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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刑事和解制度
摘要：刑事和解基于中国和谐传统文化的融合、近现代法律实践的参考、西方文化的交流，并且适用于各刑事诉讼阶段，因此为刑事和解在中国的适用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依据。刑事和解不但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和整个刑事法领域的一体化进程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而且使我国的司法与“恢复性司法”相交融，不断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刑事和解;和谐社会;恢复性司法;法律监督
刑事和解作为我国刑法领域的一种新理念，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逐渐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实践中有关“刑事和解”的案例尝试也比比皆是。由于这种刑事案件解决方式在我国形成不久，一方面缺少法律规范，一方面缺少以往案例的参照，因此在一开始并不是很完善。但即使“刑事和解”有着制度规范方面的不足，我们也不能将其简单否定。当然，对于这样的一种新型制度，也不能任其自由发展，应当进行认真的研究，制定相应的规则制度，使其发挥相对应的解决刑事案件的功能。目前，各国学者已经开始对刑罚的作用和传统刑事司法的缺陷进行反思，从不同角度开出了多种药方，刑事和解作为其中令人瞩目的一种，也给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和整个刑事法领域的一体化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一、刑事和解的界定
传统的刑事诉讼程序是指国家为了追溯犯罪、维护公共利益而设置，通过一系列严格的程序步步推进，最终实现刑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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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过程中，无论被告人还是被害人都难以左右诉讼结果，只能按照法定程序完成诉讼，并且由于既定被害人与被告人的角色而相互对抗到底。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总会有当事人基于维护自身利益或其他方面的考虑，在发生刑事案件之后不愿激烈对抗，希望通过协商，和平地解决纠纷。因为一些被害人重视赔偿甚于国家司法机关对被告人的惩罚，一些被告人也希望通过积极赔偿来弥补自己行为所造成的伤害，从而可以换取轻缓的惩罚。而传统的刑事诉讼模式常常忽视这种需要，这就使得另一种刑事案件解决方式——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了现实的需要。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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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刑事和解”是中国式的用语，在西方则
②
被称之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
刑事和解弥补了常规的刑事案件解决方式忽视被害人与被告人意愿的不足，以加害人和被害人的直接商谈为特征来解决刑事纠纷，它具有以下特点：
（一）缓和性。如果熟人之间发生刑事纠纷后不愿从此反目，或者陌生人之间发生刑事纠纷后不愿从此结怨，他们就会考虑是否一定要通过正式的诉讼方式强行解决纠纷。与激烈对抗的方式相反，和解方式注重缓和矛盾，甚至化干戈为玉帛，因此，对重视关系恢复的人们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二)自主性。只有当事双方的意愿都至少得到最低程度的满足时，和解才能达成，其中的协商谈判、心理博弈显然取决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和解与否、和解形式完全有他们决定。国家专门机关只对和解的条件、过程和内容进行监督和审查，并不直接干预和解协议的达成。
（三）互利性。如果加害人与被害人能够达成和解，自然经过了一番利益的争夺和放弃，各自有所满足，还缓和了关系，避免了传统诉讼方式的种种后遗症。
二、刑事和解的理论依据
刑事和解制度在现代法治社会的兴起，不仅有着现实的需要，而且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影响。在我国，和解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有学者将中国文化的精髓概括为“和合”文化。和合文化是指人要顺应自然，与自然溶为一体。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汉代大儒董仲舒则提出了“天人之间合而为一”，即著名的“天人合一”思想。其次是人与人保持“和合”的关系，强调社会关系的和睦融洽，避免争斗、纠纷，古代先贤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和谐的重要性。孔子云：“礼之用，和为贵”，“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老子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人之道，为而不争”。墨子说：“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在古代社会，“无讼”、“人和”、“兼爱”、“不争”思想的社会功能十分明显。试想，一个充满纷乱与矛盾的社会，一种争诉不断、耗费大量社会资源的社会，经济能发展，政权能巩固吗？因此，在封建时代，一方面对于严重危害统治阶级秩序的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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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订┊┊┊┊┊线┊┊┊┊┊┊┊┊┊┊┊┊┊罪实行严峻刑罚，另一方面，民间调解和诉讼和解受到普遍重视，对于一些属于私人之间纠纷的“民间细事”甚至不予受理，让乡里或宗族调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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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的传统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所继承和发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根据地为了团结各阶层群众，也曾经大力推广各种形式的调解，其中就包括刑事案件的调解。1943年6月11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民刑事调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就曾经推行过全面的刑事调解制度。《条例》中规定，凡民事一切纠纷均应厉行调解；凡刑事案件除少数犯罪外，多数均得调解。该条例的第2条明确而详细地规定了刑事案件的调节范围：…刑事则除以下各罪不许调解外，其他各罪均得调解：内乱罪、外患罪、汉奸罪、盗匪罪、掳人勒赎罪、违反政府法令罪、破坏社会秩序罪、贪污渎职罪、妨害公务罪、妨害选举罪、逃脱罪、……;其他有习惯性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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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规定直到边区政府撤销以前，始终是确定刑事调解范围的依据。可见和解制度在我国具有丰富的生发土壤。和解最早出现于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民事和解。直到和解制度在民事领域逐步完善后，才在刑事领域逐渐形成，并一步步走向完善。
如果说中国和解理念来源于对“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的崇拜，那么西方的和解观念就与宗教有不解之缘。以对西方主流世界影响最为深远的基督教为例，其所宣扬的忏悔、赦罪、原谅、宽恕，甚至爱自己的敌人的观念在基督教的《圣经》中俯拾可见：“你们宽恕别人的罪，天父也要宽免你们的罪”（《马太传》六之十四）；“悔改与赦罪将由他的名义从耶路撒冷起，宣扬万国”（《路加传》二十四之四十七）；“别人告诉你们：爱你们的邻人，恨你们的敌人。我告诉你们:爱你们的敌人，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这样才是天父的儿子：他的日光照善人也照恶人，他降雨给正义的人也给不正义的人（《马太传》五之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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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恢复性司法潮流所强调的倾听、沟通、悔改理念如果不深究其本源，也可以说是宗教中宽恕与忏悔观念的延伸。
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还是西方宗教中的宽恕、博爱观念，都十分推崇和缓、宽容的纠纷解决方式，倡导人们化解冲突，和睦友爱相处。在冲突解决过程中既承认矛盾、对抗，又力图达成共识与和解，这恰恰就促使一种新的由不同文化传统所共同推崇的纠纷解决方式理念的出现。
三、刑事和解的适用构想
作为一种重要的诉讼理念和机制，刑事和解应当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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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立。虽然涉及刑事和解的实体性内容主要体现在刑法中，但诸如和解主体、条件和方式的设定，过程监督和结果审查都属于刑事诉讼程序，刑事和解贯穿刑事诉讼的一些重要阶段，在不同的阶段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旦达成和解还有可能在刑事诉讼的某一个阶段终止诉讼。因此，将刑事和解视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原则十分必要。
在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时，首先要承认刑事案件在性质和种类上的复杂性，有些案件主要涉及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利益问题，有些刑事案件则不仅仅涉及被害人利益，更主要的是涉及社会与国家的安全和秩序问题，与民事案件有明显不同。基于此，刑事和解案件的和解过程和适用条件要置于公权力的监督之下，公、检、法机关要对和解案件的条件、自愿性等进行监督和审查，并对结果予以确认。
（一）侦查阶段
在侦查阶段，应当赋予公安机关对少量刑事案件达成和解的审查处理权。符合自诉条例的轻微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的，公安机关可以根据和解协议不立案；双方在立案之后达成和解的，公安机关有权撤销案件。
（二）起诉阶段
刑事和解在起诉阶段可以通过两种具体的制度得以贯彻，其一是酌定（相对）不起诉制度，其二是暂缓起诉制度。
暂缓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应当起诉的犯罪嫌疑人，根据其行为的性质、年龄、危害程度等情况综合考虑之后暂时不予以起诉，给予其一定的考验期限，令其进行自我改造和反省，根据其悔罪表现决定是否起诉的制度。
（三）审判阶段
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可以通过和解之后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和和解之后追究刑事责任但从轻处罚的方式得以贯彻。
在审判阶段，对于刑事自诉案件，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2条之规定，由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之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而对于允许适用刑事案件和解的公诉案件，被告人和被害人在审理过程中达成和解，被害人不要求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在公诉人审查同意之后并向法院要求撤回公诉的，法庭认为无不当理由，应当允许公诉人撤诉，不再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此类案件的刑期限度应当与酌定不起诉、暂缓起诉的刑期限度相一致，限于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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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刑事和解与法律监督
（一）当前刑事和解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在侦查阶段、起诉阶段乃至审判阶段通过和解的方式处理刑事案件的数量与比例越来越高。但由于刑事和解还处于试行与摸索阶段，该制度仍存在许多问题。
1、行政权随意逾越司法权
由于公安机关兼具行政与司法职能的二元权力结构模式，使得其在行使侦查、预审等司法职能时，可能与处理一般违法案件、调解民间纠纷以及治安管理处罚等相混淆，也为行政权任意逾越司法权提供了便利。例如，苏州市公安系统2007年度共对刑事案件立案50579件，而移送检察机关起诉的仅有11736件，大部分案件被自己消化了，而消化的手段却主要是通过“行政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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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对这两种职能的运作如果仅仅依靠公安机关内部的监督，实难做到完全的公开公正。
（1）由于不规范而引发了多中不良现象
刑事和解在英美法系国家是一项较为成熟的诉讼制度，其内涵和制度都较为完整。该制度虽然较早就进入了我国公法学者的视野，但真正落实到司法实务层面不过三五年的时间。自2002年我国加入并批准了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的基本原则》后，恢复性司法的理念才逐渐进入司法实务。随后，许多地方的司法机关稍加探索便进行了广泛的推广，但对刑事和解的条件是什么、按怎样的程序进行、如何救济、如何进行监督等要么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做法，要么有些地方根本不予考虑或随意进行，不仅仅不规范，有些还超出了法律的规定。刑事和解如此不规范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以下问题的发生：
①对某些应立案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往往因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而不予立案；
②对某些已达成刑事和解，但仍应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已立案的刑事案件，却以和解为由擅自做出过轻处罚，甚至不予追究；
③处于种种目的，某些司法人员违背当事人意愿，通过强硬“做思想工作”、隐瞒事实等手段强制和解。
（2）对和解的内容认识狭窄
刑事和解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恢复性司法制度，关键在于加害人对自身错误的真正认识和对自身行为的真诚忏悔。然而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往往忽视犯罪嫌疑人的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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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罪态度、忽视对被害人的精神安抚，而是片面强调对被害人损失的赔偿，将刑事和解等同于民事赔偿，而没有充分发挥刑事和解的修复社会关系、定分止争功能，致使这一制度的演化也发生了异化和演变。如此的结果只能是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未能彻底修复，受犯罪行为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人的精神痛苦未能消除；个别司法人员也机械地认为金钱赔偿履行完毕就万事大吉，放松了对个案的后续跟踪，从而助长了诉前和解的片面化倾向。
刑事和解的理想效果应分为三个层面：加害人的真诚悔改是实现和解的逻辑起点，以金钱赔偿、赔礼道歉为表现形式的和解手段是和解的外化体现，社会关系的复原是和解的终极追求。因而，将刑事和解理解为以财产给付为主要或者全部内容，无疑是片面的。
（二）刑事和解法律监督的必要性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缺乏统一的规范的和解程序;二是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所拥有的刑事和解权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刑事和解应当受到法律的监督，其必要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1、执法标准统一性的要求
由于现行国家立法对各诉讼阶段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尚付之阙如，公检法机关在各自环节开展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及操作程序缺乏统一的标准。而且，同样类型、情节的两个案件由于刑事和解发生阶段不同、审查机关的认识不同而很可能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难免会使人产生对司法公正的怀疑。因此，从执法统一性的角度讲，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案件在公安机关做出最终的撤案决定之前就能够加以审查并提出相关意见的话，那么同一类型刑事和解案件在侦查阶段与审查起诉阶段的执法统一性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2、规范权力不当使用及滥用的要求
首先，刑事和解撤案制度又可能会产生被害人与加害人达成某种交易，即被害人的“向司法机关提出对加害人减轻处罚的请求权”与加害人的“积极赔偿行为”可互为筹码。这种交易的本质是以限制国家追诉权为代价来换取“被害人实现求偿权”和“加害人实现减轻处罚目的”的空间。这种私权的滥用会对公权的正确有效行使造成一定的侵害。对于公安机关来说，由于处于公私权力冲突的中心，难免会被虚假的表象所蒙蔽而被动做出错误的侦查终结结论。其次，公安机关独有的二元权力结构模式使其同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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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订┊┊┊┊┊线┊┊┊┊┊┊┊┊┊┊┊┊┊备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的职能，成为“以罚代刑”现象存在的前提。虽然检察机关对刑事侦查活动享有监督权，但却无法主动地获知相关信息，只能从被动地受理对违法行为的控告、申诉中得知。加害人由于已从“以罚代刑”的降格处理中得到了好处，自然不会再提出控告和申诉。即使有本害人提出了控告与申诉，但检察机关对这些已变成行政处罚的案件进行查阅或者调取卷宗还得征得公安机关的同意。再事后获取监督线索与调查取证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其监督实效自然值得怀疑。因此，再公安机关做出刑事和解撤案决定之前，其实就产生了检察机关及时介入并提出监督意见的必要性。
3、保障司法权威的要求
关于刑事和解，虽然各地出台了一些规范，如2004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公安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轻微伤害案件的暂行规定》第1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办理轻伤案件加强法律监督。”但这些规范位阶过低、内容非常笼统。容易导致相似的案件在同一个地区甚至同一公安机关的处理结果不同甚至差异很大。显然这些结果不利于法律的统一实施，进而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权威。特别是一旦在刑事和解中出现了司法腐败，司法权威和司法机关的形象将受到很大的损害。毫无疑问，在刑事和解中导入检察监督最起码可以保障在同一地区内法律的统一实施，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公安机关的行政权随意侵害司法权问题、减少司法腐败，从而有益于树立与保障司法权威。
（三）开展刑事和解法律监督的可行性
1、检察机关具有开展监督的法律依据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监督权。《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规则》为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的刑事和解活动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法律依据。
对于审判环节的监督，《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刑事和解最终还是一个法律实施的过程，应当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目前在公诉案件中，法院实施刑事和解中邀请检察机关见证的行为本身就属于审判权法律监督手段的运用。因此检察机关同样应当在审判环节将自己定位于一个法律监督者，对法院刑事和解案件履行监督职能。
2、检察机关具有开展监督的相关能力
（1）检察机关具有完备的监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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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察实务层面，对刑事和解的监督主要牵连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和人民监督员等，各部门监督的侧重略有不同。
（2）检察干警具有较高的法学素养与较丰富的刑事和解工作经验
从队伍建设的角度上说，目前的检察官职业目标正在向专业化、精英化方向迈进。因此，由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都较为丰富的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进行监督，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3、检察机关的监督地位已经确立
检察机关作为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机关的形象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由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撤案决定进行进一步的把关，对有关司法机关而言不会造成任何正当利益的损害，不会遭到较大的排斥。
4、人民监督员制度已经比较成熟
作为检察机关的一项专门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从2003年9月开始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主导下逐步在全国检察机关中推行，着手解决“谁来监督监督机关”的问题。经过近七年的工作，人民监督员制度不仅对检察机关起到了和好的监督制约作用，其本身也发展的必要成熟。
结语：
任何制度产生之初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在倡导构建科学的刑事和解制度的同时，我们也应当预见到，刑事和解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公权力机关滥用权力逼迫和解，一些犯罪人犯罪后毫无悔改之意却以钱买刑等情形，会在一定程度上放纵犯罪，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在建立和解制度的同时，必须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因和解而撤销案件的情况也当报检察机关备案，主动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在起诉阶段，我国应当借鉴日本的检查审查会制度，对不起诉进行必要的监督。目前许多地区正在试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也可以成为刑事和解在起诉阶段的监督机制。无法达成和解的案件则按照法定程序提起公诉。在审判阶段，应当公布影响判决的和解因素，接受公诉机关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对于赔偿数额，公权力机关应当根据案情性质、犯罪后果和当事人的具体履行能力进行综合判断，注意引导和纠正和解过程中出现漫天要价、显失公平的情形。我相信，在研究者和个司法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刑事和解制度必将不断完善，充分发挥其对解决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司法制度功能。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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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订┊┊┊┊┊线┊┊┊┊┊┊┊┊┊┊┊┊┊①杜宇.刑事和解与传统刑事责任理论[J]. 法学研究，2009(1).
②杜宇.刑事和解与传统刑事责任理论[J]. 法学研究，2009(1).
③雷小政.刑事和解配套制度的实证分析与立法完善[J].法学杂志，2009(7).
④杜宇.刑事和解与传统刑事责任理论[J]. 法学研究，2009(1).
⑤甄贞.建构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思路[J].政法论坛，2008(6).
⑥陈光中.刑事和解初探[J]中国法学，2008(2).
参考文献：
1、杜宇.刑事和解与传统刑事责任理论[J]. 法学研究，2009(1).
2、雷小政.刑事和解配套制度的实证分析与立法完善[J].法学杂志，2009(7).
3、杜宇.刑事和解与传统刑事责任理论[J]. 法学研究，2009(1).
4、甄贞.建构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思路[J].政法论坛，2008(6).
5、陈光中.刑事和解初探[J]中国法学，2008(2).
6、于志刚.刑事和解正当性追问[J].政法论坛，2009(6).
7、李霞.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J].法学杂志，2009(9).
8、吴之欧.刑事和解的初步经济分析[J].法学杂志，2009(9).
9、宋英辉.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实证研究[J].法学研究，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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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论文刑事和解制度论文：浅谈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之 构建 [摘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被害人和刑事被告人直面会商为中心的刑事和解程序就一直是西方犯罪学界研 究的主题，并不断地出现在各国的刑事诉讼体系中。在化解社会矛盾，弥补传统刑事司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经济和法律全球化的影响，特别是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下，刑事和解逐步走入中国人的视野，成为一个新生物。为此，对刑事和解制度过去与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给予足够的关注，对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务的全方位的考察是必要的。 [关键词]刑事和解；制度；构建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和特征 刑事和解也被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它的基本内涵是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一名社会自愿人员)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的刑事问题解决机制,弥补常规的刑事案件解决方式的不足,它的核心在于恢复性司法，其理
论价值在于正义的恢复，而正义的恢复的途径存在于被害恢复与加害恢复两个基本方面，强调被害人利益保护的同时兼顾了犯罪人的社会复归，主要表现为两个最基本的特征——“参与性”和“恢复性”。所谓的“参与性”，就是在处理犯罪案件的过程中，主体将不再局限为国家和犯罪人，而是吸纳其他与犯罪有关的人加入到处理犯罪的案件的过程中，特别是被害人加入其中与犯罪人沟通交流，作出协商。而所谓的“恢复性”则是通过一系列的司法活动，努力恢复到犯罪前的社会秩序和个人状态。通常通过协商，犯罪人通过认罪、道歉、赔偿等方式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因犯罪影响的生活恢复常态，亦使加害人通过积极负责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并赢得被害人及家庭和社区人员的谅解。 二、刑事和解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刑事和解以其全新的理念和良好的实验效果引起了人 们的兴趣。但是就总体来说，作为一种新的争端解决方式，存在美丽诱惑的同时，也存在着理念上对传统刑事司法的挑战、人们对它功能上的怀疑、程序上的缺陷等问题，这些方面显然也直接导致刑事和解制度相当的不成熟。 （一）基本理念的碰撞 首先表现在犯罪性质上，刑事和解制度在实体法领域内涉及到对犯罪本质的认识的重新界定。刑事和解的个人本位
浅谈刑事和解 [摘要]刑事和解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型刑事诉讼模式的产生。文章将这种新型的诉讼模式与传统的诉讼模式进行比较，得出该种模式的优越之处，看到其发展前景。 [关键词]刑事和解；传统刑事诉讼模式；对抗 2002年随着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审判的“中国辩诉交易第一案”的产生，一种新的刑事诉讼方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①刑事和解在西方称之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它是西方三十年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种改革尝试；它一改传统刑事司法以国家为本位，主张对受害人权利的关注，它为刑事司法理念研究和实践注入一种全新的理念。 刑事和解的出现，使在国家公权力与私权利对抗基础建立起的传统刑事理论面临了挑战。假如刑事和解制度能在我国通过完善理论而获得成功，可能为世界司法理论做出贡献。 一、与传统模式比较 传统的刑事诉讼理论建立在国家追诉主义的基础上，将公诉机构与被告人置于完全对抗的地位，而法院则应“保持中立”。自贝卡利亚以来，无罪推定被奉为刑事诉讼的“王牌条款”，公诉机关必须证明被告人有罪，并需要达到让人信服的最高标准。相反，法律免除了被告人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这样，保证了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宗旨。 以上理论建立在“对抗性司法”的基础上。加入犯罪嫌疑人向侦查人员做了有罪供述，放弃无罪辩护，上述理论则毫无意义。国家公诉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并不处于完全对抗的地位，而且有进行合作的可能。比如，在轻微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一旦认罪，法院可征得检察官的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对存在立功、自首、初犯等情节的被告人，检察官发表公诉意见时主动要求法院“在量刑时考虑上述情节”等。 在刑事诉讼中并不都包含“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过程。由此我们发现了两种司法模式：一是传统国家与被告人进行对抗的司法模式。二是国家与被告人通过协商和妥协进行的合作模式。 但是刑事和解不同于以上两者。这一模式作为非形式化方式处理刑事案件，其所追求的最高价值即为社会冲突的化解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公权力机关不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和解，而是作为居中促成和解的调解人。这样一种模式的存在与发展，是传统司法中所固有的冷冰冰的权利责任分配体系开始让位
刑事和解制度研究(3) 第二，更多地考虑了被害人的需求。在传统的刑事司法中，被害人的利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被害人所能获得的正义往往只有“同态复仇”的心理慰藉，而被害人所受的利益损失和心理创伤则无法得到相应的补偿和救治。与之相比。刑事和解制度将被害人的物质和精神利益的恢复也纳进了“正义”的范畴，体现了对被害人利益更为全面、细致的保护。在角色设定上，被害人也从被动的客体转变为主动的主体。具体来说，就是从一个被动等待正义降临的客体转变为一个通过自身行为主动追求正义结果的主体。这种角色的转变使受害人能够积极主动地往寻求一种符合自身利益的“正义”。而不是强加的正义、迟来的正义。 第三。对社会而言，刑事和解制度为其寻求一种更为有益的“正义”。国家追诉主义诞生以来，社会在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就沦为旁观者的角色。国家追诉的实现。在彰显“正义”的同时，往往也给社会带来了其他形式的伤害。与之相比，恢复正义理论则要求社会在“恢复正义”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而使社会对正义的理解和追求得以体现。在“正义”的结果题目上，刑事和解制度要求修复犯罪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创伤。对同样被犯罪行为所伤害的社会而言，这种“恢复正义”更符合社会的利益需求。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以为，刑事和解所追求的是这样一种正
义，它要求实现一种“无害的正义”：使犯罪人真心悔罪。回回社会：使受害人因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和精神伤害得到弥补，并通过与犯罪人的和解，实现一种有别于“同态复仇”的心理平衡：对社会而言，被犯罪行为破坏的那一部分社会关系因和解行为而得到恢复，也防止了犯罪人对向自身施加痛苦的社会的敌视和受害人因自身利益被忽视而产生的不满。与传统刑事司法意义上的“正义”相比，在犯罪人、受害人和社会三者的利益关系上，这种新的“正义”不会产生传统“正义”所带来的利益共损的局面，也更有利于社会的***。“当规范使得各种社会生活利益的冲突要求有一恰当的平衡时，这些制度就是正义的”。这是一种从“有害的正义”到“无害的正义”的转变。三、刑事和解制度模式及公道性分析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模式设计 西方各国的刑事和解制度一般没有纳进到正式的诉讼程序之中，而是作为一种由中立调解人主持的非诉讼程序而存在。但是，刑事和解过程中达成的刑事和解协议。各国刑事立法均普遍予以认可，且作为刑事裁量的重要依据被广泛运用于侦查、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诉讼阶段，同时也成为稍微犯罪发生之后、刑事程序启动前的由社区负责的纠纷解决机制。 基于不同的法律制度体系和社会状况，各国在司法实践中采用了不同的刑事和解模式。回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社区调停模式(在犯罪发生后犯罪人被逮捕以前由社区进行调解)；转处模式(在罪犯被逮捕后起诉前由和解中介机构进行调解)：替换模式(由司法职员在量刑和执行中适用，替换监禁刑)：司法模式(适用于一切罪犯，进步了犯罪人的责任)。前三种模式主要的区
浅谈刑事和解制度论文 刑罚权历来被视为公权力而被国家所垄断，在严厉的惩罚，司法系统和监狱负担沉重、再犯率又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刑事和解制度给了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新的启示，下面是浅谈刑事和解制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被害人保护运动的兴起，出于对传统诉讼模式忽视被害人缺陷的反思，被害人和刑事被告人直面会商为中心的刑事和解程序成为西方犯罪学界研究的主体，以刑事和解方案为主要操作模式的恢复性司法方案成为热点。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的理论界和实务界也都纷纷掀起了刑事和解的研究狂潮。各地的探索性实践也颇见成效。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中也已经有了刑事和解的雏形，但都只限于自诉案件。虽然刑事和解是为了更好的保障被害人的合法利益，使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尽快而设立的，但在实践中会因多方利益的角逐而偏离预先设想的初衷，甚至会危及其根基，这是构建刑事和解制度面临的重大挑战。如有时会因被害人、加害人之间财力悬殊、取证困难、诉讼费高昂而使被害人违心和解，这样刑事和解成了有钱人逃避法律追究的避风港同样，加害人可能以赔偿为条件提出减轻刑罚等不合理的要求，这会从本质上动摇刑事和解的正当性根基，然而许多被害人及其家属却往往由于现实原因接受不合理的要求，从而使法官面临是保证被害人获得赔偿还是让被告人得到应有的惩罚的两难的窘境。而刑事和解则演变成了只
要赔偿就可以按加害人要求量刑的真正交易。 刑事和解的含义及其特征 刑事和解的概念 和解作为诉讼法中的一个专业术语，是指发生纠纷的双方通过自愿达成协议的方式来解决纠纷的行为和结果。按照纠纷或诉讼性质的不同，和解可以分为民事和解、行政和解和刑事和解。刑事和解即刑事和解制度，一般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后，在调停人的主持下，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对话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 刑事和解的主体是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即加害人与被害人，而非检察机构，这一点就是刑事和解制度与控辩双方的协商制度的区别，后者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与检察官之间的协商。刑事和解必须在调停人的主持下进行，调停人作为中立的中间人判断刑事案件和解的可行性和和解协议的合法性等问题。这点也是刑事和解制度与刑事案件私了的本质区别。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双方当事人，即加害人与被害人，也就是说，双方当事人的自主意愿在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和解的结果中起着积极的决定性的作用，而调停只是扮演一个消极的，中立的角色。这也就体现了和解与调解的区别。调解更加强调了调解人在其中起的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调解人起着积极促成双方当事人协议的达成的作用。刑事和解是建立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的。刑事和解中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和解双方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方是处于优势地位或劣势地位才能确保和解双方根据自己自主意愿达成协议，解决纠纷。
浅析我国刑事和解之制度因素 发表时间：2009-11-18T09:16:13.293Z 来源：《中外企业家》2009年第5期下供稿作者：张文雯[导读] 我国刑事和解的司法尝试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张文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北京 100088)摘要：我国刑事和解的司法尝试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各界对“赔钱减刑”的质疑众说纷纭。详细界定了刑事和解的基本内涵，探讨刑事和解的制度因素，包括参与主体、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和责任形式四个因素。 关键词：刑事和解;基本内涵;制度因素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09)10-0166-02据北京市检察机关刑事和解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自2003年7月以来，北京市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大兴、昌平七个区的检察院公诉部门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27 427件，其中轻伤害案件共4 607件。在轻伤害案件中，检察机关适用和解结案的共667件，和解适用 率为14.5%[1]。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媒体冠以“赔钱减刑”进行了报道后引发了社会各届的质疑：“赔钱减刑”导致有钱人“花钱买命”或有钱人受到的处罚较轻的局面，容易滋生“暗箱操作”及“权钱交易”，导致司法腐败。事实上，“赔钱减刑”的说法容易产生一种字面上的暗示，公众理解的减刑是简单的用减刑作为等价物，或者看到交钱后犯罪人的刑期得到从轻处罚时就会认为钱和刑已经挂钩了。因此，笔者认为应将“赔钱减刑”的司法实践统一称为“刑事和解”来讨论，以避免公众的误解，并形成严谨的学术用语。 一、基本内涵的界定 刑事和解在西方国家是一种早已有之的刑事司法改革措施，在我国，刑事和解尚不是一种被法律所确认的刑事法律制度，但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践尝试都将其定位为一种制度来对待。迄今为止，国内法学界对刑事和解的概念表述几乎都采用“一句话”交待的方式，即要么直接一句“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面对商谈、解决刑事纠纷”[2]，或直接释义为“刑事和解又称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3]”。大多数作者在作此类简单交待之后，随即笔锋一转叙述刑事和解各项内容，然而“刑事和解”这个概念并非如此简单，应对其基本内涵进行详细界定。 刑事和解是一个刑事法律术语，它与传统的国家强制对抗性刑事诉讼模式相对。刑事和解的基本内涵不能限定于字面解释，应从刑事和解的对象、主体和方式这三方面进行分析和理解。 首先，刑事和解的对象是犯罪纠纷。一旦产生犯罪纠纷，就有解决纠纷的需求，双方通互相妥协与让步和平是解决方式之一。 其次，刑事和解的主体包括犯罪人与被害人、犯罪人与国家、犯罪人与一定的社会组织。由于犯罪纠纷是由犯罪所引发的，实施了特定危害行为的犯罪人和犯罪的受害者当然都是犯罪纠纷的一方主体。但受害者不仅包括一般情况下的犯罪被害人，在特殊情况下也包括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目前国内学者对刑事和解的界定中仅提到“犯罪人与受害者”，大多数学者对“受害者”并未作任何的解释，使读者难以理解“受害者”是限定于一般的犯罪被害人之内，还是也包括特殊的犯罪被害人，这种模糊的说法是不妥当的。因此，刑事和解应该包括犯罪人与被害人、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和解。 最后，刑事和解的方式为“和解”的方式，强调自主性和自愿性。“和解”的自主性和自愿性指，犯罪纠纷是否进行和解由双方自主决定、自主选择，并且在和解中双方所表达的是自己的真实意思。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由特定人（第三方）调解是刑事和解的必要条件，然而这会影响到调解的可行性。因为在我国现有法制状况下，确立相应的调解机构或调解人、设置相应的调解程序及规则是难以实现的；调解可能因被害人或犯罪人不同意或不接受而难以实现。因此，双方当事人的自主与自愿是刑事和解的必要条件。 综上所述，刑事和解指在犯罪发生后，犯罪人与犯罪受害方，包括被害人、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自主自愿地进行沟通、协商并达成互利性合意以解决犯罪纠纷的机制。 二、刑事和解之制度因素 (一)刑事和解的参与主体 刑事和解旨在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犯罪纠纷，犯罪行为必然由加害人对被害人实施，加害人和被害人都是刑事和解的必要参与主体。在犯罪发生后，只要犯罪符合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只要被害人愿意与某些加害人达成和解，就应当准许适用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也涉及国家公权力机关一方，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他们参与到和解中时国家追诉权不再是其唯一目的，其重要作用是给家害人和被害人提供对等的信息和沟通平台，从帮助被害人的角度考虑，对于如何更好地解决纠纷提供法律上的咨询和帮助。 此外，律师在实际工作中也成为刑事和解的参与主体之一。律师是专门的法律服务人员，地位比较中立，他们熟悉各种法律规定，对诉讼中的利益和风险的认识深入而客观，一般能够获得当事人的信任。当然，律师促成的和解也要经过法庭的严格审查，以免出现损害当事人利益的情形。 (二)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 目前我国学界对于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有两种观点：一种主张从案件轻重来划分；另一种主张从案件种类来划分。 1.案件轻重范围 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还局限于轻罪，但也有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已经突破了轻罪的范围，将刑事和解运用于严重犯罪中。笔者认为，依照罪行轻重来划分有其不足，因为轻罪和重罪的范围各国有不同的理解，其标准在世界范围内是难以统一的。在一国范围内，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究竟是应当局限于轻罪，还是可以扩展到包括重罪的所有案件中，并不完全取决于制度设置，也与一国的文化、民族心理和国民观念密切相关，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因案件的千差万别而异常复杂。在广东东莞抢劫案中，虽然该抢劫案属于重罪，但被告人表示痛改前非，被害人又能因此获得经济上的补偿，以不判处死刑的方式达成和解不失为一种对国家、社会和当事人都有利的选择。因此，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不能依据案件罪行轻重来决定，还应当根据案件种类和具体情节综合考量。 2.案件种类范围
刑事和解制度之探析 [摘要]近年来，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许多地方的公检法机关开始探索在公诉案件中鼓励当事人和解的办案方式即“刑事和解”，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正是考虑到刑事和解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新《刑事诉讼法》将其纳入并作为一种特别程序予以规定，体现了立法者对实践探索及其价值的认可，并希望通过法律上的明确规定对其具体操作予以规范。然而，如何使之在实践中更加完善是值得深入思考、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刑事和解；和谐社会；瑕疵；补救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及价值理念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加害人（即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协议之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或诉讼制度。[1]刑事和解起源于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以恢复性司法原则为理论基础，其目的就是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以及恢复犯罪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和解制度作为罪犯与被害人沟通的桥梁，其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背后的价值理念是什么呢？美国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John R·Gehm）在其《刑事和解方案，一个实践和理论架构的考察》一文中提出了三个理论基础，即“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和“叙说理论”。[2]其中“恢复正义理论”是刑事和解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恢复正义理论建立在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强调犯罪不仅是对法律的违反、对政府权威的侵犯，更是对被害人、社会甚至被害人自己的伤害；二是刑事司法程序应该有助于对这些伤害的弥补；三是反对政府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回应方面的权力独占，提倡被害人和社会对司法权的参与。[3]因此，基于这一根本的价值理念，刑事和解的应有之义有三：一是被害人精神的抚慰和物质的补偿；二是加害人重罪减轻，轻罪免于监禁的实际得利；三是司法资源的节约。 然而，刑事和解也并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法律制度。在它积极价值的对应一面，客观存在着由其性质所决定的一些负面作用。德国学者伯恩特·许乃曼认为，刑事和解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刑事和解可能会削弱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行为人事前即可知悉犯罪后果，而在权衡之后定是否采取行动。如果当行为人预计可以通过赔偿来逃避刑罚，则可能更积极主动地实施犯罪。（2）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平等原则。相对于属于社会底层的行为人因为经济能力的缺乏而无力履行经济赔偿，刑事和解为白领犯罪人提供了逃避刑事审判法网的可能性。[4]的确，“赔钱减刑”会削弱打击和预防犯罪的力度，导致有钱人犯罪受到的处罚比没钱人轻的现象，会助长一些人“有恃无恐”的骄纵心态，从而蔑视法律，使法律失去应有的权威性。但仅仅根据刑事和解的上述消极作用来否定其积极价值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总体上，刑事和解在司法体
刑事和解制度在藏区适用的构建 [摘要]藏族刑事习惯法在当前藏区的适用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与国家的刑法适用有着严重的冲突，是藏区刑事法律适用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刑事和解的提出和构建使得刑事习惯法与刑法有一个良好的融合，有利于藏区的法治现代化和整个国家法制的统一。 [关键词]刑事和解；刑事习惯法；适用 法治化道路是我国当前和未来的必然走向。对此葛洪义先生认为有关法治建设：“制度是法律实施的基础。法治建设必须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只有通过一个个具体制度的完善，才能形成国家的法治。”因此，刑事和解制度在法制不完善的藏区构建正切合此意。 一、调解主体 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特别是适合民族地区的刑事和解制度，必须要符合我国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即刑事和解中的刑事犯罪发生后，必须在专门的司法人员主持、审议和监督下由被害方与被告方直接协商，已达成谅解，协商的结果直接影响刑事处分措施。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藏族地区有关刑事的和解一般都由乡政府司法人员、寺管会代表、村中德高望重的长者三方组成调解小组，组织当事人双方进行调解、斡旋，最后达成双方谅解。但是从中发现和解的组织主体显得混乱，出现多头管理，调解人员法律素养不高，以致容易使案件处理流于形式，有损法制尊严，所以必须在充分考虑到藏区特有的情况下予以司法规范。 具体操作上笔者认为，可以尝试类似于听证的方式，由专门司法人员主持、审议和监督，犯罪嫌疑人及其代理人、监护人和亲属，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或监护人、亲属，犯罪嫌疑人生活村社或就读学校人员以及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人员参与，通过听取被害人陈述和犯罪嫌疑人认错与道歉以及侦查部门的相关意见，然后进行协商，并制作和解协议书，其内容可以包括：1.向被害人道歉及立悔过书； 2.向被害人支付相当数额的财产或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 3.可以向村社提供一定的义务劳动以表明其行为； 4.照顾被害人及家属的生活，保护被害人及家属的安全义务等等。最后，相应的专门司法人员同时对和解协议的内容予以审议，并对和解协议的执行进一步跟进监督，和解协议的执行情况可以作为刑事案件处理的依据，这样以做到充分保证刑事和解在统一的司法规范下运行。 二、适用范围 关于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要有一个很好的界定和把握，否则非但会流于形式，而且会给法治社会的建设带来负面效应。因此，刑事和解的范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总体来说，范围过宽，有可能瓦解社会对犯罪的认识评价体系，牺牲法治的权威，影响国家刑罚权的有效实现；范围过窄，则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不利于发挥刑事和解的价值功能。大多数学者对这方面的认识是，刑事和解的范围应以轻微刑事案件为主，将未成年人轻微刑事案件作为刑事和解的重点，这也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体现。但必须予以注意的是，如果单单是以未成年人犯罪举例说明是恰当的，而仅以轻微刑事案件为主就显得未免宽泛了。在这里我们必须考虑到藏区这么一个特殊情况。 具体言之，在藏族地区就重刑犯罪的刑事和解适用来看，应该消除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误解，没有侵犯公众利益、国家利益和他人利益的，一般没有社会危害性的刑事案件，因为这类案件只体现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纷争，多由民间、邻
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及其在我国的制度构想 关键词: 刑事和解;恢复正义;报应正义 内容提要: 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是当今西方刑事和解理论中流行的三种解说,其中恢复正义是刑事和解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的刑事和解制度。基于刑事和解在被害恢复与加害恢复方面的双重价值,应当对此制度进行合理化的借鉴。 刑事和解(Victim - Offender Medition) ,也被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① 会商。它的基本内涵是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一名社会自愿人员) 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1〕刑事和解在我国公诉案件范围内没有任何依据,因而注定了其被刑事司法系统所否定、排斥的命运。而在美、英等西方国家,则是一种早已有之、正当盛行的刑事司法改革措施之一,对被害人而言是一种恢复性的刑事保护政策,对犯罪者而言则主要作为刑罚替代手段存在。迄今为止,国内法学界对此种制度的认识几乎是一片空白。其实,刑事和解与“私了”有着本质的差异,它是当事人在社会代表主持下的依法“公了”。近年来,国内已有学者就刑事和解制度的源流进行了初步的考证,但有关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其本土化问题,则无人论及。笔者拟就此两方面的问题作一探讨。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
西方法学界对刑事和解理论基础的解说,迄今最全面的是美国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在《刑事和解计划:一个实践和理论构架的考察》一文中所提出的“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与“叙说理论”。〔2〕我国有学者在考察了上述理论之后认为,三种理论分别是从社会本位、被害人与犯罪人本位等多重视角对刑事和解进行的充分论证。个人本位、社会本位而非国家本位是刑事和解的价值取向,在刑事和解的法律移植过程中,上述价值冲突是让人困惑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与此同时,在社会契约论之下,包括刑罚权在内的国家权力本身就来源于人民的让渡。刑罚权所保护的公共利益就是公共秩序,在于对刑事冲突的彻底解决;维护这一利益的路径选择可以是多样的,既然刑事冲突本身就是存在于犯罪者与被害人之间、而不是国家与犯罪者之间,那么, 刑事和解当然能够实现刑事诉讼的最终目标。〔3〕按此观点,刑事和解作为刑事诉讼范围内的刑事冲突解决机制而存在。被害人与加害人通过刑事和解这种契约形式达成相互的谅解、同情和经济赔偿,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被害人损害恢复和公共利益的保护。刑事契约是刑事和解最本质的所在。笔者认为,从个人本位与刑事契约的角度来解构刑事和解的理论本源无疑具有合理化成分,这种解释具有浓重的自然法理论色彩。从价值论的角度,对正义理论进行刑事法范围内的具体解说,或许是理解刑事和解的另一个重要入口。有鉴于此,笔者将在对“平衡理论”、“叙说理论”进行概要介绍的基础上,详细述评西方恢复正义理论的具体构架,并以笔者的理解,对刑事和解的基本价值进行解说。 (一) 平衡理论与叙说理论 平衡理论(equity theory) 以被害人在任何情况下对何为公平、何为正义的合理期待的相对朴素的观念为前提。当先天的平等和公正的游戏规则被加害人破坏时,被害人倾向于选择成本最小的策略技术来恢复过去的平衡。至于选择哪种方式来恢复平衡,决取于该种方式的功能及被害人的预期成本。从平衡与恢复二者的关系看,被害人都有一个成本收益的计算方式,有时,这种计算只是个非常短暂的瞬间。被害人通常选择适合自身需要的方式。通常,如果一种平衡———恢复的成本越
浅议刑事和解制度 本文分析了刑事和解制度的含义、意义及存在的问题，在积极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在我国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保障和恢复当事人的权益，提高办案效率，构建和谐社会。 标签：刑事和解意义缺点构想 1 刑事和解制度的含义 刑事和解，也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是指犯罪发生后，经过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交谈，达成和解协议，司法机关根据和解协议对加害人进行刑事处分。刑事和解的目的是恢复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失，恢复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刑事和解是一种新型的司法关系，是一种新的刑事理念。 2 刑事和解的意义 2.1 刑事和解能够使被害人的权利得到重视，提高当事人双方的满意度。刑事和解制度是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为双方当事人提供了交流的机会，使被害人的权利得到重视，被害人可以在一个相对平和的环境中对加害人阐述加害人对自己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伤害和损失，加害人可以通过被害人的陈述了解自己行为的严重危害性，有利于其从内心反思悔悟自己的行为。所以说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使被害人的权利得到重视，提高了被害人的地位和当事人双方的满意度，体现了公平正义原则。 2.2 刑事和解能够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及时修复和补偿。刑事和解的结果有两种：一是主要适用于对被害人造成实质性损害的案件中物质意义上的和解，包括损害恢复、赔偿等；二是适用于对被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案件的象征意义上的和解，如因侮辱、毁损名誉等而赔礼道歉、真诚的谢罪、悔悟等。刑事和解是以加害人的主动认罪为前提，这样使得双方交谈协商的环境相对平和，被害人就自己受到的伤害提出赔偿请求，加害人为了弥补对被害人造成的损失，减轻自己的罪责，积极地在物质上给予被害人赔偿。在双方的交流中，被害人接受加害人真诚的道歉和悔悟，有助于减轻被害人的仇恨，使被害人的心灵创伤得以安慰，有利于被害人在心理上得到恢复。同时，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是加害人和被害人自愿达成的，加害人的积极履行使得被害人的損失得到及时赔偿。所以说刑事和解能够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及时修复和补偿，体现了对被害人利益的全面保护。 2.3 刑事和解有利于加害人实现再社会化。加害人在监狱中断绝与社会的接触和联系，相互之间容易交叉感染，刑事和解制度提倡的非监禁刑，避免加害人之间的交叉感染，有利于加害人早日回归社会，实现再社会化。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加害人倾听被害人的阐述，使加害人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对国家、社
在办案过程中，我们经常会被问及诸如刑事案件能否和解、和解是否意味着不被追究刑事责任等问题。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和解制度”虽已被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但却并不被大众所了解。因此，武汉律师认为有必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刑事和解制度的相关规定。刑事和解适用案件的范围有哪些？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77条的规定，仅在以下两类可以适用刑事和解案件中： 1.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首先，该类刑事案件起因子民间纠纷。所谓民间纠纷，是指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关于民间纠纷的范围，法律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从反面的角度列举了不属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犯罪案件的范围。 这些不属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犯罪案件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雇凶伤害他人的； （2）涉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 （3）涉及寻衅滋事的； （4）涉及聚众斗殴的； （5）多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 （6）其他不宜和解的。 其次，涉嫌案由必须是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以及刑法分则第四章规定的侵犯财产的犯罪。最后，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是指宣告刑而非法定刑，也就是说，即便法定刑在3年有期徒刑以上的，只
要综合全案证据判断其有可能被处以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也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的规定。 2.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7年有期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 首先，前已述及刑事和解的适用需要考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一般认为过多犯罪之于故意犯罪而言其主观恶性较小，虽然这类犯罪造成了相对严重的犯罪后果，但是考虑到其并非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故意而为，其较容易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为了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有利于对犯罪嫌疑人的教育改造，应当允许此类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其次，之所以将渎职犯罪排除在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之外，主要是由其较为特殊的犯罪客体所决定的。渎职罪的犯罪客体主要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其侵害的直接对象是国家利益而非公民个人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以及财产权利，仅“获得被害人谅解”这一条件就无法满足，因此刑事和解无从适用。 以上就是关于刑事和解适用案件的解读。湖北良朋律师事务所是湖北省一家大型综合性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位于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中铁十一局大厦，本所秉持“良心服务，朋盈天下”的理念，致力于将本所打造成一家诉讼与非诉领域优势结合的新型律师事务所。通过专业化服务在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
论文摘要 笔者认为刑事和解作为解决刑事纠纷的新思路，相对于传统的刑事司法制度而言，具有弥补被害人物质与精神双重损失，恢复被害人破坏的社会关系，使加害人更好的回归社会，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又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相呼应，近几年来，刑事和解在我国的理论界与实务部门备受追捧。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刑事和解在许多国家的实践以及我国近几年的试用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为我国引入此项制度带来困惑和挑战。因此，只有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以及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才能克服此项制度的缺陷和不足、解决人们对于刑事和解制度的隐忧，使其更好地发挥解决纠纷的功能。 关键词：刑事和解刑事司法完善制度 宜顺论文网https://www.doczj.com/doc/ee587333.html,
目录 引言 (4)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和理论基础 (4) （一）刑事和解的定义 (4) （二）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4) 二、刑事和解在我国的现状 (5) （一）规范依据 (5) （二）内容和特点 (5) （三）存在的问题 (6) 三、我国刑事和解之体系构建 (6) （一）适用范围 (6) （二）程序运作 (6) （三）各阶段司法机关的分工 (7) （四）价值体系 (7) 四、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法律思考 (8) （一）对刑事和解的履行问题 (8) （二）多元化刑事和解方式 (8) 致谢 (9) 参考文献 (10)
浅析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和完善 引言 如何在刑事司法体系内既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又可以达到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的理想目的，是现今各国刑事政策领域面临的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了刑事和解的理论，使被害人和加害人在刑事纠纷发生后,能够直接商谈，解决纠纷，既有效地保护了被害人的利益、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又加速了加害人复归社会。随着全球法律文化交流的加速以及国内和谐社会建设的深入进行，刑事和解制度逐渐进入了我国学者和公权力机关的视野。对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尝试成为当前我国刑事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探讨的热点问题。 在实践中，刑事和解解决刑事纠纷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尤其是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有关刑事和解的尝试也在全国各地区进行着。对于这种缺乏法律规制却又具有实践基础的纠纷解决方式，我们既不能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简单否定，也不能任由其自由发展，而是应该对其进行认真的研究。因为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案件处理机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和发展表明了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同时也体现了其优越的制度内涵和价值追求，而且从国内外的实践经验来看，刑事和解对于解决轻微刑事案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权益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刑事和解在许多国家的实践以及我国近几年的试用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为我国引入此项制度带来困惑和挑战。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以及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才能克服此项制度的缺陷和不足、解决人们对于刑事和解制度的隐忧，使其更好地发挥解决纠纷的功能。笔者相信，刑事和解制度将不断得到完善，充分发挥其合法、合理的特点解决刑事纠纷，构建和谐司法制度。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和理论基础 （一）刑事和解的定义 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发生后，通过调解人的帮助，加害人与被害人进行沟通，通过加害人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取得被害人的谅解，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由司法机关对和解协议进行确认并对加害人予以从轻处罚从而解决纠纷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关注被害人，弥补被害人收到的伤害，同事对被告人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促进被告人真诚悔改，有利于犯罪人顺利再社会化，修复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社会价值明显。 （二）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在西方，刑事和解也被成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它的理论基础源于
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 [摘要]刑事和解刑事和解制度体现了对被害人和加害人进行司法保护的思想，因此它的价值兼容了被害人与加害人利益的全面恢复。刑事和解制度，利于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关键词]刑事和解；法律价值；社会价值 一、刑事和解制度概述 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或加害人与被害人的调解，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能积极主动地向被害人认罪、道歉，并愿意对被害人给予经济赔偿，在取得被害人谅解后，在国家专门机关或者专业法律人员主持下，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国家专门机关不再对加害人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是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其在适用方面需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加害人真诚悔罪。刑事和解通过宽缓的处理方式对那些可以感化和值得宽恕的人，给予其悔过的机会，促使其回归社会。二是被害人真心谅解。被害人真心谅解是刑事和解的重要条件，只有双方矛盾真正化解才能实现刑事和解的积极效果，若被害人内心未能得到充分的抚慰而仅仅是为了得到赔偿，则双方的和解只能是一种表面上的暂时缓和，矛盾的根源没有得到解决，所以随时都有再次激化的可能。三是加害人不再具有社会危险性。刑事和解既着眼于修复犯罪行为引起的社会危害，也致力于消除加害人再犯罪的可能。 刑事和解理论基础有三个方面：首先强调犯罪不仅是对法律的违反，更是对被害人、社会的伤害；强调刑事司法程序应有助于对这些伤害的弥补；提倡被害人和社会对司法权的参与。其目的是弥补被害人受到的伤害、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并使加害人悔过自新、重返社会。这种诉讼制度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减少社会矛盾，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在司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在刑事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个诉讼阶段均可以适用，和解过程也相应的由公检法等机关主持进行。这一制度的落实同时也是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最好体现。 从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刑事和解制度应用较成熟的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到，刑事和解体现了新的刑事观念，如刑事诉讼的经济性、刑罚的谦抑性、行刑的社会化等等，是一种符合国际刑事法治的新的司法模式。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部门尝试在公诉案件中通过当事人和解的方式解决刑事案件，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刑事和解的实践与思考 [摘要]刑事和解程序进入《刑事诉讼法》并在实践中运行已一年有余，在这一年多的实践中，暴露出了刑事和解程序适用率低，刑事和解制度价值被弱化，刑事和解方式单一，刑事和解程序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文章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应进一步完善刑事审判流程，最大程度发挥现有刑事和解程序的功能，同时应完善刑事和解制度，以解决刑事和解制度设计存在的不足。 [关键词]刑事审判；刑事和解；实践效果 一、前言 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其中以专章增设了一个特别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即理论与实务界通常说的刑事和解程序，这标志着刑事和解从无法可依进入有法可依的状态。当然一个法律制度的落实并不是增设几个法律条文就可以轻松完成的，在从法律文本到现实的转化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诸多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总结，唯有如此，这个法律制度才能焕发出其应有的生命力，而不至于成为一个僵死的法条。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以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刑事和解贯穿于侦查、审查起诉、审理等各个刑事诉讼阶段，本文以法院审理阶段的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为视角，即下文中所涉刑事和解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仅指法院审理阶段的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制度正式进入法律进行司法实践已一年有余，在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运行状态如何，是否能发挥出制度创设时所预期的制度功效等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思考。 二、一个案例所展现的刑事和解实践 王某与陈某系多年的邻居，因琐事发生争吵并相互拉扯，拉扯过程中致使陈某受轻伤。案件公诉至法院后，陈某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官在审理该案时组织了当地司法所、派出所、村委、双方的律师及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经过多方努力，最后达成和解协议。法官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加害方当众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并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被害人据此出具谅解书，对加害方表示谅解，请求法院对其从轻处罚并且撤回附带民事诉讼；当地司法所同时出具了具备对被告人进行社区矫正的条件，建议法院对其适用非监禁刑的函。法院据此对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 这是一个司法实践中比较典型的刑事和解案件，从各方面看都符合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案件的审理过程、最后处理结果等也基本符合刑事和解的要求。
法学杂志 2009年第6期青 年 法 苑 作者简介:赵 丹(1979-),女,汉族,吉林四平人,国家检察官学院讲师。 杨修庚(1972-),男,汉族,河南淮阳人,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检察院干部。 参见陈瑞华: 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 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 ,载 中国法学 2006年第5期。 转引自何帆: 刑民交叉案件审理的基本思路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刑事和解制度的历史解读 H istori c Analysis About Syste m O f Crm i i n al Co mpositi on 赵 丹 杨修庚 (国家检察官学院 北京 102206;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检察院 山东胶州 266000) 内容提要:刑事和解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 群众基础 。在大规模移植借鉴西方法的过程中,无论国家法是否认可,它都在乡土中国存在着。纵观法律制度的成长史,刑事和解的精神价值突破了刑民的严格界分,并有可能发展为一种新型的诉讼模式。同时,作为革命法制中的实践,刑事和解构成人民司法的直接渊源之 一。 关键词:刑事和解 历史 革命法制 回归 一、礼法的摒弃与西方法移植中的刑事和解 回顾百余年中国法制的 大历史 ,极为重要的转向即是传统礼法的摒弃与西方法的移植。 在西方法移植到中国的进程中,法律概念、术语和体系等可以较快地移植过来,但西方法律所具有的 宗教性 却实难移植。在这个 大历史 中,刑事诉讼理论建立在国家追诉主义基础之上,强调国家对犯罪的有效治罪和刑罚权的统一行使,将国家公诉机构与被告人置于完全对立的地位,要求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者,在控辩双方 之间维持公正的审判和公平的游戏。 刑事和解在法制 现代化 的进程中,在对抗性司法的结构中,逐渐被边缘化,和解已基本无立身之地(至少在法理上),代之而起的是检察官代表国家和社会公益而提起公诉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于是乎,在从国外移植而来的以精英化、专业化、程序化为主要特点,以代表国家整体利益身份(检察官)出现,并被人民寄以厚望的新型司法制度中,刑事和解处于被否定和抑制的状态。可以说,对于具有长期调解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来说,被害者不得自为和解的规定,无疑是一个 舶来品 。这一 先进 司法制度移植到中国后,就开始了 中国化 的历程。在严禁 自为和解 的时候,主流刑事诉讼程序( 公了 )之外的 私了 则悄悄地生 长蔓延,尤其是在农村或者是所谓的 熟人社会 。 二、刑民界分中的刑事和解随着社会进步,主观、客观界限明显,刑法的范围逐步缩小,民法的范围则逐渐扩大。至19世纪时,民法、刑法才实现分立。而刑民严格界分之后带来的后果就是刑事和解的 缺位 ,取而代之的是把刑罚与损害赔偿衔接起来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而在当下中国语境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效果很不理想,有相当比例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等同于 空判 。多数判决流于形式,很难弥补被害人的损失。时至今日,西方学者也有对刑民分立的进一步反思。如德国学者罗克辛提出:刑法与民法在概念上的明确区分,是19世纪法学的重大成就。但在今日,我们认为此项严格区别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刑 法与民法的再接近实有必要。 这并不是要把刑民再次合一,而是强调在研究刑法、民法理论问题时,或者在处理刑事、民事交叉案件时,不能过于固守部门法的本位,而应当综合民、刑两大部门法的共性、差异,权衡各类利益,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这其中也包括发挥民事上的赔偿机制,作为刑法上的 第三条道路 ,重建被犯罪破坏的法秩序。罗克辛还认为,赔偿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民法问题,因为它在本质上有利于实现刑罚目的,具有重新社会化的功能。它强制行为人在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进行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