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社会历史实际看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趋势
摘要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家，经历过漫长的历史才到达今天。随着民族自身的发展以及外部环境的变迁，我国政治文化也不断发生着变化。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旧、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等政治革命，还发生过许多次诸如五四运动等的思想与社会革命，这一切都推动着中国的政治不断向前发展变化。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政治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姿态与表现。从这些姿态与表现中，可以寻找到一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本文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治道路、政治参与方式等多个领域对这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给予一个较为全面的论述。
关键词：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方向；社会历史
作为世界上最悠久的古国之一，中国在漫长的文明历史当中，创造出许多璀璨的文化，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文化，亦或是诸如科技等的各方各面，中国都远远地超越世界其他国家。在政治生态上，中国创出了许多先进的选拔、管理等方式方法，如军功爵制、科举制等，被许多国家仿效和改造利用。但是，由于清朝时期的闭关锁国，使得中国开始落后于世界，沉浸在过去辉煌的梦境中。鸦片战争惊醒了中国人。从19世纪四五十年代起，中国开始谋求变革，变革从军事领域开始，进而到经济领域，最终推进到政治领域。康有为等维新党人尝试通过确立英日式的君主立宪制度使中国迅速富强起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则谋求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家；他们的尝试最终被历史所证明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开始逐步探索俄国式的发展道路，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中国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与人民当家做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走向了腾飞，人民的政治诉求不断强化，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趋势。
一、社会逐渐实现与国家政权的适度分离
自古以来，中国一直没有将国家政权与社会分开看待。在封建王朝统治时代，国家是皇帝一人的私产；在皇帝们看来，《诗经》中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才是真正的“大义”。那时的人们，都是皇帝的臣民，自然完全没有社会的概念。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政府在政治上进行区别于封建皇朝
时代的变革1，开始逐步提出“社会”的概念，但还是没有将国家政权与社会分离开来。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医治百年战争的创伤，实现中国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崛起，人民政府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高度集权的政治行政体制，这样的结果便是国家政权与社会高度的融为一体，社会几乎被政府完全操控，政府不但进行宏观的领导，还进行微观的控制。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前，政府不仅是“教练员”2，也是“运动员”。在这种经济政治体制下，中国的社会权力被大大压缩，导致社会自身无法形成自主的运行网络，基层组织与群众完全屈从于党的意志，几乎没有自身的思想理论，更谈不上自我治理与自我约束。改革开放初期，虽然进行了适度的政治改革，但是却只是在原有体制上的小修小补，主要表现为中央将部分权力下放到地方，但这只是行政权力的流转，并不是政府职能向社会的有效过度，并没有改变国家政权对社会的高强度支配；相反，由于权力下放，反而出现地方政府坐大等新的问题。这时期的社会不但没有实现解放，反而因为各种利益关系，被地方政府控制的更死。
基于此，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中国逐步开始实施政权与社会的分离。中国实现政权与社会的适度分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条路径之上：其一，通过将旧式的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逐步改造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得企业获得了自主经营权；这样一来，政府对社会经济领域的微观控制逐步削弱并将最终消失。其二，中央政府改原来的单一的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并行制度为现在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得社会经济资源不再为国家所独有，而为社会各界所共有；经济控制模式的转变使社会的自我调节力相对获得提高，社会权力开始扩张。其三，弱化政府对基层的行政控制，强化公民社会的建设；近年来，我国普遍建设起基层群众的自治机构，变原来的乡镇领导社区、村社为社区居民、村民自治。政府对基层社会的影响，不再是一味的行政控制，而是思想上、组织上的宏观指导以及法律上的约束。其四，在组织结构上，社会组织与国家政权已经或者正在实现分离。在过去，社会组织通常被称为“次政府”3，足以看得出它的组织结构与机构运行方式；但是，近年来，诸如工会、学会等各种群众性的社会团体实现了与政府机构的完全或者部分分离；那么，与这些社会组织相联系的社会人群及社会关系的自主性将大大增强。由以上几点可以看到，我国正在由一个政府掌控全局向着以社会为主体、国家依法予以调节与治理的新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转变，我国社会正在实现与国家政权的适度分离。
二、政治权威走向世俗化
1这种“社会性”建树主要发生在袁世凯时期，蒋介石国民政府执政时期处于巩固与发展阶段。
2经济学术语，这里引用是在表达相同的意思，“教练员”即指指挥者，“运动员”则指参与者。
3次政府，指跟政府组织结构类似，但实质上并非政府的社会组织。
与西方不同的是，在我国长期的政治形态中，由于长久以来的大一统思想的影响，自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体制长期根植于我国的政治土壤之中，这就使得我国的政治权威高高的竖立起来。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君权神授”更是把这种君主代表下的政治权威高度神化。民国以后，君主专制被推翻，最高的政治权威代表从神坛上被拽了下来，中国的政治权威开始向世俗化推进，官员由君主任命开始变为由选民直接或间接选举。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大陆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在全国实现了基层人民代表的普选，一定意义上将政治权威更加世俗化。但是，由于毛泽东个人的功绩与威望过盛，中国出现了将领袖神话的不正常现象，这极度类似于中世纪盛行于欧洲的如同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个人魅力型”权威。这样就难免重新出现政治权威向着反世俗化发展，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领袖的威望禁锢人民的思想。1978年，学术界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反思“文革”的同时，开始向存在很久的高度政治权威发起挑战；在破除领袖神话的迷信的同时，将政治权威重新拉向世俗化轨道，民主政治不再是“圣贤”政治，而是全民政治。自那时起，人们在观念上开始重新认识对政治权威由神向人的转变。
世俗化是政治意识文明的内在要求与根本归属。阿尔蒙德认为彻底摆脱人格化的权威的影响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他指出：“这些国家政治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把合法性从个人身上转移到政权上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向这个方向发展。自从80年代初以来，我国在政治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改革过去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制度安排，通过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措施来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建立和完善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等。这些改革对促进由人格化权威向制度化权威的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当代，人们往往不再以某种预先设定的基于某种理想的抽象原则和个人的“超凡魅力”来看待政治权威，而是以政府的实际作为来评价它，对实用、实效和实际利益的看重也改变着对政治权威的评判标准。人们关注政治权威，不再因为它提供一种主义或者理想，而是因为它能够满足民众对世俗生活的实际需要。在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权威的实际作为，也就是政治的有效性，日益成为其合法性的基础。
三、政治决策由经验论走向科学化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更高效率的建设社会主义，党加强了一元化的管理；在这种政治形态下，政治决策权几乎全部掌握在政府、企事业单位的“一把手”手中，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政治决策的经验主义，其最终会导致经验论的甚嚣尘上。可以想象的是，如果一个单位依靠一把手做决定，而不是通过民主决策，那么是十分危险的。我们知道，要做出决策，就必须有一定的知识、能力、经验、
才识、情感等，只有这些要素全都处于优秀状态并且实现优化配置，作出的政治决策才会更加趋近科学。但是，由于个人的各个方面的差距，每个人都不会非常全面、及时、准确的了解和处理信息，那么依赖其上的直觉而定的决策往往不可能产生良好的效果。事实证明，如果将决策权系于领导一身之上，而不听从其他人的建议的话，那么决策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会迅速增强，一旦发生决策失误，还很难改正，因为那种政治决策系统中没有人能对领导提出意见，即便提出也未必受到重视。
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决策的方式有所转变，这有很大的动因支撑。一方面，科学重新成为人们普遍认为的决策源动力；另一方面，改革后决策时所要考虑的各方面的因素普遍增加使得决策者的能力、精力和阅历都不能满足新时代的决策需求。这两个方面的条件促使决策由领导的经验论向着群众性的科学化方向发展。特别是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这种政治决策形态逐渐被人们认识和得到了普遍认同。在当代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科学决策的支持源，比如各种形式的信息中心、市场、民意测验等机构，一些大学开始逐步设立诸如政府管理相关的专业以培养相关人才，一些政治、公共管理方面的学者、教授将目光放在政府的科学化管理至上，等等。其次，决策机制开始实现制度化和科学化的并轨与结合。我们知道，现今社会实施一个政策需要经历确立目标、搜集信息、设计备选方案、政策分析、方案选优、实施方案、反馈政策效果、进行政策评估等许多步骤，陈振明、宁骚等国内知名学者对其已经进行过与之相似的理论探讨。再次，决策过程中普遍采用新兴科学技术成果进行辅助，诸如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已经广泛应用于决策领域。以上各点足以证明，当今中国的政治决策模式已经不是传统的“一言堂”4，而是正向着基于科学之上的集思广益的决策机制发展的渐进模式。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全面政府决策科学化不会只是梦想。
四、政治文化由群众文化转向公民文化
政治文化往往体现着一个国家政治的真正民主程度，主要表现在基层公民的政治参与度以及其意见对政治决策产生的影响程度之上。一般的讲，政治文化即指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社会成员个人如何看待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所处的位置以及所起的作用。早年，中国长期坚持集体主义思想，极端的集体主义论甚至认为个人对集体的政治生活提出一些反对意见是对集体权威的蔑视与挑战，长期以来，在政治文化层次，往往提群众，却很少说到个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时代，政治文化一直受到“群体本位”的影响，在发展国家的思想指引
4新时代的“一言堂”指的是一把手责任制。
下，因为发展是大局，很少有人想到公民以及公民权。所以，在中国长期提的只是“人民”“群众”这些集体概念，却很少见“公民”这样的个体概念。而真正实现民主化，就必须向公民社会过度。
其实，不难看出，“人民”“群众”都只是抽象的集体概念，并没有具体指向性，而“公民”则是具有具体指向性的概念，是实实在在存在的社会个人。当今情况下，我国公民的公民意识和自主意识不断增强，对政治的参与要求进一步深化，参与制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相结合的呼声逐渐出现并提高。公民文化日渐成为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实行参与制民主，推进公民社会的建设，等等，并不是要让它取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样的先进社会主义制度。一方面，由于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原因，我国全面实行参与制民主不具备现实条件；另一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基本的政治制度，一旦被取代或者废除，那么关乎我国国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继续推行。
五、实行全面的新型开放和强有力的外交策略
不管鉴于历史原因还是现实需要，我国都必须毫不动摇的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清朝前中期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造成了中国脱离了世界独自缓慢发展最终落后于世界进而遭到列强欺侮的惨痛回忆，是每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的画面。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有着经济贸易联系，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外国生产的产品，同时我国的产品也远销全国各地。在这样的情势下，继续实行对外开放并将之扩大不仅是党和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要求。由此，可以预见的是，新形势下，我国必将继续推行对外开放并将其不断深入。
外交一直以来是我国公民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我国长期处于世界最领先地位，一直是名副其实的“天朝上国”，外交上讲求的是“朝贡”模式。然而，进入18世纪以后，我国逐渐开始落后与西方世界，终于在19世纪中叶被彻底打碎了上国梦，进而开始了长达百余年的屈辱外交史，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才重新获得提升，再次进入世界大国行列。新中国的建立和初期的发展把中国的大国地位下来，实行的是全新的外交体系。改革开放之后，鉴于经济合作和吸引外资进入，我国实行的外交政策往往以“后发制人”为主，力避冲突发生和扩大，这不免使普通公民认为中国政府的外交取向了疲软。习近平总书记执政以来，中国的对外政策明显强硬起来，在对日、对美、对朝以及东海、南海、台湾等地区问题上表现出强硬立场。这一变化可以看出，中国的外交正在向着日趋强硬的方向发展，一个崭新的、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形象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东亚。
六、结语
无论是面积还是人口，无论是经济还是资源，无论是文化还是政治影响力，当今的中国毫无疑问已经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之一。未来的中国，必将继续推行政治改革以适应新时代的内外需求。我们有望看到，一个强盛的、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的祖国傲立在世界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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