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语堂的审美观
摘要：林语堂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以其对中西文化的了解与自身的修养，阐释了中国文化与美学的重要问题。他的美学观重在对生活艺术的探讨，以及倡导感性至上的审美价值观，其中既有西方美学的影子，更有中国传统美学与文化的精髓，在提倡和谐社会的今天，越能体现其价值。
关键词：林语堂审美观审美人生
林语堂（1895-1976）是中国现代一位颇具个性的文人与学者，也是一位倍受争议的文化人物。他在沟通中西文化上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尤以《中国人》、《吾国吾民》、《京华烟云》等著作而闻名。林语堂最得意的一副对联便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语堂以其深湛的文化素养与人生体验，以及他对于中西文化长短互相比较后的体会，对美学问题提出了他独特的观点。他的美学思想以人生观的构建为支点，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精髓，具有浓郁的文化品味，是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上值得关注的亮点之一。
一、林语堂审美观的形成
林语堂被誉为“幽默大师”，然而幽默不是一种创作手法，而是一种美学风格，是一种精神境界，是一种人生态度，是渊源学识的无意识体现，是人生智慧的重要载体，是超然心境的自然流露。林语堂提倡快乐人生，并不表明他缺乏生命意识。相反，林语堂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特别是死亡意识或者悲剧意识。他说：“人生真
是一场梦，人类活像一个旅客，乘在船上，沿着永恒的时间之河驶去，在某一个地方上船，在另一个地方上岸，好让其他河边等候的旅客上船。”［1］这个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而又无法回避的哲学命题，被林语堂轻描淡写地阐述出来：用旅客的“上船”、“上岸”，来比喻人类从出生走向死亡的过程，是多么寓于诗意的人生哲学和思想境界。
林语堂认为“智慧的人绝不劳碌，过于劳碌的人绝不是智慧的，善于悠游岁月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2］，这是因为享受悠闲生活需要的是享受者有一个恬静的心态，乐天旷达地尽情玩赏大自然的胸怀。消费悠闲并非是富有者和权势者的专利，它需要心灵丰富、爱好简朴、淡泊名利，而那些整天钻营、追名逐利的人与悠闲生活是不可能有缘的，悠闲对于快乐生活十分重要。林语堂认为，世间万物都在悠闲中过日子，只有人类为生活而工作着，这是因为人类生活“太过文明”，获取食物的工作太辛苦。为了生活而劳苦的工作，从青年到老年，从黑发到白发，这是人类为现代文明不得不付出的巨大代价。
林语堂旷达洒脱的快乐人生观正是大智慧的体现，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大智慧，他能够消解悲剧，反抗绝望，善处人生，诗化生活。林语堂的这种人生观无疑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幼年的家庭环境可以说是林语堂审美观得以形成的丰厚的营养基础。他的童年启蒙奠定了他的人生根基。“山地的孩子”和“牧师之子”是其中的两块基石，他在《自传》中宣称“如果我有些健全的观念和
简朴的思想，那完全是得之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因为我相信我仍然是用一个简朴的农家子的眼睛来观看人生”，后来他之所以能够在现代大都市中保持一种相对清醒超脱的人生态度，凭借的正是从小养成的“高地人生观”。他以他的牧师父亲为荣，在他的晚年写作的《八十自叙》中，他形容“父亲是个无可救药的乐观派，锐敏而热心，富于想象，幽默诙谐”［3］。这个父亲虽然并非博学之士，却有一种颇为开放的眼光，这种开放的眼光使得身处穷乡僻壤的林语堂，未上学堂就开始面对古老的《圣经》、儒家经典和新潮的林译小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牧师家庭还使家境贫寒的林语堂得以在教会学校完成基础教育，使他未到西洋就先有了“西洋脑子”。如果说“高地人生观”和“西洋脑子”在林语堂的人生中是值得格外关注的两个支点，那么林语堂的大学生涯和文学活动则是林语堂人生的左右两翼。在作为人生左翼的大学生活中，林语堂求学、教学、管理、研究乃至参见学潮；在作为人生右翼的文学活动中，林语堂抨击时政、独抒性灵、提倡幽默、传播文化。
乡土文化、西洋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多重影响导致了林语堂的困惑，多样性、复杂性、矛盾性的文化涵养构成了他的“一捆矛盾”。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林语堂曾经表现出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与追求。但道家的隐逸文化也影响着林语堂，随着生命环境的日益非常化，他力图匡正时弊，兼济天下，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也就悄然变化了。林语堂领悟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其实都是在“入世”和“出世”两种观念的消长起伏中徘徊。林语堂
是在儒、道之间淘到一个法宝——“中庸”，以“中庸”之道化解人生矛盾，于是，灵慧的林语堂茅塞顿开，辟出《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一片新地，经营起“幽默”来了。
林语堂曾言明自己“行为尊孔孟，思想跟老庄”。儒、道两家哲学共同建构了林语堂人文精神的基础。“达”则于儒，“穷”则于道，亦儒亦道，亦孔亦庄，留其所当留，融会贯通，既执着于尘世中一切的“荣华”需求，又迫慕庄子的“仙风道骨”，逍遥自由，“半在尘世半为仙”，这就是林语堂的文化信仰之旅。在《生活的艺术》中，林语堂说“我们大家都是生来就一半道家主义，一半儒家主义”。无论是彻底的道家，还是彻底的儒家，都不符合人类的天性，最好的人生哲学应该是介于儒道“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酌乎其中的学说”。
林语堂对于人生的思考完全是立足在一种诗意的情绪上的。倘若死亡能让人清醒地反观生命的存在，而且这种反观又以超越对死亡本身的恐惧为前提，那么，将死的悲哀弥漫于我们生存的空间，不如让生的快乐发展到极致以驱悲哀。因此，“我们的尘世人生因为只有一个，所以我们必须趁人生还未消逝的时候，尽情地把它享受。如果我们有了一种永生的渺茫的希望，那么，我们对于这尘世生活的乐趣便不能尽情地领略了。”[4]因而，得出“尘世是唯一的天堂”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林语堂把生活艺术化，把艺术生活化。他认为艺术的目的在于：“辅助我们恢复新鲜的视觉，富于感情的吸引力，和一种更健全的
人生意识。”[5]也就是说，只要用艺术的眼光看待人生，保持敏锐的感觉，就能经常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美。得到一种料想不到的乐趣。拜伦慨叹一生上有三个“快乐时刻”，金圣叹则一口气数出三十三个“不亦快哉”。原因就是拜伦用一种审美的眼光创作诗歌，却不懂用一种审美的眼光看待生活。
林语堂的美学观与他的人生哲学一脉相通，体现了中国美学与人生问题相交融的特点，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大概没有人比林语堂更西洋化，也没有人比林语堂更东方化。一方面牢固的西方文化观念，使他不可避免的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产生误差，只读极上流书与极下流书，只谈文人艺术中“闲适”这一精神侧面，只讲道家文化的“不争”、“无为”，当然无法囊括整个中国文化。另一方面林语堂是抱着实用的目的来挑选中国文化的，难免削足适履。出国前他还讲“儒道二家，只能补阴，法家才能补阳”，出国后中国文化在他那里便只剩下“悠闲”二字了。中国文化的代表也就成就了李笠翁、张山来辈。林语堂是用有教养的西洋绅士的眼光来观察、理解、选择中国文化的。也许林语堂的本意并非如此，他自信东西兼通，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客观地评判两种不同的文化。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焊接在一起，虽然略有渗透，却很难真正融合，研究者很难把它重新分解开来。因为对一种文化，不进去则不可真正理解，进去了则难免会打上思想的印记，可以说林语堂是站在道家立场来评判、选择中国文化，只有抓住了老庄，林语堂才能最终寻找到他所需要的中国文化的“根”。有道家文化为根基，林语堂才可能立定脚跟，放
眼中外，把表现说、性灵说、幽默、闲适等融为一体，创造一个“独立”的文艺理论体系。可以说，老庄思想是林语堂实现其东西文化综合的关键，它使林语堂理解的东西文化得以交融在一起，而林语堂在借助西方文化反观传统，重新选择传统的精神漫游中，克罗齐和袁中郎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克罗齐到袁中郎，又由袁中郎到老庄，这是林语堂审美理想发展的“三级跳”。
二、林语堂审美观的表现
林语堂的美学思想与传统文化水乳交融，不可分离。林语堂不否认在审美领域存在心灵与精神之美。他认为文艺与宗教之中的精神之美，固然可以提升人的心智，它们能够打动人，归根到底必须依赖生动可感的形象与情感，如果只是抽象地演绎理智，那就不是文艺作品，而是哲学说教。林语堂也不否认宇宙观的问题，可是他认为这种宇宙观不应当是超我的、非我的、在自己的感受之外的，而应当纳入人生的范畴。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观也鲜明地体现在宇宙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不主张在现实之外建立一个实体世界，而是要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来体会人生，感受世界。林语堂在这些文化的观念上面，牢牢地立足于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正是本着对于中国文化世界性的认同，他在美学上，特别强调感觉的重要性，即融合着精神与肉体、心理与生理的感觉。他所提倡的感觉主要还是指文化意义与审美意义的人生感觉。它的指向是人生的欢乐而不是纵欲，是人生的升华而不是人生的禁锢。这一点应当是明确的，他
对于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性灵论情有独钟就是很好的证明。
林语堂的人生哲学很受“浮升若梦，为欢几何”想法的左右，这一点在他的《生活的艺术》以及其他论著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也是他异于当时其他文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生活的艺术》第六章《生命的享受》中，他专门谈到快乐问题，表现出林语堂的人生观念，并且影响到他的美学思想。林语堂将文艺的享受与生活的其他享受相提并论，主张文艺的美感主要是一种接近生理的快感。林语堂提出：“生之享受包括许多东西：我们本身的享受、家庭生活的享受，树木、花朵、云霞、溪流、瀑布以及大自然的形形色色，都可以称为享受，此外又有诗歌、艺术、沉思、友情、谈天、读书等的享受，后者的这些都是心灵交流的不同表现。”[6]林语堂认为，人生如果脱离了享受，就没有真正意义的本体价值。他反对离开人生享乐来谈终极，也反对在生活之外另有一种所谓的目的论与价值论。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坦言：“以我自己而论，我的观念比较实际而少抽象。我以为人生不一定要有目的或意义，惠特曼说：‘我这样地做一个人，已够满意了。’所以我也以为我现在活着——并且也许还可以再活几十年——人类的生命也存在着，那就已经够了。”[7]
林语堂的审美观表现为他对日常生活之美的细腻感受非同一般。《生活的艺术》也只有这样的生活大师才能写得出来。这种情趣是不能用“没落文人的趣味”这几个字来一笔抹杀的。恰恰相反，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生命的眷恋，是中国文化极有意义的部分。它
远远高于那些以人为代价，将人作为道德和法治牺牲品的异他学说。没有对人生的肯定与热爱，任何哲学与美学也就失去了本体意义。林语堂的审美观还表现为中西文化“兼容并顾”，将两个价值体系和审美体系很不相同的东西“融合”在一起。林语堂晚年在台北故居的建筑正体现了他的这一点，这是林语堂自己设计的一所“中西合璧”的建筑，它最好地证明了中西文化是完全可以进行成功地融合的，因为这一建筑以中国的自然山水为背景，以中国园林为衬托，以中国式的四合院为格局，并吸收了西方建筑的优点，即将西方建筑的结实、高耸、开阔、明亮、完整与中国建筑的温馨、闲适、曲折、含蓄、细腻，自然而然地结合了起来。
1939年，林语堂完成了70万字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这部小说创作缘于林语堂欲翻译《红楼梦》却“再三思虑而感此非其时也”，所以《京华烟云》虽借描写北京城中姚、雷、牛三大家族的浮沉兴衰和三代人的悲欢离合来推崇道家文化，但小说“生死循环、新陈代谢及为至道”的题旨始终是结合现代中国的变迁和现代人生的体验而得到表现的。尽管《京华烟云》还无法摆脱道家哲学与20世纪的中国现实发生的深刻冲突，使小说在追求人物形象成为道家精神的载体时出现某种程序的意念化，但小说的整体倾向仍反映出林语堂对道家文化的审视点在其对中华民族的生活态度、审美意识、情感方式等的积极影响上，如道家“达观”的自由意识、傲骨精神等，而这一切又被置于废帝制、立共和、抗倭寇的背景上，使《京华烟云》确为“无非所为而作也”。
林语堂的引人注目之作是历史人物传记《苏东坡传》。林语堂仍从他偏爱的“幽默”出发，将苏东坡写成一位深悟儒、道、释文化精义的“快活天才”，借苏东坡在被贬谪黄州流放海南的困境中，既不失道义上的浩然之气，又善于在“超脱”中享尽人生乐趣，写出了“道地的中国人的气质”、“骨子里的纯然道家”。林语堂对这位“刚正不阿”、“放任不羁”、“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崇拜得五体投地，对苏东坡儒、道、佛融合的审美思想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格精神，宏博、渊深的文化涵养倍加欣赏，他还认为“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人生观”[8]。林语堂从苏东坡的才学与人格精神中获得了重要启示，颇有几分自醉。他从苏东坡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甚至痴心地把自己看作是苏东坡转世，把这位古代伟大的“天才”，“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大文豪、大诗人视为心灵知已。[9]
三、林语堂审美观的现代价值
统观林语堂的一生，他的文化精神、审美观念历程清晰可辨，即从乡土走向都市再走向世界最后回归自然山水。他似一条握于手中的刚出水的鱼儿，其思想的新鲜灵动，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他的“和谐”理念，他的“快乐哲学”和他关于“尘世是唯一的天堂”的表述，他的“宇宙”意识，他的天地道心的人间情怀，越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越能体现其价值。
林语堂注重现实，贴近生活，热爱生活，并从中体悟生命和人生
的真义。他相信和谐的中庸之道。他曾指出：“中国人如此看重中庸之道以至于把自己的国家也叫做‘中国’，这不仅是指地理而言，中国人的处世方式亦然，这是执中的、正常的，基本符合人之常情的方式。”[10]“和谐的中庸之道”被林语堂视为最充分的近情表现，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的近情主义理论，近情源于中庸，中庸便会近情。在牛津大学和平会演讲时，林语堂由衷地说：“我们要发觉中华民族为最近情之民族，中国哲学为最近人情的哲学。”近情精神是中国文明的重要元素，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是中国所能贡献给世界的最好的物事。
注释：
[1]林语堂：《生活的艺术·第三章·我们的动物性遗产》，《林语堂名著全集》（第二十一卷），长春：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页。
[2][4]林语堂：《生活的艺术·第七章·悠闲的重要》，《林语堂名著全集》（第二十一卷），长春：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第160页。
[3]林语堂：《八十自叙·第二章·童年》，《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卷），长春：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第358页。
[5]林语堂：《生活的艺术·第六章·生命的享受》，《林语堂名著全集》（第二十一卷），长春：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
[6][7]林语堂：《生活的艺术·第七章·生命的享受》，《中国现
代文学名家经典文库》，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第110页。
[8]林语堂：《给玄同先生的信》，《翦拂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页。
[9]林语堂：《苏东坡传·原序》，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10]郝志东，沈益洪：《中国人》，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
（陈文明福建省漳州市农业学校 363000）
一、引言 林语堂先生（1895-1976）是一位蜚声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林语堂，原名和乐，笔名语堂，福建南部平和县坂仔乡人。林氏自幼便深受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影响。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主流文化对林语堂的影响伴随他的一生，其原因主要有二：家庭和教育。其父林至诚是当地的基督教牧师，是个极具幽默感的乐天派。林语堂家10个成员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全体家庭成员晚上都会轮番诵读《圣经》，然后一同祈祷。因此，基督教对年幼的林语堂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13岁时，林语堂进入厦门鼓浪屿的一所教会学校———寻源中学。中学毕业后，林语堂进入同是教会学校的圣约翰大学。和其他的教会学校一样，这里同样是西方文化的世界。牧师家庭的熏陶和教会学校的求学经历造就了一个熏染在中国乡土文化中的基督教徒。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对林语堂有着全方位的影响，特别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影响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他的生活环境及其对本国文化的热爱。林语堂称自己有“高地的人生观”，林语堂曾说对他童年影响最大的有三个因素，其中之一便是家乡的山景。从本质上说，家乡的山景，即他生活的自然环境，反映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积淀，是本土的儒道文化。虽然从中学开始就在教会办的学校就读，但与身俱来的对本国文化的狂热却无法因此被阻挡。在寻源中学读书时，林语堂私底下偷偷读《史记》，读苏轼的诗词。即便后来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到北京的清华学校任英语教员，他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用林语堂的话说：“我带着羞愧，浸淫于中国文学及哲学的研究。广大的异教智慧向我敞开，真正大学毕业后的教育程序———忘记过去所学的程序———开始。这种程序包括跳出基督教信仰的限制。” 幽默是林语堂的魅力。现在我们看见或听到的“幽默”二字，如果不是林语堂的话，可能便不叫幽默，而是叫“诙谐”、“揶揄”等。林语堂是把英文humor 译作“幽默”的第一人。林语堂《假定我是一个土匪》一文就是林氏幽默文章的代表作，其对当时官僚政治的揶揄可谓酣畅淋漓。生活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林氏作为“幽默大师”的魅力。 二、译学基础 王秉钦(2005)总结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的十大学说：古代的“文质说”（以支谦为代表)，近代的“信达雅说”(严复)，现代的“信顺说”(鲁迅)，“翻译创作论”（郭沫若)，“翻译美学论”(林语堂)，“翻译艺术论”(朱光潜)，“艺术创造性翻译论”(茅盾)，“神似说”(傅雷)，“化境说”(钱钟书)，“整体论”(焦菊隐)。不难看出，在中国传统翻译的发展历程中，林语堂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国内，他是最早提出“翻译是一门艺术”的人，也是最早把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纳入翻译研究视角的人。 1919年，林语堂在哈佛大学开始了他的留学生 活。在哈佛，林语堂进入了比较文学研究所学习，并接触了皮尔斯·皮瑞、尔文·白碧德等知名教授。后从德国耶拿大学申请转入以语言学研究闻名的莱比锡大学。莱比锡大学是印欧比较语法学的发源地，其丰富的教育资源为林语堂研究语言学提供了优良的条件。学成归国的林语堂踏入了北大校园，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大学教授。作为一名英文学系的老师，他努力将所学用于学术研究。在这个时期，他研究了语言学、音韵学、方言学，并发表了多篇有建树性的文章，如《科学与经书》、《古有复辅音说》等等。 三、翻译观 林语堂先生为吴曙天编选的《翻译论》一书所作 浅谈林语堂的翻译观及实践 何苏明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16期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162010 摘要:林语堂提出了对翻译者的三条要求和翻译的三条标准等翻译观，这些翻译观即便在现在也值得借鉴。在翻译实践层面，他很少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却翻译了数量可观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关键词：林语堂；翻译观；翻译实践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0）16-0103-02 作者简介：何苏明（1985-），女，四川南充人，上海师范大学(上海200234)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0-04-26 —103—
论林语堂的翻译 作者：英语经贸系杨刚加入时间：2007-3-17 9:16:57 摘要：林语堂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但其翻译家的声名却并不彰显，而后人对其译论的梳理仍欠全面深刻。本文通过对其名著《翻译论》以及《浮生六记》译文的仔细解读，在分析林语堂的翻译原则同时强调在中国传统译论的背景下，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其性格气质在翻译选择中的作用。 关键词：林语堂，《翻译论》，《浮生六记》，翻译原则 On Lin Y u-tang’s Translation Abstract: Lin Y u-tang is a famous writer, however, his identity as a great translator is not so noticeable. A profound study of his perspectives on translation still has much work to do. This paper, through a careful reading of Lin Y u-tang’s On Translation and Six Cha 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is intended to analyse his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 and, under the traditional background of translation study, emphasize the role that translator’s character plays in translation selection. Key words: Lin Y u-tang On Translation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 随着社会进入E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追求一种随性自然率真幽默的人生态度，渴望在竞争的丛林里找到一块安静的诗意栖居。不过在这些人大谈特谈“性灵”、“幽默”的时候，他们可能很少会想起是谁在当年扯起大旗为之振臂高呼的。后人在享用前人余荫的时候是不会问是谁栽的树。 可是如果我们追本溯源，我们会发现自己无论怎样都绕不开一个名字——林语堂。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或许这一段话还无法让我们对林语堂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那么1940年纽约艾迈拉大学（Elmira College）校长给他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时，称赞他为“哲学家、作家、才子、是爱国者，也是世界公民”，“…by the magic of your pen, you have portrayed the soul of your great people to the people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in a way no person has ever done before. In doing so, you have spoken to the people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in their own language with an artistry that is at once their envy, admiration and despair.”这一段话可能会比较有代表性。这位“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内文章”的“幽默大师”留给后人的其实远不仅仅是
论林语堂小说的人性观 林语堂旅居海外三十年，以传播中西文化为己任，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中国现代作家。他凭借自身对西方文化的深刻体验、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游走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之间，他站在世界文化大同的理想上，融合中西方文化之精髓，形成其独特的中西文化观，这种文化观深刻影响着林语堂对中西方人性的理解。本文以林语堂海外时期创作的七部小说:《京华烟云》、《风声鹤e唳》、d《朱门》、《红牡丹》、《赖柏英》、《唐人街》、《奇岛》为研究对象，探讨林语堂小说的人性观。特殊的人生经历，促使林语堂对中西方人性进行对比反思，通过理性的思考，林语堂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压抑、对个人情感和欲望的排斥，而西方文化则肯定人性，尊重人的价值，追求个体自由和地位平等，这是西方人性观的优势所在，因此林语堂的小说中总是绽放着人性的光彩，人的欲望和需求的实现成为林语堂关注的焦点。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说是最不能使林语堂满意的，中国传统儒家人性善的观点正好弥补了西方人性的缺失，他将这一观点贯穿于小说创作中，塑造出一批大爱大善的人物形象。林语堂结合基督教和道家人性观的共同之处，崇尚人性自然，主张顺应自然，保持本真的人性。林语堂理性地认识道家出世哲学的消极厌世情绪，有感于西方工业文明之下，金钱物质的盲目崇拜，人性的扭曲变异，从而推崇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现世的人性观，弘扬中国传统的家国观念。由此U可知，n林语R堂的人e性观g是建i立s在中t西e方人r性基础之上的，林语堂通过不断地审思最终
形成其兼具中西特色的健全的人性观，实现中西方人性的和谐互补。本文总结林语堂小说人性观的特点，从爱的包容与快乐哲学、自然人性、传统家国情三个角度进行论述，进而分析林语堂小说人性观形成的原因及其价值意义。
从木兰之美看林语堂的完美女性观 系部：中文与新闻传播系 专业：涉外文秘 班级：09涉外文秘一班 学号：2009064130 姓名：彭清 2010年11月15日
摘要 作为中国新旧交替时代下的一名典型文人，林语堂的思想表现为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的融合，既有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处世哲学和生存智慧，又受到了西方现代人文思想的影响。这种兼容并蓄的思想使林语堂对现代中国完美女性应有的品格有着独特的见解。这种完美女性观在其代表作《京华烟云》中得到了系统的阐释。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先生的一部扛鼎之作，堪称中国三十年代的红楼，他在书中塑造了一位奇女子——姚木兰，一个融宝钗、黛玉、湘云为一体的完美结合体。本文从姚木兰儒道兼容、中西互补的性格特点入手，具体解析林语堂笔下这位理想女子的美，并从中感悟出林雨堂先生的完美女性观。 本文通过对《京华烟云》中主人公姚木兰的形象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结论：以传统文化中的哲学作为内心坚守，并拥有现代思想中自由的个性和独立的人格；以道家自然逍遥的思想关注内心，利用儒家的道德操守和生存智慧面对生活，这就是林语堂对完美女性品质的定义。而姚木兰正是林语堂这种中体西用、儒道合一的女性观的集大成者，是作者心中女性的完人，而且对于理想中国人的品格塑造也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林语堂；京华烟云；完美女性；中体西用；儒道结合
目录 摘要 (1) 引言 (3) 一、完美的化身——姚木兰 (3) （一）外在美 (3) 1、容颜之美 (3) （二）内在美 (4) 1、学识之美 (4) 2、传统之美 (5) 3、现代之美 (6) 二、林语堂完美女性观的概括——中体西用，儒道合一 (6) 1.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完美女性观 (6) 2.“西学东渐”中的女性解放思想 (7) 3.林语堂完美女性观的内涵 (7) 三、结论与启示 (7) 参考文献 (8)
论林语堂的审美观 摘要：林语堂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以其对中西文化的了解与自身的修养，阐释了中国文化与美学的重要问题。他的美学观重在对生活艺术的探讨，以及倡导感性至上的审美价值观，其中既有西方美学的影子，更有中国传统美学与文化的精髓，在提倡和谐社会的今天，越能体现其价值。 关键词：林语堂审美观审美人生 林语堂（1895-1976）是中国现代一位颇具个性的文人与学者，也是一位倍受争议的文化人物。他在沟通中西文化上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尤以《中国人》、《吾国吾民》、《京华烟云》等著作而闻名。林语堂最得意的一副对联便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语堂以其深湛的文化素养与人生体验，以及他对于中西文化长短互相比较后的体会，对美学问题提出了他独特的观点。他的美学思想以人生观的构建为支点，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精髓，具有浓郁的文化品味，是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上值得关注的亮点之一。 一、林语堂审美观的形成 林语堂被誉为“幽默大师”，然而幽默不是一种创作手法，而是一种美学风格，是一种精神境界，是一种人生态度，是渊源学识的无意识体现，是人生智慧的重要载体，是超然心境的自然流露。林语堂提倡快乐人生，并不表明他缺乏生命意识。相反，林语堂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特别是死亡意识或者悲剧意识。他说：“人生真
是一场梦，人类活像一个旅客，乘在船上，沿着永恒的时间之河驶去，在某一个地方上船，在另一个地方上岸，好让其他河边等候的旅客上船。”［1］这个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而又无法回避的哲学命题，被林语堂轻描淡写地阐述出来：用旅客的“上船”、“上岸”，来比喻人类从出生走向死亡的过程，是多么寓于诗意的人生哲学和思想境界。 林语堂认为“智慧的人绝不劳碌，过于劳碌的人绝不是智慧的，善于悠游岁月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2］，这是因为享受悠闲生活需要的是享受者有一个恬静的心态，乐天旷达地尽情玩赏大自然的胸怀。消费悠闲并非是富有者和权势者的专利，它需要心灵丰富、爱好简朴、淡泊名利，而那些整天钻营、追名逐利的人与悠闲生活是不可能有缘的，悠闲对于快乐生活十分重要。林语堂认为，世间万物都在悠闲中过日子，只有人类为生活而工作着，这是因为人类生活“太过文明”，获取食物的工作太辛苦。为了生活而劳苦的工作，从青年到老年，从黑发到白发，这是人类为现代文明不得不付出的巨大代价。 林语堂旷达洒脱的快乐人生观正是大智慧的体现，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大智慧，他能够消解悲剧，反抗绝望，善处人生，诗化生活。林语堂的这种人生观无疑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幼年的家庭环境可以说是林语堂审美观得以形成的丰厚的营养基础。他的童年启蒙奠定了他的人生根基。“山地的孩子”和“牧师之子”是其中的两块基石，他在《自传》中宣称“如果我有些健全的观念和
论林语堂的女性崇拜思想关键词：林语堂、女性崇拜思想、文学 所属专业：文学研究 字数统计：11836 作者：小九 2014-12-8
论林语堂的女性崇拜思想 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最大功绩之一即是发现了“人”，尤其是发现了“女性”。“是否关注和如何关注女性”成为衡定现代人优劣高下的试金石。周作人说过，“鄙人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佛法以及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解无遁形矣”。〔1 〕那么，作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林语堂是否关注和如何关注女性呢？对此，学术界未能给以充分的注意。事实上，林语堂不仅尽其一生关注女性，而且有着独特的女性观念，即女性崇拜思想。通过对林语堂女性崇拜思想的详细解读，我们既可理解林语堂对“女性解放”的独特贡献；又可充分认识林语堂的思想、文化选择与审美趣味；还可获得关于女性未来发展趋向的某些启迪。 一、迷人的女性世界 林语堂曾自信地说：“我有雄心让我的小说留传后世”。〔2〕确实，林语堂的小说有许多富有价值的内容。而女性形象即是其一。 首先，林语堂笔下的女性形象性格具有稳定的内涵，没有明显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色彩，这与许多中国现代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是不一样的。林语堂曾提出危言耸听的女性观，“人们对中国人的生活了解越多，越会发现所谓的妇女的压迫是西方人的看法，似乎并不是仔细研究观察中国人生活之后得出的结论。这个批评肯定不适用于中国的母亲这个家庭的最高主宰”。〔3〕这里，林语堂否认中国历史上女性所受的压迫，充分显现政治观的保守和意识形态的迟钝。但另一面，由于中国历史上女性受压迫的非绝对性，也由于文学审视视角和方式的独特性，林语堂塑造的女性形象就别有意义。《京华烟云》塑造了很多女性形象，她们有着母女、姐妹、妯娌、主仆等多种关系。其中除了姚太太与银屏的矛盾外，女性间多是和平相处，没有阶级斗争的残酷，主仆间也不是壁垒森严，而是较为平等。姚太太与银屏也不象许多现代作家笔下的主仆间有着强烈的阶级意识冲突，而更多的却是女人间的争夺战。就木兰形象而言，她虽是富家女，但丝毫没有剥削阶级的骄奢淫逸、颐指气使，而是和气、温柔、善良、勤劳、质朴。显然，林语堂注重的是发掘女性共同的“人性”光辉。《红牡丹》塑造了光绪年间的女性红牡丹。作者没有赋予牡丹多少阶级内容，只是注重挖掘她与人类相通的人性内容，即对爱情、自由、人性、个性的追求。译者曾言：“本书写寡妇牡丹，纯系自然主义之写法，性的冲动，情之需要，皆人性之本能，不当以违背道德而强行压抑之，本书主题似乎即在于是”。〔4 〕还有《风声鹤唳》中的丹妮，《朱门》中的柔安，《赖柏英》中的赖柏英，作者
大 众 文 艺大128 摘要：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散文大家，林语堂30年代的“幽默文学”曾引起强烈的反响。但随着左翼文人对他的批判，“幽默文学”很快销声匿迹了。林语堂本人也去了海外。本文即在30年代的社会环境中，梳理“幽默文学”的提出到发扬及讨论林语堂提倡“幽默”的原因，并看待当时文坛对他的争论。 关键词：林语堂；幽默文学 30年代，林语堂先后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提倡幽默小品文。一时间文坛兴起“幽默文学”热。林语堂也随之被冠以“幽默大师”的称号。但很快他便遭到了左翼文人对他的严厉批评，这使得他逐渐从大红大紫到步履维艰。本文即意在梳理林语堂30年代的幽默文学观，并重新看待当时文坛对他的争论。 一 “幽默文学”的提倡到发扬 我们今天所说的“幽默”一词是林语堂从英文humor翻译过来的。现代汉语大词典权威解释为“有趣或可笑而意味深长”。中国古书中最早出现“幽默”二字在屈原的《九章?怀沙》：“眴兮杳杳，孔静幽默”。这里的“幽默”二字是寂静的意思。把这个词借过来并发扬光大，是林语堂的功劳。 1924年5月，林语堂在《晨报副刊》发表我国最早提倡幽默的文章《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他建议，在高谈学理的书中或是大主笔的社论中，不妨夹些不关紧要的玩意的话，以免生活太干燥无聊。同年6月份，他又在此刊发表《幽默杂话》一文。在此文章中，他以问答的形式详细介绍幽默，对幽默作了较为准确的说明。他认为在文学中，最堪欣赏的幽默，能够引起人家嘴旁轻轻的一弯儿的微笑。尽管在1924年，林语堂在文章中已经有了这样的提法，但是林语堂的这一提倡并未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反响。 1924年后，林语堂一直是《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到了1930年，由于各种原因，曾经名噪一时的《语丝》终刊，林语堂一时失去了文学上的阵地。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并主编《论语》半月刊，再次提倡幽默，并最终竖起幽默文学的大旗。如林语堂有名的散文《论幽默》，写于1934年1月1日，即发表在《论语》三卷三十二期。文中分上篇、中篇、下篇三部分，博古通今，谈中论西，论述幽默，指出其存在的必要。“无论那一国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的滋润的。”[1](p223)因为他的努力，1933年被称为“幽默年”。 值得一提的是，林语堂后来又有过对于小品文的提倡。1934年4月，林语堂与陶亢德创办《人间世》杂志。1935年与陶亢德、徐訏合办《宇宙风》杂志，力倡小品文。在《人间世》发刊词中，林语堂提出了他的关于小品文的著名论断。他认为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中唯一成功的是小品文。小说佳作亦由小品散文训练而来。小品文“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与各体别”，内容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应大力提倡。1934年被称为“小品文年”。由此我们可对当时的小品文热窥见一斑。 从“幽默年”“小品文年”这些称号里，可以看出当时林语堂被欢迎的程度。其实，对于林语堂来说，这二者是二而一的东西。在《再与陶亢德书》里，林语堂这样说到：“在人生途上小憩谈天，意本闲适，故容易谈出人生味道来，小品文盛行，则幽默家自然出现。”[2] (p54-55)所以，我们用“幽默文学”这个提法就可以涵盖他这一时期的文学观点。 二 提倡幽默的原因 林语堂在20年代曾是语丝社成员，和鲁迅、周作人一起并肩作战。他不满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写了大量针砭时弊的文章。比如《祝土匪》，他在文中自比土匪，讽刺嘲笑当今的所谓学者只知道脸孔、尊严，不敢说该说的话，不敢维持良心上要维持的主张。文中这样说：“惟其有许多要说的话学者不敢说，惟其有许多良心上应维持的主张学者不敢维持，所以今日的言论界还得有土匪傻子来说话。土匪傻子是顾不到脸孔的，并且也不想将真理贩卖给大人物。”[1](p31)再如《打狗释疑》，他盛赞“讨狗檄文”“对狗宣战”，认为“生活就是奋斗，静默决不是好现象，论林语堂30年代的幽默文学观 高传峰 （宁夏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宁夏固原 756000） 象去感受里面很大段的描写来体验仇虎的心境。白傻子出现的声音，他一直会很兴高采烈地模仿火车疾跑“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漆叉卡叉，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吐兔图吐”一句比一句有气力，作为剧中貌似可有可无的“傻子”，他貌似无意识的声音其实一直在渲染和拼接配合人物的行动。而火车作为一种自由、光明的象征，反复作为背景被提及事实也是给予了人物内心的一种表达，是仇虎力图走出封建的牢笼，驱赶黑暗的势力。但是火车声却只以一种虚幻的方式存在在他们的大脑幻想中，并且一次次地从原野上与生活在那里的生命擦肩而过。 另外，剧本里，一首恐怖的曲子一直为人们“传唱”：初一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哪两面排……判官掌着生死薄哟，青面的小鬼哟拿着拘魂的牌……在焦家经常时不时地以仇虎低哑的声音唱出来。焦母这个眼瞎心明的老婆子对这个曲子颇具恐惧感，一直说不吉利，如此处理就如在及其安静的情况下可以听到绣花针掉地上的声音一样，音响效果可以说是扩大了几百倍。预示着最后家破人亡、两家覆灭的结局，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读来实有喘不过气来的味道。在第三幕里，森林的逃亡这出里，鼓声一直伴随着他们。滴滴答答不间断，如生命的丧钟，就好比仇虎自己所说，这不是叫小黑子的魂，而是催他的命。 曹禺大胆地处理了奇异的幻象。他直陈，在这里，恐惧是一 条不显形的花蛇，沿着幻想的边缘，蠕进人的血管，僵凝了里面的流质。这些幻形都是人物自身恐惧结果的幻景，揭示了仇虎内心的亏欠、不安，是对逃离和死亡的惧怕，是他内心最隐秘的惊慌悔恨思想感情的暴露。 作家不是神甫，单一的解释和理论只会窒息他们，作家的信仰是没有仪式的，他们的职责不是布道，而是发现，去发现一切可以使语言生辉的事物。曹禺就是通过细腻深刻多变的笔法让人物个性鲜明形象饱满丰富，使得戏剧情境也更为具体，从而也为整出戏提供了支撑，成为一部好戏必不可少的条件。 参考文献： 1.辛宪锡 《曹禺的戏剧艺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年 2.刘勇 李春雨 《曹禺评说七十年》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年 3.洪治纲 《绝望深处的笑声——论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4.熊元义，余三定 《西方悲剧理论的两大类型》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作者简介 单慧珺，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 戏剧影视文学081班。 文艺评论
论林语堂的人生观 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这本书里写出了中国人旷怀达观、陶情谴兴的生活方式和浪漫高雅的东方情调，他用轻灵的笔杆向西方人道出了“完美生活的范本，快意人生的典型”，给我们展示出一种别样的人生风情。 林语堂在书中谈到了庄子的淡泊名利，赞美了陶渊明的闲适和谐的完美人格，以及如何品茗、如何行酒令、如何游山玩水、如何看云鉴石、如何养花赏雪、吟风弄月等。这些无不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快乐的人生观，他认为人生要获得快乐，就应该会享受生命，享受人生。 林语堂认为现代生活的哲学总带着一种如梦初醒的意味，人们往往在忙碌的日常生活追求中，迷失了真正的自我。这时候就需要一种智慧而愉快的人生哲学成为我们的人生哲学。这种哲学是协调了孟子积极的人生观念和老子圆滑和顺的观念的中用哲学。在林语堂心目中，陶渊明就是具备这种和谐人格的生活典型。当然，要享受人生享受生命，就要会调整我们的人生，只有这样，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说到享受人生，那么什么样的人最会享受人生呢？林语堂说：“最合于享受人生的理想人物，就是一个热诚的、悠闲地、无恐惧的人”这样的人具备了情、智、勇的特质，林语堂认为，情是生命的灵魂，星辰的光辉，音乐和诗歌的韵律，花草的欢乐，飞禽的羽毛，女人的艳色，学问的生命。正因为情是如此的重要，所以，以情为出发点的人生，便能充满温暖和活力。可是，由于人生是残酷的，即使是一个有热烈的、慷慨的、天性多情的人，也容易受他的比较聪明的同伴的
愚弄。所以，林语堂说到“这种慷慨热烈的心情需要有一种哲学加以保护”，这样他很自然地把热情的智勇连接起来，因为只有智勇才能使我们从骗子的世界中解放出来。在这个世界上，人生的大骗子除了名、利、权之外，另一个次等的骗子就是时尚。 林语堂主张无忧无虑和心地坦白的人生哲学。现实中，由于人们过度繁忙的工作和背负着重大的责任，人们过着熙来攘往的生活，这些人服役于财富、名誉、权力，这时候如果把道家的现世主义和儒家的积极入世配合起来，成为自己的生活哲学，过着半隐半显的生活，经济适度宽裕了，生活逍遥自在了，精神才是快乐。这是一种中庸哲学。凡事不能太过于偏激和极端，而应该介于两个极端之间，过着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能为了追求过分的名利而丧失了本真的自我。正如林语堂举了陶渊明的例子，陶渊明就是林语堂心目中，也是中国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他生活简朴，向往自然而冲淡。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留下了《归去来辞》，作为一个乡间诗人，陶渊明无忧无虑、心地坦荡，虽然生活简陋，但是他热爱生活、爱好人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生活，展现的是一幅和谐的画面，但是陶渊明不入世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个逃避主义者。他躲的只是黑暗的政治官场，而不是生活的本身。从陶渊明身上，林语堂更加肯定了人生的快乐是需要一种和谐的人格的，而中庸哲学思想也成了人类生活上最健全最完美的理想。 林语堂说：“我们对于人生可以抱着比较轻快随便的态度：我们不是这个世纪诶的永久房客，而是过路的旅客。”既然我们的生命总
林语堂的半半哲学 大概由于人们生而有欲又不加以限制，所以现代社会的大多数人都不约而同地追求欲望的满足，以及再满足，于是，无止境的竞技争斗和自我欲望的无限膨胀也就应运而生。有人将获取无限财富和进入世界十富之列，视做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有人声色犬马、日耗斗金，过着奢靡得不能再奢靡的生活；还有人为了名声地位、出人头地，以至于竭思尽虑、无所不用其极。林语堂也是一个充满欲望的人，在工作、金钱、感情和饮食上他都有着强烈的需求，但与众不同的是，他对这些欲望常常加以限制，这就带来了林语堂人生追求的?中庸?性质，即半半哲学的人生观。 林语堂深受儒家思想尤其是孔子本人的深刻影响，所以对中庸思想也推崇备至，他说：?我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相信中庸之道。?（《论裸体》）林语堂还非常喜欢清代李模（密庵）那首《半字歌》，认为它最好地反映了自己的人生理想。这首《半字歌》写道：?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半中岁月尽幽闲，半里乾坤宽展。半郭半乡村舍，半山半水田园。半耕半读半经廛，半士半姻民眷。半雅半粗器具，半华半实庭轩。衾裳半素半轻鲜，肴馔半丰半俭。童仆半能半拙，妻儿半朴半贤。心情半佛半神仙，姓字半藏半显。
一半还之天地，让将一半人间。半思后代与沧田，半想阎罗怎见。饮酒半酣正好，花开半时偏妍。半帆张扇免翻颠，马放半缰稳便。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厌纠缠。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这是对中庸哲学的形象阐释，它将天地人生的种种现象与关系写得绘声绘色，一展无余，其中在对天地万物的悲悯中又有着达观超然的人间情怀。没有对世界、人生的本质性理解，如何能深刻、透彻以至于此。作者用生花之笔将天地人间的冷暖、得失、出入、是非、进退、乐悲等都和盘托出，表现出大智若愚的境界与品位。 基于这一半半哲学思想，林语堂反对过于努力工作和过于慵懒闲适的生活态度，而提出了工作和休闲相结合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努力工作和尽情享受。他说：?我主张‘尽力工作尽情作乐’的人，英文只有workhard，playhard四字，这样才得生活之调剂，无意中得不少收获。?（《论游台南》）林语堂本人即是这一生活原则的实行者，一方面他笔耕不辍，直到77岁还没有放下手中之笔，他平均每年写一本书，足见其用功之勤。比如，写《生活的艺术》一书，林语堂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写出700多页，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那时的写作真如文王被囚一样，一步也不能离开。如果用?拼命三郎?来概括林语堂的写作，那也是非常恰当准确的。但另一方面，林语堂又非常注意休闲和享受，他常去
论林语堂的女性崇拜思想 2008-04-19 23:57 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最大功绩之一即是发现了“人”，尤其是发现了“女性”。“是否关注和如何关注女性”成为衡定现代人优劣高下的试金石。周作人说过，“鄙人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佛法以及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解无遁形矣”。〔1 〕那么，作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林语堂是否关注和如何关注女性呢？对此，学术界未能给以充分的注意。事实上，林语堂不仅尽其一生关注女性，而且有着独特的女性观念，即女性崇拜思想。通过对林语堂女性崇拜思想的详细解读，我们既可理解林语堂对“女性解放”的独特贡献；又可充分认识林语堂的思想、文化选择与审美趣味；还可获得关于女性未来发展趋向的某些启迪。 一、迷人的女性世界 林语堂曾自信地说：“我有雄心让我的小说留传后世”。〔2〕确实，林语堂的小说有许多富有价值的内容。而女性形象即是其一。 首先，林语堂笔下的女性形象性格具有稳定的内涵，没有明显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色彩，这与许多中国现代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是不一样的。林语堂曾提出危言耸听的女性观，“人们对中国人的生活了解越多，越会发现所谓的妇女的压迫是西方人的看法，似乎并不是仔细研究观察中国人生活之后得出的结论。这个批评肯定不适用于中国的母亲这个家庭的最高主宰”。〔3〕这里，林语堂否认中国历史上女性所受的压迫，充分显现政治观的保守和意识形态的迟钝。但另一面，由于中国历史上女性受压迫的非绝对性，也由于文学审视视角和方式的独特性，林语堂塑造的女性形象就别有意义。《京华烟云》塑造了很多女性形象，她们有着母女、姐妹、妯娌、主仆等多种关系。其中除了姚太太与银屏的矛盾外，女性间多是和平相处，没有阶级斗争的残酷，主仆间也不是壁垒森严，而是较为平等。姚太太与银屏也不象许多现代作家笔下的主仆间有着强烈的阶级意识冲突，而更多的却是女人间的争夺战。就木兰形象而言，她虽是富家女，但丝毫没有剥削阶级的骄奢淫逸、颐指气使，而是和气、温柔、善良、勤劳、质朴。显然，林语堂注重的是发掘女性共同的“人性”光辉。《红牡丹》塑造了光绪年间的女性红牡丹。作者没有赋予牡丹多少阶级内容，只是注重挖掘她与人类相通的人性内容，即对爱情、自由、人性、个性的追求。译者曾言：“本书写寡妇牡丹，纯系自然主义之写法，性的冲动，情之需要，皆人性之本能，不当以违背道德而强行压抑之，本书主题似乎即在于是”。〔4 〕还有《风声鹤唳》中的丹妮，《朱门》中的柔安，《赖柏英》中的赖柏英，作者的立足点均在于此。另外，与许多中国现代作家强调女性性格、个性等的发展性、变动性不同，林语堂不注重“成长性”或“衰败性”的把握，而喜爱写女性的“常性”、“稳定性”，她们自始自终保持美好的“人性”不受污染，并把对爱情、自由、个性与美好的追求作为自己人生的目的和价值意义之所在。 与忽略女性形象的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相关，林语堂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没有祥林嫂、蘩漪、金子、曾树生、翠凤、曹七巧等的“沉重感”和“悲剧性”，而有着轻灵潇洒、明秀高雅的特征。一是表现女性天姿灵秀的外貌，塑造她们天成的丽质风姿。林语堂描绘了木兰有着巧夺天工的美貌后感叹说：“造物自然赋予她如此的完美，奈何！奈何！”〔5〕当然，林语堂并不是把女性当成“尤物”来鉴赏、玩味，而是用貌美表达女性的自然天成，赞叹女性是上苍自然育化的“精华”。二是表现女性的精神境界，写她们精神世界的超凡脱俗。三是表达女性的“乐天知命”、“心安理得”的处世态度与生活原则。林语堂笔下的女性决非甘作封建专制的奴隶而任凭他人摆布，她们有着个性解放的色彩。然而，她们又不是一味“抗争”，而是表现出某些容忍与顺从。比如木兰，她明知自己更爱立夫，但别人为她安排好与荪亚的婚事，她也并不反对。因为她知道她嫁给荪亚，“没有梦绕魂牵，只是正常青年男女以身相许，互相敬重，做将来生活上的伴侣，只是这么一种自然的情况。只要双方正常健康，其余就是顺乎自然而已矣。”〔6〕表面理解容易得出结论说，木兰个性脆弱，思想保守，缺乏
浅析林语堂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 摘要：自古以来，对于翻译的标准，国内外许多翻译家都提出过自己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比较著名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有：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哲罗姆的“意译而非直译”等等。本篇文章主要通过林语堂的译著《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来分析其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忠实、通顺、美。 关键词：林语堂；翻译思想；忠实；通顺；美 Abstract:From ancient times，many translators have their own translation ideology and translation theory about the criterion of translation. There are some famous translation ideologies and translation theories, for example: Yan Fu advocates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elegance”; Lu Xun “Rather be faithful than smooth”; St.Jerome “transliteration rather than free translation” and so on. This passage will talk about Linyutang’s translation ideology and translation theory: faithfulness, fluency, and beauty. Keywords：林语堂，翻译思想，忠实，通顺，美 1 引言 当今世界已进入全球化时代，翻译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各国各民族间不可或缺的重要交际手段和交往途径。翻译已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可以说，翻译在我们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对于翻译的标准，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浅析的是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的翻译标准，希望能给一些从事翻译的人员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 2 林语堂的生平介绍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福建龙溪人，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贫穷的牧师家庭。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早年留学国外，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著名大学任教，1966年定居台湾，1976年在香港逝世，享年八十二岁。林语堂既有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又有很高的英文造诣，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林语堂于1940年和1950年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3 林语堂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 3.1忠实于原文 “忠实于原文”这个翻译学的术语，在很多翻译学家的翻译思想以及翻译理论中都占据着一个中心的地位。如：严复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信”,“达”,“雅”中的“信”即“忠实于原文”；鲁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宁信而不顺”也强调的是翻译的时候首先要做到忠实于原文，即使可能造成不通顺。这些都能看出“忠实于原文”是翻译之本，如果做不到忠实于原文，就无从谈论翻译。
林语堂经典语录(207条) 1、豁达的人生观，率真无伪的态度，加上炉火纯青的技巧，再以轻松愉快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便是幽默。——林语堂 2、出外旅行的人，极其所能，也只有把自己的安危委诸天命，因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林语堂 3、人之所做所为，人虽过去，事仍存在。——林语堂 4、一个人倘常替贫苦被压迫者抱不平，在没有宪法保障的社会里一定是一个挺硬的硬汉。——林语堂 5、世上无人人必读的书，只有在某时某地，某种环境，和生命中的某个时期必读的书。我认为读书和婚姻一样，是命运注定的或阴阳注定的。——林语堂 6、在人的一生，有些细微之事，本身毫无意义可言，却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事过境迁之后，回顾其因果关系，却发现其影响之大，殊可惊人。——林语堂 7、真诚的友谊永远不会特别表白的。真正的好朋友彼此不必通信，因为既是对彼此的友情信而不疑，谁也不须要写什么。一年分别后，再度相遇，友情如故。——林语堂 8、父爱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母爱却是与生俱来的。——林语堂 9、一个人心中有了那种接受最坏遭遇的准备，才能获得真
正的平静。——林语堂 10、大概英国式的陶养，性格越养越刚，中国式的陶养，越养越柔，到了优柔寡断的地步，已经德高望重了。——林语堂 11、一般来说，过着更富足、更完美生活的人，是那些有着丰富的需求和欲望的人，而不是随遇而安、对周围事物漠不关心的人。伦敦郊外的流浪汉对炉边安乐不羡慕，不嫉妒，他一定不是高级动物。——林语堂 12、看到秋天的云彩，原来生命别太拥挤，得空点。——林语堂 13、所以人类是一种好奇的、梦想的、幽默的、任性的动物。——林语堂 14、短短横墙，矮矮疏窗，花渣儿小小池塘。也有些风，有些月，有些凉。——林语堂 15、我不相信我们会从内心爱慕一个品格低劣无耻的作家，他的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林语堂 16、既娶之，则爱之。既处之，则惜之。——林语堂 17、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管子，请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再找个法国情人。——林语堂 18、那些说教的文学大体上均属品质低劣的次等作品，充满了宣扬道德的陈腐之说和质直的理论，思想的范围又为畏惧
论林语堂的翻译观一以《啼笑皆非》中译本为个案 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 年度学科共建课题的阶段性成果，课题批准号为：GD15XWW08 1 林语堂《啼笑皆非》自译本的翻译目的和背景人类的活动总是带有明确的目的性，一切活动都服务于特定的目的，翻译目的更是对翻译活动有着直接的影响。翻译目的会影响作者对原文的理解，当不同译者带着不同目的审视原文时，他们会因为视角不同而对原文产生不同理解。更主要的是翻译目的对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有决定作用，作者想通过译文达到教育读者的目的时，他就会更多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 《啼笑皆非》的创作背景是1941 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承认对中国抗日援助时间太晚，力度也不足，美国对华政策内幕逐步被披露。林语堂认为美国的绥靖政策是日本肆无忌惮侵华的重要原因，并且对日宣战后美国的对华援助仍有限。他满怀愤怒写作该书，目的就是要露英美政府的自私和虚伪，警醒国人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日本，实现富强。全书自始至终都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林语堂自译该书的目的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同胞，激发国内自主抗战的志。首先，从时间跨度上说，《啼笑皆非》的写作翻译一气呵成。1943 年7 月该书在美国出版，年秋天该书中文译本即告完成，其时间紧迫性可见一斑。其次，中译本忠实地传达了原著思想，旨在揭露英美，警醒国人。要达到惊醒国人的目的，译文就必须
易于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因此林语堂在本文的翻译中采用了归化翻译策略。再次，完成翻译后林语堂立即携带译本在重庆、桂林等多个城市进行演讲访问，广泛宣传该书思想。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艰难时期，国际国内局势极为复杂，林语堂希望自己的观点被广泛接受，为抗战注入新的动力。 2 林语堂独特的翻译观 在《论翻译》中，林语堂提出了翻译应遵循的三个标准：忠实、通顺、美。忠实是对译者的要求，包含三层意思：首先，忠实并非字字对译，而应以句为翻译单位；其次，忠实须传神，表达出文字逻辑意义之外情感上的色彩；再次，林认为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将文字的意义、声音、传神之美和文体、文之美等同时译出。通顺是对译文的要求，要求译者根据译文读者的心理来翻译文章，要对译文读者负责。林语堂提出的翻译的三大标准：忠实、通顺和美，这对《啼笑皆非》的翻译有巨大的影响。 （一）从文化取向分析 林语堂，这位“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大师是翻译界少有的奇才，他多姿多彩的译品与他的文学创作一样，提供给世界完全不同的认识自我，认识自然、剖析灵魂、塑造社会的文化参考，而他，在大半个世纪中都生活在被西方所认同却被国人所误解、误读、误译的意境之中。在《啼笑皆非》林的自译版本中，文化负载词的使用，增添了文本中中华文化的厚度与深度，极具文化厚载力的同时也能让读者产生共鸣，林语堂在中西两种文化间的不断切换，这对其自译作品
摘要：林语堂是一名卓有成就的翻译家，他的翻译观有效地促进了我国译学的发展。本文以林语堂的忠实、通顺和美的标准为指导，来赏析他的译作《声声慢》，揭示其翻译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加深对其翻译观的理解。 关键词：林语堂；《声声慢》；赏析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24-0265-01 一、林语堂的翻译观 林语堂学贯中西，深谙东西方文化，语言学、文学造诣极深，一生致力于“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写作和翻译了大量文学作品，为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林语堂一生中发表过不少翻译理论方面的文章，然而最系统最有分量的当数《论翻译》。该文章，是他为吴曙天编选的《翻译论》一书所作的绪论，后来又收入写于1933林氏的《语言学论丛》一书中。 (李晓红，2007，p.82) 在《论翻译》中，林语堂首先提出了“忠实、通顺、美”的翻译标准。林语堂提到，“翻译的标准问题大概包括三方面……，第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林语堂还进一步阐述了这三条翻译标准。他提出，“忠实”的程度大致可以分为四等：直译、死译、意译、胡译。关于翻译的“忠实标准”，林氏认为译者所忠实的是乃零字所组者的话意，并表明译者所能达到的忠实是比较的忠实，而不是绝对的忠实。关于翻译的“通顺标准”，林氏认为译者以句为单位，详细体会其意义，将其翻译成有意义的中国话。关于“美的标准”，林氏说道：“翻译于用之外，还有美一方面必须兼顾的，理想的翻译家应当将其工作做一种艺术，以爱艺术之心爱它，以对艺术谨慎不苟之心对它，使翻译成为美术之一种。”(何苏明，2010，p.104) 林语堂将鲁迅的三美扩大为五美，在他看来，“文字有音美，意美，神美，气美，形美。”——“译者或顾其义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体，决不能把文义，文神，文气，文体及音乐之美完全同时译出。”他在1923 年所撰的《论翻译》一书中着重强调：“对于诗文小说之类，译者不译此书则已，此等书则与运用之外不得不注意于文字之美的问题”。(王明明，2007，p.216) 二、李清照《声声慢》林语堂的英译文赏析 李清照是南宋前期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女词人。她的词婉约清雅，落笔无声，余味悠长，用一个女性敏感而细腻的笔触描景怀，平中见奇，使她的词千百年来至今仍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声声慢》一词一题“秋情”，为李清照晚年所作名篇之一。时值外敌入侵，家破人亡，伤国，悲夫，愁己之情抑郁于胸，诗人借词抒怀，将晚年孤苦无依的愁怀尽释笔端，这首词无论遣词造句还是布局谋篇，均见笔力超群，自然率真，毫无斧凿之痕。虽写个人哀愁，但笔力凌厉，把那种排山倒海的“愁”，表现的铿锵有力，“婉”中“劲”来。词为双调（片，阕），八句，上下片各五仄韵。其音乐性强，善用叠字，形象生动，读起来朗朗上口，极富美感。 首先看词牌名：《声声慢》。 原词：声声慢/ 林译：forlorn 对大多数词作来说, 词牌与音乐或词中的内容关系并不大, 词牌在一般意义上不过是表明作者是依哪一种现成的曲谱进行填词而已。“慢”有篇幅较长、语言节奏舒缓、韵脚间隔较大等特点。但,《声声慢》确属例外。词中不过短短20 多字, 却含不少齐齿音和舌尖音, 它们相互交叠, 浅吟低唱。这是词人有意为之, 用这样的声调来诉说自己内心的惆怅。由此可见, 这一词牌不仅关系着词的节奏, 而且还关系着词的内容。此处的“慢”不是指调之长短, 而是指词节奏之快慢。(周舟，2007，p.84) 林语堂将其译为“forlorn”，通过题目就奠定了全词忧伤、凄凉的基调，仿佛浮现出女词人在凄风苦雨中孤苦无依，满目愁容的萧瑟画面。 原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