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政治智慧，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对官僚政治与制度的界定，分歧较大。国外主要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政治”或“官僚制”概念，从法律规章、职业分工、权力分层、专职化与人事任用上的考核任免与薪俸等方面，对官僚政治制度做了若干较为严格的界定。不过，中国学者更愿意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理解与使用官僚政治制度等概念。而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的研究，同样也深化了对官僚政治制度这一范畴的认识。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源远流长，古代贵族政治中其实已经孕育演生出官僚政治制度的若干因素。但一般而言，官僚政治更是由封建贵族政治向帝国皇权政治转化的产物，是皇权政治赖以运行的基本政治体制。
构成官僚政治主要有三个要素，一是政治体制和官僚机构，亦即本书主要加以论述的官僚政治制度。二是官僚机构的运行机制，这将由祝总斌教授所撰（中国古代官僚机器运行机制研究》加以论述。三是官僚，本书将适当加以论述。
一、官僚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政治具有早熟性。三代政治社会中已经初备官僚制度的早期发展模式，尽管它们与后代官僚制度差异明显，但商周政治体制中的若干制度因素，其实已开中国古代宫僚制度的先声。
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使早期官僚制度渐渐脱离了贵族政治的纠缠，在国家体制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后，全新意义上的官僚体制也得以逐步建立。伴随着封建制和世卿世禄制度的衰落，出现了郡县制、客卿制度，这些变革对新型官僚制度的确立至关重要。所以，不妨把战国时代视为官僚政治制度真正的产生时期。
封建贵族政治是基于宗法血缘关系的，通过层层分封，权力分散在各级贵族当中，并且世袭享有这种特权。因此，战国时代李悝和吴起变法，都企图削弱贵族的世袭特权。秦国的军功爵，其目的更是要取消世卿世禄制度。强调军功而淡化世袭身份，是后来一些民族由贵族制向官僚制转化时常用的一种手段。
秦汉是官僚政治制度全面展开的时期，官僚政治的各个要素都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
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皇帝制度，国家的决策权、行政权以及军权、财权和司法权都集中在皇帝一人之手。地方上实行郡县制，国家通过郡县对百姓实行最直接的统治和调发，对民力的调发可以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西汉初年，地方郡国并行，中央则是以功臣列侯为相。一直到汉武帝元朔五年前，担任丞相仍是由功臣子弟袭任的列侯的特权。郡国并行表面上是吸取秦朝孤立、二世而亡的教训，而实际上则是因为当时中央无力对全国实行直接有效的控制。西晋大封诸王，隋文帝、唐高祖之以亲王为总管出镇地方，实际上也是分封的一种变形。出发点都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屏藩王室，封建子孙之议一直到唐朝中叶才基本解决。柳宗元的《封建论》对此作了相当深刻的总结。而列侯为相则是皇帝与功臣集团共掌政权。汉武帝任用布衣公孙弘为相，东汉光武帝、曹操努力摆脱功臣、豪强的控制，虽在当时收到成效，但都未能持续
下去，最终都没有成功。皇权始终依托于当时最有势力的集团或阶层，总是要依靠他们来进行统治，让他们担任宰相和高官；皇帝总是要和当时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贵族集团或豪强大族联姻，以加强皇权和他们的联系。皇后的废立成为国家大事。外戚干政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这种情况随着江南士族、山东士族和关陇集团的先后衰落，在南北朝时已发生变化。但直到唐高宗听从了李勣的意见，把皇后废立作为皇帝“家事”处理，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并贬黜其舅父长孙无忌，才基本上告一段落。
从形式上看，分封和依靠某个集团或阶层，都具有封建贵族政治残余的色彩。若从政府机构来看，秦和汉初中央政府中皇家事务与国家事务尚未分离，九卿不仅从职掌上来说是皇帝家务与国家政务没有分离，而且“卿”这个称呼本身即带有家臣意味，宰相和百官也是具有浓厚的为皇帝个人服务的色彩。国家还保持了古老的家国不分、家国一体的传统和形式。
汉武帝时设立中朝官，汉初以来丞相奏请皇帝批准出诏的简单做法行不通了。许多事务和文书需皇帝亲自处理。于是出现了顾问性质的中朝官和属于皇帝秘书处性质的尚书。
秦汉还逐步建立起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务运行系统，并逐步形成一套严密的法律、法规作为政务运行的准则。政务的运行通过文书运行来进行操作，有严格的文书编制运用和保管（档案）制度。受过法律和文书训练的文法吏构成帝国的行政骨干。
东汉至魏晋，官僚政治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新的阶段。
东汉豪强大族逐步控制了从地方到中央的行政大权。地方佐官由豪强大族担任，四世三公、外戚专权，乃至察举只看门第，这些都是豪强大族在发展过程中利用原有制度实现的，并没有形成制度，更没有取得法律上的认可。
西晋时九品中正制为豪强士族所利用，门阀制度开始形成。至东晋达到高潮，出现了典型的门阀政治。
但门阀不同于上古的贵族，门阀政治不同于上古的贵族政治。贵族政治来源于氏族贵族转化为国家贵族，而门阀政治则来源于豪强士族，形成了稳定的、强大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门阀政治实际上仍然是官僚政治的变形。尽管门第逐步形成了做官的前提条件，但构成门第、门阀等级的最基本因素还是当朝和累世冠冕。东汉就经历了由豪右而学门，由学门而官族的发展进程。豪强大族正是利用由经济实力而形成的文化优势，利用官僚政治发展的不完备、不成熟，利用官僚政治制度中的某些环节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门阀政治下仍然存在着官僚体系，其特点是清而不要，要而不清。政务官由门阀把持，负责具体事务处理的事务宫则由“寒门”担任。而新的官僚机构则发展起来。
北朝在官僚政治制度发展上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阶段。
士族门阀开始衰落。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统一北方，更加速了士族衰落并使之失去了政权的庇护，而只能成为新王朝的依附者并走向官僚化。北魏孝文帝改革标志着北魏已越过了早期家长贵族体制而进入皇帝-官僚政治时期，也反映了民族融合和士族的地位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官僚政治在北朝强劲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参加北魏政权的汉族士族成为许多重大改革的推动者，而这些改革都是针对原来士族门阀
的。北朝强调军功以抗衡贵族，军功吏治取向成为官僚政治复兴的动力和起点，支撑官僚政治的各种制度，如官僚的考选、考课、学校、法律等制度在北朝都有较大发展。
南朝寒人掌握政权其实也是通过军功这一道路。南朝在新的官僚政治制度的形式上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隋文帝废三公府僚，令中书令和侍中知政事，隋场帝又把司进御之职的五局移出门下省。原来在禁中协助皇帝决策和行政的秘书咨询机构移出禁中，侍御和皇家事务则归入殿中省和寺监，隋代终于最后摆脱了家国一体的体制，在外朝形成了与皇家事务彻底分离的，以处理国家事务为主的，包括决策、审议和行政机构在内的政权机关，皇帝成为政府的最高负责人。
隋代出现的指派一些官员共掌朝政的做法，到唐初发展为知政事官制度。侍中、中书令、仆射等三省长官及以他官参知政事者，这些知政事官构成一个法定的决策群体，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宰相。他们在政事堂议事、论决军国之务是一个法定的决策程序，这固然扩大了参与决策的人数，但其意义主要还在于把决策工作由禁中（内廷）移到外朝，使之成为政权机构工作的一部分。同时，这样也就最终摆脱了“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汉书》卷六十《杜周传》）的原始做法。立法和决策需经过一定的机构和程序，最后由皇帝批准执行。从隋文帝到唐太宗可以看到这个转变过程。
但从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来看，隋和唐初的制度毕竟还是一种过渡，是帝制从前期向后期的一种过渡。尽管从精神上、实质上来看是属于后代的，但形式上是对前代制度的总结和扬弃，即《隋书·百官志》下所云，“高祖既受命，改周之六官。其所制名，多依前代之法。”是官的名称沿用前代，而不是照搬前代机构，不是复归。因此，政治体制、政治制度的不断调整成为唐朝政治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
唐代虽属过渡，但为后代官僚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规划了基本的构架和运行模式。而其核心内容则为政府机构按职能分工而不断加以调整，政务处理的程式化，四等官制的确立（后代虽无此提法，但长官、通判、判官、主典的模式则没有变化），吏的系统的建立，以及各种制度和法令的规范。
宋代官僚政治制度从体制上看，最重要的变革是军政和行政的分离，财政使司的设立以及宰相被定位为行政首脑，而包括枢密使、副使在内的宰执则构成中央决策群体。盛唐以来的各个使职在北宋按职能被规整为若干使职系统，其行政权的扩大和处理政事的灵活性为元丰改制后重新设立六部奠定了基础。唐朝后期地方上条块结合的组织形式，在宋代也逐步规整。
祖宗之法是北宋政治和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对祖宗之法不能只做消极理解。防弊只是一种现象，实质上大有创新。解决了一些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在体制上更加科学一些。首先是军事指挥系统的建立和独立。其次是财政系统的独立和突出。最后是政务、事务机关进入同一使职系统，为二者合一创造了条件。
从官僚本身来看，士大夫综合型官僚的形成和与这个群体血肉相连的士人家族的出现，其范围远远超出唐朝后期的举人层，而向着明代绅士发展，从而使官僚政治建立在一个更深、更广的土壤之上。
金元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政治制度有一个从原始状态、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发展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前代制度发展过程的浓缩。尽管就国家体制而言，元代始终还停留在以家臣政治为主要表现的阶段，但是仍经历了从早期的家长制贵族制到家国一体的官僚政治的发展历程。这样理解，可能更便于我们把握整个制度发展的脉络。
元代制度对明代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行省制度。汉、唐、宋一直未能跨越的地方三级制在明代终于成为现实。而明初的中书省和丞相并非直接继承元制，而是由吴的行中书省发展起来的。
明代，历来都是强调其皇权的强大、皇帝的专制独裁，其实，过分强调皇权的强大未必合乎明朝的实际。
明代的特点与其说是集权，不如说是分权，是中央决策群体的扩大、行政权的进一步增大和政务处理的高度程式化。正因为这样，才可以取消宰相并把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皇帝几十年不见大臣，这在过去是不可想像的，而在明代却成为一个现实。在日常政务处理中，皇帝似乎可以不必亲自出面，似乎是形成了一个可以没有皇帝的政务运行系统。其原因就在于六部行政权的增大和政务处理的高度程式化。除了制度变革、长官任免和一些重大情况需要皇帝当面决断，许多事务均可按一定的程式处理。而这本身又反映，至少明中叶以后，制度的变革，新情况、新问题的解决都停滞下来了。朝廷除了维持日常运转，已失去前进的活力。
清代是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的终结时期。一方面，官僚制度继续沿着宋元以来的方向向前发展。另一方面，满族以少数民族成为最高统治者，也给新的制度以深刻影响，注入了新的活力。清朝初期政治制度的贵族制特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而对传统的官僚政治制度来说，这是一种回归。伴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定，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和政府首脑的地位空前加强。清朝皇帝都亲理朝政，这在历代最高统治者中也是少有的。地方上，随着督抚完成地方化，省一级有了统一的军政首长，省成为名副其实的一级地方政权机关。而各级地方官的师爷和豪绅官僚家族又成为影响地方政治的两个严重因素。
二、中央政治体制的演变
1．行政、决策合理化的过程
商周政治社会中王权已有相当发展，经历了春秋战国社会变革，新型君主集权体制重新得以确立。秦始皇时“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进一步奠定君主拥有国家最高权力的基础。祝总斌先生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书“简短的结论”中指出：“君主握有对一切政务的最后决定权和否决权，但一般不直接统领百官，处理政务；宰相负责直接统领百官，处理政务，然而原则上只能…助理万机?，并无最后决定权和否决权。”
“助理万机”，是说宰相还只是皇帝的助理，宰相不通过皇帝，没有皇帝的批准，是不能处理和决定任何国家大事的。这就是说，宰相没有决策权，行政权也是不完整的，行政权还没有完全从君权中分离出来。正因为如此，君主直接处理政务，取代宰相执行最高行政机关职能的事时有发生。
随着社会进步，统治事务越来越繁杂。适应新的形势，西汉的中朝官与尚书，东汉的尚书诸官，魏晋南北朝的门下省与中书省等皇帝的秘书咨询机构建立并发展起来。它们是弥补宰相缺陷的一些重要机构，与宰相是相互配合、并行不悖的。君相之争是这类机构建立、发展的一个原因，但决非主流。
试看尚书机构的发展。
祝总斌先生在同书中指出，秦和汉初，尚书的任务仅为传递文书，武帝时增加保管文书的职能。西汉末年领尚书事权力扩大，尚书任务亦开始增多，机构也相应扩大。
东汉时出于行使君权的需要，尚书机构继续发展，天下文书皆上尚书，诏书起草、下达之权也由御史大夫转归尚书。尚书形成集议制度、谏诤制度和劾奏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尚书的职掌开始一般是按上奏文书者的身份加以分工的，如吏曹主公卿事、二千石曹主郡国二千石事等，到东汉中后期，逐步转向按任务的性质分工，如吏曹主选举、斋祀。
宰相名义上“助理万机”，但实际上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除了谋议、选举这些职掌比较固定，并没有规定其他具体任务。而诸卿只有太常、卫尉和少府等是有关国家政务的。这样在政务处理上便留下了许多空白。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出现的问题便通过公卿、二千石和庶民上书禁中到皇帝。原来负责传递文书的尚书便逐步发展为协助皇帝处理文书的机构，任务分工逐步明确。其中，吏曹主选举、斋祀，民曹主缮治、功作、盐铁，二千石曹主辞讼，客曹主外国四夷事，而三公曹主岁尽课州郡事。他们的这些任务，多属行政范围，其中大部分原来是没有官员和机构掌管的。
由此可见，尚书台之逐步转向行政是原来从宰相到诸卿的行政系统不足以应付新的社会事务的结果，它们的职掌不是从宰相和诸卿那里转移来的。它不是取代原有的丞相诸卿，而是为了弥补他们原有职掌的不足，是为了填补政务中出现的空白。
总之，西汉尚书的发展，东汉尚书权力的扩大，到魏晋时成为宰相机构，反映了政务范围的扩大和行政机构的逐步合理化。
祝总斌先生还指出，尚书长官成为宰相后，随着社会进步，各地交通联系进一步加强，全国统治事务更加复杂，君主在审批尚书奏请时，为了保证质量和效率，不得不在更接近自己的禁中，设立更高档次的秘书、咨询机构——门下与中书。与尚书主要是协助皇帝处理行政政务不同，门下与中书更多的是协助皇帝审批决策。
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发展到隋朝，最后形成了三省体制，并在唐初得到了完善。三省体制不仅是三省发展的产物，更重要的是作为宰相机构尚书省职能的分化和皇帝权力的分化的产物。门下和中书由皇帝身边走了出来，同时也把原来属于皇帝的一部分决策权力带出，成为政权机关中书省和门下省的权力。南北朝时期的尚书省分为上省和下省。隋以后，尚书上省的谋议权或决策权转移到门下省、中书省和政事堂。下省的行政权保留下来，尚书省向职能化方向发展。
三省体制的形成，反映了决策合理化的进程。在三省体制下，决策不再是单纯的皇帝个人行为，皇帝的最后决定权包含在政务运行的程式中。原来宰相的谋议也演变为议决而不仅是皇帝决策时的参考。决策也根据性质和重要性的不同，分化为若干层次，分别由皇帝、宰相和各级机构来完成。
2．唐宋以后官僚政治体制的变化
唐初的三省有别于南北朝三省，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但仍然是一种过渡。第一，唐初的三省是建立在广大小农基础之上的，随着小农的分化，自然不再适应了。第二，设官分职，职掌固定。这种制度只适用于经济不很发达，小农占多数的时期。第三，尚书各部掌政令，是以唐初所定令式为依据，也不适应急速变化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形势。问题越来越多，其中有些问题需要通过制度和法令的改变来解决，有些则是需要通过行政手段去解决，因而出现了有些事情无令式可循、无部门去管的情况。因此，武则天以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临时差遣，以及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颁发的制敕。作为临时差遣的使职发展为固定的使职，制敕中指明“以为永式”的成为令式的一部分。而三省的权力则逐步向政事堂靠拢集中。尚书、门下地位不断下降，并逐步丧失部分职权。
在行政事务不断增多的情况下：第一，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一般都认为这是实现了决策与行政合一。但这只是表面的，其实质是行政权的扩大。第二，宰相往往兼任仆射和六部尚书职务，宰相实际上成为行政首脑。第三，宰相人数减少。人多，着重于政务的议决；人少，则重在政务的处理，也就是审议、裁决和施行合一。第四，中书门下设房，处理庶政。第五，使职系统开始发展，财政使职开始突出。
唐宋以后官僚政治体制重大变化之一是行政权的扩大和分化。从形式上看，唐宋的皇帝由后台走上前台，成为政府的负责人，皇帝的集权越来越严重，而实际上却是权力的层层下放。这是因为事情越来越多，日常事务只能分层负责并依靠程式化的方式处理。
（l）唐以前，不论是宰相（行政首脑）还是最高行政机构的行政权都是不完整，不充分的。他们不能独立做出直接发往下级的决定。所有的下行文书都必须以皇帝制敕的方式发出。祝总斌先生所说的宰相有谋议权正是这个意思。
《旧唐书·姚崇传》记载，姚祟对玄宗说：“此事请不烦出敕，乞容臣出牒处分。”说明宰相已具有直接发令权，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说明皇帝权力的进一步分化。
（2）在宰相的行政权扩大的同时，宰相的事权开始下移。决策层次增多，分层决策进一步发展。
封建前期，国家的事务不断向宰相集中。唐宋以后，宰相的相权不断向行政系统转移。唐的三使司开其端，唐后期宰相兵权有所扩大，而宋朝使职系统化以后，宰相的财权、兵权分别转移到三司和枢密院。元丰改制以后，六部权力比唐朝扩大许多，但仍保留枢密院。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废中书省，六部直属皇帝，皇帝“总理庶务”（《典故纪闻》卷四）,“自是中书之政，分于六部”（《万历会典》卷二），六部分割了原来属于宰相的相权，六部权力比宋更大。至清朝六部仍具有“大事上奏，小事便决”的权力。
（3）宰相权力的下移不是单纯的权力转移，而是财政、军事这两大部门事务增加，职掌扩大的结果。他们在行政系统中越来越处于突出的地位，到宋代终于独立出来，形成了中书门下、枢密院和三司并存的体制。
（4）行政系统权力（行政权）扩大的结果，宰相所需要决定的事情，只剩下军国大事、高级官吏的任免和新出现的重大事务，而这些都是需要经过皇帝批准的，宰相逐渐变得多余。因此，明初取消宰相，表面上是宰相权力太大，而实际上是宰相事权下移，行政各部门权力扩大的必然结果。唐宋以后，皇帝权力越来越集中，相权日益削弱，最后乃至于被取消的秘密就在于此。
唐宋以后官僚政治体制变化之二是中央决策、立法群体的扩大和决策立法的外廷化、制度化。
汉代的廷议由皇帝临时决定召开，人员不固定，时间不固定，所议仅供皇帝参考，还只是一种习惯性的做法，而不是一种法定的程序。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步形成了中书草诏，门下审署下达的制度，但还是作为皇帝秘书咨询机关来进行活动。
隋时知政事官的制度逐步形成，至唐而完善。知政事官在政事堂议决军国之务，成为决策过程中的一个必须经过的程序。除了皇帝最后批准颁行这一程序，其余工作都是在外廷按照一定程序完成的。《贞观政要》卷一记载了唐太宗的一段话：“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了很明确的认识，做出了理论性的概括。这样就摆脱了内廷决策，外廷执行的传统模式。
北宋宰相、执政议决大政，中书舍院草诏、审议，基本上是沿着唐代的程式发展。而宰执包括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和枢密使、副，人员比起唐朝后期的宰相扩大了。
明代朝议制度仍是沿着唐代政事堂议决军国之务、宋代宰执议政的路子发展。参加者范围进一步扩大，人数增加，也是决策过程中一个法定的不可缺少的程序。皇帝虽然成为决策和行政的最高负责人，但其决策都是建立在集体讨论、决议的基础之上的。
变化之三是在行政权力扩大的同时，国家对行政的监察也逐步加强。独立的国家监察机构魏晋时虽然已经设立，但其作用时高时低，还不稳定。隋唐时它才完善起来并持续发展下去。唐御史台不仅对中央和地方的官员进行监察，还对礼仪、尚书各部和司农寺、太府寺等进行监察。武则天设立拾遗、补阙后，谏官也不单是对皇帝个人进行谏诤，而是以整个朝廷作为谏议的对象。而到宋台谏都负有监察朝廷的职能。
明代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两套监察体系并行，在中央是科、道并行，地方是监察御史与按察司，巡抚与巡按并存。
变化之四是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
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控制人口，主要是控制农民与土地，保证国家的税源与兵源；维持社会治安，实现社会保障和生产保障，并进行教化，以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这些职能自秦至清前后没有什么变化，但在实现的方式与重点上则有很大变化，所谓职能转变，指的就是这些方面的变化。
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是农村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手工业、商业及城市的发展。
西汉初年，农村人口以自耕小农为主，基于这种情况，控制与保护小农是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户籍制与乡里制是当时国家控制小农的主要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把分散的小农纳入帝国官僚体系，负担国家的赋税、徭役和兵役。国家同时采取各种保护性措施，防止小农分化和农民流散逃亡，如假民公田、赋民公田、赈灾、防灾，加强水利建设等。而对土地兼并尽管从晁错到董仲舒都大声疾呼，从汉武帝到王莽都力图解决这个问题，但土地兼并仍势不可挡地向前发展。东汉初年度田失败以后，国家就放弃了这个方面的努力。
北魏冯太后、孝文帝改革，实行均田制和三长制，恢复国家直接控制农民的编户齐民制度。这种情况持续了不到两个世纪，公元7世纪中叶以后，土地兼并加速发展，自耕农比重逐步下降，佃客比重上升。随着这种比重的变化，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转变为对农民进行控制和协调。唐的两税法虽然废除了按人丁征收赋税的原则，改为按土地、户等收税，但唐代后期户等仍然是按财产和人丁确定的，故仍保留了人丁因素。不过对小农已经不像西汉那样分别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出面，采取一些保护小农性质的措施，力图使小农形态继续存在。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已经成为协调自耕农、佃客、地主、国家几个方面的关系。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和方田均税法，张居正丈量土地，都是为了解决这一类问题。至于越来越多的狱讼乃至替地主催租，更成为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一级的日常事务。据《宋史·职官》三和《宋会要辑稿·职官卷》记载，宋代县令的职掌为“掌总治民政，平决狱讼，有德泽禁令，则宣布于境”；“催租劝率，民讼刑禁”。唐代县令也有“审察冤屈，躬亲狱讼”的职掌，但那是作为“务知百姓疾苦”的一部分，还没有摆脱古老的“爱民”老套，而宋代“平决狱讼”，则是作为总治民政的一部分。
至于原来主要由政府直接负责亲自办理的赈灾、水利和修路等社会事务，往往是由政府出面号召而由民间操办。有些是官督民办，有些则径直由地方或宗族操办。地方政府成为纯粹的政务机关，解决民事、刑事纠纷成为重要的内容。
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亦即中央集权的程度问题；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问题，包括控制能力和控制手段如制度等，其中包括中央对地方的监督问题。
商周时，内服王畿地为王室直接管辖，对外服之地大多虽享有统领权，往往还同时派有监督人员，但受封建贵族政治的制约，其控制力有限。中央派往各地的官员，因此同时也成为一方诸侯或其属员。春秋列国休制的出现，其实也正是地方逐步独立于中央的产物，原有王朝体制因此崩解。东周新国家体制中，各诸侯国内部同样存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早期贵族当政，权力下替，而经过变法运动后，君主与中央权力得以加强。西汉初年郡国并行，中央并未建立起对全国的有效控制。削藩后，地方长官虽由中央任免，但地方佐官仍由长官辟署。郡县长官是有用人权的。
隋代以地方佐官中央辟署为契机，地方的用人权收归中央。中央对财政、司法方面的控制也加强了。但官以下又出现了一个胥吏系统。胥吏的任用权仍在地方。唐代在监察系统独立的基础上，对地方的监察不断
加强。汉代的御史大夫是副相，其监察职能属于行政系统内部的监察职能，不是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监察机构。唐太宗设立道作为大的监察区，派使经常巡按，没有超出西汉州刺史的范围。
自汉到宋，中央对地方的关系出现了几次反复。
西汉设立刺史，目的是解决新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如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及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监察以澄清吏治。因此，州刺史是负有监察任务的中央派出人员，而不是纯粹的监察官员。唐代的道，宋代的路都是在这个框架中进行的。
东汉末年的州牧、刺史，唐朝代宗、德宗时期的某些前线节度使、五代的节度使，都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暂时现象。它一方面反映了一个越来越尖锐的矛盾：由于国土开发，各地区经济的发展，郡县越来越多，全都由中央直接管辖越来越困难。因此，有了在中央与州之间增加一级行政机构的趋向。另一方面则反映了郡县之上这一级如果具有完整的军政财权，则有可能成为与中央对抗的力量。因此，在正常的情况下，至宋没有一个朝代敢于迈出这一步。
但是，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从隋开始，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加强了，地方的用人权、司法权集中到了中央，中央要管的事越来越多。因此，从唐玄宗开始，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一是新设立的采访处置使具有代表中央处理一些问题的权力（停刺史务，开仓赈济），并监察地方官员。二是某些财政使职，开始涉及地方事务，从最早的劝农使到稍后的转运使，都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
安史之乱后出现了两个系统。
一个系统是道的节度使、观察使。它们没有与六部和州县对应的机构、官员和职权，仍然是中央派出机关并兼管监察地方官吏。其职权基本是由采访处置使发展而来的。至于那些军政合一的割据半割据的沿边据点则另当别论，这里是就全国一般情况而言。
另一个系统是盐铁、转运使——巡院。这是中央垂直机构。虽然它们与地方的关系尚待研究，但其开条块分开的先声则是没有问题的。
宋在清理五代节度使权力以后，在州之上设立了十五路。这路与唐代的道有如下不同点：第一，路的数量少，辖区扩大，开元代行省的先河。第二，路没有统一的机构。先后设立的四监司各司其职，直属于中央有关部门，是按系统代表中央管辖和处理某些事务并监察地方官员的机构。至元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元在统一全国后，路的辖区缩小，数量增多，逐步演变为行省之下的一级行政机构。元代行省的设立，一方面确立了它作为大区行政单位的地位，同时仍具有中央派出机构的性质，但它所以能起到维护中央集权的作用，是以民族统治作为前提的。从中央控制地方的角度看，在制度上还存在许多问题，因此，明朝保留了行省的建制，但统治机构则改为三司。而三司分立，对突发事件缺乏应变能力，于是临时设立督抚以总其事。至清，督抚制度化，但也是满汉分授，且以满人为主。从制度上来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四、官僚构成与用人体制
西汉的任子、訾选，是以当朝官位的高低和财产多少为根据的。辟举和察举在开始的时候，是以才能或德行为标准的，东汉以后逐步和门第挂钩，晋的九品中正制更是把门第作为任官的先决条件。南北朝时期，为了突破门第限制，军功和才学的原则被先后提出。隋代科举制终于从察举制的母体中脱胎而出，成为国家纯粹按才学标准选拔文士担任官僚的考试制度。随着从军功到才学到科举的用人路线的发展，门阀政治被打破。
至唐朝，不论何种出身，做官的首要条件是必须通过各种出身考试，获得做官的资格。然后还要参加铨选，通过身、言、书、判的考试。做官必须通过考试，这是才学标准的具体表现，在官僚政治的制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而随着科举逐步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才学标准也有了更加合适的形式，因此到了宋代实现了出身、人仕的合一。进士出身的不需要经过再考试，直接授官。
科举成为中高级官吏主要来源，对于官僚政治制度具有深远影响。
第一，官吏世代担任高官由少到无。汉代门生、故吏是长官的属吏，是人身依附关系在官僚制度上的反映。唐后期高级官吏利用科举和辟举相结合，世代担任高官。这些由科举而产生的进士高官家族，与原来意义上的世袭不同。他们得以世代担任高官主要不是来自社会地位和父祖官品。父祖官品只是入仕之门，而要不断升迁，除了依靠由此产生的文化优势，亦即获得文化的优越条件，更重要的则是子弟自身的努力，不肖子是入仕无门的。出现这种进士高官家族的情况，根本原因是制度的不成熟和不完善。宋代就很少父子相继担任高官的，虽然宋代恩荫之制有过于唐朝，父子同朝也不乏其例。
第二，上下交流的活跃。中下层地主宫僚，乃至普通百姓通过科举，不仅可以进入官场，而且可能厕身高层。黄粱梦说明成功者毕竟是少数，但是梦中经历并非没有现实根据。而高官子弟很难把家族的荣誉维持几代。
第三，增加了政府的活力。唐以后的名相以及有作为的官僚，往往来自中下层。宋代不少名臣来自南方。官吏的家族背景和来源地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的政绩也主要是在中青年时代和刚刚进入高官行列之际创造的。
科举出身的文士担任中高级官吏以后，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唐太宗时科举出身的人数不多。武则天以文学取士，但不是以文学用人，从科举出身的人中提拔起来的中高级官吏不仅富有文学才能和政治才干，有的还文武双全，能出将入相。
玄宗时文学、吏治分途。科举出身的官吏沿着文学的道路上升，由于他们缺乏在基层的政治实践，普遍缺乏政务处理能力，因而在开元时期的文学吏治之争中一败涂地。玄宗最后重用李林甫，终于导致吏治派官吏独掌政权的局面。对于一些官吏缺乏政治经验的问题，开始引起注意和重视，这也是“不历州县不拟台省”任官原则出现的背景。
事实上，隋唐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工作内容的扩大，在政务处理的过程中不仅是政策性加强了许多，而且事务性的和技术性的工作也大为增加。从隋唐开始，历代都是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第一，职官制度上。在中央各部门，除了掌政令的官员，还有负责事务和技术工作的官员，以及由吏组成的具体办事系统；在地方，有幕僚、幕府、师爷等协助长官处理政务的人员，以及由低级官员和吏组成的办事系统。第二，官僚选用上，隋唐时主要是强调才学。随着科举逐步成为官吏的主要来源，对官吏实际从政经验，越来越引起重视。科举出身的官员，在提升为高级官员时，要求有在地方州县历官的经验。担任地方基层官吏，这既是官吏升迁途径，也是担任高级官吏的条件。中下级官吏，由明经、恩荫或杂色出身，除了一定的文化水平，还要求有吏干能力。第三，在具体运作上，程式化的加强，除了保证政务运行的效率和规范性，也便于各级官吏进行操作。
五、政治体制的演进和调整
政治体制演进的核心问题是权力结构和权力的分配。历来都把君权和相权的矛盾，内廷机构出为外廷机构作为政治体制演变的主要内容。其实，在政治体制演变中，政府职能的扩大、权力的分化和重组才是核心的内容。权力的分化和重组包括决策权由集中于皇帝手中到分层决策，决策、行政的分离以及政务、事务从分离到重新结合几个方面。隋唐政务和事务的分离，为国家政务和皇家事务的分离走完了最后一步，而宋以后，政务和事务的重新结合则使行政进一步合理化。在演变过程中，皇帝、宰相、各部门官员的地位和职责都相应发生变化。宰相就经历了以谋议参与决策到成为决策机构成员再到主要行政首脑的变化。
行政主导在政治体制演变中始终起着主要作用，这是因为任何政权的实际运行都离不开行政系统。南北朝时仆射为宰相，隋炀帝设立给事郎审读奏案，唐初门下居于三省之首，侍中执政事笔，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都体现了行政主导。而行政系统的变化又总是和行政事务的扩大分不开的。正是社会事务的不断增加导致了各级政府行政职能的扩大和行政机构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总是循着以下几个方向：
第一，下层、地方的变化，引起上层中央的变化。汉的郡国并行到削藩，隋的地方佐官中央任免，宋初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明初的行中书省到三司，这些地方上的变化，都成为政治制度变化的开始，推动了中央制度的变化。
第二，军事、财政先行。局部的变化，由这两个部门开始。这两个部门本身也是先后突出。至宋设立为枢密院和三司，元丰改制后，使职系统归于六部，但枢密院依然保留。
行政主导和行政决策权的扩大和加强，以及中央决策群体的不断扩大，最后导致权力向六部和皇帝两极集中。原来集中在宰相手中的行政决策权分散到六部，而最高决策权则集中到皇帝手中。
政治体制的变化，当旧的制度已经不适合需要而新的体制尚未形成的时候，不是把旧的制度一脚踢开，而是在原有制度、机构之外新设一些最初是临时的而最后成为国家机关的机构，作为旧制度的补充。而这些补充往往成为新制度的萌芽。新旧两种制度，可能并存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到一定的时间，才会在新的基础上重新整合，成为新的系统。有时在形式上似乎是一种回归，而实质上是新的制度。尚书、中书、门下的相继从内朝出为外朝，三省六部到使职系统，到重新回到六部，都是属于这种情况。正是因为有这种形式上的回归，如果只看到君相矛盾就会忽略其基本内容和变化的原因。
在旧制度腐朽的情况下，新制度有时也以政治腐败或暴政的形式首先出现，比如北齐赐佞幸卖官，敕授郡功曹，实际上是隋的地方佐官中央任免的先导。这是因为旧的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已经动摇，或正趋于崩溃，而这种新制度产生的条件已经出现。
君相、君臣、中央与地方、集团、阶层或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则往往是政治制度变化的动因。正是统治阶级内部以及阶层、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推动了政治制度的变化。而向什么方向变化或变成什么，那是受客观条件和政治制度本身内在的规律决定和影响的。
政治体制的调整，可分为环节性调整和结构性调整两大类。
新的事务需要调整原有机构的职权范围或设立新的机构。这种调整职权范围不是每一个时期都能做到的，这受到政治体制机制的制约，有的体制是比较封闭的，僵死的，少有弹性。每一个部门的职能都是范围固定，职能有限，超出其职责范围的事情就无权过问，也无法应付。唐代以前基本上都是属于这种情况。因此，往往要设立新的职务和部门来应付新出现的局面。最初是临时的，最后则成为常设的。唐代以后这种情况依然存在。这些都属于环节性的。
环节性的调整最终会导致结构性的调整。南北朝时期三省的发展最后导致三省体制。唐代的使职差遣的发展导致中书门下体制，最后又发展为宋代二府三司和使职系统。元丰改制则是将北宋制度又一次整合，它既包括了宋代进行的环节调整，也符合政治制度须要整齐划一的要求，也是一次结构性的调整。就行政而言，政务、事务的合一是一大要点。就体制而言，这些调整都赋予这些体制下各个机构更大的弹性。
政治体制、政治机构适时的调整，是政府活力的表现，也是保持社会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这种调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哪一个时期调整得快一点，整个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就会快一点。这在汉武帝时期、唐前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政治制度调整过程之所以漫长，首先是由于政治体制的任何变动，都会受到旧体制下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和阻挠。各个利益集团，有的反对，有的支持。如北魏实行三长制的过程，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其次是传统思想的影响。从萧规曹随到汉武帝更化；从唐太宗“千端万绪，须合变动”到唐代前期政治制度的不断调整；从宋的祖宗之法到王安石变法，可以看到各种思想传统，对变革的影响是很大的。
再次，即使在不存在任何阻力的情况下，认识还需要有一个过程。怎样调整需要经过不断的摸索，不可能一步到位，也不可能十全十美。
最后，还有条件是否全部成熟，从刚刚出现变革的需要，开始提出变革的设想，到条件成熟并实现变革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中国传统特权官僚制度 作者：老知青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时间：2011年01月19日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帝制，短短十多年间，鼎新革故，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恒久的遗产，其如开灵渠、筑长城、修驰道、统一文字及度量衡等，莫不脍炙人口，彪炳史册。而秦始皇还有一项更为卓绝恒久的建树，远比上述一切的总和还要伟大，那就是为后世留下了一整套官僚特权制度。这是一座权力的金字塔，极其稳定，无比坚实，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整治加固，它巍然屹立于世两千多年而不倒，每一次被人民大起义砸烂之后，它都能奇迹般恢复重建起来。 中国官僚特权制度，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特权专制社会的骨骼与基干;而中国官僚特权阶级，也一直是中国特权专制社会最主要、最强悍的统治阶级。只有彻底认清了这一特权专制制度和这一特权阶级的本质与特性，我们才能真正弄清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面目，从而更好地把握现在，走向未来。 以下就分八个方面，对此作一些剖析点评： (一)、群体庞大，耗费惊人 中国自秦汉以降，官员之多、之滥，机构恶性膨胀之难以遏制，尤为历代史家所诟病。据宋史记载，王安石施行变法，一次就裁减冗员十九万人。据此作粗略估计，北宋在编官员的总数，起码应跟当时一百多万的常备兵总数相当。宋代版图不大，全国人口至多不超过一亿;官员所占比例如此之高，在一个生产力低下的农耕社会里，民众负担之沉重，可想而知。又据汉代史料记载说：“汉宣以来，百姓赋钱，一岁为四十馀万万。吏俸用其半，馀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这就是说，当时官员的薪俸，已占到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还多。 而以上两条史料，还只是官方统计数据。实际上，各郡县的地方官僚们，还要聘用大量的书办、杂役之类编外人员或曰临时工，这些人的薪酬及日用开支，还要靠向百姓摊派苛捐杂税来满足，所以民间负担之沉重，可谓超乎想象。 (二)、机构重叠，多生弊端 中国的官僚制度，从构建之日起，就确立了从中央到郡、县、乡、亭(里)的四级或五级垂直对口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在后来虽稍有变动，但基本的框架却一直沿袭了下来。在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这种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也许是一种唯一的选择，因为它确实有利于君主的集权和国家的大一统。
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 摘要：中国古代的所有制关系主要是指土地所有制，它是一定生产力水平的产物，其产生、发展、衰落均与生产力发展变化密切相关。从本质上讲，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都是私有制。 关键字：土地制度发展演变土地兼并 正文： 一、我国古代主要的土地制度 1、奴隶社会的井田制 我国古代奴隶社会主要土地制度是井田制，它是奴隶社会经济基础的基本形式。井田制，兴于商朝，盛于西周，瓦解于春秋。井田制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王，诸侯臣下只能世代享用，不得转让，奴隶主驱使奴隶集体耕作并剥夺奴隶的劳动成果，井田制适应奴隶社会时期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成为分封制的经济基础。春秋后期，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井田制逐渐瓦解，封建剥削制度确立起来。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出来，出现了许多井田制公田以外的私田。私田主人控制着私田产品，不缴纳给国君，而且改变了对耕田者的剥削方式，即让劳动者交出大部分产品后，可以保留一部分产品。这样，耕种的人就转变为封建农民，私田主人成为封建地主，农民向地主缴纳地主。这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剥削方式。顺应这一历史发展趋势，春秋时期的的诸侯国改革中，都涉及到了国家赋税制度的变革，如齐国管仲的“相地而衰征”和鲁国的“初税亩”，都实行按亩收税，促使耕地由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转向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战国时期，随着地主阶级变法运动的开展，最终在
各诸侯国确立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典型事例如秦国的商鞅变法中“为田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度。 2、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 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存在着土地国有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农民的个体土地所有制三种主要土地制度形式。其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 （1）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的繁荣起过积极作用，但其闭塞性和自给自足的特点却严重地阻碍了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品交换处于极不发达的状态，限制了手工业通农业的分离，使手工业无法独立形成独立的经济部门，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尤其是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后，成为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严重障碍，造成中国社会的长期贫困和落后。它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后的土地改革被消灭。 （2）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虽不占主要地位，但却是对封建生产关系内容的重要补充，它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共同构成封建经济基础，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建立和长期存在的重要基础。这种小自耕农的自然经济和小生产者的小商品经济以家庭为单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的进行而不断的发展壮大，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的完成，达到高潮，至1953年—1956年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一经济成分转化成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3）封建土地国有制，大致有王田制、屯田制和均田制等具体表现形式。新莽政权的王田制从形式上看与井田制相似，但本质上仍属于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屯田制在中国的许多朝代都出现过，如西汉、东汉、曹魏、金朝、元朝、明初和清初。均田制主要在北魏和隋唐时期实行，主要特点有：社会上存在大量的无主荒地和劳动力，这是实施均田制的前提条件；政府把掌握的土地分给农民，并不触动贵族地主的利益；受田的农民必须完租纳调服役，贵族地主却无此负担。 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土地制度演变的规律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突出特点是：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为主体，国家政权控制部分土地，小农土地私有制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国家政权控制的土地，除皇族、贵族、功臣直接享有外，许多封建政权往往分给农民耕种，向他们征收赋税，以保证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 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1．含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包括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制度两个概念。前者是指中央的决策方式，即皇帝个人专断独裁。后者是指全国各种军政财大权归属中央，地方完全由中央管理和控制。 2．形成原因： ①经济根源：由封建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封建的个体小农经济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保证生产发展。封建地主阶级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镇压农民的反抗。 ②政治根源：适应地主阶级建立和巩固政权，完成和巩固统一，加强对人民控制的需要。 ③理论来源：法家“集权”理论。 3．发展过程： 形成：战国。①韩非子“集权”思想；②秦国商鞅变法，建立县制。 确立：秦朝。①政治上：确立皇权至高无上；中央设三公九卿，地方实行郡县制；颁布秦律。②经济上：确立土地私有；统一货币、度量衡；车同轨，修驰道。③思想上：推行“焚书坑儒”，实行思想专制。④文化上：书同文、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巩固：西汉。政治上：①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②汉武帝推行封建大一统的措施：在政治上主要有改革官制，设内外朝，加强皇权；推行察举制，以扩大统治基础；建立刺史制度，以监督诸侯王和地方高官；实行“推恩令”、“附益之法”解决王国问题，加强中央权力；强化完善封建法制，打击豪强地主势力。在
军事上主要有北击匈奴，南攻越族。在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崇尚法制。 完善：隋唐。①实行三省六部制；②科举制 加强：北宋。①集中军权：.解除朝中大将兵权，削减节度使实权；禁军统领权一分为三；置枢密院与将帅互相牵制；行更戍法；精编禁军，且分住两地，形成“强干弱枝”，“内外相制”局面。②集中行政权。在中央增设参知政事、枢密使和三司使，分宰相行政权、军权和财权。便于皇帝总揽大权。在地方：文臣知州，设立通判。二者互相牵制，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③集中财权。设转运使管赋税运输，以削除地方割据的物质基础。④集中司法权。中央派文官管地方司法，把司法权收归中央。 发展：元朝。①在中央设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分管行政、军政和监察，设宣政院管理宗教和西藏。②在地方实行行省制度，由中央委派官员管理。 强化：明清。明朝：①在中央，废丞相权分六部，皇权空前加强；在地方，实行三司分权，大权统归中央。②颁布《大明律》，维护封建特权，加强对人民的镇压。③设锦衣卫和厂、卫等特务机构，以保卫皇权。④实行八股取士，以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清朝：①清初，沿用明制，设内阁、六部。但议政王大臣会议使皇权受到限制。②康熙设南书房，以加强皇权。③雍正设军机处，标志着我国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④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造成社会恐怖。 结束：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中国和西欧封建制度的区别 从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500年左右的欧洲历史，被西方史学家称为“中世纪”。它是古代希腊罗马文明消亡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一段历史。中国历史学家习惯上称之为西欧封建社会。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应从公元前475年战国时期一直到清朝前期（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在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地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与农民阶级构成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 中国和西欧的封建社会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但还是有区别的。 第一，经济基础不同 中国封建制度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而西欧实行的是土地领主所有制，这是两者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土地关系上的区别是最重要的。正因为土地制度上的差异，才导致中国的封建社会始终以统一或局部统一为主导，而西欧自法兰克王国分裂后再也没统一过。 第二，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不同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中央集权的，地方官吏由皇帝任免，不世袭，地方军队也由中央控制，地方官无法私自招募、调动军队。而西欧的贵族诸侯在自己领地拥有行政、财政、军事等所有权力。可以招募私军，爵位也是世袭继承，可以自行指定继承人。除了要承担对中央的纳税等有限的义务以外，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力. 第三，贵族的地位不同 中国封建社会的贵族领地很小甚至完全没有领地，往往集中在中央，享受尊荣和富贵，大部分时候无法对政治产生太大影响。某些特殊时期出现过“七国之乱”之类的地方贵族对中央王朝的叛乱也很快被平定。所以中国的皇帝绝大多数时候都保持了对贵族的绝对优势。可以说，贵族是依附于君主而存在，中央政权灭亡了，前朝的贵族往往就烟消云散了。 但西欧不同，西欧封建国家的君主和贵族之间是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君主是贵族的代表，必须维护整个贵族阶层的利益。君主对贵族缺乏绝对的控制力。在贵族的领地，君主的命令和法律往往无法直接起效，而要经过贵族的认可才行。因为君主是依靠贵族而存在，如果君主无法维护贵族利益，他的地位就非常危险，甚至会被贵族联合起来推翻。 第四，君主的产生和继承不同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王朝的更迭主要不是以血统来决定的，而是武力。改朝换代往往是某个杰出的英雄造反推翻前朝建立新朝。然后君主的继承往往是在直系后代中传承的。而西欧的封建社会，君主的
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几个特征 摘要：礼仪制度是华夏文明的根本特征之一，它具有等级性、 象征性和政治性三个特点，这从礼器、礼物、礼辞、礼仪动作、行 礼的时间和空间等要素中都可得到说明。中国古代礼制的繁复程度 及其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之深巨，它与专制政治、宗法社会结构结合 之紧密，都为世界其他文明所罕见。由之可以透视中国传统文明的 其他特点。 关键词：礼仪制度；专制政治；宗法社会 礼仪活动，无非由行礼者、礼器、礼物、礼辞、礼仪动作和举 行礼仪的场所等几个要素组成。从这些要素中可归纳出中国古代礼 仪制度的一些特征，进而分析中国古代文明的部分特征。 一、“名位不同，礼亦异数”的等级性 中国历来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在上古时期，封国之间有公、侯、伯、子、男的等级，贵族之间则有公、卿、大夫、士的等级。 社会的资源配备，包括宫室、车旗、舆服、器用之类都按照所谓“命”的等级来安排。比如，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 四簋，元士三鼎二簋。天子“九命”，享受桓圭九寸，缫藉九寸，冕 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缨九就，贰车九乘，介九人，礼九牢。侯伯 一级则是“七命”，这些器用都按照七的数量来安排。其它以此类推，大夫一级“五命”，士“三命”。庶人无“命”，没有政治特权，也没有 享受教育的权利。 除此之外，礼制的等级性还表现在礼仪活动的细节上。清代礼 学家凌廷堪将上古礼制的仪式总结出200多条礼例，第一条便是“凡 迎宾，主人敌者，于大门外；主人尊者，于大门内”。二人相见，尊 卑贵贱不同，其出迎的方式便不相同，其它礼仪的差别就更不用说了。比如在居丧礼仪上，丧主一般专注于悲伤之情，不会迎送吊客，但当本国君主使人来吊、裢、赠时，则要迎送至外门外，郑玄谓之“唯君命出，以明大夫以下，时来吊禭，不出也”。不仅如此，他人 来吊、禭、赗时，一般“拜而不踊”，当君主使人来吊、禭、赗时， 则要“拜稽颡成踊”。丧礼有时还因为君主的来临而中断某些细节， 例如“凡君临大敛，则主人拜稽颡成踊”。郑玄早就指出，丧服制度“隆杀”差别的实质，就是“亲亲、尊尊、长长”和“男女之有别”。历 代礼制在细节上或有变化，但其总的原则并无大异，即使异族入侵，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读书笔记官僚政治的朝代特色、官僚本身及文化、制度的本质挖掘 姓名吴俊 指导老师华翔 专业名称外交学 学号xxxxxxxxxx 时间 2016年10月23日
本月阅读的是吴宗国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这本书是有很高的含金量的，对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了解与感悟是有很大帮助的，开始的时候读起来有很多的专业的词汇，读起来是有些吃力，但是随着不断深入，这本书会给你带来不断的惊喜，一种突然觉悟的欣喜。另外这本书是由不同的学者写的，他们的笔锋都有着自己的特点，有的深入且高度凝练，有的简洁且深入生活及人物性格，对本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丰富。总的来说，这本书始终围绕着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分析来展开的，在官僚政治的具体描述中有所取舍，并没有所有的构成因素进行阐述分析，主要是对于前后朝代的继承关系、制度变化与创新、突出的政治问题和特色的政治体制的深入分析，从前期的萌芽到后期的发展成熟以及变化淘汰都有很细致的描写，对于古代政治重要方面的整体把握是很大丰富作用。另外在具体阐述时还有总结性的语言出现，上下承接、史论结合，论述逻辑思路非常清晰。以及加入各朝的对比、制度沿革，能够让你快速领略古代官僚政治的起伏变化和发展趋势。这便是我读这本主观的一些感受。 在读完整本书之后，首先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基本构成有了些了解，虽然书名是官僚政治制度研究，但是官僚政治的各个要素是在相互交叉影响发展的，所以本书是官僚政治制度、官僚机构以及运行机制和官僚本身统一的一个整体。因此了解了基本构成是对官僚政治进行深入思考的基础。之后在本书思路的指引下有了些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整体发展变化趋势的认识,现在我对其做一简单的整理，叙述一下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发展的一些现象及本质问题。 在政治制度和官僚机构方面出现了这些现象：政治体制发展愈加完善和成熟，官制机构更加精细更加繁杂，行政理性化大大提高，分工更加明确；由临时设立的管制，随着使职体制的发展，使职化的趋势下促进了新的常规机构的出现，丰富了行政机构，为国家政治制度的创新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央与地方的实力彼消此长，两者之间的矛盾贯穿整个中国古代政治，国家政权只到县一级成为常态，各朝遵守的规则，是由于统治者一直维护着乡社传统，用宗族、家族、血缘去自我团结维护基层社会，用社会的士族去控制基层平民，另外对于地方的高度控制，常常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再增设机构去控制地方，而增设机构往往演变成地方一级行政单位，还会出现重内轻外的现象，重京官轻地方官；唐宋以后体制重大变化是行政权的扩大和分化，中央决策、立法群体的扩大和决策立法的外廷化、制度化，国家对行政的监察也逐步加强，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中古时代帝国官僚政治体制逐渐由以皇帝个人为中心到以整个朝廷转变。在官僚机构运行机制方面：皇帝家务逐渐从国家政治行政事务中分离出来，并且走向制度化；国家行政和决策开始在一起，最后逐渐分离，行政机构和决策机构各司其职，制度化合理化运行；在行政与决策的分离想象下，政治中心从行政走向决策；在制度方面的成熟完善下，机构的运行之间发展向以分权制衡为原则；在官僚机构和机制运行中可以发现国家对地方和编户的控制，对国家机器的运转以及实行中央集权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我们会发现在国家政治的运转当中，非理性政治和变态政治，往往是由于皇权次生以及官僚之间的主属性和附属性所造成的。那么在最后看官僚本身：在官僚主体首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逻辑 1专制政治的逻辑 官僚政治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谈论官僚、批评官僚主义，但什么是官僚政治，也许很多人并不能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将官僚政治阐释为：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官僚把政府措施看作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王亚南将官僚政治看成是专制政治的副产品和补充物，他认为只要专制主义不消除，官僚政治就不可能根除，官僚政治的顽疾是与专制政治分不开的。因此，要解答官僚政治的逻辑就必须理清专制政治的逻辑。 在王亚南看来，支撑专制政治延续的核心因素是内含于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也即地主对农民剥削的生产关系，此种生产关系明显区别于具有离心力的领主经济。在领主经济中，领主对于其管辖范围内有无尚权力，立法、司法权皆由其行使，领主对其领域内的土地拥有所有权，领主只需向中央交纳一定的赋税。实际上，中央对领主的控制极其有限，领主实力的增强必然会削弱中央的权威。因此，在领主经济的情况下，专制主义体制很难建立起来。而在地主经济形态下则不同，地主的土地并非天然地属于自己，而是来自帝王授权，帝王集经济政治军事大权于一身，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皇帝拥有无尚的富与尊荣，而分享其经济权力的地主就得仰起鼻息，而地主又通过对土地的次级占有拥有了剥削农民的资本。农民除向国家交纳赋税，还必须向地主交纳地租，导致农民受到双重剥削。 显然此种制度并不合理，但更需要思考的是：此制度何以能存续两千年而无根本性变革？生产关系虽是核心要素，但独从生产关系角度解释也并不能让人信服。既然有核心，那么也必然有非核心因素，否则，孤立的因素并不足以成就一个专制的系统维持数千年。在此，王亚南渐次提出了如下思考：第一，该如何使一般臣民，对专制君主乃至其他揽权人物，养成敬畏自卑的心习；对于其言行，无论合理与否，都得心悦诚服。第二，该如何使各方面部门的官僚势力，都在对专制君主向心的重点上保持一定的平衡。任一方面任一部门势力的突出，就将视为贾谊《治安策》中所谓大抵强者先反&&最强最先反的祸害。第三，该如何使全体人民，能安分守己、听天由命的接受官僚统治，并如何使人民中之优异分子或豪强分子，有机会有志望参加那种统治。对此疑问，本书从三方面给予了解答。 解答一曰：儒家思想。 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面，把握着社会物质基本生产手段的阶级，同时必定要占有或支配社会基本的精神生产手段。这已经很明显的表现为一个法则。社会基本的精神生产手段被把握着：第一，将可能使不合理的物质生产手段的占有逐渐取得合理依据；第二，将借此继续制造出或生产出维护那种占有的动力；第三，将用以缓和或团结同一支配阶级内部的分离力量。所以，就中国历代王朝统治的经历讲，它们对于精神生产手段的把握是否牢固，运用是否得宜，颇关乎着王朝命运的修短，虽然在实质上，它们的存废兴亡，根本的还是看它们对于物质的基本生产手段的把握方面是否发生了破绽或动摇。儒家思想能为封建的专制统治提供合理的辩护，能生产出专制统治所需要的顺从，主要是由于它所具有的先天优势决定的，最便于专制的儒术，或者当做一种专制官僚统治手段来看的儒术说。大体上，儒术具备三项可资利用的内容：天道观、大一统观、纲常教义。 就天道观来说，统治者无非是想借天之子的玄学使其身份神秘化，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尽管此种观念在现代看来有些愚昧可笑，但相对于当时落后的社会生产和科技水平来说，此等玄学也相当具有迷惑性，至少对普通的老百姓而言，天子的身份是神秘的，是不容轻易侵犯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统治者维护其专制统治的要求。 大一统观的功用在于维护统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这是董仲舒所宣称的。当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人们自然会将四海统一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政治局面，以
中国古代政治的三大传统：大一统 官僚与文治 中国古代政治的三大传统：一是“大一统”的传统；二是官僚政治的传统；三是文治的传统。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极其深厚的政治传统。这些传统，无论是其精华，还是其糟粕，都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必须充分重视、认真研究的重大历史课题。中国近代政治，历时甚短，新传统尚未定型。而古代政治传统，则相对凝重，影响深远，其中，最值得研究的，主要有三。 一是“大一统”的传统。“大一统”观念源自先秦，本意是天下诸侯皆统属于天子，“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此后，“大一统”成为中国源远流长的政治追求和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核心价值。在政治实践中，特别是明清两朝，它集中体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统一。 自秦朝以来，在中国社会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这与西方中世纪政治分裂、王权式微的状况截然不同。中央集权的重要特点是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下属机构，国家号令统一于中央，重要事务决定于中央。秦汉以降，尽管知识界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的讨论时有发生，但并未产生重要的实际政治影响，“不过迂儒之常谈”。“封建” 中央集权的核心是君主专制。秦汉以后，皇权集中成为中国政治的一大趋势。明代，“国家罢除丞相，设府、部、院、寺分理庶务，事权归于朝廷”，皇帝实现了对国家重要政治权力的垄断（傅恒等编：《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100）。到清代，皇权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君主独裁成为清朝的“祖制”、“家法”，神圣不可侵犯，即所谓“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独任”（康熙帝语，《清圣祖实录》卷144）。乾隆皇帝称：“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生死人者。盖与其权移于下而作威作福，肆行无忌，何若操之自上，而当宽而宽，当严而严。此朕所恪守前规，不敢稍懈者。”（王先谦：《乾隆朝东华录》卷28）秦汉至明清的中国政体，实质上是以专制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 16世纪以后，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大一统”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在这个时期，实现国家统一、抵御外来侵略成为明清两朝中央政府肩负的重要历史任务。在清代以前，统一问题，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中原地区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像北方游牧民族，自冒顿一统漠北，即在蒙古高原建立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与中原地区相抗衡。在历史上，它往往凭借其强大的军事优势，攻掠骚扰，给中原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威胁。甚至汉朝文景之世，
中国古代官吏管理制度博大精深,有许多优秀、合理成份,我们可以进行科学总结,为当今干部管理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因为这些丰富的官吏管理制度, 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起到过巨大的作用和对于今天我们国家行政部门的管理也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世界近现代文官制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治国首先治吏,"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这是历史上诸多政治家的共识.封建集权专制的政治法律制度,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必然是一个"人治"的社会,即如孔子在《礼记?中庸》中所言:"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在古代政治机制中,实现"人治"的核心是"吏治".在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中,中国的官吏管理制度源远流长,中国历代统治者在漫长的政治实践及对前朝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中,逐渐认识到,要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及统治的稳定,必须建立一支高效廉洁的官吏队伍.于是，聪明的古人们想出了许多有效地管理人事的制度。 中国古代思想家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举贤才”的主张。他们认为进行社会管理的本质就是管人。荀子更是强调国家的管理或其他包括经济管理在内的各种管理实质上是人的管理和对人管理，贤人和用人是管理的首要条件，离开了人的选用和培养，一切管理，尤其是统治好一个国家将是一句空话。因此，“举贤才”以及“人才”的培养成为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要想帮助君主建立和巩固天下，就要为其推荐身边的贤能之士。 毫无疑问，贤才的标准，古今已有了很大区别，但“举贤才”的方法、举措及尚贤的思想，仍有现代价值，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些世界性的危机，而人才危机已成为全球的焦点，国际间的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我国作为东方古老文明的国度，几经盛衰，如今民族要振兴，国家要富强，靠什么：当然是人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最重要的，最迫切的，是人才。因此，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需要各种人才，只有各尽其用，才能使现代事业顺利开展，才能使中国成为国际竞争舞台上的强者。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职官管理制度的成功经验有： 一、推进官吏选拔制度。中国古代官吏选拔制度主要经历了世卿世禄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几个阶段，科举制是中国古代主要的选官制度。就举例科举制度来说，科举制虽有本身的缺陷，而且在后期它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摧残了人才，但它是我国历史上最主要的选官制度，延续了1300多年，其积极作用是深远的。它打破了原来世家大族操纵仕途的局面，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它使大批中下层地主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扩大了统治基础，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它把读书、考试、做官紧密结合在一起，有利于提高官员的文化素质。科举制的特点是“怀牒自进”，不需荐举，直接报名，它所体现的公开考试、公平竞争、层层挑选、择优录取的原则不正是我们今天所倡导和追求的吗？西方国家借鉴并发展了中国科举制的这些进步因素，建立了现代西方文官制度。中国是公认的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创始国，有些学者还把科举制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这不充分说明了科举选官具有先进性和广范影响吗？ 二、健全官吏考核、回避制度。为了选贤用能，赏善罚恶，奖勤惩懒，防止官吏徇私枉法，从而改善吏治，稳固江山社稷，各朝代不断完善官吏考核制度、回避制度。中国古代对官吏的考核不断走向成熟化、制度化。 为了避免官员的徇私，自东汉后实行回避制度。东汉实行“三互法”，基本精神是本地人不得为本地长官，婚姻之家不得相互监临。汉代还规定兄弟子侄及有婚姻戚属关系的，不得在一个部门或地区为官，如果选在一个部门或地区为官，其中一人要申明回避。唐代不仅规定官
中国古代官员的选拔制度 一、先秦：世卿世禄制为主 1、宗法制和嫡长子继承制 2、“客卿”、“食客”等制度 3、军功授爵制 二、两汉：察举制、征辟制 察举制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对于被察举的人，朝廷会提出一些治国和经义方面的问题进行考核，叫做“策问”，应举者回答朝廷提出的问题，叫做“射策”或“对策”。 董仲舒就是在汉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以贤良方正连对三策而被录用的。 征辟制地位仅次于察举制，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
制度。就是征召名望显赫的人士出来做官，皇帝征召称“征”，官府征召称“辟”。辟除制在汉武帝以前就已推行，直到隋朝被废。 察举的主要科目： （1）孝廉：孝敬廉洁者（郡推举） （2）秀才：才能优秀者，汉光武帝为避讳改为茂才（州推举） （3）明经：通晓经义者 （4）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 三、魏晋：九品中正制 魏文帝曹丕时的吏部尚书陈群创议的。到西晋时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
但类别却只有上品、中品和下品（二品至三品为上品；一品为虚设，无人能达到；四品至五品为中品；六至九品为下品）三类 中正：就是掌管对某一地区人物进行品评的负责人，也就是中正官。 品评主要有三个内容：家世﹑道德﹑才能。 四、隋唐：科举制 隋朝：起源 唐朝： <1>常科：每年分期举行 1、进士：时务策和诗赋、文章。宰相大多进士科出身 2、明经：时务策与经义
3、秀才：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 4、明法、明算、明字 5、俊士：不经常举行 6、……（共50多种）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2>制科：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 武则天时期，出现殿试、糊名、武举（科目：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交等） 新郎官：最早出现于唐代，是称呼考试登科及第的学子“郎”是古代一种高级官员的称呼，唐代祝贺新科进士称为新郎官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总结 王国时代夏朝出现了王权商朝（内外服制度、神权政治）西周（分封制、宗法制-家国一体） 思想上法家思想（君主专制的理论准备）儒家思想（帝国时代的正统思想）外儒内法 过渡时代东周（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制度上郡县制 各国变法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贵族成为统治阶级，确立了土地私有制，那么帝国时代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确立中央内部权力的分配（趋向绝对君主专制） 帝国时代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强化中央集权） 官僚制度（选官制度、监察制度） 1
政制（Ⅰ）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强化中央集权） A 秦朝废分封行郡县，并推广至全国 郡国并行制吴楚七国之乱（汉武帝）推恩令、附依之法解决了诸侯问题（郡县制）东汉末年，地主豪强势力发展，割据地方B 汉朝 刺史制度（东汉州郡县三级）州牧（军政大权） C 西晋分封制八王之乱 D 大分裂时代 E 隋唐郡县制州郡县（唐玄宗后期为了解决边疆问题，设立节度使）藩镇（军权、财权、民政）割据 F 五代十国藩镇割据的延续 地方行政权知州与通判相互牵制 G 两宋分权地方财政权设立转运使中央集权程度太高，导致积贫积弱，无力抵御外族入侵 地方司法权文官任职，死刑报请中央 地方军权削弱节度使权力，强干弱枝 H I 明朝三司分权（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封制建文帝削藩引发靖难之役 J 清朝沿袭明制，督抚分权；三藩之乱（帝国时代最后一次地方势力反叛中央） 2
政制（Ⅱ）中央内部权力的分配（趋向绝对君主专制） 君主丞相制秦朝皇帝制度确立；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九卿制度注：秦始皇没有设立太尉 两汉汉武帝设立中朝内朝逐渐取代外朝尚书令逐渐取代丞相 大分裂时期尚书台改成尚书省，又设立中书省和门下省 君主群相制隋唐三省六部制，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中书省起草诏书；门下省封驳审议；尚书省下设六部（吏户礼兵刑工）负责执行按照权力的运行程序来分权，通过分相权来集皇权；主观上加强皇权客观上提高行政效率，标志古代中央官制的成熟 两宋按照权力职能来分割权力，加强专制主义，加强中央集权 行政权：设立副相（参知政事）来制约宰相权力 军政权：设立枢密院来掌握调兵职权，由“三衙”来掌握统兵职权，统调分离 财政权：设立三司，来掌握财政权，称“计相” 元朝废除三省制，实行一省制（中书省），掌握最高行政权，中书省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是元代的宰相 设立御史台，作为最高监察机关；设立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管理机关；设立宣政院，管理宗教事务 绝对君主制明朝明太祖裁撤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度，由皇帝直接管理六部并设立殿阁大学士作为备顾问和协理奏章，但没有决策权明成祖设立内阁 清朝沿袭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乾隆时期废除） 康熙帝设立南书房 雍正帝设立军机处（皇帝个人的秘书班子，受皇帝召见，跪受笔录）标志着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程度达到顶峰 3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篇一：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课程书目 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课程书目 【课程参考书目】 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xx年。 李治安、杜家骥：《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 楼劲、刘光华：《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 【阅读参考书目】 周良宵：《皇帝与皇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徐连达、朱子彦：《中国皇帝制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 刘泽华：《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
年。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xx年。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91年。 周良宵：《皇帝与皇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马克垚：《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 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阎步克：《职位与品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xx年。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
中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的形成 [内容摘要]官僚制度是古代历史上国家行政管理的方式之一。中国古代封建官僚政治制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在阅读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深入思考，运用所学知识，从分析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形态入手，对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的产生背景、形成过程、主要表征、与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关系及其对后代社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论证，揭示了我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史为鉴，可明得失。在提高政府创新能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此课题的研究对于正确认识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史和社会史，促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将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封建官僚制度背景过 程影响 官僚制度作为古代历史上国家行政管理的方式之一，它实行集权式的政治统治，官吏直接受权于君主，整个统治机构具有等级隶属、职责明确、分工细密等特点。在这样的古代国家中，官僚的行政管理控制着全社会。各种诏书律令的颁布，行政文书的运转使官僚制度得以发挥其功能。中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又随着国家性质的演变而不断变化发展，直到我国封建社会末期趋于终结。在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突出特点的中国皇权政治中，官僚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一定的背景和根源。 一、中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的产生背景
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中国，这种政治制度源远流长，古代贵族政治中其实已经孕育演生出官僚政治制度的若干因素。据史书记载：在贵族制度下，大夫或士以上才能称为官，庶民或奴隶出身的家臣是不在官的范围之内的。而官僚一词初见于《国语〃鲁语下》：“今吾子之教官僚。”其义为官奴。可见，中国古代的官僚由君主的家臣发展而来。因此说，这种政治制度是由封建贵族政治向帝国皇权政治转化的产物。 1、封建的经济基础是其孕育滋长的“温床”。 官僚政治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形态。其产生的原因首先应当从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中去找寻。对封建制有全面决定作用的因素，乃是主要由农业劳动力与土地这种自然力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社会生产力不断提升，导致旧的生产关系解体。特别是秦国商鞅变法确立了封建经济的统治地位，这种经济的特点便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封建的自然经济具有分散性，是封建的个体的小农经济。它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以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时，广大、分散的私有小生产者无法团结起来代表自己的利益，客观上必须要有封建官僚阶层进行分派贡税、徭役的武断统治。这一切的变化都促使非集中的贵族政治形态向集中的专制官僚政治形态的转变，促使“分田制禄”的领主经济向“履田而税”，“佃田而租”的地主经济转变。随着这种转变，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秦朝便诞生了。秦虽只有短短十五年寿命，但它却开了中国封建专制官僚政治的先河。李斯“废分封，行郡县”的建议彻底地将领主经济和贵族政治的余孽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专制官僚政治统治的时代。 2、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其滋生的“助产婆”。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是在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大发展的冲击下，地主阶级的政治与血缘宗法势力进行长期的斗争中完成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生气、光彩夺目的年代。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变革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以家族土地所有制代替宗族土地所有制，它的政治表现就是以君主集权制代替贵族制，从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到海内一统的秦汉，分封制的废除可以说是加强中央集权所走过的最重要的一步，但是，秦朝虽然废分封而行郡县，但是相权却难以制约，难怪会出现赵高指鹿为马的一幕；而西汉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中央集权一度削
中国古代封建政治制度演变的特点 中国制度史 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 史。 中国早期国家政治制度随着夏朝 ——古代中国的第一个国家政权的建立而开始出现。 秦朝是古代有开创性的时代，它建立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历代沿用，并不断加强完善。 一、中国古代早期国家政治制度： 中国古代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的特点： ①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 ②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制度 ③形成完备的分封制与宗法制 ④以宗法制为核心，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 ①源于夏 ②备于周 ③建立中央、地方 的行政管理制度 ② 地方权力不断削弱 中央集权不断加强 中央制度演变特点 相权不断削弱 君权不断加强 ① 分封制郡县制行省制 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
秦朝：御史大夫，兼理全国监察事务 汉武：刺史，13个州监察区 东汉：刺史，逐增地方行政权和军权 隋朝：同汉朝 唐太宗：(道台史)，10道监察区 北宋： (监司)，改唐朝“道”为“路” 明太祖：按察司，掌管地方监察事务 夏商周的政治制度： 清 明 元 宋 唐 隋 汉 郡县制 秦 地方 中央 特点 朝代 汉承秦制 传承开创 承前启后 进一步加强 有新发展 空前加强 发展顶峰 发展完善 中朝尚书台外朝 郡国州郡县 三省六部制 三省六部制 州县二级 道州县三级 二府三司参事 文臣路州县 一省二院 行省制 皇帝、三公九卿 废省设三司 废中相分六立阁 康设南书房 雍设军机处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演变： 一、夏商的政治制度 禹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 内容： 中央： 王位世袭制的创立 相、卿、师等的设立 地方：侯、伯的设立
浅谈中国古代质量管理 [论文作者：李攀][免费论文源自：现代企业2011年8期] 在我们往往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回顾历史，总能找到相同或者相似的问题和答案。古人的智慧令人叹为观止。本文简要的分析了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的质量管理制度，通过借鉴古人的智慧和经验，发展自己的质量管理道路。 我们中华民族追求高质量的历史源远流长，质量管理的思想和做法自古就有。远在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有了朴素的质量管理思想和意识，当时石器不仅按照不同的功能、用途进行制作，而且对于石器所用的石料进行筛选选择，对加工出来的石器产品还要进行简单的质量检验。 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的祖先不断地创造着高质量的产品，特别是青铜器的出现。其首先应用于兵器方面，世人熟知的越王勾践剑就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宝剑之一，经历了千年历史依然锋利如昔，可见我国古代的青铜制作质量的水平。 《礼记》记载了周朝对食品交易的规定，这大概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食品质量的记录：“五谷不分，果实未熟，不粥于市。”其内容是，在五谷与于水果不成熟的时候是不允许贩卖的。 《考工记》，作为一部官书，是周王朝关于各种器具制作标准及工艺规程的具体规定，其中也有数条是针对生产过程中出现残劣次品不得流入市面的规定。《考工记》开头就写到“审曲面埶，以饬五材，以辨民器。”所谓“审曲面埶”，就是对当时手工业产品作类型和规定的设计。“以饬五材”，是确定所用的原材料。“以辨民器”，就是对生产出的产品要进行质量检查，合格者才能使用。 从上述有关周朝的管理来看，西周对市场上商品的质量是相当重视的，这不仅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对后世的质量管理产生了很大影响。 秦代兴建的长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骄傲，也是世界八大奇迹中仅存于世的。度量衡的统一为提高产品质量奠定了基础，这也反映出我国古代对产品质量所做的积极努力。“书同文，车同轨”致使中国文字不断层，铁路现今依然继承古法。秦始皇作为中国古代的第一“标准化大师”实属当之无愧。 先秦《礼记》中“月令”篇，有“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的记载。其内容是在生产的产品上刻上工匠或工场的名字，并设置了政府中负责质量的官员职位“大工尹”，目的是为了考察质量，如质量不好就要处罚和治罪。首先提出用“物勒工名”质量负责制对产品质量进行检测监督的构想，是春秋时期秦国宰相吕不韦，经过四年多的不懈努力，率先在秦本土实行了：国家于每年十月份对各郡、县工业产品进行质量抽验的制度。同时，还将各郡（省）县制造工业产品用的衡器、容器等，由“大工尹”统一进行年审。凡不符合标准，不得使用，以保证产品质量能“功致”。当时的手工业产品主要是兵器、车辆等。由于兵器的质量是决定冷兵器时代战争胜负的关键，因此质量管理就更加详细严格。如对弓箭，就分三类，并选择材料，以柏最好，对弓体本身的弹射力（几石）、射出距离、速度、对箭上的羽毛及其位置亦有具体规定。这些都是根据实践经验总结得来的。秦朝能统一六国，这与其相对完备的军械质量管理制度密不可分。 《初学记》卷二七引《范子计然》曰“肃细文出齐，上价万二千，中价万，下价五千也。资料记载表明汉代各地所出产品均存在上、中、下三等价格的差异，这种差异的产生应当也是按照质量的优劣粗细而定，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或者特例，而是非常普遍的了。王莽时，第一次明确了三等价格制度，《汉书食货志》载“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价，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它所”。 唐代三贾均市进一步典制化。唐朝由市令掌管物价，实行三贾均市。“贾”指价格，“市”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9c9669853.html, 我国古代官僚制度及其演变 作者：朱贤俊王伟伟卜艳萍 来源：《现代商贸工业》2013年第06期 摘要：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吞并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皇帝始成为国家元首。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家事务，皇帝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来辅佐政务。宰相作为官僚集团的首领，是皇帝的最高助手，是王者佐、社稷器。宰相制度作为中国官制制度的重要内容，在其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变化。系统研究中国宰相制度的流变过程及其流变规律，对于了解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及其演变十分必要。 关键词：宰相制度；三公制；三省制；内阁制；流变规律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98（2013）06004002 1 中国宰相制度的起源与宰相的职权 1.1 中国宰相制度的起源 宰原是掌管饮食的官吏，相是掌管礼仪事物的。相本来不是官名，春秋战国时期，“崔杼立景公而相之，庆封为左相”，相成为官名。春秋战国时期，国君为独掌大权而设置相来抵挡封建贵族专权，相逐渐独立并成为实际的政务官员，后来也就有了丞相、相国的称呼。公元前309年即秦武王二年秦国开始设置丞相，当时丞相有左右之分，但是在秦武王之后丞相只有一人来担任，后来丞相又改名为相国，地位更加尊崇，吕不韦就曾经获得此称号。汉承秦制，在汉高祖刘邦登基之后也设置丞相，在汉高祖十一年将其改名为相国，惠帝时丞相分左右，汉文帝时又改为一人，中国的宰相制度从此产生。 1.2 中国古代宰相的职权 在中国古代，宰相主要的职权包括：决策权、颁行政令权、参加朝政权、统领百官权、献意奏章权、谏诤皇帝权等。宰相上乘承天子，下辖百官，事无不总，是官僚集团的核心，是皇帝的最高助手。因此，《汉书·陈平传》这样描述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填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 2 中国宰相制度的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