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梅
摘要：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是以国家起诉和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为主要模式的，但忽视了直接作为受害人的权利，也不利于加害人回归社会。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新兴的犯罪处理模式弥补了这些缺陷，其价值蕴涵体现为对被害者与加害人的双重恢复，以此达到正义的恢复。我国现行司法体系中尚无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但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文化渊源，中国具有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能性，加强对这一制度的研究，无疑裨益于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本文作者试从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前提、适用范围、适用阶段、具体运作等方面探讨我国的模式，也顺应了刑事和解观念国际化的思潮。
关键词：刑事和解；被害人；加害人；制度的构建
By Chinese criminal activity reconciliation system's construction
Yang hongmei
Abstract：The current criminal justice and accountability is based on the national criminal prosecution as the main mode of criminal liability, but as victims of neglect of a direct right to return to society is not conducive to perpetrators, as a criminal settlement system to deal with emerging crime model to make up for these deficiencies, reflected in the value implication of the victims and perpetrators of double recovery, to achieve the restoration of justice. China's current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there is no reconciliation in the system, but the system of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in our country has a long culture of origin, China has come to build a system the possibility of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this system will undoubtedly benefit in China's criminal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the authors try to apply the criminal system prerequisite for reconciliation, scope of application, the application stage, the specific aspects of the operation mode of our country, go with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of thought.
Keywords：criminal settlement; victims;perpetrators;System
杨红梅
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是以国家起诉和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为主要模式的。在实践中具有被害人被忽略，犯罪改造不理想，社会关系不利于修复、案件积压、司法成本高、浪费了司法资源等传统刑事司法制度的弊端。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新兴的犯罪处理模式，创生了一种新的利益争端解决方式。在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倡导实行人性化刑事政策的今天，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去考虑多样化的矛盾解决机制。
一、刑事和解理论的产生及其价值蕴含
（一）刑事和解的理论产生
刑事和解，又称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和解（victim offender reconciliation）,是指在犯罪发生之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一些受过训练的自愿者）使犯罪人与被害人直接商谈、协商解决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以及恢复犯罪人及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最终为犯罪者回归社会，平抑社会冲突而创造条件。刑事和解的思想渊源最早可追溯至原始社会的私人分割赔偿，但作为一种现代刑事司法理论，其发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国家，是西方司法改革者在对如何在刑事司法体系内实现既保护被害者利益又使犯罪者复归社会的理想目的探讨中提出来的理论及实践。
西方传统的刑事观念在涉及刑罚目的的问题上，报应主义者认为法律是对犯罪行为人的报应，目的主义或功利主义者认为刑罚不在于犯罪本身，而在于保护社会的实际利益，都是以惩罚为目的的刑事司法制度的确立。西方传统的刑事司法体系是以犯罪人为中心的，如在刑事程序上强调基于法治国家原则下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害人的地位受到漠视，他们应有的权利得不到重视，只被视为证人加以利用，成为刑事法体系内“被遗忘的人”。
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多元化演进，刑罚目的中的国家本位和被告人权利本位价值受到强有力的挑战，被害人权利本位和社区秩序恢复的价值理念日益受到理论和实践界的重视。1941年德国犯罪学家汉斯·冯·亨蒂首次提出了“被害人在犯罪与预防犯罪的过程中，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客体，而是一个积极的主体。不能只强调罪犯的人权，而且要充分地肯定和坚决保护被害人的人权”，二战以后诞生了新的犯罪学，即“被害人犯罪学”，在此学说的影响下，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德国等开始研究“刑事和解”制度并逐步将其应用于司法实践，1957年英国的法改革者Margery Fry感到在刑事司法过程中不应无视被害人，因此提出应赔偿被害人，并着力于犯罪与被害人的和解，进而人们把它作为被害人犯罪学的重要概念，因为它突显了被害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有利于真正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完美结合。刑事和解在它产生的最初十年内并没有得到刑事司法系统的完全认同，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犯罪人复归社会思想思潮的新发展，各国才得到普遍的发展，据1996年Umbreit的一项调查，北美与欧洲已有1000多个刑事和解计划，刑事和解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法律政策的重要内容，刑事法律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
（二）刑事和解的价值蕴含
刑事和解体现了对被害人和加害人进行司法保护的思想，因此它的价值兼容了被害人和
加害人利益的全面恢复。在报应主义、功利主义刑罚目的的刑事司法体系下，刑事和解无疑是离经叛道之说。因此，在我国传统模式下对刑事和解的实际价值进行解说是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前提。
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是对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双重恢复，以此达到正义的恢复。刑事和解制度使被害人处于诉讼的主体地位，不仅得到了经济补偿，更得到了精神抚慰。在我国刑事司法体系中，被害人也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但仅限于对被告人的控诉职能。通过法庭上的控诉，被害人可以宣泄积压已久的愤怒情感,在得到充分安全保障的条件下取得报应情感的短暂满足。由此，被害人的控诉职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其利益需要，于被害恢复也有一定的价值。但处于法庭审判的对抗式的情境中，加害人可能会否认其罪行或缩小责任，且法庭的证据往往经过修饰，无法呈现事实的全貌，法官也只能依据证据法则来判断，“这种截然划分正确和错误的判决结论，很可能表现为两方对抗一方的强制结论，它会导致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难以或不可能再维持下去”，或者因证据不足，“疑罪从无”，不能追究加害人的责任，这种情形下，可能引发仇视社会的情绪，由被害人变成加害人。另一方面，对被害人的保护最重要的是通过经济赔偿的方式实现精神方面的补偿。加害人是否愿意赔偿损失，是否积极地履行赔偿义务是对被害人补偿的重要途径。但事实上，加害人面临着刑事和民事的双重制裁，对民事责任的赔偿并不必然导致对刑事责任的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在我国刑法中，经济赔偿责任的承担和履行并不是起诉裁量和审判裁量的法定情节。往往加害人在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很难再履行民事责任甚至拒绝履行民事责任，现行机制对加害人的保护很难实现。作为另一种参照系，刑事和解所体现的自愿对被害人的恢复，值得引鉴和吸收。
同时，通过刑事和解制度，也有利于实现加害人的复归。因为和解协议的达成与履行而不再启动或中止对犯罪人的刑事追究，使加害人摆脱了犯罪标签的影响，也减轻了加害人的担忧，能够更好地实现再社会化。同时，由于加害人在和解的过程中能够通过聆听被告人的诉说而感受到自己的行为给他人带来的伤害，刑事和解过程对加害人直接的警示与教育作用都是其他方式所不能达到的。陈光中教授认为，和解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可以减少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很多学者认同此观点，认为和解有利于被害人利益、加害人利益的恢复以及国家与被害人利益的平衡。还有的学者认为刑事和解“节约国家刑事司法活动的成本耗费”司法领域对此项制度的关注也日益深入，在利弊之争依然并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的观念更新和实践探索已逐步展开。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现实适应性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文化理论基础。刑事和解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儒学大师钱穆曾指出：“中国人乃在异中求同，其文化特征乃为求和性，”中国社会一直追求和谐，有学者将中国文化的精髓概括为“和合”文化，就是人要顺应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汉代大儒董仲舒则提出”天人之间合二为一“，即著名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国的和合文化特质使中国人不喜欢打官司，对诉讼的理想状态是无讼，这为我国构建该制度扫清了价值观念上的障碍。
（二）“慎刑”法制思想和“世轻世重”的刑事政策。夏代已有了“明德慎罚”的法制思想，春秋时期的“以德去刑”，汉代的“德主刑辅”之道，到唐朝“宽仁治天下”的立法原则，孔子对此曾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
展正进入到高速、平稳发展时期，这为构建刑事和解提供了刑事政策上的有力支持。
三、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一）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前提
1、刑事和解必须以加害人有罪答辩为主观前提。有罪答辩意味着加害人承认犯罪行为是自己所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实际伤害，是加害人主观恶性小的表现，加害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给被害人带来的伤害，从而真诚悔悟，给被害人以物质赔偿，兼顾了精神性抚慰的功能。
2、参与刑事和解的主体必须自愿。双方自愿对于当事人真实意愿的实现，被害人权益的保护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处于强迫或胁迫的刑事和解，是对被害人的第二次伤害，同时，也不利于加害人的真诚悔过和积极赔偿。自愿的含义是和解动议应由加害人或被害人提起，和解程序由加害人和被害人合意选择，和解内容由加害人和被害人自我权衡，和解协议的最终达成和放弃由加害人和被害人自行决策，和解可以作为从轻处理的法律事实，但未和解则不得作为从重处罚的理由。
3、刑事和解还应以案件事实已查明，证据确实充分为客观前提，即能够确定犯罪事实已发生，加害人是犯罪行为人。刑事和解有利于降低司法成本，但是，如果案件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往往导致反复调解不成，反而造成司法资源浪费。对于不影响案件定性和刑事和解的事实，不必求全责备，如对于数人伤害不能查证究竟为哪一加害人所为，这一证据缺陷并不影响数加害人中一人或数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证据充分也是为了避免和解双方在以后因某种原因未能履行达成的和解协议时，因时过境迁无法收集证据查明案件事实而导致诉讼的无法进行。
4、刑事和解制度不应违背法律和公序良俗。和解当然是当事人双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达成的合意，但是，这种个人之间的合意不得违背法律和公序良俗。刑事和解是传统刑法公权力向私权在一定程度上的让渡，因此，当某犯罪行为严重侵害公共利益时，最大的受害者已经不是直接受到侵害的被害人，而是整个国家的公共秩序，这与我国的国家本位主义产生较大的冲突。司法领域属于“合法性王国”，就刑事和解的内容而言，一方或双方的让步均应以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为前提。
（二）刑事和解制度适用范围
新西兰、英国、法国、德国及刑事司法中存在刑事和解制度的其他国家，其法律规定或实际运行的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对象主要是少年犯罪行为人，后来扩展到成年犯罪行为人，适用范围限于轻微刑事案件。刑事和解的范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范围过宽，有可能瓦解社会对犯罪的认识评价体系，牺牲法治权威，影响国家刑罚权的有效实现”；范围过窄，则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不利于充分发挥刑事和解的价值功能。我国目前的许多理论和实务操作中刑事和解适用的案件范围大多倾向于轻微刑事案件，主要原因是这类案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后果不大，犯罪人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相对轻微，在这类案件中使用刑事和解制度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既有利于及时弥补被害人的损失，也有利于犯罪人较快的回归社会，可谓社会效果明显。但是，也有学者对此发出不同声音，如陈光中教授认为“一切刑事部分案件基本上都适用和解，除了罪大恶极没有任何和解的余地或者部分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案件”。显然，这个观点将一般意义上的刑事和解范围作扩大化解释，包括了严重犯罪，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不宜将刑事和解做泛化解释，仍应限定一个范围，笔者认为
应包括以下几类案件：
1、未成年人犯罪。对未成年人使用刑事和解是各国的通例，也是刑事司法国际准则对少年司法特殊要求的具体化，未成年人处在身体发育和心理成长期，矫正其行为的可能性大，国家坚持在有效遏制犯罪行为的基础上对未成年人施行挽救、教育的方针，属于法定的从轻处罚的情节，刑事和解作为轻型化、非刑罚化的制度理应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
2、轻微刑事案件。一般指可能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包括法定最高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和宣告刑可能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三年作为轻罪和重罪的区分点，在我国刑法中有多处规定，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刑诉》第174条关于简易程序条件的规定等，都以3年作为区别点，作出不同处理的标准。适用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一般来说侵犯的客体性质比较轻微，造成的损害较小。
3、成年人犯罪中的过失犯、初犯、偶犯等人身危险性不大的犯罪人。对这些犯罪者来说，没有明显的主观恶性或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存在与被害人交流的基础，犯罪人也容易得到被害人的理解，刑事和解的可能性较大。
4、自诉案件。自诉案件包括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即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加害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诉责任，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却不予追究的案件。笔者认为都应纳入刑事和解的范围，因为此类案件对公共安全不构成威胁，情节轻微易于和解。《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判决宣告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0条规定，“调解应当在自愿、合法，不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利益的前提下进行”。虽然自诉案件中的法官调解与自行和解有别于刑事和解，但它们已经具备了刑事和解的基本框架，蕴含了刑事和解的一些价值理念，因而在此范围内引入刑事和解更具有基础性。
（三）刑事和解的适用阶段
对于刑事和解在哪个阶段的适用，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在侦查阶段不能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原因在于侦查阶段，各方面的证据都未收集完成，过分强调刑事和解将增大实质犯罪嫌疑人逃避罪责的机会，对和解条件的认定审查以及监督各方面都不全面，容易产生腐败。联合国《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第6条规定：“在不违反本国法律的情况下，恢复性司法方案可在刑事司法制度的任何阶段使用”。据该条精神，笔者认为，刑事和解适用于每一个诉讼阶段，即从立案阶段到执行阶段，都可以体现刑事和解精神。不能使被害人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丧失任何刑事和解的机会，在侦查阶段，采取刑事和解有充分的理由，因为处理一个案件所占用的时间和资源越少，其效益也就越高。虽然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检察机关起诉到法院，都可以和解结案，但侦查终结时的和解与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的和解比较起来，在和解纠纷的及时性、彻底性与诉讼成本节约上明显要高一筹。对于被害人来说，尤其是受伤害治疗的，在侦查终结时就和解结案，不仅可以及时抚慰其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损害，而且也省去为实现损害赔偿而来回奔波的麻烦。在侦查阶段的和解要在主要的调查取证工作已基本完成的时候，即案件基本事实已清楚的时候进行，案件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得到及时的固定是避免出现“和稀泥”现象的前提。另外
这时候离案发已经过一定的时间，加害人已经认识到行为的违法性，产生悔罪心理，而被害人也基本能脱离最终遭受违法侵害的不良情绪，更理性的看待整个事件，接受刑事和解。
（四）刑事和解的具体运作
1、刑事和解制度采用的模式
西方各国的刑事和解制度，一般没有纳入到正式的诉讼程序之中，而是作为由警察、检察官、法官、社区自愿人员、教会成员所主持的非诉讼程序而存在。具体表现为社区调停模式、转处模式、替代模式、司法模式。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内，并没有明确确立刑事和解制度，我国大多数学者认同以下四种模式：（1）加害方与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这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认罪悔过的前提下，与被害人经过自行协商，就经济赔偿达成书面协议，使得被害方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纠纷解决方式。（2）司法调解模式。这是指司法人员通过与加害方、被害方的沟通、交流、教育、劝解工作，说服双方就经济赔偿标准、赔礼道歉等事项达成协议，从而促使被害方放弃追究刑事责任的纠纷解决方式。（3）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节模式。这是指公检法机关对于那些加害方与被害方具有和解意愿的轻伤害案件，委托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对于经过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可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4）检调对接模式。这是指检察机关和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之间的工作对接。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程序上的对接，即在案件的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告知轻微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双方可就民事部分达成和解，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将案件的民事赔偿问题移交“调处中心”，由专职调解员主持调处，检察官参与引导监督。二是“实体的对接”，调解如果能达成协议，检察机关则以调处中心出具的书面建议为依据，视案中受损关系修复状况、被害人的谅解程度，被告人通过赔偿所体现的悔罪态度，作为刑事部分实体司法处理的酌定考量因素，选择适用：商定公安机关撤销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向法庭提出从轻、减轻处理的量刑建议。大多数学者认为刑事和解不包括司法调解模式，这种模式带有强制性，不符合刑事和解的精神，覆盖社区的基层调解组织具有丰富的调解工作经验，是建立刑事和解调停机构的重要基础，笔者认为，对刑事和解的模式采取宽容的态度，只要有利于和解，在程序合法的前提下都可以适用。
2、刑事和解适用的诉讼阶段
（1）侦查阶段控制适用。侦查阶段主要任务是收集证据、查清案件事实，在侦查阶段应赋予公安机关少量的协商案件达成协议的处理权，对情节轻微等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案件，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进行调解，除案情复杂的重大案件必须移送检察机关外，待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由检察机关审查，增加审查环节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体现，经检察机关审查同意后，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
（2）在审查起诉阶段积极适用。笔者认为只要符合和解范围的案件要积极和解。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三种不起诉的情形，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了法定不起诉，第二款规定酌定不起诉，还有存疑不起诉，笔者认为，对法定不起诉，可以运用刑事和解来处理，对酌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的情形，陈光中教授认为可以考虑将暂缓起诉作为条件，待和解协议很好地执行后再做出不起诉决定。在具体程序上，检察机关在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中，符合刑事和解的案件即由检察机关委托人民调解机构进行调解，双方一旦达成调解协议，经济赔偿履行完毕，且被害人自愿放弃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检察机关对加害人
可作出不起诉决定，认为有必要对加害人判处刑罚的案件，检察机关还需向法院提出诉讼，但可以视和解的情况和加害人的认罪态度，提出可以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
（3）审判阶段仅限于自诉案件。有学者认为：“对于公诉案件------法院可在其履行完和解协议的基础上其作出无罪判决”，笔者认为，在法院的主持下对公诉案件进行和解协议并撤销案件极为不妥，在这种情况下将公诉案件作为自诉案件处理，这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是以国家公诉人的名义进行控诉，代表了国家和公共利益，而后者代表被害人的利益，依法决定是否将犯罪嫌疑人交付审判、支持公诉以及提请法院改变错误刑事判决的一种权力，这一权力是任何机关都不可侵犯的，如果人民法院对公诉案件转为自诉处理，其结果是直接剥夺和侵害了检察机关的公诉权。因此，在审判阶段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只能作出酌定从宽判决或免于刑事处罚的决定。
3、刑事和解的内容和形式
刑事和解与民事调解不同，其不仅要解决双方的争端，更重要的是化解双方的矛盾，达到教育被告人的作用，和解内容包括以下三方面：一类是加害人真诚向被害人悔过，并向被害人道歉，即象征意义上的和解。通过悔过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通过道歉，被害人得到心理上的安慰，使被害人对加害人的悔罪表示谅解，化解双方积怨情绪，为双方和解奠定基础。二是就赔偿、补偿协商一致，且是积极履行，这是物质意义上的和解。加害人的积极赔偿既是自己对犯罪承担责任的积极表现，又是请求被害人谅解的实际行为。由于轻微刑事案件的赔偿数额一般不大，是第一次性实际履行，既有利于表现犯罪人的诚意，又可防止反复，但对于经济困难的加害人，有的因无钱赔偿而被排除在刑事和解之外，这样就对刑事和解的公正性提出了挑战。笔者认为加害人通过赔礼、道歉等形式其社会危害性已降低，履行的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其他形式的劳务补偿，比如义务劳动等。三是被害人明确表示接受司法机关对加害人刑事责任的从宽处理，包括免予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这是加害人愿意刑事和解的出发点，是双方实现刑事和解的法律保障。
刑事和解的形式要件根据刑事和解方式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要求。对当事人自行和解及代理人、辩护人、调停人促成当事人达成的应当制作和解协议书，对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或有关单位和组织的调解而达成刑事和解的，应当制作刑事和解调解书。刑事和解协议待双方签字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在一定的期限内加害人未完成和解协议或者被害人不满意或加害人产生了怠惰推卸的情况，被害人可以向司法机关提出控告，申请强制履行。
综上所述，根植于西方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制度作为解决刑事纠纷的一种特殊机制在理论层面被引入我国的刑事司法领域，在其制度本身上折射出来的理论亮点引起了我国司法理论界的关注。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的探索与研究，根据实际不断加以完善，在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范围治疗因犯罪行为引起的被害人、加害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创伤，化解双方的矛盾，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通过人性化的执法活动最终为创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和治安环境。
参 考 文 献
致 谢
时光匆匆如流水，转眼便是大学毕业时节，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离校日期已日趋临近，毕业论文的的完成也随之进入了尾声。从开始进入课题到论文的顺利完成，一直都离不开老师、同学、朋友给我热情的帮助，在这里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
四年寒窗，所收获的不仅仅是愈加丰厚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在阅读、实践中所培养的思维方式、表达能力和广阔视野。很庆幸这些年来我遇到了许多恩师益友，无论在学习上、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和热心的照顾，让我在诸多方面都有所成长。感恩之情难以用语言量度，谨以最朴实的话语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感谢所有教育过我的老师！你们传授给我的专业知识是我不断成长的源泉，也是完成本论文的基础。在校四年，各位老师倾注心力教育我，使我学会了许多专业知识的同时，也学会了许多学习方法和做人的道理。感谢政法系的各位老师让我慢慢喜欢上了法学这个专业，让我在这四年中过着充实的学习生活，在此谨向所有的老师都致以我最诚挚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
尤其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杨春黎老师，本文研究工作从选题到完成，无不倾注了导师诲人不倦的关怀、指导和教诲。本次毕业设计过程中，杨老师对该论文从选题、构思、资料收集到最后定稿的各个环节给予细心指引与教导，使我得以最终完成毕业设计，在此表示衷心感谢。杨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丰富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学术思维、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积极进取的科研精神以及诲人不倦的师者风范是我终生学习的楷模。值此论文完成之际，谨向导师表示我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并诚挚地祝愿导师工作顺利，身体安康，阖家幸福！
致谢人：杨红梅
2009年5月25日
杨红梅 摘要：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是以国家起诉和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为主要模式的，但忽视了直接作为受害人的权利，也不利于加害人回归社会。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新兴的犯罪处理模式弥补了这些缺陷，其价值蕴涵体现为对被害者与加害人的双重恢复，以此达到正义的恢复。我国现行司法体系中尚无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但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文化渊源，中国具有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能性，加强对这一制度的研究，无疑裨益于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本文作者试从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前提、适用范围、适用阶段、具体运作等方面探讨我国的模式，也顺应了刑事和解观念国际化的思潮。 关键词：刑事和解；被害人；加害人；制度的构建 By Chinese criminal activity reconciliation system's construction Yang hongmei Abstract：The current criminal justice and accountability is based on the national criminal prosecution as the main mode of criminal liability, but as victims of neglect of a direct right to return to society is not conducive to perpetrators, as a criminal settlement system to deal with emerging crime model to make up for these deficiencies, reflected in the value implication of the victims and perpetrators of double recovery, to achieve the restoration of justice. China's current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there is no reconciliation in the system, but the system of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in our country has a long culture of origin, China has come to build a system the possibility of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this system will undoubtedly benefit in China's criminal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the authors try to apply the criminal system prerequisite for reconciliation, scope of application, the application stage, the specific aspects of the operation mode of our country, go with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of thought. Keywords：criminal settlement; victims;perpetrators;System
浅谈刑事和解 [摘要]刑事和解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型刑事诉讼模式的产生。文章将这种新型的诉讼模式与传统的诉讼模式进行比较，得出该种模式的优越之处，看到其发展前景。 [关键词]刑事和解；传统刑事诉讼模式；对抗 2002年随着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审判的“中国辩诉交易第一案”的产生，一种新的刑事诉讼方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①刑事和解在西方称之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它是西方三十年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种改革尝试；它一改传统刑事司法以国家为本位，主张对受害人权利的关注，它为刑事司法理念研究和实践注入一种全新的理念。 刑事和解的出现，使在国家公权力与私权利对抗基础建立起的传统刑事理论面临了挑战。假如刑事和解制度能在我国通过完善理论而获得成功，可能为世界司法理论做出贡献。 一、与传统模式比较 传统的刑事诉讼理论建立在国家追诉主义的基础上，将公诉机构与被告人置于完全对抗的地位，而法院则应“保持中立”。自贝卡利亚以来，无罪推定被奉为刑事诉讼的“王牌条款”，公诉机关必须证明被告人有罪，并需要达到让人信服的最高标准。相反，法律免除了被告人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这样，保证了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宗旨。 以上理论建立在“对抗性司法”的基础上。加入犯罪嫌疑人向侦查人员做了有罪供述，放弃无罪辩护，上述理论则毫无意义。国家公诉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并不处于完全对抗的地位，而且有进行合作的可能。比如，在轻微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一旦认罪，法院可征得检察官的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对存在立功、自首、初犯等情节的被告人，检察官发表公诉意见时主动要求法院“在量刑时考虑上述情节”等。 在刑事诉讼中并不都包含“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过程。由此我们发现了两种司法模式：一是传统国家与被告人进行对抗的司法模式。二是国家与被告人通过协商和妥协进行的合作模式。 但是刑事和解不同于以上两者。这一模式作为非形式化方式处理刑事案件，其所追求的最高价值即为社会冲突的化解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公权力机关不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和解，而是作为居中促成和解的调解人。这样一种模式的存在与发展，是传统司法中所固有的冷冰冰的权利责任分配体系开始让位
浅析我国刑事和解之制度因素 发表时间：2009-11-18T09:16:13.293Z 来源：《中外企业家》2009年第5期下供稿作者：张文雯[导读] 我国刑事和解的司法尝试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张文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北京 100088)摘要：我国刑事和解的司法尝试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各界对“赔钱减刑”的质疑众说纷纭。详细界定了刑事和解的基本内涵，探讨刑事和解的制度因素，包括参与主体、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和责任形式四个因素。 关键词：刑事和解;基本内涵;制度因素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09)10-0166-02据北京市检察机关刑事和解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自2003年7月以来，北京市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大兴、昌平七个区的检察院公诉部门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27 427件，其中轻伤害案件共4 607件。在轻伤害案件中，检察机关适用和解结案的共667件，和解适用 率为14.5%[1]。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媒体冠以“赔钱减刑”进行了报道后引发了社会各届的质疑：“赔钱减刑”导致有钱人“花钱买命”或有钱人受到的处罚较轻的局面，容易滋生“暗箱操作”及“权钱交易”，导致司法腐败。事实上，“赔钱减刑”的说法容易产生一种字面上的暗示，公众理解的减刑是简单的用减刑作为等价物，或者看到交钱后犯罪人的刑期得到从轻处罚时就会认为钱和刑已经挂钩了。因此，笔者认为应将“赔钱减刑”的司法实践统一称为“刑事和解”来讨论，以避免公众的误解，并形成严谨的学术用语。 一、基本内涵的界定 刑事和解在西方国家是一种早已有之的刑事司法改革措施，在我国，刑事和解尚不是一种被法律所确认的刑事法律制度，但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践尝试都将其定位为一种制度来对待。迄今为止，国内法学界对刑事和解的概念表述几乎都采用“一句话”交待的方式，即要么直接一句“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面对商谈、解决刑事纠纷”[2]，或直接释义为“刑事和解又称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3]”。大多数作者在作此类简单交待之后，随即笔锋一转叙述刑事和解各项内容，然而“刑事和解”这个概念并非如此简单，应对其基本内涵进行详细界定。 刑事和解是一个刑事法律术语，它与传统的国家强制对抗性刑事诉讼模式相对。刑事和解的基本内涵不能限定于字面解释，应从刑事和解的对象、主体和方式这三方面进行分析和理解。 首先，刑事和解的对象是犯罪纠纷。一旦产生犯罪纠纷，就有解决纠纷的需求，双方通互相妥协与让步和平是解决方式之一。 其次，刑事和解的主体包括犯罪人与被害人、犯罪人与国家、犯罪人与一定的社会组织。由于犯罪纠纷是由犯罪所引发的，实施了特定危害行为的犯罪人和犯罪的受害者当然都是犯罪纠纷的一方主体。但受害者不仅包括一般情况下的犯罪被害人，在特殊情况下也包括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目前国内学者对刑事和解的界定中仅提到“犯罪人与受害者”，大多数学者对“受害者”并未作任何的解释，使读者难以理解“受害者”是限定于一般的犯罪被害人之内，还是也包括特殊的犯罪被害人，这种模糊的说法是不妥当的。因此，刑事和解应该包括犯罪人与被害人、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和解。 最后，刑事和解的方式为“和解”的方式，强调自主性和自愿性。“和解”的自主性和自愿性指，犯罪纠纷是否进行和解由双方自主决定、自主选择，并且在和解中双方所表达的是自己的真实意思。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由特定人（第三方）调解是刑事和解的必要条件，然而这会影响到调解的可行性。因为在我国现有法制状况下，确立相应的调解机构或调解人、设置相应的调解程序及规则是难以实现的；调解可能因被害人或犯罪人不同意或不接受而难以实现。因此，双方当事人的自主与自愿是刑事和解的必要条件。 综上所述，刑事和解指在犯罪发生后，犯罪人与犯罪受害方，包括被害人、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自主自愿地进行沟通、协商并达成互利性合意以解决犯罪纠纷的机制。 二、刑事和解之制度因素 (一)刑事和解的参与主体 刑事和解旨在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犯罪纠纷，犯罪行为必然由加害人对被害人实施，加害人和被害人都是刑事和解的必要参与主体。在犯罪发生后，只要犯罪符合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只要被害人愿意与某些加害人达成和解，就应当准许适用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也涉及国家公权力机关一方，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他们参与到和解中时国家追诉权不再是其唯一目的，其重要作用是给家害人和被害人提供对等的信息和沟通平台，从帮助被害人的角度考虑，对于如何更好地解决纠纷提供法律上的咨询和帮助。 此外，律师在实际工作中也成为刑事和解的参与主体之一。律师是专门的法律服务人员，地位比较中立，他们熟悉各种法律规定，对诉讼中的利益和风险的认识深入而客观，一般能够获得当事人的信任。当然，律师促成的和解也要经过法庭的严格审查，以免出现损害当事人利益的情形。 (二)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 目前我国学界对于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有两种观点：一种主张从案件轻重来划分；另一种主张从案件种类来划分。 1.案件轻重范围 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还局限于轻罪，但也有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已经突破了轻罪的范围，将刑事和解运用于严重犯罪中。笔者认为，依照罪行轻重来划分有其不足，因为轻罪和重罪的范围各国有不同的理解，其标准在世界范围内是难以统一的。在一国范围内，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究竟是应当局限于轻罪，还是可以扩展到包括重罪的所有案件中，并不完全取决于制度设置，也与一国的文化、民族心理和国民观念密切相关，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因案件的千差万别而异常复杂。在广东东莞抢劫案中，虽然该抢劫案属于重罪，但被告人表示痛改前非，被害人又能因此获得经济上的补偿，以不判处死刑的方式达成和解不失为一种对国家、社会和当事人都有利的选择。因此，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不能依据案件罪行轻重来决定，还应当根据案件种类和具体情节综合考量。 2.案件种类范围
刑事和解论文刑事和解制度论文：浅谈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之 构建 [摘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被害人和刑事被告人直面会商为中心的刑事和解程序就一直是西方犯罪学界研 究的主题，并不断地出现在各国的刑事诉讼体系中。在化解社会矛盾，弥补传统刑事司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经济和法律全球化的影响，特别是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下，刑事和解逐步走入中国人的视野，成为一个新生物。为此，对刑事和解制度过去与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给予足够的关注，对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务的全方位的考察是必要的。 [关键词]刑事和解；制度；构建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和特征 刑事和解也被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它的基本内涵是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一名社会自愿人员)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的刑事问题解决机制,弥补常规的刑事案件解决方式的不足,它的核心在于恢复性司法，其理
论价值在于正义的恢复，而正义的恢复的途径存在于被害恢复与加害恢复两个基本方面，强调被害人利益保护的同时兼顾了犯罪人的社会复归，主要表现为两个最基本的特征——“参与性”和“恢复性”。所谓的“参与性”，就是在处理犯罪案件的过程中，主体将不再局限为国家和犯罪人，而是吸纳其他与犯罪有关的人加入到处理犯罪的案件的过程中，特别是被害人加入其中与犯罪人沟通交流，作出协商。而所谓的“恢复性”则是通过一系列的司法活动，努力恢复到犯罪前的社会秩序和个人状态。通常通过协商，犯罪人通过认罪、道歉、赔偿等方式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因犯罪影响的生活恢复常态，亦使加害人通过积极负责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并赢得被害人及家庭和社区人员的谅解。 二、刑事和解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刑事和解以其全新的理念和良好的实验效果引起了人 们的兴趣。但是就总体来说，作为一种新的争端解决方式，存在美丽诱惑的同时，也存在着理念上对传统刑事司法的挑战、人们对它功能上的怀疑、程序上的缺陷等问题，这些方面显然也直接导致刑事和解制度相当的不成熟。 （一）基本理念的碰撞 首先表现在犯罪性质上，刑事和解制度在实体法领域内涉及到对犯罪本质的认识的重新界定。刑事和解的个人本位
论刑事和解的基础与制度构建
论刑事和解的基础与制度构建 建立在社会一般意识或社会通念上存在的报应观念基础之上的传统司法模式在预防、控制犯罪、弥补被害人损失方面暴露出缺陷，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矫正犯罪的预期。刑事和解引入了补偿性的积极惩罚、非正式的争议解决程序等新思路，试图纠正传统司法在防治犯罪效果上的不足，它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去看待犯罪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对犯罪所造成伤害的适当的反应方式。 一、刑事和解的基础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与传统刑事司法理念相径庭的全新的司法理念，各国对其内涵的界定都各不相同。但是，各种对刑事和解理念的理解具有一定的相通性，归纳而言，刑事和解主要是通过被告人与受害人双方的沟通协调以最大程度的化解矛盾，辅之以社区矫正等措施，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 （一）刑事和解的哲学基础
正如古尔德纳所指出的，“利益”的需要是社会互动和群体结构的“起初装置”，从结成交换关系中获得的利益为社会互动提供了诱因，交换过程也就成了调解社会互动以及促使一个社会关系网形成的机制。“利益衡量的目的是追求当事人之间及利益衡量的平衡，实现社会正义和公平。”这种利益衡量理论同样适用于刑事法范畴，对于一些刑事案件，尤其是直接涉及被害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刑事案件，被害人一方面希望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制裁，另一方面又有弥补自己损失的心理诉求，这是作为一个理性人、社会人所不可避免的心理冲突。而被告人也存在类似的心理状态，不管其主观上对犯罪是故意还是过失，其在犯罪后潜意识中会产生一种“交易”抑或说是“交换”的想法，如果通过自己的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能够“换取”法律的从轻处罚，他是愿意为之的。美国社会学家布劳曾经对这种社会现象作出比较具体的分析，他认为，社会成员之间存在必然的交往，“外在的利益是对交往做比较并从中做选择的标准”。正是基于此种原因，使得刑事和解有了存在的可行性。
刑事和解制度及在我国实施的思考刑事和解制度诞生于加拿大，后在欧美等国家和地区风行，近年来我国司法机关将这一制度引入到刑事案件的处理中来。对于刑事和解制度的推行，学界产生了很多争议，本文就刑事和解的概念、特点、起源、价值、问题、完善措施等方面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力求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刑事和解之路。 一、刑事和解制度概述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含义 所谓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后，在作为调停人的第三方的帮助下，使加害人和被害人面对面地直接对话、协商，取得相互谅解，达成协议，最终解决纠纷和冲突的一种制度。[1]刑事和解是以犯罪为解决对象的，而且一般是在司法机关的监督和控制之下进行的，是一种非正规或准司法模式。刑事和解的目的是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失，恢复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特点 刑事和解是顺应现代发展的产物，它是一种刑事诉讼合意，所以具有其自身特点： 1、刑事和解具有自主性。司法机关在刑事和解中处于中立地位，不得引诱或迫使任何一方进行和解，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权。刑事和解是在被害人与加害人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要不要和解，通过什么方式和解等一系列与和解相关的事项都是由双方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支配的，在双方协商达到利益平衡点时和解才能达成。[2] 2、刑事和解具有缓和性。刑事和解的缓和性表现在刑事和解通过加害人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同被害人达到和解。对历来以对抗方式进行的刑事诉讼而言，刑事和解弱化了诉讼的对抗性，使被害人与加害人双方能相互协商，缓和双方之间的矛盾，修复因犯罪行为而被破坏的社会关系。 3、刑事和解具有多赢性。犯罪发生后，被害人更加希望自身因犯罪行为受到的损失能够得到赔偿；而加害人则希望免除、减轻刑罚，不被贴上“罪犯”的标签，得到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而国家刑法惩罚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也能达到，对社会而言，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基本被消除，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和稳定。刑事和解就达成了一种多赢的局面。 （三）刑事和解制度的渊源 1、西方刑事和解制度的渊源。当代意义的刑事和解制度则是西方刑事法学的创举，这种制度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加拿大。当时，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秦拿县的一名年轻缓刑官员说服法官让两名被判处破坏艺术作品犯罪的年轻人同所有的被害人见面，法官责令两年轻人向被害人赔偿所有损失作为其判处缓刑的条件。几个月后，两名加害人再次会见所有被害人并支付相应的赔偿以履行法院判决。随后，加拿大其它地区也纷纷效
刑事和解制度之探析 [摘要]近年来，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许多地方的公检法机关开始探索在公诉案件中鼓励当事人和解的办案方式即“刑事和解”，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正是考虑到刑事和解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新《刑事诉讼法》将其纳入并作为一种特别程序予以规定，体现了立法者对实践探索及其价值的认可，并希望通过法律上的明确规定对其具体操作予以规范。然而，如何使之在实践中更加完善是值得深入思考、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刑事和解；和谐社会；瑕疵；补救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及价值理念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加害人（即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协议之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或诉讼制度。[1]刑事和解起源于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以恢复性司法原则为理论基础，其目的就是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以及恢复犯罪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和解制度作为罪犯与被害人沟通的桥梁，其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背后的价值理念是什么呢？美国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John R·Gehm）在其《刑事和解方案，一个实践和理论架构的考察》一文中提出了三个理论基础，即“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和“叙说理论”。[2]其中“恢复正义理论”是刑事和解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恢复正义理论建立在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强调犯罪不仅是对法律的违反、对政府权威的侵犯，更是对被害人、社会甚至被害人自己的伤害；二是刑事司法程序应该有助于对这些伤害的弥补；三是反对政府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回应方面的权力独占，提倡被害人和社会对司法权的参与。[3]因此，基于这一根本的价值理念，刑事和解的应有之义有三：一是被害人精神的抚慰和物质的补偿；二是加害人重罪减轻，轻罪免于监禁的实际得利；三是司法资源的节约。 然而，刑事和解也并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法律制度。在它积极价值的对应一面，客观存在着由其性质所决定的一些负面作用。德国学者伯恩特·许乃曼认为，刑事和解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刑事和解可能会削弱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行为人事前即可知悉犯罪后果，而在权衡之后定是否采取行动。如果当行为人预计可以通过赔偿来逃避刑罚，则可能更积极主动地实施犯罪。（2）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平等原则。相对于属于社会底层的行为人因为经济能力的缺乏而无力履行经济赔偿，刑事和解为白领犯罪人提供了逃避刑事审判法网的可能性。[4]的确，“赔钱减刑”会削弱打击和预防犯罪的力度，导致有钱人犯罪受到的处罚比没钱人轻的现象，会助长一些人“有恃无恐”的骄纵心态，从而蔑视法律，使法律失去应有的权威性。但仅仅根据刑事和解的上述消极作用来否定其积极价值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总体上，刑事和解在司法体
浅谈刑事和解制度论文 刑罚权历来被视为公权力而被国家所垄断，在严厉的惩罚，司法系统和监狱负担沉重、再犯率又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刑事和解制度给了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新的启示，下面是浅谈刑事和解制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被害人保护运动的兴起，出于对传统诉讼模式忽视被害人缺陷的反思，被害人和刑事被告人直面会商为中心的刑事和解程序成为西方犯罪学界研究的主体，以刑事和解方案为主要操作模式的恢复性司法方案成为热点。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的理论界和实务界也都纷纷掀起了刑事和解的研究狂潮。各地的探索性实践也颇见成效。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中也已经有了刑事和解的雏形，但都只限于自诉案件。虽然刑事和解是为了更好的保障被害人的合法利益，使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尽快而设立的，但在实践中会因多方利益的角逐而偏离预先设想的初衷，甚至会危及其根基，这是构建刑事和解制度面临的重大挑战。如有时会因被害人、加害人之间财力悬殊、取证困难、诉讼费高昂而使被害人违心和解，这样刑事和解成了有钱人逃避法律追究的避风港同样，加害人可能以赔偿为条件提出减轻刑罚等不合理的要求，这会从本质上动摇刑事和解的正当性根基，然而许多被害人及其家属却往往由于现实原因接受不合理的要求，从而使法官面临是保证被害人获得赔偿还是让被告人得到应有的惩罚的两难的窘境。而刑事和解则演变成了只
要赔偿就可以按加害人要求量刑的真正交易。 刑事和解的含义及其特征 刑事和解的概念 和解作为诉讼法中的一个专业术语，是指发生纠纷的双方通过自愿达成协议的方式来解决纠纷的行为和结果。按照纠纷或诉讼性质的不同，和解可以分为民事和解、行政和解和刑事和解。刑事和解即刑事和解制度，一般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后，在调停人的主持下，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对话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 刑事和解的主体是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即加害人与被害人，而非检察机构，这一点就是刑事和解制度与控辩双方的协商制度的区别，后者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与检察官之间的协商。刑事和解必须在调停人的主持下进行，调停人作为中立的中间人判断刑事案件和解的可行性和和解协议的合法性等问题。这点也是刑事和解制度与刑事案件私了的本质区别。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双方当事人，即加害人与被害人，也就是说，双方当事人的自主意愿在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和解的结果中起着积极的决定性的作用，而调停只是扮演一个消极的，中立的角色。这也就体现了和解与调解的区别。调解更加强调了调解人在其中起的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调解人起着积极促成双方当事人协议的达成的作用。刑事和解是建立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的。刑事和解中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和解双方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方是处于优势地位或劣势地位才能确保和解双方根据自己自主意愿达成协议，解决纠纷。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法学 论我国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关于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研究，学术界的研究和观点的主要体现在专著和论文中，经过对图书管和数据库资料的收集及自己的思考，现将收集整理的资料做总结和论述如下： 一、刑事和解制度现状简介 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者的和解（即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简称VOR）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冲突的全新司法理念，1是一种新型的刑事纠纷解决模式，旨在恢复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亦即符合被害人的意愿和要求），2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3同时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促进司法和谐（反对政府明显垄断对犯罪的社会反应）。4对于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西方学界所给出的解释中最为全面应是美国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在《刑事谅解计划：一个实践和理论构架的考察》一文中所提出的“恢复正义理论”（restorative justice）、“平衡理论”（equity theory）和“叙说理论”（narrative theory）。5在全球法律文化交流加速和国内和谐社会建设的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也开始进入我国刑事法学者和立法者、司法者的视野。自2002年以来，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司法机关对公诉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积累了一定的司法实践经验，2006年以后，更多的司法机关在尝试运用刑事和解制度处理一些轻微刑事案件。与此同时，学界对这种制度也产生了激烈的争论。然而在所有的争论中，最重要、关键的问题应是如何解决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只有范围明确了，才能给司法实践提供可靠的标准，才能使实际的操作具可行性、有效性。正如学者所言：“对于这种法律规制不足却又充满实践活力的刑事案件解决方式，我们既不能以缺乏法律依据为由简单否定，也不能任其自由发展，而应当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规制，使其充分发挥解决纠纷的功能。”6 二、学界关于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主要观点 目前我国学界对于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主张适用范围不受限制，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这种观点认为：“刑事和解制度适用于所有被害人为自然人的 1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介评》，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2期。 2陈光中，[德]汉斯·约格·阿尔布莱希特主编：《中德不起诉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3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介评》，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2期；刘方权、陈晓云：《西方刑事和解理论基础介评》，载《云南法学》，2003年第1期；樊崇义、陈惊天：《和合思想与刑事和解》，《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4John.R.Gehm，Victim-Offender Mediation Programs：An Exploration of Practice and Theoretic al Frameworks，Western Criminology Review 1(1)，1998. 5马静华：《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及其在我国的制度构想》，载《法律科学》，2003年第4期。 6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刑事和解的实践与思考 [摘要]刑事和解程序进入《刑事诉讼法》并在实践中运行已一年有余，在这一年多的实践中，暴露出了刑事和解程序适用率低，刑事和解制度价值被弱化，刑事和解方式单一，刑事和解程序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文章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应进一步完善刑事审判流程，最大程度发挥现有刑事和解程序的功能，同时应完善刑事和解制度，以解决刑事和解制度设计存在的不足。 [关键词]刑事审判；刑事和解；实践效果 一、前言 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其中以专章增设了一个特别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即理论与实务界通常说的刑事和解程序，这标志着刑事和解从无法可依进入有法可依的状态。当然一个法律制度的落实并不是增设几个法律条文就可以轻松完成的，在从法律文本到现实的转化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诸多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总结，唯有如此，这个法律制度才能焕发出其应有的生命力，而不至于成为一个僵死的法条。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以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刑事和解贯穿于侦查、审查起诉、审理等各个刑事诉讼阶段，本文以法院审理阶段的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为视角，即下文中所涉刑事和解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仅指法院审理阶段的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制度正式进入法律进行司法实践已一年有余，在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运行状态如何，是否能发挥出制度创设时所预期的制度功效等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思考。 二、一个案例所展现的刑事和解实践 王某与陈某系多年的邻居，因琐事发生争吵并相互拉扯，拉扯过程中致使陈某受轻伤。案件公诉至法院后，陈某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官在审理该案时组织了当地司法所、派出所、村委、双方的律师及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经过多方努力，最后达成和解协议。法官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加害方当众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并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被害人据此出具谅解书，对加害方表示谅解，请求法院对其从轻处罚并且撤回附带民事诉讼；当地司法所同时出具了具备对被告人进行社区矫正的条件，建议法院对其适用非监禁刑的函。法院据此对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 这是一个司法实践中比较典型的刑事和解案件，从各方面看都符合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案件的审理过程、最后处理结果等也基本符合刑事和解的要求。
开题报告 法学 论我国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选题背景： 刑事和解制度，就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由被告人与被害人或被害人的近亲属直接协商，被告人以认罪、道歉、经济赔偿等方式取得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的谅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后，法院据此依法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或免除处罚。 刑事和解制度自1974年在加拿大开始实施以来，已经越来越受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视。美国于1978年开始引入刑事和解制度，1994年正式得到美国全国律师协会的支持。新西兰是全世界刑事和解制度普及率最高的，已经做到了每一个司法管辖区都在推行刑事和解制度，其次是德国、美国和英国。我国澳门地区已经开始着手立法，准备全方位推行刑事和解制度，香港曾于2003年尝试立法。在大陆方面，从2001年以来，北京的一些基层检察机关开始对因民间纠纷而引起的轻伤害案件进行和解不起诉的改革试验。 选题意义：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刑事案件的一种新型处置方式,在境内外适用中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 在我国，这一制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学者的热议。作为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中一项重要的原则，刑事和解制度的确能有效解决刑事犯罪带来的各种矛盾，保护被害人利益，使犯罪人回归社会；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成本，促进司法和谐，但同时也看到，这一制度在我国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有些方面认识还不统一，操作运行尚不规范。诚如高铭瑄教授所说，要有效运用刑事和解制度，最切实际的方法是将之纳入法律体系中，以立法的形式予以固定。在对于刑事和解制度的各种讨论，各种争议中，我将选取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作为我的研究对象，在现有学者的基础上，总结并归纳出自己的观点，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提出建议，为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提出具体设想。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研究的基本内容： 一、刑事和解制度之理论简介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目的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和适用价值
┊┊┊┊┊┊┊┊┊┊┊┊┊装┊┊┊┊┊订┊┊┊┊┊线┊┊┊┊┊┊┊┊┊┊┊┊┊ 浅析刑事和解制度 摘要：刑事和解基于中国和谐传统文化的融合、近现代法律实践的参考、西方文化的交流，并且适用于各刑事诉讼阶段，因此为刑事和解在中国的适用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依据。刑事和解不但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和整个刑事法领域的一体化进程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而且使我国的司法与“恢复性司法”相交融，不断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刑事和解;和谐社会;恢复性司法;法律监督 刑事和解作为我国刑法领域的一种新理念，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逐渐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实践中有关“刑事和解”的案例尝试也比比皆是。由于这种刑事案件解决方式在我国形成不久，一方面缺少法律规范，一方面缺少以往案例的参照，因此在一开始并不是很完善。但即使“刑事和解”有着制度规范方面的不足，我们也不能将其简单否定。当然，对于这样的一种新型制度，也不能任其自由发展，应当进行认真的研究，制定相应的规则制度，使其发挥相对应的解决刑事案件的功能。目前，各国学者已经开始对刑罚的作用和传统刑事司法的缺陷进行反思，从不同角度开出了多种药方，刑事和解作为其中令人瞩目的一种，也给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和整个刑事法领域的一体化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一、刑事和解的界定 传统的刑事诉讼程序是指国家为了追溯犯罪、维护公共利益而设置，通过一系列严格的程序步步推进，最终实现刑罚权。 ① 在此过程中，无论被告人还是被害人都难以左右诉讼结果，只能按照法定程序完成诉讼，并且由于既定被害人与被告人的角色而相互对抗到底。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总会有当事人基于维护自身利益或其他方面的考虑，在发生刑事案件之后不愿激烈对抗，希望通过协商，和平地解决纠纷。因为一些被害人重视赔偿甚于国家司法机关对被告人的惩罚，一些被告人也希望通过积极赔偿来弥补自己行为所造成的伤害，从而可以换取轻缓的惩罚。而传统的刑事诉讼模式常常忽视这种需要，这就使得另一种刑事案件解决方式——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了现实的需要。刑事 第 1 页共 9 页
法学杂志 2009年第6期青 年 法 苑 作者简介:赵 丹(1979-),女,汉族,吉林四平人,国家检察官学院讲师。 杨修庚(1972-),男,汉族,河南淮阳人,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检察院干部。 参见陈瑞华: 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 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 ,载 中国法学 2006年第5期。 转引自何帆: 刑民交叉案件审理的基本思路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刑事和解制度的历史解读 H istori c Analysis About Syste m O f Crm i i n al Co mpositi on 赵 丹 杨修庚 (国家检察官学院 北京 102206;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检察院 山东胶州 266000) 内容提要:刑事和解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 群众基础 。在大规模移植借鉴西方法的过程中,无论国家法是否认可,它都在乡土中国存在着。纵观法律制度的成长史,刑事和解的精神价值突破了刑民的严格界分,并有可能发展为一种新型的诉讼模式。同时,作为革命法制中的实践,刑事和解构成人民司法的直接渊源之 一。 关键词:刑事和解 历史 革命法制 回归 一、礼法的摒弃与西方法移植中的刑事和解 回顾百余年中国法制的 大历史 ,极为重要的转向即是传统礼法的摒弃与西方法的移植。 在西方法移植到中国的进程中,法律概念、术语和体系等可以较快地移植过来,但西方法律所具有的 宗教性 却实难移植。在这个 大历史 中,刑事诉讼理论建立在国家追诉主义基础之上,强调国家对犯罪的有效治罪和刑罚权的统一行使,将国家公诉机构与被告人置于完全对立的地位,要求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者,在控辩双方 之间维持公正的审判和公平的游戏。 刑事和解在法制 现代化 的进程中,在对抗性司法的结构中,逐渐被边缘化,和解已基本无立身之地(至少在法理上),代之而起的是检察官代表国家和社会公益而提起公诉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于是乎,在从国外移植而来的以精英化、专业化、程序化为主要特点,以代表国家整体利益身份(检察官)出现,并被人民寄以厚望的新型司法制度中,刑事和解处于被否定和抑制的状态。可以说,对于具有长期调解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来说,被害者不得自为和解的规定,无疑是一个 舶来品 。这一 先进 司法制度移植到中国后,就开始了 中国化 的历程。在严禁 自为和解 的时候,主流刑事诉讼程序( 公了 )之外的 私了 则悄悄地生 长蔓延,尤其是在农村或者是所谓的 熟人社会 。 二、刑民界分中的刑事和解随着社会进步,主观、客观界限明显,刑法的范围逐步缩小,民法的范围则逐渐扩大。至19世纪时,民法、刑法才实现分立。而刑民严格界分之后带来的后果就是刑事和解的 缺位 ,取而代之的是把刑罚与损害赔偿衔接起来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而在当下中国语境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效果很不理想,有相当比例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等同于 空判 。多数判决流于形式,很难弥补被害人的损失。时至今日,西方学者也有对刑民分立的进一步反思。如德国学者罗克辛提出:刑法与民法在概念上的明确区分,是19世纪法学的重大成就。但在今日,我们认为此项严格区别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刑 法与民法的再接近实有必要。 这并不是要把刑民再次合一,而是强调在研究刑法、民法理论问题时,或者在处理刑事、民事交叉案件时,不能过于固守部门法的本位,而应当综合民、刑两大部门法的共性、差异,权衡各类利益,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这其中也包括发挥民事上的赔偿机制,作为刑法上的 第三条道路 ,重建被犯罪破坏的法秩序。罗克辛还认为,赔偿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民法问题,因为它在本质上有利于实现刑罚目的,具有重新社会化的功能。它强制行为人在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进行深
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及其在我国的制度构想 关键词: 刑事和解;恢复正义;报应正义 内容提要: 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是当今西方刑事和解理论中流行的三种解说,其中恢复正义是刑事和解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的刑事和解制度。基于刑事和解在被害恢复与加害恢复方面的双重价值,应当对此制度进行合理化的借鉴。 刑事和解(Victim - Offender Medition) ,也被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① 会商。它的基本内涵是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一名社会自愿人员) 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1〕刑事和解在我国公诉案件范围内没有任何依据,因而注定了其被刑事司法系统所否定、排斥的命运。而在美、英等西方国家,则是一种早已有之、正当盛行的刑事司法改革措施之一,对被害人而言是一种恢复性的刑事保护政策,对犯罪者而言则主要作为刑罚替代手段存在。迄今为止,国内法学界对此种制度的认识几乎是一片空白。其实,刑事和解与“私了”有着本质的差异,它是当事人在社会代表主持下的依法“公了”。近年来,国内已有学者就刑事和解制度的源流进行了初步的考证,但有关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其本土化问题,则无人论及。笔者拟就此两方面的问题作一探讨。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
西方法学界对刑事和解理论基础的解说,迄今最全面的是美国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在《刑事和解计划:一个实践和理论构架的考察》一文中所提出的“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与“叙说理论”。〔2〕我国有学者在考察了上述理论之后认为,三种理论分别是从社会本位、被害人与犯罪人本位等多重视角对刑事和解进行的充分论证。个人本位、社会本位而非国家本位是刑事和解的价值取向,在刑事和解的法律移植过程中,上述价值冲突是让人困惑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与此同时,在社会契约论之下,包括刑罚权在内的国家权力本身就来源于人民的让渡。刑罚权所保护的公共利益就是公共秩序,在于对刑事冲突的彻底解决;维护这一利益的路径选择可以是多样的,既然刑事冲突本身就是存在于犯罪者与被害人之间、而不是国家与犯罪者之间,那么, 刑事和解当然能够实现刑事诉讼的最终目标。〔3〕按此观点,刑事和解作为刑事诉讼范围内的刑事冲突解决机制而存在。被害人与加害人通过刑事和解这种契约形式达成相互的谅解、同情和经济赔偿,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被害人损害恢复和公共利益的保护。刑事契约是刑事和解最本质的所在。笔者认为,从个人本位与刑事契约的角度来解构刑事和解的理论本源无疑具有合理化成分,这种解释具有浓重的自然法理论色彩。从价值论的角度,对正义理论进行刑事法范围内的具体解说,或许是理解刑事和解的另一个重要入口。有鉴于此,笔者将在对“平衡理论”、“叙说理论”进行概要介绍的基础上,详细述评西方恢复正义理论的具体构架,并以笔者的理解,对刑事和解的基本价值进行解说。 (一) 平衡理论与叙说理论 平衡理论(equity theory) 以被害人在任何情况下对何为公平、何为正义的合理期待的相对朴素的观念为前提。当先天的平等和公正的游戏规则被加害人破坏时,被害人倾向于选择成本最小的策略技术来恢复过去的平衡。至于选择哪种方式来恢复平衡,决取于该种方式的功能及被害人的预期成本。从平衡与恢复二者的关系看,被害人都有一个成本收益的计算方式,有时,这种计算只是个非常短暂的瞬间。被害人通常选择适合自身需要的方式。通常,如果一种平衡———恢复的成本越
浅议刑事和解制度 本文分析了刑事和解制度的含义、意义及存在的问题，在积极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在我国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保障和恢复当事人的权益，提高办案效率，构建和谐社会。 标签：刑事和解意义缺点构想 1 刑事和解制度的含义 刑事和解，也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是指犯罪发生后，经过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交谈，达成和解协议，司法机关根据和解协议对加害人进行刑事处分。刑事和解的目的是恢复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失，恢复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刑事和解是一种新型的司法关系，是一种新的刑事理念。 2 刑事和解的意义 2.1 刑事和解能够使被害人的权利得到重视，提高当事人双方的满意度。刑事和解制度是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为双方当事人提供了交流的机会，使被害人的权利得到重视，被害人可以在一个相对平和的环境中对加害人阐述加害人对自己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伤害和损失，加害人可以通过被害人的陈述了解自己行为的严重危害性，有利于其从内心反思悔悟自己的行为。所以说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使被害人的权利得到重视，提高了被害人的地位和当事人双方的满意度，体现了公平正义原则。 2.2 刑事和解能够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及时修复和补偿。刑事和解的结果有两种：一是主要适用于对被害人造成实质性损害的案件中物质意义上的和解，包括损害恢复、赔偿等；二是适用于对被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案件的象征意义上的和解，如因侮辱、毁损名誉等而赔礼道歉、真诚的谢罪、悔悟等。刑事和解是以加害人的主动认罪为前提，这样使得双方交谈协商的环境相对平和，被害人就自己受到的伤害提出赔偿请求，加害人为了弥补对被害人造成的损失，减轻自己的罪责，积极地在物质上给予被害人赔偿。在双方的交流中，被害人接受加害人真诚的道歉和悔悟，有助于减轻被害人的仇恨，使被害人的心灵创伤得以安慰，有利于被害人在心理上得到恢复。同时，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是加害人和被害人自愿达成的，加害人的积极履行使得被害人的損失得到及时赔偿。所以说刑事和解能够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及时修复和补偿，体现了对被害人利益的全面保护。 2.3 刑事和解有利于加害人实现再社会化。加害人在监狱中断绝与社会的接触和联系，相互之间容易交叉感染，刑事和解制度提倡的非监禁刑，避免加害人之间的交叉感染，有利于加害人早日回归社会，实现再社会化。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加害人倾听被害人的阐述，使加害人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对国家、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