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激情——对当代政治抒情诗的话语分析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随着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成为历史的主题，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便变得越来越紧密，越来越直接，以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直到70年代末，当代诗歌少有不带有政治色彩的，从政治角度观察、思考并表现社会生活，在取材时集中于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内容，或直接表现具体的政治事件，或通过不同的生活侧面表现社会普遍的政治情绪，并以政治标准评判作品的价值大小，成为相当长的时期中主要的诗歌潮流。很显然，最能代表这一时期诗歌主潮的诗体，非政治抒情诗莫属。如果我们在新的历史高度将这些诗作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类型来考察并分析其规律性的话，我们则能得到全新的启悟与感受。 作为20世纪中国左翼文化思潮在诗歌实践中的直接成果，政治抒情诗的出现最早可以溯源到20年代瞿秋白的《赤潮曲》、蒋光慈的《血祭》，30年代殷夫的《我们》、田间的《给战斗者》，40年代何其芳的《毛泽东》等都是这一诗体的早期名篇。但是政治抒情诗作为一个概念的提出，则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是由政治抒情诗在50年代非同寻常的兴盛所导致的。1949年底到1950初，胡风创作了交响乐式的政治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1950年石方禹发表《和平的最强音》，1954年有邵燕祥的《我爱我们的土地》，1955年郭小川写下以《致青年公民》为总题的（包括《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等）共7首）组诗，1956年贺敬之发表《放声歌唱》等，这都是轰动一时的政治抒情诗名篇，对当代诗歌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在这些作品中，尤以郭小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