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紧急状态下的人权保障问题
内容摘要：2003年发生的“非典”疫情及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使得人们发
现我国的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是如此缺失与不足，而其中引出的紧急状态下人权
保障问题更是突现而出，亟待完善。从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模式、人权限制的
界限、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衡量、特别宪法程序和国家紧急权力的正当性与
合法性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借鉴国外宪法和紧急状态法制中的相关规定，提出
完善我国紧急状态下人权保障制度的初步设想。
关键词：紧急状态；人权保障；紧急权力；宪法程序；司法救济
2003年春夏的一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正式名称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简称“非典”或SARS)公共危机暴露出我国应急法制的严重不足；尤其是在如
此关涉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紧急时刻，如何同时保障宪法上的
人权，跃然而入至法学界的视野之中。本文拟就此展开，探讨一下紧急状态下
人权的保障课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方法与立法建议。
一、引子：“非典”防治工作中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2003年非典危机中，各级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应对措施，如成
立防治工作指挥部、及时公布疫情信息、定点集中治疗和建立隔离区、加强市
场监管和交通管制等，取得了显著成效，对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可谓功不
可没。然而其中存在的对人权保障的严重不足却尚未引起政府与学界的足够重视。具体而言，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在此次非典危机中政府行为的主要法律依据是《传染病防治法》、《传
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以及防治时期出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应该说《传染病防治法》已经赋予了政府相应的行政紧急权力，但该法在立法
技术上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没有详细规定政府具体行政紧急权力的内容。而《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虽然属于该法的实施细则，却与其之间联系不明，以致使人感觉无法可依，又应急出台了与实施办法在内容上具有交叉关系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由于制定的仓促，该条例更是着眼于管理角度，具有明显的“管理法”色彩。这三项法律、法规之间还未建立起比较协调
一致的法律关系。[1]因此众所周知的依法行政的首要前提即难以成立。如此
就使人权在随意性行政自由裁量面前难以得到周全的保障。[2]
2. 政府保障人权的意识有待加强。这次防治工作之初，一些地方政府瞒报、缓报、谎报非典疫情，直到WHO的外力介入方使严格的疫情通报制度得以确立。
由此可见一些政府及其领导者对作为人权的知情权的漠视。而在采取的一系列
抗非典的具体行政措施中，由于其涉及到公民人身S由[3]与财产权利，更是问
题颇多。
3. 我国宪法程序的缺失使得这次抗击非典的斗争显示出众多的人治因素。
无可质疑，“十六大”产生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抗非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做出了诸多正确决策。然而由丁?我国现行宪法中缺乏程序性规范，可操作性弱，致使政府在应急决策与立法时无章（实体性规范与程序性规范，尤其是后者）
可循，其产出的结果也就难以尽善尽美了 [4]。而政府也就难以依据正当而明确
的宪法程序，做出限制一小部分人权的行为了，即使这是为了维护大多数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的无奈之举。
4. 国家紧急权力失范。由于我国没有统一的紧急状态法，对国家紧急权力
仅仅靠分散的单行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因此造成防治工作中需要动用国家紧
急权力进行行政紧急处理时，经常遇到无法可依（尤其是无程序性规范）的情况。例如隔离措施的具体实施缺乏明确统一的规范，导致了某种程度的随意性，[5]从而难免出现人权受到侵犯的问题。
但问题总有其另一面：此次非典疫情的爆发也促使政府与理论界反思我国
紧急状态法制的不足。在紧急状态下人权的保障问题也开始逐渐引起关注。例
如公民知情权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改善。下面本文
即进一步展开至一般意义上的紧急状态，对其下的人权的保障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二、紧急状态界说及其下人权保障的特点
(一）紧急状态的概念与构成要件
我国学界对“紧急状态”主要是从这样两个角度进行认识的：一方面，徐高、莫纪宏认为：“紧急状态同戒严、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等名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是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紧急状态指的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秩序的性质和状况，当然这种社会秩序是混乱的或无组织的。而戒严、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等概念意旨在于某时某地发生了紧急状态后，为了对抗紧急状态，迅速恢复日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的损失达到最低限度，不得己采取的对抗措施。”[6]另一方面, 郭春明认为紧急状态是“一种以维护国家生存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法律制度”[7]。可见前者所指的“紧急状态”是一种社会状况，尚未接受法律的调整；后者所指的“紧急状态”则是针对这种状况的一系列措施组成的法律制度。笔者以为, 作为宪法概念的“紧急状态”应当是指宪法或法律规定的有权机关根据宪法或法律针对严重混乱和危急的社会状况而宣布的非常宪法状态。
在任何一个由法律规则控制的社会中，紧急状态的产生要符合一定的法定
条件，但并不是说，只要存在严重混乱和危急的社会秩序和状态就可称之为紧急状态。一般而言，构成现代民主法制国家所规定的紧急状态，应该满足以下几个构成要件：紧急事实的存在，危险迫在眉睫，紧急对抗措施之必须，合法程序的确认与合法程序的宣布。[8]
(二）紧急状态下人权保障的特点
宪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于保障人民的权利，紧急状态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则在于维护国家自身的生存。虽然现代的民主宪政政府体制已经在这两者之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协调，但是在宪法与紧急状态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9]因此紧急状态下人权的保障也将呈现出许多不同于正常宪法秩序下的特点：
1. 紧急状态下公民的部分基本权利将受到限制。国家在遭遇到威胁其生存的紧急情况时，例如战争、内乱、瘟疫等，一般都要通过宣布紧急状态来行使超越宪法约束的紧急权力。在正常状态下，国家不能够行使以超越宪法限制和克减人权为特征的紧急权力，只有在宣布紧急状态后，为了维护国家的生存，这些权力的行使才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10]国家宣布紧急状态的最终目的是恢复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而其手段——国家紧急权力——的运用则必然以在一定时期内限制公民的部分基本权利为代价。但这种限制应当是有范围和限度的。
2. 紧急状态下人权的限制不能低丁?本国宪法与国际法所确认的最低标准。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在紧急状态时期政府可以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限制公民权利的同时，为了防止政府在紧急状态时期滥用紧急权力，从而给公民权利造成不必要的侵犯，除了由紧急状态法律明文规定政府可以加以限制的公民权利之外，也应当通过紧急状态法来规定政府不得加以限制的公民权利，也即公民在紧急状态下仍然可以享有的最低限度的人权。[11]
3. 紧急状态下人权的限制应遵循特别的宪法程序。紧急状态作为一种特殊的宪法秩序，其决定、宣布、运行和终结都应遵循宪法或紧急状态法规定的特别程序，因而国家对人权的限制也须通过特定宪法程序。只有在程序上对国家紧急权力进行控制，方能实现对紧急状态下人权的保障。
三、紧急状态与人权保障的相关法理分析
以上我们从反而，即限制的角度，分析了紧急状态下人权保障的特点。下面我们将从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模式、人权限制的界限、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衡量、特别宪法程序和国家紧急权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等方面，对紧急状态下人权的保障进行一番宪法学理的分析。
(一）紧急状态下人权的保障模式
宪法权利的保障模式可分为两种：第一种称为绝对保障模式，依据这种模式，对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其他法规范不能加以任意限制或规定例外情形。在实际操作中，采取该模式一般都实行具有实效性的违宪审查制度。由于该模式是直接依据宪法规定并通过宪法自身所设置的制度而实现的，所以又被称为
“依据宪法的保障”模式。第二种模式则被称为相对保障模式，即允许其他法规范对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加以直接有效的限制或客观上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方式。由于该模式乃通过普通法律而非宪法自身来实现对宪法权利的保障，为此又被称为“依据法律的保障”模式。相对保障模式又表现为两种具体方式：其一是宪法权利的具体内容和保障方法均由普通法律加以规定；其二是对宪法权利的限制须通过普通法律。[12]
我国宪法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做出明文规定，在具体的法律制度层面上以及实践中所形成的基本权利的保障方式则倾向于相对保障模式。具体表现在：（1) 在现行制度下，人权的具体内容和保障方式均只有通过普通法律加以具体规定才能实现；（2)不存在具有实效性的违宪审査制度或宪法上的权利救济途径，只存在普通法律上权利救济制度；（3)在目前的情况下，普通法律上所存在的这种救济制度，只适用于部分情形下的部分宪法权利，而非所有情形下的所有宪法权利。[13]
由此可见，我国宪法的基本权利保障模式目前在保证常态下的人权方而仍存在一定的困难，而紧急状态作为一种非常宪法状态，更需要建立与强化我国宪法的基本权利救济制度。目前学界对宪法监督与宪法诉讼的讨论正可谓切中要害。
(二）紧急状态下人权限制的界限
与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相邻接的问题即是基本权利的限制问题。如果从规范科学的角度分析，则可得出：与其说在紧急状态下人权是受限制的，因而是有界限的，倒不如说这些限制应当是有界限的。这种限制的界限表现在：在紧急状态下，某些基本权利是受限制的，某些则不受限制；这些受限制的基本权利其受限制的程度应当合理、恰当，即与公共利益的性质和急迫程度成比例。前者即紧急状态下人权的限制应当有范围，后者即紧急状态下人权的限制应当有限度：
1.紧急状态下人权的限制是有范围的。虽然紧急状态下人权的限制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但是这种限制应当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依据一种新的分类方法，基本权利被分为（1)个人权利，包括生命权、人格权、人身自由权(人身不受侵犯权、住宅不受侵犯权、居住和迁徙自由权）、精神自由权（思想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表达自由权（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游行示威权、通讯新闻自由）；（2)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公职权、政党权、请愿权、公决权；（3)社会权利，包括财产权、继承权、劳动权、休息权、社会保障权、工会权、罢工权、受教育权、文化活动权、环境权、诉讼
权；以及（4)弱势群体的权利。[14]根据紧急状态构成要件的要求，其中可以在紧急状态下受到限制的基本权利仅应涵盖个人权利中的人身自由权、表达自由权，社会权利中的财产权、罢工权以及政治权利等，其它种类的人权则无限制的必要。而具体在某次紧急状态中限制哪些基本权利要根据必要性与妥当性原则来确定。
2.紧急状态下人权的限制是有限度的。即对于某种受限制的具体基本权利来说，这种限制的程度应当是有限的，而并非是随意削弱乃至取消。这里可以运用比例原则这一工具，即采取的手段（限制人权）与所要达到的目的（紧急状态下的公共利益）应当成比例，具体内容包括特殊性（也称妥当性）、必要性（也称不可替代性）和比例性（也称相称性）。[15]以这次防治非典为例，主要是对人身自由权的限制，表现在强制隔离、强制治疗、限制人员流动等措施上。各地政府在隔离范围的确定上总体较为得当。而1995年现在的民主刚果
一城市爆发了“埃博拉”传染病，为了阻止该病的传播，当地的警察封锁了该城市通往首都的道路，结果导致健康的人与患有“埃博拉”病的人相互感染而一同死亡。[16]这两个典型例子之间的巨大反差正反映出紧急状态下人权的限制应当是有限度的。
(三）利益衡量——紧急状态下公益与私益之权衡
利益衡量论是在批判概念法学的基础上提出的法解释方法论，通常认为其提倡者为日本学者加藤一郎与星野英一两位教授。利益衡量论认为，法院进行法的解释时，不可能不进行利益衡量，强调民法解释取决于利益衡量的思考方法，即关于某问题如果有A、B两种解释的情形，解释者究竟选择哪一种解释，只能依据利益衡量决定，并在做出选择时对既存法规及所谓法律构成不应考虑。
[17]然而加藤一郎的利益衡量论缺乏科学的规则体系，容易导致恣意，利益存在层次结构，在实践中应当区分不同类型进行剖析与论证。[18]这些是民法学界针对处于平等地位的个体利益的利益衡量理论，本文下面从公法学的角度使用利益衡量这一方法论，以探讨紧急状态下如何处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关系。
公法与私法的重耍区别在于公法调整的是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关系。利益冲突主体所代表的利益的性质有所区别。在处理不同性质利益主体的关系时，采用不同的方法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尽管利益衡量的方法最早出现于私法领域，但私人利益之间的优先选择问题，往往只影响个案的公正，不易导致普遍的不公正。[19]而公法上利益衡量方法的运用却将牵涉到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影响一个国家的进步与繁荣。笔者以为，对于紧急状态下公益与私益之衡量，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1.在制定宪法中的紧急状态制度或统一紧急状态法时，应当以利益衡量的方法来考量紧急状态下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以使制定出的法律规则能够在最小程度地限制人权的代价上，满足恢复正常宪法秩序的需
要。
2. 在具体执行紧急状态法律制度（主要是行政机关）时，也应当贯彻利益衡量的方法，尤其是采取行政强制时应进行有效的利益衡量。具体而言，即要严格遵循技术性极强的比例原则。此时，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将成为一个有效的技术工具。
3. 最关键的是，在司法审查中贯彻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紧急状态的实施往往会使公民的基本权利遭受到不恰当的损害，并且这种损害并非是宪法或紧急状态法所期待的。因此宪法权利的救济就将是必要的。因为实际上，利益衡量本身就是作为一种司法方法而存在的。“…利益衡量?一词并非对新创建的一种方法的概括，而是对普遍的已经运用着的司法方法的概括。” [20]法官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权衡当事人的利益，并通过对个别案件的判决或对一般原则的阐释，使当事人的利益得到协调。”[21] “利益衡量与司法活动相伴而生，司法责任本身就包含着对不同利益的确认与合理分配。”[22]利益衡量，是司法不能回避的问题。
然而，利益衡量的方法论要落到具体操作层面，就需要技术性较强的比例原则了。这里对比例性原则的理解可以从两个层次进行，第一个层次是公共利益的保护与私人利益的保护之间耍形成合适比例；第二个层次是指措施的负作用与措施所达成的目的之间耍有适当比例。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法益”的衡量的问题，即公民受宪法保护但同时又受到具体措施限制的个人权益与该措施所欲保护的公共利益之间的比较，并不能因为一个较小的公共利益而去损害较大的公民权益。具体的衡量标准是建立在一个“愈……则愈……”的比较性命题上，该标准并非是一个精确无误的法则，而是一个抽象的非具体性的概念。[23]
最后还需说明的是，紧急状态下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所应达成的平衡点与正常宪法状态下两者之间的平衡点相比，将更偏重于公共利益一方。这即是紧急状态F人权受到限制的结果。但是留给私人利益的空间仍应得到充分的保证。
(四）国家紧急权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国家紧急权力也称国家紧急权、紧急权等，其字面含义为“国家应对紧急情况的权力”。郭春明认为：“所谓国家紧急权力是指国家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所行使的一种不受民主宪政的分权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的一般限制的国家权力，其目的是通过必要的权力集中与人权克减来达到消灭危机、恢复国家正常秩序。”[24]徐高、莫纪宏认为：“所谓紧急权就是为一国宪法、法律和法规所规定的，当出现了紧急危险局势时，由有关国家机关和个人依照宪法、法律和法规规定的范围、程度采取紧急对抗措施，以迅速恢复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的特别权力。”[25]笔者以为以上这两种界定分别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出发，阐释了紧急权力的内涵，即前者着眼于紧急权力的正当性，后者则着眼于紧急权力的合法性。
1. 国家紧急权力作为国家面临紧急的危险局面，为恢复正常的宪法秩序而动用的非常权力，具有其正当性。因此在紧急状态下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限制
也是无可奈何的。
2. 虽然国家紧急权力的存在具有其正当性，然而在现代民主宪政体制下，其存在和行使均必须具有宪法或紧急状态法上的依据，包括实体性法规范依据与程序性法规范依据。
由此紧急状态下人权而对的将是具有“超宪性”的国家紧急权力[26]，其保障的难度将远甚于正常宪法秩序之下。因此对国家紧急权力的控制显得尤为重要。有学者认为，对国家紧急权力的控制应当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 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必须与应对紧急情况的现实需要相符合；（2)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不能够破坏分权制约的宪政精神；（3)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不能够侵犯那些不容克减的人权。[27]笔者以为，正如现代行政法对日益膨胀和强大的行政权的控制以行政程序为首选，对紧急权力的程序控制更是不可或缺。
(五）紧急状态下的特别宪法程序
现代程序意识与程序规则的勃兴，其出发点最主要的就是在过程中及时控制权力，以克服以往纯粹的事后救济的缺陷。宪法应当是控权法，在程序上进行控制是其重要一面。[28]紧急状态下的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极易损害到人权，因此需要特别的宪法程序对其加以规范与控制。宪法程序问题长期以来未引起国内学界的足够重视。宪法作为“法治法”，它将宪法价值通过宪法程序予以制度化。因此，“宪法程序”是宪法价值制度化的逻辑桥梁。可以说，离开了“宪法程序”，宪法价值就无法予以实体化。“应然”的宪法是一种程序；同时，宪法的“应然性”表现为一种程序。[29]
就紧急状态而言，由于其为一种特殊的宪法状态，因此其所需要的也应当是特别的宪法程序。具体包括：紧急状态的确认程序（请求提出者、有权确认者、确认方式、确认期限及其效力、确认的变更），紧急状态的宣布程序，紧急状态的延长程序以及紧急状态的终止程序。[30]
四、国外紧急状态法制中有关人权保障的规定
在对紧急状态K人权进行一番宪法学理分析之后，我们应当研究一下各国紧急状态法律制度（尤其是其宪法的相应规定）中与人权保障问题有关的法规范，以及一些国家的典型宪法判例，以借鉴其中优秀之处，为完善我国的保障制度提供参考。总体而言，国外对紧急状态下人权的保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紧急状态下人权的最低标准
紧急状态下政府不得加以限制的人权，也即人权的最低标准，在许多国家是其宪法或紧急状态法的重要条款，最直接地体现了紧急状态下人权限制的界限，成为保障紧急状态下人权的重要手段。
1. 各国宪法中的典型规定。关于紧急状态期间人权最低限度保障的国内立法事例是很广泛的，尤其是对公民生命权的法律保护更是一条不可改变的民主宪政原则。如1905年《尼加拉瓜宪法》规定，宪法所规定的一切权利“除关于充公物产与个人生命之保给两条外，当宣告施行军法时可暂时停止之。” 1982 年《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19条第4款规定，“宣布戒严决不能侵犯生命权、人格完整、个人身份、个人的公民资格与公民权利、刑法的非追溯性、被告人的抗辩权及信仰自由与宗教自由”。总结各国的相关规定，可以发现其具体形式有以下几种：（1)权利的绝对保护，（2)期限外的绝对保护，（3)确定人权最低标准。[31]
2. 国际人权公约的有关规定。1976年1月3日生效的联合国《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53年生效的《欧洲人权公约》以及1969年11月22日在哥斯达黎加制定的《美洲人权公约》，这三个较有影响的世界人权公约都规定在紧急状态下，尤其是在实行戒严期间也不得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包括：生命权，人道待遇（指任何人不得被施以酷刑，或遭受非人道或侮辱的待遇），不受奴役的自由，不受有追溯力法律的约束，法律人格的权利，思想、信念和宗教的自由。《美洲人权公约》还规定不得中止保障公民家庭的权利、姓名的权利、儿童的权利、国籍的权利和参加政府的权利。1984年国际法协会通过了《国际法协会紧急状态下人权准则巴黎最低标准》，为各国制定调整紧急状态的法律提出了指导性的准则，通过规定实施紧急状态和行使紧急权力的基本条件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及各种监督措施，企望防止政府滥用紧急权力，最低限度地保障公民的权利。[32]
(二）对国家紧急权力的控制
虽然国家紧急权力的存在是为了尽快恢复正常宪法秩序，但是紧急状态下人权的威胁也正往往来自于紧急权力。因此，对国家紧急权力的控制是对紧急状态下人权保障的关键所在。
1. 立法上的控制。（1)实体性规范，这主要是对哪些国家机关或个人拥有国家紧急权力（主体资格），以及具体权力的内容的规定。如《约旦王国宪法》第94条规定：“在国民议会闭会期间，经国王同意后，内阁有权就刻不容缓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事项或为批准不容迟延的紧急开支而公布暂行法，上述暂行法在不违背本宪法规定的情况下具有法律效力。”（2)程序性规范。事实上各国宪法或紧急状态法中对紧急权力的程序性规范与实体性规范往往紧密交融在一起。本文这里不再赘述了。
2. 通过司法审查的控制。紧急状态下的司法审查包括两个方面：对紧急状态决定的司法审查和对紧急状态下国家紧急权力行使的司法审查。（1)司法机关是否有权对紧急状态决定享有审查权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司法权不得干预紧急状态。如《马来西亚宪法》第150条规定：“……不论宪法和法律是否有规定，上述最高元首的确认都是最后的和结论性的，不得在任何法院以任何理由对之提出异议或质询。法院亦无权受理或裁决以任何理由及任何方式对下列各项的有效性提出的任何异议或争讼：最高元首对紧急状态所作的宣布……”。
一种则是司法机关可以对行政机关或立法机关的紧急状态决定进行审查。如《菲律宾宪法》第7章第18条规定：“最高法院在任何公民按适当程序提出请愿时，得审查宣布戒严状态或停施人身保护令或延长其期限是否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并应在受理后的30天内做出裁决。”（2)对紧急权力的司法审查，各
国宪法并无明确规定，主要是看是否存在独立的司法审查制度。在建立了实质性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国家中，司法机关对于行政机关在紧急状态下的权力行使仍然享有审查权，例如美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52年的“钢铁公司占领案”。在该案中，地区法院驳回了代表总统的司法部副部长关于总统具有广泛“紧急
状态权力”的辩护，立即禁止政府实行占领。上诉后，联邦最高法院以6比3
的表决结果维持了地区法院的决定，保障了钢铁公司所有者的财产权利。
五、对我国紧急状态下人权保障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一）对我国紧急状态下人权保障制度的反思
我国目前对紧急状态下人权的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 现行宪法中缺乏对紧急状态制度的明确规定，尚无统一的紧急状态法，有关制度分散规定在戒严法、防洪法、传染病防治法中其中都规定了不同的紧急措施，涉及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和保护的内容不统一。这种法制不够健全的状况更使紧急状态下的人权难以在国家紧急权力面前得到周全的保障。
2. 现行相关法律对保障人权不够重视，知情权就是典型一例。如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了疫情通报和公布制度，并没有规定具体的法定程序，难以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实现。
3. 在我国宪法和法律中都缺乏在紧急状态下对政府行使权力的必要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相应保障的明确规定，没有对在紧急状态时期如何处理紧急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法律关系及界限做出明确的规定，以使政府行为有法可依。
[33]
4. 我国当前宪法中的人权保障模式存在严重不足，司法救济途径缺失。本文前面阐述了两种主要的公民权利保障模式，我国现在采取的模式倾向丁?相对
保障模式。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制下，根据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行使宪法解释权（第67条），但在实践中，该机关几乎不行使这一权限，通常也
不可能对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的具体内容和保障方式进行逐一的具体解释。本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实施监督权加以实现
(第62条、第67条）。然而实际上，二者对该项权限的行使在技术上存在较
大困难，也未形成一种惯常的制度。同时由于目前在我国宪法下不存在司法机
关的违宪审查制度，宪法本身亦被认为不具有直接的司法适用效力，所以一般也不存在由普通法院通过具体案件的审理来解释各种宪法权利的可能性。[34]
(二)完善我国紧急状态下人权保障制度的设想
下面提出笔者对完善我国紧急状态下人权保障制度的一些设想，就教于方家：
1. 修订宪法与制定统一的紧急状态法，对国家紧急权力进行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
首先应当在宪法中增加明确、详细而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紧急状态条款。以此为纲领，制定隶属于宪法法部门的统一紧急状态法。再进一步修订现有的或制定一系列相关法律，以形成一个统一协调的法律体系，包括：戒严法、战争状态法、灾害应急法（如公共卫生应急法、破坏性地震应急法、核事故应急法、防洪应急法、环境气象灾害应急法，等等）。
2. 在宪法中确立紧急状态下人权的最低标准
正如本文前而所述，在宪法中确立人权的最低标准是其在紧急状态下获得保障的基本前提条件。在今后的修宪中应当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制订我国的最低人权保障标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在修宪时增加“人权保障”条款，我们应以此为契机，推动我国宪法中最低人权标准的制订工作。
3. 完善我国宪法的人权保障模式，为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提供司法救济途径
首先，强化现行宪法中已有的宪法解释机制。以最小变动的方式完善现有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机制，使公民依法提请解释的制度法律程序化。
其次，在全国人大之下建立一个宪法监督委员会，负责经常化的监督宪法实施与解释宪法，这已成为国内宪法学界的主要共识。然而笔者更倾向于设立宪法法院。理由有：其一，由司法性的机关履行宪法监督与解释的职能，有利于居中公正栽决有关紧急状态下人权的争讼，因为人大作为立法机关在紧急状态期间亦会颁布紧急法令，存在侵犯公民权利的可能；其二，宪法法院是德国、奥地利、俄罗斯等大陆法系国家采取的通行制度，作为法律文化近似于大陆法系的我国，似乎采取宪法法院制度更适应我国的现有法律体系；其三，最关键的是，人大之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仍无法脱去政治机关的色彩，而宪法法院更像是一个法律性的机关，可以在紧急状态这种政治意味浓厚的环境下坚持宪法规范的真谛与技术性的运作。
最后，上面的宪法监督委员会方案并非理想的解决之道。就世界宪法监督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司法化的解决路径是必由之路。[35]由于我国的法律制度与文化更接近德国类型的大陆法系，因此我国的宪法监督最终应当采取宪法法
院制度，应当制定一套完善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宪法诉讼程序（如宪法诉讼法或
宪法法院法），以保证紧急状态下对人权的司法保障和救济能落到实处。
[1] 参见莫纪宏：《依法防治“非典”应当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法
学杂志》2003年第4期，第42页。
[2] 另一方面而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抗非典”措施中,
强制隔离、强制治疗等限制人身自由，属于法律保留范围的事项，其合法性存
在一定的瑕疵，有违我国现行的立法制度。
[3] 参见朱芒：《SARS与人身自由——游走在合法性与正当性之间的
抗
SARS措施》，《法学》2003年第5期，第57—62页。
[4] 例如防治非典工作中相关法律的启动问题，请参见吴志攀：《〈突
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启动程序设计的最优化评价》，《中外法学》2003年第
4 期，第 468—474 页。
[5] 参见龙宗智《关丁?隔离措施的法律制度亟待完善》，《法学》2003年
第6期，第37—38页。
[6] 徐高、莫纪宏编著：《外国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法律出版社1994
年版，
第6页。
[7] 郭春明：《论紧急状态下的宪法效力》，《法学》2003年第8期，第
37页。
[8] 详见徐高、莫纪宏编著：《外国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法律出版社1994
年版，第15—17页。
[9] 郭春明：《论紧急状态下的宪法效力》，《法学》2003年第8期，第
37页。
[10] 郭春明：《论国家紧急权力》，《法律科学》2003年第5期，第88 页。
[11] 莫纪宏编著：《“非典”时期的非常法治》，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第24页。
[12] 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94一95页。
[13] 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
[14] 参见杨海坤主编：《宪法学基本论》，中国人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页。
[15] 参见黄学贤：《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研究》，《法律科学》2001
年
第1期，第72—78页。
[16] 抗“非典”研究课题组：《预防和控制“非典”的国际法问题》，
《法学》2003年第5期，第66页。
[17] 参见梁彗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1995年版，第316—320 页。
[18] 参见梁上上：《利益的层次结构与利益衡量的展开——兼评加藤一
郎
的利益衡量论》，《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52页。本文亦不区分利益
考量（星野教授所提）与利益衡量（加藤教授所提）。
[19] 甘文：《行政与法律的一般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
134—135 页。
[20] 甘文：《行政与法律的一般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
148 页。
[21] 付子堂：《法律功能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22] 胡玉鸿：《关于“利益衡量”的几个法理问题》，《现代法学》2001 年第4期，第34页。
[23] 谢世宪：《论公法上之比例原则》，载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
般
法律原则》，台湾：三民书局2000年版，第125—127页。
[24] 郭春明：《论国家紧急权力》，《法律科学》2003年第5期，第88—89 页。
[25] 徐高、莫纪宏编著：《外国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法律出版社1994
年
版，第68页。
[26] 郭春明：《论国家紧急权力》，《法律科学》2003年第5期，第89 页。
[28] 参见杨海坤主编：《宪法学基本论》，中国人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 184—186 页。
[29] 参见莫纪宏：《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第
331一336 页。
[30] 详见徐高、莫纪宏编著：《外国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2页。
[31] 详见徐高、莫纪宏编著：《外国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92—93页。
[32] 参见莫纪宏、徐高：《戒严法律制度概要》，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第73—74页；徐高、莫纪宏编著：《外国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法律出版社
1994年版，第91 一92页。
[33] 参见丛文胜：《强化政府在紧急状态下的公民权利保护意识》，《法
学杂志》2003年第4期，第41页。
[34] 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96—97 页。
[35] 参见陈云生著：《宪法监督司法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论我国民法对人权的保障 一、人权概述 (一)人权的概念 人权的概念和性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基于不同的阶级和国家利益,既有不同的内涵,又有不同的界分方式。目前,学界尚未有一个为众人共识的人权概念。有的学者认为,人权是人生而享有及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及其不可缺少的延伸权利。英国学者米尔恩认为“人权概念就是这一种观念:存在某些被承认与否都在一切时间和场合属于全体人类的权利，人们仅凭某作为就享有这些权利，而不论其在国籍、宗教、性别、社会身份、职业、财富或其他任何种族、文化或社会特性方面的差异。”[1]有的学者在分析了现存国内外众多人权概念之后,给人权下了这样的定义: “人权即人的权利,是人应当享有的,并被社会承认的权利的总和。” [2]笔者认为,人权,就是人人作为人类成员应该享有的尊严、价值和自由;人人在行使权利和享有自由时,应当负有的道德、义务和责任。 二、我国民法对人权保护现状 民法的调整对象是一定范围内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其实就是在保障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和人身权,而财产权和人身权是权利主体享有的最基本的人权。因此,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能充分体现对人权的保护。民事法律在《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许多的基本原则,体现了对民事主体人权的保障措施。 （一） 《民法通则》中关于人权保护的条文 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一百零一条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 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 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 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第一百二十六条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第一百二十七条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于受害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由于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第三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一百三十八条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第一百三十四条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 停止侵害； (二) 排除妨碍； (三) 消除危险；
人权的国际保护 一、人权的概念 邵津：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作为人而享有或应该享有得基本权利，或者说是指人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平等、自由等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基本权利。 饶戈平：人权是指人所享有的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二、人权的国际保护 邵津：人权的国际保护主要是指国家按照国际法，通过国际条约或者基于国际习惯，承担国际义务保护基本人权，并在某些方面进行合作与保证及相互监督，禁止非法侵犯这些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并促使它们得以实现。 饶戈平：人权的国际保护即国际人权法，是指国家之间通过条约或习惯国际法而承担国际义务，对实现人权的某些方面进行国际合作与保护，并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加以防止和惩治，也涉及人权的国际保护的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 非PPT:人权的国际保护历程：人权的国际法保护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人权的保护起初只有国内法保护，但历史上也在特定领域中存在着对人权的国际保护，包括：保护宗教上的少数者、人种少数者、语言少数者；禁止奴隶贸易和奴役制度；国际劳工保护；保护战争受难者。 人权国际保护受到正式和普遍重视是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德、日、意法西斯的军国主义独裁和野蛮侵略给各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利遭到严重侵犯。因此，通过建立新的国际保护机制以保证和维护基本人权的思想在二战以后开始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随着《联合国家宣言》、《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独立承认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宣言、条约相继通过，人权的国际保护体系逐渐形成，国际人权法作为国际法的独立分支也发展成为一个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 三、人权的国际保护方式 （一）国家通过参加国际条约，承担国际义务保障人权和改进国内的人权状况，这是国家承担条约义务的前提下进行的。 (二)国家未参加有关的国际人权条约，但根据该国所确认的有关人权保护的国际习惯法规则，通过国内立法和司法活动保护人权。 四、人权的国际保护与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关系 部分国际法学家的观点：人权的国际法保护可以限制或改变国内管辖权或不干涉内政原则。假设人权与主权对立，也不能以取消联合国与其宗旨为核心部分相关的职能为代价。 部分国际法学家的观点：人权具有特殊性和相对性，个人所实际享有的权利不但受其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的制约，也受国内道德和历史传统的影响。人权保护目前主要是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由国内法来调整。
第一章劳动法的基本原理 一、单项选择题 1.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A.劳动法中的劳动不包括家务劳动 B.劳动法中的劳动是劳动力的有偿让渡 C.履行抚养义务的劳动属劳动法中的劳动 D.劳动法是和劳动有关的法律 2.下列社会关系中，属于劳动法调整的劳动关系是（） A.劳动者甲与劳动者乙发生的借款关系 B.某公司与股东就股利问题而发生的关系 C.某国家机关招聘公务员所发生的社会关系 D.某农民工与个体餐馆就工资问题所发生的关系 3.下列社会关系不属于劳动法调整对象的是（） A.作者与出版社之间的关系 B.某私营企业与职工因培训而发生的关系 C.某公司与其职工因支付工资问题而发生的关系 D.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与劳动者发生的关系 4.下列哪一项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由劳动法调整（） A.甲厂职工陈某操作机器时不慎将参观的客户蒋某致伤，蒋某要求陈某赔偿 B.汪某因身高不足1.70米而被乙厂招聘职工时拒绝录用，汪某欲告乙厂
C.个体户张某与其家庭成员共同劳动所形成的共有关系 D.丁公司为其职工购房向银行提供的担保 5.下列关于劳动法地位的认识，通常认为的是（） A.劳动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B.劳动法是民商法的组成部分 C.劳动法是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D.劳动法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 6.我国劳动法采取（）形式 A.内地为成文法，港澳台地区既有成文法，又有判例法 B.判例法 C.成文法为主，判例法为辅 D.判例法为主，成文法为辅 二、不定项选择题 1.劳动法的调整对象是（） A.所有与劳动有关的社会关系 B.劳动关系 C.与劳动关系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社会关系 D.由各种劳动关系而发生的关系 2.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劳动关系是在争取与实现劳动权的过程中发生的关系 B.劳动关系是在实现劳动过程中发生的 C.劳动关系双方是平等的，不具有从属性
天津广播电视大学10春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姓名：张鑫 学号： 1012001203131 分校：西青电大 专业：法学 指导老师：黎鹏昊 时间： 2012年4月21日
目录 内容摘要 (4) 正文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概述 (5)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内容和范围 (5) （二）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重心及其法理基础 (6) （三）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意义 (8) 二、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9) 四、 参考文献 (15)
内容摘要 人权是指人的权利，包括人的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权利。其作为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在刑事诉讼中，其与国家的权力的对抗最为激烈。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范围包括一切可能进入刑事诉讼的社会成员的群体人权，其重心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个人人权。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还不够完善，主要存在于制度的不完善和立法、司法理念上的偏差。本文主要以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内容、范围及其中心和法理基础为根本出发点，针对不同对象群体阐述了我国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存在的现状及不足，就我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缺失的原因从机制制度、执法理念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主要论述了强化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是当代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大趋势，也是发扬诉讼民主和健全法制的要求，有利于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法向更加民主化、公开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人权是指人的权利，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就人的基本权利而言，包括人的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权利。它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权利的最一般形式，即指一国公民依法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人身自由和其它民主权利。人权问题的核心内容有二：其一是人权的范围；其二是人权的保障。人权的主流精神始终是防止和抵抗公权力走向恶政，它对人的价值已为世界各国所共识。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是刑事诉讼中的主要国家权力，这些权力如果行使不当，往往损害公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甚至造成冤假错案。因此，在保障维护公共秩序基本功能得以发挥的同时，加强对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概述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内容和范围 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保障①，不是在人权和人权保障的一般意义上来讲的，而是专指人权保障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内容及它所涉及的范围。以“人格尊严及平等”为核心的人权涉及内容极为广泛，其中任何人在被控告时，享有公正审判的权利是现代人权的重要内容。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大体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1．从人权保障的主体来说，应包括司法机关以外的所有参加刑事诉讼的人。主要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判刑人、被害人和被 ① 于广义．论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理论观察，2006(12)
论人权保障的刑法保护 论人权保障的刑法保护 摘要人权，就是人之所以为人所享有和应当享有的权利，它包括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近代刑法的产生和发展与人权的保障有密切的联系，本文从刑法的价值取向，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成立要件等几个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刑法对人权保障的保护。 关键词人权保障价值取向罪刑法定犯罪成立要件 作者简介：陈林跃，法学硕士，南昌大学人民武装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刑事法学、诉讼法学等。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1-019-02 在人权的法律保障体系中，刑法由于其保护利益的广泛性、重要性及其对违法制裁的特殊严厉性，因而对人权的全面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人权保障是当代刑法的鲜明主题之一。本文试就刑法的价值取向，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成立要件等几个问题进行浅要分析，谈一下人权的刑法保障。 一、刑法的价值取向 刑法作为规定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法律部门，不但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有力武器，而且是社会价值观念的鲜明载体，体现着社会的价值取向。 国家的触角无处不在，社会的一切也就是国家的一切，社会生活的高度政治化，个人完全淹没在国家的政治之中，无任何权利可言，法律也完全是为政治国家而服务。这时，国家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往往采用严峻刑法，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中国封建社会的“十恶”重罪也完全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基本伦理关系，国家的集权观念十分发达，个人利益和价值变得无足轻重，整个社会的法律也就表现为刑法或刑法化的法律。 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市场经济的产生，而市场经济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它追求“平等”、“公平”、“自由交换”，它重视个人的利益
宪法修正案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意义 2004年，宪法修正案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国历史上，人权第一次明确地载入宪法。这不仅仅是宪法学界、人权理论界的一件重大事件，而且在我国人权实践、政治生活中具有深远意义。人权载入宪法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尊重人权，表明国家的政治态度和基本立场；保障人权，反映政府的庄严承诺和政府职能观念的转变。就刑法理念而言，传统刑罚功能认识中强调惩罚的功能，即刑法的功能主要是惩治犯罪，但随着对人权理念的深化，我们渐渐认识到刑法应当具有保障功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是刑法的双重功能，忽视二者之一都是对刑法功能认识的片面。刑事法理论界和实践界已经对刑法惩罚与保障的二元功能形成了共识。这次宪法修改，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更进一步地从宪法权威确认了社会主义国家对人权的高度重视，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 首先，人权载入宪法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人权而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的实现，以公民权利的行使和保障为前提和基础。这次宪法的修改，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充分重视人的发展，尊重和保障人权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助于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并与共产主义宗旨相一致。 其次，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人权事业发展的总结。它不仅仅反映了人权观念的变化，而且是人权实践发展的证明。新中国建立以来，人权事业不断得到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种对特殊人群的保护（如残疾人的权利保障、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未成年人保护、老年人权利保障等）得以全面展开。人权事业的全面发展必然反映到宪法与法律中来。正如胡锦涛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宪法公布施行20周年大会上所作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根据实践中取得的重要的新经验和新认识，及时依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的某些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因此，将人权载入宪法是水到渠成，是对这些年来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的一个总结。 再次，宪法关于人权原则的规定是人权保障制度走向法治化的里程碑。人权原则入宪为人权法治化提供了宪政基础，宪法是国家制定基本法律、普通法律、其他法律规范的基本法依据，人权原则入宪对其他法律法规更充分地规定保障人权具有重要意义；从人权原则入宪
论宪法的人权保障 宪法历来被称为人权保障书，人权的实现和保障离不开宪法和宪政制度。享有充分的人权，是人类长期以来追求的理想，是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努力奋斗的崇高目标。保障人权，实现人的尊严和价值，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1991年以前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和国家干部都曾认为人权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口号。这是很大的误解。其实，社会主义应当是最讲人权的社会。今天，我们把人权写进宪法，有利于消除人们的这种误解，有利于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中加强对人权的保护。 一、人权的宪法保障机制 保障人权是宪法的终极价值。宪法通过宏观上控制国家权力和微观上规定基本权利的内容，形成有机的宪法人权保障机制。在宪法中做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宣示，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有利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我们在国际人权事业中进行交流和合作。” 二、宪法人权条款得以有效实现的途径 仅仅在宪法条文中明确规定“人权”，并无法保证这一条款的有效实现。我国宪法的规定往往是原则性、纲领性的，这些规定要落实到人们的实践生活中，还需要一系列的中间桥梁及制度构建来完善和引导这些规定的具体实现，切实做到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对人权的保障可以借助以下途径实现： （一）立法保障。 宪法中确立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性规定，从而确认了公民享有基本人权。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立法，通过普通法律的制定以确定从基本人权中派生出来的具体权利。目前，我国已存在一些关于权利保护的下位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 （二）制度保障。 宪法中虽然规定了“人权”，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宪法规范，并不当然意味着人权就可以得到保障。黑格尔有句名言：“公民必须体会到宪法是自己的权利，可以落实到实处。否则，宪法就只是徒有其表，不具有任何意义和价
人文学院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论文题目：法律全球化下的人权国际保护 学生姓名：杜碧月学号：090904113 专业：法学 指导教师：郑淑霞 2012年月12月 25日
3. 毕业论文拟采用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参考文献简述 1、研究方法： （1）历史研究的方法 为了从总体上能够对人权的国际保护作出全面的评价，首先就必须运用历史的方法，追溯到人权的国际保护产生、发展的历程。通过对历史的考察，获得对国际人权保护全面了解，认识国际人权保护的实质，得出对其正确的评价。 （2）比较的方法 通过对国内外人权国际保护研究的比较，分析了法律全球化下人权国际保护的发展背景、现状、趋势，在不同层面的人权国际保护制度中寻求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进一步结合我国的保护现状研究我国如何面对这些挑战和问题，该做出何种建议和完善。 （3）实证分析的方法 本文试就法律全球化与人权国际保护的概念、内容和特性作一定的分析,从其发展历史、发展背景、原因等各个方面研究，阐述了当下世界法律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人权保护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2、主要参考文献简述 [1] 贺鉴《霸权、人权与主权：国际人权保护与国际干预研究》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0年出版 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充分利用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法学、外交学以及历史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采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将理论研究与实证考察有机结合，重视个案分析。本书通过考察国际人权保护与国际干预的历史演变以及联合国地位和作用的变化，系统研究国际人权保护与国际干预，剖析后冷战时代国际人权保护与国际干预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提出规范国际人权保护和完善国际干预机制的对策。 [2] 黄文艺《全球化的法律分析》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本书汇集了国内众多法理学、国际法学知名学者关于法律全球化方面的论述，意在向读者展示中国学者从法学的视角对全球化的解读。本书包括17篇文章，分别讨论了全球化视野下的法制、法律场域中的全球化、全球化与法律区域化等涉及全球化方面的法律问题。全球化问题引入法学场域，不仅意味着法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知识总量的增长，更带来的法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和观念结构的更新，本书收录的这些文章，展示了法学界在全球化研究上的学术进步和进展。
浅谈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保障 澳门大学法学院 【摘要】在日益繁华的当今社会，经济在进步，科学技术在发展，刑事诉讼文明、刑事诉讼民主更是不可或缺的话题，社会对人权利益保障的呼声日益高涨，这是实现诉讼民主文明的基点,也是刑事诉讼本应具有的品质。保障被告人的权利是刑事诉讼的灵魂,它决定了刑事诉讼的构建,主导着刑事诉讼的发展。我国一直以来对人权保障缺少必要的注重,这种忽视必将带来缺乏人权保障的刑事诉讼。我们要辩证地吸收外来文化,培育现代权利文化,做到全方位多层次的提升，才能铸就中国现代的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理念，本文将简单的讨论中国内陆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刑事诉讼和刑法中所体现的人权保障以及不足点，以供相互弥补与促进。 【关键词】刑事诉讼；人权保障 一、人权保障的基本内涵和追溯 人权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就是人在现实生活中及其所生活的国家、社会关系中充分享受及保障自己权益的权利。实质上即是根据人人平等的原则，以法律、道德等正确的形式满足其所应有和实有的社会地位、需要和利益。人权保障经历了如下三大发展时期：第一时期，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但丁最早提出“人权”一词，其在《论世界帝国》中指出：“帝国的基石是人权。”经过几代人的
探索、研究，逐渐形成比较系统的，以反对封建专制，主张资本主义的自由和平为核心的人权理论1。18世纪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人权理论也进一步发育成熟和系统化，并被提升为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2。它前后经历了长达五、六百年的历史，核心内容是强调“自然的、不可剥夺的、神圣的人权”，实质是废除殖民统治和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这是社会发展的一项伟大进步3。 第二时期，从十九世纪开始，世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延续，形成了以消灭剥削，实现新的社会自由和平为核心内容的新的人权观，即社会主义人权观。1917年十月革命，其思想基础是马列主义的人权观，目标是推翻沙皇反动统治，消灭剥削，建立社会主义的人权观。其不仅批判地继承了前者的积极成果，而且超越并向前发展了人权的理论和实践，是先进的人权类型4。 第三个时期,20世纪,人权运动从欧美扩展到世界各国，逐步国际化与多元化，人权观念传播的同时也推动了人权的法治化进程。大多国家的宪法都写有关于人权的条款。以《联合国宪章》为中心，形成了宪章人权保护体系。许多地区性的人权保护法律规范产生。 二、我国人权保障在刑诉中的发展 （一）关于自认制度 自认是指犯罪嫌疑人对于对其质证的罪责予以承认的事实。在这1夏勇.人权概念的起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26. 2王家福.中国人权百科全书[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3赵世义.关于人权问题的几点思考[J].法学评论.1991.(5).
论宪法的人权保障功能集团标准化工作小组 #Q8QGGQT-GX8G08Q8-GNQGJ8-MHHGN#
论宪法的人权保障功能摘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个国家最根本性的指引。人权是人与生俱来，最基本的权利。这两者的性质，就决定了其不可割裂的关系。人权只有纳入到宪法中，才能得到最有效的保障。本文从宪法人权保障功能的理论出发，对我国现行宪法的人权保障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宪法人权保障 一、宪法在人权保障中的功能分析 1、宪法与人权的关系 确认保障人权是宪法的首要使命和基本价值。美国哲学家赫舍尔说：人问“人是什么”时，“并不是寻找自己的起点，而是寻找自己的命运。”从人的命运出发，关心人的生存，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就成了宪法的首要使命。1宪法是随着人权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随着宪法的形成和完善，人权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保障。因此，人权与宪法的关系可以简单概括为：人权是宪法的起点和归宿，宪法必然以保障人权为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追求。2 2、宪法明确人权的要求 宪法是人类安排自己幸福生活的根本方案，人类希望通过对国家机关权力的合理配置来保障自己作为人并且幸福的权利。3人权是人之所以为人最基本最抽象的要求，只有将这种抽象的要求承载在宪法这一形式下予以界定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列宁说“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4而这张写有人民权利的指，必须满足人们对生存、自由、平等和幸福的要求，才能被称为根本大法，才最有至高的地位和效力。 3、宪法确立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规则体系
当今世界各国宪法，不论其属性和形式结构如何，其基本内容可都分为两大块：“即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公民权利的保障。然而，这两大块并非地位平行的两部分，就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居于支配地位。”5以美国的《独立宣言》为例，“……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6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是相辅相成的，通过宪法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亦是对人权的有力保障。 二、我国现行宪法对人权的保障 1、我国现行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成就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宪法史就是人权的保障史，以宪法的形式保障人权是现代民主和法治的重要标志。7我国现行宪法就历代宪法而言在人权保障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其中： （1）我国现行宪法从权利本位出发，使人们对人权的关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体例设计上来看，第一章为《总纲》，第二章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章为《国家机构》，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置于《国家机构》前，从形式上对公民权利给予更高的尊重和保护，认可了公民权利在地位上要高于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服务于公民权利，是公民权利最坚实的后盾。 （2）2004年3月，我国现行宪法正式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基本人权以法律条文的形式予以确认和保障，从根本上对“人权”这一概念给予充分的认可和肯定。“人权”入宪，不但明确了人权的概念，更进一步扩大了权利主体的范围，是现行宪法在人权保障方面最显着的突破。 2、我国现行宪法对人权保障存在的不足
试论国家在人权保护中的作用 班级：姓名：学号： 摘要：在现今社会人权问题越来越上升为热门问题，各国都在积极关注人权保护问题，中国列入世界轨道，在这一方面也有所行动，归根结底，人权问题是国家问题，人权保护是国家的基本义务，只有人权得到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才能得以实现，本文将从国家的人权保护义务和国家人权保护机构的设置两方面讨论国家在人权保护中的作用。 关键词：国家人权保护义务立法人权机构 一、国家在人权保护中的义务 人权从自由权中心主义逐步转化为自由权与社会权并重的价值体系后，国家保护人权义务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不仅扩大了保护的范围，而且保护形式与程序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国家保护人权义务是人权观念与人权分类变化的必然产物。在传统的人权分类理论下，国家的人权保护义务是比较单一的，片面地追求“作为人权保障堡垒的司法部门的应有规范性命题，没有充分关注经验性的价值”。随着宪政文化的多样化，人权保障理念开始发生了变化，改变了仅仅“通过司法权来实现人权保障”的传统观念，逐步确立新的人权内容与分类。 首先，人权的实践性得到了强化。在传统理论体系下，人权虽表现为高度价值化的体系与标准，但在现实生活中仍缺乏实践功能。随着人权实践的发展，“实践中的人权”、“规范的人权”、“运动中的人权”理念逐步变为社会的人权价值，人权的实践性表现为程序化、国际化与生活化的特点。在主权与人权关系的价值互动过程中，人权的价值日益走近实际生活，这对国家人权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 其次，作为人权保护义务主体的“国家”概念发生了变化，即从抽象意义上的国家到实体生活中的国家的转变.国家实际上是指具体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的活动，包括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以及与公权力活动有关或实际上行使公权力的机关活动。国家机关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主体，首先要保护一切基本权法益，并以此作为进行活动的道德和法律基础。人权保护义务首先指国家机关对基本权法益的“国家保护义务”，其义务包括：作为人权而得到的保护利益；第三者的利益；紧急状态中对社会主体权利的保护；采取预防手段减少人权主体利益受到不当的危害。国家必须保护人权的道德基础来自于国家存在的目的与宪法的正当性要求。有学者指出，“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个人是国家的基石，如何保障个人权利的最大实现就构成了国家制定一切政策的前提和出发点，一切为了人民的权利应当是国家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根本标志”[. 再次，国家保护人权义务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保护的内涵从消极性的保护转变为积极的保护，表现为一种综合性的道德与法律要求。爱德和凡一胡佛等人认为，国家的人权保护义务分为四个方面：第一，尊重的义务；第二，保护的义务；第三，满足或确保的义务；第四，促进的义务。对这种分类日本学者大沼教授做了如下解释。他认为，人权尊重的义务是指国家避免和自我控制对个人自由的侵害；保护的义务是指国家防止和阻止他人对个人权利侵害的义务；满足的义务是指国家满足个人通过努力也不能实现的个人所需、希求和愿望的义务；促进的义务是指国家为在整体上促进上述人权而应采取一定措施的义务。可以看出，国家对人权的尊重与保护义务是相互联系和互动的整体性义务，尊重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国家应该履行的保护、满足与促进的义务，尊重只是国家义务的前提与基本的道德基础而已。在宪法
浅论人权的法律保障 This manuscript was revised by JIEK MA on December 15th, 2012.
浅论我国人权的法律保障 【内容摘要】：人权是人之所以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或者说是人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享有的或应当享有的权利，人权是一个人作为人所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充分的享有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人权的实现程度也是衡量国家民主政治程度的一项重要标准。2004年我国首次将“人权”写进宪法，这毫无疑问的将我国的人权法律保障上升到根本法的高度。本文从人权的内涵及内容、近代中国人权的法律保障、建国后的人权发展、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不足以及解决途径和现状来阐述人权在我国的发展。 关键词：人权人权发展人权保障解决途径 一、人权的内涵及内容 （一）、人权的内涵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人权的时代。正如路易斯·亨金所说的那样“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1]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政治实体都不得不对人权问题表明态度，任何一个有现代意识的团体和个人都不能无视自己的人权状况，任何一个系统全面的科学理论都不免对人权问题予以直接的或间接的、直白的或迂回的回答。 人权是从人的共同点和其所及的范围引申出来的，一切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享有的平等地位和社会地位。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权首先是社会性的权利。人权和人权理论，都是历史的产物，不是天赋的、自然的或永恒的。 人权的本质特征和要求是自由和平等。人权的实质内容和目标是人的生存和发展。没有自由、平等作保证，人类就不能作为人来生存和发展，就谈不上符合人的尊严、本性的生存和发展，也就谈不上人权。另一方面，自由、平等是为人的生存和全面发展服
内容提要：随着2004年新《宪法》修正案的公布，中国的人权法制建设又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本文着重从特殊群体的人权的宪法保护的问题方面进行探讨，试图论述本次修宪的不足及对修宪的完善提出的一些浅薄的看法。关键词：宪法修正案特殊群体人权2004年3月，随着新一届全国人大的召开，新的宪法修正案经全体人大代表表决以高票通过了。在这次的修正案中，最令人鼓舞的一条便是将《宪法》第33条第三款改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而将原来的第三款作为第四款置于其后。正如大多数媒体所言，这是我国法制建设的又一里程碑。这也是在我国政府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我国人权的又一成功。然而，《由于宪法》作为我国根本大法，其性质直接决定了这部法律所规定的内容不可能非常具体、详细，所以，当我看到整个修正案中只有这一条是直接关于人权保障时，又不无感慨。因为这次修宪虽然规定了保障人权的条款，但由于规定过于原则，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具有司法上的可操作性。另外，由于保障人权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保障特殊群体的人权，而这次修宪中并未曾涉及。也许有人会疑问，原来《宪法》的第45条、第48条不是已经对特殊群体的权利作出保障性规定了么？即便这次修宪中未再次涉及，也无妨呀。但是本人却认为：首先，并非一切特殊群体都已经被《宪法》所保护，《宪法》只保护了其中的一部分，如老年人、残疾人、妇女。特殊群体是一个社会学概念，特指某些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及其生存状况。那些由于自身或社会原因常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被称为特殊。特殊主要表现为经济力量、政治力量、文化力量的低下，正是由于这种力量的低下使得他们在社会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体现为一种特殊。其特征表现为：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因此，不论在哪个国家，特殊群体的外延都是很广泛的。例如某些患有心理疾病（具体如同性恋者）或生理疾病的人（具体如肝炎携带者），其平等工作权就容易受侵犯；再比如一些因为先天的身份性因素而直接在寻找工作过程中遭受歧视的人群（具体如农民工、在北京、上海的外地大学生）。这些特殊群体在人口数量上是不容忽视的，但在实际的生活待遇上却是被人忘记的。谈论至此，本人想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有一段涉及实质正义的论述，转述于此：“正义总是意味着某种不平 “补等，……作为社会制度或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必须从最少受惠者的角度来考虑补偿问题。” 偿原则是指为真正对待所有人，社会必须更多的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要求按平等的方向补偿有偶法因素造成的倾斜，通过法律手段使之重新平等。”事实上，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最少受惠者”的数量及类别却在不断增加；更令人悲哀的是原先仅因“偶法”因素造成的不平等却有可能因为法律的规定变成合法的不平等。例如《公务员条例》就规定肝炎携带者不能当公务员；《律师法》也规定受过刑事处罚（过失除外）的人不能拥有律师执业证书。以上这些违反《宪法》中关于一切公民享有工作权的法律法规直接侵犯特殊群体的权利。其次，《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在立法技术上是封闭性的，而非开放性的。这直接导致公民（是否是特殊倒在其次）权利的不完全规定。而如果《宪法》作为根本大法不能将全部公民权利加以保护，那么不知道哪部法律敢越俎代庖。如此以来，即便目前《宪法》有第33条第3款，而由于规定的不明确也将形同虚设。另外，作为特殊群体而言，只在《宪法》中规定几种权利，是远远不足以保障的。因为针对特殊群体人权的保护，要求遵循以下五个原则：（1）以人为本的原则。在解决特殊群体问题的过程中，国家不仅需要物质的扶贫，更重要的是人本的关怀和感情的投资。任何政府都必须以人民的社会权利和基本福祉为最高原则，最大限度地提供可利用的资源，使公民的权利得以加速实现。确立以人为本的原则，民众不仅不必惧怕政府，而且应该理直气壮地要求他们的“公仆”履行其本身的义务。“权利使得最边缘化、最没有势力的人或群体也能借助国家的或国际的法律框架向政府提出权利要求”。缺乏关怀和关爱的扶贫投入，其社会效益和人文效益只能是事倍功半，因为心怀牢骚的贫民哪怕得到再多的救济和福利，仍然会对政府和社会感到不满，这并无助于社会矛盾的缓和。相反，如果政府的物质投入有限，但扶贫的过程处处充满人性和人道的关怀，
试论人权的性质(一) 人权，是指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每个现代人维持正常生活所应拥有的条件。 关于人权的性质，西方国家的一些国际法学者主张，“人权没有国界”，“不干涉内政原则不适用于人权问题”，甚至还有学者提出，人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原则要取代国家主权原则而成为国际法的基础。西方学者的这种主张往往被某些国家利用，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这与人权保护背道而驰。我们认为，人权具有二重性，即人权的国内法属性和人权的国际法属性，国际法中的人权保护只是针对人权的国际法属性，任何国家以人权为幌子，对别国人权问题指手划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是强权政治的表现，不具有合法性。一人权概念从第一次提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都属于国内政治和国内法律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问题开始进入国际法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人权最大规模的践踏和破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省，成为人权问题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基本起因。联合国的成立，特别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将人权问题正式纳入了国际法的范畴。但是，人权问题，特别是基本人权问题仍然属于一国的内政，由各国的国内法加以规定，由国内有关机关进行保护，这部分人权并没有进入国际法领域。一般说来，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习俗、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不同，对生存权、平等权、自由权、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等，只有通过国家的立法才能授予，只有通过国家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采取措施才能保证实现，国际法不直接授予权利给个人。 人权的国内法属性是由人权的特点所决定的。众所周知，人权的内容存在法定权利和应有权利的矛盾。法定权利是人所实际享有的权利，是统治阶级根据所处的地位，结合本国具体的经济结构与政治制度，在一定限度内将自己所认可的应有权利法律化的结果。应有权利是指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追求的美好目标，当某种应有权利得到实现，转变为法定权利后，又有新的应有权利产生，等待着人类为之奋斗。人权内容的这种特点，决定了人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发达程度的制约。由于各国的发达程度相异，某种权利在一个国家是法定权利，在另一个国家则可能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应有权利，若要硬行将其规定为法定权利，也不可能成为实有法定权利。 鉴于各国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要在国际上制定一个统一的人权标准是不现实的，只有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由各国法律自行确定本国人权的法定权利，人权的实现才有保障。人权问题，或者说人权的基本方面仍然是国内法的问题，属于国家的内部事务。根据国家主权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任何一个国家都享有自决的权利，国家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有权自行决定包括人权制度在内的各项制度，别国无权干涉。属于国内法方面的人权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内政，这部分人权在进入国际法领域之前，都由主权国家根据其意志自由决定，其他国家有义务予以尊重，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有责任使这一内政不遭侵犯。二《联合国宪章》序言部分开宗明义就规定：“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联合国的成立与发展，使人权问题进入国际法领域，人权的国际保护成为现代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人权的国际法属性主要表现为：世界上包括主要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所缔结或参加的有关人权问题的国际条约具有普遍约束力，构成造法性条约，所有国家都应遵守。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法规定违反了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或者一个国家的侵权行为直接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结果，从而违反国际人权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则应由有关国家承担国际责任。一般说来，种族歧视、种族灭绝、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奴隶制及类似的制度与习俗等，就属于国际人权法所禁止的内容，它们已超出了国内法的规定而成为国际法的问题，无论是否符合一国国内法规定，都是对国际法的破坏，要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国际法的制裁。如1990年8月2日，伊拉克以武力方式吞并科威特，造成科威特人民的人权遭受大规
论紧急状态下的人权保障问题(一) 内容摘要：2003年发生的“非典”疫情及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使得人们发现我国的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是如此缺失与不足，而其中引出的紧急状态下人权保障问题更是突现而出，亟待完善。从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模式、人权限制的界限、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衡量、特别宪法程序和国家紧急权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借鉴国外宪法和紧急状态法制中的相关规定，提出完善我国紧急状态下人权保障制度的初步设想。 关键词：紧急状态；人权保障；紧急权力；宪法程序；司法救济 2003年春夏的一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正式名称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简称“非典”或SARS）公共危机暴露出我国应急法制的严重不足；尤其是在如此关涉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紧急时刻，如何同时保障宪法上的人权，跃然而入至法学界的视野之中。本文拟就此展开，探讨一下紧急状态下人权的保障课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方法与立法建议。一、引子：“非典”防治工作中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在2003年非典危机中，各级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应对措施，如成立防治工作指挥部、及时公布疫情信息、定点集中治疗和建立隔离区、加强市场监管和交通管制等，取得了显著成效，对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可谓功不可没。然而其中存在的对人权保障的严重不足却尚未引起政府与学界的足够重视。具体而言，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此次非典危机中政府行为的主要法律依据是《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以及防治时期出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应该说《传染病防治法》已经赋予了政府相应的行政紧急权力，但该法在立法技术上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没有详细规定政府具体行政紧急权力的内容。而《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虽然属于该法的实施细则，却与其之间联系不明，以致使人感觉无法可依，又应急出台了与实施办法在内容上具有交叉关系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由于制定的仓促，该条例更是着眼于管理角度，具有明显的“管理法”色彩。这三项法律、法规之间还未建立起比较协调一致的法律关系。1]因此众所周知的依法行政的首要前提即难以成立。如此就使人权在随意性行政自由裁量面前难以得到周全的保障。2] 2.政府保障人权的意识有待加强。这次防治工作之初，一些地方政府瞒报、缓报、谎报非典疫情，直到WHO的外力介入方使严格的疫情通报制度得以确立。由此可见一些政府及其领导者对作为人权的知情权的漠视。而在采取的一系列抗非典的具体行政措施中，由于其涉及到公民人身自由3]与财产权利，更是问题颇多。 3.我国宪法程序的缺失使得这次抗击非典的斗争显示出众多的人治因素。无可质疑，“十六大”产生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抗非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做出了诸多正确决策。然而由于我国现行宪法中缺乏程序性规范，可操作性弱，致使政府在应急决策与立法时无章（实体性规范与程序性规范，尤其是后者）可循，其产出的结果也就难以尽善尽美了4]。而政府也就难以依据正当而明确的宪法程序，做出限制一小部分人权的行为了，即使这是为了维护大多数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无奈之举。 4.国家紧急权力失范。由于我国没有统一的紧急状态法，对国家紧急权力仅仅靠分散的单行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因此造成防治工作中需要动用国家紧急权力进行行政紧急处理时，经常遇到无法可依（尤其是无程序性规范）的情况。例如隔离措施的具体实施缺乏明确统一的规范，导致了某种程度的随意性，5]从而难免出现人权受到侵犯的问题。 但问题总有其另一面：此次非典疫情的爆发也促使政府与理论界反思我国紧急状态法制的不足。在紧急状态下人权的保障问题也开始逐渐引起关注。例如公民知情权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改善。下面本文即进一步展开至一般意义上的紧急状态，对其下的人权的保障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二、紧急状态界说及其下人权保障的特点（一）紧急状态的概念与构成要件
什么是内政？古今中外的法学家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要说这个问题应当从主权说起。 主权概念产生于16世纪中叶，由法国学者博丹首先提出，他认为主权是一个国家不可分割的、至高无上的、统一持久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继博丹之后，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将国家主权观念延展至国际社会，着重从国际法学角度突出了主权的对外性质。 发展到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国家主权是指国家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所谓对内的最高权，是指主权国家在国内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国内管辖的事务。所谓对外的独立权，是指国家在国际关系上是最高的权威，在国家之上，再没有超国家的权威，国家在行使国家权力时完全自主，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这一点是国家主权的根本属性。家主权早已上升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一项国际法原则，国家主权原则是当代国际法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 我认为，所谓对内的最高权，即内政的权力，凡属于国内管辖之事项国家，均有权自行决定。 什什么又是人权？人权又属不属于内政？所谓人权，是指一个人作为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是人类社会最高形式和最具普遍性的权利。它包括生命权和生存权、政治权和公民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民族权与和平权、发展权与环境权等等，这些权利是密不可分的。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来源于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天赋人权”思想。 从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第一次提出人权概念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人权都具有国内性，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一国如何对待其本国国民，本质上属于该国的主权和内政。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结束，鉴于几千万人死于战争，基本人权和人类尊严被法西斯残酷践踏，各国对人权问题开始予以深刻地关注，人们深刻认识到人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国内法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与世界和平、国家的独立与发展紧密相关的重大国际法问题，至此人权问题开始真正进入国际法领域。人权的国际保护第一次被规定在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文件《联合国宪章》中，宪章明确指出“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拘束”，并在第一条将“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列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联合国对人权保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以至于被认为“除了追求和平联合国再也没有比实现人权更重大的目标了。”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西方许多学者已经形成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他们认为国家主权已经失去了昔日无所不包的至上权威性。随着整个世界的互动性与相互依赖性的强化，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连结日益紧密化，人权问题已越出国家界限成为全球问题。人权保护没有国界，人权高于国家主权。 然而，我国领导人1992年在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上发言却指出：“人权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国家范围内的问题。因此，观察一国的人权状况，不能割断该国的历史，不能脱离该的国情。要求世界各国照搬一国或少数几国的人权标准和模式，既不适当，也行不通。中国重视人权，并主张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同国际社会就人权问题进行平等的讨论和合作，而反对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