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法治变革回顾
1901年1月，流亡在西安的慈禧太后被迫下诏变法，开启法治变革之路。但当时恐怕没有人会想到中国的现代法治会如此艰难和曲折！这确实需要不断地加以认真总结。本文尝试通过几个视角做一简要回顾。
放弃“祖宗家法不可更改”
20世纪初，面对内外交困，清廷终于放弃了“祖宗家法不可更改”的古训，责令宪政编查馆和修订法律馆从方案、路径和时间进度等方面进行规划，以勾勒出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的基本框架：国家体制上实行君主立宪；起草门类繁多的部门法构建新的社会秩序；创建新的独立的司法机关；法学教育白手起家等。由于时间的关系，方案大都没来得及真正实施。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但由晚清所开启的法治进程却并没有停顿，除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被废除外，后继的中华民国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民诉法、刑诉法、法院组织法相继颁布，现代司法制度渐次推开，法学教育逐渐兴起。民国时期的基本做法，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修改。比如，1935年颁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就是在《大清民律草案》和北京政府《民律草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中国法治变革从借鉴移植日本法起步
中国古代法治传统源远流长，并曾对人类法治史作过巨大贡献。但由于中西方在历史传统、文明基础、思想观念、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晚清时期的国人对于源自西方的现代法治文明隔阂极深，加之当时启动变法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尽快地在法治方面与西方列强接轨，这些决定了当时中国的法治变革是从借鉴和移植起步的。
晚清的法律借鉴和移植是从学习日本起步的。正如康有为所言：“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足已。”其结果是变革后的中国现代法律文明，从概念、规范、制度、体系、司法体制，乃至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组织模式等都直接从日本移植而来，甚至连《大清新刑律》、《大清商律》、《大清民律草案》（其中的一部分）等中国历史上诸多的第一部部门法都是聘请日本学者起草的。中央层面的立法如此，地方立法也不例外。这一时期各地制定的城市管理法规，大多数也是照搬或移植同时代日本的相关法规。
但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之所以选择以日为师原本就是出于救国的考虑，抱有一种实用的工具目的。加之浮躁的心态，很多人对现代法治并不完全理解，内心也没有对现代法治的真正认同，对实行法治的困难也缺乏心理准备。因而，一旦遇到困难，一些人就转而寻求其他的目标及救国工具。
借鉴苏维埃制度强调民意与法律对接
1925年之后，苏维埃的政治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制度，被认为最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法治建设由此出现了许多新现象。
在坚持现代理念的大前提下，不再把法律看作是一种普遍性的治理规则，不再单一地用法律构建社会基本秩序，而是将法律作为实现执政党政治治理与社会管理的一种工具，强调运用法律对社会进行改造，强调民意与法律的对接，等等。
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苏维埃法律制度和法律理念对中国发挥了重要影响。
坚持以立法为中心
回顾晚清以来的法治之路，可以发现有一点几乎没有变化，即历届政府大都坚持以立法为中心的道路。近代中国对现代法治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民族之复兴，国家之强盛，不仅如此，历届政府又都把完成这一宏伟目标的时间定得非常紧迫。而法治的实现又绝非一日之功。为了让世人看到切实的成绩，增加建设法治的信心，坚持以立法为中心也就成了必然。此外，从逻辑上讲“有法可依”是法治建设的前提，因而历届政府无不把制定新的规则看作是头等大事。
1901—1911年，清廷搭建起中国历史上第一套现代法律体系。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民诉法、刑诉法、法院编制法全都编写完成，只是有的还没来得及颁布而已。为了起草刑法典，修订法律馆将当时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都翻译成中文，一条条比对，看哪条更先进。为了起草民法，晚清还搞了民商事习惯调查。
1927—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套法律体系的制定工作。在这套法律体系中，不仅民法典、刑法典，就连工会法、农会法、土地法，甚至渔业法、工厂法等都一应俱全，只要你能想到的基本上都有了立法，而且还全都颁布生效。
但与立法相比，司法制度的建设却较为落后。据统计，到民国晚期全国只有778所地方法院，当时全国共有1964个市县，按每个市县设一个地方法院的规划，地方法院管辖的覆盖率只达到国土的38%以上。这里还姑且不谈已建立起来的法院是否具有足够权威。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实现法治所要解决的问题自然很多，难度也很大。可喜的是，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成绩显著。
（作者侯欣一，单位：南开大学法学院）
法制与法治的关系 法制 广义的法制，认为法制即法律制度。详细来说，是指掌握政权的社会集团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和制度。其二，狭义的法制，是指一切社会关系的参加者严格地、平等地执行和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原则和制度。其三，法制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活动和过程。 法治 是指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以严格依法办事为核心，以制约权力为关键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状态。（1）宏观的治国方略。（2）民主的法制模式。（3）理性的依法办事原则。（4）现代法律价值理念和精神。（5）理想的社会秩序和状态。 法制和法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不容混淆 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属于制度的范畴，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法治是法律统治的简称，是一种治国原则和方法，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是对法制这种实际存在东西的完善和改造。
2、法制的产生和发展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在任何国家都存在法制；而法治的产生和发展却不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只在民主制国家才存在法治。 3、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项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严格依法办事，法律在各种社会调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权威性和强制性，不是当权者的任性。 4、实行法制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监督等方面，都有比较完备的法律和制度；而实行法治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的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都严格遵守法律和依法办事。 二者的联系在于：法制是法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要实行法治，必须具有完备的法制；法治是法制的立足点和归宿，法制的发展前途必然是最终实现法治。 ---------------- 在法律产生之前，当然也就没有法制，更不会有法治，调节、制约人们社会行为的是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这样的社会只能是人治社会。只有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尤其是国家出现之后，法律才产生。但是，法制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法治的诞生。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法制并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与法治相结合，也可以与人治相结合。当法制与人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权威（在封建社会就是皇权）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为人治理念服务的。在那里，调节国家行为的主要是政府权威，调节民间行为的主要是道德权威，法律权威只是起一种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当法制与法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种超越所有权威，包括政府权威、道
的关系是一个不可省略的工作。 一、中国法制现代化是一个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不能将其中某个阶段呈现出的特征抽象为法制现代化全部历史进程的本质概括。 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清末法制改革：清末修律是清末法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国传统法律进行了重大而深刻的改革，引进了近代的法律思想、原则，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发展，在中国法律近代化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刻影响。二、南京临时政府：主要从法律上确认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以“去专制之淫威，谋人民之幸福”，“人权神圣”为中心，颁行了一系列反映革命主要精神的单行法律、法令。三、南京国民政府：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原则，对司法制度进行了改革，完成了司法制度的近代转变。而最终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基本法典的《六法全书》的出现，其六法体系最终建立，标志着近百年的中国法律的近代化的最终完成。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由传统法制向近代法制的转型过程，是在法律领域的一场历史巨变。法制现代化始终会受到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因此法制现代化既是一个复杂、迂回曲折的发展过程，也必然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所以研究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制现代化时，必须从其社会和法制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本质特点来把握，不能以偏概全，用某个阶段的特点替代整个进程的总体型态。譬如，晚清时期中国法制现代化几乎等同于西方化，但我们不能以此为理由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整个过程等同为西方化。 二、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外源性特征决定了这一历史进程之始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西方化形态。 按照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要实现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就必须按照近代法制的基本标准来开展本国的法制改革；而由于本国传统法文化中近代法制文明要素的阙如或发育不够成熟，也就只能从已基本实现法制现代化并有成功经验的西方社会中引入。这是中国法制现代化之始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西方化的根本原因。无论是清政府“参酌各国法律”、“务期中外通行” 的变法谕令，还是沈家本“折冲樽俎，模范列强” 的修律主张，所表达的都是同样的西方化的法制现代化路线。 这样的路线必然表现在修律的实际成果当中。1、以民法为例，1911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不仅采纳了当时最先进的潘德克顿法典编纂体例，还采用了来自大陆法系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亲权、债权、所有权等民法概念，引进了诚实及信用、契约自由、过失责任等近代民法的基本原则，建立了法人、时效等西方民法的主要制度，真正贯彻了法典制定者所提出的“注重世界最普通之法则，原本后出最精确之法理，求最适合中国民情之法，期于改进上最有利益之法”的编纂指导思想。2、以刑法为例，1911年制定完成并予以颁布的《大清新刑律》，采用了西方资产阶级刑法的总则与分则两编的体例，引进了近代资产阶级的罪刑法定、死刑唯一等刑法原则，吸收了诸如未遂、共犯、自首、累犯等西方刑法概念，并仿照西方刑事法制建立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缓刑、假释及主刑和从刑相协调的刑种体制等刑法制度。总之，经由沈家本、伍廷芳、俞廉三等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在中国建立起近代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从而开启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征程。 第三、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必然会超脱西方化的藩篱，实现中华法制文明的伟大复兴。 一方面，中国的法制改革之所以显现出一定程度的西方化形态，源于其总体上的外源性。但是，承认总体上的外源性并不意味着否定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对法制现代化进程起着推进甚至在某些层面的决定性作用的多种因素。自从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经济生活日益活跃，各种经济交往主体地位的平等性日
专题九近现代中国重要的法律文献 难点32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宪法。 1．《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主要特点 (1)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 (2)为了加强对袁世凯的监督，进一步扩大参议院的权力。 (3)为了防止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规定了严格的修改程序。 (4)增加了“人民”一章。 (5)确立了三权分立原则。 2．《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影响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献，其影响深远，具体表现为： （1)政治上，它不仅宣判了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死刑，而且以根本大法的形式魔除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体制。 (2)经济上，确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合法，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3)思想上，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4)文化上，知识分子利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权利，纷纷组织党团和创办报刊，大量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新文化运动创造了条件。 【例1】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目的之一是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体现这一目的的规定是 A．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B．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 C．实行总统制 D．实行责任内阁制 解析：《临时约法》颁布时，袁世凯已成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为限制其权力，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答案为D。 难点33 从《共同纲领》到l954年宪法 1．《共同纲领》的性质、特点 (1)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 (2)特点：具有过渡性、革命性，是对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总结，体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特点；具有开创性和划时代性。 2．《共同纲领》与1954年宪法的不同 不同点 背景制定机关体现原则目的 《共同纲领》推翻了国民政府，新中 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 新民主主义巩固民主革命成果，实 行人民民主专政 1954年宪法人民政权得到巩固，经 济得到恢复发展，“一 五”计划的开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加强政治建设和法制 建设，调动人民的积极 性 【例2】下列关于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说法正确的是 A．提出“一国两制” B．提出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C．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 D．总结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经验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f77603837.html,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罗邈 来源：《法制与社会》2015年第19期 摘要当前，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党和全体人民的共识和努力的目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依法治国两方面的关系是相互影响、促进的。依法治国是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根本路径、重要保障、必由之路，而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要坚持和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因此，新形势下，必须要充分发挥其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的作用，也是解决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需求解决依法治国过程中所存在的多个瓶颈问题。 关键词依法治国国家治理法治 作者简介：罗邈，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7-153-02 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法治决定》），明确指出：“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 求。”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等等。这一切都表明。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同样，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法治的指引和保障。 一、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关系 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对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和总结。一般而言，依法治国就是依法行事，走法治化的道路。具体而言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对社会事务、经济文化进行管理，以此确保国家各个工作都可步入轨道，一步一步实现法律及民主的制度化。由此可见，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依法治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成本、促进的。 笔者认为，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具体逻辑关系主要表现为： 第一，全面深化改革，正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法治的方式、思维，只要是属于重大改革的，都要以法律作为根本。”这也说明了法治对于深入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作为国家和社会运行发展的手段和举措，改革和法治肯定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冲突、矛盾，但是我们始终要坚持不能逾越法
法制与法治的区别和联系 一、法制与法治概念 法制（Rule by Law），法律和制度。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总称。统治阶级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国家事务，并且严格依法办事的原则，也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权力建立的用以维护本阶级专政的法律和制度。其基本含义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任何国家都有法，但不一定有法制。法制在不同国家其内容和形式不同。在君主制国家，君主之言即为法；在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排除了奴隶制、封建制国家法制的专制性质，但资产阶级受阶级本性的局限，当有的法律规定不符合本阶级的利益时，就加以破坏，因此，不可能有真正的法制。只有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实现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法制。 法治（Rule of Law），是指在某一社会中，法律具有凌驾一切的地位。所谓‘凌驾一切’，指的是不单止任何人都必需遵守、甚至是管治机构的包括制订者和执行者本身亦需要，而法律本身亦被赋与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不能被轻慢。政府（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是法律许可的，而这些法律本身是经过某一特定程序产生的。即，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凌驾法律。 二、法制与法治的联系 法制和法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不容混淆。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属于制度的范畴，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法治是法律统治的简称，是一种治国原则和方法，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是对法制这种实际存在东西的完善和改造。 2、法制的产生和发展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在任何国家都存在法制；而法治的产生和发展却不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只在民主制国家才存在法治。
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史，并以此享誉全球。然而，在认识、接受、倡导和实行现代法治方面，当代中国明显落伍了。在选择法治的过程中，各种障碍与羁绊严重阻碍着中国法治的发展。但是。法治优于人治。法治最终会取代人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选择法治的道路是曲折的，但也是必然的现代法治表面看来是一种制度化和组织化机制，作为一种子选手机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根据，在法治制度化和组织化之先，早已存在着一种文明模式和文化条件。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却与近现代法治有着深刻的矛盾与冲突，成为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一大阻力。封建专制思想抑制了民众的民主意识。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一直是大一统的君主集权国家。君主集权在中国具有独特而悠久的历史。由于长达数千年的君主集权统治，使封建专制思想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上的多数学派和思想家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尊君思想，甚至不乏大批绝对尊君论者。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民主意识很难形成，即使是在公众心目中有所萌动，也会遭到传统势力当然的、无情的扼杀，根本不可能形成气候。正是由于中国传统观念中遗留的专制思想过于浓厚，抑制了广大民众现代民主意识的产生和传播，致使中国民众现有的民主和民主参与能力总体上讲，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客观需要尚有一定的差距，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个制约因素。封建宗法思想与无政府主义扭曲了民众的自由意识。国传统文化的理念中，等级特权思想根深蒂固，民众的平等意识异常淡薄。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由于受传统文化影响太深，目前还存在克服特权的同时又滋生和维持着特权的怪异现实，官本位思想严重，民本位思想淡薄，以致不少人把追求特权作为人生的目标。这与现代法治理念下追求平等的价值取向截然相反，对平等意识的树立构成极大威胁，也成为了构建现代法治的一大阻力。法律实用主义歪曲了法治理性精神。现代法治，是人类理性的集中反映，是一种与人治根本对立的全新的治国理论原则，实现现代法治，必须树立正确的法治价值观，维护法律的绝对权威。但在中国，法治理性精神很大程度上被法律实用主义所曲解和代替。中国古代就有法制，而且法家思想还有较大影响，法家主张“法治”。但从本质上讲，法家的“法治”与儒家的人治都不代表绝大多数社会民众的根本利益，都是为维护专制主义服务的工具 1978年以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主要的理论指导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坚持了毛泽东的人民民主理论，赋予了民主以极高的地位和价值，鲜明地指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论断，并有效解决和恢复了民主应有的价值和地位，“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5在邓小平的“民主立国论”和“法制权威论”○16的民主法治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此后，对宪法进行了多次修正，并出台了大量刑事、民事、经济的法律法规，立法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政府机构不断进行机构调整，司法机关不断加强法律的监督工作，使得公民的权利意识得以觉醒，对权力的制约、制衡得到初步的加强 我国是一个传统法律意识极浓的国家。在传统的法律意识里，法的地位并不高，作用很有限，权利意识很淡薄，人们普遍有一种耻讼、贱讼观念。中国传统法律意识的最大特征就是“礼”，①几千年来“礼”支配着法律实践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它不仅被制度化，而且还被法典化，支配着人们的思维形式。如周“六礼”，②至今在一些偏僻山区还支配着男女青年的婚姻大事，具体表现在：人们重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重视订亲、拜堂的形式，而忽视婚姻登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制理论研究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公民的法律意识现状也有了较大改观，现代法律意识的特征已开始形成。如主体平等意识、权利意识、责任义务意识、遵纪守法意识、监督举报意识等等都有所提高。但，中国几千年封建意识以及建国后极“左”思想的影响，使公民的法律意识还存在着与时代精神相冲突的
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法律文化的变迁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其独有的样态在世界法律文化园地独树一帜。而且，在世界法律文化史上，惟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未曾中断过，有着独特的内发形的变迁过程。历史进入近代，西方法律文化的输入中断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自然演进历程，法律文化的变迁具有了外发因素，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的冲突，成为近代法律文化变迁的一条主线和主要表征。时至今日，如何解决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的关系问题，依然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心理情节，亦是当前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关键和难点。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中所表露出的困境与矛盾都是这种心理情节的反映。因此，考察和研究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法律文化的关联，分析总结近代法律文化变迁的特点，解决近代法律文化变迁中遗留的难点，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重大课题。 法律文化具有民族性，是绵延千百年的传统文化在法这种社会现象上的反映和折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法律精神品格和制度特征，从而成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法律文化，并在世界法律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而且，在近代以前，中国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民族特性更为突出和鲜明。大体可以从形式意义和实体价值两个方面来把握。就形式意义而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法律的外部特征和社会地位上缺乏独立性和自治性，即法律是伦理道德和行政命令的附庸，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无确切分界，法律没有自身独特的个性和功能；在法律内在结构形式上，表现为公法与私法不分，诉讼法与实体法不分的诸法合体形式；在司法过程的运行机制上，表现为司法与行政的合一。就实体价值取向和内在精神而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最大特色就是法律的道德化和伦理化，体现了儒家伦理的精神与价值取向。具有以宗法家族为本位的礼治性质，体现为极强的义务本性，漠视了个人权利及价值；具有德治主义精神，道德是法律的化身，道德要求与法律精神相契合，道德是社会调整的主要手段，法律是次要手段和道德的辅助；具有人治主义色彩，强调权力大与法律，权力是法律产生的依据和存在的基础，法律受权力支配和制约，是实现君主专制的工具；以秩序和和谐为最高价值理想，强调“无讼”的法律意识。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不但有其独特的精神品格和制度特征，也有其独特的变迁过程：其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变迁一直受优越的文化观和中国中心论左右。古代中国自秦汉至明代都处于世界强国的行列，在生产和技术领域以及法律文化机制等方面长期处于世界文明的领先地位：“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力量雄厚，历史悠久，而且资源丰富，使得它成为东亚世界的自然中心，因而，古代中国人具有强烈的中国中心主义思想和中国人优于其他民族的偏见。“这种国力的强盛，形成了文化传播和认同的单向性，这就是说，中国文化体系有着强大的同化功能，在外域文化的挑战面前，扮演着主动的角色而非处于被动者的地位，因而能够把外来文化纳入本土文化的体系之中。”优越的文化观和中国中心论，一直在支撑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数千年的变迁过程中非常从容与自信。其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变迁具有封闭性、自发性和孤立性。古代中国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里，而且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封闭性自然经济状态中，导致了整个文化环境的封闭，因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变迁极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而是以内法的形式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呈现了极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也可以说是孤立性，它缺乏来自外域的异质法律文化冲击下的发展动力，而以单一的文化样态存在与发展。其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变迁具有惰性发展的特点。中国古代社会具有“超稳定结构”的性质。中央集权的高度密集与小农经济的散沙状分布，通过封建专制制度的刚性强制与宗法关系的柔性和合达成了统一，而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又被浸润于儒家礼教思想的宗法伦理精神之中。分散的小农经济与高度集中的大一统专制王权，加上植根于血缘关系的宗法伦理，三者融合培育了刚柔相济，随时调剂的修补机制，使中国封建社会得以长期稳固发
中国近现代的法制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法制建设：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提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民主、统一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抗战胜利后，为尽力争取和平民主，并在1945年的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上作了许多努力，重庆谈判签署了《双十协定》，政协会议通过了改组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等有利于人民的协议。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初步建立了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政治制度。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我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共同纲领》具有新中国临时宪法的性质。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性质和根本政治制度，还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这部宪法体现了社会主义原则和人民民主原则，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文革时期，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遭到践踏，失误是忽视民主法制建设、个人崇拜等。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步入正轨，各种法律法规不断出台，从而使我国的法制建设不断完善。表现在：①平反“文革”前后的冤假错案，是首要环节。 ②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基层建设和基层民主建设。③基层民主选举是我国落实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进行民主建设、保障人民用投票表决的方式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举措，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基础的一环。④加快法制建设，逐步建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1982《宪法》《选举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⑤用法律规范政府行为《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⑥1999，“依法治国”被正式写入宪法，中国进入法治化社会的新时期。⑦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六大，形成邓小平理论，以及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政治民主化建设取得巨大成果。
法治与法制的关系： 这两个词，乍一看起来似乎大同小异。事实上，二者具有本质的区别。 法制指一个国家的法及其法律制度，法制着重讲的是法的一系列规则、原则及与此相关的制度。法制的内涵比法治要小的多 法治却强调一个国家处于依法治理的一种状态。一般讲，法治所体现的一种依法办事的良好社会状态至少应包括这样一些内容：一是这个国家要具备完善而良好的法；二是这种法要得以普遍而自觉的遵守；三是已建立健全完备的使这种法得以正确适用与遵守的国家权力机构体系，而且这种权力体系是以权力的互相制约、监督为前提条件的。法治就是在法及其司法体制健全的情况下，在完全地服从于和体现了社会的整体利益与群体意志的前提条件下，能最大限度而充分地发挥个人的意志与行为的自由的一种社会状态。 在明确了法制与法治的基本含义之后，就会看出二者有许多区别。诸如法制所讲的法主要指静态的法的规则及其体系，而法治所讲的法除静态的法的规则及其体系之外，还包括动态的立法、司法、行政执法以及守法等活动；法制所讲的法律制度既可以是好的、民主的法律制度，也可以是不好的、专制的法律制度，而法治所讲的法律制度单指良好的、民主的、能使法得以正确适用和普通遵守的法律制度；法制社会中的法与民主的关系既可以是与民众的意志相统一、体现了民众意志的法，也可以是与民众相对立、是统治者统治民众的工具的法，而在法治社会中法完全体现的是主权在民、政治民主；法制社会中法对权力的规范和约束既可以是所有的人和一切国家机关，也可能是在法的约束和规范之外仍然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独裁者或权力机关，也就是说法制并不必然地排拆人治。而法治社会中法对权力的约束和规范却是完全的、绝对的，包括一切的权力机关和所有的个人，法治必然地排拆人治，法在法治社会中至高无上，除此之外不存在绝对的个人或权力机关的至上权威，而且所有的国家权力都予合理配置和划分，并相互制约。 在经过上述简单分析之后，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需要的是法治，而不是单纯的法制。法制可以存在于奴隶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任何的社会形态之中，而法治只能存在于民主政治的社会形态中。因此，我国现在所提倡和努力建立健全的是现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 法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从她的理论基础之中可以得到一些说明。法治与人治截然对立，她强调社会中单个的所有的人的自由、独立与平等，反对迷信和个人崇拜。法治坚决反对社会中存在着无与伦比的智慧超群、道德高尚的圣人贤哲，强调群体的智慧和道德高于个人。既强调和尊重个体的自由、独立与价值，又以群体的意志对个体的行为加以有效限制为基础。显然，她远远优越于以个人专制独裁为根本特征的人治。法治的基本原则以良好的法的制定与遵守以及确保法的适用与遵守的完善的国家权力机关体系的存在为主要内容。要实现这一原则，达到法治的目标，尚需付出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然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我国的建立健全，却已是必然趋势。
一、填空题（每空1分，共20分） 1、中国法最早的一个主要形式是战争中的(军法)。 2、西周中期，穆王命吕侯制作了(《吕刑》)。 3、春秋时期，楚国的最高司法官称为廷理。 4、战国时期，商鞅“改法为律”。 5、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大量的记载秦法律令的竹简是在1975年发现的。 6、汉代规定：“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 7、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形成了三省制，作为中央中枢机构。 8、唐朝给授农民土地的法律称为均田法。 9、金太祖建国之初，在法制上主要采用女真习惯法，而无成文法。 10、元朝设置行中书省，作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 11、明朝简化税制“一条鞭法”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重大变革。 12、清朝将“六科”并入都察院，合称“科道”，使监察机构一体化。 13、《资政新篇》是洪仁玕提出的带有一定资本主义色彩的太平天国后期纲领性文件。 14、1906年，清政府制度了《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就大理院和京师审判组织加以规定。 15、《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 16、北洋政府奉行特别法应先于普通法原则。 17、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在形式上实行三级立法体制。 18、1934年1月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进行了必要的修改，最主要的是增加了“同中农巩固地联合”的内容。 19、抗日民主政权保障人权条例规定，除_公安司法机关以外，任何机关团体不得进行逮捕、审问、死刑。 20、解放战争后期，人民审判机构的体制不断完善，审判机构一律改称人民法院。 二、单项选择题 1、夏朝中央监狱的名称是（B ）A、圜土 B、夏台 C、畿内 D、社 2、西周时期，法官在审讯中要察言观色，注意当事人的表情，这种审讯方法被称为（B ） A、五刑 B、五听 C、五行 D、九刑 3、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系统的、并为以后历代法典滥觞的封建法典是（B ） A、竹刑 B、《法经》 C、《宪令》 D、《大府之宪》 4、秦统一天下后，继续推行法家思想，对秦始皇政权和法制活动影响极大并成为其指导思想的是（ C ） A、商鞅的思想 B、李斯的思想 C、韩非的思想 D、李悝的思想 5、为了限制士族对清议的操纵，南朝法律中设有（ B ） A、重罪十条 B、清议禁锢之科 C、八议 D、准五服以制罪 6、唐律中的“谋危社稷”是指（ B ） A、谋大逆 B、谋反 C、恶逆 D、谋叛 7、凌迟刑作为法定刑始于（ A ）A、宋 B、清 C、唐 D、明 8、元朝由地方官吏自行编制的一部法律汇编是（C ） A、《大元通制》 B、《泰和律》 C、《元典章》 D、《至正条格》 9、明朝统治者为加重对官吏贪赃受贿罪的处刑，在明律中特设“受赃”一卷于（ B ）
近代中国的转型.（近代化） 一、含义：近代化就是指资本主义化。它包括:政治上的民主化、法制化，经济领域上的工业化、商品化，思想上的理性化、科学化。 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近代化具有明显特色。近代中国前80年近代化可称为资本主义化;后30年又增加新的内涵，即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此过程中，必须解决两大问题: 是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前提、基础)，二是社会的繁荣富强和持续发展(目的、要求)。 在中国近代史上，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与实现近代化的发展目标是相互交叉而又同步进行的，两者是双向互动的辩证关系。 工业化的发展为近代革命提供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力量，近代革命又为工业化的开拓前进扫清了道路。近代百年的历史证明: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和取得民族独立，是实现近代化的前提和根本保证，实现近代化是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和取得民族独立的最终目的。不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不解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掠夺和压迫，近代化就无法实现 三、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历程及阶段特征 （一）起步阶段（1840～1895年）主要是地主阶级领导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主要特征是: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 1.经济：洋务运动前期以"自强"为旗号，兴办了一批近代军工企业，主要有"三局一所":最早的是1861年曾国藩创立的安庆内军械所，最大的是曾国藩、李鸿章主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后期以"求富"为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主要有"三局一厂":最早的是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以军事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化有所进展，并经历了由重工业到轻工业、由军需到民用、由国营到民营的发展过程。投资形式也由官办、官督商办到商办，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 2. 政治：这一时期，政治体制近代化尚未提上议事日程， 3 、思想文化：同时，由于洋务运动的需要，近代化开始由经济领域逐渐向科技文化和人才教育领域渗透，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就此开启。 (二) 整体发展阶段（1895～1927年）是中国近代化最重要的阶段。主要特征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与变革社会制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中国近代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1. .经济：在"实业救国"的浪潮下，以工业化为主体的经济近代化有了长足发展。它分为两个时期:(1)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棉纺织业的发展最为突出; (2)辛亥革命后和一战期间民族工业短暂的春天，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最快。 2. 政治体制的近代化实现了重大突破。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维新派发动了戊戌变法; 革命派则成立了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成为时代潮流，有力推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3. 思想文化：有了长足发展，开始由传统文化向近代化转型。主要表现在: 1) 西方文化大量涌入，"西学东渐"达到高潮，向西方学习，已从生产技术深入到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 2) 资产阶级维新派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主张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维新思潮); 3)资产阶级革命派则把从西方学到的国家学说发展为三民主义，并把理论学习和革命宣传变为实际行动，发动了辛亥革命;(民主共和思潮) 4) 资产阶级激进派(知识分子)则大力提倡民主和科学，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5)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为中国社会的变革提供了科学理论。 6) 新的教育体制开始确立。1905年废除科举制，为教育体制的改革扫除了障碍。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了教育部，对教育的内容和学制进行改革，使民国初年的教育得到了发展。产生了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 (三) 曲折前进阶段（1927～1949年）主要特征: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历史环境下艰难地进行。 1. .经济：国民政府统治前期，是中国近代化事业有所发展的十年(1927-1937)。如从外国人手中夺回了"关税主权"，设立了国家银行，统一货币，进行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推动了工业、商业及整个经济领域近代化的进程。但官僚资本的形成和垄断又在一定程度上排挤了民营工业的发展。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来看，制定民主革命纲领，领导工农运动，进行国共合作，开创了中国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近代化的新纪元 2. 政治：同时，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的退让，对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血腥屠杀等都影响了民主制度的正常发展。 3. 抗战期间，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被打断，原有的工业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举侵略下遭到摧残。 4. 抗战胜利后，美国垄断资本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相结合，又把中国近代化事业推入绝境。（四）、新中国 l、过渡时期(1949年—1956年) l. 政治建设 (1) 《共同纲领》：1949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确立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新型国家的架构, 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 (2)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①l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初步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② 1956年, 中共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组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3)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为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基础。 (4)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54年《宪法》确认其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 满足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愿望, 实现了民族平等, 也保证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2. 经济建设 (1) 1949年—1952年经济建设：国民经济得到恢复, 为国家开展有计划的 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 (2) 一五计划(1953年—1957年)：改变了中国工业落后的面貌, 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1956年底,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 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 3. 外交建树 (1)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2)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①提出：1953年。②内容：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③意义：成为解决国与国之间问题的基本准则。 (3) 日内瓦会议(1954年)：新中国首次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参加的国际会议。中国代表团在会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任务。中国共产党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是党执政的基本方式；依法行政是政府行政权运行的基本原则。这次全会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制定了清晰的路线图，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作出了系统规划和全面部署，开启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新篇章。这次全会作出的《决定》是对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一步深化，表明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要深入理解这一战略部署，有必要回顾依法治国方略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总体上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孕育阶段(1978年到1997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如何执政？采用什么方略治理国家呢？在这个问题上，党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曲折的探索过程。1954年制定了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文革”十年，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十年动乱之后，在总结“文革”深刻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开始探索治国理政的新方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段谈话，把健全法制的基本要求准确而简洁地概括为16个字，体现了邓小平同志民主与法制思想的基本精神，为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形成奠定了基本理论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目标。全会公报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方针”，准确地描述了法治的基本精神内核，阐述了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为依法治国方略的最终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邓小平同志还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这进一步指明了实施依法治国的方向。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立法工作。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刑法等7部重要法律。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现行宪法。该宪法第5条第1款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这是依法治国在宪法中的最早表述，初步奠定了依法治国方略的宪法基础。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对人民而言，它是基本权利的宣言书；对我们党来说，它是执政兴国的法制保证。依据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司法机关恢复重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按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方针，立法机关开始推进立法进程，先后制定了民法通则等一系列重要的民事、经济法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力推动了法制建设稳步前进。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是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开端。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这是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提出“依法行政”，将法治政府建设作为法治建设的重点，进一步丰富了依法治国的内涵。这一时期，国家赔偿、行政复议、公务员等法律制度相继建立，政府的行政行为逐步被纳入法律规范的轨道。司法机关在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民权益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逐渐形成了与经济发展需要和国家治理相适应的司法体系。 在这一阶段，依法治国方略虽然尚未提出，但“十六字方针”的提出和宪法及一系列重要法律的修订出台，清晰阐释了依法治国的基本精神，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开始形成，这为依
第二十九章法与法治国家 一. 名词解释 1 法治，在英文中相当于“Rule of Law”,应是以民主为前提和目标，以严格依法办事为核心，以制约权力为关键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状态。 2 法治国家，是指国家法治化的状态或者法治化的国家。 二. 单项选择 1B 2 D 3 A 4D 5A 三．多项选择1 ABD 2 ABC 3 ABCD 4 ABD 5 ABC 四．简答题 1答：人治作为一种依靠领导人或统治者的意志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治国方略、方式。它至少具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人治的根据是领导人或统治者的意志。人治所依赖的是领导人或统治者个人或少数人的智慧。其意志直接就是行动的指南，就是根据，而无须规则也无须转化为规则。即使有规则，也可以被权力拥有者一言以立，一言以废。二是具有随意专横的性质。由于人治依据的是领导人或统治者的意志，而这种意志又是易于变动的，于是就具有难以避免的随意性、专断性和专横性。三是轻视法律。在人治中，法律的地位是低下的，尤其是面对领导人或统治者的意志，它始终是第二位的或者更低。在人治中，也许会运用法律，但是法律不过是领导人或统治者手中的工具，法律只是达到领导人或统治者目标的手段，而它本身并不是目的。四是法律服从于领导人或统治者意志。一旦法律的规定与领导人或统治者的意志相冲突，法律就会被毁弃。领导人或统治者可以任意改变法律。五是人治缺乏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理念与准则。即使领导人或统治者对此有所顾及，也被认为是领导人或统治者的恩惠，成为领导人或统治者之所以伟大的证明或证据。 2答：法治与人治之间存在着这样几个方面的差异或者根本对立： 第一，领导人或统治者的地位不同。领导人或统治者的地位是区别法治与人治的重要标准之一。具体来说，在法治中，法律是至高无上的，领导人或统治者都必须服从法律。而在人治之中，领导人或统治者就是至高无上的，他们拥有否定法律的特权。 第二，法律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在法治中，法律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法律的作用是巨大的。而在人治之中，法律的地位是低下的，是被轻视的，法律的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 第三，权力是否受法律的约束不同。在法治中，虽然法律也要依赖于权力，但这是就整体而言的。但在人治之中，权力常常是不受法律约束的。 第四，是否具有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等价值观念的不同。法治总以民主作为自己的基础和价值目标，同时把自由、平等、人权等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念加以贯彻。而人治总是与专制相联系，不但不具有自由、平等和人权的价值目标，甚至是反自由、反平等、反人权的。 第五，各自所要求和所具有的政治基础不同。法治以民主制度作为政治基础，人民在法治之中总有自己的地位。但是人治总是以专制集权作为政治基础。民主是人治的天敌，所以，所有的人治都必然会反对民主。 3答：法治与法制，我们可以简要地区分如下： 第一，是否强调法律至上不同。法治强调的是法的统治，就必然具有法律至上的含义。在法治的视野中，任何行为规则在与法律并存的时候都必须服从法律，任何人的任何行为都必须遵守法律、服从法律，而不得违法。一旦出现违法的情形，违法者，无论身份如何都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而法制则不包含着法律至上的含义。 第二，产生和存在的时代不同。法治，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资本主义时代才产生并建立的，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才存在。而法制是从法律出现以来就产生
浅谈WTO与中国法制建设改革之鼎力之作 摘要：随着中国成为欧洲的最大买家与国际贸易和合作也日趋显现出其快速的一面。但在这个经济贸易往来交流的大浪潮中也存在不少问题需要从法制理论的高度进行总结。基于此《WTO与中国法制建设研究》一书就是一个结合实际的研究力图通过对WTO 制度的分析解决中国法制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不仅丰富了中国法制建设的理论同时对指导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和国际化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关键词：《WTO与中国法制建设研究》；中国；法制建设理论；评价 在整个欧洲经济大萧条的情况下中国成为欧洲的最大买家与国际贸易合作伙伴“中国拯救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的呼声越来越大而中国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让自己的经济和法制在这种情况下腾飞。世界的金融危机全球范围政治和经济格局会彻底的变化也必将会影响到WTO的发展。WTO条款迁就发达国家的时代必将结束发展中国家也会以另外一种身份重新提出自己的要求重新进行有利于自己的谈判将自己推向有利的发展趋势。而中国当务之急要做的是将中国的法制和经济改革迅速向WTO体系靠拢并应当审视当今的国际形式考虑WTO的发展方向作出很好的预测和对应的自身调整力争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形势下维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由衡阳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欧阳琳副研究员编着的《WTO与中国法制建设改革研究》一书顺应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对WTO做
更加深刻的认识为中国法制改革提出更多更好的力所能及的建议。欧阳琳副研究员毕业于中国着名的西南政法大学曾长期任职世界知名企业社会责任审核员为企业职工普及劳动法律、生产安全知识、职业病防护知识。为了写好这部着作着者于20__年奔赴英国莱斯特大学攻读国际____法学的硕士并于20____年取得英国英国莱斯特大学国际____法硕士学位；在读硕士期间系统地研究了《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以及国务院、商务部公布的一系列有关法律法规文件；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国内外WTO案件的判例。中国学者研究GATT和WTO的热情也高涨十多年来有关GATT 和WTO的文章和着作不断地涌现对各国各界了解WTO起到了主要作用。法学界对WTO法律制度的研究热情和研究成果都站在了学术界的前列。随着中国加入WTO原先扫盲式的宣传和普法式的研究都已经结束。人们逐渐认识到对WTO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上不能仅仅是对规则的解释而应当着眼于全面准确地掌握WTO 并探索如何利用WTO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首先《WTO与中国法制建设研究》就是一个结合实际的研究力图通过对WTO制度的分析解决中国法制建设中的实际问题犀利地指出了中国法制建设中与WTO规则和要求的差距并在应对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其次它是深层次的研究不仅需要处理好中国法制建设与WTO的关系而且要摆正在WTO条件下中国法律体系内各法律的关系及地方法制建设与全国统一法制建设的关系；在此他是具有强烈探索性质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