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秀堂本《古今注》版本考
孔庆茂
内容提要芝秀堂刻本《古今注》，张元济、陶湘都亲自鉴定著录为宋刻本，且分别收入相关的丛书内。但今人却著为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的翻刻本，并没有提出相关令人信服的证据。兹以原刻本鉴定，发现芝秀堂原刻部分与后补刻的部分，版框不同，字体不同，墨色浓淡不同，书版磨损程度有很大差异，两者不是同一时代的书版，断定为宋刻明印本。
关键词芝秀堂；古今注；版本
晋崔豹《古今注》三卷，存世较早的版本有顾氏文房小说本、吴琯古今逸史本、汉魏丛书本，这些都是明代丛书本，单行本有芝秀堂刻本。
芝秀堂刻本半页10行，行15字，字大行疏，有明显的宋刻本的特点。书后有宋李焘、丁黼两跋，丁跋标明重刻于嘉定庚辰（十三年）四月。除了其中四叶系明显的抄补之外，其他都保持宋刻本的原貌。关于芝秀堂刻本的版本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是宋刻本，近代著名版本学家张元济、陶湘皆断为宋刻本，张氏涵芬楼《四部丛刊》三编子部影印该书，即标明“宋刊本”，并将此本与其他明刻本作了比较，写下了详细的校勘记附于后。陶湘《百川书屋丛书》第一种即影印此本，亦标明据宋嘉定刻本影印。另一种观点认为是正德、嘉靖间的“覆宋刻本”。魏隐儒《古籍版本鉴定丛谈》说：“正、嘉间芝秀堂覆宋本《古今注》，因为嘉定庚辰四月望日东徐丁黼题识，陶湘涉园《百川书屋丛书》、涵芬楼《四部丛刊》影印时都以这个本子为底本，可是两家都著录为宋本”（见魏隐儒、王金雨编《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可能受魏隐儒先生的影响，天津图书馆在此书下迳著为“明芝秀堂刻本”（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笔者认为这个结论尚有可商榷之处。
查芝秀堂刻本《古今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只有天津图书馆藏孤本，系袁克文、周叔弢旧藏，后归天津图书馆。此书的确流传极少，张氏、陶氏影印即以天图本为底本。笔者所藏一本，与天图本款式完全相同，经过仔细反复对比考证，笔者认为，二者应为同一版本系统，芝秀堂本《古今注》当是宋刻明补印的本子，而不是明刻本或明覆刻本，考证如次：
前文所提到的有关芝秀堂本《古今注》为明刻本或明覆刻本的说法没有提出明确的版本鉴定的依据。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首先要辨明芝秀堂是什么时间的刻书堂号，芝秀堂是不是明代的刻书堂号？如果能证明是明代刻书堂号，那就肯定是明刻本无疑。但现存或书目文献著录的明刻本中，都找不到芝秀堂这个刻书堂名，没有任何其所刻书的记录。宋刻本因时代久远，流传极少，找不到其他旁证，是很可能的。如果说明代正、嘉间的刻书堂号，能“覆刻”到乱真的地步，到现在却找不到任何刻书的记录，就很让人生疑了。魏隐儒先生断定为“正嘉间芝秀堂刻本”，但没有列出其证据。另有一篇未署名的《论古书做伪的手段》引了魏先生的话，并根据自己的想法有所补充：“明正嘉间芝秀堂覆刻宋嘉定本晋崔豹的《古今注》三卷，半页十行，每行十五字，左右双栏，白口，单鱼尾，版心下刻‘芝秀堂’三字，由于书贾把‘芝秀堂’字样挖掉了，因此，涵芬楼《四部丛刊》、涉园《百川书屋丛书》影印时，都以这个明覆宋本为底本，而皆著录为‘依宋影印’。其实这是一个错误，大名鼎鼎的张元济先生也未识其伪，可见其摹仿之逼真”。
就笔者所藏的本子与《四部丛刊》、《百川书屋丛书》本相对比，在尺寸、行款、字体、版式、墨色浓淡上完全一致，又比影印本更清晰地看出版刻的痕迹，可以清晰地看出原版“芝秀堂”字样并没有被挖改。
从纸张与墨色上看，这本《古今注》是明代正嘉间印的，印书用的是细薄而柔韧的白棉纸，但据此就认为是明代的覆宋刻本是缺乏证据的。我看到的原本及影印本，并不像上文所说的被书贾挖去了“芝秀堂”三字冒充宋刻本，恰恰相反，原刻的大部分的书口下面，都保留着此三字，只有手写补刻的四叶没有此三字。
持这种观点的人所说的“书贾”指什么？无非有三种情况：一是刻书者，二是卖书者，第三亦有可能是后人挖改旧版重印作伪。首先说第一种情况，如果是“明代”芝秀堂覆宋刻的话，那么全书的版框、版式，字体及刀工，应当是一致的，从前到后应当是一种风格（因为部头很小，只有一个刻工“李森”），总不至于大相径庭，判若两人。况且，从前到后应当都有“芝秀堂”三字；当然如果芝秀堂欲存心作伪牟利的话，就应当不标其堂号。总不至于有标有不标吧。此说不能自圆其说。再说第二种情况，如果说这里的书贾是指卖书人，那么他只可能在书口上做文章，挖掉书口重新修补，但这种做法瞒不过明眼人，况且只能就一本书作伪，不可能同时把张元济、陶湘以及其他人所藏的本子都挖改作伪。书贾要冒充宋本，就必须把堂号全部挖掉。可见这一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第三种可能是上文作者所没有
想到的，芝秀堂是宋代堂号，明代人用旧版覆刻，造成原刻有堂号，补版没有。这种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覆刻，版框、字体应当前后一致的，而这本中补刻部分不论字体、版式、版框还是墨色浓淡深浅，都与原刻部分明显不同。
假如是覆宋刻本，那应该是全书按照一个版式，相同的版框与字体，完全照宋刻本影刻。即使宋刻本有不全，既然刻书者能照宋版一字不少地补录，当是见到过完整的宋刻，也就能一字不差的覆刻。芝秀堂本与明刻其他本子有很大差别，篇目多寡不同，顺序不同，文字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张元济先生每篇都做了详尽的校勘，校记几与原书等。我查过不同的版本，如果没有宋刻，用其他诸明刻本是无法一字不差地补所缺四叶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完全照宋版覆刻呢？而且，为什么覆宋刻本，原刻与补刻的部分字体与刻工风格迥异呢？原刻用宋代常见的柳体，字体筋骨瘦硬，眉目疏朗，而补刻是手写上版的，字体松软肥厚。原刻的部分书口下有“芝秀堂”三字，补刻的没有，即使退一步说书贾把补刻部分的“芝秀堂”三字挖改，因为字体刻工的风格完全不同，相差太大，不仅不能蒙骗别人，反而弄巧成拙，适得其反。
张元济先生为芝秀堂本作了一篇长跋，力辩此书非明覆宋本。他引多种明刻或明覆宋本证明。云：“昔黄荛圃尝得一明刻，谓李注《文选》沈休文诗‘宾阶绿前满’句，引是书曰：‘空室无人行，则生苔藓，或青或紫，一名绿钱。今检此本无之，则此书之失多矣。’余案：是本卷下第四叶明有此条，黄氏所见为明覆宋刻，余尝取顾氏文房、古今逸史、汉魏丛书数本勘之，所言诚然。其他如鸟兽类‘马自识其驹’一节，‘猪一名长喙参军’一节，明本亦皆阙佚，其章节次第文字详略尤多不同。顾氏自记以家藏宋本刊行，何以有此差异？又其鱼虫类蜗牛、魧子二节，文字较此为详，《埤雅》《尔雅翼》亦均引之，疑必出于别本。然综观全书，则不逮是本远甚。”下又引数例“以见先后版本之别，且可定其优劣焉”。张元济以芝秀堂本与顾氏文房本、古今逸史本、汉魏丛书本诸明本对照，仅篇目而言，上卷多出4节，中卷多出1节，下卷多出7节，至于篇中文字的歧异就更多了。因此张元济定芝秀堂本为宋版原貌，其他明刻或明覆刻本为晚出。张先生主要是从内容上对比得出结论的。
如果仔细比较此书的原刻与补刻部分，也可以从版刻上补充张先生的论断。芝秀堂本原刻与补刻版是不同时代的。补刻的正文与书口都是肥厚的手写体，原刻部分的正文与书口字体，都是风格相同的柳体，看来没有丝毫存心作伪的痕迹。体现在刻工的刀法上，亦不相同。原刻刀工刚劲有力，棱角突出，转折处皆方，补刻部分刀口松软无力，远逊原刻。原刻的版框稍小，边框较细，且多断裂、墨色枯淡不匀；补刻版框较大，边框较粗，墨色较浓，着墨非常均匀。明显地原刻版在前，书版纹理较粗，印得较多，磨损严重，有些地方有明显朽蚀断版之处；补刻在后，印版纹理细，磨损很小，印版成色很新。
经过对两部分仔细的鉴别，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原刻与手写补刻部分，不是同时所刻，字体不同，刀工不同；2、四叶补刻的部分均字迹清晰，墨色浓淡均匀，版框较粗，毫无模糊不清之处。原刻部分，字迹或浓或淡，常有断版与漶漫不清之处。3、原刻的时代在前，补刻的时代在后，即在明代正德、嘉靖时期。4、原刻标有“芝秀堂”三字，补刻则无。故可以肯定，芝秀堂不是正嘉时期的刻书堂号，而当是南宋嘉定时的刻书堂号，补刻的部分则刻于正嘉间。《古今注》卷帙很小，版刻易于保存，盖原版流传至明代，有四块缺版或残损严重，故当时就其所缺，补刻四叶，重新刷印。故一书有版刻新旧之别。补刻者并无意作伪，所以只用风格迥异的手写字体上版，书口也不加原刻堂号。古籍中宋刻明修明印的书非常多，不细心考察，很容易误为覆刻本。考嘉定十三年丁黼尚刻有《风俗通义》，北京大学图书馆存卷5五至卷10，嘉定十五年刻《逸周书》，今原版不存，此《古今注》殆因卷数少，故书版能传至明代。又《古籍宋元刊工索引》著录有此书刻工李森，亦可为一个佐证。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3期清修《四库全书》河南采进本研究
高远孙玉荣
内容提要乾隆敕修《四库全书》，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件盛事。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起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月二十四日禁书运动基本结束，河南一直与此相始终。在图书征集中，河南前后七次共采进113种书籍，其中被《四库全书》著录12种，《总目》中存目55种。本文以个案研究的方法对河南采进本进行分析，探讨清修《四库全书》对河南这一特定区域的历史影响，以弥补“四库学”区域研究中河南的弱势状况。
关键词《四库全书》;采进本;河南
清修《四库全书》为中华文化史上一件大事，将存目图书计算在内,“基本囊括了我国十八世纪中叶以前有关区域文化的主要著作。”《四库全书》能辑入如此多的区域文化典籍，是得益于四库开馆前期历时6年的全国搜访图书工作。河南省也不例外，按照朝廷访求图书务求全备无遗的要求，派专人向本地书商、藏书家、名人之后及知情者逐一查核、访求，对志乘、书目未载之书也广为搜罗。据此征集进献的图书，称为河南四库采进本，简称河南采进本。在图书征集阶段，河南前后七次共采进113种书籍，经四库馆臣在皇帝“圣意”的指示下，以“应刻书籍”、“应抄书籍”、“应存书籍”、“应毁书籍”四类标准分之。其中被《四库全书》著录12种，《总目》中存目55种，客观上对保存河南的地方文献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以河南地域为视角来研究“四库学”的，据笔者所见，仅有纂修《四库全书》时河南进呈的《违碍书目》和《四库全书豫人著作书目辑录（一）（二）》。由此可见，关于河南区域的“四库学”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笔者不揣浅陋，针对清修《四库全书》过程中河南采进本的情况做个案研究，以弥补“四库学”区域研究中河南的弱势状况。
一、河南采进本之进呈
在全国范围内搜访图书，是《四库全书》编纂初期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它始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迄于四十三年（1778），而以三十八（1773）、三十九年（1774）间为最高潮。这些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图书，被称为“各省采进本”和“私人进献本”。这些图书一旦被采用，著录时候则给予注明，从而与敕撰本、内府本、《永乐大典》本、通行本区分开来，共同构成了《四库全书》收录书籍的六个来源。
河南采进本是指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属于河南官员通过购买、钞誊及收集私人藏书家藏书等方法征集进献的图书。在征书过程中，河南购获遗书种数据河南巡抚何煟奏称共收过四百七十三种。各省进呈书目的记载，有《水曹清暇录》、《各省进呈书目》、《四库采进书目》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等。《水曹清暇录》笔者未曾见，据黄爱平先生研究，河南呈进的图书数目，《水曹清暇录》记载有113种。《四库采进书目》所收系当时进呈的书籍清单，本来是附在河南巡抚给乾隆的奏折之后的，惜《档案》中所缺；而《档案》中河南巡抚的奏折则可补《四库采进书目》中所缺的每次进呈时间及其它。
《四库采进书目》显示，河南省呈送书籍共108种。每次进呈的书籍种数及进呈时间在《档案》中可以找到记载：第一次，18种，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第二次，35种，三十八年四月十五日；第三次，33种，三十八年五月初二日；第四次，22种，三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第五次，5种，三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这五次均为河南巡抚何煟经手办理。这5次进书，按《档案》记载，应为113种，与《水曹清暇录》记载113种暗合，且可在《档案》第一八七条找到印证：“查豫省设局购办遗书，共收过四百七十三种，除节次奏送过一百一十三种外，尚余拣存之书三百六十种”。而《档案》第130条，同样是河南巡抚何煟的奏折，却称112种。“豫省原奏书籍共一百二十四部，扣除重复一十二部，应解送遗书一百一十二部，共计九百六十本”。
这些奏进书籍，《总目》著录且注明为“河南巡抚采进本”的有12种，存目55种。但是《总目》记载的某些书籍种数、名称又与《档案》和《四库采进书目》记载的不一致。笔者仅做了下面的几个推测：一是因为《总目》与《四库采进书目》关于书籍种数的著录并不一致。如：《总目》将曹端的《太极图说述解》一卷、《西铭述解》一卷、《通书述解》一卷以一种计，而《四库采进书目》则分为《太极图说述解》、《西铭述解》为一种计，《通书述解》为一种计。又如《总目》著录清冉觐祖《性理纂要》8卷，以一种计，而《四库采进书目》则分为《性理纂要附训》四卷和《性理纂要附评》四卷两种。再如《四库采进书目》将《易经详说》、《书经详说》、《诗经详说》、《礼记详说》、《春秋详说》五种书籍著录为《五经详说》，以一种计，而在《总目》中则分为《书经详说》、《诗经详说》、《礼记详说》、《春秋详说》四种。二是有可能《总目》出现误录的情况，把其它来源的书籍当成“河南巡抚采进本”来著录。如会不会把明支允坚《异林》十卷（《四库采进本书目?河南》无收录）当成明朱睦楔《异林》而著为“河南巡抚采进本”呢？三是有可能《四库采进书目》著录有误，或《四库采进书目》所据底本有误，或四库馆臣著录有误。如明高拱著的《绥广纪事》、《靖夷纪事》两种书籍，清阿思喀主持编修的《续河南通志》，明李嵊慈著的《濂溪志》，明吕维祺著的《音韵日月灯》共五种书籍在《四库采进书目》中没有记载，而在《总目》中却有明确的记载。如果《四库采进书目》中的108种书籍加上这5种书籍，也应为113种。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河南共进献113种书籍是比较准确的。
在整个征集图书的数量中，河南采进本排全国第八位，甚至远不及江浙一带私人进献本一家之多，这对于素有文化之邦的河南来讲，是很不相称的。然而，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河南藏书情况以及河南本土人士对乾隆征书活动的一种态度。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中心。上世纪二十年代，学者丁文江曾对二十四史
立有列传的历史人物一一进行籍贯考证，列出5700多历史人物的地理分布表，其中河南高居榜首。随着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南移，河南的历史地位也在逐渐的下移，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遗留下来的古籍仍彰显着魅力。在征集图书的过程中，河南的官员应该说是不敢怠慢的，他们采取各种措施，或自行购进，或借本钞誊，或“入归德、洛阳、怀庆、南阳、汝宁诸旧家”，搜寻历代孤本、抄本，但总数也仅有113种。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河南在经历了多次战火后，文化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许多藏书家珍藏的书籍或焚于战火，或被洗劫一空，或因家破人亡而散佚无存。清初到乾隆时期，河南藏书家近16家，其中不乏富有藏书者，如周亮工（1612—1672），藏书处名“赖古堂”，收有福建谢在杭于明万历间抄自宫中的唐宋秘本数百种。周在浚，亮工长子，搜书勤力，家藏甚富。朱彝尊称他“藏书累叶，手泽犹新。玉籍缥缃，不减李邺侯之架；御书炳焕，何殊孙长孺之楼”。张伯行（1651—1718），有“正谊堂”藏书数千卷。宋筠（1681—1760），家有“青纶馆”，藏书甚富，汲古阁秘本多为其所得，著有《青纶馆藏书目录》一卷。吕公溥，家藏万卷，筑室“赐书楼”。可惜的是，这么多的藏书家，翻检《档案》、《四库采进书目》和《总目》时，却很少见河南藏书家的名字载入其中，仅有宋筠之子宋瑞金进献家藏抄本旧书九种。这恐怕与河南藏书家害怕因书惹祸的心理有关，不敢将自己的名字随书刊行。
二、采进本之著录与存目
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来的这些图书，占据了《四库全书》全部著录、存目书籍的绝大部分，是《四库全书》的主要来源。河南采进的113种图书，经过四库馆臣的甄别、校阅、辨伪、考证，收录在《四库全书》中12种，约为总数的10%以上，在《总目》中存目55种，约为总数的48%以上。若书籍中有所谓“违碍悖逆”，则被禁毁。现将著录与存目情况分别列表如下。（《总目》中，把宋朝王明清、明朝曹端、清朝汤斌所著系列书籍各作为一种载录，故共有12种遗书著录。）
综合表中所列，著录12部计332卷。著作涉及史、子、集三部中的地理类、目录类、儒家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别集类7个门类。从所录著作的作者年代看，宋朝4人，元朝1人，明朝5人，清朝2人。作者籍贯中9人为河南人，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
综合表中所列可知，存目55部计819卷（无卷数按1卷计算）。著作涉及了经、史、子、集四部中的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杂史类、传记类、地理类、儒家类、术数类、杂家类、小说家类、别集类18个门类。明朝作者14人，存目18部，其中高拱有5种著述存目，薛侃有2种著述存目。清朝作者18人，存目35 部，其中张沐有6种著述存目，潘咸有3种著述存目，冉觐祖有7种著述存目，刘青芝有2种著述存目，张伯行有4种著述存目。不著作者2 部。作者中除了9人籍贯未详外，有16人为河南人。
三、“著”“存”标准之分析
对“著录”与“存目”之间的界限，综合乾隆帝上谕及《四库全书?凡例》，再参核《总目》写给各书的提要，发现存目之书皆依以下标准：
其一，强烈的“崇汉抑宋”倾向，将所谓的“离经叛道”、“非圣非法”的著作列入了“存目”。关于四库馆以及《总目》在汉宋之争中扮演的角色，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言：“露骨的说，四库馆就是汉学家的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就这一点论，也可以说是：康熙中叶以来汉宋之争，到开四（库）馆而汉学派全占胜利。”虽然梁任公论断过于武断，但翻检存目之书，处处洋溢着“崇汉抑宋”的倾向。针对《孝经详说》，认为作者所书“非诂经之体，亦非讲学之道，觐祖顾深取之何耶”。在《周礼质疑》中表现更为明确：“是书摘《周礼》旧注及前人经训，相互参证，间亦取后代之事以引申其义，颇于郑、贾为难。然臆断多而考证少。宋儒事事排汉儒，独三礼注疏不敢轻诋，知礼不可以空言说也，青芝视之太易矣”。对《学礼阙疑》引用汉儒旧说，阐挥汉学思想，颇多赞赏。基于这种十分明确的倾向，关于宋明理学的著述就自然而然的被大幅度汰入《存目》。另一方面，对著述“离经畔（叛）道，颠倒是非，掊击必严”，《尚书天地图说》最具有代表性。他们认为：“是书虽借《尚书》为名，以《尧典》经文冠前五卷之首，以《禹贡》经文冠末一卷之首，而实则支离曼衍，自抒其说，与经义渺无所涉”。并且书中将“地图之末，附以
元刘秉忠《玉尺经》，盛谈相地之术，尤为不经，列之经部，实为不伦”。对明支允坚所撰《异林》中的可贵思想也进行压制，批判该书“论飞燕合德无损于汉，妲己、妹喜皆不白之冤，殊为偏僻”。[翻检《总目》，大多著述因此原因而遭贬斥。
其二，查抄明末清初的图籍，是存目的重点。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月二十三日谕：“如有收藏明末国初悖谬之书，急宜及早交出”，主要目的是防止宣传民族思想，泯除汉人反清之心。此外，民间野史记载宫闱传闻甚多，引起清廷忌讳，由此而扩展，对明清两代书籍查考特严。再加上为了控制编纂规模，加快速度，清政府采取了“贵远贱近”的标准，对时代较早的图书从宽收录，时代较近的著述从严遴选。《四库全书》总裁官于敏中曾致函总纂官陆锡熊：“旧书去取，宽于元以前，严于明以后。”这条建议虽没有写进《凡例》，但始终是馆臣们遵守的重要原则。又因为编书时多尊官书而抑私撰，致使明代存目书共4433卷，清130年间存目书共2705卷，皆为历代存目书之冠。河南采进本的55种存目书中，除了不著人名的2部外，明朝18部，清朝35部，足以说明此原则的贯彻实施。
其三，出于学术上的考虑，将四库馆臣们认为“寻常”、“琐屑”、“考之未审”的著作摒斥在外。我国学术发展到乾隆时期，考据学已成一代风气，群起而趋之，盖有不期然而然者。乾嘉朴学运动的兴起沿袭而来的实证法既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也是一种学术致思的倾向，更是《总目》开展学术批评的一项重要评价标准。治经忌空谈，治史更不能忽视实证，所谓小说一类文献难以发现事实，故而不足采用。据笔者考证55种存目著作中至少有26种归入此类，现列表详论之。
表三：存目中对“考之未审”著作的评说
书名《总目》对其评价
周易象义穿凿而不当理。
诗经详说考之古说，皆无所依据也。
学诗阙疑是编，大抵前人所已辨，其中自为说者，往往推求于字句之间。
周礼质疑臆断多而考证少。
礼记详说考之未审。
学礼阙疑详于议论而略于考证。
春秋志重复纠结，治丝而棼。
春秋详说略于考证而详于议论。
五经图前后参错，多所不同，盖有有所窜乱矣。
律吕新书注不究黄钟之真度……言之可听，而用之无当。
钟鼎字源莫能考定是非。
音韵日月灯今韵古韵之源流未能深考。
音韵源流不知古书之存亡，故以意说之而已。
濂溪志无所考证阐明。
学宫辑略叙述颇为简略，盖四书人物考之类也。
中州杂俎多取稗官家言，纯以小说之体，又事皆不著所出，人亦往往不著时代。
宝刻丛编今以《元丰九域志》及《宋史?地理志》互相参核，其中改并地名，往往未能画一，即卷内所载与目录所题亦不尽相合。
二程语录殆偶然笔误，刊版者失于校雠欤。
溯流史学钞其二十卷，则游梁讲语也，……其曰史学，则是书实非史论。
性理正宗未免失之驳而不纯，……未免主持稍过矣。
灵台秘苑体例亦颇冗沓，盖方技之流杂钞占书为之耳。
却扫编因欲史官博采异闻，则未免失之泛溢。
异林（支允坚）时事漫记多载委巷之谈，轶语考镜掇拾饾饤。
异林（朱睦楔）摘百家杂史中所载异事……颇为杂糅……而他书中稍僻者仍不无挂漏。
杞纪所采之书凡四百余种……不几于叠床架屋乎？且又全录春秋经传及经传别解为四卷，不更赘乎。于遗书录夏小正，于人物收妲娥，其泛滥抑又甚矣。
名疑间有讹误。
其四，原本版刻拙劣，或残缺漫漶过甚，或体例不纯，皆入存目。此类数量不多，但又不能并入他类。如《皇极经世书传》：“然则是书佐所续成也。又称畿有自序。此本无之，殆传写佚脱矣”。《绿波楼诗集》：“旧版已毁。此本国朝康熙中新蔡知县吕民服所重锓也”。《张浒东集》：“版久毁，此本为其后人重刊，其中如庆成宴，代巡、赠别诸作，本五言长律，而杂之古体中。题鹿鸣宴图，本七言古诗，而列之词内，编次颇为舛误”。《孟云浦集》：“其集初刻于万历间，此本则康熙癸卯其后人所重刊也”，所续内容增多，而价值却少。针对一些体例不纯之书，也大加贬责。如对《灵台秘苑》提出批评：“体例亦颇冗沓，盖方技之流杂钞占书为之耳。”认为《名疑》这样的类书：“体例亦颇冗杂”。《中州杂俎》：“编次繁复，漫无体例，可谓劳而鲜功者矣”。
四、小结
本文撰写的目的，就是用个案研究的方法探讨清修《四库全书》对河南这一特定区域文化的历史影响，进而提出“四库区域文化学”概念。由于篇幅所限，以下三个方面没有论述：其一，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在豫被禁毁著述及被禁毁的豫人著述，及采进、禁毁与纂修的关系及其对河南历史文化的影响；其二，《四库全书》中录存的豫人著述，及由此说明的河南籍学者的治学特点和风格；三，《四库全书》中所反映的河南历史文化区域特征。上文仅是简单介绍了清修《四库全书》过程中河南采进本的情况，关于其它方面，同样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3期《论语笔解》提要补正
李最欣
内容提要《论语笔解》成书时的卷数不是2卷，是10卷；成书时间不是北宋之末，而是北宋中期之前；成书方式不是后人得韩愈、李翱稿本而别录之，而是韩愈、李翱讨论论语之后，李翱据记忆而撰写。四库馆臣为《论语笔解》作《提要》时，在这几个问题上的说法均值得商榷。
关键词韩愈；李翱；论语笔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35有《论语笔解》（2卷）之《提要》，该《提要》多有疏漏，崔富章先生《四库提要补正》（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版）之《经部三十五》已经有所辨证，但仍有未谛。笔者今据点校《论语笔解》之所得再次辨证如下。
晁公武《读书志》称《四库》、《邯郸书目》皆无之，独《田氏书目》有《韩氏论语》二卷，《笔解》两卷，是《论语注》外别出《笔解》矣。
笔者按，除元祐（1086－1089）时成书的《田氏书目》记载《韩愈注论语》10卷、《笔解》两卷外，还有一个更早更有力的证据证明《韩愈注论语》和《论语笔解》绝非同一种书而是两种书，此证据见宋王应麟（1223－1296）《玉海》卷41释唐《论语笔解》时的记载：“《宋咸增注论语》十卷，序云：‘《韩愈注论语》与《笔解》大概多窃先儒义而迁易其辞，因择二书是否并旧注未安，辨正焉。'”朱彝尊《经义考》卷213考《宋氏（咸）增注论语》的成书时间时云“《长编》：嘉祐二年（1057）十一月，屯田员外郎宋咸上所注《论语》，降敕奖谕。”经笔者查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6云“嘉祐二年（1057）……十一月癸酉朔……己亥（即27日）屯田员外郎宋咸上所注《论语》。”既然宋咸所撰《增注论语》10卷专门订正韩愈注《论语》和《笔解》的过失及旧注的过失，可见，《韩愈注论语》和《论语笔解》确确实实是两种书。
《新唐书?艺文志》载韩愈《论语注》十卷，亦无笔解。惟郑樵《通志》著录二卷，与今本同。意其书出于北宋之末。
笔者按，宋赵希弁《读书后志》卷1云《田氏书目》“元祐中袁默为之序”，“元祐”为宋哲宗赵煦年号，即1086－1094。元祐时成书的《田氏书目》已经记载有《论语笔解》2卷了，恐不得说《论语笔解》成书于北宋之末。何况《田氏书目》的记载不是《论语笔解》在历史上的首次出现。在《田氏书目》之先，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进士及第的宋咸已经于嘉祐二年（1057）十一月进呈其自著《增注论语》10卷了，此《增注论语》10卷就是专门纠正《韩愈注论
语》和《笔解》的过失的。既然《论语笔解》在嘉祐二年（1057）之前已经出现，其成书时间自然不会是北宋之末了。
以意推之，疑愈注《论语》时，或先于简端有所记录，翱亦间相讨论，附书其间，迨书成之后，后人得其稿本，采注中所未载者，别录为二卷行之。
笔者按，首先，《论语笔解》最早的本子为许勃缮校并作序的10卷本，2卷本仅北宋田镐家藏过，后很快失传，仅有其著录语被1161年成书的郑樵《通志?艺文略》抄录过一次；南宋孝宗时文谠于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进呈的《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所附录的《论语笔解》录有许勃序，经过文字比对知，此文谠本《论语笔解》2卷确实是从许勃的《韩文公论语笔解》10卷本而来。文谠本《论语笔解》2卷是南宋唯一的2卷刊刻本，其它刊刻者均为10卷。所以，整个宋代，10卷本远较2卷本通行。可见，“别录为二卷”的说法不成立。其次，从今存《论语笔解》卷下《先进第十一》第三条“子曰：‘回也其庶乎’”李翱解文云“集解失之甚矣”的话看，韩愈、李翱讨论论语时所用的本子乃何晏的《论语集解》，《论语笔解》中韩愈、李翱所引旧注的作者果然是孔安国（生卒不详，西汉人）、包咸（公元前6－65）、马融（公元79－166）、郑玄（公元127－200）、王肃（公元195－256）、周生烈（生卒不详，三国魏人）六个人。《论语笔解》92条中有19条引用此六人旧注时出现了张冠李戴的失误。其中何晏注被误认为他人注者16条，即误何晏注为孔安国注者9条，误何晏注为包咸注者4条，误何晏注为马融注者1条，误何晏注为王肃注者1条，误何晏注为周生烈注者1条。除何晏注被误为他人注者16条外，其余被误者3条是：包咸注被误为马融注者1条，包咸注被误为孔安国注者1条，皇侃注被误为包咸注者1条。从这19条引旧注张冠李戴的失误看，《论语笔解》的成书过程绝不可能是后人得其稿本而别录之，因为如果是得其稿本而别录之的话，白纸黑字，谁也不可能出现此种失误。《论语笔解》92条中，韩愈李翱两人观点相同者不算，仅就明确称赞对方而言，韩赞李者有3条，李赞韩者有7条，韩赞李时有“如子之说”的话。许勃序云原本上有“翱曰”，可见李翱是执笔者。综合这些特征可知，韩愈和李翱共同讨论过《论语》，韩愈卒后，李翱依据记忆而写成《韩文公论语笔解》10卷，这是《论语笔解》成书问题最合理的解释，而不是馆臣所云“后人得其稿本，采注中所未载者，别录为二卷行之”。
题曰笔解，明非所自编也。
笔者按，替别人编文集或者记录别人言行而成书的事情，历代不乏其例，从未见有人将书名命为“笔解”的。以“笔解”为书名，《论语笔解》是载籍中仅见的一例。《论语笔解》之“笔”，同后来宋代沈括《梦溪笔谈》之“笔”、魏泰《东轩笔录》之“笔”的含义和用法是一样的，即“书写”的意思。许勃序云：“始，愈笔大义则示翱，翱从而交相明辨，非独韩制此书也。”许勃所云“笔大义”之“笔”正是对“笔解”之“笔”的解释。所谓“笔大义”，就是书写大义、写出大义。这是“笔”之含义最适当的解释。另外，“笔削”有“删改订正”的意思，如将“笔解”解释为“笔削而解”即删改订正后的解释或删改订正时的解释，也讲得通。但古人是否会将“笔削”省略为“笔”，恐怕值得探讨。无论如何，“笔解”都没有非自编则名为“笔解”的意思，不知馆臣的解释从何而来，有何依据。
其今本或有或无者，则由王存以前，世无刊本，传写或有异同。邵博所称“三月字作音”一条，王楙所见本亦无之，则诸本互异之明证矣。
笔者按，王楙《野客丛书》卷28“退之注《论语》”云：“近时钱塘汪充家有是本，王公存刋于会稽。《郡斋目》曰《韩文公论语笔解》，自《学而》至《尧曰》二十篇，文公与李翱指擿大义，以破孔氏之注。正所谓三义者。观此不可谓鲁论未讫注，后世罕传也。然观《闻见录》引‘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作音字’，今所行笔解无此语，往往亦多遗佚。”所谓“观此不可谓鲁论未讫注”者，就是说从《韩文公论语笔解》一书被王存刊刻、被晁公武著录的事实可以断定韩愈注论语是完成了的。王楙此说法显然是将《韩愈注论语》和《论语笔解》混为一谈。正是基于此种误解，王楙从自己所见王存刊本《韩文公论语笔解》无“三月作音字”一条而断定《论语笔解》内容有散佚，而没有想到“三月作音字”一条可能是《韩愈注论语》一书上的内容。邵博《闻见后录》卷4云“张籍祭退之诗：‘鲁论未讫注，手足今微茫’，是退之尝有《论语》传未成也。今世所传，如‘宰予昼寝以昼作画字’；‘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字’；‘浴乎沂以浴作沿字’。至为浅陋，程伊川皆取之，何耶？”从文法规则和行文语气看，邵博所云“今世所传”者，只能指韩愈《论语》传或者韩愈《论语》注，而不会指《论语笔解》。也就是说，依据邵博的说法，“三月作音字”一条正是见于《韩愈论语注》或《韩愈注论语》上的。王楙因误读或误记而出错，四库馆臣未深考而继错之。又，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文谠注《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为文谠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进呈，该书附录了《论语笔解》2卷，此文谠本《论语笔解》为今存《论语笔解》的最早版本，此本和通行的四库全书本《论语笔解》在字句上小有差异，内容全同。王存刊本无“三月作音字”一条，此二本《论语笔解》亦无此条。据笔者访书核实，今中国大陆所存
《论语笔解》的所有版本，只要不是节录本，其92条内容均同，仅在字句上小有差异，可见馆臣“诸本互异”的说法难以成立。至于晚唐李匡义《资暇集》卷上所云“问马”一条（即馆臣所云“庙焚”一条）不见于今本《论语笔解》，更容易得到解释，因为李匡义已经明言“况又非韩公所训”，而只是当时人认为是韩愈的解释。就算是韩愈的解释，也只能是《韩愈注论语》一书上的，因为从未见李匡义或哪个唐人提到过《论语笔解》。总而言之，关于《论语》，相传为韩愈解释者，有两条不见于《论语笔解》，一条是“问马”，一条是“三月作音字”，即使此二条真是韩愈的解释，那也见于《韩愈注论语》，不能由此得出《论语笔解》有散佚的结论。
王存本今未见，魏仲举刻韩文五百家注，以此书附末，今传本亦稀。
笔者按，“此书“指《论语笔解》2卷，而1200年魏仲举刊刻的《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所附录的《论语笔解》为10卷本，《四库总目》卷150的《提要》语即云“附《论语笔解》十卷”。馆臣应将卷数说明白，否则容易让人误解。又，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查阅了13种《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和3种《重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附录部分均无《论语笔解》10卷，应当是佚失了。
此本为明范钦从许勃本传刻，前载勃序，仍称“笔解论语一十卷”，疑字误也。
笔者按，首先，许勃缮校并作序的是10卷本，而四库本是2卷本，可见四库本绝非从许勃本传刻而来，馆臣因四库本卷首有许勃序而致误。慎重一点，只能从许勃序猜测四库本可能与许勃本有一定的因袭关系。事实正是如此。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文谠进呈的《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正集后有《遗文》3卷，文谠将许勃序《韩文公论语笔解》10卷本附录于《遗文》3卷之后2卷，即《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遗文》卷第2为《论语笔解上》、《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遗文》卷第3为《论语笔解下》。此时再用“韩文公论语笔解”的名字，显然与“昌黎先生遗文”的字眼因重复而累赘，故许勃将书名改为《论语笔解》；《韩文公论语笔解》全文不过12000余字，与《遗文》3卷每卷的篇幅不协调，故文谠将《韩文公论语笔解》的卷数由10卷改为2卷，即《论语笔解》卷上和卷下。同时，文谠将原《韩文公论语笔解》10卷之许勃序挪到《韩文公志》3卷卷第3之第8篇，还将《韩文公论语笔解》10卷许勃序后之《目录》删除。这或许是文谠觉得许勃本原《目录》太简单，即《论语》的20篇名分为10卷，每卷含《论语》两篇，所以他认为删除了无伤大雅。需要说明的是，文谠保持了原来10卷本的署名，即将10卷本每卷前双行并列署名“昌黎韩愈赵郡李翱”置于《论语笔》卷上、《论语笔解》卷下，也是双行排列。可见，范钦天一阁本不是从许勃序本而来，而是从文谠本而来。其次，由馆臣“仍称笔解论语一十卷，疑字误也”之言可见馆臣不知《论语笔解》有10卷本。崔富章先生《四库提要补正》辨证《论语笔解提要》时已经指出傅增湘曾亲见10卷本，馆臣误。《郡斋读书志校证》卷4孙猛校证语云：“十卷本似清初犹存，见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卷一之上。”10卷本书名作《新刊唐昌黎先生论语笔解》，系宋孝宗乾道（1165－1173）淳熙（1174－1189）间蜀刻本。此本不仅民国时傅增湘先生曾亲见过，而且至今犹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室藏有此10卷本之抄本，笔者手头有此10卷抄本之部分复印件。另外，馆臣云“此本为明范钦从许勃本传刻”，崔富章先生不同意此说，辨证时先说“《馆阁书目》云，秘书丞许勃为之序，今本乃王存序，云得于钱塘汪充，而无许序”，进而认为“范钦刻本虽载许勃序，实出自汪充、王存传本。”实际上，是崔先生误读了《直斋书录解题》卷3陈振孙的著录语。“今本乃王存序，云得于钱塘汪充，而无许序”是陈振孙的话，不是《馆阁书目》成书时馆臣的话，馆臣的话只是“秘书丞许勃为之序。”原因很简单，如果1178年《馆阁书目》成书时所据本为王存刻本的话，其上只有王存序而无许勃序，馆阁大臣著录时不可能一上来就说“秘书丞许勃为之序。”陈振孙说他家藏有王存刊本，有王存序，而《馆阁书目》所著录的《论语笔解》为许勃序，故陈振孙特别指出他家所藏无许勃序。
又赵希弁《读书附志》曰：“‘其间翱曰者，李习之也。’明旧本愈不著名，而翱所说则题名以别之。此本改称韩曰、李曰，亦非其旧矣。”
笔者按，赵希弁《读书附志》刊刻于宋理宗赵昀淳祐九年（1249），其上“其间翱曰者，李习之也”乃据北宋仁宗时许勃序“其间翱曰者，盖李习之同与切磨”而来，馆臣明知四库本《论语笔解》卷首有许勃序，但不直引许勃语而转引赵希弁语，舍近求远，显然是一时疏忽。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3期
“武林藏”之我见
李际宁
武林，即今日杭州。“武林藏”的资料，最早出现在《嘉兴藏?刻藏缘起》道开所撰《募刻大藏文》中。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本《募刻五台山大藏经会约》收录了道开这篇文章。道开说：“……太祖高皇帝既刻全藏于金陵，太宗文皇帝复镂善梓于北平，盖圣人弘法之愿惟期于普。故大藏行世之刻，不厌于再也。后浙之武林仰承风德，更造方册。历岁即久，其刻遂湮。”这是关于“武林藏”最早最原始的论述，也是传统判断“武林藏”的基本依据。
但是，道开的论述太过简略，有点语焉未详。同时由于长时间以来缺乏实物证据，致使“武林藏”的研究难以深入，并产生了一些误解，比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武林藏”条。前不久笔者在调查整理北京图书馆藏《碛砂藏》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一些新资料，也许有助于对“武林藏”问题的探讨。
北京图书馆这部《碛砂藏》，原藏柏林寺。1966年红卫兵打破柏林寺大殿佛像，在其中发现许多佛经。当时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工作人员丁瑜、王玉良等先生怀疑是《碛砂藏》，便装了十几个木箱，抢救保护了起来。此后，这批佛经一直存放在北图善本库中。1992年方广锠先生组织人员，依《磧砂藏》目录对其进行了初步整理，清理出两千数百册。1994一一1995年间，笔者在对其进行了初步整理后，发现这批佛经藏本属于《磧砂藏》。尽管不完整，但其基本框架结构还是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我们知道，《碛砂藏》是南宋间在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刊雕的一部藏经。到宝祐六年，碛砂延圣院发生大火，雕刻经版的事业被迫暂停。咸淳初，寺院刚刚稍有恢复，又遇元灭南宋。朝代更替，刊经之事停顿。大德元年以后，在松江府僧录管主八的主持下，继续雕造《碛砂藏》未及刊完的部分，并续补秘密经入藏。《碛砂藏》及碛砂延圣院的情况，叶恭绰在其《碛砂延圣院小志》中已有详细记载。经过有元一代数十年使用和刷印，至明代初年，《碛砂藏》版片多有损坏与残缺，请印者不堪其用，往往以其它藏本配补人藏以求其完整，如陕西图书馆藏原开元寺卧龙寺本、普林斯教藏原北京大悲寺本，都有用其他版本补配入藏的现象。
北京图书馆藏这部《碛砂藏》是明代永乐年间补刊本。补刊者为杭州西湖南山系高丽惠因讲寺僧人鲍善恢。
如补刊本《大般若经》卷第五百二十八卷有题记：
“……善恢宿生庆幸，忝遇佛乘司殿职于万善戒坛，惟渐惟愧；募正知于一真实地，诚恐诚惶。尝睹本寺藏经函内少欠数多，遂往碛砂、妙严二刹补印藏典，全其品章。因见彼寺经版年深岁久，朽烂缺欠者多，发心备版，化慕众缘，命工刊补完就，使大教流通，令正法而久住。……永乐九年辛卯孟春吉日杭州仙林万善戒坛知殿净人鲍善恢谨识……”
《佛说法乘义决定经》卷中题记：
“杭州府西湖南山高丽惠因华严讲寺沙弥善恢、致圆，尝往苏州府城东碛砂延圣寺印补大藏尊经，遇见经板中间多有损坏缺少，印去者不能全藏。发心化募十方施主，命工刊补完成。……大明永乐十年岁在壬辰菊月重九日住山比丘真境谨题。”
有关的题记还有多条，在此不一一列举。这两条题记已经清楚地说明了鲍善恢补刊《碛砂藏》的缘起及其经过。
杭州西湖南山惠因讲寺的历史，据明吴之鲸撰《武林梵志》卷二记载，“后唐天成二年吴越王建，宋元丰八年高丽国王子僧统义天入贡，因请净源法师学贤首教。元祐二年，以金书晋译《华严经》三百部入寺，施金建华严大阁藏塔以崇之。”……“元祐四年，高丽沈王奉诏进香，幡经于此。至正末毁，国初重葺，俗称高丽寺，中有转轮藏。”元末明初，杭州一带寺院庙产受到很大破坏，寺中所藏藏经多有不全。宗教事业需要重振，而寺院和百姓的生活还不够富
裕，以民间之力重修大藏，几乎没有可能。这种情况之下，修配补刊宋元已有的佛教大藏经以充急需，是最简便可行的方法。正是这种局面，才促使鲍善恢刷印并补刊了《碛砂藏》。鲍善恢补刊的经版，一般字体较软，字型与《碛砂藏》的略显竖方形者不同，呈微微扁阔形。
这部补刊的《碳砂藏》有这祥几个特点：(1)、除去管主八续补的秘密经，其余部分，基本每册卷首都有扉画。扉画的种类及风格，与《影印宋碛砂藏经》内所收者完全相同。（2)、卷尾的牌记与韦陀像有两种形式。每种牌记与韦陀像，都是相互对应的：第一种，韦陀像略小，风格清秀，脚踏云气；与之对应的是碑座式牌记。另一种韦陀形象略大，风格粗旷，版框左边下角刊有“永乐二十年六月”字样；与之对应的牌记，为莲化座荷叶顶，牌框外又有一长方形条牌，亦下托莲花，上覆荷叶，书“杭州在城大街众安桥北杨家印行。”
这就是明代永乐年间鲍善恢补刊的《碛砂藏》，补刊的地点在杭州。自元代以来就在众安桥北开设印经坊的杨家，在鲍善恢补刊这部藏经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比如，在这部明补《碛砂藏》中，除了有我们常见的署名“杨德春”、“杭州众安桥北杨家印行”的扉画以外，还有署名“杨信真施财重刊”、“杨茂芳刊”的仿“杨德春”所刊的明代补刊版扉画。
笔者在整理过程中还发现，在这部明代补刊版《大般若经》卷第四百六十中的一条愿文，与“武林藏”辞条的叙述相同。该册《大般若经》的装祯形式，与《碛砂藏》其余各册的形式完全相同，为经折装。卷首经题下刊千字文“出十”，第三版、第四版、第十一版为明代补版，字体略为宽大而软；在这三版的第一至第二半叶版缝中刊有“姚仁三喜施刊此版”、“姚彦实喜施刊此版”等助刊经记。第一版的第一至第二个半叶间，雕“德荣刊”。本卷除补刊的三版外，其余之处与《影印宋碛砂藏经》的《大般若经》本卷相同，是同一个版本。卷尾有牌记和韦陀像。施经愿文就印在卷尾牌记内，文字是后戳上去的。全文如下：
“佛道以慈悲为本，利济为心，凡有皈依，无不如意。／大明国北京在城居住奉佛信士王真同室周氏／妙圆家眷等，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福安寺永远／传供。仰惟天地盖载、父母恩深，无由达报。愿慈／父王道真、毋杨氏妙娟超升善果，小报四恩，下资／三有，家门清净，吉详如意。宣德乙酉岁吉月日／。”
图版二十七北京居民王真施舍《碛砂藏》牌记
这条愿文也是6行112字，发愿施印人也是北京居民王真一家，施经请供的时间也同样是宣德乙酉岁，即1429年。这些特点与“武林藏”辞条中所介绍的情况完全一致。
那么，这位北京居民王真施印的这部“大藏尊经”是何种版本呢？判断版本的一个重要办法是看它的刻工，北京图书馆这一卷《大般若经》的刻工是“德荣”。德荣，姓叶，在其他一些经卷中有时就直接刊为“叶德荣”。他的名
字在《影印宋碛砂藏经》中的《大般若经》本卷首题下同样可以看到。叶恭绰《碛砂延圣院小志》的刻工表中载有其名。可见，北图这一册的版本，与影印《碛砂藏》本是相同的，我们现在只要确定影印本该册的版本，那么北图这一册的版本也就可以确定了，同时也就可以判定这部经是否为“武林藏”了。
图版二十八叶德荣刊碛砂藏版《大般若经》
这个间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证实：第一，通过影印本限定北图本这一册大致的版本范围；第二，进一步明确其藏经版本。
关于第一点，首先需要明确影印本中没有其他藏经版本窜入。我们知道，《影印宋碛砂藏经》的底本是由陕西西安开元寺、卧龙寺原藏《碛砂藏》（以下简称“陕本”。）本拼合起来的，其余残缺部分由《普宁藏》、《永乐南藏》、《资福藏》、《建阳报恩寺万寿堂本》等版本配补。补配的情况，见于《影印宋碛砂藏经补页表》。在《补页表》中，没有《大般若经》卷四百六十的补刊记录，也就是说，影印本中叶德荣所刊《大般若经》卷四百六十是“陕本”原来就有的，不是影印时补入的配补本。这就排除了由其他藏经本窜入的可能，排除了《补页表》因错漏而至误的可能。其次，本
册《大般若经》卷四百六十的版式风格与其他各册相同，由此也就证实此册并非他本窜入。《碛砂藏》虽然与《崇宁藏》、《毗卢藏》、《思溪藏》等同属于南方系统大藏，与其他大藏比较虽有相同的版式，但其刊雕风格比较鲜明，一眼即可区分开来。将“叶德荣”所刊经版的风格与《碛砂藏》其他卷册，尤其是《大般若经》的多数相比勘，其风格非常相近。通过这两条，可以证明北图本与影印本版本相同，即北图本是宋元版。
这样，实际上大体已经可以证明叶德荣是宋元时代的刻工。既然如此，叶德荣就不可能是所谓明代“武林藏”的刻工，他所刊雕的藏本，也就不是武林藏。也就是说，宣德乙酉年北京居民王真一家印造的“大藏尊经”，不是明刊本“武林藏”。
那么，王真请供的是什么藏本呢？这需要从另一方面看，即需要进一步明确叶德荣刊雕的藏经是什么版本。“陕本”《碛砂藏》是由开元寺、卧龙寺本组成的。这部《碛砂藏》经首之《大般若经》的主体不是宋刻《碛砂藏》版，而是元代妙严寺版。现存整套的宋刊原版《碛砂藏》的《大般若经》极为罕见，据笔者掌握的资料，仅知有两套：一套在日本奈良西大寺，保存基本完整；一套在北京图书馆，配补在《资福藏》中。杨守敬自日本购回的《资福藏》，其中《大般若经》部分，除有一部分残缺和抄配以外，其余部分几平全部是宋刻《碛砂藏经》原版。这两套《大般若经》的卷第四百六十，风格完全一致，是相同版本。可惜北图本卷尾为补抄。奈良西大寺本与北图本在卷端都刊有刻工名：“傅方”，而非叶德荣。也就是说，叶德荣非宋代刻工，而是元代刻工。他刊雕的藏经是著名的元代妙严寺本藏经。
那么，王真施印的是妙严寺本藏经吗？不是。妙严寺本藏经属于小部藏，与《碛砂藏》同刊于苏州，《碛砂藏》又是其校本之一，二者有很深的关系。妙严寺本单行的情况尚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但在发现《碛砂藏》时它已经就配在其中了。妙严寺本是何时补配进《碛砂藏》的，学术界尚不清楚，但至晚在明代，它已经作为《碛砂藏》的一部分，用于配补《碛砂藏》，被人们请印供奉，如类似上面引用的鲍善恢题记和王真的供奉题记。因此，它与《碛砂藏》的这种特殊的关系，请印者是将其与《碛砂藏》作为一部藏经请印的。这一点从“陕本”、北图本及普林斯敦本中都不难得到证实。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北京居民王真一家在明代宣德乙酉年（宣德四年，1429年）施印的这部“大藏尊经”，就是著名的《碛砂藏》。“武林藏”辞条的结论有误。
最后，顺便说一下“武林藏”辞条内所提到的补刊本《大宝积经》卷一百一的问题。
关于《大宝积经》卷一百一牌记问题，如上说。在此谨就补刊版中缝施经人题记问题略加阐述。笔者认为应该区分两层意思、或者说区分两个关系来谈：其一，本卷系补刊本，原版本为何？其二，众多“杭州施主”补刊的是什么藏经？如果说这些“杭州施主”与上述“杭州在城杨家”同时，都是明代杭州府人氏，又都共同施助了同一部藏经，那末，岂不就意味着“武林藏”是补刊本？而我们都知道，道开所说的“武林藏”是“造方册”藏，突出的是一个“造”之意，而非补刊。这里，二者差距之大，完全没有等同的可能。
笔者发现，北图本的《大宝积经》卷一百一，与“武林藏”辞条中的描述颇为相似，也是补刊本，在补刊版的中缝间有施主题记，绝大部分题为“杭州施主”。补版的字体也“较为潦草”，与原版有明显的差异。该卷首有《碛砂藏》扉画，尾题下刊有千字文号“文”，并刊刻工名“项文”。“项文”，叶恭绰《碛砂延圣院小志》的刻工表中有记录。可知此本的原版本为《碛砂藏》。唯有不同者是，北图本在全卷十八版中，有十二处补版，而“武林藏”辞条的描述是八个补版。这或许是原本残破严重而至误？也未可否。不过，这并不影响有关所谓“武林藏”其实就是《碛砂藏》的结论。
图版二十九国图收藏碛砂藏《大宝积经》卷一百一卷首
图版三十国图收藏碛砂藏《大宝积经》卷一百一卷尾
“武林藏”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应该回到道开所说的“定义”上，即首先是方册本，其次是在杭州雕造。这两个基本特点恐怕还不能否定。
就大藏经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特别是涉及到《碛砂藏》，问题尤其复杂。如吕澂先生所说：“在宋元各种大藏经刻版中再没有象碛砂藏版这样关系复杂的了。”这是因为它与多种藏经有着复杂的关系。另外，大藏经这个课题，往往不仅需要以实物资料来印证，还需要用多种版本比勘。有时因为受到条件的限制，受到资料的限制，出现一些错误，这是允许的，不应苛求。上述有关间题，正是很好的例子。由此也说明，有关大藏经的深人研究，有赖于更多材料的发现和补充。
注释
①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第15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②有关这部《碛砂藏》的详细情况，在此不做细谈，详见另文。
③见《影印宋碛砂藏经》首册之二。
④北京图书馆藏《资福藏》中有宋刻《碛砂藏》一事，胡适先生曾注意到，但他有些误解。他在论及《影印宋碛砂藏经》补页的错误时说：“但当年工作的人不多，时间也很匆迫，所以版别一栏颇有因依原记录而至误的。例如松坡图书馆所借思溪各卷，原是杨守敬在日本收买来的书，日本人在那时代并没有注意碛砂藏经，所以杨先生也不知道有碛砂藏，故他认作思溪藏。其实松坡图书馆所藏的杨惺吾之思溪差不多全是碛砂藏的零本。”（胡适，《记美国普林斯敦大学的葛思德东方书库藏的碛砂藏经原本》)；见张曼涛主编《大藏经研究汇编》（上），第283页，台北，1978年6月初版。按北京图书馆藏《思溪藏》中，并非“差不多全是碛砂藏的零本”，只有（大般若经》是碛砂宋版。
⑤吕澂，《碛砂版藏经》，《吕澂佛学论著选集》（三），第1469页，齐鲁书社出版，1991年7月第1版。
原载《佛学研究》第四期，1995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佛学研究》年刊编辑部主办。本次出版，个别文字和标点符号有调整。
近年出土文献与中国文明的早期发展
李学勤
“出土文献”这个词，最近十几年在学术界逐渐通行，其特点是与“传世文献”相对举。“传世文献”是指从古时传抄递印下来的文献，一般来说就是各种古籍，而“出土文献”指的是通过地下发掘得到的文献，属于考古文物的范围。“出土文献”如就广义来讲，时代跨度可以很长，甚至下及明清，但习惯上多偏重秦以前（或稍延到汉初）以古文字书写的材料，本文所论即采用这种狭义的解释。
出土文献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段落
中国学者历来对出土文献非常重视，但能对有关研究做出理论性探讨的，应首推王国维先生。大家知道，王国维1925年秋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他所谓“纸上之材料”，即传世文献，“地下之材料”固然可包括各种考古文物，然而从他讲课中说“地下之材料仅有二种：（一）甲骨文字，（二）金文”，这些实际就是出土文献。通过以出土文献来印证补正传世文献，开辟研究中国古史的新途径，乃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真谛。
当然，在王国维的时代，出土文献的种类和数量都还有限，特别是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田野工作可以说尚未开始。这种工作能够大规模铺开，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出土文献大量发现，其繁多丰富，远出前人所能预想，这也就使遵循“二重证据法”研究中国古史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我们要讨论的中国古史，不是漫无边际地从中国这块大地上人类的出现讲起，而主要是指中国文明由萌芽形成到其早期发展的历史。传统上一般认为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以司马迁《史记》等传世文献关于炎帝、黄帝的记载为依据的。现在看来，自炎黄以下，不妨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段落：
第一个段落是炎黄到尧舜，即所谓“五帝时代”。大家公认，这属于传说时期，然而如王国维所言，“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
第二个段落是夏朝到西周，这属于近年学者讲的原史时期。其间又可以商代盘庚迁殷划一界线，其后由于有甲骨文、金文，我们运用“二重证据法”的机会更多。
最后的段落是东周到秦的统一，由于存在大量传世文献，已属于严格意义的历史时期，但出土文献的意义仍然不可低估。
出土文献三大段落在中国文明的历史中的作用
王国维在1925年时曾称他那时为“发现时代”，今天我们所处的更可称为“大发现的时代”。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一定会在新世纪里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使我们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识不断深入和更新。
下面，我们就试举一些例子，说明出土文献对于研究上述三大段落中国文明的历史会起怎样的作用。
1973年冬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中的《黄帝书》，有学者认为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黄帝四经》，是战国时黄志之学的经典性文献。篇中说：“昔者黄宗（即黄帝），质始好信，作自为象，方四面，傅一心，……践位履参，是以能为天下宗。吾受命于天，定位于地，成名于人，唯余一人，□乃配天，乃立王、三公；立国，置君、三卿。”这是说黄帝时始称王，同时设立诸侯，与《史记·五帝本纪》有关记载相合，都表明传说中黄帝的时代是文明的初现，称黄帝为“人文初祖”是适当的。
炎黄的传说也见于传世文献《逸周书》的《嘗麦篇》，近期的研究证明该篇文句多近于西周较早的金文。篇中记有炎帝、黄帝以及蚩尤的事迹，可是这些传说的古远。其以黄帝刑杀蚩尤论证法律的起源，也可见当时人认为黄帝时已有国家制度。
相对于黄帝来说，有关尧舜的文献神话色彩要淡薄得多。上海博物馆1994年入藏的战国楚简《容成氏》和《子羔》两篇，都强调舜出身民间，没有什么感应神迹；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竹简《穷达以时》，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的战国竹简《保训》，对舜的描述也是如此。《古史新证》批评疑古派学者，主张尧舜是实有人物，可能是有道理的。
王国维、郭沫若论述夏禹，只能引用春秋时的秦公簋和齐侯、钟。2002年出现了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遂）公盨，改变了这种局面。这件盨有98字的铭文，开头说：“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与《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及《禹贡序》“禹别九州，隋山浚川”惊人地相合，提供了大禹治水传说在出土材料中的最早例证。
在殷墟甲骨文的研究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基本真实可信之后，许多人都期待同书《夏本纪》的
夏王世系也能以类似方法证实。殷墟甲骨乃是商王室遗物，占卜的是当时大事，自然很难涉及被商朝取代的夏朝人物。实际上夏朝的史影，在甲骨文中还是存在的。
例如在甲骨文祭祀卜辞里，祖先总是或以上甲为首，或以大乙（汤）为首，同时伊尹的地位也极重要，这显然是因为大乙是代夏的第一位先王。如果没有夏朝和伐桀之事，这种现象怎样解释呢？至于上甲以及上甲的父亲王亥，为汤的六世、七世祖先，实际就是生活在夏朝的人物。
上面已经说过，殷墟甲骨文主要是反映商朝后期，即迁殷以后的历史文化面貌，而且多数卜辞是以商王为主体的。近年研究指出，殷墟甲骨里也有若干不是以商王为主体的所谓非王卜辞，以1991年花园庄东地H3所出内容最为丰富，拓宽了对当时历史状况探索的眼界。
殷墟甲骨分期的深入研究已经证明，已发现的约13万片有字甲骨，几乎没有可以确定是早于商王武丁的，并且属于武丁早年的卜辞带有种种粗糙原始的特点。因此，想在更早的商朝遗址中发现内容丰富的甲骨文，恐怕是不大可能的。1953年在郑州二里冈找到的一片早于殷墟的刻字肋骨，字数寥寥，也表明这一点。
商朝末年开始有文字较多的青铜器铭文，即金文，但字数最多的，如日本白鹤美术馆所藏卣，也不过49个字。然而周朝一开始，金文便呈现显著加长的趋势，例如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塬出土的何尊，作于周成王五年，铭文即有122个字。尽管近年发现了若干珍贵的西周甲骨文，对研究西周所起作用最大的，还是金文。
1995年开始实施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了推断西周共和以上年代，制订了“西周金文历谱”。这份历谱的特点，是强调以青铜器的考古学类型学研究作其基础。通过历谱，可以把大量金文材料排比系联起来，结果发现，西周历史上有四个时期，能够确定的金文较多：
第一个是周朝初年，武王死后三监叛乱，周公摄政的时期。这段时间的金文，许多可与传世文献联系对照，如《尚书大传》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有记伐纣子武庚的大保簋；“二年克殷”，有记周公夷平殷都的何簋；“三年践奄”，有记伐盖（奄）的禽簋和冈刦尊、卣;“四年建侯卫”，有记封卫国的簋；“五年营成周”，有上文提到的记建成周的何尊，等等，不能缕述。
第二个是周昭王晚年。古本《竹书纪年》及《吕氏春秋》、《水经注》等书记载了昭王十六年伐楚，至十九年南巡，死于汉水的史事，有令簋、令尊与令方彝、中方鼎、中甗、中觯，以及近年出现的静方鼎、甗，等等，很多青铜器，足以证实这一段令人惊异的历史。
第三个是西周中期的周恭王之世。能够排在恭王时的青铜器特别多，人物互相系联，历日彼此调谐，是其他时期少有的。
最后是西周晚期的周厉王、宣王时期。这个时期有关的传世文献较多，特别是《诗》，有不少重要诗篇，可与虢季子白盤、兮甲盘等等金文一一对照。总的说来，厉王史事更多依靠金文，宣王史事则更便于运用“二重证据法”来研究。
商朝后期到西周，甲骨文、金文这些出土文献，与传世书籍结合考察的结果，是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当时中国已经处于早期文明的发达阶段，过去有些学者对之估计过低，是不够准确的。等到进入东周（包括春秋、战国），文明的发展于是走向高峰。春秋时的出土文献，仍以各国金文为主，战国时这方面最重要的发现，则是竹简和帛书。
竹简（在没有竹子的地方是木简）和帛书是我国纸的发明和普遍应用以前的书写载体。由甲骨文知道，至少在商
朝已经大量使用简了。至于丝织品的帛书，最早使用的证据是在春秋晚期。
战国简帛大致可分为书籍和文书两大类，而书籍对古代文明历史的研究更加重要。这种战国时期原本书籍最早为现代学者所见，是1942年发现的长沙子弹库帛书，但由于那时楚文字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其内容很长时间未能得到解读。50年代以后，陆续有楚国竹简出土，同时楚文字释读的水平也逐步提高。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墓发现的竹简和1994年上海博物馆入藏的竹简，主要是儒、道两家的著作，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有关研究已经使孔孟之间或老庄之间的学术史得到改写，其影响至为深远。
2008年7月，清华大学经校友捐赠入藏一批战国竹简，计2388枚，内容主要是经史一类的书籍。经过初步观察，发现有多篇《尚书》，有的见于传世本而文句颇多不同，有的曾为传世文献引用但久已佚失，还有些是秦汉以来从未有人知道的。又发现有一种编年体史书，很有些像《纪年》，所记史事自周初直至战国早期，对传世文献有很重大的修正和补充。此外的珍异内涵还有不少，有待深入探讨。
王国维在1925年时曾称他那时为“发现时代”，今天我们所处的更可称为“大发现的时代”。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一定会在新世纪里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使我们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识不断深入和更新。
原载：《光明日报》2009-11-05
《清异录》版本源流考
邓瑞全李开升
内容提要《清异录》最早完成于五代末至北宋初，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笔记，保存了中国文化史和社会史方面的很多重要史料，书中一半以上的条目分别被《辞源》和《汉语大词典》采录，其价值可见一斑。该书宋本已经不存，而传世各种版本甚多，内容文字差别颇大。现在的通行本是在元代孙道明的映雪斋残抄本和明代《说郛》抄本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梳理《清异录》版本源流，对认识其原貌以及进一步研究《清异录》，都有很大帮助。本文在考察现存主要版本的基础上，大致理清了《清异录》的版本源流，并对各本的特点、优劣作了初步分析。
关键词《清异录》；版本源流
一. 陶穀和《清异录》
《清异录》2卷，北宋陶穀（903-970）撰。陶穀字秀实，邠州新平（今陕西彬县）人。本姓唐，因避后晋高祖讳而改姓陶。陶穀以善文章起家，任后晋著作郎、中书舍人，仕周为翰林学士、兵部侍郎加翰林承旨、吏部侍郎，至宋转礼部尚书，依旧任翰林承旨，后累加刑、户二部尚书，卒赠右仆射。后世因多称之为陶内翰、陶尚书。陶穀以文章闻名于世，博学多识，无书不观，善书画，并精通礼制，擅长历象之学。但为人多忌好名，常非毁他人，为时人所薄。
《清异录》是一部笔记，它借鉴类书的形式，分为天文、地理、君道、官志、人事、女行、君子、么麽、释族、仙宗、草、木、花、果、蔬、药、禽、兽、虫、鱼、肢体、作用、居室、衣服、粧饰、陈设、器具、文用、武器、酒浆、茗荈、馔羞、薰燎、丧葬、鬼、神、妖，共37门，每门若干条，共661条。此书多记唐、五代时人称呼当时人、事、物的新奇名称，每一名称列为一条，而于其下记此名称之来历。这些名称大多新颖奇特，许多还含有戏谑的意味。本书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典故、词语方面。此书所记的新奇名称因后代词人墨客的引用而成为典故，有些成为了汉语词汇的一部分。如《人事门·手民》：“木匠总号运斤之艺，又曰‘手民’、‘手货’。”今天称雕版工人为“手民”即由此而来。据统计，《辞源》据《清异录》立目引文，或仅引作书证的，约占《清异录》全书条目的三分之一。《汉语大词典》所引则高达二分之一。其次是本书保留了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大量材料，其中尤以饮食、烹饪方面的材料为丰富，约占全书条目的三分之一。比如茗荈门的内容，在明代就已引起人们的重视，被单独抽出收入专科丛书《茶书前集》。1985年，李益民等将本书果、蔬、禽、兽、鱼、酒浆、茗荈、馔羞等八门点校注释，作为《中国烹饪古籍丛刊》之一出版。这都说明了本书在饮食、烹饪史方面的价值。本书在记载名物服饰、科技工艺、民俗民情等方面的价值可
参阅前引张子才《陶穀的〈清异录〉》一文。
二. 现存版本叙录
本文主要在考察《清异录》现存版本的基础上，考证某些散佚版本的情况，从而梳理《清异录》的版本源流。下文论述的11种版本（点校本不计）涵盖了现存的主要版本。各本叙录内容主要包括该本的著录情况、基本面貌、版本特点以及部分善本在藏书家中的流传情况，个别版本有相关的考证。
1.《说郛》（百卷抄本）1卷本
（1）明钮氏世学楼抄本《说郛》本
《清异录》在此本《说郛》卷61，不分卷。卷首“清异录”下题小字“二卷宋陶穀撰号金銮否人”。此本抄写较工整，但脱文较多，其抄脱文字多于张宗祥校本。但此本也有张氏校本所不及的优点。如么麽门“虫使”、“腹兵”列为两条，与今传绝大多数本子相同，是正确的。而张氏校本误将两条合为一条。此本今藏国家图书馆。
（2）阮氏文选楼旧藏明抄本《说郛》本
《清异录》在此本《说郛》卷61，不分卷。卷首“清异录”下题小字“二卷宋陶穀号金銮否人”。此本多有校改之处，页眉有校语。未知何人所校。据校语特点可知，校者所据乃重编120卷本《说郛》本《清异录》。此本今藏国家图书馆。
（3）涵芬楼旧藏明抄本《说郛》本
《清异录》在此本《说郛》卷61，不分卷。卷首“清异录”下题小字“二卷”。此本抄写甚为潦草，错字甚多，且多将前条之尾抄作后条之首，几不可读。此本即张宗祥校本所据六部明抄本之一。今藏国家图书馆。
2.《说郛》（涵芬楼排印百卷本）1卷本
《清异录》在此本《说郛》卷61。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此本《说郛》系张宗祥先生据原北平图书馆藏隆庆、万历间残抄本、傅氏双鉴楼藏明抄本三种（弘农杨氏本、弘治十八年抄本、吴宽丛书堂抄本）、涵芬楼藏明残抄本、瑞安孙氏玉海楼藏明残抄本等六种明抄本校理而成。张氏此本校正了书中大量讹字，比通行的菉竹堂本系统的本子少了许多讹误。但此本自陈设门以下较菉竹堂本缺文甚多。以缺文最严重的几门为例：器具门缺文28处，计308字；文用门25处，281字；武器门9处，70字；茗荈门12处，135字，四门缺文总计达794字。缺文数量如此之大，当为《说郛》编者收录《清异录》时的有意删削。
3.菉竹堂刊2卷本
（1）铁琴铜剑楼旧藏明叶氏菉竹堂刊本
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17著录。此本2卷，2册，半页10行，行18字，白口，四周单边。卷首有俞允文序、王凤洲来翰及叶恭焕序。有“古里瞿氏记”、“铁琴铜剑楼”、“范潜和印”等印记。卷前页题“乾隆乙未季冬得。武□记”。卷2末题“隆庆六年壬申叶氏菉竹堂绣梓印行”。此本卷2第23页脱去。今藏国家图书馆。
按，此本俞允文序云：“叶伯寅氏有元时孙道明抄写宋陶穀《清异录》六卷，凡十五门，二百三十事，遗缺过半。后复得抄本，不第卷次，凡三十七门，六百四十八事。比道明本为备，而文独简略，讹谬亦多。然道明本虽遗缺，殆为穀书。而简略者，则《说郛》所载陶宗仪删定本也。今参校勘正十有二三，而疑误难正者并复存之。”由此可知，菉竹堂本《清异录》所依据的主要是两个本子，不分卷的《说郛》抄本和孙道明抄6卷残本。《说郛》抄本37门，648条，条数大体完备，但每条内容有删削，很简略。这个《说郛》抄本与前面三种明抄本《说郛》本应该同出一源。孙氏抄残本只有15门，230条，条数不到全书一半，但每条内容比较完备，这一点正是孙氏抄残本胜过各个明抄《说郛》本的地方。菉竹堂本正是因为吸收了孙氏抄残本的这个优点，才得以胜过各种明抄《说郛》本。
关于孙氏抄残本的卷数问题，因为涉及《清异录》是否存在6卷本的问题，因此有必要略加讨论。孙氏抄残本的卷数各家著录颇有差异：
钱曾《述古堂书目》（《丛书集成初编》收《粤雅堂丛书》本）卷3小说家：“陶穀《清异录》十卷，补遗一卷抄。”
汪氏旧藏抄本《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无“补遗一卷”。
《也是园书目》卷5小说类：“陶穀《清异录》四卷，补遗两卷。”
丁瑜点校本《读书敏求记》卷3杂家：“陶穀《清异录》四卷，补遗二卷。至正二十五年，华亭孙道明借果育斋本手录。二十六年又得清常静斋藏本仇校，正讹易舛，不下三四百字，复补足丧葬、鬼、神、妖四类，及天类一则、鱼类三则，始为全书矣。”
海山仙馆本《读书敏求记》同。
延古堂本、沈氏重刻本、管廷芬校本《读书敏求记》均作“补遗一卷”。
王国维编《传书堂书目》卷3：“《清异录》四卷，明抄，四册。”
王国维编《传书堂藏书志》：“《清异录》四卷，补一卷，宋陶穀撰，明钞本，孙道明跋，至正二十五年，又二十六年。前四卷自‘妆饰’至‘薰燎’共九门，孙明叔所传果育斋本，又从常清静斋藏补‘丧葬’、‘鬼’、‘神’、‘妖’四类及天类一则、鱼类三则，始为全书。然实乃此录下卷也。天一阁藏书。”
按，综合以上两家藏书的5种书目（共10个版本）可知，《述古堂书目》著录的“十卷”应是“四卷”之讹，而各本著录主要差异在补遗的卷数：或无补遗、或作“补遗一卷”、或作“补遗二卷”。
因孙氏抄残本已佚（或笔者未考见），故各家歧异颇不易断。幸而有王国维的《传书堂藏书志》可资参考。据此目可知，传书堂藏本孙氏抄残本的卷次是妆饰、陈设、器具三门为卷1，文用、武器两门为卷2，酒浆、茗荈两门为卷3，馔羞、薰燎两门为卷4，丧葬、鬼、神、妖四门为补遗1卷，所补天类1条、鱼类3条附在最后。各类相加，恰为15门，共239条，与菉竹堂本俞允文《序》所云“凡十五门，二百三十事（条）”相合，据此可知传书堂藏本孙氏抄残本就是菉竹堂本所依据的孙氏抄残本（或其抄本）。那么菉竹堂本俞允文《序》所云“叶伯寅氏有元时孙道明抄写宋陶穀《清异录》六卷”，其“六卷”应该是正文4卷，补遗2卷，即《传书堂藏书志》所载葬、鬼、神、妖四门为补遗1卷，天类1条、鱼类3条为1卷。因为补遗部分内容较少（所补“丧葬”、“鬼”、“神”、“妖”等四门共仅13条，加上天类1条、鱼类3条也不过17条），故有时著录，有时不著录。而著录时，对于所补的天类一条、鱼类三条，有时另记为一卷，有时不记。这样各本著录补遗卷数的差异也就可以理解了。
据此可知，菉竹堂本俞允文《序》所云“孙道明抄写宋陶穀《清异录》六卷”，是指正文4卷加补遗2卷而言，并不是说《清异录》全书为6卷。有人却误读此《序》，以为《清异录》原书为六卷。如清汪諴《振绮堂书目》卷3杂记类书云“《清异录》二册，二卷，原书六卷”，清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小说类云“《清异录》六卷”即是。影响更大的是，1927年上海涵芬楼排印张宗祥校订《说郛》本《清异录》下题小字云“六卷”。张氏校订《说郛》依据的是明抄本。但今查涵芬楼旧藏明抄本《说郛》本、明钮氏世学楼抄本《说郛》本、阮氏文选楼旧藏《说郛》本《清异录》下题小字均曰“二卷”。而且《说郛》编者陶宗仪在其《南村辍耕录》卷16“药谱”一条云“《清异录》二卷，乃宋陶翰林穀所撰”。则不知张氏何所据而云然。这一点也引起了后来学者的疑惑。台湾学者昌彼得先生著《说郛考》，在考《清异录》时先说“此（涵芬楼排印《说郛》本）作六卷，系传写之讹”，接着引用了菉竹堂本俞允文《序》后又说“是元时其书有分六卷者”，前后歧异，就是因为误读了俞允文《序》。
（2）陶氏涉园旧藏明叶氏菉竹堂刊本
此本4册。无俞允文序、王凤洲来翰及叶恭焕序。卷2最末两页脱去，配补。卷首有“胡銕槑（引者按，即‘铁梅’）家藏书”、“阳湖陶氏涉园所有书籍之记”、“四明张氏约园藏书之印”等印记。此本先为胡铁梅所得，后流入陶湘涉园。陶氏涉园书散出时，为张寿镛购得，张氏约园之书后由其子女捐北京图书馆。今藏国家图书馆。
（3）朱氏结一庐旧藏叶氏菉竹堂刊本
朱学勤《结一庐书目》旧版、邵懿辰、邵章《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14、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9、王重民《中国善本书目提要》杂家类杂考均著录。此本4册。卷首有俞允文序、王凤洲来翰，无叶恭焕序。此本末页（卷2第74页）脱去后半页。卷内有“结一庐藏书印”、“复庐赘婣沪上所得”、“南陵徐乃昌校勘经籍记”、“积余秘笈识者宝之”、“乃昌校读”等印记，则此书先归朱学勤结一庐，后为徐乃昌积学斋所得。今藏国家图书馆。
4.明陶元柱脩群馆刊2卷本
此本当据菉竹堂本重刻。杜信孚纂辑《明代版刻综录》著录此本，云“明万历陶元柱脩群馆刊”。此本分上下两卷，半页10行、行20字，四周单边。无序跋。卷上首题“明松陵陶元柱校”、末题“元柱校于白门客舍”，卷下末题
“元柱校于脩群馆中”。卷内有“春草闲房”、“曾居无悔斋中”、“红豆书屋”、“池北书库收藏”、“无悔斋藏”、“惠栋之印”、“定宇”、“无悔斋校书记”等印记，则此书先归金俊明春草闲房，后分别为王士禛池北书库、惠栋红豆书屋、赵元方无悔斋所收藏，赵氏书多捐北京图书馆。今藏国家图书馆。
5.《宝颜堂秘笈》4卷本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15、张之洞《书目答问》卷3、邵懿辰、邵章《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14、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第2册卷11上均著录。明末陈继儒（1568-1649）辑丛书《宝颜堂秘笈》，收《清异录》于此丛书《汇秘笈》部分中。此本当据菉竹堂本重刻，唯分为4卷，不同于菉竹堂本2卷。此本半页9行、行19字，四周单边。卷首有俞允文序、王凤洲来翰，无叶恭焕序。《宝颜堂秘笈》有明绣水沈氏刻本、清初重修本、1922年上海文明书局石印本，故此本今多有流传。《丛书集成初编》曾影印此本《清异录》，使此本流传更广。只是《丛书集成初编》所据底本不佳，兽名门、酒浆门有数页残缺。
6.《说郛》（120卷本）1卷本
丁仁《八千卷楼书目》卷14、邵懿辰、邵章《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14、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第2册卷11上均著录。《清异录》在此本卷120。此本4卷，半页9行、行20字。此本于内容删削甚多。原书条目661条，此本仅收400条，删去261条。且其所收条目内容亦多有删削。如女行门“黑心符”条，原文1100多字，此本仅30余字。120卷本《说郛》有明末刻本、清初重修本、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刻本，故此本今亦多有流传。
7.《唐宋丛书》1卷本
《奕庆藏书楼书目》卷5、丁仁《八千卷楼书目》卷14、邵懿辰、邵章《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十四、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第2册卷11上均著录。此本分卷、行款、断板情况全同120卷本《说郛》本，故二者所据当为同一板片。傅增湘云：“明人有书帕本，往往刷印此书（一百二十卷本《说郛》）数十种，即称某丛书，余尝见《唐宋丛书》即是也。”昌彼得亦曾指出这一点。此可见明人刻书之习。
8.康熙陈世修潄六阁刻2卷本
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99、沈德寿《抱经楼藏书志》卷48、杨绍和《海源阁书目》小说家类琐记之属、丁仁《八千卷楼书目》卷14、张之洞《书目答问》卷3、邵懿辰、邵章《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14、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第2册卷11上、罗振常《善本书所见录》卷3、郑振铎《西谛书目》小说家琐记之属均著录。此本出于菉竹堂本。此本与《表异录》合刻，分上下2卷，半页11行、行20字，左右双边。卷首有陈世修序，序末署“古盐官陈世修勉之氏追凉潄六阁下漫识”。《表异录序》末署“康熙戊子冬盐官陈世修”。此本写刻甚精。传世本尚多，而且已经在古籍拍卖市场出现。
（1）傅增湘校跋潄六阁本
此本4册，傅增湘据明抄《说郛》本校陈氏潄六阁本。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云“《清异录》不分卷，明弘治十三年钞《说郛》本，在卷六十一。余藏。余曾据以校康熙陈氏刊本”。此本卷末有傅氏跋语：“明写本《说郛》六十一卷收此书，取校此刻，殊多异字。自十月下旬校起，垂一月方毕。人事纷杂作，辍作不常，良用为愧。丁巳十一月廿六日增湘记。”按，傅氏所据之《说郛》即张宗祥校本《说郛》所用底本之一，故其校语多与张宗祥校本《说郛》本（即涵芬楼排印百卷本《说郛》本）相合。此本今藏国家图书馆。
（2）最宜草堂重印本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67著录。此本据潄六阁本原版重印。《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清康熙间陈世修潄六阁刻乾隆间最宜草堂印本”。今检此本全同潄六阁本，唯避至“曆”字，所避乃挖改，故有不及改者。今传世本尚多，也已经在古籍拍卖市场出现。
9.《四库全书》2卷本
信息时代古籍整理的困境与对策 '题注：本文系本人1999年7月为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的全国古籍整理研究所青年学者研讨会而作，并在小组会上摘要作了发言。 古籍整理的 ，在现今 急剧变化的形势下，无疑已经遇到愈来愈严重的困难。如何谋求古籍整理的生存和发展，也无疑是当今热爱和关心这一事业的人们所需要考虑的问题。本文的，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由于没有充分的时间去搜集材料，加上本人的学力限制，文中定多谬论。为避免误解，本人特此声明：本文所有的言论，仅代表本人个人的观点，与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无关，也与此外其他所有机构无关。 信息时代对中国社会的冲击，表现于各个方面。从科学研究的方面来说，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各类历史学科，成为科学研究领域中首当其冲的冲击对象。而作为传统之传统学科中的传统专业，古籍整理所面临的冲击尤其巨大。当愈来愈多的人(并且是知识阶层的人)开始从观念到 上抵制乃至摈弃古籍整理专业时，古籍整理的生存已经受到非常直接的威胁。 追求直接的经济效益，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在这一点上，古籍整理最缺乏竞争力。把古书当作古董卖，还可以弄几个钱，倒也还具有点市场经济的特性。但是，把整理古书当作一项事业来做，则绝难同市场经济挂上钩。而且，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愈高，古籍整理不能创造直接的经济效益的特点就愈显突出。而这一点，又直接导致人们对古籍整理专业存在价值的怀疑。 建设也是一个社会健全发展的重要方面。作为在理论上被认可为文化建设的一门专业，古籍整理也只是在通常“弘扬传统文化，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意义上才获得了它的存在价值。然而，对于现实的中国社会而言，“弘扬传统文化，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往往不是真正从文化建设的需要这一角度出发，而是从 功利，抑或是从传统文化对经济建设具有利用价值这一角度出发。这使得“弘扬传统文化”在具体的实践中演变为标准的口号，而古籍整理也在貌似尊重的背景中，被本专业及邻近专业之外的几乎所有的人弃置一旁。 除此之外，当那些具有显著现代特征的学科研究者在研究现代社会的弊端时，亦莫不把“传统”作为比较和批判的对象。虽然这种比较和批判常常不是建立在对“传统”进行全面、综合地研究的基础上，但由于切合公众的口味，反而具有更大的宣传效果。而这一点，又在无形中降低或抵销了古籍 者的专业努力，增加了古籍整理专业通过舆论扩大自己阵地的困难。 经费投入相对比例的降低，也是影响古籍整理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同那些现代学科和专业相比，古籍整理专业在争取各类课题上都困难重重。在纵向课题方面，古委会的年度资金乃是古籍整理项目经费的唯一来源。古籍整理机构的研究人员既无法以古籍整理的项目获得其他经费(如国家社科研究基金，一些省市立项的课题等)，甚至也难以以一些研究性课题而获得相应的经费资助。 在横向课题方面，“古籍整理”的名称几乎在导致项目经费争取失败上所向披靡。若非有特殊的利用价值，几乎没有一个团体或个人会向一项古籍整理项目投注资金。即便是有人愿意资助的那些项目，也是在项目争取者反复揣摩资助者的资助意图乃至充当“雇佣兵”之后才
《版本目录学》往年试卷部分试题说明：这里面的试题就是那天同学们趁老师不在的时候跑上去拍的那些，因为部分照片非常模糊而难以辨认，所以仅仅是得到以下这么多。这部分的试题因为是往年的试题，所以这次的考试估计并不会完全按照这个题目来出，整理出来只是为了能让同学们对考试类型和题目类型有所了解，让同学们能够更好地复习。最后，祝大家考试顺利！ 一、单项选择题： 5、拱花指用凹凸两块印版嵌合压印画谱，最接近（ A ） A 鋀钉版和套印本 B 朱印本、蓝印本 C 聚珍版 D 配本 6、以树皮为主要原料的纸称为（ D ） A 黄纸 B 连史纸（粉连纸） C 草筋纸 D 棉纸 7、指出古书装订史第二阶段的最后成果标志（ D ） A 卷子 B 经折装 C 蝴蝶装 D 线装 8、修复破损旧书在两面之间附加一页白纸，以加强书的骨力，称（ A ） A 衬纸 B 金镶玉 C 夹板 D 包角 9、古籍页中缺文记号i，除“空白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称呼叫（ A ） A 黑钉 B 墨围 C 行格 D 耳子 10、古书版本中，包括篆隶楷行四种字体的刻本，称（ B ） A 肤廓本 B 写刻本 C 两节版、三节版 D 上图下文本 11、古籍版本中以宋体字刊刻行事的称（ B ） A 写刻本 B 肤廓本 C 三节版 D 上图下文本
12、指出清代著名藏书家兼抄书家（ A ） A 孙星衔 B 叶盛 C （照片缺字） D （照片缺字） 13、雕版文献的一个特征是（ B ） A 按书稿逐字排捡组合 B 同一版面的字体大小基本一致，无（照片缺字） C 无断版裂版现象 D 可以拆字并多次使用 14、属于广义目录的是（ B ） A 一切文字目录 B 一切事物名称记录 C 一切图书目录 D 一切文件目录 15、以下有一种版本装订形式最初出现于南宋（ A ） A 包背装 B 蝴蝶装 C 旋风装 D 经折装 16、属于南宋李焘编的史书是（ B ） A 《续资治通鉴》 B 《续资治通鉴长篇》 C 《宋元资治通鉴》 D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17、指出哪一种断代史不属于“八书“之列（ A ） A 《新唐书》 B 《隋书》 C 《梁书》 D 《北齐书》 18、《通鉴纪事本末》的作者是（ A ） A 袁枢 B 杨仲良 C 陈邦瞻 D 谷应泰 19、王鸣盛的代表作是（ B ） A 《二十二史考异》 B 《十七史商榷》 C 《二十二史札记》 D 《史通》 20、首次以“经、史、子、集”四部命名古籍的史书是（ B ） A 《汉书·艺文志》 B 《隋书·经籍志》 C 《文心雕龙》 D 《文史通义》
工作联系函格式范文6篇 Sample format of work contact letter 编订：JinTai College
工作联系函格式范文6篇 前言：公函是正式的或官方的书信，是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间商洽和联系工作时使用的一种文体，平行机关或者不相隶属机关间联系工作是可以使用公函，上下级之间的联系、询问、答复工作时，也可以使用公函。本文档根据公函内容要求和特点展开说明，具有实践指导意义，便于学习和使用，本文下载后内容可随意调整修改及打印。 本文简要目录如下：【下载该文档后使用Word打开，按住键盘Ctrl键且鼠标单击目录内容即可跳转到对应篇章】 1、篇章1：工作联系函格式范文 2、篇章2：工作联系函格式范文 3、篇章3：工作联系函格式范文 4、篇章4：工作联系函格式文档 5、篇章5：工作联系函格式文档 6、篇章6：工作联系函格式文档 你知道如何写工作联系函吗?不知道没关系，下面是小泰给大家整理收集的工作联系函格式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篇章1:工作联系函格式范文
致：xx市XXXXX局 承蒙贵局厚爱，有幸作为“xxXXXX展”设计施工单位， 不胜感激。 此展览项目施工期间，我司抱着对项目进度及质量认真 负责的态度，让施工顺利进行，遂支付了xxXXXXXX有限公司 经营管理分公司人民币X0000.00元作为布场押金（附件1为 押金收据）。现此展览已施工完毕且已移交贵局，顾我司向xxXXXXXX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分公司申请退还此笔押金。经协商，xxXXXXXX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分公司反馈我司的信息如下：“‘xxXXXX展’仍在xxXXXX进行展览，为预防展览过程中或搬移过程中对xxXXX造成损坏而无从索赔，顾布场押金不予以退还，待展览模型完全搬离xxXXXXX后，方可申请退还押金。“ 综上回复，此笔押金为布场押金，并不是场地使用押金。在展览行业中需支付布场押金的情况如下：在布展阶段，进场布展交布场押金至完成布展工作撤离现场时退还押金;在撤展 阶段，进场拆除展板交布展押金至完成拆展工作离场时退还。现此展览的施工工作已结束，布场押金不应作为场地使用押金，顾不应由我司继续支付。望贵局鉴于与我司良好的合作关系，
论数字时代图书馆古籍整理与保护 摘要：古籍是古代智慧和中华文化的载体，是古代先贤留给我国的宝贵精神财富。大多数古代典籍因为年代久远，存在着保存难度大和使用整理不方便的问题。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不仅为古籍保护提供了有利契机，也给古籍保护带来新的 任务，需要对古籍保护与整理工作进行重新审视。 关键词：数字时代古籍整理与保护措施方法 一、数字时代古籍保护与整理的基本要求 1.传统与现代保护方式的整合。做好数字环境下的图书馆古籍整理与保护工作，应当做到传统与现代相整合，使传统有效的古籍整理与修复技术与现代化的 数字环境相结合，全面提高古籍整理与保护工作质量。（1）在数字环境下做好 古籍的修复工作，要着力选择精准版本，经过仔细的校勘后，为读者提供高质量 的古籍。（2）要对古籍文本进行数字化的转化，着力解决古籍存在的讳字、通 假字等，重点保存古籍的有价值信息，全面减少古籍中的错误。（3）要求做好 古籍语义的解释工作，利用有效的古籍文本处理程序，做好基本的标点、注释、 解读等工作，从而借助数字环境提高读者对古籍的解读能力。 2.实现数字时代古籍整理创新。（1）数字化时代图书馆可以建立起庞大的古籍数据库，读者与研究人员可以按照不同权限访问古籍文献资源，提高古籍使用 效率。（2）现代化的软件衍生了强大的古籍自动标注与自动翻译的能力，随着 现代计算机能力的不断加强，古籍整理与保护工作的效率还将大幅增强，新的应 用方向将不断出现。（3）古籍整理与保护应当向着专业化与普通读者的需求的 双向发展，古籍整理与保护应当体现出更强的适应性。 二、数字时代古籍保护与整理的基本原则 1.系统性原则。数字化古籍整理与保护是时代的必然标志，也是图书馆古籍 整理与保护工作的发展趋势，为了更快发挥出数字古籍整理与保护作用，应当遵 循系统性原则。（1）要求图书馆全面统筹协调配置资源，保证古籍资源的完整 性与可利用性。（2）实现全面科学的调配图书馆现有的古籍资源，实现图书馆 间的古籍资源优势互补，不断提高各种古籍的利用效率。（3）要求古籍整理与 保护遵循数字化的规律，科学地研究古籍数字化整理与保护，提高数字化古籍信 息质量，为读者呈现有价值的古籍信息。 2.特殊性原则。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更多地体现在对图书馆现有专藏古籍 的保护上。在数字环境下，只有做好图书馆专藏古籍的保护，才能体现出图书馆 古籍保护与整理工作质量。（1）应当针对图书馆的专藏古籍设计鲜明的数字化 专藏古籍整理与保护模式，形成小型的数字化局域网，突出馆藏古籍的作用，形 成核心资源优势。（2）不断丰富特色古籍的数量和质量，依靠数字古籍提升对 用户的图书馆网站的访问量和关注度，从而发挥出特色古籍的重要作用，实现数 字化古籍整理与保护的实际价值。 3.安全性原则。在传统环境下进行古籍整理与保护工作的重点在于对古籍物 质形态保护，要求古籍不损失和不丢失，不受到来自人为原因的古籍损坏等。在 数字环境下进行古籍保护，要求古籍在网络环境下可以安全使用。（1）保证古 籍电子版权的合法性，使古籍保护与整理工作不出现法律及版权方面纠纷，能有 效发挥出图书馆的古籍传播作用，保证古籍的合法安全有效使用。（2）使古籍 处在各种技术手段的全面监控保护之下，保证数字古籍的真实性与网络环境安全
鲁迅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有人说鲁迅是天才，可他自己说：“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工作上的。”鲁迅总想在较少的时间内为革命做更多的事情。他曾经说过：“节约时间，就等于延长一个人的生命。”他工作起来从来不知道疲倦，常常白天做别的工作，晚上写文章，一写就写到天亮。他在书房里总是坐在书桌前不停地工作，有时也靠在躺椅上看书，他认为这就是休息。 鲁迅到了晚年，对于时间抓得更紧。不管斗争多么紧张，环境多么恶劣，身体多么不好，他仍是（）地学习，（）地忘我工作。有病的时候，他就想着病好了要做什么事;病稍好一些，就动手做起来。他逝世前不久，体温很高，体重减轻到不足八十斤，可他仍然不停地用笔作武器，同敌人战斗。他在逝世前三天，还给别人翻译的苏联小说写了一篇序言;在他逝世的前一天，还记了日记。鲁迅一直战斗到离开人世的那一天，从没浪费过时间。 鲁迅不仅爱惜自己的时间，也珍惜别人的时间。他参加会议，从来不迟到，绝不叫别人等他。就是下着大雨，他也总是冒雨准时赶到。他曾经说起：“时间就是生命，（）地耗费别人的时间，和图财害命没有什么两样。” 好词：疲倦恶劣 佳句：1.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工作上的。 2.节约时间，就等于延长一个人的生命。 1.给下列词语选择正确的读音选项。 阶级( )(A.jiē jí B.jué jí) 疲倦( )(A.pí quàn B.píjuàn) 逝世( )(A.sì shì B.shì shì) 2.选词填空，将选项填入横线内，使文意通顺。 (1)不管斗争多么紧张，环境多么恶劣，身体多么不好，他仍是( )(A.夜以继日 B.无缘无故 C.如饥似渴)地学习，( )(A.夜以继日 B.无缘无故 C.如饥似渴)地忘我工作。 (2)时间就是生命，( )(A.夜以继日 B.无缘无故 C.如饥似渴)地耗费别人的时间，和图财害命没有什么两样。
古籍整理的規範問題 ——以敦煌文獻為中心 南京師範大學 黄征 學術研究的規範問題，無疑是目前全社會嚴重關注的問題。不過大家最關注的只是道德層面的問題，也就是“學術腐敗”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們雖然可以提建議、提方案，但主要還是自上而下嚴加約束的問題。我這裏談的主要是我們自己能夠“說了就算”的敦煌文獻校錄整理的一般規範問題，希望有助於敦煌文獻學研究“行規”的建立。 ? ? 什麼是“古今字”？以前的學者大多只作說明而不作定義，例如王力《古代漢語》第一冊《古漢語通論（六）——古今字，異體字，繁簡字》1 、洪成玉《古今字》2等都是。我覺得語言學的研究必須對每一個術語作出明確的定義，否則易生歧義，不利於進一步深入探討和展開廣泛討論，更不利於推廣使用。我的定義是： 古今字是一對或一組為了區分一字多義現象而形成的古本字與後起字的關係字。 這個定義也許還不夠精確，我期待商榷與訂補。首先，“古今字”必 1 中华书局1999年5月第3版，170-178页。 2 语文出版社1995年10月出版。
須是一對或一組互相對照的字，不能單獨應用“古字”或“今字”的概念；其次，“古今字”必須是先後產生的、用來區別一字多義現象的字，因此也稱為“古字”、“古本字”與“後起字”；再其次，一個“古字”既可以只有一個“今字”，也可以有兩個或多個“今字”，例如“辟”與“避”、“僻”、“譬”、“闢”等字都是古今字關係。 例如某書《錄文校勘體例》：“古今字、異體字、正俗字、武周新字一律改為標準繁體字，不出校記。原文筆誤、筆劃增減及變體者，徑直改為正字，不出校記。”按：“古今字”是指產生時代有先後的異體字，如“云”、“雲”，“弟”、“第”，“或”、“惑”，“知”、“智”，“道”、“導”，“內”、“納”，等等，各組前一字為古字，後一字為今字，“古”、“今”是相對時間概念，故“今字”又稱“後起字”。古字不可徑改為今字，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今字是古字的兒子、孫子。在未有兒子、孫子之時，當然也就無法讓兒子、孫子去頂職；即使有了兒孫，四世同堂，事情輪到誰做還該誰做，不該剝奪長輩的權利。例如該書第34頁《天竺國菩提達摩禪師論一卷》：“何名‘安心門’者？由常看守心故，熟看諸境種種相貌，一切境界悉知不從外來。”該頁下校記雲：“‘熟’，底本作‘孰’，據文意改。”按：“孰”是“熟”的古字，《說文》：“孰，食飪也。《易》曰：‘孰飪。’”段玉裁注：“後人乃分別熟為生熟、孰為誰孰矣。曹憲曰：‘顧野王《玉篇》始有熟字。’”王力先生主編的《古 代漢語》把“孰、熟”作為例子列在該書《古漢語通論?古今字》一
古籍整理的方法工序是什么 古籍整理加工究竟包括哪些方法或所谓方式，以及哪些重要的工序下面一起来看看！ （1）选择底本。这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只是整理的一个工序，但在所有工序中是最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工序。古籍不论用哪种方法来整理，都必须尽可能选择好底本。而选择好底本，又需要具备多方面的学问。 （2）影印。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由于具体影印是印刷厂的事情，有了底本就可以送印刷厂影印成书，所以有些人把它看得很简单。其实，光选择底本这件事就需要不少学问，有些影印本还要加标点，附校记，做索引，就更不容易了。 （3）校勘。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最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除非找到古籍的原稿写定本，可以不必再作校勘外，要整理古籍就少不了做校勘。有时影印本也要做校勘附校记。同时，校勘这个工作做起来比较繁难，需要用上各种学问，因此要做好也最不容易。 （4）辑佚。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是从类书、古注以及《永乐大典》中把已经佚失的古籍搜辑出来，虽不能恢复该古籍的全貌，至少能起豹窥一斑的作用。有些从《永乐大典》中搜辑的，还可以大体接近全貌。当然这不是整理
古籍常用的方法，整理现存的古籍除发现有佚篇佚文外，就用不到辑佚。 （5）标点。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而且和校勘一样也是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不仅新整理出版的古籍都得施加标点，有些古籍影印时也得加上标点。标点这个工作，看起来比校勘简单一些，其实也需要学问，要做好并不容易。 （6）注释。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但并不是常用的方法。有的古籍并不需要注释，有的已有合用的旧注释就不需要再做新注释，还有的分量太大而不可能作注释。注释当然要有学问，做出高水平的注释比自己写书更不容易。 （7）今译。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注释工作的延续。要作今译的古籍比要注释的为数更少，其难度则并不亚于作注释。 （8）索引。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但不是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有些索引附在古籍原书之后，有的则可脱离原书独立成册。有的索引做起来比较简单，有的则极为繁难，必须具有专门学问方能胜任。近年来又有使用计算机技术编制古籍索引和全文数据库的，已取得可喜的成绩。 （9）序跋。这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是整理的一个工序，但任何古籍在整理后都少不了这个撰写序跋的工序。当
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1991年——1995年——2000年）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目次 第一部分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出版的成就和制订本规划应说明的若干问题 一、建国后古籍整理出版的发展和制订本规划的基本精神 二、妥善处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的几个关系 三、古籍整理出版的发展方向和前景 四、充分发挥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五、人才培养 第二部分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要点和“八五”计划重点书目 一、十年规划要点 二、“八五”计划重点书目 (一)文学类(196种) 总集 别集 文学评论 专题资料 普及读物 (二)历史类(245种)
分期史书和史料 近代人物文集和日记 中外关系史 历史地理 普及读物 (三)出土文献类(20种) (四)哲学类(118种) 先秦至隋唐哲学论著 宋元明清哲学论著 古典哲学名著注译(五)宗教类(23种) 佛教典籍 道教典籍 (六)语言文字类(59种) 文字 音韵 训诂 (七)科技类(289种) 综合 天算 地学 农学
医学 (八)综合类(54种) 丛书 书目、提要、索引 辞典 第一部分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出版的成就和制订本规划应说明的若干问题 一、建国后古籍整理出版的发展和制订本规划的基本精神 古籍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文字载体。整理出版古籍，是关系到继承祖国宝贵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教育子孙后代的大事。 建国四十余年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和关怀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 1958年，国务院成立了首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齐燕铭同志任组长并主持制订了《整理和出版古籍十年规划(1962—1972)》，开始将各项有关工作引上了轨道。尽管实施后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仍然冲破重重阻力，最终完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等重点项目的点校整理工作，博得海内外的普遍好评。 1981年，根据陈云同志提出要恢复和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建议，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国务院恢复成立第二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李一氓同志任组长，拟定了《古籍整理出版九年规划(1982—1990)》，经过几年的努力，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出现了初具规模的新局面。据不完全统计，九年中规划内外共出版古籍4000余种(其
鲁迅读书阅读答案 鲁迅读书 鲁迅小的时候酷爱读书。他爱看书，爱抄书，把书看坐宝贝一样。 在进“三味书屋”前，他在自己的启蒙老师──一位叔祖父那里看了不带图的书。这位老师曾经告诉他，有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眼睛的怪物……可惜一时找不到了。这么一本有趣的书，可把鲁迅吸引住了。他念念不忘，梦寐以求，这可把他的保姆妈妈感动了。妈妈不识字，她探亲回来时，给鲁迅买回了这部书。一见面，妈妈把一包书送给鲁迅，高兴地说：“哥儿，有画儿的《山海经》，我给你买回来了！”一听这消息，鲁迅欣喜若狂，把书接过来，找开纸包看了起来。 鲁迅小时候对于书籍爱护。看书的时候，他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看看手指脏不脏。脏桌子上是不放书的，脏手是不翻书的。他还特意为自己准备了一只箱子，返乡民工各种各样的书整整齐齐地放在里面，箱子里还放了樟脑丸，防止虫蛀。 鲁迅小时候养成了爱书如宝的好习惯，他读过的书浩如烟海。他购置的书，仅1912年至1939年间，就有九千多册。鲁迅一生清贫，最大的财产，就是宝贵的藏书了。 1.“酷爱”一词中，“酷”的意思是【B】。 A.残忍 B.程度特别深的 2.选词填空。 看书的时候，他【B】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看看手指脏不脏。 A.通常 B.总是 3.选词填空。 鲁迅小时候对于书籍【B】爱护。 A.比较 B.特别 4.选词填空。 一听这消息，鲁迅欣喜若狂，【B】把书接过来，找开纸包看了起来。 A.于是 B.赶紧 5.选词填空。 妈妈不识字，她探亲回来时，【B】给鲁迅买回了这部书。 A.随便 B.设法 6.文章围绕鲁迅读书，列举了“渴望读《山海经》”和“【B】”两个事例，刻画了鲁迅酷爱读书、爱书如宝的品质。 A.喜欢看书 B.爱护书籍 C.爱抄书 D.爱擦桌子
2005年1月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anuary ,2005 第41卷 第1期 JOU RNAL O F GU AN GX INO RM AL U N I V ER S IT Y V o l .41 N o .1[收稿日期]2004206220 [作者简介]杨天保(1971-),男,湖北黄冈人,浙江大学博士生。 闻一多整理古籍的真善美标准 杨 天 保 (浙江大学历史系,浙江杭州310028) [摘 要]闻一多在系统地整理古籍时提出了新的学术标准:求真、求美和求善。他认为这三者紧密相连,缺一不可。这一标准的提出有助于推动中国文献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关键词]闻一多;真善美;标准;古籍;整理 [中图分类号]K 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6597(2005)0120140203 时代的进步要求传统学术必须相应地得到发展。为确保学术的健康发展,不断探求新的学术标准极其重要。我国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曾创造性地将真善美相统一的美学、诗学批评标准引入古籍整理工作,提倡求真、求美和求善相统一 [1](p101) ,从而为我 国古籍整理工作确立了一种新的衡量标准。 (一)求真。 求真是一切学术发展的根基,也是学者应持的态度。中国学术的辨伪传统源远流长。古有王充、刘知几、郑樵开启端绪,近代又有姚际恒、崔述等人加以赓续,迄于20世纪初,以顾颉刚、胡适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更将辨伪之学推上了新的发展阶段,由 “治经”转入“驳经”[2] ,迎来了现代学术新潮。追求真 理的传统学术精神,在建立现代新学术体系的过程中影响巨大。闻一多迎合学问至真的时代需求,自觉地致力于运用各种理论和方法以寻求“真义”,为现代文献学的发展确立了新标准,弘扬了朴实的学风。 第一,求真要“还古书本来的面目”,去伪存真,谋求“真书”。闻一多深受“疑古”潮流的影响[3],曾表示《诗经》有伪书的嫌疑,应送交辨伪法庭审 判。[4](p460) 他在辨伪求真方面的理论建树主要包括两 个方面: 11他从唐诗中考辨出一大批伪作,并总结经 验,写成《全唐诗校读法举例》,提出了一条考辨唐人诗集的公例:本来甲集附载的乙诗,因乙诗标题下的诗人署名被并入诗作标题内而误成甲诗。如钱起留赠王维的《留别》诗最后反倒成为王维的《留别钱起》。接着,他又初步归纳出伪唐诗的一个成因,指出罪魁祸首当是“粗心的抄胥”和改唐人编年诗集为“分类体诗集的后世好事者” [5](卷六,p 467～474) 。 21在通校《九章》后,闻一多获得了一条读后世诗文集的辨伪法则:“无名小家的作品,有被有名的大家吸收的趋势。愈是大家的集子,历时愈久,分量变得愈大,被吸收来的作品,往往是发现在全书或每卷的尾上。因此在有问题的大家集子里,愈是靠近全书或每尾梢的作品,愈靠不住。”例如,他认为,在《楚辞》的后一部分,顺着《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的次序,不属于屈原本人作品的疑问就愈大。进一步来看,尽管《九章》在总体上受怀疑的程度稍低,但《九章》里面的最后三章《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却大有问题。其中,后两章又最值得怀疑。它们既不是“屈赋”,也不应是《九章》的作品,而是整 个《九章》的转折点,是变体的开始。 [5](卷五,p730) 梁启超曾认为,从宏观来讲,集部伪书最少。而闻一多从微观分析入手,得出辨别诗文真伪的两条通则,实属难得。另外,整理《周易》时,他还写有《周 易版本考略》,辨析《周易》的篇数。 [5](卷一○,p279) 第二,求真要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弘扬传统朴学的治学态度,讲求实学,返朴归真,求得“真义”。为读懂《诗经》,闻一多认为,“用《诗经》时代的眼光读 《诗经》”就是求真。[5](卷三,p 215) 为做到这一点,他指出: 11要除去蒙蔽“真义”的历代圣人的点化、政客 的曲解、史家的主观勘合和文学家的任意发 挥。[5](卷三,p198～230)确立独立的学术人格,不被他人左 右,不轻信他人,这是求真的前提。 21求“真义”要掌握历史的透视法。他发现,朱 熹训解《卷耳》时因不识此法,不知古代妇女有饮酒的生活习惯,所以他就臆想诗中妇女是在等候佳 人。[6](p250～256)另外,《卫?硕人》中的“领如蝤蛴”和 《小雅?都人士》中的“卷发如 ”,也都是诗人形容古代妇女的脖子细长得像某种白色幼虫、头发样式像蝎子尾巴似地向上钩着的得意之辞,诗的真义与 41
论我国古籍整理的几个重点(一) 摘要：从文献流传形式和保存形式来划分，我国古文献可分为世传古文献、出土文献、民间古文献、域外古汉籍四大类。世传古文献的整理已受到普遍重视，但其中“古佚书”的整理尚未全面展开，应开展前人所辑古佚书的全面整理和古佚书新辑工作。近百年来出土文献约百七十余批，原文披露者和整理发布者尚为少数，应加强出土文献的基础性整理和研究工作。复制、整理域外古汉籍应不断加强。民间古文献数量众多，收藏分散，急需抢救。 关键词：古籍整理；世传古文献；出土文献；民间古文献；域外古汉籍 Abstract:Byspreadingandkeepingforms,classicdocumentsinourcountrycanbeclassifiedintoancient, unearthed,folk-preservedancient,andforeignancientChineseclassics.Sincecommonconcernisshow edwithrearrangementofancientclassics,especiallyrearrangementof“scatteredancientclassics”,anov erallrearrangementofscatteredancientclassicseditedbytheearlyscholarsshouldbecarriedoutimmed iately.KeyWords:rearrangementofancientclassics;handed-downancientclassics;excauateddocume nt;folk-preservedancientclassics;foreignChineseancientclassics 从文献流传、保存形式来划分，我国古文献可分为世传古文献、出土文献、民间古文献、域外古汉籍四大类。世传古文献指在学界公开流传或被学界所知和被图书馆保存（含个人藏书）的古文献，它是我国古文献的主体，自隋代正式区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出土文献是考古发掘和发现的前世文献，依其载体不同而分为竹简木牍文献、缣帛文献、甲骨文献、金石文献等。民间古文献指在民间保存和小范围流传而没有进入公私目录系统的文献，含古代民间之谱牒、石刻、文书、应用文籍和民间创作等。域外古汉籍指流出国门的汉文古籍和域外产生的汉字古文献等。 改革开放近30年来各类文献的整理取得很大成就，但我们今后还应注重文献整理的重点。 一、世传古文献的整理 与古佚书辑考世传古文献整理和研究的队伍庞大。目前全国有古籍整理研究机构百余个，其中高校古委会直属机构近30个；这些机构中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的专职人员有千余人，再加上从事古代文学、古代历史、古代哲学、古代科技等研究人员的部分参与，估计现有近万人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 建国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渐受重视。上世纪50-60年代，出版过诸多文史资料汇编、全集、大型工具书和资料性丛书，“二十四史点校本”可谓其标志性成果之一。改革开放后，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启动了《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甲骨文合集》、《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等重大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领导工作委员会部署了跨世纪古籍整理工程“八全一海”，即《两汉全书》、《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文》、《全明诗》、《清文海》，本世纪初又启动了《魏晋全书》；山东省启动了《南北朝全书》，甘肃学者正在编辑整理《先秦文海》。除“全唐五代文”外，世传古文献的主要部分大都有人在整理或已陆续出版整理本。 国家图书馆正在实施的“古籍数字化工程”，使世传古文献的流通和利用将更加便捷，它代表着当前古籍整理的另一大学术发展趋势。 但世传古文献中古佚书的系统整理工作尚未全面展开。 孙启治、陈建华先生《古佚书辑本目录》著录建国前326种丛书所收前代人所辑先秦至南北朝间古佚书5206种，其中经部18类1702种，史部12类884种，子部12类763种，集部2类1857种〔1〕，而前代人所辑此期古佚书的实际存量还应多于此；并且，前代人所辑隋唐及其后古佚书，目前尚无综合目录，尚未全面统计。那么，古佚书应是一笔数量巨大的世传古文献遗产。 这批庞大的文献遗产是研究古代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及军事史、宗教史等必不可缺的重要基础文献，故至迟自宋代起，学界就开始辑录古佚书。(注: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卷8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 申报表 项目名称： 联合申报项目：是否 主申报机构: （加盖公章）： 其他申报机构： 主管单位： 填表日期：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制 填表注意事项 一、本申报表用于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申报的过程管理，填写前须认真阅读注意事项。 二、凡申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的项目，均须填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申报表》。申报表由基本信息表、申报出版资助经费预算表、项目实施计划书、主管单位审核意见等部分组成。 三、申报表请用小四号仿宋字体填写；文字简洁，表述清晰，数据详实；提供纸质文件时，用A4纸打印。申报表封面顶端项目编号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填写。 四、除版本使用费栏目根据实际情况可不填写外，其他栏目全部为必填项。 五、部分栏目填写说明 1. 凡联合申报项目须在封面“联合申报项目：是”的□内打√，并完整填写主申报机构和其他申报机构的名称；不是联合申报的项目在“联合申报项目：否”的□内打√，并在主申报机构一栏填写申报机构名称，其他申报机构一栏填写“无”。
2. 系列或成套出版物，必须明确限定本次出版期限内可以出版的品种。 3. 项目名称：应准确、简明反映项目内容，最多不超过40个汉字（包括标点符号）。 4. 通讯地址：按省、市(县)、区（街、路)、号等规范详细填写，不能以单位名称代替通讯地址。 5. 项目负责人：申报项目出版单位的项目责任人。 6. 申报机构名称须按机构和部门公章填写全称，不能采用缩写。 7. 已获资助而未完成项目名称：指项目承担单位已获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而未完成的项目。 8. 申请资助经费：以万元为单位，填写阿拉伯数字，小数点后保留2位。 9. 专家推荐意见书须由与申报项目相关学科的、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两位专家填写并亲笔签名。 六、申报机构将填报的申报表（含电子文档）连同申报项目附件（项目的详细目录、书稿清样、出版合同复印件等）报送主管单位（即省级新闻出版局或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出版主管部门）。经主管领导亲笔签字并加盖公章后将审查合格的申报表、申报附件按项目逐份统一装订后与《2012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申报汇总表》（含电子文档）报送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的所有申报材料不再退还，请申报机构自行留底。 表一基本信息表
工作函格式范文 工作函格式范文1 XXX单位： 电子政务外网架设在贵单位机房内，现XXXXX管理信息化平台系统要在电子政务外网上运行，根据实地勘测贵单位机房条件符合平台系统运行条件。 XXXXX管理信息化平台(硬件)承建单位(XXXXX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师3-5名，车辆：>)进入贵单位机房实施平台架设，请贵单位予以支持配合，建设单位进驻贵单位实施此项目需要与贵单位管理的电子政务外网对接，内部网络对接、设备安全、日常维护及设备存放(附件1)由贵单位负责。为了此项目能顺利实施望贵单位能大力支持，我们深表感谢! XXXXX单位(盖章) 20xx年月日 工作函格式范文2 _______公司： 截至_____年__月31日，我公司帐面尚有贵公司欠款_____元(大写人民币_____元整)。按照与贵公司的有关合同协议的约定，贵公司应当在_____年__月__日之前支付上述款项，但我公司至今仍未受到该笔款项。因此，特请贵公司能够在近期内及时向我公司支付上述款项。
此致 _____公司(印章) _____年___月___日 工作函格式范文3 XXXX技术开发总公司： 我司于X年X月X日去函给贵公司，联系我司在XX向贵公司购买二宗用地(7000平方米和3000平方米)的办证事宜，贵公司也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向我司作出了回复。 近来，上级管理部门在检查我司工作时多次墩促我司着力解决上诉二宗用地的历史遗留问题，明晰权属，为企业改制创造必要条件。为此，我司特致函贵司，望尽快办出二宗用地国土规划两证或复函说明二宗用地的现状，提出比较具体解决问题的办法。 此函 盼复 xxxx年X月X日
古籍整理与古籍的数字化 郑永晓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古籍整理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就巨大，成绩喜人。无论是大型古籍丛书抑或中小作家的文集，都出现了数量可观的影印、校点、笺注整理本，为人文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笔者以为美中不足的是古籍整理部门对近年来发展迅猛的信息和网络技术置若罔闻，古籍的数字化进程尚未纳入有关部门和科研人员的视野。或许在部分专家看来，对于古籍整理这个学科来说，关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是不务正业，甚至是误入旁门左道。但笔者以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实在关系到我国传统文化的生死存亡问题，关系到古籍整理的未来方向，是一个极为严肃并且十分重大的文化战略问题。 众所周知，在近年来的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中，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计算机和网络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正在演变成一种文化。它们早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使从工具层面观察，网络技术也应该被引入到古籍整理中来。因为传播媒体的的发展史即是文明的发展史。人类自结绳记事以来，先后经历了以甲骨文、钟鼎铭文、石刻、竹简等为载体的传播工具，而后发明了纸张、活字印刷。伴随每一次传播媒体的进步都带来文明的飞跃。互联网正是适应时代的飞速发展而迅速崛起的新一代传播媒体，它的开放和宜于传播等特性注定了它将在文化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试想如果没有造纸技术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我们的古籍整理将处在什么样的水平？如果没有近年来激光照排技术的发展，我们能否出版如此众多的古籍整理著作。而
互联网的重要性则远远超过了上述任何一种发明。它在古籍整理方面至少能够发挥如下功能： 一、经过数字化的古籍易于传播和销售。笔者在这里并非谈论网上售书，而是指在网站上通过有偿服务提供古籍的数字化版本。其优越性在于出版商将大型古籍化整为零，读者按需索取。比如个人用户很少有能力购买整套《四库全书》影印本，即使是所谓光盘版也价格不菲，且有数百张之多，不但检索繁复，且难以保管。如是网络版，则读者尽可随时购买其中任何一部分内容，即需即买。同时出版社则是按需出书，彻底改变了以往图书经销中的绝版和库存观念。不但方便读者，而且也极大地降低了经营成本。 二、有利于古籍整理的行业管理和信息交流。目前的古籍整理行业是计划经济的行政指令和无序竞争的混合体。例如笔记和小说类作品因为卖点较好，各出版社一哄而上，极易造成库存积压和资源浪费现象。而某些具有更高学术价值的作家文集和史料至今没有出版过铅印本。所以，加强行业管理和信息沟通已刻不容缓。古籍整理的领导部门应首先建立古籍图书出版资讯网站。不仅方便出版部门及时了解相关信息，科学地制订出版规划，也使出版和读者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 三、有利于彻底普查全国各图书馆中的古籍品种和数量。以往虽然有不少学者耗费大量精力从事这一工作，结果或者因工程巨大半途而废，或者只是局限于某一种类或时期的古籍普查。如果使用网络数据库的形式，则容量巨大，制作方便。读者不仅能了解所需要的版本藏在何处，而且也可以看到该版本的版式。省却许多奔波之苦。
《中华经典古籍库》收录书目介绍 （一、二期书目，收书共计431种，约2.2亿字） “中华经典古籍库”收录中华书局出版的整理本古籍图书，涵盖经史子集各部。数据库以传统四部分类法为纲，以下简介以中华书局整理本古籍的出版系列为目。 二十五史系列 “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就是通常所说的“二十五史”。 通鉴编年系列 通鉴源于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取宋神宗“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之意，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记述历史。后世多效仿司马光，或续资治通鉴，或撰当代通鉴，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史料。 本系列包括《资治通鉴》在内的五部通鉴体书籍及后世编年体史书，参照各家底本及所引著述、笔记、墓志等材料加以点校考证，内容翔实可信，使用方便，是目前通鉴类书籍较为完善的版本。
纪事本末系列 纪事本末体是以历史事件为主体，把大量史料加以剪裁整理，完整地叙述一个历史事件始末的史书体裁。它克服了编年体记事分散和纪传体记事重复的缺点，在编年、纪传、政书三体之外又创立了一种史书新体裁，从而为史学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纪事本末体”，始创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其后有明朝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清朝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等。本系列多书互校，择善而从，较为完善。 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 中国古代的地志，除了地区性的方志以外，还有一种记述全国性疆域的地理志，称为总志。总志记载全国的疆域政区的建制沿革，以及山岳形胜、河流沟渠、风俗物产、往古遗迹、人物故实等等。本丛书收录唐宋以后各朝的相关官修或私人著述加以整理出版。丛书以可靠版本为底本标点整理，参照多种版本与历代正史、地理志、区域性方志，细致校勘，是一次全面的整理，成果极为完善。 新编诸子集成 子书是我国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的一批子书产生在春秋末到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其中不少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珍贵结晶。秦汉以后，也产生了不少子书，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20世纪50年代，中华书局修订重印了建国前由原世界书局出版的诸子集成。这套丛书汇集了清代学者整理子书的新成果，但所收的子书种类不够多，断句、排印尚有不少错误，因此中华书局决定编辑出版一套新编诸子集成。“新编诸子集成”收录先秦到唐五代的
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入选书目 为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进一步加强古籍整理精品力作的出版，充分发挥优秀古籍出版物的社会作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开展了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通过出版单位申报、社会读者推荐、业内专家实名推选等多种申报渠道，经过初审、通讯评审、会议论证、复核评审等多轮评选程序，最终确定了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共91种。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3年7月26日 序号：1 书名：中国古典文学丛书 整理者：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出版单位：上海古籍出版社 推荐子目： 1.诗经今注，高亨注 2.楚辞今注，汤炳正、李大明、李诚、熊良智注 3.陶渊明集校笺（修订本），龚斌校笺 4.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 5.鲍参军集注，钱仲联增补集说校 6.谢宣城集校注，曹融南校注集说 7.文心雕龙义证，詹瑛义证 8.诗品集注（增订本），曹旭集注 9.文选，李培南、李学颖、高延年等标点 10.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项楚校注 11.卢照邻集笺注，祝尚书笺注 12.骆临海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部整理 13.王子安集注，汪贤度校点 14.孟浩然诗集笺注，佟培基笺注 15.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部整理 16.李白集校注，瞿蜕园、朱金城校注 17.高适集校注，孙钦善校注 18.岑参集校注，陈铁民、侯忠义校注，陈铁民修订 19.韦应物集校注（增订本），陶敏、王友胜校注 20.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钱仲联集释
21.韩昌黎文集校注，马茂元整理 22.刘禹锡集笺证，瞿蜕园笺证 23.白居易集笺校，朱金城笺校 24.樊川文集，陈允吉校点 25.玉溪生诗集笺注，蒋凡校点 26.樊南文集，朱菊如、李国钧、李德清等整理 27.皮子文薮，萧涤非、郑庆笃整理 28.郑谷诗集笺注，严寿澂、黄明、赵昌平笺注 29.韦庄集笺注，聂安福笺注 30.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朱东润编年校注 31.欧阳修诗文集校笺，洪本健校笺 32.苏舜钦集，沈文倬校点 33.嘉祐集笺注，曾枣庄、金成礼笺注 34.王荆文公诗笺注，高克勤点校 35.苏轼诗集合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 36.东坡乐府笺，龙榆生校笺、朱怀春标点 37.栾城集，曾枣庄、马德富校点 38.山谷诗集注，黄宝华点校 39.淮海集笺注，徐培均笺注 40.清真集笺注（修订本），罗忼烈笺注 41.李清照集笺注，徐培均笺注 42.陈与义集校笺，白敦仁校笺 43.剑南诗稿校注，钱仲联校注 44.放翁词编年笺注（增订本)，夏承焘、吴熊和笺注，陶然订补 45.范石湖集，富寿荪标校 46.稼轩词编年笺注（定本），邓广铭笺注 47.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夏承焘笺校 48.揭傒斯全集，李梦生标校 49.高青丘集，徐澄宇、沈北宗校点 50.震川先生集，周本淳校点 51.沧溟先生集，包敬第点校 52.沈璟集，徐朔方辑校 53.汤显祖诗文集，徐朔方笺校 54.汤显祖戏曲集，钱南扬校点 55.袁宏道集笺校，钱伯城笺校 56.隐秀轩集，李先耕、崔重庆标校 57.谭元春集，陈杏珍标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