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二战后全球战略的演变
二战结束后，美国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经济的膨胀使美国称霸世界的外交政策有增无减。从此以后，美国历届总统都以称霸世界为目标，根据不同的国际形势制定和执行不同的全球战略。美国二战后全球战略的演变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一）全球战略的布置和霸权地位的确立
二战硝烟未散，美国就依仗强大的实力，一手拿着美元，一手拿着原子弹，公然宣称“领导世界的责任”历史地落在美国肩上，企图独霸整个世界。为此，在杜鲁门上台后就叫嚣，美国要“永远领导世界，要按美国的构想来改造世界”，并提出了对前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实行全面遏制的杜鲁门主义（即：1947年3月2日，杜鲁门在国会的国情咨文中，要求国会批准对希腊、土耳其以几亿美元的援助，帮助希腊、土耳其重建经济生活，抵制共产主义的扩张）。这标志着“冷战”的开始，其实质是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军事、经
济封锁，以遏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影响。
与此同时，为配合杜鲁门主义，美国又制定并实施了马歇尔计划（即：欧洲复兴方案，由美国帮助欧洲进行恢复和建设，并拨款131.5亿美元，但要以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为前提）。
二战后美国全球战略是怎样演变的
悬赏分：0 |解决时间：2010-4-23 22:59 |提问者：不知就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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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整个国际关系史和美国战略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近300年来，特别是19世纪以来，欧洲曾长期位于世界政治的中心，维持以欧洲均势为中心的传统国际关系格局。二战打破了这个格局，英国和法国沦为二等强国，西德和意大利处于战败国地位，欧洲在国际事务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时代已成为历史。美国不仅走上了世界战略的大舞台，而且在战争中大大增强了自己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美国凭借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实力，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崛起为国际关系的力量中心。于是，它彻底抛弃孤立主义政策，从国际关系的边缘走向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张，已成为形势发展的必然。早在大战期间，罗斯福等人就设计了一套建立战后世界秩序、实现“美国世纪”的办法，通过主导成立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签定“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等，为战后整个世界格局的确立奠定了基石。美国和苏联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对立以及1945年4月杜鲁门接任总统，又加速了美国奉行全球主义、与苏联对抗的过程。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取得二战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在苏联的影响下，社会主义阵营越出一国的范围，影响不断扩大。苏联也不再囿于地理的限制，将影响扩展至欧洲。在此情势下，美苏争夺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使美国“对国家安全、战争以及和平的传统看法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得不寻求新的途径来保障国家的安全”。
为全面实施“遏制战略”，美国在欧洲推出“马歇尔计划”，建立北约，并重新武装西德。在亚洲，美国先后与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国签署了双边和多边条约，并在这些条约的基础上于1954年9月与相关国家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在东亚和东南亚形成了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在中东，
则推动英国主持建立了中央条约组织，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又推出了“艾森豪威尔主义”。斯皮克曼认为，美国这种对苏联(以及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遏制战略”，实质是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保持美国的军事优势，以压制苏联向边缘地带突破，进而向西方海上力量挑战。
“遏制战略”的提出，标志着美国战略质的转变和飞跃。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1)从战时与苏联结盟共同抗击德日意等法西斯国家，过渡到以苏联为主要对手和作战对象，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扩张”成为战后40多年美国贯彻始终的战略目标。(2)从以美国本土为中心的美洲堡垒战略向真正的全球战略过渡，突破了长期以来一直以关注美国本土安全为主，对欧洲事务较少介入的“孤立主义”战略思潮，转而强调美国利益和美国安全的全球性，首次制定了积极干预世界事务、争夺世界主导权的较完整的全球战略。从这一战略开始，美国战后至今各个时期的军事战略均具有明显的全球性和进攻性。(3)从传统的常规战略开始向核条件下的现代战略体系转变。虽然提出和实施“遏制战略”的初期，美国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核战略，但是随着1945年8月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实战运用，美国已经开始研究运用核武器的理论，核战略的雏形正在形成。(4)从步西欧后尘到走在世界前列。二战以前，美国的军事战略思想基本上是对英、法等西欧国家传统军事理论的摹仿，国家政策中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一直存在脱节现象，从未出现过将政治目标和军事目标结合在一起的战略理论。从“遏制战略”开始，美国一扫以往由于战略传统缺乏而呈现的战略思维贫乏，迅速掀起“战略热”，开创了美国现代战略研究的新局面，创立了具有美国特点的独立的战略体系，对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各大国战略思想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遏制战略”既是杜鲁门政府的军事战略，同时也是其国家战略——“杜鲁门主义”的核心，奠定了战后美全球战略的基础。这种军事战略和国家战略合二为一的情况，表明战后初期美国尚未形成完整的、多层次的战略体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当时美国尚未建立统一的国际机构去规划和运筹统一的军事战略，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均由总统提出和制定。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的军事战略和国家战略开始区别开来。“新面貌”政策和“新新面貌”政策是美国的国家战略，“大规模报复”是军事战略。但由于这一时期美军事战略的制定基本上是由国防部以外的官员提出和制定的，从战略决策程序来看，军事战略和国家战略的“分家”尚未完成。到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进一步理顺了军事战略和国家战略的关系，不但将“和平战略”作为国家战略，而且还一改过去由国务院官员提出和制定军事战略的先例，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提出了名为“灵活反应”的军事战略。美军事战略的内容也愈加充实，层次日渐明晰，军事战略之下开始明确区分出核战略和常规战略。从1969年到1982年的12年间，美国经历了尼克松、福特、卡特三届政府的变迁，发生了由共和党政府向民主党政府的更迭。这个时期，由于美国深受“越战综合症”困扰，苏联乘机步步紧逼，美苏日欧中五大力量中心正在形成，美国不得不推行重视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三原则的“尼克松主义”，谨慎地走一条介乎世界警察和孤立主义两种极端政策之间的中间路线。与国家战略相一致，美提出了“现实威慑”军事战略。“尼克松主义”和“现实威慑战略”的内涵基本一致，核心都是推行“当地人打当地人”的方针，力避美军再次卷入越战式的局部战争。1981年里根政府上台后，在国家战略上提出了“里根主义”，表示美国要在任何出现苏联侵略或苏联支持的侵略行动的地方进行抵制，力图将
苏联的影响推回到苏联的国土范围之内。作为“里根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里根政府在军事上提出了“新灵活反应战略”。“里根主义”和“新灵活反应战略”的提出和发展，标志着美全球战略跨越了战后对苏联单纯遏制的范畴，进入了一个主动进攻、灵活反击的新阶段。
布什政府时期
8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执意倡导和推行“新思维”，全面自我否定，走全盘西化之路，结果非但未能扭转苏美争夺中的不利态势，反而导致政局动荡，经济形势恶化，民族矛盾尖锐。苏联的“彻底改革之风”波及中、东欧国家，中、东欧国家开始脱离苏联的轨道，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受自身政治、经济和民族危机的影响，苏联被迫大幅度削减军费开支，实行收缩性的军事政策，在军备竞赛和地区争夺上已明显不是美国的对手。苏联综合国力急剧衰落，国际影响日渐跌落。
面对迅猛变化的国际形势，美不能不对战后持续40多年的全球战略进行全面的根本性的调整，以寻找新的范式替代反共产主义的“遏制战略”。1990年3月，布什向国会提交了他上台后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提出，美国对苏联不能只是简单地进行遏制，而是要大胆地“超越”战后长期奉行的“遏制战略”。他试图以比所有前任更大的抱负和雄心，通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将苏联作为一个有益的伙伴纳入国际体系中”，从而“开创一个超越遏制的新时代”。
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还使美国感到在战略上需要确立一种由它领导和支配下的世界秩序，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扩展其在全球的利益。1990年9月，在海湾危机爆发不久，布什即正式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战略构想。之后，布什又多次对他的“世界新秩序”构想进行补充和进一步阐释。“世界新秩序”的主要内容有：(1)强调在美国的领导下，实现一个“和平和安全、自由和法治”的世界；(2)在国际事务中更加强调“多边”合作，而不是“单边”行动，注重发挥盟国和联合国的作用；(3)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新的国际体系，在世界上巩固和推进所谓“自由”与“民主”事业；(4)实施地区防务战略，重点防止和应对威胁美国利益的地区冲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构想，是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一个纲领，其基本目标是维护冷战后世界的安全与稳定，应付美国面临的各种新的挑战，在世界上推进“民主”事业，从而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
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全球战略虽仍带有过渡色彩，未完全抛弃冷战期间的战略观念，但它第一次确定了冷战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总目标，勾画出美国新全球战略的一个粗略的轮廓，成为布什政府对美全球战略实施调整的总方针。1993年1月13日，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提名听证会上提出，冷战后美国“需要设计一项新的战略”来保护美国利益：第一必须促进美国的经济安全，第二必须保持强大的防务力量，第三鼓励正在发生的全球民主化革命，并强调对国外民主和人权的支持能够而且应该是改善美国安全的一项中心战略原则。1月18日，克林顿发表演讲时再次强调，世界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外交政策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再次强调美国对外政策将建立在上述三个支柱的基础上
1994年7月，克林顿政府发表上任后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扩展战略”发展为“参与和扩展战略”，在“扩展”美国的利益、价值观和政经模式的同时，
更加突出美国对国际事务的介入和参与，反击退回“美国堡垒”的主张，坚称只有“参与”才能“扩展”。(注：The White House,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July 1994.)“参与和扩展战略”的提出，表明冷战后美全球战略的理论框架最终确定，标志着美国全球战略基本完成了从“冷战型”向“冷战后型”的转轨。“参与和扩展战略”可概括为：利用冷战后对美总体有利的国际形势，加强介入和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的力度，“扩展自由世界”的疆界，实现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这几年中，美国在推行“参与和扩展战略”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步骤：
第一，积极构筑美国主导、西方占优势的大国协调关系。克林顿称：“美国及其盟友从冷战时代继承下来的安全关系对推进冷战后的议程是个关键”，“头等大事必须是加强和适应美国的伙伴关系来应付冷战后的挑战”。但同时强调，“美国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国家。有时候，美国，也只有美国，能在战争与和平、自由与压迫、希望与恐惧之间起决定作用”。
第二，强调经济优先，突出经济安全。冷战结束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上升，各国都较前更为重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克林顿政府明确提出将“经济安全”作为美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为此，美国不但从战略高度重视对外出口，专门成立了“提倡出口办公室”，提出“新兴大市场”战略，推行咄咄逼人的对外经济政策，而且还积极推动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大力支持全球性自由贸易体系的建立。
第三，维护军事安全，确保安全利益。美1994年度《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在美国对外政策的三项原则中，安全是第一位的，从而改变了克林顿政府在执政的头一年把经济问题置于对外政策首位的做法。
第四，注意循序渐进地推进“全球民主化”。克林顿政府上台之时，恰逢冷战结束、“历史终结论”躬逢其盛之时，于是正好继承老民主党人的衣钵，明确地将“全球民主化”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这表明美国决心以更大的力度和规模在全世界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政经模式。
在第一任期内，克林顿政府虽然提出了“参与和扩展战略”，但其对外政策在国内外仍然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很多人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缺乏战略意识，左右摇摆，前后不一，过份重视近期利益，美国成了对敌对友都既不可靠又难以预测的国家。兰德公司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由于缺少一个得到广泛同意的大战略，许多方面遇到困难。美国的主动性受到削弱，经常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在众多的威胁和挑战面前，更加难于分清轻重缓急并形成前后一贯的对策；许多问题上的方针往往自相矛盾、动摇不定或不能持久”。
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
这一阶段，美国开始对它在中、近期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世界主要力量的走向进行评估，并着眼于21世纪的大国竞争，制定了美国面向21世纪的全球战略。这充分表现在美国先后发表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当中。如：1997年5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前几年的报告相比，未使用“参与和扩展战略”名称，而代之以《面向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再次，首次明确提出2015年之后俄罗斯和中国可能成为美国的全球性竞争对手，表明美国对保持独超地位的中长期前景有所担心。
最后，首次提出美国面临着严重的“不对称威胁”的直接挑战。所谓“不对称威胁”，是指那些绝对军事实力与美国极不相称的敌对国家或敌对势力利用非常规手段给美国带来巨大危险的种种威胁，诸如恐怖主义、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信息战和环境破坏等。
新的形势下，美国全球战略的动向主要有：
1.提出“塑造—反应—准备”(shape-respond-pre-pare)三位一体新战略构想，强调维护当前利益与应付未来挑战相结合。1997年5月，美国发表了《面向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参与和扩展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塑造—反应—准备”三位一体的全球战略新构想。“塑造”意味着不是要消极地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应更积极主动地去改造国际环境，使之不断朝对美有利的方向发展；“反应”是指按照对美国利益威胁的性质和程度，对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危机作出迅速有效的反应；“准备”是指立即着手为不确定的未来作准备，以确保21世纪成为一个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的美国世纪。(注：Samuel R.Berger,“A Foreign Policy Agenda for the Second Term,”Center for Strate 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Washington,D.C.March7,1997.)“塑造—反应—准备”战略构想的提出，是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调整过程中推出的一个重大举措，它既是对“参与和扩展战略”的有力补充，更意味着美国全球战略已完成了“冷战后”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转型，将着眼于21世纪，以更加灵活多样和富于进攻性的手法参与国际斗争。
2.加强对各地区事务的参与，进一步扩展美全球战略优势。在欧亚大陆西端，加紧改造和更新北约，大力推动北约东扩，着力推动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并且在维护和平与繁荣方面与美合作的欧洲”。世纪之交，美国在各主要地区的重大步骤，有着深远的战略考虑，就是要通过推行从东西两翼齐头并进的两洋战略，控制欧亚；通过加强在欧亚边缘地带的存在，掌握中东的石油资源，策应其两洋战略，对欧洲和俄罗斯等形成战略箝制和掣肘。“东扩”、“西进”和“北拓”遥相呼应，是美国在欧亚大陆强化其优势地位的重要战略步骤。此外，美还不断加强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影响。近年来，美国一改冷战结束之初对这两个地区有所忽略的倾向，明显加大了对拉美和非洲的外交力度，克林顿在第二任期曾几次前往访问。
3.积极运筹大国关系，加强对“潜在对手”的防范和牵制。面对世界多极化的加速发展，美为保持主导地位，更加注意运筹大国关系。针对欧盟自身实力的增强、积极谋求成为世界独立的一极的情况，美国有意在一些问题上作出一定让步，使美欧联盟关系得以维系。美国也注意多方缓解美日矛盾，加强与日本的安保合作。1998年9月，“美日防卫合作指导方针”的制定，标志着两国军事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还首次提出，在2015年前后俄罗斯和中国可能成为美国的全球性对手。这表明，美国对俄、中两国的判断逐步趋于严峻，对两国的防范和牵制力度明显加大。
4.积极推行新干涉主义和“炮舰政策”。冷战时期，美国以反共主义作为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础和对外干涉的理由。近年来，美国又极力鼓吹“人道主义灾难”、“人权高于主权”和“国家主权有限”等谬论，不断为新干涉主义寻求法理基础。美国为推行新干涉主义，还更加倚重军事力量。国防部长科恩表示：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不只是为了对正在变化中的环境作出反应，而且还为了以符合我们利益的方式塑造这个环境”。(注：《科恩称美安全政策重点将从应付冷战结束转向塑造新时代》，新华社华盛顿1997年1月22日英文电。)据美方统计，从1990年至1997
年，美军对外用兵共42次，年均用兵频率较冷战时期高出一倍。1998年以后，美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连3次对外直接使用武力。
5.更加轻视联合国的作用。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政府间组织，在维持世界和平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普遍的权威性。冷战结束初期，美国曾较为注意借重联合国的作用，但近年来绕开联合国加紧推进西方价值观念的霸气明显上升。1998年12月美国绕开联合国，联合英国对伊拉克进行打击，试图弱化联合国在解决地区危机中的作用。特别是1999年3月推动北约对南联盟进行空袭，是美国安全绕开安理会，操纵北约自行其是，而且把手伸进了另一常任理事国的传统势力范围。美国甚至声称要重新考虑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运作和决策程序。美国对联合国用则取、不用则弃的实用主义态度，严重削弱了联合国的权威，在国际社会创下了非常恶劣的先例。
在美国历史上，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大变动而对全球战略进行较大调整多是在战争结束后进行的，冷战后始于布什政府而由克林顿政府加速进行的全球战略调整则是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的，新旧国际战略格局过渡期将经历较长的时间，中间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所提出的战略目标、指导原则及政策构想也不断发生变化。总的来看，这次调整，涉及面广、幅度大、影响深远，是一次全面的、整体性的调整，在战后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布什政府时期是从冷战转向冷战后的大转变阶段，国际局势风云际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新旧格局激烈冲撞，虽然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但该战略仍带有过渡色彩，未完全抛弃冷战期间的战略观念。克林顿政府执政期间，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大国关系深入调整，国际战略格局轮廓初现，美国全球战略逐步完成了从“冷战型”向“冷战后型”的转轨，并确立了面向新世纪的全球战略的基本架构。这个转变基本上是以1993年的“扩展战略”和1994年的“参与和扩展战略”为起点，结束于1997年的“塑造—反应—准备”三位一体新战略构想。面向新世纪的美国全球战略，成为克林顿政府留给小布什政府的最大的外交遗产，小布什政府的全球战略将在这项遗产的基础上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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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二战后一直强调外交自主性
日本外交自主性的总的趋势是从二战结束到大平首相辞世，日本外交从美国主导达到了日本战后至今自主外交的顶峰，之后自主性下降。但其中并不是始终的升或降，而是自主性增强中伴随有暂时的下降，下降中亦有突出的增强，甚至这种下降或增强从局部来看有时造成了一定的假象，即该点成为大趋势的一个转折，自主性向相反的方向开始变化。但是，放在一个较为长远的历史时期来看，这种突破的局限性或在比较中发现该点的欺骗性会较为容易。即使是2004年这种自主性下降的趋势尚没有结束，究竟这种自主性在何时会触底反弹，日本开始走上真正自主外交之路，目前尚无明显迹象。
该图亦不是通过精确计算得来，因此，波形的形状只是大致的趋势描述，因为这种自主性变化是否是线性的，如果是，其凹凸的方式需要计算了曲线函数
的微分才可以画出。因为种种原因，笔者在此只是给出一个粗略的感官的趋势图。下面笔者将选取一些特殊点论述三角关系如何影响了日本外交的自主性，并形成了笔者眼中自主性的波形曲线。
笔者将战后日本外交分成以下几个时期：1945-1955年的恢复期，
1955-1880的上升期，1980-1997后退期，1997-不确定期。在第一阶段，日本外交其实是美国主导的外交。战后美国通过军事占领和控制对日管制机构两方面实现了对日本的独占。这就成为战后日本外交的起点，也埋下了日美特殊关系的种子。但是，我们分析单独占领的成因之时，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大背景便不可以被忽视。美苏在德国问题上的分歧的"教训"，意识形态和利益的分歧，使得美国从一开始便希望独占日本。而战后建立起的两个所谓的盟军对日委员会都由于美军的实际占领而形同虚设。根据《美国战后初期的对日政策》美国在日本的主导权通过日本政府得以实现，并且进行了以非军事化和民主化为基调的改革措施。然而，这种政策随着中国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及美苏在全球较量的升级而发生了逆转。亲美的蒋介石政权被赶到了台湾岛内，而中国的红色政权拒绝成为美国的工具，从而美国不得不调整其在远东的战略部署。1948年的罗亚尔演说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由多方限制、削弱、打击、改为积极帮助、扶植、支持。（方连庆等《战后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p39）日本借此机会，从积极整顿内务、凭借美国援助发展经济、处于被占领地位开始寻求名义上的独立。而此时朝鲜战争的爆发无疑成为日本经济上的助推器和政治上通向独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中美日的小三角关系作用开始明显。中国于1950年10月跨过鸭绿江，美国1951年派杜勒斯访日，谈判对日媾和中的安全保障问题。而1951年的《对日和约》、《日美安全条约》及1952年的《日美行政协定》都透射出在中美关系变化所带来的日美关系的重新定位，甚至这些条约中本身就包括了对于中美关系变化的回应。以此为出发点，日本独立披上合法外衣却承担了以后外交中不断凸现的日美关系中的不平等因素。直至朝鲜战争结束，美国的‘特需'订货促使的日本经济增长也并没有结束，日本经济在1955年完成恢复。从1956年开始起飞。由此，美国羽翼下的日本便开始了进一步挣脱的艰难历程。
第二阶段中，日本外交较突出的变化是从安信介政府的日本外交三原则（1957年）开始的，其间经过了签署《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1960年，该条约是对于《日美安全条约》的修改，突出了日美关系的对等性），美核动力航空母舰进入日本港事件（1968年，由于在野党的反对，虽然进入，但是引起了仓石忠雄辞去内阁农林大臣职务），日美两国签署《冲绳归还协定》（1971年），多边自主外交（特别是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付石油危机的"新中东政策"，"亚洲外交"和同苏联对话等）、等距离外交、全方位外交提出以及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出台等事件。这些事件无不体现了日本外交自主性的加强趋势。除了国内经济实力增强等因素，将这些事件放入苏美日、中美日三角中去考虑，会找到更加明晰的线索。笔者仅从其中一个事件入手即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出台，分析其背景和三角关系影响，得出日本在这一阶段外交自主性增强的一些外部原因。而且，笔者认为，这一战略的出台一直到大平首相辞世，人本外交自主性达到了二战后的顶峰，其后随着铃木内阁的无为和中增根内阁在执行战略时对美国的过分依赖，日本外交自主性呈缓慢下降趋势。
日本在经过1955-1973的经济增长的黄金期之后，经济总量已经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把交椅的宝座。美日的贸易摩擦从无到有，并有增大趋势。而经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日元的被迫升值，新中东政策等较量，日本的离心已成为一种必然。因为美国随着自身实力的下降已经无法再以特殊的方式扶植日本经济。但是，此时的美苏争霸态势，苏攻美守迹象明显。美国此时更需要日本在各方面的有力支持。而此时的苏联，在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关系恶化。中美通过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并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中国此时开始了改革开放，与美国关系缓和，而日本对于中国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美国政策影响的。因此，中国既在积极争取这一近邻政治关系的正常化，更在争取经贸上往来的加深。由此可见，日本在此时，不论是在中美日还是苏美日三角关系中甚至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便是大平首相提出综合安区保障战略的重大实际考虑。其中采取多种手段应付新出现的综合威胁，加强日美欧三方协作，特别是日美的合作关系，并有节制的扩充防卫力量等方针，都体现了在变化了的现实的基础上，日本对外战略选择中自主性的增强。不是被动的接受美国的恩惠，不是被动的成为小伙伴，不是被动的选择应对摩擦，而是主动地确立双方平等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加强这一关系。在处理其他外交问题上，主动选择伙伴、选择关系定位，这都成为日本以后外交实践的真正榜样！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苏联的剧变是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内因是苏联国内各种矛盾的发展和激化，外因是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影响。但和平演变之所以奏效，关键原因还是出在苏联内部，正是因为苏联传统模式已经过时又迟迟得不到更新，进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社会内部危机日渐加重。再者，苏联共产党的改革推行了错误的路线，导致了改革的失败。
（2）、苏联的剧变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历史的原因是深层的基础性的东西，而现实原因则是直接的导火线。历史原因包括过时的僵化的经济体制与当代科技发展的内在要求之间的矛盾；严重的官僚主义与广大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霸权主义的外交政策和人民之间的矛盾。现实原因是苏联共产党把体制改革变成了社会制度的转轨，即执政的共产党在改革中的路线失误，就成了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3）、在社会结构的层面上，苏联解体有多方面的原因，如经济原因、政治原因、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和对外政策方面的原因，但其中经济因素起者决定性的作用。苏联几十年的经济建设成就固然巨大，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多少，这和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有直接联系。逐渐使人民对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了信心，这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4）、就苏共本身而言，导致苏联剧变的既有思想路线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方面的原因。思想路线在这其中起着根本的作用，因为，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是在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制定的。苏联共产党从斯大林开始到80年代，始终没能从根本上摆脱执导思想上的僵化和教条主义的束缚。“左”的路线对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又从“左”的极端一下子跳到了“右”的极端，表现为全盘否定了苏联的历史，终于引发了一场毁灭性的总危机。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带给我们的教训。
（1）、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尤其应该始终抓住这个中心不放。
（2）、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独立自主地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照抄别国的模式最终会落得失败的结局。
（3）、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注重执政党的建设。在思想上必须提倡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作风，在组织上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4）、“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即主动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权，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批判“左”的教条主义要用历史的观点，要全面分析，不能简单地否定历史。
（5）、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保持生机和活力的最有效的途径。改革必须深深扎根于本国国情，改革的成败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以经济的增长、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衡量标准。（6）、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体系，这种开放不仅内部是开放的，而且对外部也应该是开放的。
（7）、警惕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进行的“和平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