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建议
在关于少数民族与贫困的文献中，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比例高于汉民族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贫困的通常标准来看，我国剩余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问题是：“何谓贫困？”
无论如何定义贫困，它都没有离开经济性指标这个基本。而经济性指标总是用“收入”——总是要转变为现金收入——来衡量。在这些定义之外，当前在反贫困业内（特别是NGOs）比较关注“权利贫困”问题。
在分析少数民族贫困成因时，研究者普遍会针对不同区域或侧重不同方面。从这些论述中可以总结出如下几个主要原因：1) 自然条件与地理环境的制约；
2)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薄弱；3)人口增长快，人力资本欠缺；4)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束缚。在关于少数民族的扶贫开发方面，一般都认为其深刻意义在于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的重要影响。
近年来，对权利贫困关注者一般都会注意到“原居民”的发展权利问题。然而，除少数学者的讨论外，关于这些少数民族的发展权利讨论也没有脱开现代性和新自由主义视野的局限。一些人类学学者基于人类学关于“后发展”和“发展的人类学”的视角，提出要“创造不同话语和表征”的观点，这种观点包含颠覆“贫困”的意图。比这种观点稍平实一些的主张则强调：注重培育发展主体，推动少数民族公民社会建设的责任和意识。
我们认为还可以补充如下两点作为建议：1）从国家层面应该大力宣传和提倡“多样性的幸福”或“另一种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反对用经济或统一的发展尺度来衡量每一个民族或群体，并以此尺度确定“贫穷”或“富裕”。2）在实践活动中，应当鼓励本土知识分子参与和帮助本土发展,鼓励和支持少数民族学者或长期进行民族研究的学者以其公共的身份，自觉承当起联系民间与国家的桥梁。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朱晓阳陈哲李耕
一，少数民族与贫困
在关于少数民族与贫困的文献中，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比例高于汉民族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国家民委公布的《2007年民族自治地方农村贫困监测结果》显示，民族自治地方绝对贫困及低收入人口占全国同口径人口的比重明显上升，2007年，民族自治地方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1478.8万人）的比重为52.3％，比2006年（44.1％）上升8.2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比全国（1.6％）高4.8个百分点。低收入人口占全国低收入人口（2840.7万人）的比重为52.1％，比2006年（44.7％）上升7.4个百分点；低收入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比全国（3.0％）高9.2个百分点。绝对贫困与低收入人口合计数量占全国（4319.5万人）的比重为52.2％，比2006年（44.5％）上升7.7个百分点；两项合计占农村人口的比重比全国（4.6％）高14个百分点，比2006年同口径数据（12.9个百分点）高出1.1个百分点。在少数民族贫困问题上，一般都会将注意力放到“人口较少民族”的贫困上。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22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在10万人以下,总人口63万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统称人口较少民族。这些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水平还比较落后，贫困问题仍较突出1。
由以上统计数字，一般都会得出如下结论：从贫困的通常标准来看，我国剩余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这里的一个问题是：“何谓贫困？”
二、“贫困”定义及其论争
如何定义贫困本身就存在争议。上文出现的众多数据就是在一个标准的基础上推算出来的，这个标准就是我国的绝对贫困标准。绝对贫困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或其他合法收入，不能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即维持人的生存的最低物质条件得不到保障，生命的延续受到威胁”。（许飞琼，2001）现在我国实行的标准是年人均纯收入1500元,此前一年为1196元，在2008年标准则为785元。贫困线的逐步提高反映了中国的整体经济水平变化。提高贫困线的确定以及全国贫困人口数量的估算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工作，这里不再详细介绍。2有人指出：我国的贫困线是单一的贫困线，不考虑地区差异以及物价变动等因素。因此它有效性和准确性为一些学者所置疑。
1这些界定摘自《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
2具体的计算及统计方法可看汪三贵，《中国农村贫困与扶贫政策评估》，中国农村研究网，2006年。他介绍了我国贫困线、贫困人口、低收入人口等指标的确定方法。
1针对这种情况，有的学者对贫困标准线的测定做了专门的研究，给出了更为细致和更具动态的测算标准。2总之，在贫困线的基础上，就可以进行各种统计计算和分类，比如先确定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然后考虑贫困人口的地域分布，就可以定义“贫困地区”；又或者考虑贫困人口的阶层分布，就可以确定贫困结构；等等（刘文璞，2001）。
贫困线是一个国家为了量化统计方便而设的经济性指标，仅以之来定义贫困则过于简化和狭窄。除了经济因素以外，于是有学者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定性地定义贫困。这时定义贫困其实往往也就是在进行贫困的成因分析或贫困类型的分类了。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和角度出发来界定贫困，给出了非常多的贫困定义与分类。比如贫困的原因有收入贫困、知识贫困、人文贫困、文化贫困、人类贫困、权利贫困、健康贫困、风险贫困、素质贫困、能力贫困、资源贫困、生态贫困等；贫困的类型有绝对贫困、相对贫困，群众贫困、个体性贫困，制度性贫困、区域性贫困、阶层性贫困，农村贫困、城市贫困，等等（郭鹏、余小方、程飞，2006；沈红，2001）。学者们在分析贫困问题时，一般都会采取综合的视角，但对以上这些原因会有不同的侧重强调，这里不一一列举。几年前有学者认为，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学界对贫困成因的研究已经基本完成了从资源贫困观向贫困文化观再向能力贫困观的转变（温晓琼、周亚雄，2005）。
国内学界单独针对少数民族贫困问题进行讨论比较少，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一般被统归到农村扶贫中。而这些讨论中，大部分都是针对某一特定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贫困研究，通常都是从定义贫困开始，然后进行贫困成因分析或类型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无论如何定义贫困，它都没有离开经济性指标这个基本。而经济性指标总是要同“收入”——总是要转变为现金收入——来衡量。在这些定义之外，当前在反贫困业内，特别是NGOs比较关注的是“权利贫困”问题。此外，在本文集中一些作者采用的阿玛蒂亚.森的贫困即“可行能力”低这一观点。森的观点是基于实质自由主义，比单纯强调“权利”更具包容性。
在最近的研究中，权利贫困关注者一般都会注意“原居民”的发展权利问题。然而，除少数学者的讨论外，关于少数民族贫困的定义也没有脱开现代性和新自由主义视野的局限。近年来一些人类学学者基于“后发展”和“发展的人类学”
1朱晓阳认为，除了是贫困户确定的准确率不高，贫困指标是外部指标，不反映贫困的个别性和地方性特征外，还存在着非历史性非动态性的缺陷，也就是忽视了“时间”的维度。其后果就是反贫困措施的滞后补偿。针对这问题，他提出了贫困生涯转折点干预的设想。见朱晓阳，《进入贫困生涯的转折点与反贫困干预》，《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2童星和林闽钢介绍了国外的一些贫困标准测定的具体方法，并结合我国实际使用三条线：特困线（活命线）、温饱线（贫困线）、和发展线（脱贫线），来代替单一的贫困线。见童星、林闽钢，《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中国扶贫基金会主编，《中国扶贫论文精粹》，第125页。
的视角1，提出了“创造不同话语和表征”的观点。这种观点包含颠覆“贫困”的意图。这里可以举出阿图罗.埃斯科巴近年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为例：“现在已经可能声称：现代性在对解决现代问题方面提供结论的能力已经达到一种新局限，因此造设超越现代性转变的讨论成为可行的，或许说将首次开始了。”（Arturo Escobar,2007）
埃斯科巴所指的现代性无能为力解决的当下问题包括：大规模移民安置（displacement）、生态毁坏和贫困及不平等等。埃斯科巴等所寄的希望是基于后结构主义理论的知识话语，或曰“后发展”来解决当下的这些问题。埃斯科巴这样定义“后发展”：它是一个不再将发展当作社会生活中心组织原则的阶段。此外埃斯克巴还指出后发展的观念包括：1）创造不同话语和表征的可能性。这种表征不再以发展概念为中介；2）改变知行的活动和那种定义发展体制的“真值的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 3）多样化知识生产的中心和中介的必要性；4）与这些有关的两项行动方式：其一，集中关注当地人在针对发展干预方面的调适、颠覆和抵抗等；其二，强调社会运动在遭遇发展项目时生产的另类措施（Arturo Escobar,2007）。
国内有学者指出，埃斯科巴的建议存在一种知识论上的自相矛盾或悖论，即“后发展”与现代性的发展主义之间的不可共度性是无法成立的。（朱晓阳 2008）当然“指出后结构主义的这一悖论之处并不是要否定埃斯科巴的建议，相反这说明当下后结构-后发展理论家倡导的主张正是与现代性之间可以共度的。因此对埃斯科巴提出的当下问题的解决，需要的是一种包容的、切实的和实践的态度和行动，而不是纠缠于谈论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共度性’。”（朱晓阳，2008）与埃斯科比的后发展观念相近，国内有学者从少数民族发展的主体性问题出发，提出了一些具有实践和理论意义的看法，有关于此将在本文最后部分专门讨论。此外在补充埃斯科巴的建议方面，一些人类学者的建议是将“家园”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和行动与干预的起点2。
二、少数民族贫困特征、原因及相应对策分析
既然将少数民族贫困问题单独拿出来说，那当然就是要强调其差异性的特征。说到少数民族的贫困状态时，自然是要强调少数民族贫困的严重性和特征的独特性。少数民族贫困的严重性指我国的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占了大部分，绝大部分贫困地区是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区；因此甚至可以说我国的区域性贫困在
1关于此见埃斯科巴的文章，《人类学的趋势》，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6例如朱晓阳：“家园与当代社会政治理论和实践”，2010年11月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公开演讲；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李晓非的博士论文《工厂家园》，2011。
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康晓光，2001）。一般来说，学者往往拿数字来证明这种相对严重性的状况，比如贫困县中少数民族地区占多少，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多少等等（杨清震、周晓燕，2001；肖雁，2005）。而由此则可推论出少数民族贫困的一些独特的特征，比如贫困覆盖面大、贫困程度深、贫困区域性整体性明显等等。这种判断和推论方式与政府方面经常是遥相呼应的。例如政府方面会这样说：少数民族贫困的特殊原因“一是居住的自然条件差。这些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大多生活在中国西部内陆边疆的高寒山区、西南部的大石山区和西北部的干旱荒漠地区；二是社会发育滞后。”（王平，2009）
在分析少数民族贫困成因时，尽管不同学者针对不同区域或侧重不同方面，但可以总结出如下几个主要原因（李志刚、刘晓春，2002；彭贤伟，2003；敬莉，2008；李啸浪、梁颖、孙兴，2009）1：
（一）自然条件与地理环境的制约：
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成因分析中，自然条件与地理环境因素往往被首先提出来。虽然我们反对自然地理环境决定论，但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国贫困地区几乎无一例外地分布在生态恶劣的地区。在全国141 个国家重点扶持的少数民族贫困县中，大约50 %的贫困县分布在南方大石山区，25 %的贫困县分布在青藏高寒山区，25 %的贫困县分布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和荒漠草原牧区，这些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旱、水、雪、风、雹、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频繁。尽管这些地区也有丰富的其他资源，但农业资源贫瘠，土地生产潜力相当低，人们为了生存不断砍伐森林、扩大耕地面积、引起资源破坏、环境退化，陷入贫困、环境和发展的恶性循环而无力自拔（郑长德，2003）。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不仅成为当地先天发展不足的重要原因，也为后天发展带来严重障碍。
（二）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薄弱：
无疑，绝对贫困的范围首先取决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其他条件不变下，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越低，贫困的范围越大。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内在和外在因素的长期综合作用，经济发展水平低，一方面人均收入水平不仅远低于东部发达地区，而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发展速度也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致使与发展缺口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结构单一，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农业经济比重大，非农经济不发达，基本上还是单一的农业经济。此外，基础设施供应不足是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的劣势之一。据调查，西部民
1比如，李志刚、刘晓春，《高寒地区少数民族农牧区贫困的成因及对策》，《城乡建设》，2002年第5
期；彭贤伟，《贵州喀斯特少数民族地区区域贫困机制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敬莉，《少数民族人口贫困问题的多角度分析——以新疆为例》，《生产力研究》2008年第3期；李啸浪、梁颖、孙兴，《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状况调研》，《甘肃农业》，2009年第2期，等。
族贫困地区，单位面积的铁路里程、公路里程和邮局数量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0 % ，交通通讯的相对落后状况在进一步拉大。贫困地区人均市场数量和单位面积的市场数量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2 %和18 %。由于交通通达性差，交易费用高，贫困人口与外界的交易机会少，甚至没有交易机会，结果限制了市场范围的扩展限制了分工，致使这些地区的比较优势难以发挥，形成所谓的“富饶的贫困”（郑长德，2003）。
（三）人口增长快，人力资本欠缺：
贫困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与人口的快速增长、极低的人力资本水平相关的。一方面，普查与统计表明，我国民族地区人口增长速度快，特别是其中的少数民族人口和贫困地区人口，往往要比全国平均数高出40 %～100 % ，同时人口年龄构成轻，人口再生产潜力大，容易形成“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郑长德，2003）。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很低。有学者认为，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在于智力结构的低层次性，并由此引出种种贫困现象，因此贫困可以定义为：人力资本短缺到不足以让人持续地从外部环境中获取维持基本生存的收入的一种状态（杨云，2007）。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本欠缺，尤其表现在总体教育水平不高、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比例高。尽管国家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比较大，但是近年来，受过一定教育、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新一代，能跳出“农门”的跳出了“农门”，不能跳出“农门”的也外出打工，基本未改变少数民族地区劳动者的文化素质结构（吕宁、曾锐，2009）。另外，由于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医疗卫生条件较差，并常处于地方病高发区，也导致了人口身体素质不高。
（四）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束缚：
从主观因素来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某些消极落后的生产、生活、生育、消费、教育等价值观念对贫困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李国和，2003）。贫困和落后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贫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有学者指出，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使得人们普遍缺乏脱贫致富的迫切愿望。大部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一般都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甚至再加上语言交流的障碍，使得这些地区的人们与外界的联系较少，眼界受到限制。同时，这些生活在偏僻山区和荒漠边缘的人们，受祖辈们世代沿袭下来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影响，对外界的生活不了解也不羡慕和追求，大多数贫困人口安于现状，对生活的期望值不高，温饱成为大多数人追求的理想。而且，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主要以农耕和游牧的生活方式为主，人们不愿意受到时间和工作的约束，容易养成自由散漫的习惯，不愿付出更多的努力来改变自身的贫困状态，而宁愿苦熬，等着政府的救济，也不愿苦干（敬莉，2008）。
另外，除了上述四大主要原因，还有些学者常会提到一个“历史原因”，至于这个“历史原因”的具体所指，在不同的文章中可能会有所不同。具体说来大概有两方面意思。其一是指少数民族是由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甚至是由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由于没有经过完整社会发展阶段，少数民族的社会发育程度普遍偏低，受历史传统影响程度较深。因此在自然半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过程中，他们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应变能力等方面都显得很不适应。而这些不适应的最终表现就是市场适应能力差、自我发展潜力低，导致了他们现在的贫困（韩彦东，2005）。另外一种历史原因指历史上历代王朝对少数民族进行文化上的歧视，政治、军事上的压迫和人为分离，使得少数民族往往分布在自然条件较差环境比较恶劣的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山区和边远地区（韩彦东，2005；丁汝俊、敏生兰，2005）。这一方面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市场发育程度低，远离商品交易中心，商品成本较高，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李俊峰）。另一方面使得长期生活在这些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封闭环境中少数民族形成了封闭保守的意识，与当今的信息社会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格格不入，严重阻碍了对外开放和新生事物的接受（杨清震、周晓燕，2001）。可见，虽然将贫困的原因追溯到历史上去，但具体的内容却没有新东西。只不过是引入了时间这个纬度，以便更好地进行进化论式的发展图式建构。
贫困是一个综合因素作用的产物，但没有学者将某一因素作为分析某个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单独原因，但综合来看，多数学者提出的少数民族致贫成因主要还是上述四大原因，因此他们所提出的具体应对之策也往往是针对这四大原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强化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少数民族劳动力的素质，提高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市场竞争的能力，特别是要全面无偿地为民族地区各族人民提供基础教育，发展民族高等教育；扩大开放和信息输入，鼓励人口流动，增强市场意识和科技意识，破除少数民族地区人们传统文化观念中的消极影响，使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向现代性转化，等等（郑长德，2003；李国和，2003；敬莉，2008）。
三、对少数民族扶贫开发的反思
对于少数民族的扶贫开发，学者通常都会强调一个深刻意义，即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的重要影响。其隐含的意思就是要将扶贫当作落实国家提出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发展的民族政策的一个策略手段。也就是说，少数民族扶贫，其实带有很强烈的政治意涵。换一个角度看，可能也正是因为少数民族的政治敏感性，使得对少数民族扶贫的研究相对比较少。而在国家扶贫实践活动中，
政府当然也会对少数民族扶贫有一些特殊的照顾，比如制定优惠政策，实行重点倾斜投入等。1可以说，在我国少数民族的扶贫开发中，政府是作为绝对主体出现的。
为了解决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问题，国家民委1999年策划开展人口较少民族的调研工作。2001年，民委向国务院建议将该问题列入国家“十五”计划。国家十五、十一五发展计划以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都增加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加快发展的内容。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上海全球扶贫大会上公开承诺，力争让人口较少民族先于其他同类地区实现减贫目标。2005年5月，国务院审议通过了由国家民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和国务院扶贫办五部门联合编制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以下简称《规划》）。同年8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工作会议”，部署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工作。这样，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已经成为由国家统一部署，多个政府部门共通参与的一项发展工作。按照《规划》，主要任务包括，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调整经济结构，发展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提高人口素质，政策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扶持财政资金、信贷资金、社会事业、人才培训、对口帮扶等。“国家扶持、省负总责、县抓落实、整村推进”为工作方针。而研究少数民族贫困问题的学者们也是认同政府在少数民族扶贫开发中的主体作用的：减缓贫困是政府的一项主要职能，政府不仅要通过立法和政策提供间接支持，以鼓励西部民族地区的各族人民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收入和生活水平；而且要在基础设施、医疗、人力投资和农村用水等供应方面提供直接支持，以帮助他们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改善（郑长德，2003）。
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国际扶贫经验表明，“穷人的参与和授予他们一定的权利，以及提高他们现有的实力是可持续性扶贫的重要切入点”（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亚洲开发银行，2002：28）。长期以来，许多地方部门在扶贫过程中忽略了公众参与这一关键环节，这不仅影响到扶贫决策的科学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们自我发展的积极性，从而无形中增加了扶贫项目的成本。正如UNDP在《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人类发展与扶贫》一书中所指出的：“在让人们参与对其自身生活产生影响的决策这一人类发展概念中最重要的一点上，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2。相关研究发现，“从长远来看，项目受益者的咨询和参与会改善项目的情况。有社区参与并由当地官员或非政府组织协调的计划，一般都比缺乏参与的项目更成功”（Jimenez E.Urban ,1988）。参与式扶贫中的参与主体应当是贫困的农牧民，参与的主要方式就是使贫困者获得与其他相
1《“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来民族地区扶贫工作情况综述》，国务院扶贫办政研处供稿，刊物、日期不详。
2《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人类发展与扶贫1997 年（总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
关角色开展对话、充分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如与项目制定者、实施者、监管者之间的沟通和对话。公众以及基层社区精英对扶贫工作的参与程度是影响扶贫效果的一个重要变量，扶贫项目如果忽略了公众的愿望和意见，不但会因为拖延、抵制等而增加扶贫成本，而且还有可能导致整个项目的失败（吴海鹰、马夫，2005）。
有学者通过具体的案例比较研究提出了构建主体发展能动性机制重要性：有些少数民族长期处于本民族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中，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文化的交流和借取相对有限，在接受外来植入文化如汉式生产生活方式时，缺少相互冲突、碰撞等“涵化”的过程，而国家在实施扶助的时候往往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强制植入，造成不同文化系统与价值体系的难以对接，同时也造成被扶助者主体地位的错位和主体意识的缺失，以至最终出现了对国家扶助的不认同，把国家帮助其缓贫和发展的努力与改变自身处境分割开来，从而造成虽然资源丰富但却难以得到有效利用与开发，虽然投入不少但发展却仍然有限的状况，这正是机制造成的主体性能力缺乏的典型表现。要改变这种发展困境，关键在于如何构建主体发展的能动性机制，以及如何实现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激发内源发展动力，使外援帮助与内源发展能够有机结合, 从而实现少数民族自身的自我发展与进步（张晓琼，2006）。
另外，也有学者在具体研究少数民族妇女贫困与反贫困问题时，指出非营利组织在此的作用与优势。他们认为民族地区的政府扶贫行动，很少有项目或活动考虑到性别公平和妇女参与，反贫困政策出台时很少考虑性别因素，即使考虑了也仅仅是把性别作为一项特定的内容来讨论而没有将其融入政策目标及政策措施中，这直接造成了扶贫政策和发展计划的性别盲点。而非营利组织则可以通过建立网络同各方保持联系，发展与政府、企业的平等合作伙伴关系，组织各阶层人士的参与，动员公益资源，进而促进包括贫困妇女在内的持久的民众参与，这不仅有利于增进社会资本，而且促进着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刘春湘、刘柱，2009）。
值得一提的是，学者在对少数民族扶贫出谋划策时，都比较强调要尊重民族发展的差异性。比如有学者在对人口较少民族的扶贫开发提对策时就强调“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历史、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生产方式同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在实施扶贫开发政策时必须建立科学发展观，充分考虑这些差异性，注重各自的特色，避免盲目照搬汉族地区的做法，真正的实现‘一族一策’，建立不同的扶贫模式”(韩彦东,2005)。另外，与民族差异性相关的是学者对民族地区资源商品化的倡导。在消费市场中，差异即往往意
味着卖点。因此民族地区的各种与众不同的资源当然也就成为了商家眼中的稀缺性商品生产要素了。顺应此风潮，对民族奇特资源的发掘和开发也成为了少数民族扶贫的一大特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旅游扶贫，它甚至已经被看作一种有开创意味的新型扶贫模式。如有学者言道：“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地理位置偏远，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然而民族贫困地区往往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旅游资源，悠久的古代文化、奇特的民族风情、多彩的自然风光为这些地区旅游业创造了优越的前提条件。旅游扶贫作为一种创新扶贫形式，正日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为扶贫攻坚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通道……”（陈景辉、成艳彬，2005）。在这种商业化的潮流下，甚至连少数民族传统知识遗产也被提上了立法保护和资源化的日程（张澎、腾建旭，2003）。这些当然也都可以看作是推崇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表现。不过在此商业化语境下，文化“多元”是为市场化这“一体”服务的，而不是将少数民族文化看作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也就是说，少数民族的文化差异性和多样性还是被看作是可以为了一个目标而随意操作、删减的。
将民族文化当作是一种可以随意使用或抛弃的工具，正是现代化的工具理性思维的表征之一。也只有将文化当作是工具，才可以随意操作，以适应现代社会追求不断变化和革新的需要。不过对于生活在民族文化中的少数民族而言，民族文化其实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他们的生活价值与意义之源泉，那可不是可以随意当作工具来用或弃的。当国家以强制力来改造民族文化以图实现所谓的进步与发展时，当然也就会遭到少数民族同胞们的抵抗和抱怨（谢元媛，2005）。
1《中国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研究丛书》编委会：《一项学者参与决策研究的可喜成果——<中国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研究丛书>序》，《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查报告》，民族出版社，2007年，10页。2同上，10页。
3每个人口较少民族的具体调研报告内容详见《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查报告》一书。
1《坚持分类指导加快人口较少特有民族脱贫发展步伐——访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格桑顿珠》，《今日民族》2004年12期，22－24页。
四，发展的主体性
以上已经提到，在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发展问题上，侯远高的文章“少数民族视角的发展观与发展援助”和沈红的《结构与主体：石门坎》一书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和原则。在这一节我们对之进行综述。
侯文试图超越到目前为止比较流行的少数民族扶贫发展模式，提出一个“少数民族单一主体性视角”的发展框架。这个框架强调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和人类学式理解与研究的重要性。为论证这个框架，侯文首先对当前少数民族扶贫发展中的问题进行列举和分析，问题包括：
第一、扶贫议题的单一性与少数民族发展的整体性之间的矛盾。侯文认为，中国政府、国际发展援助机构和国内外NGO开展扶贫工作的目标都是围绕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而展开的，把跨越贫困线作为目的。主要关注贫困人口的个体经济需求，只关心项目期限内目标人群的经济发展情况，没有把各个少数民族作为整体来看待，不关心每个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发展目标和内在需求。
第二，缺乏文化敏感性和适应性是扶贫开发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第三，没有注重培育发展主体，缺少推动少数民族公民社会建设的责任和意识。
侯文提出少数民族视角的发展观以“主体性”为关键。文章认为对发展主体的认识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单一主体论，一种是多元主体论。单一主体论认为只有发展对象才是主体。就少数民族发展而言，作为发展项目目标人群的少数民族才是发展主体，而其它推动发展的外部力量不是发展主体，而是发展干预主体；多元主体论认为参与和推动发展的各方都是主体，政府、国际组织、NGO和发展干预的对象都是主体的一部分。
侯文认为，多元主体论混淆了发展对象和外部发展干预力量之间在利益、诉求、动机和立场上的根本差别。忽视了参与和推动发展的各方在力量上的不平衡和权利上的不平等。主客不分的结果导致责任不清和权利不明。作为强势的外部发展干预力量容易反客为主，无视发展援助对象的话语权和利益诉求。特别是以各民族代表自居的各级政府，不仅习惯了大包大揽，甚至习惯了替民做主，使发
展对象处在被动参与甚至强迫参与的境地。政府在包不起也揽不了的情况下，在决策失误或者不作为的情况下，又把责任推给发展对象自己来承担。当发展对象的参与欲望不强甚至抗拒变迁时，就把愚昧落后的帽子扣在发展对象头上。
侯文认为：单一主体论声张发展对象的权利和义务，强调发展不是赐予而是自觉行为。尊重和体现少数民族的主体性是所有发展援助方应该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和策略。
侯文所赞许的“单一主体论”，实际上是主张：少数民族精英（或知识分子）视角占主导。文章说：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是最有可能了解和反映民族诉求的，但是，大多数普通知识分子受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比较深，缺乏新的认识工具和对外交流的机会，在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和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方面都不足，没有树立起真正的文化自觉意识。只有少数得风气之先的民族精英对民族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有比较深刻的思考。
在关于“什么是少数民族视角的发展观“问题上，侯文以以下几点来概括：第一、发展不是外部力量能够主导的，必须是发展主体的自觉主张和行为。“只有主体自觉基础上的社会整合和文化调适，才可能消除群体生存和发展的危机。同理，任何针对边缘社会的发展计划和宣传教育，都必须尊重和发挥当地人的主体性，重视他们自身的文化，相信他们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调适能力。反之，任何不顾当地社会文化传统而强制灌输和靠外力推动的行为干预，都难以达成良好效果。”（侯远高 2003年）。
第二、主体不能自发产生自觉，只能是在与外来文化进行交流过程中产生，需要外部环境的持续影响。特别是针对那些基本不具备发展的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地区或民族而言。但是，外力推动的不仅仅是改善其发展的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激发其内在活力。
第三、发展干预的关键不是贫困的瞄准机制，而是扶贫的价值取向问题。对于贫困的少数民族而语，他们不是一个个经济动物，而是拥有骄傲的历史记忆和丰富的精神生活的鲜活的文化生命。族群文化生命的延续比个体经济生活的富足更重要。因此，以超越贫困线为目标的扶贫开发是不能反映和满足一个民族的发展诉求的。
第四、问题就在于外力如何转化成为内在的发展动力？强制性的社会变迁和无情的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已经被证明是邪恶而不是福音。以牺牲环境和文化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已经被证明是灾难和坟墓。因此，外力只能是在能够满足主体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的情况下才能产生积极作用。那么，少数民族的内在需求是什么？
第五、如果说延续族群文化生命以保持民族性是每个民族最根本的内在需求
的话，那么，每个民族就必须伸张自己的文化自主性和发展选择权，就需要通过本民族有文化自觉的人表达自
结论是：少数民族视角的发展观是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上的富有时代精神的对民族发展的正确认识。它的第一要义也是发展，但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而是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的发展，基本要求是机会和权利的平等，根本方法是尊重和体现主体性。
侯文还提出援助少数民族发展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尊重和体现主体性的原则；以文化为本位的原则；基于权利平等的原则；立足于培育发展主体的原则等。
1中心主页: https://www.doczj.com/doc/011670136.html,/index.asp
2百度百科：“凉山彝族自治州”词条：https://www.doczj.com/doc/011670136.html,/view/150693.htm .
1参见中心主页: https://www.doczj.com/doc/011670136.html,/index.asp
与侯文相似，沈红的《结构与主体：激荡的文化社区石门坎》也强调了少数民族社区发展的主体性问题。沈红的研究是基于贵州一个苗族社区的社会学调查。该调查的一个特点是通过地方社会的历史，将贫困的现实视为历史上诸种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此外，该书的传统社会学之结构-主体解释框架给人印象亦比较深刻，但可惜的是这种西方社会学的框架运用仍有生硬之嫌。但该书没有像一些论者那样将传统-现代对立起来。重要的是唤醒（或曰启蒙）穷人的主体意识，使之能够主动选择和主动参与。在这样的过程中传统的或外来的文化系统和影响会参与苗民的主体性建构。正如书中所说：
“在不同地域和文化历史条件下，乡村社会发展呈现多样的面貌和轨迹。贫困乡村要走出历史的困局，并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捷径…即使在西部最贫瘠之地，发展也有经验可寻…石门坎现象代表一种绝地求生的另类经验。石门坎是一度走出了历史困局的一个贫困社区…石门坎生态恶劣、稼穑艰难…英国传教士和汉、苗知识分子一起…创造了‘苗族文化最高区’的现代神话…在21世纪初文化教育的地图上石门乡又跌落到边缘位置…石门坎这样的贫困社区在常规的发展思路下步履维艰…在苗文自我发挥最好、传播最广的时期，可以观察到文字权、自主自由、民族意识三者和谐一致，权利主体、能力主体、认同主体达成一种相互促进的状态…在石门坎文化变迁过程中，社区文化广泛参与了本土社区意识、国家认同以及对外部世界认知的建构…社区文化有自己独特的变迁规律，它与经济规律存在相互影响但是不能相互替代…实际上，每个社区都有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最贫困的社区也不例外”（沈红，2007）。
该个案蕴涵着的理论观点可以用来反驳目前存在的一种拿来主义主张。这种主张片面地赋予“传统的/本土的社区”以某种理想图景，并将这种理想图景看成与现代化之间的对立。这种主张实际上是漠视本地人在发展中的主体性的。
以上两个个案都试图从少数民族主体性的视角去开出“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这种发展观与国际人类学中出现的“后发展”主张有所呼应。我们曾经提出：在面对少数民族贫困问题上，应该认真地讨论一下埃斯科巴提到的“后发展”观念及其行动策略的可能性。
我们认为还可以补充如下两点作为建议：1）从国家层面应该大力宣传和提倡“多样性的幸福”或“另一种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反对用经济或统一的发展尺度来衡量每一个民族或群体，并以此尺度确定“贫穷”或“富裕”。2）在实践活动中，应当鼓励本土知识分子参与和帮助本土发展,支持少数民族学者或长期进行民族研究的学者以其公共的身份，自觉承当起联系民间与国家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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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乡贫困问题 材料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2） 汪天平3007208218 李佳悦3007208203 在“十一五”时期，我国将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紧要发展阶段，是推进和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正确预测和分析“十一五”期间城乡贫困人口发展趋势，对于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总以上看我国的城乡贫困的原因比较复杂既包括个人因素，也包括社会因素。前者如疾病、伤残、劳动能力、劳动偏好、就业机会等，后者如失业、劳动力市场壁垒、社会再分配制度等。而现阶段城市贫困人群中，绝大部分因社会因素致贫。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关的利益调节和分配制度，影响城市居民收入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仍然存在，“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城市贫困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一，城市贫困问题分析： 第一，失业问题将继续存在。失业是市场竞争和经济转轨的产物，也是贫困最主要的原因。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为城市低收入人群提供了现实的经济收入，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反之，将陷入贫困。根据调查，下岗、失业是城市贫困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劳动力市场壁垒仍坚不可破。由于改革不到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许多制度壁垒，并在短期内难以消除。经济资源的垄断、就业机会的歧视、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使不同行业、企业，不同就业方式下的同等劳动能力所获得的劳动报酬不一样，导致一部分人收入
低下；同时，使不具竞争力的低收入劳动者的岗位“固定化”，他们难以通过改换职业而改变收入状况。失业人员再就业大多只能选择小商小贩、临时工等非技术性职业，收入较低，且收入增长率有越来越低的趋势。因此，对相当一部分劳动者来说，即使努力工作也难以改变低收入状况，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成为城市贫困人群。 第三，再分配制度短时期内难以完善。我国的再分配制度由于制度设计缺陷、配套措施不到位等因素，预计在今后几年之内，难以完全发挥收入调节的功能。一方面，经济改革使城市低收入职工的福利性、物质性收入降低甚至取消，而原来由单位负担的大宗消费，如医疗、住房、养老等的支付责任转移到职工个人，使低收入者的消费负担超出其支付能力。另一方面，作为再分配制度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有待提高，城市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基本需要难以得到有效保证。 第四，城市“新穷人”持续涌现。“十一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保持增长势头。2006—2010年，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966万，如按照70%的劳动参与率计算，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供给676万，将有200多万人难以就业，形成城市“新穷人”。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耕地被征用。据统计，全国现有完全失去土地，或失去大部分土地，所拥有土地不足以维持生活的被征地农民5000万人。由于征地安置补偿不到位，许多失地农民变成城市“新穷人”。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劳动力市场供给的有限性及相关改革的配套制度滞后，城市“新穷人”将维持一定规模。
关于黑洞探索研究综述 【摘要】人类总是对神秘的宇宙充满了好奇心。自从黑洞的猜想被提出以来，众多科学研究者纷纷致力于黑洞的探索与研究，许多与黑洞有关的理论被一一提出。而近几年，我国的科学工作者也在黑洞研究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笔。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终有一天我们会揭开黑洞那神秘的面纱。 【关键词】黑洞研究理论 天文学中很多研究看似和生活毫无干系，但是却能帮助人类更好地了解外部世界。黑洞，是研究宇宙起源的关键问题之一，自然也是一大研究热门。黑洞是在宇宙空间中存在的一种质量相当大的天体，是由质量足够大的恒星在核聚变反应燃料耗尽而死亡后，发生引力坍塌而形成。黑洞质量是如此之大，它产生的引力场是如此之强，以至于任何物质和辐射都无法逃逸，就连光也逃逸不出来。由于类似热力学上完全不反射光线的黑体，故名为黑洞。 一、有关黑洞的著名理论 1.最早的关于黑洞的预言(1783年、1796年) 最早预言黑洞的人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学监米歇尔（J. Michell）和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P. S. Laplace）。1783年，米歇尔指出，一个质量足够大并足够紧致的恒星会有如此强大的引力场，以致于连光线都不能逃逸——任何从恒星表面发出的光，还没到达远处即会被恒星的引力吸引回来。米歇尔暗示，可能存在大量这样的恒星，虽然会由于从它们那里发出的光不会到达我们这儿而使我们不能看到它
们，但我们仍然可以感到它们的引力的吸引作用。到了1796年，拉普拉斯则提出：“天空中存在着黑暗的天体，像恒星那样大，或许也像恒星那样多。一个具有与地球同样的密度而直径为太阳250倍的明亮星球，它发射的光将被它自身的引力拉住而不能被我们接收。正是由于这个道理，宇宙中最明亮的天体很可能是看不见的。” 2.广义相对论的黑洞理论(1915年)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认为，物质的存在会造成时空的扭曲，人们通常所说的万有引力就是时空扭曲的表现。由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所推导出来的结论产生了黑洞的概念：一个核反应完全停止的星体，无力顶住万有引力而坍缩；当原子被压破时，就会变成白矮星，而恒星量较大时，则还会敲开原子核，变成挤成一团、密度更大百万倍的中子星；如果坍缩的恒星质量更大时，则坍缩还会进行下去，所有物质会无可避免、永远坍缩下去，所有质量将集中在一个没有大小的“奇异点”上。广义相对论的中心思想是质量会扭曲其附近的时空；而黑洞本身的特质，是为极大的质量集中在极小的区域内，因此黑洞是一个具有极大质量与引力的星体，其引力大到使光线路径扭曲的程度，足以令光线无法逃跑。 3.霍金的黑洞理论（1975年、2004年） 1975年，霍金以数学计算的方法证明黑洞由于质量巨大，进入其边界的（也即所谓“活动水平线”的物体）都会被其吞噬而永远无
贫困的类型 绝对贫困是指生活资料的数量不足以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特别是食物数量不足，不能提供人生存所必需的热量，人的生存受到威胁，即通常所说的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相对贫困（掌握）的贫困是相对而言的，在同一时期或同一国家内，由于某些人或者家庭的收入水平步入另外一些人或者家庭，低于一般人或者一般家庭的生活状态或者贫困状态就叫相对贫困。 关于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测定： 洛伦茨曲线（Lorenz Curve）：理解 将社会成员按收入从低到高排列，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与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所呈现之间的函数构成了洛伦茨曲线。 家庭收入等级占家庭总数 的百分比 累计的家 庭百分比 占家庭总收 入的百分比 累计收入 百分比 1202066 220401218 320601735 420802459 52010041100 公平的衡量指标之一——基尼系数理解 ?先计算洛伦茨曲线与45度角直线围成的图形面积，然后除以45度角直线与正方形底边和右边围成的三角形面积（实际上为半个正方形面积），其商（A/A+B）即为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为0，表示社会收入分配状况达到了绝对平等化程度； ?基尼系数为1，表示社会收入分配处于绝对不平等状态，即最高收入的唯一家庭占有了全部的国民收入，而其余所有家庭不占有任何收入。 ?基尼系数低于0.2，为高度均等；0.2~0.3，相对均等；0.3~0.4，比较均等；高于0.4，不均等。 ?基尼系数0.4为国际警戒标准。 ?目前，我国共计算三种基尼系数，即：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全国居民基尼系数。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掌握 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 ?中国在08年的基尼系数为0.469，并且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 ?现在贫富悬殊的距离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12.66：1。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城乡差距：
摘要与建议 在关于少数民族与贫困的文献中，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比例高于汉民族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贫困的通常标准来看，我国剩余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问题是：“何谓贫困？” 无论如何定义贫困，它都没有离开经济性指标这个基本。而经济性指标总是用“收入”——总是要转变为现金收入——来衡量。在这些定义之外，当前在反贫困业内（特别是NGOs）比较关注“权利贫困”问题。 在分析少数民族贫困成因时，研究者普遍会针对不同区域或侧重不同方面。从这些论述中可以总结出如下几个主要原因：1) 自然条件与地理环境的制约； 2)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薄弱；3)人口增长快，人力资本欠缺；4)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束缚。在关于少数民族的扶贫开发方面，一般都认为其深刻意义在于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的重要影响。 近年来，对权利贫困关注者一般都会注意到“原居民”的发展权利问题。然而，除少数学者的讨论外，关于这些少数民族的发展权利讨论也没有脱开现代性和新自由主义视野的局限。一些人类学学者基于人类学关于“后发展”和“发展的人类学”的视角，提出要“创造不同话语和表征”的观点，这种观点包含颠覆“贫困”的意图。比这种观点稍平实一些的主张则强调：注重培育发展主体，推动少数民族公民社会建设的责任和意识。 我们认为还可以补充如下两点作为建议：1）从国家层面应该大力宣传和提倡“多样性的幸福”或“另一种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反对用经济或统一的发展尺度来衡量每一个民族或群体，并以此尺度确定“贫穷”或“富裕”。2）在实践活动中，应当鼓励本土知识分子参与和帮助本土发展,鼓励和支持少数民族学者或长期进行民族研究的学者以其公共的身份，自觉承当起联系民间与国家的桥梁。
债权转让若干问题研究 最早的罗马法，认为债是连结债权人和债务人之法锁，如果变更任何一方，将使债失去同一性，因此否定债权转让。然而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债权人变更，为因应此种需要，罗马法最初采用了因债权人交替之更改、诉权之让与及以收取债权为目的之为自己之委任等制度，逐渐地债乃法锁的观念发生动摇，债权转让获得承认。到了近现代资本主义，债权转让为资本流动所必需，因此债权转让不仅被广泛承认，而且允许转让的范围与自由也不断扩大。[1]我国在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和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均规定了合同权利的转让，为相关问题的处理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实践总是走在立法前面并且是丰富多彩的，不断地提出挑战，因此，在理论上对债权转让加以研究，为司法者提供参考，具有很大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一、关于债权转让的范围 如前所述，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规定了合同权利的转让，但是，我们知道，合同之债仅仅是债的一部分，按照债的发生根据划分，除了合同之债以外，还有侵权损害赔偿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等。那么，债权转让的对象只是合同权利，即债权转让范围是否仅限于合同债权？其他债权能否作为债权转让的对象，也就是说是否属于债权转让的范围？自然也就作为问题显现出来。在审判实践中，也有不同的观点，有人支持前一种观点，也有人支持后一种观点。笔者认为，债权转让的范围不因仅限于合同权利，其他债权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宗旨下也可转让。理由如下： （一）债权的本性决定了债权转让的对象不应仅限于合同权利。债权的核心是财产权，具有价值性，在市场经济社会，债权的流通成为满足当事人利益的必然要求。正如拉德布鲁赫在《法学导论》中所指出的，债权表现的权力欲和利息欲，在今天都是经济目的。债权本身就是法律生活的目的，经济价值不是暂时地存在于物权，而是从一个债权向另一个债权不停地移动。[2]因此，除了少数不以经济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债以外，原则上均具有可转让性，除非受到法律或当事人约定的限制。如《俄罗斯民法典》规定，属于债权人的债权可以根据契约或者法律移转于他人，与债权人人身不可分割的权利，包括抚养请求权、因对生命或者健康损害而引起的赔偿请求权不得移转。[3] （二）债权转让一般无损债务人利益。对于债务人而言，债权转让的结果是其履行义务的相对人发生变化，义务内容与原债务同一，责任限度也仍然在原债务限度之内，也就是说，债务人向受让人所承担的责任无论在质与量方面，和向原债权人承担的责任并没有区别。“债务人接到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4] （三）并不违背现行法律规定的精神。我国现行法律只规定了合同权利的转让，没有规定其他债权的转让，但不能由此简单地得出一概禁止合同权利以外债权转让的结论。因为，《民法通则》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制定的，没有充分
当前中国贫困问题发生、发展的原因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实施一系列的扶贫政策措施，使贫困人口大大减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仍然有一定比例的贫困人口。由于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又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所以，导致中国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亦非常复杂，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条件的影响 自然条件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及家庭收入增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我国贫困人口分布的情况看，边远地区、山区、老革命根据地居多。这些地区都有生产、生活条件差，交通不便，与世隔绝，教育文化、工农业不发达，信息闭塞、商业网点不健全，粮食及其它农产品不畅，社会化服务水平低，收入来源单一而且微薄的特点。这些是制约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因素，也是扶贫开发项目效益低下的最直接原因。“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确定的592个国家重点扶贫县几乎都在山区、高原等自然环境较差甚至恶劣的地区。所以，中国的贫困明显带有区域性的特点，并且大多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也包括其中，这使得占全国总人口不到10%的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却要占全国乡村贫困人口的40%。各种自然灾害是导致贫困的又一重要原因。无论采取多么有效的救灾措施，都会有一部分人口因灾陷入困境。因此，自然条件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天灾更是无法避免，它们使贫者愈贫、脱贫者返贫，甚至使一部分生活水平较高的人口陷入贫困境地。 2、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历史上就有很大的差距。改革开放后由于梯度发展战略的实施，使中、东、西三个经济地带的差距又进一步扩大。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富裕程度的差距拉大。中西部地区的贫困人口多，比重大，程度深。贫困人口比例在全国约占到80%左右。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显示，1996年全国城市贫困率为4.2%，贫困人口为1176万人。其中，东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188.16万人，约占16%；中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658.56万人，占56%，西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329.28万人，占28%；东部地区城镇困难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费收入为2012.98元，其中最高是广东省，为3291.46元，最低的是海南省为1429元；中部地区城镇困难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
顿悟问题研究综述 人类历史上的许多重要而伟大的科技发明和科学发现都是通过顿悟解决的，例如阿基米德原理的发现、苯环结构的发现等。顿悟(insight)是一个瞬间实现的、问题解决视角的“新旧交替”过程，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新的有效的问题解决思路如何实现；二是旧的无效的思路如何被抛弃，即打破思维定势（罗劲，2004）。顿悟的研究始于格式塔心理学，兴起较早，但顿悟脑机制的研究直到近年才起步。这使得研究者创造性地设计了各类任务和范式来探讨顿悟的内在发生机制。近年来，研究者们主要从电生理研究和脑成像研究两方面展开，大体定位出了顿悟涉及的脑区。顿悟研究不仅在创造性思维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促进人类社会以及科技文明的发展和进步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 1 顿悟的概念 格式塔心理学最早把顿悟定义为：通过观察，对情景的全局或者对达到目标途径的提示有所了解，从而在主体内部确立起相应的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关系完形的过程。国内一些学者认为顿悟是在初始尝试失败以后，通过摆脱原有的思维定势，对事物形成正确判断的过程。也有学者认为顿悟是以与众不同的方式突然地理解了一个问题，或理解了一条有助于该问题解决的策略。Mayerl (1992) 把顿悟界定为突然知道如何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Csikszentmihalyii等学者(1995)认为，当个体面对新信息时，若他能以一个新方式看待老问题以使先前未得到理解的特点得到理解的话，顿悟就产生了。 创造性思维的主要形式有顿悟、类比迁移、假设检验、创造想象等（张庆林，邱江，曹贵康，2004）。顿悟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发生，是创造力的形式之一。纵观国内外学者观点，顿悟更多被理解为一个认知加工的过程并且相应的个体有顿悟能力的差别。顿悟有一些相对明确、易于区分的特点，如：非连续性、突发性、突至性、重构、令人惊讶（聂其阳，罗劲，2012）。有学者认为，顿悟是通过重构问题的心理表征，从而超越困境导向解答，并伴随啊哈体验(Kounios & Beeman, 2014)。 2 顿悟的理论模型 根据文献材料整理和回顾过往研究，顿悟的理论模型主要分为特殊加工观和非特殊加工观两大类。 2.1 特殊加工观 特殊加工加工观首先是早期格式塔学派的观点：Konlei 认为顿悟是生产性思维的典型，要求思维主体打破并超越事物之间固有联系（叶浩生，1998）。在格式塔心理学家们看来，顿悟包含了一种特殊的加工过程，不同于常规的、线性信息加工思维。但格式塔心理学家们没有提供这些机制的可信事实，同样他们也没有说明顿悟到底是什么。新格式塔学派的学者Metcalfe (1987)所做的实验显然支持格式塔的观点，即顿悟问题的解决包含有特殊加工过程。事实上这一研究仍
第十三章贫困问题 概述： 人类社会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生产力得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得以提高。但社会发展至今，贫困问题却日益严重地摆在人们面前，成为全世界的一个严峻课题。人类社会渴求摆脱贫困，不断地寻找脱贫的出路，但结果并不如人所愿。消除贫困是世界各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我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重任。本章从贫困的一般概念类型出发，对中国农村贫困问题、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和中国反贫困政策进行深入剖析。 世界：（观看世界贫困图片）在过去的50年中，世界财富增加了7倍，但世界范围内的贫困问题也日益恶化，据有关国际组织2005后统计，在最近5年里，全世界贫困人口从10亿增加到13亿，有10多亿人缺乏安全饮水等基本生活条件，每天有亿人挨饿。目前，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约占其人口的1/3以上，其中90%以上的贫困人口集中在南亚、南洲、中美洲、巴西和中国。非洲人口的一半挣扎在饥饿线上，拉美地区有近2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发展中国家每年都有50万妇女死于分娩及有关的并发症，700万人死于可以预防的疾病，800万儿童死于因饮水和空气污染而引起的疾病，这些数字之和远远超过战争所造成的死亡。由于营养不良，发展中国家5000万儿童智力和体能不健全。此外，有亿学龄儿童失去了入学机会，其中80%是女童。 我国：（观看中国贫困图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国现在面临的贫困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最新消息）扶贫办国际合作和社会扶贫司副司长刘书文2014-12-15日公布的消息，按照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1年的最新标准，相当于每天1美元，25年保持低标准，终于接近世界扶贫标准）的扶贫标准，到2013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有8249万人；按世界银行每天生活费美元的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大约还有2亿多。在湖南、河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这6个省份的贫困人口都在500万以上。
中国当前的贫困状况分析 1.1 贫困与中国的贫困群体 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给“贫困”下的定义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状况，我国的贫困群体可以归纳为无法合法地获得基本生活条件并参与基本的社会活动的人的集合。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扶贫办对全国6万农村人口的消费支出情况进行的入户调查，确定农村贫困标准2003年为人均年收入637元，按照这一标准统计，目前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2 900万，城市中有2 000～3 000万的贫困人员需要救助。这两部分人口属于绝对贫困人群。 这一贫困群体主要由以下两类人员组成：一是计划体制下的贫困群体。一般是城市中的三无人员， 即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人；农村中的五保户，由集体经济负担的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孤儿保教）的农村无依无靠的老、弱、孤、寡、残疾人员。二是市场体制下的新贫困群体，城市下岗、失业、半失业而造成生活困难的人员；以及在农村中因城市化，而“上班无岗、种田无地、劳保无份”，生活陷于贫困的失地农民，以及流动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部分农民工。除了这一绝对贫困人群外，我国还有近2亿的农村人口的年均收入是在850～950元之间，以及一些因灾返贫和因病返贫的人群。 1.2 中国的贫困现状 1.2.1 计划体制下的贫困问题得到了基本缓解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基本上走的是一条由农村补贴城市，农业补贴工业的发展道路，因此在计划体制下，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表现为“普遍性的区域贫困与极端贫困”。但是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中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一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迅速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在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国家财力得以能够进行一系列大规模的扶贫运动，使一些贫困地区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处境，取得的扶贫成就举世瞩目。2004年10月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中国宣布：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3年底的2 900万，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为3%左右。 1.2.2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贫困问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中除了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三无人员外，基本上不存在贫困群体，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许多国家给予的优惠，比如就业、上学、住房、医疗等福利待遇，通过户籍制度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区分开来，逐渐形成以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为依托的城市经济体制。随着市场化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下降，从而使职工的生活状况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目前，城市中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集体单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在转轨过程中普遍表现出对市场的不适应，造成了自身的经营困难，部分企业破产、倒闭，减发、停发职工工资，造成城市“新贫困群体”的出现。 从收入分配制度上来说，由于规范和调节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法律、法规、经济杠杆、行政措施等存在许多缺陷，从而导致了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非透明化、非制度化，同时由于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不力，对低收入群体又保护不足，使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造成相对贫困现象。 2 当前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2.1 非政府组织的基本含义及基本特征 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不以盈利为目的，且具有正式组织形式，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 由于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因此它具有和政府与企业相区别的特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莱斯特?萨拉蒙教授提出了著名的五特征法，只要是符合这5个特征的社会组织都
谈谈文科研究生的读书、研究和论文写作 陈国新赵晓刚 摘要：对文科研究生应如何读书以及如何进行科学研究、论文选题和写作进行了讨论。认为研究生读书要有读书计划，要坚持史、著、论相结合，要浏览、泛读、精读相结合，要与做读书笔记相结合，要与社会调查研究相结合。提出研究生要尽早确定研究方向和选题，要妥善处理研究方向和选题的关系，要认真对待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和写作。 关键词：研究生；读书；研究；坤问；选题 作者简介：陈国新，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赵晓刚，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根据我自己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和长期培养指导硕士生、博士生的经验，着重谈谈文科研究生怎样读书，怎样搞科学研究，怎样进行论文选题与写作，供新导师和研究生治学参考。 一、研究生读书的特点和要求 １、研究生读书要有读书计划 研究生的读书首先要有读书计划，而且必须完成这个读书计划。没有读书计划，三年的研究生学习基本上就是打烂仗，保证不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研究生要立足专业，将来靠专业所学安身立命。这是长期的、大的读书计划。研究生读书计划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专业读书计划。研究生专业培养方案管着研究生三年的读书计划。第二个层次是研究方向读书计划。研究生入学就有专业方向，专业方向对研究生从事科研工作来讲毕竟太大，还要细化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生在第二个学期至迟在第三个学期要尽快在导师指导下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生要在专业培养方案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需要拟订研究方向的读书计划。这是中期计划。第三个层次是学位论文的科研读书计划。在初步完成研究方向读书计划，有了创新观点的基础上，将研究方向细化为学位论文的选题，进而确定自己学位论文的科研读书计划。导师怎样指导研究生？首先就是指导研究生制定这三个层次的读书计划。 ２、研究生读书要史、著、论相结合 研究生读书，书目的选择，计划的拟定，必须史、著、论相结合。所谓 "史"就是每个专业、每个研究方向甚至每个选题的学说史。研究生研究、做学问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就是站在前人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向历史学习。每个专业必须搞通本专业学术史。恩格斯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地产物。”没有史做基础，论文跟工作报告差不多，就没有理论深度，缺乏历史感，轻飘飘的。有史的基础，选题、论文才能变得厚实起来。所以读书计划必须先读专业学说史。所谓"著"指的是古今中外关于这个专业、这个研究方向、这个选题的经典著作、文献。经典著作就是可以称为大家、名家的著作、文献。比如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经典著作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经典著作、文献。读经典名著，掌握第一手资料是研究生读书的基本功。研究生与本科生读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本科生以读教材为主，研究生以读原著、文献为主。原著、文献与教材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研究生掌握了原著、文献，就知道教材内容的出处、来龙去脉，即源头所在，这样研究生就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去驾御教材，理解和讲授教材，毕业后也就能够去教本科生。经典著作与史是什么关系？如果把"史"比作一个常青的"藤"，那么经典著作就是在"藤"上结的一个又一个的"瓜"。掌握了史来读名著，就好比"顺藤摸瓜"。所谓 "论"就是学术论文。这也体现研究生与本科生学习的不同要求。教材长期稳定，而学术日新月异。研究生怎样掌握学术动态、学术前沿？主要就是通过日新月异的学术论文。研究生要学会看学术论文，坚持看新杂志、新论文，一周10篇左右，养成习惯，这样知识就永远不会过时，就能把握这个专业、研究方向、选题的学科动态和理论前沿。因为论文总是从理论上探讨最新的东西、体现不断发展的东西。有经验的导师制定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培养方案，所开课程和书目，就包括史、著、论这三个方面。我们学会了这个方法，按照史、著、论相结合去读书、做学问，由已知领域向未知领域推进，功底就扎实。就可以避免时下有的青年教师拿一本教材就去开新课误人子弟的做法。 ３、研究生读书要浏览、泛读、精读相结合 研究生读书，无论哪一个层次的读书计划，都必须完成。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这么多的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怎样读好、怎样读完？一般要求研究生平均每周要读500页书。这就有个读书方法的问题。关于读书方法，前人已有许多经验。比如，我国著名文学家杜宣先生认为，天下之书，浩如烟海，大体可以分为四类：目治之书（看看即可）、
贫困测量方法综述 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何平 摘要：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国内外对于贫困问题的讨论也比较热烈，本文主要从贫困的内涵介入，阐述了贫困测量的不同方法，并对这些方法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关键词：贫困测量方法 Abstract: Poverty problem is one of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world.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 topics in the research. This article primarily analyses the connotation of poverty, then expatiates different approaches about poverty measurement, also compares and evaluates these approaches. Keywords: poverty measurement approach 一、对贫困的理解。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主要是从物质层面和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贫困的，把贫困看成是不能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种状态。早在1901年，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就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人口最基本的生存活动要求，那么，这个家庭就基本上陷入了贫困之中。”这里提出的是基本生存要求实际上就为以后确定贫困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涉及到的是绝对贫困的概念。 社会学家则把贫困认为是个人能力（如受教育的程度和健康水平等）缺乏而难以维持人类基本福利水平的一个表现。这其中，一部分社会学家及人口学家把社会、行为和政治因素作为评价福利水平的基础。也就是说，人们不正当的行为，相对不利的政治经济环境也是导致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人认为，贫困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不仅仅需要从物质层面上给予准确的界定，而且还要从人的能力和社会因素方面给予概括。贫困的内涵应该从经济福利（economical well-being）、能力（capability）和社会排他性（social exclusion）这三个方面进行理解。 贫困在经济福利水平上的表现就是贫困人口难以维持包括在经济上、心理上、社会政治方面最低的生存标准。
村贫困问题分析及脱贫建议 村贫困问题分析及脱贫建议 *月*日至*月**日，市委宣传部扶贫工作队深入**县**镇**村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专题调研，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与群众面对面交流，了解了当前**村群众的真实生活状况和致富的愿望，分析了当地贫困户致贫原因与当前生活的困境，探讨了**村脱贫的出路和办法，明确了做好**村扶贫工作的基本思路。 一、**村基本情况 一是地理位置偏僻。**村位于**县薤山脚下，****库区上游，海拔500米。一条乡道穿村而过，两边是连绵不绝的大山，村庄大部分分布在乡道两侧，少数在大山之中。一条小溪穿村而过，提供全村人生活用水和农作物生长用水。四周大山为石头山，只长灌木，不长果林。 二是自然资源匮乏。村周围大山含少量硅矿，2004年已外包给矿商进行开采，但没给**村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村东头有一处天然温泉，2011年被**生态旅游圈投资有限公司收购，但一直圈而不投，没有给村民带来经济利益；温泉下游被开发为四个水池，主要用来饲养罗非鱼，现已经卖给**县水利局，也不能给村民带来经济效益。 三是村集体经济薄弱。**村资源匮乏，村集体无产业，村集体收入主要有硅矿厂每年缴纳的管理费1.6万元，一些零星发包收入和社会各界争取的援助资金，自身缺乏造血功能，集体经济比较薄弱。 四是村民收入来源单一。村民的收入来源主要为三块：一是在外打工收入。该村18岁至55岁的男性劳动力中有60%以上在**、**、**等地石场打工，一般从事炮工、搬运工、司机等工种，石场工作收入是该村农民最重要的经济来源。该村18岁至30岁年轻的女劳动力主要在广东、浙江等地工厂打工。30岁至50岁的女劳动力中约40%在石场协助丈夫工作，60%在家负责照顾小孩和老人。二是在家务农收入。该村55岁以上劳动力80%在家务农，主要种植水稻、小麦、玉米等农作物。全村共有耕田493亩，旱地347亩，人均田地约0.65亩，一个家庭平均种植田地面积约2亩，一年纯利润约2000元。三是养殖收入。该村在家务农农户多数喂养1头猪、几只鸡，供自己食用；有3个养殖大户，两家养羊超过100只以上，1家养牛8头以上，养殖收入每年5万元以上。 二、**村贫困情况统计及原因分析 我们对全村贫困户进行了逐一甄别，协助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对贫困户进行了民主投票，最终结果在村委会进行了公示。**村共341户，1324人。贫困户120户，280人，人数占全村比重为21%。其中五保户29户，30人；无劳动能力低保户36户，58人；全家有1至2个享受低保、但家中有劳动力的低保贫困户32户，130人；一般贫困户23户，62人。精准扶贫中，需要重点帮扶的是有能力脱贫的农户55户。 从致贫类型看，55个贫困户中，因病致贫27户，占比49.1%；因残致贫13户，占比23.6%；因缺少劳动力、家大口阔致贫10户，占比18.2%；因灾、因学等原因致贫5户，占比9.1%。 致贫原因主要有四个：一是文化程度低，缺乏劳动技能。全村18岁以上年轻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不足15人，大部分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外出打工只能从事体力劳动。该村劳动力大部分在石场打工，危险性大，该村因病因残致贫
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贫困问题研究综述 罗遐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贫困问题一直没有脱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视域,而且不同学科有其独特的视角和贡献。概括来看,经济学多是从资源配置、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发展等方面来研究;人类学多从民族、生态环境等方面来研究;管理学则倾向于政策取向,研究反贫困的实践问题,主要有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医疗救助政策等,这类文献占现有研究成果的绝大多数;社会学多从理论层面研究该问题。本文以社会学为主要视角,结合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对80年代中期以来的我国贫困问题的研究文献作一梳理和评述。 一、关于基本概念的研究 (一)贫困的概念 贫困是一个带有社会性、历史性和地域性内涵的概念,中外学者一直力图给贫困下一个与其时代的社会经济背景相适应的定义,至今没有一个得到普遍接受的界定,但不容置疑的是贫困概念的界定是一个逐渐由狭义的经济视角转变为广义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元视角的过程。正如康晓光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贫困的内涵和界定的标准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贫困的内涵和标准也反映特定民族对于社会福利的基本人权的规范性认识。 国外贫困概念是经由布思、朗特里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到20世纪50年代由蒂特马斯(R.M.T itmuss)、斯密斯(A.Sm ith),汤森(P.T ownsend)等学者对贫困的理解进行了扩展,贫困不再是基于最低的生理需求,而是基于社会的比较,即相对贫困。世界银行在1981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当某些人、某些家庭或者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就处于贫困状态。在1990年又加入了能力因素,缺乏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例如健康、教育和营养等。1991年又增加了风险、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需求和影响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人文贫困的概念。 我国学者在贫困概念的研究方面也体现了与国际贫困研究学者观念的趋同性,现举以下几例: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定义的贫困是:个人或者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求。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基本物质、基本服务相对缺乏或绝对缺乏以及缺少发展机会和手段的一种状况。贫困是因种种发展障碍和制约因素造成的生存危机和生活困境;一定层面的贫困是一种社会状态,这种状态不被改善将是恶性循环的。贫困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低于社会常规生活水准。由以上几个概念我们不难看出,我们在学术上基本与国际的多元贫困观相同,既包括经济上的,也包括社会的、文化的、政治意义上的意含,但是在实践领域加入了中国的现实基础,主要使用的是绝对的、核心的、客观的贫困概念。 (二)新贫困的概念 西方学者把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经济增长减缓和失业率增加的原因导致的贫困叫新贫困。而我国学者近几年也倾向于把因城市化、社会经济的变迁而导致的贫困称为新贫困。尹志刚认为源于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公有制企事业单位改革,而同时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相对滞后等因素诱发了新贫困人口的出现。刘家强等在此基础上将新贫困人口定义为在市场经济中由于所处社会地位和获取社会资源较差,因而缺少竞争能力和就业机会,需要借助外在力量的支持摆脱困境的群体。显而易见,我国新贫困概念的提出是在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现代化的背景下,它虽然没有包括传统的贫困,但是它并不排斥传统贫困的存在。 从国内学者对于贫困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既受西方的影响,同时又具有与我国社会经济
我国贫困问题及治理对策 摘要：贫困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各国政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对贫困问题一直相当重视消除贫困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政府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国目前的农村贫困问题与城镇贫困问题呈现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因此，必须要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贫困现状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 关键词：贫困；农村贫困；城镇贫困；治理对策；制度保障 一、中国贫困问题的现状 贫困线的标准因各个国家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和制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而绝不能用别国的贫困线标准作为我国的衡量标准。中国国家统计局对贫困线下的定义是：所谓贫困线，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条件下，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贫困线又叫贫困标准。现阶段我国把把每人每年收入低于2300元的低收入人群定为贫困人群，2017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资料：2016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4335万人，比上年减少1240万人。我国贫困地区的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长足发展，基础设施状况明显改善，毋庸置疑，中国扶贫开发工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为13亿中国人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推动全球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中国贫困人口还很多，而且这些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特定区域国务院扶贫办表示，在14.8万个贫困村当中，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33%；在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和地方病高发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以及42个沿边境的扶贫重点县，这个数字超过40%。在贫困人口总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这些地区需要移民的农户比例明显提高。此外，革命老区发展相对滞后，全国237个革命老区目前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7%。 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城市岗位竞争日益激烈，我国城镇失业率也处在较高的水平，经济结构改革和转型使部分城镇职工失去了工作岗位。，在农村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文献综述 题目企业招聘问题研究综述 专业人力资源管理 一、前言部分 人员招聘，即企业为了发展的需要，根据人力资源规划和工作分析的要求，寻找、吸引那些有能力，有兴趣到企业任职，并从中选出适宜人员予以录用的过程。广义的人员招聘是指企业为了发展的需要，为了安置空缺的岗位，向企业内外吸收、挑选、安置人力资源的全过程。狭义的人员招聘则是指企业为了发展的需要，为了安置空缺的岗位，向企业内外发布有效信息，集合应聘者的全过程，不包括选拔与安置的过程。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做到“人岗匹配”是所追求的目标，而人岗匹配的先决条件就是要能招聘到合适的员工。招聘工作是人力资源系统的基础环节，一个合理、科学的招聘制度对企业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一个好的招聘系统可以确保员工素质的优良，它影响着企业的人员流动，同时也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源管理的费用。一次成功的招聘活动就是企业的一次成功的公关活动，是对企业形象的绝好宣传。 由于我国人力资源起步较晚，各个方面的工作还不是很完善，所以在招聘这一块也存在着许多问题。许多中、小企业没有专门的招聘人员，即使大企业的招聘人员很多也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招聘培训。从而使招聘工作一直达不到专业化的效果。 本文将从招聘的招聘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提高招聘的有效性等方面来进行研究。 二、主题部分 国内外人力资源工作的起步时间相差很大，导致了国内外学者对招聘这个问题的研究有所差异。这部分将从国内和国外两个部分来描述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招聘的看法。 （一）国内学者有关招聘的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主要从招聘的模型，招聘中存在的问题，如何提高招聘的有效性，招聘的发展等方面来对招聘进行研究的。 1.招聘模型的研究 有关招聘的模型，张少卿等学者主要从胜任力模型，大五模型等方面来研究
中国农村弱势群体贫困问题分析 摘要：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基本权利、生活质量等方面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差距，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社会分层日益突出。于是在众多方面处于劣势地位的农村弱势群体也开始形成。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关注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者及贫困群体，也无疑得更多的关注那些生活在农村的弱势群体。 关键词：中国农村弱势群体贫困 正文：低收入人群和贫困群体主要是指一批收入较低，生活困难，社会资源短缺，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并缺乏相应发展潜能的人群。这一群体在农村弱势群体中具有极强的代表性。众所周知，贫困的核心是能力的欠缺。就我国农村的贫困而言，主要是绝对贫困问题，即指收入难以维持最低生活限度的生活水平。然而由于近年来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农村的贫困发生率大大降低，因此我国农村的绝对贫困又是一种不断缩小的局部性贫困。 一、中国农村贫困的原因 贫困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造成贫困的因素也很多。（1）政策和制度的障碍是造成改革前农村存在的普遍贫困的主要原因。例如，首先长期以来实行的统购统销和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政策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其次二元户籍制度从根本上限制了农民通过进城务工改善生活状况和处
于恶劣生存环境下的贫困人口通过迁移来解决贫困的机会。人民公社制度从根本上抑制了农民的积极性。 （2）不合理的生产开发方式是构成贫困的重要原因。自然资源转化为生产资源并成为经济资源，需要一个适当的转换过程，而选择什么样的生产开发方式，则在资源开发利用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开发方式始终是围绕粮食生产中心的初级开发方式，而不是对农业进行全方位的深度开发。 （3）人口素质低。中国贫困地区的人口素质差，从根本上制约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并成为贫困延续的基本原因之一。人口素质差也是构成缓解贫困的一大障碍，这是中国反贫困工作至少在中短期内所无法回避和逾越的难题。 二、中国农村贫困的现状 中国一直面临较为严重的农村贫困问题。虽然经过长期的扶贫开发工作，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大为减少，但是农村的贫困问题依然严峻。中国农村贫困的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大部分的农村贫困人口集中于西部。由于农民间收入差距和农村地区间收入差距的逐渐扩大，农村相对贫困问题逐渐显现，逐渐也呈现出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的转移，相对贫困问题逐渐扩大。大部分的农村贫困人口集中于西部是新时期农村贫困的一大特点，西部地区的农村贫困主要属于生
冲突与冲突管理的研究综述 韩玉果 （泸州医学院心理学教研室四川泸州 646000） 摘要：冲突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本文将对冲突的定义、产生的原因、类型、发展的过程、 功能和解决的模式等几个方面的理论研究进行综合性阐述，以期达到对冲突问题的深刻认识。 关键词：冲突 冲突管理 研究 Conflicts and Study on Conflict management Han Yuguo (Lu Zhou Medical College ,Sichuan 646000) Abstract：Conflicts is discussed as a hot topic in the field of psychology，The paper sums up some basic theoretical issues about conflict source，conflict types，conflict process， conflict function and strategies for handling these conflicts in order to recognize it 。 Key words：conflict；conflict management；study 1 引言 冲突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其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如政治冲突、文化冲突、人际冲突、 角色冲突等等，冲突的形式虽不同，但在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中却都起着双刃剑的作用， 因此，冲突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尽大可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而减少消极效果成为人们关心的 焦点。 2 冲突的定义 人们对冲突的定义莫衷一是，很难达成统一的认识。社会冲突理论的主要代表任务科塞 给“冲突”下了这样的定义：“冲突是关于价值以及对稀有的地位、权力、资源的要求之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对立双方的目的是要压制、破坏以至消灭对方。”雷文(Raven,B.H.)(1970) 认为冲突是“由于实际的或希望的反应的互不兼容性而产生的两个或多个社会成员之间的紧 张程度”。李普塞特（1985）认为基本的社会冲突是阶层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同的学术 派别、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的差别和分歧都是这种冲突的表现。琼斯(Jones,E.E.)(1976) 认为冲突是一个人被驱动去作两个或更多个互不兼容的反应时所处的状态。托马斯(Thomas,K.W.)(1976)认为冲突是起始于参与者觉察到他人侵害或准备侵害自身利益的一个 过程。罗伯特﹒凯根认为心理冲突是在自我发展过程中，主客体间的分化、整合及其相互关 系的调整过程中产生的。卢盛忠（2006）认为“冲突包括人们内心的动机斗争,即内心的冲突,也包括人们之间的争论、争吵等。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冲突被理解为两种目标的互不 相容和互相排斥”。王雁飞认为冲突是行为主体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是矛盾的激化的外在 行为表现，是目标、认识、感情、价值观或利益等方面的不相容导致的行为对立状态。 综合以上观点，人们对冲突的定义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一类是以琼斯等人为代表,定 义冲突为:“一个人被驱动去作两个或更多个互不兼容的反应时所处的状态。”另一类是以雷 文等人为代表,定义冲突为:“由于实际的或希望的反应的互不兼容性而产生的两个或更多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