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图》气势磅礴，青绿水墨淋漓，辉映交融。全卷从左上方鄱阳湖，庐山含鄱口画起，从水天一色的鄱阳湖进入云气晖映的崇山峻岭之中。山中雨雾飘渺，壑底生烟，峰上重重密林，后面的峰峦时隐时现。画中屋宇亭桥依稀可见，烟消云散处峰峦林木详实细密，深沉之处既虚又实，泼重墨、重彩如黑云蔽日。
展开画幅，气势雄伟，摄人心魄：下部古木森然，郁郁葱葱，上部峰峦叠嶂，逶迤起伏，变幻无常。山中屋宇、楼阁、小桥、茅屋星罗棋布，若隐若现。正中则是一瀑飞泻，紫烟缭绕，左上角浩浩淼淼，似见彼岸，应该是长江吧。虽说用的是张大千晚年的泼墨泼彩法，但与常见的不尽相同。画面上群山丛树还是实笔多，勾勒精到、皴擦厚实、点染凝重，与泼墨泼彩形成的云雾虚幻相映衬，更显得苍苍莽莽，瑰丽绚烂。张大千在画上自提诗云：“从君侧看与横看，叠壑层峦杳霭间。仿佛坡仙开笑口，汝真胸次有庐山。远公已过无莲社，陶令肩舆去不还。待洗瘴烟横雾尽，过溪高坐横眉山。”这也就解开了张大千一生没去过庐山，却将庐山选作可能成为自己绝笔的题材，原来庐山之美，早在张大千胸中酝酿，聚天地之精华，集江山之瑰丽，这就是画家意中的庐山，也即画家心中的祖国河山。
张大千（1899——1983），名爰，小名季爰，四川内江人。他是一个享乐与殉道两种价值取向并存，亦虐亦庄、亦俗亦雅、玩世而从艺虔诚的人。当通过时代画家在注重西方绘画样式技法时，他却从极富生命力的民间传统艺术中获得创造的启示。其晚年的泼墨泼彩，彻底走向抽象化，完成对传统山水画的超越。
1981年初夏，旅日友人李海天请张大千为其日本海滨新建的高级观光旅社画一巨幅挂壁。当时张大千已有八十有三，疾病缠身，尤其是糖尿病引发目疾，视力衰退，然而经过深思熟虑，张大千慨然应诺，并决定以从未去过的、然而情节胸怀的庐山为题。这是一幅10.8米长、1.8米宽的巨构。为此，张大千将其台北摩耶精舍的画室与隔壁房间打通，专门制作一张巨大的画案，将一块整绢铺于上。7月7日举行开笔典礼，来宾有张群、张学良夫妇等9人。先将画绢全部打湿，只见张大千抓起一支有如拖把的大笔，站到一只矮凳上，把笔往墨盆里一挠一滚，然后双手提起大笔往画布上大拖大拉。接着，张大千把长袍袖口一卷，端起一盆盛满青绿颜料的瓷钵，在绢的另一部分小心的连泼带洒，然后又拿起排笔，一面引导青绿颜料的漫延，一面又将排笔沾上颜料点点染染。忙了几个小时，在场的人依然看不出眉目，但是张大千却从容不迫，显得早
已胸有成竹。这张画工程浩大，整整画了一年半，期间，张大千数次心脏病发作晕倒送院急救，稍康复又让助手抬上画案，真所谓呕心沥血。因定于1983年1月在台北历史博物馆展出，所以虽未完全竣笔，张大千只得将画送付装裱，准备展出后在进行润饰，但是没有想到3月8日张大千在伏案题书是溘然长逝，终究没能完成和落款。至今我们看《庐山图》，其左上角上有仅用淡墨勾勒，未及皴擦点染之处，但这已无损于整幅画的辉煌。
张大千晚年，尤其是在台湾时期的画风，是以粗笔写意为主，工笔则几乎绝迹不画了。因此在风格上，早年的俊秀、中年的精工，都在晚年转向趋于朴茂、沉郁和老苍，甚至于拙重。
然而，张大千为什么会有绘画风格的巨大转变呢？
第一，泼墨是中国传统绘画的方法。张大千说“我的泼墨方法，是脱胎语中国的古法，只不过嫁衣改变罢了。”
第二，在敦煌面壁三年，对张大千以后的艺术风格的变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受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张大千在欧美住了三十余年，可以说，在中国，张大千是与西方关系最密切的艺术家。特别是与毕加索会晤之后，他能够汲取西方现代派艺术的优秀成果，把抽象的方法引入到中国绘画中。
第四，由于眼睛有病。张大千说“目疾日益朦胧，不能复细笔矣，此泼墨略抒胸臆而已。”
张大千在台北赶画时，风格直趋简朴，青壮年时期的精工设色用笔不再。台北时期由于整体环境使然，不能向以往时期一样静下心来精心创作。不过，张大千还是竭尽全力画了最后一幅——《庐山图》。虽因体力不支，未能展示出他最称心的表现，但是整体结构气势浩然的《庐山图》，还是不负所望地为张大千的传奇画下最令人赞叹的精彩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