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社会大致经历三次较明显的变化。第一次变化始于会同元年（938年）燕云十六州的并入，经济、社会构成的变化促使契丹族加快了封建化步伐，辽朝建立了中央集权、胡汉分治的政治体制；第二次变化始于澶渊之盟（1004-1005年），辽朝结束了与中原政权长达数十年的战争状态，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深入，辽境农耕地区和草原地区的经济文化都有较大发展，并加大了经略西北、西南、东北边疆民族地区的力度，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第三次变化始于大康年间（1075-1084年），耶律乙辛诬害道宗皇后和太子，擅权恣肆。自此，辽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政治腐败，经济衰落，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尖锐。本文试就澶渊之盟后辽朝社会构成与社会文化的若干变化略陈管见。限于学识及史料的匮乏，所论难免是肤浅甚至错误的，恳请同仁指正。
（一）阶级关系和社会构成的变化
建国前契丹族尚未完全进入阶级社会。随着大量各族战俘的迁入，特别是征服渤海国和获得幽云汉地后，契丹族很快完成了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但辽朝社会始终存在大量的贱民奴隶。官奴主要是宫户奴隶，私奴称驱口[1]。从辽初至圣宗时期，屡见将生口、俘户、宫户、叛户分赐贵族、群臣、将校的记载。奴隶的来源包括战俘、债务奴、犯罪籍没、依仗权势抑良为奴等，而以建国后开疆拓土所得的战俘奴隶最多。
出于发展封建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征调兵徭的需要，圣宗初期即见抑制奴隶制因素的记载。《辽史》卷一一统和四年（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四月壬戌载：辽军“围固安城，统军使颇德先登，城遂破，大纵俘获。居民先被俘者，命以官物赎之”。这是说城破以前被辽军将士俘获的居民，用官物赎还为民。统和七年二月，“诏南征
所俘有亲属分隶诸帐者，给官钱赎之，使相从。”[2]用官钱向诸族帐赎奴，可能变私奴为官奴，更有可能是释奴为良，让他们承担国家的赋役。实际上，自辽初起，并非将战俘一律变为奴隶。在那些用战俘建置的州县，战俘就不是奴隶。统和十三年四月，“诏诸道民户（穆宗）应历以来胁从为部曲者，仍籍州县。”[3]部曲是地主贵族的依附民，或即处于奴隶地位。被胁从为部曲，是豪强兼并的结果。
澶渊之盟切断了辽朝掳掠人口的主要来源，是对奴隶制因素的极大抑制。战后，不少被掠的汉人得以归乡。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二月，诏“没蕃汉口归业者，均给资粮”。[4]次年又“诏河北诸州民陷契丹而归者，旧住庄产，勿限编敕年岁，并给之”。[5]据河东安抚司大中祥符七年（1014）的报告，“北界自景德二年后，汉口被掠自归者千六百二十五人。”[6]澶渊之盟后，在对外战争中仍见将俘虏抑为奴隶的情况，如统和二十八年征伐高丽后，次年二月，将“所俘高丽人分置诸陵庙，余赐内戚、大臣”。[7]但对国内抑良为贱的现象则继续予以制止。开泰元年（1012）十二月，诏令“诸道水灾饥民质男女者，起来年正月，日计佣钱十文，价折佣尽，遣还其家。”[8]这实际是用雇佣劳动取消债务奴隶。开泰八年，南京一带发生灾荒，同知南京留守杨佶就采取这种计佣赎身的办法，解放了不少卖身为奴的人[9]。
在封建观念的影响下，有的人主动放奴。宋朝名臣田况之父景德中由辽境南归，“始，契丹寇澶州，略得数百人，以属况父延昭。延昭哀之，悉纵去，因自脱归中国。”[10]有的官奴婢被赎出去，组成新的家庭。如涿州新城县人李家兴“以钱二十千赎得南界掠来妇人阿杜为妻”。[11]法律的调整也减少了罪奴的数量。如，辽朝一向“蕃人殴汉人死者，偿以牛马，汉人则斩之，仍没其亲属为奴婢”，圣宗母承天太后始“一以汉法论”，即一律依据律令裁决。[12]太平七年（1027），“诏诸帐院庶孽，并从其母论贵贱。”[13]次年，“诏庶孽虽
已为良，不得预世选”，又“诏两国舅及南北王府乃国之贵族，贱庶不得任本部官”。[14]庶孽即妾之子。以上规定显然是出于维护封建等
级制度的目的，但却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婢生子转良现象的普遍存在。兴宗重熙十五年（1046年）“禁契丹以奴婢鬻与汉人”。[15]契丹人既不能与汉人进行奴隶贸易，当他们需要钱时，就可能听驱口赎身。
辽圣宗时，部分奴隶被编置成国家直属的部落，成为国家编户。如稍瓦部、曷术部部民，本是“诸宫及横帐大族奴隶”，国家取之置石烈，分别从事狩猎和冶铁业。圣宗“以户口蕃息置部”。[16]从奴隶到编户平民，不仅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也使国家获得封建赋役的承担者。
原来隶于诸宫卫的各族宫分人，圣宗时也有不少从宫卫中划出来，编为直属国家的部落或州县。圣宗三十四部中，撒里葛部、窈爪部、耨盌爪部、讹仆括部、奥衍女真部等十九部，“皆俘获诸国之民，初隶诸宫，户口蕃息置部。”脱离宫卫后，诸部分隶南、北宰相府，镇戍边疆[17]。上京定霸县、保和县、宣化县都是圣宗统和八年“以
诸宫提辖司人户置”；[18]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人户所置州县还有
仪坤州来远县[19]、显州属辽西州长庆县[20]、川州弘理县[21]。开泰初所建信州及二属县，析平州提辖司人户并他县人户置[22]；来州属隰州，“圣宗括帐户迁信州，大雪不能进，建城于此置焉。”[23]帐户即宫帐户、宫分户，有契丹等游牧民，也有汉、渤海族等定居农耕民。提辖司，亦称制置司，乃提辖制置司的简称，是设在府州、管理各地汉、渤海人宫分户的机构。[24]
《地理志》所记其他州县，想必还有以宫分人建置而漏记者。《辽史》卷15《圣宗本纪六》开泰二年四月记载：“以韩斌所括赡国、挞鲁河、奉、豪等州户二万五千四百有奇，置长霸、兴仁、保和等十县。”豪州为头下州，奉州或为头下州丰州之异写，而赡国、挞鲁河人户很可能就是宫分人。如果《本纪》保和县的记载纪年无误的话，此推理
便能成立。以宫分户编置的州县，或者隶属宫卫，或者直隶朝廷。隶属宫卫州县的编户不是宫分人。宫卫属于内府、内库，皇室是其所有者。控制宫卫的极度膨胀，对国家经济发展、健全财政、赋役制度都是有利的。
贵族的头下军州，圣宗以后不少被国家收归国有，成为宫卫州县或直属朝廷的州县。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结建州县以居之”，“加以私奴置”[25]，本身就是辽朝抑制奴隶制的产物。俘户、私奴编入头下军州，其身份与驱口贱奴不同，是为转户，类似客户。[26]头下军州户的赋税在头下主与国家之间分配，他们对头下主保留较强的依附关系。圣宗以前，或因犯罪籍没，或因绝嗣，头下军州也有收归国有的。圣宗以后，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央集权的加强，国家强化了对头下军州的控制，除少数以公主媵臣户建立的头下军州外，不再见新的头下军州建立，原有的也不少收归国有。[27]
自辽太宗“籍五京户丁”以来，直到圣宗时期方见统计户口的记载。一次是统和九年“通括户口”，一次是统和十五年“通括宫分人户”。统和二十一年又见“通括南院部民”。[28]户口统计工作与上述州县、部落的建置沿革，不无关系。这是辽朝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它肇始于统和前期，而于澶渊之盟后继续进行，并得以巩固。
圣宗时期，奴隶的法律地位也有所提高。原先奴隶主可以任意杀害奴隶，统和二十四年，规定“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无得擅杀”。[29]公主、贵族擅杀奴隶也要论罪。圣宗开泰六年，公主赛
哥杀害一名婢女，公主、驸马受到降爵削职的处分；[30]兴宗重熙年间，契丹贵族耶律袅履擅杀他人婢女，有司拟以大辟论，因其善画，讨得兴宗的欢心，被免死，流于边地。[31]对奴隶的刑罚也有所减轻。兴宗重熙二年规定，奴婢犯逃或盗窃主家财物，“主无得擅黥其面”，只能刺臂部、颈部。这和同时颁布的在全国废除鲸面的法令是一致的
[32]。原来规定只有主人犯谋反大逆等死刑罪时，奴隶才能告发官府，道宗清宁四年，掌内藏库官员赃满两贯就允许奴隶告官[33]。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政治法律制度的完善，是抑制奴隶制因素、提高奴隶法律地位的根本原因。
阶级关系、社会构成的变化、民族融合的加快，出现统一官制、整齐风俗的呼声，并需作相应的法律调整。辽初基本是“因俗而治”，“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34]，“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唐）律令。”因而“同罪异论者盖多”[35]。圣宗太平七年七月，诏更定法令，要求“《制条》中有遗缺及轻重失中者，其条上之，议增改焉”[36]。兴宗重熙五年四月，颁行太平七年以来新定《条制》[37]。重熙二十年，再诏更定《条制》[38]。道宗咸雍六年（1070），“帝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国法不可异施”，命令更定《条制》，“凡合于律令者，具载之；其不合者，别存之。”大康、大安间续有增订[39]。
道宗清宁三年（1057），帝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呈皇太后[40]。这种政治理念的出现，尽管与现实存在一定的距离，但确是辽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反映了民族融合的趋势，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早在兴宗重熙七年，萧孝忠任东京留守时，奏请取消渤海人击鞠的禁令，认为“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分彼此？”五年以后他入朝任北院枢密使，又奏请：“一国二枢密，风俗所以不同。若并为一，天下幸甚。”[41]圣宗以来的法律改革，基本沿着糅合番、汉法律的
道路进行，反映了社会生产生活的深刻变化。但道宗过于偏向汉制，对契丹等族的传统法律、习惯扬弃过甚，加之吏治腐败，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法律改革以失败告终。史载：“条约既繁，典者不能遍习，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众，吏得因缘为奸”，大安五年，复行重熙旧法[42]。
总之，澶渊之盟后历史发展的事实说明，和盟对辽宋双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发展相对落后的契丹族和幽云以北地区来说，积极意义十分明显。实际上，自辽太宗入侵中原遭受重创以来，契丹社会上下都已厌苦得不偿失、无休无止的南侵战争。辽穆宗实行休养生息，遂致“户口丰殖”，“年谷屡稔”，南大王耶律挞烈、北大王耶律屋质终成“富民大王”。[43]辽景宗在位时，继续实行睦宋政策，保宁六年（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涿州刺史耶律琮致书宋雄州守臣，希望双方修好，得到积极响应。[44]萧太后（953-1009年）自幼目睹应历（951-968年）以来和平环境下社会经济的繁荣，亲历乾亨（979-982年）以来辽宋交恶对辽朝社会经济的破坏。当意外虏获宋真宗的藩邸亲信、宋将王继忠后，王继忠又晓陈和战利害，并表示愿意为辽宋和好上书宋真宗。[45]萧太后遂决意大举南下，以兵逼和，期望一劳永逸，尽快结束辽宋敌对状态，签订和盟，在她有生之年为她的子孙后代创造一个和平有利的发展空间。[46]
（二）文教昌兴与礼法观念在契丹人中的推广
澶渊之盟前，辽朝大量吸纳中原官僚儒士进入统治机构。占领燕云地区后，在积极使用该地区汉族文人的同时，仍重视从晋、周、宋统治区引进人才。统和七年，“宋进士十七人挈家来归，命有司考其中第者，补国学官，余授县主簿、尉。”[47]统和十二年十一月，“官宋俘卫德升等六人”，并“诏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具以名闻。同时“诏郡邑贡明经、茂才异等”。[48]由于征战不已，实无暇顾及发展文化教育，培养自己的人才。而发展较落后的契丹统治阶级对文教事业的认识也是有限的。到景宗、圣宗统治时期，封建化的发展奠定了文教事业进步的基础。澶渊之盟关闭了吸收中原儒士官僚的
大门，为培育人才，辽朝重视发展教育文化，进一步推行科举制。与宋朝的经济文化往来，也开阔了辽朝人的眼界。契丹人的整体文化素养显著提高，儒家礼法观占居主导地位。这无疑是辽朝社会的重大变化。
《辽史》卷103《文学列传上》的赞论说“统和、重熙之间，务修文治”。这当然是和平环境下的政策取向。统和九年，枢密使室昉、翰林学士承旨邢抱朴等进呈所修本朝《实录》[49]。圣宗在位末期命令更定法令。兴宗重熙中，命臣僚编撰契丹建国前事迹及诸帝《实录》；又以“礼书未作，无以示后世”，编修《礼典》；颁行新订的《律令条制》，并“诏译诸书”。兴宗时还有修国史的计划，但晚到道宗大康中始置局编修。[50]汉儒给辽道宗讲解《论语》，避讳“夷狄之有君”句，道宗说：“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51]道宗时期，在圣宗、兴宗的基础上，辽朝
接受汉文化的程度、封建礼法制度的完善程度，确实达到很高的水准。大康七年《义丰县卧如院碑记》有云：“伏维今皇帝璿衡御极，玉斗乘时。程文选入彀之英，恤孤颁省刑之诏。礼乐交举，车书混同。行大圣之遗风，锺兴宗之正体。”[52]就是将辽朝兴举礼乐作为圣宗、兴宗以来的遗风、正体。澶渊之盟后的第三年，辽朝在上京以南、奚王故居，“拟神都之制”，建中京大定府。李锡厚先生指出，中京是辽朝汉化逐步加深过程中兴建的一座完全汉化的都城。[53]创办学校、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是文化教育昌兴的重要标志。辽初已在上京设置国子监。幽云地区的州县学校多废于战火，辽早期自然难以兴复。现传世有统和以前重修寺庙、经幢的石刻若干通，独不见兴修学校的记载[54]。燕京建有太学，圣宗统和十三年（995年），“以南京太学生员浸广，特赐水硙庄一区”。[55]澶渊之盟后，学校间有兴建。开泰元年，归州上言“居民本新罗所迁，未习文字，请设学以教之”，诏允所请[56]。但学校教育的普遍化似在道宗时期。清宁
元年十二月，“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57]中京国子监、应州、滦州、高州、良乡县、新城县、玉田县等州县的学校都是道宗以后创办的。[58]医巫闾山、南山、太宁山等处，似建有书院，供有志的读书人在此研习学问（见下文）。但是，朝野上下、黎民百姓对“阐扬儒教，辅助国风”[59]的孔庙、学校的建设热情，显然远逊于对寺院的热情。辽朝文教事业远不及宋，后来的金也大大超过了它。佞佛与契丹人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是文教发展的两个重要不利因素。
汉族文人儒士，入辽后大多见用，入仕之外，读书、作文、赋诗仍是他们的立身之本。澶渊之盟后，随着统治者对文教事业的倡导，汉人中崇儒尚学之风逐渐形成。宦官王继恩，统和间南征被俘时不足十岁，后“通书及辽语……市书至万卷，载以自随，诵读不倦”[60]。涿州人王鼎“幼好学，居太宁山数年，博通经史。时马唐俊有文名幽、蓟间，适上巳，与同志祓禊水滨，酌酒赋诗。鼎偶造席，唐俊见鼎朴野，置下坐。欲以诗困之，先出所作索赋，鼎援笔立成。唐俊惊其敏妙，因与定交。清宁五年，擢进士第。”这说明兴宗时期幽蓟地区存在诗（文）友社之类的组织。
辽太宗获取幽云地区后，为笼络士人，延揽人才，曾开科取士。后来科举兴废无常。圣宗统和八年，诏开贡举，自此到圣宗末年，大抵每年开科一次。兴宗以后，效宋制，每三年一试。进士的录取人数在澶渊之盟后明显增加。据研究，辽代“其初放进士，每次仅一、二人，或三、四人，直至辽圣宗统和末年，不过二十余人；其后逐渐增多，辽兴宗时达五六十人，至道宗时增至一百数十人。增多的原因主要是，辽圣宗统和二十三年（1005）辽宋缔结澶渊之盟以后，南北交欢，友好相处，政治比较安定，辽朝社会经济有所发展，朝野都趋向于文化教育的提高，重视科举，应举者多，所以录取也逐渐增多。”[61]太平五年秋冬，圣宗驻跸南京，十一月，召见进士七十二人，据其赋
诗工拙分别授予太子校书郎和崇文馆校书郎之职[62]。太平九年十一月，皇城进士张人纪、赵睦等二十二人入朝，试以诗赋，皆赐第[63]。朝廷对进士的优待，激励汉、渤海族官僚、地主乃至一般平民子弟读书求取功名。兴宗以后，进士成为南面官的清选，中高级官员中进士出身者的比例大大提高。风气所至，那些号称豪门大族，一向靠祖荫入仕的子弟，也纷纷加入科考行列。有的契丹人也以金榜题名为人生的理想和荣耀（见下文）。这对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辽朝号称“以用武立国”[64],前期庶事草创，国家致力于拓展疆域，契丹贵族、平民多在马背上征战四方，“弋猎为务，戈矛是功”，[65]文事多交由汉人处理。契丹贵族中虽也有若干好学能文者，如太祖长子耶律倍、耶律隆先父子、六院皇族耶律羽之、耶律突吕不，但实属个别。且前三人都曾多年在渤海国旧地任职，耶律倍娶渤海贵族大氏、高氏女，耶律隆先之母就是大氏，他们的文化修养应深受汉化程度较高的渤海人的熏陶[66]。契丹人逐水草而居，以鞍马为家，这种生活方式似也不利于文化教育的传承。但是，随着契丹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实行偃武修文政策，契丹人的文化教育有了较大的进步。统和之后关于契丹人好学能诗文的记载颇多，有的成为文人雅士，并有文集传世。圣宗、兴宗、道宗皇帝都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宋使路振出使辽朝，报告说：“番、汉官子孙，有秀茂者，必令学中国书篆，习读经史。自与朝廷通好以来，岁选人才尤异、聪敏知文史者，以备南使，故中朝声教，皆略知梗概。”[67]辽朝派往宋朝的贺正使、生辰使，以及
迎送宋使的伴使，既有汉人也有契丹人，他们都要具备一定的文史知识。更重要的是，国家提倡文治，礼法治国，要求各族各级官员具备基本的文化修养。如太平七年十一月，诸亲王“匡义军节度使中山郡王查葛、保宁军节度使长沙郡王谢家奴、广德军节度使乐安郡王遂哥
奏，各将之官，乞选伴读书史。从之”。[68]可能就在不久遂有“诸王文学馆”之设，置诸王教授、伴读[69]。
在这种政策和环境的影响下，契丹人中喜好读书的风气遂逐渐形成。国舅帐萧劳古“善属文，为圣宗诗友”，其子萧朴“博学多智”。[70]六院部人耶律谷欲工文章，与兴宗结为诗友。涅剌部人萧韩家奴“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兴宗“以卿文学，为时大儒”，授予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之职，组织编修《实录》、《礼典》，翻译汉籍，并有《六义集》十二卷行于世[71]。重熙初始补牌印郎君的耶律庶成，“幼好学，书过目不忘。善辽、汉文字，于诗尤工……有诗文行于世。”他还参与编撰《实录》、《礼典》，修定律令。耶律庶成侄蒲鲁，“幼聪悟好学，甫七岁，能诵契丹大字。习汉文，未十年，博通经籍。重熙中，举进士第。”由于法令不允许契丹人应举，他的愿望自然无法实现[72]。重熙中始补寝殿小底的著帐郎君之后耶律良，“生于乾州，读书医巫闾山。学既博将入南山肆业，友人止之曰：…尔无仆御，驱弛千里，纵闻见过人，年亦垂暮。今若即仕，已有余地。?良曰：…穷通，命也，非尔所知。?不听，留数年而归。”道宗清宁中，时任知制诰的耶律良奏请编御制诗文，题名《清宁集》，而道宗亦命名耶律良诗集为《庆会集》[73]。有的契丹人文武双全，戎马倥偬间创作了不少作品，如萧柳、萧孝穆等都曾有诗文集传世[74]。
女性耶律常哥“能诗文”，“读《通历》，见前人得失，历能品藻”，道宗咸雍间曾作文以述时政[75]。圣宗外甥女、秦晋国王妃“博览经史，聚书数千卷。能于文词，其歌诗赋咏，落笔则传诵朝野，脍炙人口。性不好音律，不修容饰，颇习骑射，尝在猎围，料其能中则发，发即应玄而倒。雅善飞白，尤工丹青，所居屏扇，多其笔也。轻财重义，延纳群彦。士之寒素者赈给之，士之才俊者升荐之。故内外显僚，
多出其门。座客常满，日无虚席。每商榷今古，谈论兴亡……撰《见志集》若干卷，行于世。”[76]
澶渊之盟后，通过榷场贸易或其他途径，中原文献源源不断流入辽朝，成为契、汉读书人的珍藏。如宋陕州逸士魏野工诗，“契丹使者尝言本国得其《草堂集》半帙，愿求全部，诏与之。”[77]辽道宗
时使辽的宋使苏辙反映“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传在彼”，“贩入虏中，其利十倍”[78]
澶渊之盟后辽朝文教昌兴的标志性事件是房山（白带山、涿鹿山）云居寺石经的续刻。辽末天庆八年《大辽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载，自隋朝沙门静琬刻经以来，门人“师资相踵，五代（按：谓师承五世）造经，亦未满师愿。至大辽留公法师，奏闻圣宗皇帝，赐普度坛利钱，续而又造。次兴宗皇帝赐钱又造。相国杨公遵勖、梁公颖，奏闻道宗皇帝，赐钱造经四十七帙。通前上石，共计一百八十七帙。”至大安十年，又有通理大师倡议开坛放戒，化缘刻经四十四帙。而据道宗清宁四年《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所载，辽朝续刻始于太平七年，涿州刺史韩绍芳有感于“自唐以降，不闻继造。佛之言教，将见其废”，奏请朝廷，圣宗“乃委故瑜伽大师法讳可元，提点镌修。勘讹刊谬，补缺续新”。出土于今辽宁省朝阳市的辽天庆六年《灵感寺释迦佛舍利塔碑铭》，对辽朝佛教盛行的解释是：“皇朝定天下以武，守天下以文。太平既久，而人心向善，故此教所以盛宏。凡民间建立佛寺，靡弗如意。今此塔自太平九年，柳城人梁氏之所建也”[79]可见，圣宗太平年间续修石经实得益于澶渊
之盟后偃武修文政策。
随着汉人、渤海人的大量进入草原以及渤海国、幽云汉地的并入，契丹、奚族与汉族、渤海族的交往日益广泛。澶渊之盟后，辽宋双方也保持着友好往来，促进了辽朝各族人民对中原文化的学习。契丹、奚等族人民不断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汉族也受到契丹文化的深刻影
响，呈现民族融合的趋势。这突出地表现在道德观念、宗教信仰、丧葬、服饰、游戏、岁时礼俗中[80]。汉语成为辽境内各族人民彼此交流的通用语言。如东北接近女真的黄龙府，诸族混居，“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通晓，则各以汉语为证，方能辨之。”[81]各民族既
然交错杂居，彼此通婚早已有之，但统治者人为制造民族隔阂，禁止民族通婚。辽兴宗时，在汉官韩绍方等的建议下，放宽了对民族通婚的限制[82]。
尽管“辽居北方，风化视中土为疏”[83]，但封建礼法既为统治者所倡导，如圣宗太平年间，“时太平日久，帝留心翰墨，始画谱牒以别嫡庶”，[84]封建礼法在契丹人中的影响不断增大。圣宗太平年间
始仕的楮特部人萧德“笃学好礼法”；重熙中，兴宗嘱燕赵国王傅萧惟信“以道规诲，使知君父之义”，惟信遵命“辅导以礼”[85]。重熙中补护卫的宫分人萧乌野，“性孝悌，尚礼法，雅为乡党所称。”道宗清宁中为护卫太保的国舅帐萧韩家（奴）“动循礼法”。[86]公主之女、耶律奴妻萧意辛，“事亲睦族，以萧谨闻。尝与娣姒会，争言厌魅以取夫宠。意辛曰：…厌魅不若礼法。?众问其故，意辛曰：…修己以洁，奉长以敬，事夫以柔，抚下以宽，毋使君子见其轻易，此之为礼法，自然取重于夫。以厌魅获胜，独不愧于心乎！?闻者大惭。”道宗太子被诬害，耶律奴受牵连，举家遭籍没，流放边地。道宗因意辛为公主之女，让她与耶律奴绝婚，意辛辞以“夫妇之义，生死以之……背纲常之道，于禽兽何异？”她所遵循的完全是一套儒家伦理[87]。契丹人
信奉儒家礼法，也反映在他们的汉语名字中。如兴宗母舅名萧孝穆、孝先、孝诚（忠）、孝友、孝惠[88]，圣宗朝南府宰相耶律思忠五子名仁先、义先、礼先、智先、信先。[89]这在辽前期也是不多见的。
葬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辽圣宗以后，契丹族的墓葬更多地吸收了汉族的礼俗。目前，学术界一般将辽代契丹族的墓葬制度划分为三个时期，景宗及以前年代的划为早期，圣宗、兴宗两朝划为中期，
道宗和天祚帝两朝划为晚期[90]。杨晶认为，就壁画而言，“早期，
契丹人和汉人壁画墓的装饰题材区别较大，契丹人墓中保留了较多的民族特色；到了中晚期，两种族属的墓葬装饰题材日趋接近，反映了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李逸友指出，已发现的有明确纪年的辽代画像石墓葬始于圣宗统和年间，墓主有汉人也有契丹人，除出行图、宴饮图、伎乐图等外，还有孝悌图，内容大都出自《孝子传》、《二十四孝》，“但画像石的人物画，则是契丹人装束，头带毡帽，身穿窄袖长袍，腰束带，脚着长靴。”[91]可见圣宗统和以后，儒家伦理
观念已经深植契丹人心里。
辽朝社会与文化的上述变化，有其社会发展的内在必然性，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大多于统和早期即可见端倪，而于澶渊之盟后愈益明显。澶渊之盟的签订，结束了辽宋之间敌对、战争的局面，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和平相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深入，辽朝社会与文化的进步遂加快了步伐。澶渊之盟对我国历史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值得我们认真研究。适此盟约签订一千周年之际，特撰此文以誌纪念。愿我国各族人民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民族团结局面，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完全统一共同努力！
（原载张希清等主编《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1]详见李锡厚《辽金时期契丹及女真族社会性质的演变》、《论驱口》，载《临潢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2]《辽史》卷一二《圣宗本纪三》。
[3]《辽史》卷一三《圣宗本纪四》。
[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九景德二年二月甲午，中华书局点校本。
[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二景德三年二月己丑。
[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二真宗大中祥符七年三月己酉。
[7]《辽史》卷一五《圣宗本纪》统和二十九年二月。
[8]《辽史》卷一五《圣宗本纪》开泰元年十二月。
[9]《辽史》卷八九《杨佶传》。
[1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仁宗嘉祐八年二月乙酉，《宋史》卷二九二《田况传》。
[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真宗景德三年庚戌。
[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二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癸卯，《辽史》卷61《刑法志上》。
[13]《辽史》卷一七《圣宗本纪八》太平七年十月。
[14]《辽史》卷一七《圣宗本纪八》太平八年十二月。
[15]《辽史》卷一九《兴宗本纪》重熙十五年正月。
[16]《辽史》卷三三《营卫志下·部族》，“圣宗三十四部”条。
[17]同10。
[18]《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据卷一五《圣宗本纪六》，保和置县在开泰二年四月。
[19]后并入广义县，见《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
[20]《辽史》卷三八《地理志二》。
[21]《辽史》卷三九《地理志三》。
[22]《辽史》卷三八《地理志二》。
[23]《辽史》卷三九《地理志三》。
[24]《辽史》卷一○五《马人望传》见南京诸宫提辖制置，《韩资道墓志》见诸宫制置使，《刘存规墓志》见积庆宫都提辖司。《墓志》，如无特别说明，均出向南编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25]《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序、上京道头下军州。
[26]详见李锡厚：《头下与辽金“二税户”》，《临潢集》。
[27]参见冯永谦：《辽代头下州探索》，《北方文物》1986年第4期；刘浦江：《辽代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28]以上分见《辽史》卷一三《圣宗本纪四》统和九年七月、统和十五年三月，卷一四《圣宗本纪五》统和二十一年十一月。
[29]《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
[30]《辽史》卷一五《圣宗本纪六》。
[31]《辽史》卷八六本传。
[32]《辽史》卷六二《刑法志下》。
[33]参见《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圣宗统和二十四年诏，卷二一《道宗本纪一》清宁四年七月。
[34]《辽史》卷四五《百官志一》序。
[35]《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
[36]《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卷一七圣宗太平七年七月。
[37]《辽史》卷一八《兴宗本纪》重熙五年四月，《辽史》卷六二《刑法志下》。
[38]《辽史》卷二○《兴宗本纪》重熙二十年九月。
[39]《辽史》卷六二《刑法志下》。
[40]《辽史》卷二一《道宗本纪一》清宁三年八月。
[41]《辽史》卷八一《萧孝忠传》。
[42]《辽史》卷六二《刑法志下》。《辽史》卷二五《道宗本纪》大安五年十月，“以新定法令太烦，复行旧法。”
[43]《辽史》卷七七《耶律挞烈传》。
[4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太祖开宝七年十一月甲午；《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之一录耶律琮书全文，中华书局影印本，第八册第7673页；《太平治绩统类》卷二，“太祖经略幽燕”条也载信件全文，以及次年契丹遣使聘好事，称“自是，契丹始与中国交聘”。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1990年，第29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太宗雍熙三年正月戊寅条载，知雄州贺令图等上言：“自国家伐太原，而契丹渝盟，发兵以援……”；《耶律琮神道碑》
残文有“远结欢盟，玉帛交通须为政”之语，陈述辑校《全辽文》卷四，中华书局，1982年，第86页。由此可见，辽景宗保宁六年，也就是澶渊之盟前
的30年，辽宋之间就曾缔结和盟。
[45]《宋史》卷二七九《王继忠传》。
[46]统和二二年辽朝出兵南下的战略意图及王继忠在澶渊之盟中的作用，见柳立言：《宋辽澶渊之盟新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61本3分册（1990年）；何天明：《澶渊议和与王继忠》，《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47]《辽史》卷十二圣宗统和七年三月。
[48]《辽史》卷十三圣宗统和十二年十一月。
[49]《辽史》卷七九《室昉传》、卷八○《邢抱朴传》。
[50]参见《辽史》卷一○三《萧韩家奴传》，卷八九《耶律庶成传》，卷一○四《耶律孟简传》。
[51]洪皓：《松漠纪闻》，豫章丛书本。
[52]《辽代石刻文编》。大圣所指，辽太祖谥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但下句兴宗用的是庙号，故大圣当也指庙号圣宗。
[53]《辽史》卷三九《地理志三》，“中京大定府”条。武则天时一度改东都洛阳为神都，见李锡厚：《辽中期以后的捺钵及其与斡鲁朵中京的关系》，《临潢集》。
[54]见《辽代石刻文编》。辽中后期佞佛更甚，有关的石刻颇多，而兴建庙、学的石刻仅见个别。
[55]《辽史》卷一三《圣宗本纪四》统和十三年九月。
[56]《辽史》卷一五《圣宗本纪六》开泰元年十二月。
[57]《辽史》卷二一《道宗本纪一》。
[58]参见陈述：《辽代教育史论证》，《辽金史论集》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59]《三河县重修文宣王庙记》（乾统七年），《辽代石刻文编》。
[60]《辽史》卷一○九《宦官·王继恩传》。
[61]朱子方、黄凤岐：《辽代科举制度述略》，《辽金史论集》第三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62]《辽史》卷一七《圣宗本纪八》圣宗太平五年十一月。
[63]《辽史》卷一七圣宗太平九年十一月。
[64]《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序。
[65]《萧仅墓志》。
[66]见《辽史》卷七二《宗室传》、卷七五《耶律羽之传》、《耶律突吕不传》，《耶律羽之墓志》，《文物》1996年第1期。
[67]《乘轺录》，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
[68]《辽史》卷一七《圣宗本纪》。
[69]《辽史》卷四七《百官志》。
[70]《辽史》卷八○《萧朴传》
[71]以上见《辽史》卷一○四《文学列传下》。
[72]《辽史》卷八九《耶律庶成传》及附《蒲鲁传》。
[73]《辽史》卷九六《耶律良传》。
[74]《辽史》卷八五、八七本传。
[75]《辽史》卷一○七《列女传》。
[76]《秦晋国妃墓志》。
[7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五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三月甲戌。
[78]《栾城集》卷四二《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苏辙集》第二册，中华书局校勘本，1999年第2版。宋神宗元丰元年禁榷场贩卖除九经疏以外的书与北客，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九元丰元年四月庚申。
[79]以上石刻俱见《辽代石刻文编》。
[80]参见宋德金：《契丹汉化礼俗述略》，《辽金史论集》第一辑。
[81]（宋）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前揭贾敬颜《疏证稿》。
[82]据（宋）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但据辽道宗时使辽的宋使苏辙反映，中京地区奚、汉之间依然是“婚姻未许连”。《栾城集·奉使契丹二十八首》之“奚君”。
[83]《辽史》卷一○七《列女传》序。
[84]《辽史》卷八○《萧朴传》
[85]《辽史》卷九六《萧德传》、《萧惟信传》。
[86]《辽史》卷九二《萧乌野传》、《萧韩家传》。
[87]《辽史》卷一○七《列女·耶律奴妻萧氏传》。
[88]参见《耶律元妻晋国夫人萧氏墓志》，《辽史》卷八七《萧孝穆传》。
[89]《耶律仁先墓志》。
[90]参见李逸友：《略论辽代契丹与汉人墓葬的特征和分期》，《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王秋华：《辽代墓葬分区与分期的初探》，《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杨晶：《辽墓初探》，《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
[91]《论辽墓画像石的题材和内容》，《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第2期。
辽宋著名的澶渊之盟订立的背景是什么 澶(chán)渊之盟是北宋与辽在经过四十余年的战争后缔结的盟约。下面是分享的辽宋著名的澶渊之盟订立的背景是什么，一起来看看吧。 澶渊之盟订立的背景介绍澶渊之盟是北宋真宗年间和辽国签订的盟约。所谓任何事物都具有双面性，而澶渊之盟也不例外。北宋和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后，既有积极方面，同时也有消极方面。而纵观澶渊之盟订立的背景，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说起。 公元1004年，辽圣宗在萧太后的支持下，亲自率兵南下，企图深入北宋领土。当时北宋大臣们有的主张抗战，有的主张逃亡，宋真宗面对来势汹汹的辽军，一心想要南下逃亡。而后在宰相寇准的极力说服之下，宋真宗才愿意前往澶州监督战势。宋军在宋真宗的鼓舞下，在澶州城射杀了辽国一员大将。辽国见北宋实力不凡，便主张议和。当时宰相寇准一心想要借势打击辽军势力，但是宋真宗畏敌，便主张议和。 在宋真宗强力主张议和之下，北宋朝廷便通过派遣官员前往辽国进行谈判。双方经过半年时间协商，最终于公元1005年1月份签订合约，这便被称为澶渊之盟。澶渊之盟订立的背景不仅与这次战事相关，从某一方面来说，这是北宋朝廷一直妥协的结果。 澶渊之盟订立之前，北宋和辽国冲突不断，双方战争长达二十五
年。辽国一直想要占领北宋的燕云十六州，面对敌人的入侵，北宋只能防御。自从雍熙北伐失败后，北宋对辽国心存敬畏，北宋由先前的主动攻击转为现在的被动防御，而面对步步紧逼的辽国，北宋最终只能妥协。 北宋时期签订的澶渊之盟的意义对于宋朝而言，澶渊之盟的意义大抵是以金钱换取相对的和平，与清朝的马关条约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盟约缔结后，宋、辽两国之间出现了长达数百年的和平局面，这对中原与北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以及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融合有积极的意义。 檀渊之盟后，宋辽两国还在边境地区设置了互相贸易的市场，经济、文化得以频繁往来，汉族和契丹族两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和经济生活乃至精神生活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这一切对于长期处于硝烟中的百姓而言，生活环境的和平是“澶渊之盟”带来的最好的影响。 事实上，澶渊之盟在一定程度上是宋辽双方实力均衡的表现，它对宋辽两国都带来了积极的作用。澶渊之盟的意义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历经争论的命题。长时间以来都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肯定者认为它即使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屈辱条约，但签订后，北方地区出现了一个长期的相对安宁的环境，它还增加了宋辽双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往来，加深各族人民之间的情谊。否定者则是认为澶渊之盟，承认了辽政权的存在，又开“岁币”之滥觞，以后两宋之积弱，使宋代局面江河日下。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澶渊之盟的意义，就必须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从经济、文化、现实状况等各方面做出
辽代的契丹文文学 _hasgo122 在中文学史上，辽宋金元时期成为中国文学频繁整合、急遽更新的重要转型期。其中勃兴于辽代的契丹文文学，正是携带着契民族游牧狩文化威武健勇的宝贵元素，参与了中国文学史的构建过程，成为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建立辽的契丹族本是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之一。契丹文作家主要有耶律倍、耶律隆绪、耶律庶成、耶律庶箴、耶律良、萧韩家奴、耶律固、寺公大师等。其中耶律倍是辽太祖的长子，也是汉文化的热心提倡者，他传留至今的《海上诗》，是一首契丹文与汉文合璧之作。该诗云：“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诗题中的“海上”与诗句中的“山”表面上是汉字，实际上也是契丹字，所谓“海上”即“郎主”（君主）之意，“海上诗”即“郎主诗”，契丹语的“海”与“郎”为同音词；至于“山”，契丹语“山”与“弟”同音，共用一个契丹字表示，实际写法其右上方应加点。诗中的“小山”喻其弟耶律德光，“大山”乃诗人自喻。耶律倍将皇位让给其弟，不仅未得厚待，反而遭到疑忌，只好在莫可奈何中接受友邦邀请、“载书浮海”（《辽史》本传）避之后唐了，字里行间虽无怨恨之辞，却多羞惭之意。由于当时契丹文与汉文共同使用、并行不悖，因而诗中巧妙地把契丹文和汉文组合镶嵌在一起，以达两种文字相辅相成、互文互训的修辞效果，从而生动形象地表现了皇位继承问题在兄弟之间引发的矛盾冲突，使之成为双语合璧而空前绝后的佳作。清代文学家赵翼评赞此诗“情词凄婉，言短意长，已深合于风人之旨矣！”（《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七），可谓独具慧眼，一语中的。 _hasgo122 辽代中后期，耶律隆绪、萧韩家奴、耶律固等都是契丹文文学首屈一指的重要作家。其中耶律隆绪（971-1031年）即辽圣宗，史书誉之为“辽之诸帝，在位长久，令名无穷，其唯圣宗乎！”（《辽史》本纪）在他即位的早年，母后萧太后奉景宗遗诏摄政时母子二人通过御驾亲征而达成同北宋的“澶渊之盟”，实现了北、南两朝长时间的和平相处、共存共荣。作为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他有着开放的心态和广阔的胸襟，曾云：“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远则唐太宗，次则唐明宗，近则今宋太祖、太宗也。”耶律隆绪自幼即喜书翰，十岁能诗；因为钦佩白居易的诗作，自称“乐天诗集是吾师”。据《契丹国志》可知，他曾以契丹翻译白居易的《讽谏集》，“召番臣等读之”。还大力提倡契丹文与汉文的诗歌创作，出题命宰相以下百官赋诗，诗成一一品读，优者赐金带。可惜耶律隆绪君臣的契丹文以及汉文作品，随着辽朝退出历史舞台和契丹族融入其他民族大多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影像与社会（Images and Soceity） 授课教师：新闻与传播学院吴靖 时间地点：周二12：30 – 14:20 pm，二教411 办公时间：周二14：30 – 15：30或另外预约 影像是一种传播方式，与文字、声音一起构成了我们社会的表意体系。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影像充斥了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一方面扩大了人们的感知范围与生活经验，另一方面又补充或替代了许多传统的表达方式，比如文字和交谈。与其他各类表意方式相比，影像的诱惑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带给我们直观、感性、轻松和奇观式的表意体验，成为许多社会传播所青睐的媒介，而广告、新闻、宣传、娱乐等活动对视觉符号的偏爱又进一步推动整个社会走向影像爆炸，影像已经超越现象成为一道独特的社会文化景观。 这门课为喜爱和关注影像文化以及影像的社会角色的学生设计。课程的重点在于介绍和讨论组成当代社会视觉文化的重要媒介—摄影、电影和电视—以及这些媒介的社会性和文化性。本课程主要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简单介绍上述三种媒介出现、发展和成为重要传播媒介的文化与社会史，重点在于这些媒介社会使用模式形成的过程和原因；二是探讨视觉表意的技巧和方式，人们解读和体验视觉符号的过程，以及观看所造成的社会关系；三是讨论影像与社会意识之间的互动，考察影像如何维护、质疑或改变现代社会中的一些重要观念，比如性别观念、有关自然和科学的观念、民族意识、阶层意识等。三个方面相互穿插，构成对影像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批判性考察。 教材： [美]阿瑟·阿萨·伯杰，《眼见为实─视觉传播导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英]理查德·豪厄尔斯，《视觉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课程安排： 3/2 课程介绍：影像文化与社会 3/9 视觉文化关键词 3/16 怎样理解影像语言 3/23 摄影小史 3/30 摄影与社会控制 4/6 日常生活中的摄影 4/13 电影：技术、工业与艺术 4/20 电影、奇观与大众社会
辽代契丹族姓氏及其分布 摘要：契丹族只有耶律与萧二姓，这种姓氏制度与其婚姻制度有直接关系。契丹族二姓的来源同他们部落所居地名有关，也与中原汉姓的攀附有关。通过对二姓分布地区的考察，不仅可以了解其人口的分布、迁移历史轨迹，也可以看出二姓联系紧密，不仅政治上保证了辽国的政体稳定，在军事上也是国家安全最是有力的保障。 关键词：辽代；契丹姓氏；耶律 辽代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是契丹族，其人口总量在全国人口中虽不占多数，但在辽代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契丹族姓氏是研究辽代姓氏问题的重要内容。此前蔡美彪、都兴智及日本学者爱宕松男先生对契丹族的姓氏来源曾做过研究，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本文通过研究其姓氏制度、数量、分布，从一个侧面了解其人口的分布、迁移历史轨迹，从而进一步了解契丹王朝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 一、契丹族的姓氏制度 辽圣宗太平九年《萧仅墓志》载：“恭闻惟天既显于二仪，我国爰分于两姓。耶律世保承祧之业，箫氏家传内助之风。”①说明辽代契丹族只有耶律与萧这两大姓氏，并且耶律氏的地位是“承祧”，萧氏的地位是“内助”，即一为皇族，一为后族。这种现象不仅中原历代王朝所未有，即使在其他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中也没有发现第二个，这一点较难理解，甚至元修《辽史》时也困惑不已。通过统计《辽史》诸传中的姓氏结构可以看出，属于耶律氏族系的有87人，属于萧氏族系的有47人（抛开宗室、后妃等传中的皇室成员），分别占到总入传人数的28.53％和15.41％，合计占总传主人数的43.94％，二姓之地位可见一斑。辽代的这一姓氏制度集中体现在婚姻方面。 辽朝建国以后确立了耶律姓与萧姓之间的互为婚姻的制度，即“皇族惟与后族通婚”，并且成为辽朝的基本国策。耶律与萧二姓的产生从原因、目的、意义来看，无不与婚姻制度相联系。辽政府对皇族与后族的夫妻婚配、结合有明文规定，如《契丹国志》即载：“番法，王族惟与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与诸部落之人通婚。”②辽圣宗于开泰八年(1019)十月，亦诏曰：“横帐三房不得与卑小帐族为婚，凡嫁娶，必奏而后行。”③“耶律与萧，世为甥舅，义同休戚。”④显然，甥舅休戚与共，对于“世保承祧之业”，稳定辽代的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种政策的推行，当时的初衷是为了避免近亲结婚，优化种族和后代，但当这种制度发展到政治需要时就改变了其原始意义，其结果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制造和发展高门豪族内婚，甚至为了维护这种等级制婚姻不惜进行不论辈分、不限尊卑的婚配行为。
辽金史研究 辽金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较为特殊的一个时期，辽金政权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契丹和女真为主建立的，因此反映这两个政权历史的辽金史学也颇具民族特色，是中国史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试就1949年以来辽金时期史学的发展作简要综述。 一、关于辽金史学的综合研究 1．中国史学史著作对辽金史学的研究 从史学史的角度对辽金史学作综合的研究，重要的成果主要有如下几部： 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1957年商务印书馆修订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对辽金史学的研究包括在第六章《唐宋以来设馆修史之始末》和第七章《唐宋以来之私修诸史》之中。金毓黻先生肯定了辽金两朝的史学成就，包括《辽实录》、《金实录》和金朝所修的《辽史》等。 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1982年出版)共分十九个专题，其中有“辽金元明史学概观”专题。作者虽然认为辽金的史官制度与宋代大体相同，史学派别也没有什么特点，却也表列了辽金实录的修订情况，并简要介绍了辽金两朝官府所修史书。 宋衍申主编、汪受宽副主编的《中国史学史纲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在其《封建史学的鼎盛》一章里讲了宋辽金元史学，其中作了这样的评述：“辽、金、元三朝史学，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到鼎盛期所体现的多民族史学吸收融合的一部分。”该书有关辽金史学，不仅剖析了两朝修史制度的因革，而且在记述《辽史》、《金史》编修过程时，简述了辽金官修和私修史书以及野史笔记的情况，指出辽金与元朝史学承继唐宋史学的传统和丰富中国史学内容的民族特色。 瞿林东先生所著《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有关辽金史学集中于第五章《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的深化—— —宋辽金史学》。作者以《辽金史学的民族特色及其对多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认同》为标题分六个方面(辽代史学的民族特色、辽代史学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辽代史学与民族融合、金代史学与科举考试、纂修实录和编撰《辽史》、金代末年的史学成就)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辽金的史官制度、史学活动、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史学的成就，突出强调了辽金史学的时代特点，即民族特色和对多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认同。 白寿彝主编六卷本《中国史学史》的第四卷《五代辽宋金元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继续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由吴怀祺先生所著，该书的第十章《辽代史学》概述了辽代史学的基本 近六十年来的辽金史学研究 吴凤霞 [内容提要]辽金史学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辽金史学的研究，近六十年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无论是综合研究还是某一具体方面，如修史制度、史书与历史文献、史官和史家、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等，都有可观的成就。这些对学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认识辽金史学和辽金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辽金时期史学修史制度史官 [中图分类号]K2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241(2010)02-0055-04 [作者简介]吴凤霞渤海大学历史系辽宁锦州121013 !!!!!!!!!!!!!!!!!!!!!!!!!!!!!!!!!!!!!!!!!!!!!!!!!!!!!!!!!!!!!!!!!!!!!!!!!!!!!!!!!!!!!!!!!!!!!!!!!!!!!!!!!!!!!!!!!!!!!!!!!!!!!!!!!!!!!! 55 ··
封建社会中后期指哪些朝代 中国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以后为什么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中后期指哪些朝代?本文是整理封建社会中后期所指的朝代的资料，仅供参考。 封建社会中后期所指的朝代指的是隋唐宋元明清。中国的封建社会隋朝是顶峰，从唐朝开始走下坡路 秦是第一个封建国家。秦、西汉、(王莽夺权建立“新”)东汉、三国(魏蜀吴)、西晋、(北方有多个少数民族政权更替)东晋、南北朝时期(北：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南：宋齐梁陈)隋、唐、五代十国(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辽、西夏、南宋、金、元(曾称蒙古)明、清。 中国封建社会初期;;战国和秦代 中国封建社会分割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封建社会盛期;;隋、唐、五代十国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两宋、辽、金时代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元、明、清三代 中国封建社会有哪些朝代秦朝(前221年--前206年) 西汉(前206年--8年) 新朝(8年--25年) 东汉(25年--220年)
魏朝(220年--265年)同一时期蜀汉(221年--263年)吴国(229年--280年) 西晋(265年--316年) 东晋(317年--420年)同一时期北方十六国(317年--386年)北魏(386年--557年) 南朝宋(420年--479年) 南朝齐(479年--502年) 南朝梁(502年--557年) 南朝陈(557年--589年)同一时期北方北齐(550年--577年)北周(557年--581年) 隋朝(581年--618年) 唐朝(618年--907年) 后梁(907年--923年)同一时期十国政权略(907年--979年) 后唐(923年--936年) 后晋(936年--947年) 后汉(947年--951年) 后周(951年--960年) 北宋(960年--1127年)同一时期辽朝(907年--1125年) 南宋(1127年--1279年)同一时期金朝(1115年--1234年) 元朝(1271年--1368年) 明朝(1368年--1644年)
河南大学艺术学院 07 级“摄影史” 摄影史学习报告 导师：何华 学院：艺术学院 专业：0 7 摄影 姓名：耿红伟 学号：070200617 二○○九年四月一日星期三
风光摄影的应用及拍摄 一、风光摄影的应用 举凡艺术，风光是个大门类。连音乐，绘画都会以描述自然风光为基准所进行的创作。摄影，自是挡不住这诱惑，消费在风光上的胶片，想必是大半有过。中国数以百万计的摄影人，估摸有85％以上以风光摄影为主，算是拍摄最多的一个图片类型了，其余的也会多少涉足其间。风光摄影似乎是摄影爱好者的启 蒙课程。国内外知名的风光景点，也已经被 摄影师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每个角度都 有摄影师拍摄过的痕迹，每寸地方都有摄影 师留下的脚印。 众多的图片库中，比例最大的就是风光 类型的图片，摄影师给图片库提供了很多风 光类型的图片，但是又达不到商业用途的标准，很多的图片就这样的被掩埋在图片库的最底层，造成了图片资源和价值的搁置和浪费。要改变这种情况，就要求摄影师在拍摄时候，要是更加注重作品的内在品质和和它所具备的商业价值的呈现。 风景摄影的意义: 1、风景摄影的美学价值；风景摄影就是以大自然为拍摄题材、记录大自然壮美，利用大自然的景色来表达摄影者对大自然的认识，进而反映个人的内心感受。 风景摄影沟通有形世界（大自然）与无形世界（意识），借景抒情，拍摄与个人情感相符合的景色。 风景摄影使人更加亲近大自然更加接近山、水，从自然中吸取灵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近山者仁、近水者智。 风景摄影是满足人心灵上和视觉上的美感追求。 2、风景摄影的艺术价值；大自然在时间上的久远，空间上的广大，与人有限的生命形
契丹建国为什么使用“辽”字作为国号 中华历史上下五千年，大小王朝七十余个，没有任何一个王朝的国号，像契丹族建立的"大辽"这般神秘。迄今为止，关于"辽"的解释仍无定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称"辽"为"镔铁";陈述先生认为"辽"的含义指代草原或沙漠;在冯永谦先生看来，"辽"即"辽阔"之意;学界的一般看法是"辽"可能与"辽水"有关;据新的调查研究，"辽"与如今的辽宁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尤为特别的是，刘凤翥先生通过破解已成绝学的契丹文字，发现辽朝使用的居然是"双国号"：契丹辽或辽契丹。 金太祖立"金"克"镔铁" 在《"大金"国号之起源及其释义》一书中，陈学霖先生提到"辽"国号的起源问题，指出"大辽"国号意为镔铁，史料佐证出自大金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的圣谕。 诠释"大辽"名称之意的金太祖圣谕是这样说的："上曰：'辽以镔铁为号，取其坚也。镔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也就是说，完颜阿骨打之所以立国号为"金"，是为了克制以"镔铁"自居的辽，镔铁再硬，终不及金。 在《草原与帝国：4—10世纪契丹·辽王朝的形成》一书中，马颂仁先生指出："最近的材料表明，'辽'这个名字以一种词语的变形形式进入到蒙古语词汇中，遂演变为loqa，其义为'铁'。此处，用以表示'铁'的是'辽'而不是'契丹'，关于它的解释或许来自于阿骨打的那条圣谕。" 马颂仁表示，契丹族是起源于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的一支游牧部族，而老哈河的河名本意，在蒙古语和满语中的意思很可能是"铁水"。在历史上，很多游牧民族都习惯以自己生存的地域或临近的河流来命名本部落的名称。那么，为何老哈河意为"铁水"呢?是指河水的颜色如铁?还是喻指河流奔腾，若生铁般强横? 有语言学家为验证契丹族与今达斡尔族之间的承继关系，还特意查找契丹语中指代"铁"的单词，并与达斡尔族指代"铁"的单词相比较，从中寻找彼此间的对应关系。 金灭铁，银灭金是后人附会 一说到"辽"，势必与辽的另一国号"契丹"挂钩。而破解"契丹"本意，则有助于解读"辽"的真实含义。我国著名辽金史专家陈述先生认为，"契丹"一词大概指的是草原或沙漠。 契丹一名的汉义，过去的说法是"辽以镔铁为号"，以后演化为辽、金、元三朝国号的对比，即金对铁，银对金。似乎三朝互替，一物降一物，是接续王朝为克制前朝而特意起的国号。这种说法看似顺理成章，但时间次序不对。 陈述先生表示，如果说蒙元的国号实意为"银"，是针对金朝国号所起的，那么，蒙元的国号起名时间应该晚于金。但实际上，蒙元的名称却早于金。也就是说，辽、金、元三朝"金对铁，银对金"生生相克的说法是后人附会的，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辽"乃至"契丹"的真实含义究竟为何意呢?陈述先生通过考证与契丹同根的"奚族"及与契丹族血缘极近的"室韦"族名称的来由，提供了一个极有参考价值的历史信息。在陈述先生看来，契丹和奚族操共同语言，也长期毗邻，过着同样的经济生活。认识了奚、契丹的密切关系，还应当了解
论辽朝在祖国历史上的地位 自公元十世纪以来，辽在祖国近一千年的历史里，占了二百多年。地域虽是半壁，但影响深远，在祖国历史上有着光辉灿烂的一页。 一辽是祖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各民族团结友爱互相合作的大家庭。包括汉族在内共有五十多个民族，分布在祖国各地。这五十多个民族，都是我们国家的主人，也都是源远流长，对祖国历史文化有过光辉贡献的。 在历史记录中出现过的民族，如东胡、乌桓、鲜卑……在以后的朝代里不见了，不是他们没有留下后人，是史书里改用了别的名称（包括自称、他称），或是分散在其他各族了。这些分化、结合等变化过程，属于民族史研究的课题，也是中国通史的重要内容。 十至十三世纪在祖国的北方，以契丹、女真为主建立过辽（907--1125）、金（1115--1234）朝廷，都是祖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 契丹源于东胡、鲜卑，以后分散在汉、蒙、满等族，就现在的了解，保存契丹传统更多的是达斡尔族，达斡尔人供奉的库烈儿佛，就是辽亡不肯降金的首领。 契丹和后梁太祖朱温同年开国，辽国和五代两宋南北相对二百多年，辽在经济文化上虽有落后的一面，但在军事、政治上却长期占优势地位。对于祖国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民族融合、经济文化的交相影响和发展前进，起着极其重要的乘前启后的作用。 平常说“唐宋元明清”，那只是习惯代表时间的顺序，并不是说历史上没有辽这个朝代，也不代表它不重要。恰恰相反，辽国在祖国历史上就一些关键的变动和承前启后的意义说是很重要的。 我们可以说辽和两宋是分立的，若说辽是割据政权，就不够恰当。辽是祖国历史上的又一次北朝，当时南北双方就是用南朝、北朝相互称呼的。 所以说辽在祖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朝代，也属于变动较大的阶段，在某些意义上说是划时代的变动。辽二百多年的是祖国几千年历史上很重要的二百年。 二、辽国时祖国历史发生的重大变化 第一，草原上建制城寨，沟通了长城南北。 辽代开国初，在草原上建立城寨，安置据点，形成新兴的聚落，给祖国北方大草原带来了安居的农业户口，这一道新的曙光改变了草原面貌，沟通了长城南北，从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来说起了积极作用。 辽以前，北方草地和中原农业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辽以后差别缩小了，现在除了我们保留的牧场草地，长城南北，可以说没什么区别了。
契丹饮食文化 吴冬 摘要：契丹，居住在中国东北部的游牧民族。从建立政权开始，历经两三百年的岁 月，融合了各个民族的文化的前提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契丹文化。饮食是中国文 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饮食与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本文就单从饮食方面来试着 从不同角度简述契丹族的饮食文化。 关键词：契丹；北方民族；饮食；文化 契丹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其早期的游牧生活是逐水草而居，随时迁徙的，他们“冬月时，向阳食，夏月时，向阴食；使我射猎时，多得猪鹿”。【1】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和环山临河的地理位置，使得他们以畜牧、射猎和捕鱼为生。因此，契丹人的饮食来源多是以各种肉类和乳品为主。后来，受到汉人农耕文化的影响，契丹人的粮食食品也随之增加。从此，便使得契丹人以肉、乳、米、面、菜、果、酒、茶多种食品组成的契丹族饮食文化。 一、日常饮食 契丹族的传统的饮食风俗是食肉饮酪。以肉类为主食的契丹人，用不同的方法制作了各式各样的肉食品。其烹饪的方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进步，从一开始的生食、烤食，到后来的熟食。从文献记载中，可了解到当时契丹人食肉的方法有以下几种。一种，是腌制的肉类。张舜民《画墁录》中有记载：“南使至北(契丹)，密赐羊羓十枚，毗黎邦十头”。【2】这里所说的“羊羓”便是将羊肉用盐腌制成的。另一种，是将肉制成肉酱，《辽史》:“太祖尝思鹿醢解醒，以山林所有，问能取者”。【3】这里的“醢”就是指肉酱。此外，还有将鹿肉制成肉干的做法。契丹族是“饮酪”的民族，乳制品也是他们主要的食品。他们主要食用的食物有乳酪、乳饼、乳粥和奶茶等。宋人王珠在《可谈》中记述了契丹人视乳粥为北方的珍宝，是用来招待贵客的，契丹人喜好将奶油加入粥中食用，觉得味道甚好。 契丹人对米和面也是经常食用的，而最常的吃法就是煮粥、炒米和炒面。炒米和炒面是契丹人很喜欢的吃食，由于制作方法简单，又便于携带，契丹人在行军和打猎时常带这两种食物。契丹人的饮食受到了汉人的影响，对米、面的烹饪方法也更丰富。面食常用蒸、煮、炸、煎等食用方法。在辽墓壁画的中，常有蒸的馒头等面食。内蒙古巴林左旗滴水壶辽墓壁画的“备餐图”中，盘子中装有馒头、馍、麻花、点心四样，可见应是当时契丹人常用的面食。【4】 除了主食外，契丹人也食用蔬菜瓜果等副食。契丹人食用的蔬菜并不多，有芹菜、野韭菜、菱芡、回鹊豆，还有葵、葱、姜、蒜等。食用方法多为生食、煮汤或制羹。契丹地区培
耶律大石耶律氏，辽朝国姓。源于契丹族鲜卑分支宇文部支，出自唐 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谢 耶律氏。耶律氏。辽朝国姓。源于契丹族鲜卑分支宇文部支。 出自唐朝末年契丹迭剌部耶律家族。属于以家族名称为氏。《辽史卷一百十六》记载。辽国国族都以耶律为姓。而以“以汉字书者曰耶律。萧。以契丹字书者曰移刺。石抹”是没有证据的。是“无可考”的。耶律姓名人极其多：耶律阿保机。耶律倍。耶律休哥。耶律海里。耶律大石。耶律沙。耶律屋质。耶律石柳等。 基本概述。耶律 历史演变。契丹族原为鲜卑族的一支。居住在辽水上游的潢水流域。 以游牧为主。全族分为八个部落。
各有经选举产生的“大人”。大约在唐代初年。契丹族已经形成了由八部联合组成的部落联盟。八部“大人”推举一人做联盟首领。称为可汗。可汗以旗鼓为权力的标志。一三年一任。期满重选。可汗虽由选举产生。但一般总是某一强大家族的成员。唐代前期是大贺氏。后期转为遥辇氏。在大贺氏时期。契丹族的阶级分化已很明显。在遥辇氏时期。契丹的原始社会开始解体。 可汗的职位渐趋固定。不再三年一更换；并设有国相。作为联盟的军事统帅。大约在五代初年。契丹族在其杰出的首领阿保机的领导下建立国家。在遥辇氏联盟后期。由于五代的中原混战。使得北方汉族人纷纷逃入契丹地区。躲避战乱。汉族的先进生产及其他技术对契丹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在契丹八部中迭剌部又离中原较近。所以发展最快。势力超过了其他七部。迭剌部的夷离堇一直由耶律氏家族世袭担任。这个家族从阿保机的八世祖耶律雅
里重新整顿契丹部落联盟。 担任夷离堇之后。就进入了契丹社会的上层。而且从七世祖开始就掌握了联盟的军权。地位仅次于联盟首领。辽国耶律皇族。耶律大石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辽太宗——耶律德光。辽世宗——耶律阮。辽穆宗——耶律璟。辽景宗——耶律贤。辽圣宗——耶律隆绪。辽兴宗——耶律宗真。辽道宗——耶律洪基。辽天祚——耶律延禧。 姓氏渊源。《辽史卷一百十六》记载。辽国国族都以耶律为姓。 而以“以汉字书者曰耶律。萧。以契丹字书者曰移刺。石抹”是没有证据的。是“无可考”的。《辽史卷一百十六》：耶律氏。萧氏。《本纪》首书太祖姓耶律氏。继书皇后萧氏。则有国之初。已分二姓矣。有谓始兴之地曰世里。译者以世里为耶律。故国族皆以耶律为姓。有谓述律皇后兄子名萧翰者。为宣武军节度使。其妹复为皇后。故后族皆以萧为姓。其说与《纪》不合。故陈大任不取。
燕地汉人在金灭辽过程中的政治取向及其影响 席会东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2000级武汉，430072） 摘要：燕地汉人在辽金之际的归属契丹、女真盛衰以至中原两宋政权盛衰与政治地域格局转变之关键所在，其政治取向对辽金之际的政治形式有莫大的影响，燕地脱离汉族政权或中原政权之政治系统，二曰燕地成为民族之熔炉，同化契丹和入主中原之女真；三曰燕地移民开发东北，使东北渐次农耕化并纳入我华夏政治文化地域。 关键词：燕地汉人政治取向归化认同地域社会地域政治格局 缘起 《三朝北盟汇编》卷一略云： 政和七年秋七月四日庚寅，登州守臣王师中奏有辽人蓟州汉儿高药师、僧郎荣等以舟浮海至文登县……高药师、曹孝才、僧郎荣率其亲属老幼二百人因避乱之高丽，为风漂至州，具言辽人以渤海变乱，因为女真侵暴，女真军马与辽人争战累年，争夺地土，已过辽河之西，今海岸以北，自苏复至兴沈、同咸州，悉属女真矣。……“太宗屡市马女真，其后始绝。今不若降诏，遵故事以市马为名，令人访其事体虚实”，……上可之，诏登州守王师中募人同高药师等齐市马诏泛海以探问其后通好女真，议举兵相应夹攻灭辽。国家祸变，自是而始。 《宋史》卷四七二《列传第二三一·奸臣传二·赵良嗣传》（《三朝北盟汇编》卷一略同）略云： 赵良嗣，本燕人马植，世为辽国大族，仕至光禄卿。行污而内乱，不齿于人。政和初，童贯出使，道卢沟，植夜见其侍史，自言有灭燕之策，因得谒。童贯与语，大奇之，载与归，易姓名曰李良嗣。荐诸朝，即献策曰：“女真恨辽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 本朝若遣使自登、莱涉海，结好女真，与之相约攻辽，其国可图也。”议者谓祖宗以来，虽有此道，以其地接诸蕃，禁商贾舟船不得行，百有余年矣。一旦启之，惧非中国之利。 徽宗召见，问所来之因，对曰：“辽国必亡，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万一女真得志，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事不侔矣。”帝嘉纳之，赐姓赵氏，以为秘书丞，图燕之议自此始。迁直龙图阁，提点万寿观，加右文殿修撰。 宣和二年二月，使于金国，见其主阿骨打，议取燕云。使还，进徽猷阁待制。自是将命至六七，颇能缓颊尽心，与金争议，进龙图阁直学士。既得燕山，又加延康殿学士、提举上清宫，官至光禄大夫。 《三朝北盟汇编》卷一略云： 时薛嗣昌、和诜侯益揣知朝廷有意幽蓟，并迎合附会，倡为北事，和诜知雄州，以后赂结纳朔方豪，士多归之，以《收燕山图》来上。 雋 宋徽宗与蔡京、童贯商议，决定采纳赵良嗣的建议联金以攻辽，于重和元年（1118）派遣武议大夫马政率同高药师等乘平海指挥兵船，自登州（地处山东半岛，自古为远征辽东之口岸）渡海，以买马为名，前往金国结好，受到金国响应，于是双方就展开了宋金之间的秘密外交，此后双方互派使节，屡经商谈，宣和二年宋使赵良嗣等与阿骨打达成协议，决定联兵攻辽，并约定：女真兵自平州松林趋古北口，南朝兵自雄州趋白沟夹攻；北兵不得过松亭、古北榆关之南；宋取辽之南京，金取辽之中京，幽燕原为中国汉地，应归南朝；西京侯挐了
澶（chán）渊之盟是北宋与辽经过多次战争后所缔结的一次盟约。宋、辽之间百馀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礼尚往来，通使殷勤，双方互使共达三百八十次之多，辽朝边地发生饥荒，宋朝也会派人在边境赈济，宋真宗崩逝消息传来，辽圣宗“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因澶州又名澶渊，遂史称“澶渊之盟”。 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 宋辽形势图 南下，深入宋境。宋真宗想迁都南逃，因宰相寇准的劝阻，才勉强至澶州督战。宋军坚守辽军背后的城镇，又在澶州城下射杀辽将萧挞览(一作凛)。辽害怕腹背受敌，提出和议。宋真宗畏敌，历来主张议和，先通过降辽旧将王继忠与对方暗通关节，后派曹利用前往辽营谈判，于十二月间(1005年1月)与辽订立和约，规定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因澶州在宋朝亦称澶渊郡，故史称“澶渊之盟”。[1] 意义 澶渊之盟是真宗在有利的军事形势下屈辱求和的结果。对宋而言，这是丧权辱国的和约，不仅燕云十六州的失地未能收回，而且要输金纳绢以求辽国不再南侵，此后辽更是不断需索，使北宋国威扫地。辽国却是在不利的军事情势下占了大便宜，得到了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不过，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大致保持了百余年之和平，这对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民间交往和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是非常有利的。[4] 澶渊之盟，宋辽议和是在少数民族不断进攻北宋政权，威胁北宋安全的情况下不得已而讲“和”的。[4] 蒋复璁曾说及宋辽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黄仁宇说：“所以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这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4] 积极影响 富弼以为岁币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费用百分之一、二，“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发长者），不识于戈。”结束了战争状态，节省了巨额战争开支，避免了重兵长年戍边的造成的过量徭役和朝廷赋税压力，以极少的代价换取了战争所
契丹族的起源及发展 契丹族是发源于中国东北地区，采用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的游牧民族，其族属系东胡族系中吸纳了大量匈奴人的鲜卑，经历一系列动荡后建立了封建王朝，疆域辽阔、实力雄厚，吸收各民族文化，因俗而治，一度与宋王朝分庭抗礼。 唐朝时置松漠都督府管理，后依附于突厥汗国建立遥奉氏部落联盟，在突厥被回统灭后的百余年间，契丹人一直被回所统治。契丹自4 世纪登上历史舞台，后建立强大的辽朝，活跃于中国北方长达8个世纪之久，与北宋对峙一百余年，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辽朝灭亡后，契丹族逐渐融入其他民族，元朝中后期，“契丹”已不再作为独立的民族名称而存在。 契丹作为部落的名称，在古代历史资料记载中，最早出现于公元4世纪的末期。当时，北魏太祖登国三年（388），出于政治、军事扩张的需要，魏军遂大举进攻松漠地区诸部，击破势力强大的库莫奚部落集团，并导致其内部发生分裂，使原本生活于此部落集团中的契丹部落，从此完全独立出来，从此成为与库莫奚集团旗鼓相当的又一支新的部落集团，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契丹与库莫奚“从此分背”的发展过程。 契丹部落的最早生居地，就是古代的松漠地区。出现于松漠地区以后，也基本没有完全脱离这一地区，因此，古松漠地区不仅是契丹人部落生活的最早生居地，也是契丹人的部落发祥地，是后来契丹辽朝政权的政治中心。
契丹部落自北魏登国三年形成独立的部落集团之后，很快地就具有一般游牧部落所具有的共同发展特征，即契丹部落与库莫奚部落一样，也开始不断地向中原地区发起军事骚扰活动。可见，自北魏登国三年之后，契丹部落就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支势力庞大的部落集团。 总之，自4世纪末至5世纪末，契丹部落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已经从东部鲜卑宇文部崩溃的孑遗，通过氏族群体间的不断整合，发展成为一个具备多个氏族部落组织成员的部落整合体。
对澶渊之盟的认识和评价 历史系04级本科一班张芷瑜宋景德元年，即公元1004年十二月七日，真宗从澶州城内(今河南淮阳市西) 遣使持盟约，与辽朝使者一同赴城外的辽营报聘;五天之后，辽向宋回致盟约，因媾和条款业已事先商议确定，故回书格式主要是在引述宋方文字后发誓遵守。至此，宋、辽便以这种古典的方式完成两国间和平条约的签订，史称擅渊之盟。 澶渊之盟是宋、辽双方历史上的一重大事件。自盟约签订之后，批评和肯定两种意见就一直持续不断，今之学术界对此的研究，也是连篇累犊。肯定者如富弼在庆历四年六月《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中认为“未为失策”，今人有的甚至赞扬这是一个平等的盟约。而批评最激烈的多借用当时土钦若低毁寇准的话，谓之为屈辱的城下之盟。由于着眼点不同，所处立场或历史时期各异，因此自然会出现各种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观点。而这种全称肯定或否定式的判断，甚至影响对历史事实客观准确的叙述。全面客观地揭示历史事实的真相，是对其正确评价的最基本的前提。通过对有关史料的梳理和叙述，可归纳出这样两点结论: 一、澶渊之盟是一个不完全平等但又值得肯定的妥协和约。 按照今天处理国与国之间纠纷的理想标准来审视澶渊之盟，它的不平等性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在宋输辽岁币这一条上。因为，既然包括关南地区在内的整个燕云十六州都是历史的遗留问题，属于有争议的领土，那就应该在维持既存疆界现实的基础上通过外交谈判以实现两国的和平，就像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辽使耶律琼与宋使孙全兴达成的和约协议一样。尽管当时两国都出于权宜之计，因而给次年正式签署的和约笼罩上些许不稳定的带有变数的阴影，但和约的本身毕竟树立了古代国与国正常交往的范例，也符合当今国际外交仲裁的基本准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宋朝用岁币去换取辽对宋关南地区的承认，就构成了该盟约的不平等性。 但是，宋真宗全面地权衡利弊得失，从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在坚持和维护领土主权的前提下，对辽所作出有限度的妥协和让步，是非常明智的，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这就是宋争取到辽对关南地区为宋领土的承认。站在辽国的角度看，这一结果无疑包含着他原未曾意料到的无奈和委屈。因为，瓦桥、益津、淤口三关及以南的莫、浪州等地即所谓的关南地区原包括在后唐石敬塘主动割让与辽的燕云十六州之内，为周世宗第二次北伐时占领，辽国从未承认放弃其主权;而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之后，宋朝事实上已经决定放弃对辽现管辖的燕云地区的主权以讲和，也再没有收复“汉唐旧疆”之类文字见诸官方正式与非正式文件。尽管宋太宗两次遣使赴辽求和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但绝不会再向辽提出领土要求这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前引真宗赐何承矩的诏书，已经明白向辽传递出宋朝的这一愿望，就是维持两国现存疆界以讲和。辽国拒绝宋朝的求和，不外乎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既然宋要承认辽对燕云的主权，那么，关南地区也应交还于辽以维持原有的完整性;假使辽对宋仅限于岁币上的要求，就用不着如此兴师动众，可能单靠外交谈判就能够办到。其次是宋朝首先挑起战端，两度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北伐燕云，既然真宗已经承认为“疆臣贪地，为国生事”的错误之举而向辽道歉，如果要辽停止报复以讲和，宋朝就不能不付出这一代价。第三，辽从宋朝对其西北地区的党项羌首领李继迁的妥协中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公元997年，继迁遣使求和，刚继位的宋真宗采纳王禹假的建议，任命他为定难军节度使，业赐与夏、绥、银、
第11卷第3期南阳理工学院学报 2019年5月JOURNAL OF NAN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Vol.11No.3 May2019 早期汉人入辽脉络分析 — —以韩匡嗣夫妇墓志材料为中心的考察 崔玲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台湾台北11605) 摘要：辽朝统治前期，大量汉人被俘入辽，与契丹等北方族群混居。绝大部分被俘汉人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仅有小部分汉人获得官位，跻身统治阶层内部，拥有显赫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最典型的就是玉田韩氏家族。韩家二代韩匡嗣历经辽代五朝皇帝，父辈入辽及个人发迹经过与辽初的汉族与契丹族群互动有着密切的关系。韩氏家族“被俘成为宫分人一为仕/建立军功一与大族联姻”是入辽汉人生存发展的显著模式。本文希望藉由韩氏家族第二代韩匡嗣夫妇墓志的分析梳理，从迁徙路线、社会流动、族群互动方面挖掘线索，把握早期汉人入辽的脉络。 关键词：韩匡嗣夫妇墓志铭；韩家；辽朝；汉人移民；契丹 中图分类号：K24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5132(2019)03-0099-06 DOI：10.16827/https://www.doczj.com/doc/d55445930.html,ki.41-1404/z.2019.03.022 、/?- 1. 一刖吞 “辽之共国任事，耶律、萧二族而已。”⑴“"自耶律阿保机建国立业起，辽代统治阶级最上层自始至终都是由耶律氏和萧氏组成的集团，被爱宕松男称作一种“半族结合关系”⑵'，这与托马斯?奥尔森( Thomas T.Allsen)所认识的早期蒙古社会变动、灵活的政治结盟⑶具有很大差异。虽然契丹属于原始蒙古族，代表东南蒙古的一大势力⑵',但辽与蒙元时代两种不同的统治核心结构极大地影响了异族政权统治下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族群关系以及族群政策，更宜接促成入辽汉人群体的早期社会活动与仕途变化。 作为辽朝契丹、汉、奚、渤海四大族群中人数最多的民族"，汉族群体在辽朝建立初期的王朝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早期被俘或归顺的汉人群体。《契丹国志》称： 契丹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诸国…。⑸ 当时，在辽的绝大部分被俘汉人作为工匠从事技术工作，但也有部分汉人获得官位，甚至跻身统治阶层内部，拥有显赫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玉田韩氏家族。邓广铭先生曾说，辽代韩氏家族与辽代皇族同兴衰、共荣辱。韩氏家族与耶律氏和萧氏二大集团的关系成为了解入辽汉人发展以及辽代南北面官制建立的切入点。 二十世纪30到40年代，首先注意到辽代汉人世家大族作用的学者是罗继祖和魏洪祯，前者对辽代汉臣四姓大族进行了梳理，认为韩知古家族当居四大家族之首；后者则阐述汉人大族在辽代建国前后的重要作用，他们提出的议题为后来的韩氏家族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70到80年代，学界开始关注韩氏家族谱系及与统治阶层的关系。王民信根据出土墓志，对韩知古家族世系进行补证，日本学者松田光次也对玉田韩氏家族谱系进行了研究⑹。王明茹认为辽朝对韩氏家族的重用，是利用汉人地方权贵以治汉地。蔡美彪在讨论辽代南、北面官制议题时，注意到以玉田韩氏为代表的汉人地主势力的增长以及对军政大权的掌握，他指出这是圣宗以来的变化，可视作汉族封建文明为契丹贵族所接受之表现⑺。李锡厚对此种说法有所质疑，他强调辽代汉臣群体具有不同的身份、地位，与统治者关系不同，因此应当有所区别⑻如-2“。 1994年韩匡嗣夫妇及其家族成员墓葬陆续出土，为韩氏家族研究增添了更多新证据。不少学者从家族世系史、汉人任官、政治婚姻、契丹文墓志等 作者简介：崔玲(1978-),女，博士生，研究方向：辽代艺术史、视觉文化史、艺术史学史。
收稿日期:2001-01-11 作者简介:田相林(1964—),男,讲师,本科。宋辽“澶渊之盟” ———古代少数民族与汉族长期和好的范例 田相林 (濮阳市技工学校,河南濮阳457000) 摘 要:景德元年八月,辽大举南下、宋朝野震动,宋真宗诏令且御驾亲征。双方于十二月初达成停战协议即“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战事,使边界得以长期安定,促进了双方融合交流。两族之间原有的避垒,随辽宋两个王朝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面逐渐消除,从而为中国实现牢固的统一创造了某些必要的前提,在中华民族统一和发展的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宋朝;辽朝;澶渊之盟;民族;和盟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944(2001)04-0045-03 宋真宗景德元年(辽至宗统和二十二年,公元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的签订,给断断续续长达26年的争战,画上了一个句号。从签盟到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的119年中,宋辽双方弥兵敦好,“两国享无事之福者且百年”(《二十二史札记》卷二十六《和论》)。这种和平局面,对于保障中原和北方人民的安定,加强相互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发展生产力,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以战促和盟澶渊 景德元年(1004年)八月,辽准备大举南伐,宋廷震动。宰相寇准主张必须“练帅领,简骁锐,分据要害地经备之”(《长编》卷五十七)。宋真宗在边臣“一夕五至”的告急声中,也感到形势严峻,遂诏令调兵遣将,准备“亲征决胜”。九月十六日,宋真宗召集群臣为其亲征日期出谋划策。因意见不一,真宗采纳了毕士安、王继英的意见,将进驻澶州的时间往后拖延。 宋时,黄河从今濮阳县城南穿过,河南北两岸分别筑城,时称南澶、北澶,中有浮桥相连。宋澶州澶渊郡治南城(今河南濮阳县城南)。该地为大河津要,向有“河朔屏障”之称。于是,令修葺澶州城,疏浚德清军(今河南清丰县西南)隍堑。 闰九月初八,辽军开始大举南伐。九月中旬,辽军突破宋唐河防线,进驻阳城淀之后,遂兵分东西两路,分向瀛州(今河北河间)、祁州(今河北安国)推进。十月初六日,辽军东路军进抵瀛州城下,昼夜攻城不下,伤亡惨重。十四日,辽西路军攻陷祁州。十一月十三日,辽驻军都指挥使耶律所部攻氵名州(今河北永年)不克。十四日,辽军进逼天雄军(今河北大名),久攻东门不下,遂潜师绕过城南,设下伏兵,主力继续南进。判天雄军府兼都部署王钦若即派精骑从后追击,双方在狄相庙(今河北大名南)展开激战,辽军损伤甚重,宋军存者也仅有十之三四。越过天雄军的辽军继续南进。十六日,宋真宗诏随驾军士先赴澶州。十八日,真宗以辽军既逼河上,乃再命山南东道(治今湖北襄阳)节度使李继隆为驾前东面排阵使,马军都指挥使葛霸为副使(前为驾前西面邢氵名路都部署)。 十一月二十日,辽军攻陷宋德清军(今清丰县西南),宋知军尚食使张旦及其子三班借职张利涉、都虞侯胡福等14人全部战死。同日,拖延3个多月的宋真宗御驾亲征才算付诸行动。真宗圣驾从东京(今河南开封)出发,次日进驻长垣县(今河南长垣)。二十二日进驻韦城县(今河南滑县东南),命令知滑州张乘、齐州马应昌、濮州张晟往来黄河之上,督促民夫凿开黄河的封冰,以防辽骑渡河。 同日,辽圣宗与萧太后率主力进抵澶州北城外,立即从东北西三面将北城团团围住。宋澶州守将李继隆等陈师于北城外,毁车为营,与石保吉率众将紧急分伏劲驽,控扼要害,组织守城防御。辽军亦作攻城准备,辽先锋将统军使、这次攻宋的倡导者萧挞凛恃其勇敢,率轻骑前往宋军阵前观察地形,宋掌床子弩的威虎军头张环从城上发弩,射中萧挞凛额头,使其当晚即死于辽军营帐中。辽萧太后极为悲痛,亲临痛哭,并辍朝5日,军中士气也大受损伤。但辽主秘不发丧,仍以主力围困澶州,并分兵继续南进。二十五日,辽军又攻下通利军(今河南浚县东北),大有越过澶州,进逼宋都东京(今河南开封)之势。 宋真宗驻韦城,见辽有渡河之势,群臣中有的重提徙都之事,有的说应该避辽锋芒,再作它计。真宗迟疑不决,召寇准商讨对策。在寇准等主战派的力陈下,真宗才下了进驻澶州的决心。是月二十四日晨从韦城出发,晚上到了卫南县(今滑县东)。遂遣翰林侍读学士潘慎修先赴澶州,下诏澶州北寨(即北城,今濮阳县城)将帅及知州,不得擅离屯所迎驾,恐给辽师可乘之机(《续资治通鉴长编五十八》)。 二十六日,宋真宗自卫南至澶州南城,准备驻跸。寇准坚持请真宗前往北城,于是殿前都指挥高琼命卫士推车辇疾进。至浮桥,真宗又令停下。琼见此,遂用挝槌打辇夫的后背,说:“何不急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真宗只好乘辇继续北进。到了北城,宋真宗登上城北门楼,张黄龙旗,全军将士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顿增百倍。 辽宋在澶州摆开决战之势的同时,双方的和谈也在紧张地 第18卷 第4期2001年11月 平原大学学报 Journal of Pingyuan University Vol.18 No.4 Nov.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