思 瞿老在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将古代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变迁和法律流变归咎于了一句话：“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即“法律为儒家思想所支配的过程”。瞿老认为，“自儒家化过程完成以后，中国古代法律便无重大的、本质上的变化”，换言之，儒家化，即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极为重要的过程，并使得中国古代法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变化。 一、“以礼入法”的解构 瞿老对中国法律儒家化的研究始于其“礼法之争”的论述。 就性质而言，“礼“为儒家“治平之具”，属于差别性的规范，而“法“为法家治国之器，为同一性的行为规范。当然，法家也并不否认诸如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等的分别及存在，其更为注重的是对法律的执行与秩序的维持。儒家也不曾绝对地排斥法律。对于礼法之关系，瞿老并非如吴正茂所说，“将礼完全地排斥于法律之外”，相反，瞿老认为，礼法之关系“密切无比”，既可分治，又可合一，二者均为社会约束、行为规范，其分别既不在形式也不在强制力之大小分异。此当为“以礼入法”之前提。 其次，瞿老指出，中国古代司法“取自由裁定主义”，审判决狱皆有儒家思想的影响，故“断讼必以礼为根据”。然瞿老之意并不旨在于否定法家思想的作用，更非是要割裂礼法之关系，而是说明其司法实在实现一种礼法互补，互为表里的道德法制、贤人之治，并使“纲常名教”的思想皆得理解、解释、适用。此为“以礼入法”之手段。 二、“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在瞿老看来，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始于魏、晋，成于北魏，经由隋、唐采用成为正统，而自儒家化历程之后，中国古代法律便无重大的、本质上的变化”。此观点主要受到三方面的诟病。 其一，法律之儒家化始于汉。瞿老言，“法律之儒家化汉代已开其端”，但在其看来，汉代
管理学院工业C081班田青 087169 学习中国文化概论的收获我一直很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化，喜欢看一些那类的书籍。虽然上大学读的是工科专业，但是一直没放弃文科的学习，所以看到选修课有中国文化概论这门课，毫不犹豫的选择了这个！上课的第一节老师讲的知识就深深地吸引了我，连续听下来，才明白原来文化如此深奥！ 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而狭义的文化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观念意识成果，主要侧重精神方面的。而老师讲的第一讲便是佛教的形成何在我国的传播。 佛教的创始人是佛祖释迦摩尼，他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姓乔达摩，名悉达多，本事净饭王太子，为释迦族，释迦摩尼为尊称，意为“释迦族的圣人”。 释迦摩尼贵为太子，虽然享受人间荣华富贵，并不缺乏任何东西，无忧无虑，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成熟，太子却开始思考人世间苦恼现象所产生的根源。 他看到四种景象：首先他看到一个完全无依靠的老人，第二次看到了一个极端不幸并患有疾病的人，第三次看到了一队悲痛的人群，抬着他们亲人的尸体去火化。这些痛苦的景象，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但是第四种景象，却使他长久难忘。这就是他看到一位出家人，态度安静、沉着、超然和自立。他得知这是一位出家过清净生活的人，是要寻求真理解决生命之谜的人。 后来经过多次拜访老师和学习，还经过苦行的修炼，最后他认为这些已有的宗教思想都不能解决人的苦恼，经过6年时间最终自己成就了觉悟，开创了自己的理论。释迦摩尼而后开始传授自己的理论，在传道四十年后逝世，而后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经过整理他的理论，成立了教团的组织，最终形成佛教的原始状态。 这就是佛教的形成，而在中国的传播就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时代了，其中唐玄奘是很重要的人物，他对佛教传入我国起了很大的作用。 还有令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中国的古典名著《水浒传》了。《水浒传》写英雄们走上反抗的道路，各有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情况，但是在逼上梁山这一点上，许多人是共同的。书中那一百单八将，人物虽称不上个个性格鲜明,但也每人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例如浪里白条张顺水性奇佳,玉臂匠金大坚石刻技术拔群，还有入云龙公孙胜令人闻风丧胆的魔法，哪一个不是人中奇才！不必说宋江和小旋风柴进的仗义疏财，也不必说武松漂亮的醉拳，吴用的足智多谋.单说天真烂漫的李逵，他颇有些野，一身鲁莽庄稼汉和无业游名的习气，动不动就发火，遇事不问青红皂白，总是一说二骂三打，结果不是吃亏就是后悔，但是却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气概,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有一种英雄气概，有一种愿意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仗义，他这一点让我尤其感动。但其中引人入胜的远不止这样。需要我们认真去体会那些。看完这些，我想了很多。108将的英雄气概让人佩服，结合今天的社会现时，我们想象看，如果让108将来到现今的时代，他们将会如何．单说李逵假如让他来到我的身边,相信没有多少人能有他这样的魅力.这不是因为他的相貌,也不是因为他有多么高挑的身材,更不会是他有大把的财富,就一点,就是他那在别人眼中芝麻大的优点（忠心赤胆）。请不要小看他那芝麻大的优点,在这世界上就要灭绝了。 中国文化古典精深，远不是这几节课就能学好的需要我们一直坚持学下去，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那么学习这些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浅谈对中国古代法制史的认识 2011在职法硕刘雯婧学号：20113030 通过系统的学习，对中国古代法制史有了一个新的全面认识。法制作为历朝治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社会生活的工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和完善的。由于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法制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呈现出极其纷杂的现象。但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国法制发展史，从总体上说，“因时变革，不断发展、完善”是法律制度演进的主旋律。因此，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古代法制发展史，是推动中国古代法律法制不断走向健全完善所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回顾中国古代法制法律的发展历程 中国是个重视历史的国家，从其产生之时起就十分重视各类历史的记载和研究，法制史也不例外。最早记载中国法制内容的是夏、商、周时期的古籍《尚书》。最先使用“法制”一词的是春秋时期的史籍《左传》和《国语》。而且，自先秦到清朝，各代学者对当时法制和法制历史的研究始终没有中断，并编写出许多关于中国法制的史志和类书。其中，最早最典型的当属《汉书·刑法志》。从此点而论，中国法制史学科最迟形成于汉朝。 清朝末年至民国年间，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学者又用较新的方法发掘并整理了一批中国法制史资料，撰写出许多中国法制史论著。尽管这些论著，由于时代的影响和学者本身的局限性，而存有许多需要商讨之处，但其毕竟为中国法制史学科的创新奠定了基础。 二、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传统法制 “礼”和“刑”是两种社会规范，共同构成中国古代法治文明基石，前者为指导性，强行性规范，以道德教化、伦理感化为基本取向。后者为禁止性、惩罚性规范，以刑罚制裁、强制镇压为主要手段。二者互相补充，相辅相成，共同完善了中国传统法律体系。 1、中国古代法律最初是通过中原地区各个部族之间的兼并征服战争与联盟融合过程以及宗教祭祀礼仪等社会活动产生的。具体表现为“刑始于兵”和“礼源于祭祀”两条基本途径。因而分别形成了礼和刑两种不同的法律渊源，法治文明体系贯穿着礼刑并用原则。 2、中国古代法律起源发生在以家族宗族组织及其血缘亲属关系为纽带建立
法律儒家化过程简述 The Standardization Office was revised o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13, 2020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封建正统立法思想，同时开始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深入发展，到唐代最终完成。 一、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一）两汉时期——礼法融合的孕育期 （1）董仲舒提出“德主刑辅”的思想，主张教育的作用，减少了“肉刑”，便是受孔子的“仁政，德治”的影响。 （2）“亲亲得相首匿”是董仲舒结合孔子提出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概念而提出的定罪量刑原则。它规定有血缘或姻亲关系的亲属之间，有罪应互相包庇隐瞒，不得向官府告发，对于此类容隐行为，法律也不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制度。 （3）汉朝还对各类违反伦常的犯罪进行严酷的处罚，以维护儒家的纲常伦理。 （4）春秋决狱。在司法制度方面，董仲舒首先倡导用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中的经义，作为司法裁决的依据。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儒家化的发展（一）等级制度及其特权的法律化 （1）八议入律是儒家化加深的一个标志，“八议”就是对八种特殊人物犯罪的上奏请议制度，是儒家“亲亲”、“尊尊”、“贵贵”思想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 （2）官当入律。“官当”是指官员犯徒刑罪，允许其依法以官品和爵位抵罪，又称“以官当徒”。这也是儒家“刑不上大夫”的具体体现。 （3）九品中正制的官僚选拔体制和品官占田荫户制度都体现了儒家“尊尊”的思想。 （二）罪刑适用原则的深刻儒家化（血缘伦理的法律化） （1）五服制罪入律。服制，是以丧服为标志表示亲属间血缘亲疏及尊卑，共分五等，故称“五服”。依据服制原则，定罪量刑是：服制愈近，即血缘关系愈亲，以尊犯卑者，处刑愈轻；相反，处刑愈重。服制愈远，血缘关系愈疏远，以卑犯尊，处刑相对加重；以尊犯卑，相对减轻。它是儒家的礼和宗法关系在丧服制中具体化的表现。 （2）“存留养亲”制度的出现，“存留养亲”是指罪犯的亲属没有他就不能生存的，国家允许其申请暂缓刑罚执行，留家赡养老人的制度。这是儒家宗法伦理和国家法制相结合的典型体现。 （3）“重罪十条”的设立，《北齐律》“重罪十条”，就是对以前历代重罪的总结，即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犯这十种罪，不在八议的论赎范围之内。它强化了对君权、父权、夫权的维护，进一步将儒家的礼制内容引入刑律中，促进了礼法二者的融合，加深了儒家化的程度。 （三）隋唐时期——法律儒家化的成型 （1）“礼法合一，一准乎礼”的立法思想。唐朝在立法上形成了宽简、稳定、划一的原则，并且以纲常礼教为核心的伦理观念成为法律的灵魂，立法中以“德礼”为本，以“君臣、父子、夫妻”的儒家礼教的社会统治、家族俗理和道德伦理做为指导思想。 （2）在刑律方面，“十恶”、“八议”、“五服”、“同居相隐”、“矜恤老幼妇孺”等都是围绕违反“三纲”、“五常”准则的犯罪。 （3）《唐律》是一部完备的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在漫长的封建法制发展史中一直被奉为楷模。儒家思想中有关法律的观点直接融入律文中，至此，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最终完成。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制的整体影响 汉代礼法结合，魏晋引礼入律，唐代礼法合一。儒家思想的仁政、礼治、德治的思想经过各代思想家、法学家的发展和填充，已经渗透到法律的各个领域。中国法律儒家化最终完成。 【法律儒家化】 第一阶段：两汉阶段。开始阶段。该阶段的特点是儒家思想仅对封建社会的司法和法理学（律学）发生影响。主要表现是“经义决狱”和“引经注律”。本阶段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思想。由是开始了礼法结合、同条共贯的儒家化过程。儒家思想通过“经义决狱”“引经注律”和“律学家习儒”三个途径慢慢渗入法律中。 第二阶段：魏晋南北朝阶段。比较活跃的阶段。其特点是，儒家思想开始对封建立法发生影响。主要表现在“引礼入律”。“用法不及权贵”的封建等级制度在各国频繁的立法中尤为突出。儒家思想全面渗透到法律内容中，使法典的体例、形式、刑名上都有新的发展。各个王朝纷纷在吸收前代法律的基础上又不断创新，使儒家化的法律日趋完善。从《曹魏律》、《晋律》、《北魏律》、《北齐律》四部法典中，可以看到儒家思想有几个方面被作为封建法典的普遍原则确立下来。 第三阶段：隋唐阶段。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最成熟阶段。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唐律》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融为一体，从而完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唐律》是中华法系的楷模，成为宋元明清历
2018年中国法制史论文题目113个 1、论中国国家与法的起源 2、中国古代奴隶制法律制度的基本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3、从云梦秦简看战国秦代的法律制度与立法精神 4、秦汉时期封建行政法律体制的确立 5、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律典的发展定型 6、论魏晋南北朝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 7、论汉唐时期封建法律制度的儒家化 8、论唐代司法制度的重大变化 9、论宋代的编敕 10、宋代的民事法律规范 11、论元代的法律特色 12、评明代的重典治吏 13、析清代的文字狱 14、试评《大清民律草案》 15、太平天国法制初探 16、试论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司法制度 17、南京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法律体系初探 18、延安时代的法制理论与实践 19、试论西周的宗法制度 20、试论西周的刑事法律制度 21、试论西周的民事法律制度 22、试论李悝的《法经》 23、试论秦国和秦朝法制的得失 24、汉文帝除肉刑述评 25、“春秋决狱”的由来和影响 26、论“十恶” 27、试论唐律的特点和地位 28、试论唐律中的刑法原则 29、试论唐朝的司法制度 30、试论唐朝的监察制度 31、试论宋朝法律的主要变化 32、试论元朝法律的主要特点 33、试论明律体例和内容的变化 34、试论明清的文字狱 35、试论明清的司法制度 36、评太平天国的法律制度 37、试论清末的预备立宪 38、论论清末刑事立法的发展变化 39、试论清末的民事立法 40、试论清末的商事立法 41、试论清末司法制度的变化 42、评《中华民国临时的约法》 43、评北洋政府的立宪活动
44、评南京国民政府的宪法 45、评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法 46、评南京国民政府的商法 47、评南京国民政府的刑法 48、评南京国民政府的司法制度 49、试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建设 50、试论抗日民主政权的司法制度 51、经济改革是法制发展的先声--从春秋战国清末的经济改革，看中国法制的发展 52、试论中国刑罚制度的发展变化 53、试论中国古代惩治贪官的法律规定 54、试论“重农抑商”方针对中国古代经济的影响 55、试论中国传统法制的主要特点 56、中国古代神权法思想论略 57、儒家法律思想评论 58、法家法治理论研究 59、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主要特征 60、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的法律思想 61、资产阶级改良派法律思想评述 62、资产阶级革命派法律的思想评述 63、清末修律与礼法之争 64、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与当今法制建设 65、中西法律思想比较研究 66、论古代法治与现代法治 67、论古代法学与现代法学 68、湖州海岛教案的历史还原与重新评价 69、《南部档案》清代州县诉讼中的“中证”考察 70、论清王朝涉藏刑案处理的司法特色 71、古代中国人的日常法律意识 72、中国古代立法经验镜鉴 73、上海道契特殊法律地位的形成 74、环保法还是消防法之法学历史考证 75、南京国民政府司法官管理探析 76、云南武定环州傈僳乡民控土舍李自孔案的历史考察 77、五代宋初天台宗传法中心的转移 78、法律文书公开古今谈 79、浅析魏晋时期“八议”制度的特点 80、清末法典修订意义刍议 81、民国时期灾民的权利保障 82、清代水事纠纷与政府应对 83、汉朝法律思想变化在汉朝民事法律制度中的体现 84、中国古代以法促廉及其启示 85、近代日本法史学研究方法的分析 86、论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法的历史变迁 87、从《洗冤集录》看宋慈司法刑事检验的法律思想
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 中国就是世界著名得法制文明古国, 中华法系博大精深。在漫长得历史长河中,传统法律继承发展,代代相传,具有鲜明得民族特色,自成体系,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可谓独树一帜,而这一过程最突出得特点就就是受到儒家伦理思想得深刻影响,儒家中得基本法律思想与传统法律逐渐渗透融合,肇始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形成于隋唐。因而,法律儒家化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形成发展中得最重要得特点。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得“周礼”。西周初年,有一个重要得政治家、思想家—周公,她就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武王死后,就由周公辅政。相传周公在辅政期间,曾就夏、商两代礼制加以折中损益,加上周族自己得礼制,制定了通行全国得较为全面得周礼,这就就是传说中得“周公制礼”。 周公制礼得内容非常广泛,大到国家得政治制度,小到个人得日常行为都有详细规定。无论就是宗法制、分封制与国家重大活动得制度礼仪,还就是个人得婚姻、丧事、成人礼仪、祭祀活动等都有涉及。通过周公制礼,统治阶级力图使西周得社会制度、国家制度与人们生活以及思想,都要符合礼得要求,做事以礼为准则。 周礼实际上已作为一种积极规范调整着西周时期社会生活得各个方面,因此,周礼也就是西周时期法律规范得重要形式之一。此后,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虽然朝代不断更替,但西周时周公制礼所确定下来得各种礼制都被继承了下来,特别就是婚姻制度得影响,一直到现在还可以瞧到周礼得影响。
礼最早就是氏族社会时期人们祭祀鬼神得仪式。在这种侍奉鬼神得仪式中已包含了当时人们对于神、对于自然以及对于自己得同类得一些瞧法,而能否参加祭祀、由谁来主持祭祀就是其中得重要内容。西周时期,经周公制礼之后,周代礼制得内容与规模都有了空前发展,对当时社会生活得各个方面都起着重要得调整作用。许多内容为后世儒家所继承与发扬,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得核心内容,并深刻影响着整个东方世界。 礼包括两个方面,一就是国家系统得典章制度,二就是人们得行为规范与婚、丧、冠、祭等各种礼仪。周公制礼后,礼在西周就具备了法得性质,因为它完全具备了法得三个基本特性:规范性、国家意志性与强制性,在当时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起着实际得调整作用。礼被认为就是“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得头等大事,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 礼与刑就是西周法得两个基本方面。在中国法得起源过程中,法与刑为主要内容,刑与法就是相通得。最早以祭祀习俗形态出现得礼,经过夏、商、周得不断发展与改造,成为西周习惯法得重要基础,礼同样发挥着法得功能与作而且它也有法得强制性。礼就是以刑得强制力为后盾保障其贯彻实施得,其本身也包含着刑得规范要求,这就就是所谓得“寓刑于礼”。礼与刑两者既有相通之处,又各有侧重,它们共同起着调整社会关系、规范人们行为得作用。礼就是刑得基础与渊源。礼从积极方面来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而刑则从消极方面来规定人违礼以后如何处罚。
论儒家的法律化与法学的儒家化（注解版） 张守东 在中国哲学史上从子学时代到经学时代过渡期间，[1]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义决狱潮流在把礼与法这两种治国方略结合起来的同时也把儒法这两个虽有师 承渊源却又近乎势不两立的学派联系在一起。无论是“焚书坑儒”还是“独尊儒术”均未使儒法两家真正不共戴天，而终于握手言和，这既是因为原本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是因为彼此需要互补，共同完成治国平天下的大业。于是，为了永结同心，儒家传人一改先秦儒家的君臣关系相对论，由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等人继承了法家的君臣关系绝对论，以便使儒术能为“马上得天下”（汉高祖语）的霸主采纳，同时，汉儒把律学作为家学发扬光大，既使法家系统的法律得以实现儒家化的改造，又象梁治平所说的那样，使古代法的伦理结构得以重建。[2]可以说，汉儒既是儒家的传人，也是法家的传人。 本文拟讨论陈寅恪率先提出的“法律儒家化”、余英时提出的“儒学法家化”以及梁治平提出的“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进而发表本人对相关问题以及“德治”与“法治”的浅见。 一、关于“法律儒家化” 法律儒家化一说从陈寅恪开始，瞿同祖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详尽的发挥。陈先生在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指出，“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造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采用之，辗转嬗蜕经由（北）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统不祧之正统。”[3]不过，陈先生讲的儒家化是从晋而非从汉开始的。瞿同祖的主张大体相同，但他认为汉代已有端倪：“儒家化汉代已开其端……”“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是始于魏晋，完成于北魏、北齐，经历了三个半世纪，隋唐集其大成。”[4]他又说，“中国法律之儒家化经魏、晋南北朝已大体完成，不待隋唐始然。”[5]美国学者布迪与莫里斯在其合著的《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中也附和法律儒家化的观点，他们指出，虽然法家思想中可能有一些内容为中国法律所保留，但在整个帝国时代，真正体现法律特点的是法律的儒家化。[6]关于汉律儒家化的原因，瞿同祖认为，在秦汉时代，中国法律是法家化的。在汉朝，法律本身是法家化的，因为法律不能被随意变化，从而采用了以经义决狱的方法。梁治平却认为，董仲舒的引经断狱往往不是因为当时缺少可资援用的法律规范，而是另有缘故。这缘故或者是法律秩序道德的不利，或者是人们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未能把握儒家的纯正精神，却很难归结为当时的法律是非儒学的乃至反儒学的。董仲舒援引经义都只是辨明事实，而不曾以经义否定成法。[7]台湾学者徐道邻认为汉代引经决狱有三个原因，一、律令发展太快，人们来不及深入理解；二、汉王朝崇尚儒家经术，而儒家认为经书的权威高于法令；三、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本来就很多。[8] 另外，汉代的大儒都写法律章句。儒家一直是法律的反对者，他们为什么对写法律章句感兴趣呢？这是大可寻味的。这是他们以此对法律的适用施加影响，用儒家的思想观点左右法律的实施的积极方式。[9]梁治平认为，古代的律学，不论所采取的形式为“大义微言”，为“章句训诂”，或者为“疏议”，为“讲义”，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标准 课程编号：131024 课程总学时：40 课程学分：2.5 课程类别：专业选修课 适用专业：文秘 制定单位：人文学院 制定时间：2014年7月 一、课程总述 1.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文秘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是一门兼顾历史的关于中国国别文化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课程。主要让学生比较全面地了解中国悠久而丰富的文化内容，扩展知识，理清脉络，进一步认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在此的基础上，引发学生思考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自豪感，培养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本课程无先导与后续课程，与古代文学、古代汉语、中国秘书史等课程在内容上有较多关联。 2.课程设计思路 现代秘书必须具备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和职业素养，需要了解与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知识营养，了解秘书工作产生与生产的文化大环境，增强民族自信心、自尊心、自豪感，养成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爱国主义情怀，这是设置本门课程的理论依据。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时间长，覆盖面广，理论性强，知识系统性强，在教学过程中以理论教学为主，可辅以社会调查、专业考察等形式，以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在教学组织与安排上可以以讲授、讨论、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课程目标 课程总体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比较全面地了解中国悠久而丰富的文化内容，扩展知识，理清脉络，进一步认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在了解、认识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引发学生思考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自豪感，培养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大学生对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灿烂文化成就有一个宏观的、明确的把握，从而引发他们关心和思考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创新和发展问题以及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论中国法制史的儒家化 一个国家特有的自然环境和民族气质铸造了一个民族的行为方式。同西方不同，中国古代没有真正的法学家但是却拥有了集教育法学思想理论为一体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是建立中国法律制度的道德基础，也是贯穿于中国法制史的一条主线，在中国的每个朝代都或多或少带着儒家思想的烙印。 儒家思想在先秦早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复学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仍然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儒家思想植根于中国古代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自我调整适应了中国的变化。因此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 Ⅰ:关于儒家思想的对我国法制史的积极影响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做阐释： （—）：儒家思想是我国古代立法的渊源 （二）：儒家思想对我国古代司法的影响 （三）：儒家思想对我国古代行政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儒家思想是我国古代立法的渊源。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立法的渊源 儒家思想对我国传统立法的影响主要是“礼”和“仁”的思想为我国古代立法打下了思想基础，在古代一切立法原则及法之专语均从儒家的经典著作中寻找。如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即所谓的德治和仁治这两种理念成为统治者立法的一个基本点，而“以德治国”这一立法理念从汉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中国法制史上的一条不可磨灭的立法主线。汉初，实行的主要实行的是黄老的“无为”学说，追求的是“自由主义”。但是这种理念的背后是否也隐含着儒家思想中的“轻徭薄赋”和“以德治国”的内涵吗？答案是肯定的。汉初的休养生息和制定的法律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儒家思想到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更加成为我国古代立法的渊源。当时出现的“春秋决狱”就是典型的例证。《春秋》在汉代被尊为经典，在遇到律无正条或虽有正条却不合乎儒家道德的案子时，司法官员便依照《春秋》断案，这样就是《春秋》成了一种凌驾于现行法律形式之上的一种独特的法律形式，且具有当时宪法的效力，赋予《春秋》竟如此之高的法律效力，这是由董仲舒开端的，他的春秋决狱不仅把儒家思想渗透到当时的司法实践中而且还把它渗透到立法实践当中去了。他凭借皇权的支持把《春秋》经变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具有极高的法律效力的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2）春秋决狱甚至不是根据儒家思想的理念而立法而是完全把儒家经典著作作为法律条文，正是《春秋决狱》完全揭开了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立法的基础，从而促使后代一代又一代的统治者恪守下去。 为什麽儒家思想能够成为中国古代的立法渊源呢？我认为是孔子的教育是有教无类的教育，且不论其阶层有的是奴隶有的是犯人……他们的地位都很低微。因为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教育，使儒家思想在社会的最低层形成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统治者在即将登基是愿意做一个昏君的，而在立法时且要立的是作为维护和会秩序的法时，其自然的就与深深的影响着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秩序变更的儒家思想有更好的沟通与联系。而且一些立法官僚大多是儒士出身，其参与立法不可避免地以儒家的经句作为立法的依据。因此儒家思想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