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次翻译活动的高潮 第一次是从东汉至唐朝的佛经翻译 第二次为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 第三次
翻译高潮出现在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 第四次高潮从改革开放至今 其中以严复为代表人物的第三次翻译高潮将中国对于西
方文学 科技 社会学著作的翻译活动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严复所提出的 信 达 雅 的翻译原则长期以来被公认为翻译理论的
经典准则 被无数译者奉为圭臬 这里笔者将力图用简单的语言对严复的“信达雅”做一阐释,lingwai本文以严复“信、达、雅”及其百年来的否定历程为线索，
对“信、达、雅”各否定派观点予以了回答，对走出“信、达、雅”之后的得与失进
行反思，以确立翻译及译学本体意识，把握动态意义交流的翻译理性，延续“信、达、雅”的生命。
关键词：严复 “信、达、雅”；中两译理融合轨迹,
（一）严复的“信达雅”
众所周知，“信、达、雅”是1898年严复在其译作《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译事三难”。 所谓“信”指忠实
原文，“达”指译文通顺流畅，“雅”则指译文要有文采。 其实，在
严复之前，英国的翻译家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于 1790 年
便总结出翻译的“三原理”即：一、译文应完整再现原作的思
想；二、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作相同；三、译文应向原文一
样通顺。 对比看来，严复的“信、达、雅”很有可能是在早年留学
英国时受到了泰特勒学术的影响进而总结概括出来的。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阐述他的翻译三原则时指出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
译也，则达尚矣。” 这里无疑是强调了“达”的重要性，同时又指
出“……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即“达”最
终要为“信”服务。 在严复所提出的三原则中“信”与“达”的观
点，最为后来的译者们所认同，在这一点上，严复也和中国古
代的佛经翻译家们保持着一致， 可以说这种一致性也反应了
人们对于翻译学在某种本质上的认同。
应该说严复的翻译在实践“信”与“达”的方面做的十分严
谨。 例如“economics”一词，最初根据日译译为“理财学”和“经
济学”。 而在严复看来这种译法并不恰当，他认为译为“计学”
更切合传统汉语的本意：“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
财又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考往籍，会计、计
相、计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
合”
。 梁启超也曾将其译为 “平准
学”， 对此严复也不认同
“盖平准者
，因以名官职，敛贱粜贵，犹均输常平诸政制。 计学
之书，所论者果在此乎？殆不然矣。 ” “信”由“修辞立诚”中的“诚”演化而来，它含义广泛，既包括对原文思想内容的信，也包括对原作风格神韵的信。“达”则指“辞达而已”中的“达”，即“达旨”，其前提是汉语表现要通顺。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矣。” 这显然是在说“达”比“信”更重要，严复是不是由此就不要“信”了呢？非也，请往下看：“……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即“达”的目的还是“信”。严复的“雅”则是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目的是“为达易”，“实则刻意求显”，是为“达”服务并最终服务于“信”的，是追求“达”的手段，而不是并列于“信”和“达”的第三个标准。因为严复预设的读者是士大夫和只是分子阶层，故而他要“求其尔雅”以迎合其读者的口味，或如王佐良先生所言，此为其“招徕术”。他认为用“近世利俗”的文字来翻译“则求达难”。他是在用自己认为最恰当的表现手段来达到其求“信”，求“达”的目的。由此可见，自“信”至“达”至“雅”都是在追求“达旨”即“意义不倍于本文”。“为达，即所以产信也”，求雅，“实则刻意求显”，亦即为达。求“雅”为“达”，求“达”为“信”，最后的落脚点在“信”上，既一元论，同时又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既互为条件，又各自为独立的副标准。此可谓“信、达、雅”之真谛所在。至于用‘信达雅’指导应用翻译所出现的问题，原因不在‘信达雅’
本身，而在于译者对‘信达雅’采取了机械理解，对于‘信达雅’
可以根据应用翻译的实际做出新的解释。 ”说到这我们想一想
是不是又回到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他把“信达雅”赋予了信的
意义了呢？ 既然是刷新过的“信达雅”，那何不起个其他的名字
命名，重新开辟新大陆，何必又要“信达雅”一路到底！ 提到
“写”杨清平又提到：“根据意图，直接写作，不是翻译，而是写
作”。 这一点，笔者认为他是误解了“写”的本意，林教授所说的
“写”，并不是漫无边际的，给个题目就任由译者发挥，写作与
翻译是有很大区别的，它应该是与目的论联系起来，由翻译的
发起者提供信息，考虑译入语读者语言特征，充分考虑作者、
译者、原文、译文、原文读者、译文读者诸多因素。 它是界于写
作和翻译对等之间的。 笔者认为 “看易写” 的提出
的
亮点是
“看”。 尽管它还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但它已经摆脱了运用百
年之
久的“信达雅”，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在严复的翻译三原则中，最具争议的便是其对于“雅”的
阐释，在严复看来要达到“雅”就应该使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
这在当时白话文日益发展成熟的大背景下难免显得格格不
入，即使从今天的角度看来这一主张也有待商榷。 梁启超在评
论严译《原富》时，肯定其重大意义之余便提出了他的异议：
“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摩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
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
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 况此等学理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
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乎？ 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与国
民也， 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 文人结习， 吾不能为贤者讳
矣。” 对于梁的批评，严复不以为然，在给梁启超的回信中写到
“窃以为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 是故理
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俗之气。 ”
可见在他来看， 译者绝不能为了使那些学识浅薄的庸众都能
理解，而将语言通俗化，他的译书是为了思考者和研究者，是
为了多读古书之人，正如如其所说“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
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
之人。 ”
最体现严复这种“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文风的无疑是
严译《天演论》开篇的这一段不朽的翻译经典，因其妙绝现全
引如下：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
境，历历如在几下。 乃悬想两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
此间有何景物？ 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
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
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 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
各据一抔壤土。 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
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
之践啄，下有蚁蝝之啮伤。 憔悴孤虚，旋生旋灭。 菀枯顷刻，莫
可究详。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
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 年年岁岁，偏有遗留。 未知始自
何年，更不知止于何代。 苟人事不施于其间，则莽莽榛榛，长此
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诘之者谁耶？ ”
洋洋百余字， 令读者在阅读中体会到一股秦汉文风和汉
语古文中特有的韵律感，而对比原文，严复的译文用词又极为
贴切到
位
，因此严译这段经典之作也在译界被视为典范。
1．严复的“信、达、雅"：中西翻译“释意"视界的融合
近代启蒙思想
家严复1898年在其《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严复，1984)，
无意中开启了20世纪中国译学研究的第一页。若从翻译动态行为角度剖析严的译理视界，“信”指译者忠
实于作者“欲言”，将其化为己有，是译者理解原文“(概念)意义”过程的结晶，也是译者进行译入语
语篇建构的始发站；“达”指重新表达“意义”阶段上，译者摆脱原文语言形式束缚，表达合乎译入语特
性，做到文从字顺，且尽译入语阐明之能事，对译文读者潜在的认知不足予以补充，以实现译文语
篇“(概念)意义”的可懂性；“雅”指针对译文读者的文字心理，在翻译的表“意”阶段使用预定读者
所欣赏的汉前字法句法，造就典雅的文采效应——译文的形式美学意义(谢思田，2006)。法国释意理论
(La th60rie interpr6tative de la traduction)创始人之一勒代雷教授在《今日翻译——释意模式》(1994)一
书的封底，将其理论高度概括为“(原文)意义的理解一脱离原文语言形式一重新表达”三个过程
(Lederer，1994)。“释意理论”弟子阿尔比博士将翻译上“意义”的动态流程归结为译者的三大行为参
数：忠实于作者欲言、忠实于译入语、忠实于译文读者(Albir,1990)。因此，就严复在理论上的界定而
论，其“信、达、雅”与“释意理论”架构大致吻合，并在广义上与西方翻译的“译意”思想相交
接： “我们的想法同严复的翻译思想和他的三个翻译标准不无酷似之处”(勒代雷，2001)。需特别指出
的是，“雅”是严复为迎合其译文读者审美情趣而采取的语体手段，在理论性质上与当代西方译文读者论
相一致(包括“释意理论”本身)。从严复当时所处时代，并从其翻译所寻求的目的与社会功能角度加以
审视，“雅”这一策略具一定必然性与合理性，勿需一概否决。
2．“雅"的否定之下：中西翻译理念三极态势的融合
随着20世纪到来后的中国社会变迁以及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过渡与转变，严复主张的“雅”首先遭致否
定：“严又陵[…]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古文的文言怎么能够译的‘信’!对现在
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 ‘达’!”(瞿秋白，1984)[5]。围绕剩下来
的“信”和“达”(“顺”)，中国文化界继之生发你死我活的译论激战，形成翻译理念上的三极态势。
梁实秋和赵景深主张“宁顺而不信”或“宁可错些小要不顺”(转引自瞿秋白，1984)[6]，这是一种
脱
离原文“意义”的自由主义翻译理念，广义上可纳入当今所谓变译范畴，也部分交切于西方翻译上所
谓“不忠的美人”(Les belles infid色,les)或“透明玻璃”(verres transparents)：
“翻译至达的结果是，译
文字面全部法语化(归化)，一点没有外国语言味，看似已直接用法语(译入语)思维而后又用法语(译
入语)写成”(Mounin，1994)。鲁迅先生极力捍卫“宁信而不顺”(鲁迅，1984)，这是一种以移植异
域语言文化为特殊主旨的翻译理念，与一般而言的翻译(“意译”)有别，其本质上从属于“语言”翻译
态势，并可等同于西方翻译上所谓之的“有色玻璃”(verres color,s)：“翻译[．．·]所要达到的效果，是让
读者逐行阅读译文时总有异域之感，使其感到所读译本已深深灌注于原作的语言形式之中(语义形式、词
法形式、修辞形式)——使读者一刻也忘不了，其在读译本虽文字形式上为法语(译入语)，但从始至终
都是以这等那等外语思维而书就”(Mounin，1994)。瞿秋白不走两面极端，而是推举“信与顺的统一”： “翻译的时候[…]，一方面和原文的意思完全相同(‘信’)，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句子和字
眼是中国人嘴里可以说得出来的(‘顺’)。 ‘信’和‘顺’不应当对立起来，不应当说：要‘顺’就不
能够‘信’，要‘信’就不能够‘顺’，或者：要‘顺’就不能够不容忍一些‘不信’，要‘信’就4i能
够不容忍一些‘不顺’”(瞿秋白，1984)[6]。瞿秋白这一译论态势与严复“信”、“达”兼容理念类
同，是20世纪中国本土对“释意”翻译观的进一步确认与巩固，在很大程度上与塞莱丝柯维奇
(Seleskovitch)教授的持论相一致： “翻译的忠实性首先定义为译文与原文表达的意义等同，其次定义为
译文符合译入语的表达特征”(转引自Lederer，1981)。故此，“信”与“顺”统一的翻译理念实际上是
肯定和保留了严复“三字诀”中两个最主要的因素——“信”和“达”。忠实于原文“意义”并用通顺的
中国现代语言表达就此成为后世译者遵循的基本的普适性之道。这种对“雅”的删除或摒弃迈出了否
定“信、达、雅”的第一步，为中国译论界进一步否定“信、达、雅”提供了前奏与先导。
3．“达"和“雅"的否定之下：中西翻译三大忠实观的融合
虽然“信与顺的统一”是一折中和谐的理念模式(且不论其忽视了翻译的美学性)，但若从原文中心
论出发，对严复起初界定的“信”幅度加以扩展，在翻译结果论层面视忠实于原文整体为译文的至高无上
的法度，就会形成如朱光潜1944年所说的“严又陵以为译
事三难
：信、达、雅。其实归根到底， ‘信’字
最不容易办到。原文‘达’而‘雅’，译文不‘达’不‘雅’，那还是不‘信’；如果原文
不‘达’不‘雅’，译文‘达’而‘雅’，过犹不及，那也还是不‘信’”(朱光潜，1
984)。此类致思
引发的不仅是对“雅”的否定，同时也是对“达”的抛弃，从而产生自陈西滢1929年既已开启以来的中国
翻译一元论学派——唯“信”派(不是严复的“信”)： “译者在译书之前，不应当自己先定下一个标准
[．．·]，而得以原文的标准为标准[…]，译文学作品只有一个条件，那便是要‘信’[…]”(陈两滢，
1984)。这一延续至今的唯“信”派之所以成为中国译理史上的一元论，完全因为其中心论点正是在翻译
结果向度上，将译文“信”(忠实)于原文整体作为不可移易的唯一目标，而译文的“达”和“雅”则须
以原文为转移，是含在于“忠信”原文这一整体的，是不可分割的，是从属的，而非独立。唯“信”派排
斥与否定“达”和“雅”的基本思维定式，是译文的一切都必须随着原文，即西方译理史上(英)波斯盖
特(Postgate)所谓“后观式翻译”(retrospective translation)思想(谭载喜，1991)。无论从理论上还是
实践上审视，由于译文完全忠实于原文根本不可能，中国“信”派总体上分流为三大子模式： “信”于原
文语言形式；“信”于原文意义(内容)； “信”于原文意义(内容)及美学形式(谢思田，2007)。中
国翻译这三大忠实形态与西方翻译(译文)三种主要的理论模式大致对应(见威尔斯，1988)。“信”于
原文语言形式这一模式是从翻译结果论角度对“宁信而不顺”主张的变相发展，主要着力于对原文语言及
语义结构的传输，是真正建立在对译文“达”和“雅”的消解基础上．是否定“雅”和“达”的唯一“有
效”的“信”变体。因为其天性本身就排斥“达”和“雅”。这一模式在用译入语展示原文语言运行机制
方面、在引介异质语言文化方面以及在外语教学领域，都有着其特殊的功能和用途，但不可将其与一般而
言的翻译忠实性混为一谈。“信”于原文“意义”(内容)这一子模式主要针对口译、通用文本翻译以及
科技翻译(而非文艺翻译)；该模式是在传统的意义观视角下，从翻译结果论角度对“信与顺统一”的归
结，在过程论上归根结底求助于严复的“信”与“达”。其并非构成对严之“信”、“达”的消解，充其
量只算部分否定——对“雅”的抛弃。“信”于原文意义(内容)和美学形式这一子模式可针对所有类型
的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是
在译文忠
实于原文认知意义(内容)的基础上、在严复翻译过程论
的“信”和“达”基础上，从原文美学形式效果的传递角度笼统地隐讳论述译文“雅”的问题，是对严
复“雅”的一种篡改与重构，予之以新的生命，从而在无形中以一字“信”整个吞噬“信、达、雅”。
确
切地说，“信”派中这一支流模式实际上是从翻译结果论角度对“信、达、雅”整体予以隐形的重新阐
发，并非真正构成对严复“信”和“达”的否定，至多不过是对“雅”的一种修正与拓展。
4．“信"的最后否定之下：中西翻译解构主义思潮的融合
然而，“信”派子模式的多极并存又不免会产生相互排斥与纷争，从而使忠实概念游移不定，丧失作
为译文标准应具有的统一性与一致性，加之这种一元论哲理总体上所凸显的抽象性和绝对性流弊，一些新
锐的中国学者进而认为，即便严复界定的所谓“信”于原文“意义”也在理论上很待质疑——“意义”从来不是一个可以完全客观化的实体(王东风，2004：张南峰，2004；周兆祥，1986)。中国译论界此
类致思已完全融入西方翻译解构主义思潮——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Derrida)“把对文本的理解和
阐释看作是意义的无穷增生过程，原文或意义的本源根本无法找到，文本可能具有的意义也根本无法穷
尽，而且在这个增生的过程中，意义的本源会迷失，文本所指的终极意义也会不复存在，所谓中心、本
质、本源，一切的一切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刘成富，2002)。按照这种理论，由于原文不存在确
定的意义，翻译绝不可能将原文意义移入译语文本中，译者的目的也不是力求再现原文或传达原文意义一
一翻译被视为展现原文本网络时必然产生多重意义的过程。因此，这是一种对传统意义观的摧毁与消解的
理论，使意义变为一种无影无踪、虚无缥缈的东西，使译者在获得解放的同时又陷入茫然的境地。此等思
潮不仅意味着对“达”、“雅”的冲击而且也是对严“信”的原本命意的驱逐——中国译论家对“信、
达、雅”的否定于是走向终极。
应该看到，解构主义理论的效用主要针对开放性文本(如通常所说的文学艺术文本)，这些文本全靠
千秋万代读者赋予其多元意义而活着、而再生、而延续生命——接受者阐释意义的主观性与多样化本来就
是此类文本的战略构成。对于这样的文本，其原始意义存在与否似无关紧要甚至根本无所谓。既便如此，
对此类文本的阐释也得在一定限度内进行，也必须遵循某些必要的路径，而非完全无边无际，一句话就是
译者的阐释
限度不能
超越原文本的宏观结构意义这一基线。但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大多数文本，都是些通
用型文本、科技文本、政治经济文本等等之类，这样的文本往往则要求接受者一读者一译者对其作出独一无
二的正确的意义阐释，并在翻译中原真再现作者的欲言，除此之外的一切做法都将是后果沉重、不堪设想
(尤其
是政治、外交等翻译领域)。中外历史上译家们的经历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且现在每每都在继续
证明着。事实上，个人之间、群体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交流都在时刻进行着，这一切都充分说明
欲言一意义的可解性和可传性，这一切又都在反解构着“意义”这一永恒的命题、都在抗衡着上帝的天
令——人类在朝夕进行着巴别塔的重建、进行着“信、达、雅”的否定之否定。
应该注意到，中两翻译解构主义在解构“忠信”(意义)及相关研究范式之下，着意将“忠信”原文
语言(直译／异化)以及其它一切不可一概定性的它者解放出来，予以价值的提升和张扬，从而将翻译及
翻译研究拉向了本体之外的漫无边际的世界。这应该说是解构主义对扩大翻译及翻译研究视界所具有的积
极性一面，其负面性则是使翻译的边界变得无限模糊，译学看似在不断扩张，但在扩张的途程中又面临着
逐渐远离共或丧失自身疆域的危险。面对此等情形，我们需要树立自觉的译学本位意识。虽说广义的翻译
活动千姿百态，但至少可有正态与偏态之分，翻译研究也有内在性与外在性研究之别；各类性质的翻译及
翻译研究所属旨归不同，所求功能迥异，各自代表着它者彳i能完全取代的天职和使命，各者之间原则上不
存在绝对的孰优孰劣、孰是孰非问题，各者之间的相互排斥和对立根本不必要，舍本逐末的行径更不宜倡
导。各类翻译乃至形形色色的各种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应是本体意识主导下的互补共存、和谐共建，理想
的翻译学建构格局是维护自我、拥抱周边——中西解构主义译论家对“忠信”(意义)的理论与实践的解
构是不能完全成立的。
[1] 林克难.严复-奈达-严复？ [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4).
[2] 王瑞玲.新闻标题翻译的“信达雅”原则[J].中国科技翻译,
2007(5).[10]谢思田，“中西译理的相互阐发——严复译理的释意视界”， ‘法国研究》。2006(1)：37-43。
[11]谢思田，“‘达’和‘雅’解构之下的中西翻译忠实观融合研究”， 《外国语》，2007(3)：67—75。
[12]严复，“天演论·译例言”，罗新璋(编)， ‘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36．
[13]张南峰， <中西译学批评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3-67。
[14]周兆祥，“翻译的准则与目标”， ‘中国翻译》，1986(3)：4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