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防止冤假错案的思考
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是一个重大的话题,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近年来,全国先后曝光了一批冤假错案,这些案件不仅给当事人带来
无法弥补的伤害,也引发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质疑和担忧,甚至动摇
了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对法治的信心,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和司法公信力,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
机关,坚决防止冤假错案,既是检察工作不能突破的法律底线,也是检察机关必须认真履行的重大责任.
在任汉中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之前,我曾经长期在公诉部门工作,经手处理过一定数量的重大复杂刑事案件.任汉中市院检察长以来,
也组织处理了一些棘手案件,其中包括一起在全省较有影响的超期羁押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案件.根据多年办案的实践经验和理性思考,结合中政委、高检院制定出台的关于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实施意见,我谈一点个人的体会.
在法治文明的今天,出现这么多冤假错案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多个机关,各个办案环节,各个层面,然而,单就检察机关来讲,我认为我们在防止冤假错案中还有薄弱环节:一是审查案件技能不强,业务素
质不高.实践中法院判无罪的以及作其他处理的一些案件,有相当一
部分,办案人在审查案件时都没有提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审查意见.办案人审查能力不强、业务技能欠缺,如果部门负责人再把关不严,分管检察长决定不审慎,都将为案件质量埋下重大隐患.二是执法观念有偏差,诉讼价值把握存在问题.我们经常讲,要树立正确执法理念,要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要贯彻疑罪从无的原则.但在具体办案中,不论是具体办案人、部门负责人,还是分管检察长,甚至检察长,或多或少仍存在执法观念把握不正确的问题.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
轻保护的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是根深蒂固,在这种错误观念的支配下,宁可错诉也不愿错放,怕担责任,怕舆论监督,怕承受压力.当然,在处理一些普通案件、一般问题时不一定显现出来,但一旦遇到重大、复杂、敏感案件时,这些错误倾向表现的就比较突出.有的是打击犯罪
心切,对侦查机关非法取证行为予以默许,把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证
据或者存在明显瑕疵的证据作为定案指控的证据；有的是出于外界
舆论、当事人亲属或者有关部门协调的压力,明知案件证据存在问题仍然起诉,更有甚者,在前面所述原因驱使下,盲目提起公诉的案件出现无罪或者指控事实不成立时,检察机关为了挽回颜面或者掩盖失误,不但不予以主动纠错,而且继续坚持错误指控,甚至滥用抗诉权将本
已出现的矛盾向上转移,错上加错,一错到底.三是不能正确处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严格执法与维护稳定的关系.我们常讲办理案件要兼顾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在
具体案件中如何来把握这个标准,在某些问题出现冲突时,如何去取舍,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往往难以把握.司法机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味追求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社会效果,而忽视了最根本的法
律效果.这样做不但侵害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将自身置于非常
被动的境地.实践中,成功纠错的案例充分表明,只要案件错误得以及时纠正,法律正义得以伸张,经过析法说理,不会出现危及社会稳定的问题.四是决策者缺乏解决复杂问题,勇于担当的勇气.现在所暴露出来的冤假错案,以及大量的久押不决案件,相当一部分并不是没有发
现问题,或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缺失解决复杂问题的勇气和担当.案件从一个诉讼环节转移到下一个诉讼环节,谁都不愿把烫手的
山芋放在自己手里,都不愿在自己的环节解决问题.
中央政法委下发的《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是检察环节确保刑事案件质量的重要指导性文件.检察机关防止冤假错案,必须结合贯彻落实这两个文件,严格执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坚持以执法能力建设为核心,以制度机制建设为保障,转变执法观念,规范执法行为,强化执法监督,把提高办案质量的措施要求落实到检
察工作全过程.
一是要切实增强办案人员的职业素养和责任意识.公检法各相关部门是办案主体,也是防止冤假错案的直接责任者.检察机关在防止
冤假错案中担负着重要的职责.要充分认识检察机关监督职责的重要性,坚决克服“公安机关是做饭的、检察机关是端饭的、审判机关是
吃饭的”这样一种职责定位和思想倾向,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检察机关的重要性,勇于担负起监督职责.
二是检察人员要不断提高职业素养和审查案件能力.检察监督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这一职能要求检察人员必须具有全面的法律素养和职业技能,部门负责人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和权威,办案人应具备相应的审查案件能力,最低要求要能看得出案件存在的问题.现在优秀检察人员流动大,但应该保持队伍相对稳定和连续,不断加大培养力度,保持骨干力量.
三是检察人员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执法理念,坚持法治原则.要多学习、善思考,在思想上有提高,在大局上有把握,在方法上要灵活,既要克服就案办案、机械执法而忽视社会效果的一面,也要注意避免为了所谓的维稳、服务大局而牺牲法治的精神.
四是要有不畏艰难、勇于担当的职业精神.法律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防线,面对复杂案件,解决复杂问题,就是对我们的基本考验.检察人员要有职业精神,要有执法的良知,克服圆滑世故的不良习气和陈腐观念,始终坚持严格执法,公开公正,体现出执法者的正气和担当.同时要加大错案追究制的落实力度,用制度化的规范约束检察人员的职务行为,切实提高队伍的综合素质,全面提升办案的质量和效率,让人民群众从每一起案件的处理中切实体会到公平正义.（作者:汉中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志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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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冤假错案 侦查国保一班石海波 200920310039 从古至今，冤假错案像幽灵一样动摇着司法的权威，增加人们对司法之不信任，也许冤假错案不可避免，但是刑事司法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减少冤假错案。在刑事诉讼中，冤假错案对被告人造成的影响以及对社会产生的负面效应都是不可回复的，更严重的是人们将丧失对司法的信任，司法的权威荡然无存，良好的社会秩序根本无法保障。在崇尚法治以及人权保障的现代社会，如何最大限度的减少冤假错案保护被告的合法权益才是当务之急。 我国冤假错案的原因（参考网上相关资料）： 第一：偏听偏信，轻信被害人的指控； 第二：警方先入为主,执法观念陈旧，缺乏疑罪从无理念，实行有罪推定； 第三：现场勘察不细致，调查访问不深入，证据材料失实； 第四：办案人员素质偏低，责任心不强； 第五：刑讯逼供，引供诱供； 第六：采用证明力薄弱的证据； 第七：迷信所谓的科学证据如测谎结论； 第八：用违法的方法调查收集证据和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第九：律师的辩护权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 第十：权力机关干涉，司法独立没有得到贯彻落实； 第十一：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如没有赋予被告人的沉默权等；第十二：轻信口供，没有赋予被告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 第十三：侦查权的强大与检察机关在实践中监督权的缺位； 第十四：有案必破，破案有奖，积案受罚，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下具体就第九条原因（律师的辩护权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进行完善。
（一）当务之急是确保律师合理的辩护意见能够得到采纳。 1、应借鉴国外的陪审团制度，让陪审团来对“有罪”或“无罪”作出决定。陪审团制度的最大优点在于其可以帮助法院减压，死刑案件是重大案件，法院作出判决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社会、来自于公众，来自于被害人家属，也来自于公安、检察等兄弟办案单位，在巨大的压力下，即使明知案件存在疑点，即使律师提出合理质疑，也很难下决心作出无罪判决。实行陪审团制度，由来自社会各界的陪审员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决定，其最大的好处就是法官个人或法院无需承担来自社会的各种压力，而是将这种来自于社会的压力转移至社会；而包括被告人、被害人、侦察部门、控诉方、辩护方等在内的诉讼各方以及社会、公众对由社会公众所组成的陪审团作出的决定也将具有更大的包容心。此外，陪审团不是专家，也不了解案情，不存在先入为主，需要控辩双方动用各种证据来说服其接受自已的观点，审判的对抗性才会更强，证据也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示和说明，证据中的瑕疵才更容易放大，律师的辩护效果才会最大化。因此，借鉴国外的陪审团制度是推动辩护制度发展的一剂良方。 2、将公检法三机关流水作业的线性结构改变成控辩审三角结构。将辩方变成控方的强壮对手，而不是一个摆设或陪衬。以充分发挥其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功能。这里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让辩护律师有能力保障委托人的各项诉讼权利不受非法侵犯，如律师要有足够的能力预防、发现、制止刑讯逼供等妨碍诉讼的侵权行为。其二是有能力发现案件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律师的会见权、调查权等各项权利的保障，要让律师在行使这些权利时更加方便，更加安全，完全根据案情需要，不受干扰，不受威胁。其三是让律师的声音再大一点，再强一点，能够把发现的问题传递出去，而不是向现在一样可听可不听。
冤假错案产生原因的制度探析 摘要：近年来冤假错案的发生逐渐呈上身趋势，先后曝光冤假错案层出不穷，这些冤假错案一次次挑战着法律与正义的底线，一次次考验着人们的心理承受极限。就其发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本文通过对制度的探讨来分析冤假错案发生的原因，进而对冤假错案的防范给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冤假错案；诉讼内机制；印证证明 近年来冤假错案层出不穷，究其发生，总归是有多方原因造成，但冤假错案的发生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诉讼领域内的问题。 首先，司法人员观念滞后，有罪推定、疑罪从轻的思想长期存在。在没有干预，没有逼供的情况下，司法人员以疑罪从有、从轻的态度来处理案件。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些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由于担忧遵循“疑罪从无”的原则会放纵罪犯，受到社会公众质疑，受到领导批评，法官即使认为案件证据明显不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也往往不敢坚持疑罪从无原则，而是习惯于疑罪从轻，或发回重审，或者做出留有余地的有罪判决。 其次，从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办案机制反思冤假错案的产生。《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
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结合众多已经发生的冤假错案，可以发现，大多数冤假错案的发生都与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有着密切关系，若在侦查阶段侦查人员已经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刑讯逼供，则后续最重要的是如何予以纠正这些违法侦查手段。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对于以刑讯逼供方式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从人民检察院的法律地位来说，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对侦查、审判和执行的监督职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对刑讯逼供的发生，人民检察院本应发挥法律监督者的作用，对此及时纠正，扼杀冤假错案发生的根源。同时，人民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承担着审判职能，《刑事诉讼法》也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以刑讯逼供方式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应该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同时在具体的法律规范中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职责，来保障三机关配合制约原则的实现，抑制冤假错案的产生。
浅谈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及冤假错案的防范 通过这几次对刑事诉讼法的学习，使我了解了新、旧刑法之间的区别，明确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近年来，我国各地频频爆出冤假错案，如：聂树斌、念斌案、呼格吉勒图案、张氏叔侄案，它们使得许多无辜的人受到刑事追责，而有罪的人却逍遥法外。形式冤案不仅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破坏的社会的安定和谐，更严重的是使人民群众丧失了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信赖，冤假错案俨然已成为社会各界讨论反思的沉重话题，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明了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为防范冤假错案提供了重要保障。 国家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强调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并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就是在加强对刑事司法工作人员监督及约束的要求下应运而生的,针对在办案过程中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并造成错案的司法人员,追究其相关违法责任。建立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旨在加强各级司法机关廉政建设,加强办案人员责任,从而提高执法水平,保证办案质量,为司法公正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由于其特定的目标和作用,必然就会有其相应的一些特点。我国如今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司法工作在社会变革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期间也滋生出很多司法腐败现象,如此就直接触及了国家法律的权威,影响了司法公正。由于近年来冤假错案持续发生,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不合理运行的一些弊端也显现出来,甚至出现了背离其初衷的负面作用。考虑到提升司法队伍整体水平,全面建设法治中国离不开制度保障,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国现行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并不断对其加以完善。制定错案责任追究的统一法典势在必行,为制度顺利运行提供法律依据和全面保障;应当转变以实体错案为标准的错误观念,树立以过错责任为基础的错案责任追究理念;明确刑事错案的认定机构及错案责任追究机构;划定错案责任承担范围和追究程序;保障司法人员合法权利,建立审查听证和异议申诉程序。总之,就是要全面构建科学合理、公平有效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体系,为深化司法改革,提高司法人员办案水平,维护司法公正,重塑司法权威提供制度保障。
对防止冤假错案的思考 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是一个重大的话题,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近年来,全国先后曝光了一批冤假错案,这些案件不仅给当事人带来 无法弥补的伤害,也引发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质疑和担忧,甚至动摇 了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对法治的信心,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和司法公信力,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 机关,坚决防止冤假错案,既是检察工作不能突破的法律底线,也是检察机关必须认真履行的重大责任. 在任汉中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之前,我曾经长期在公诉部门工作,经手处理过一定数量的重大复杂刑事案件.任汉中市院检察长以来, 也组织处理了一些棘手案件,其中包括一起在全省较有影响的超期羁押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案件.根据多年办案的实践经验和理性思考,结合中政委、高检院制定出台的关于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实施意见,我谈一点个人的体会. 在法治文明的今天,出现这么多冤假错案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多个机关,各个办案环节,各个层面,然而,单就检察机关来讲,我认为我们在防止冤假错案中还有薄弱环节:一是审查案件技能不强,业务素 质不高.实践中法院判无罪的以及作其他处理的一些案件,有相当一 部分,办案人在审查案件时都没有提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审查意见.办案人审查能力不强、业务技能欠缺,如果部门负责人再把关不严,分管检察长决定不审慎,都将为案件质量埋下重大隐患.二是执法观念有偏差,诉讼价值把握存在问题.我们经常讲,要树立正确执法理念,要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要贯彻疑罪从无的原则.但在具体办案中,不论是具体办案人、部门负责人,还是分管检察长,甚至检察长,或多或少仍存在执法观念把握不正确的问题.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 轻保护的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是根深蒂固,在这种错误观念的支配下,宁可错诉也不愿错放,怕担责任,怕舆论监督,怕承受压力.当然,在处理一些普通案件、一般问题时不一定显现出来,但一旦遇到重大、复杂、敏感案件时,这些错误倾向表现的就比较突出.有的是打击犯罪
反思赵作海案：有多少错可以重来 这不禁让人想到5年前的佘祥林一案，这位湖北京山县的农民被指控谋杀了他的发妻。1994年和1995年，佘祥林两次被宣判“死刑”，后又因证据不足“幸运”地逃过鬼门关。证据不足，依法应按“疑罪从无”被宣告无罪，然而京山法院仍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有期徒刑15年。过了15年，出走的佘妻回到京山，一起冤狱就这样因“被害人”奇迹般地“复活”而告洗白。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河南赵作海案都堪称5年前湖北佘祥林案的翻版，两者具有惊人的相似点：都是因为“被害人”神奇“复活”而使冤案大白天下，都是在已经服刑10多年后被宣告无罪。作为又一起让法治蒙羞的惊人错案，被续写上了司法错案史。 就是论事，赵作海案拷问的是良知与职业精神，赵案一出，有人有意将其归咎于当时的司法环境或制度，但据官方称，当年案子可谓疑点重重:从公安机关来看，一是警方确认无头、无四肢尸体为赵作海所杀后，没有追查凶器，更没有确定凶器所能造成的伤痕是否与尸体的伤痕相符，不符合我国法律对杀人罪定性的要求。二是警方先后做了4次DNA测试都未确定死者身份，而最终却把尸体确定为赵振晌。三是当时警方根据残尸，确定死者身高为1.70米，但失踪的赵振晌身高只有1.65米。固然存在当年法律上的漏洞，体制上的弊端，但赵作海案中存在如此明显的证据漏洞，发现这个漏洞，其实只需要办案人员敢于坚持疑问，冤案是可以避免的。真相大白后，商丘市公安局副局长赵启钟说过这么一句话：“哪个环节，公安、检察院、法院都有错，有一个环节把握住了，就不会出现错案。”遗憾的是，正因为相关部门一错再错，最终酿成了这起十分罕见的冤案。公、检、法三足鼎立、相互制衡，本是为了防止出现冤假错案，而当公、检、法同时出错时，法制不完善的理由，便不能成为个体灵魂，拒绝反省良知和职业精神是否缺失的挡箭牌了。 如果说赵作海案尚有许多焦点问题需要调查，而公众认为唯一不需调查的就是刑讯逼供的存在。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无故承认自己杀人，更不可能把并不存在的杀人细节交代得符合案情需要。据悉，赵作海被抓之后，“先关了44天，也打了44天”从被铐在凳子上拳打脚踢，到用枪管击头，喝催眠药水在头顶放鞭炮，他的前妻、绯闻相好也遭到当地警方长期殴打。“打到最后，赵作海称，他们要我说啥我就说啥”，所以赵作海做了9次有罪供述，这不得不说是司法的耻辱，无辜的赵作海被屈打成招，是对法治社会的极大嘲讽；一个公民被权力驯服得如此认命、听话，则是对人性尊严的极大嘲讽。 当法院宣告这是一起冤案，他无罪释放时，他忍不住当庭向法官鞠躬致谢；当地方官员来到他家向其认错和致歉时，他连连鞠躬，并一再说“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各级领导”。当判其入狱的法院的领导带着现金深深地向赵作海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时，赵作海立刻站起来，也向这位领导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他说那么大的官向他鞠躬，他不是不懂事的人，也一定要回一个。我不知道赵作海的这种驯服，是发自内心的表达，还是为了自我保护而装出的一种姿态。我总觉得，一个被冤者心中是不可能没有怨愤的，对曾经伤害过他的人，是不可能那么心平气和低声下气的。赵作海在官员面前的驯服，表现了中国最底层那些百姓的
最高检昨日下发《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其中规定，检察人员承办的案件发生被告人被宣告无罪，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确认发生冤假错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或死亡、伤残等情形的，一律启动问责程序。 最高检新闻发言人肖玮介绍，在明确各类检察人员职责权限的基础上，建立“权责一致”的司法责任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司法责任认定和追究机制，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核心。《意见》明确了司法责任的类型和标准，并分别列举了各类司法责任的具体情形，以及免除司法责任的情形，增强了司法责任追究的可操作性。 三类过错要承担司法责任 《意见》根据检察官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客观上是否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将司法责任分为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责任、重大过失责任和监督管理责任三类。 《意见》明确了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责任必须追责的11种情形： 包庇、放纵被举报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使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的； 毁灭、伪造、变造或隐匿证据的； 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据的； 违反规定剥夺、限制当事人、证人人身自由的； 违反规定限制诉讼参与人行使诉讼权利，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 超越刑事案件管辖范围初查、立案的； 非法搜查或损毁当事人财物的； 违法违规查封、扣押、冻结、保管、处理涉案财物的； 对已经决定给予刑事赔偿的案件拒不赔偿或拖延赔偿的； 违法违规使用武器、警械的； 其他违反诉讼程序或司法办案规定，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 中国十大冤假错案受害人曝光： 1】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奸杀案：1996年4月9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卷烟厂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警方认定18岁的呼格吉勒图是凶手，仅61天后，法院判决呼格吉勒图死刑，并于5天后执行。2005年，轰动一时的内蒙古系列强奸杀人案凶手赵志红落网，其交代的第一起案件便是当年这起“4·9”杀人案。今年10月30日，来自内蒙古政法委、公安厅和高院的消息称，“4·9”杀人案最快本月启动重审程序。 2】念斌投毒案：2006年7月27日夜，福建省平潭县澳前村17号两户居民家中多人出现中毒症状，其中两人经抢救无效死亡。警方经过侦查，很快确定是人为投入氟乙酸盐鼠药所致，认为其邻居念斌有重大作案嫌疑，被逮捕，提起公诉。后该案历时8年10次开庭审判，4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2010年10月最高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出不核准死刑的裁定书，并撤销原判发回福建省高院重审。2011年9月7日，该案在福州中院再次开庭审理，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的情况下，福州中院于同年11月24日再次对念斌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据相关人士称2014年9月份平潭县公安局已经重新立案，对念斌重新布控，依法不允许出境。此前的8月22日，福建省高级法院公开宣判引发广泛社会关注的“念斌投毒案”，对涉嫌犯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上诉人念斌宣告无罪。 3】佘祥林杀妻案：1994年初，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突然失踪，久寻不到，张家开始怀疑是
冤假错案之赵作海一案发生的原因分析 摘要：法律在人们心目中是公平的象征，然而，近些年来冤假错案的频频发生，就不得不让人对我国的司法体制产生质疑。只要各部门恪尽职守，就很难有冤假错案的产生，可见，这一体制还是存在问题的，直接影响了司法公正，促成冤假错案。下面我将对赵作海一案进行简略分析。 关键词：赵作海，冤假错案，原因分析 一、案情简介 1998年2月15日，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赵作亮到公安机关报案，称其叔父赵振晌已失踪4个多月，怀疑被同村赵作海杀害。公安机关当年进行了相关调查。1999年5月8日，赵楼村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无名尸体，公安机关遂把赵作海作为重大嫌疑人进行刑事拘留。随后，赵作海作了9次有罪供述。2002年10月22日，商丘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赵作海犯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12月5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赵作海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核准商丘中院判决。 2010年4月30日，赵振晌回到老王集乡赵楼村。经调查，1997年10月30日夜里，赵振晌携自家菜刀在杜金惠家中向赵作海头上砍了一刀，之后收拾东西于次日凌晨外出，以捡废品为生。由于患上偏瘫，无钱医治，赵振晌方才回村。 2010年5月8日，商丘中院递交了对赵振晌身份确认的证据材料。次日下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主持召开审判委员会，决定宣告赵作海无罪。省高院连夜制作法律文书，派员立即送达判决书，并和监狱管理机关联系放人，安排好赵作海出狱后的生活，并启动国家赔偿程序。 二、发生冤假错案的原因 （一）立案侦查不认真，刑讯逼供，屈打成招 当初侦办此案的商丘市公安局柘城县分局面对这起疑点重重的案件，采取的措施是一种高压状态，抑或有比拿“精神病人”顶罪还严重的心态。公安局在刑事侦查阶段，多次采用酷刑，在反复的三十多天持续不断的拷打以后，赵作海坚持不住了，只好违背良心地招了。 （二）尸源不定，公安机关草率起诉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 的若干意见 【法规类别】检察综合规定 【发布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 【发布日期】2013.09 【实施日期】2013.09 【时效性】现行有效 【效力级别】司法解释性质文件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 （2013年9月） 为了认真贯彻执行《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中政委〔2013〕27号），提高法律监督水平，确保检察机关办案质量，坚决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结合检察机关办案实际，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检察机关在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中的重要责任 1.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准确、及时查明犯罪事实，追究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各级检察机关一定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严防冤假错案发生作为检察工作必须坚决守住、不能突破的底线，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办好每一起案件，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法律适用关，努力做到不枉不纵，不错不漏。
2.检察人员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始终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始终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始终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互相配合与依法制约并重，坚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积极适应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新要求，增强人权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时效意识、监督意识，始终牢记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责，依法监督，规范监督，敢于监督，善于监督。 二、严格规范职务犯罪案件办案程序 3.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应当全面、客观地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并依法进行审查、核实，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4.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在办案中不得规避管辖、滥用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违法延长办案期限。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在规定的场所进行，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并记录在案。 5.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在第一次开始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在案件侦查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律师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告知辩护律师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应当依法保障辩护律师的会见权，及时作出是否许可会见的决定；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后，应当通知辩护律师，可以不经许可会见犯罪嫌疑人；侦查终结前，应当许可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检察人员可以主动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要求当面提出意见的，检察人员应当听取意见并制作笔录。 6.严格执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在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对讯问过程实行全程录音、录像，并在讯问笔录中注明。因未严格执行相关规定，或者在执行中弄虚作假造成不良后果的，依照有关规定追究主要责任人员的责任。侦查部门移送审查逮捕、
侦查是公诉案件的必经程序，也是起诉和审判的前提与基础。在我国，由于长期奉行公、检、法三机关协作配合、流水作业的诉讼模式，导致“侦查中心主义”，侦查的结论往往决定着起诉和审判的结果。因而，凡冤案之形成，无不可以追溯至侦查阶段。正如李心鉴博士所言：“中外刑事诉讼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错误的审判之恶果从来都是结在错误的侦查之病枝上的。” 那么，面对佘祥林“杀妻”冤案，如果从侦查学的角度进行反思，我们又可以获取哪些教训和启示呢？在此，笔者做一简要分析： 一、调查尸源，确认死者——侦查错误的起点 侦破无名尸体案件，首要的一环在于查明尸源、确认死者。惟有准确认定死者是谁，才能通过对死者的调查发现嫌疑线索，进而确定侦查方向和侦查途径。查明死者身源的主要方法有：组织群众辨认尸体和现场遗留物品，深入摸排失踪人员，利用新闻媒体发布认尸布告，向周边地区公安机关请求协查，进行指纹、血型、DNA鉴定等。其中，利用指纹、DNA 鉴定最为可靠。但如果不具备鉴定条件，而只能凭借辨认来确定身源，则必须开展深入细致的核对工作。如，必须邀请死者的家属、亲人、朋友、邻居或同事等进行反复辨认，不仅要对死者的性别、年龄、体态、身高等一般特征认真核对，更须对疤痕、畸形、痣、血型等特定特征仔细核对；不仅要对现场遗留物品、死者衣着、包尸物品等进行核对，还要对失踪的时间、地点等加以核对。最终，只有在根据充分、确凿无疑的情况下，才能认定死者身份，并据此开展侦查。否则，如果尸源确认有误，则整个侦查工作必然误入歧途。 佘祥林一案的侦查错误，就是从确认尸源开始的。案件中，“被害人”张在玉于1994年1月20日失踪，此后不久，于4月11在当地发现一具女尸。此种情景下，警方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推测死者可能是张在玉，应当说，是一种完全正常的侦查思维。但这种推测仅仅是一种或然性的“侦查假说”，其确实与否，则必须进行严格的验证。验证的方法，正如上面所述，警方可以发布认尸布告，排查失踪人员，组织群众辨认，进行医学鉴定等等。此案中，由于女尸高度腐败、面目全非，辨认的条件非常不好，因而更要求侦查人员必须慎之又慎，注意通过尸体的细微特征来确认死者，必要时必须进行科学鉴定。 但令人遗憾的是，佘祥林一案中，警方在确认尸源方面，却表现得十分粗疏和草率。据报道，4月11日出现的无名女尸，所着衣物与张在玉并不相符；案发当时，还有另一户人家也前来认尸；且因尸体高度腐败，张在玉家人并不能确信死者就是张在玉。那么，在这种真伪不明、疑漏百出的情况下，警方又何以认定死者就是张在玉呢？难道仅凭张在玉的体貌特征与无名尸体有几分相像，就认定死者系张在玉？事实上，上述疑点的存在，本该引起警方的重视，并进一步采取核查措施。如，警方可以进一步扩大排查范围，以获取更多的失踪人员信息；可对无名尸体的生理特征进行细致甄别，或对死者的DNA、血型进行检验，以寻找更多的确认根据等。但警方不仅未对尸源问题继续深追细查，而且，还进一步以尸源的错误认定为起点，大刀阔斧地将侦查继续向前推进。 二、刑讯逼供，指供诱供——冤案铸成的关键 在警方认定死者即张在玉之后，案件主角佘祥林自然就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野，并被确定为重点犯罪嫌疑人，这似乎也是侦查工作的正常演进。1994年4月11日，佘祥林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我院制定了《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并及时转发下级人民法院。 各级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要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牢固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观念，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守防止冤假错案的底线，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2013年10月9日 为依法准确惩治犯罪，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等规定，结合司法实际，对人民法院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的工作机制提出如下意见： 一、坚持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树立科学司法理念 1.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尊重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维护被告人的辩护权等诉讼权利，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2.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因为舆论炒作、当事方上访闹访和地方“维稳”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的裁判。 3.坚持程序公正原则。自觉遵守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审判案件，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4.坚持审判公开原则。依法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审判过程、裁判文书依法公开。 5.坚持证据裁判原则。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审查、认定证据。认定被告人有罪，应当适用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二、严格执行法定证明标准，强化证据审查机制 6.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 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疑的，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 死刑案件，认定对被告人适用死刑的事实证据不足的，不得判处死刑。 7.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切实改变“口供至上”的观念和做法，注重实物证据的审查和运用。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8.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 除情况紧急必须现场讯问以外，在规定的办案场所外讯问取得的供述，未依法对讯问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取得的供述，以及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应当排除。 9.现场遗留的可能与犯罪有关的指纹、血迹、精斑、毛发等证据，未通过指纹鉴定、DNA鉴定等方式与被告人、被害人的相应样本作同一认定的，不得作为定案
对刑事诉讼目的的反思 ——从佘祥林案件谈起 一、引言 佘祥林, 男, 湖北省荆门京山县人。1994 年1 月，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失踪，张的亲属怀疑张被佘杀害。4月11日雁门口镇吕冲村一水塘发现一具女尸，经张在玉亲属辨认死者与张在玉特征相符，县公安局经过排查，也认定死者为张在玉，其丈夫佘祥林有故意杀人的嫌疑。同年10 月，佘祥林被原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佘祥林上诉后，湖北省高院认为此案疑点重重，发回重审。1998 年6 月15 日，经荆门市市县两级政法委协调，京山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 年。而2005 年3 月28日，“被杀”的张在玉突然返回家乡，此时，佘祥林已服刑11年。他一夜之间从十恶不赦的罪犯成为冤比窦娥的受害者, 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巨大轰动。 无独有偶, 杜培武案、聂树斌案以及去年的赵作海案等都是以如此悲凉的面目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的。一个冤案发生以后，将会带来一系列的危害：第一，它对蒙冤者、真实被害人及其亲属、司法机办案人员等带来直接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打击；对司法机关、政法委等权力机关和政治机构，造成公共形象、公信力和正当性的减损。第二，冤案的平复需要耗费巨大的社会成本。蒙冤者的冤屈心理可能感染社会正常人群；冤情可能加剧社会弱势群体对社会公正的绝望感，从而可能激化当下弱势群体对社会的报复心理。第三，冤案对于法治发展亦有深重的负面效果。程序正义、权力制衡等现代司法理念受到侵蚀，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受到践踏，某些国家机关漠视人权、恃权作恶的形象有损国民对法治的信仰和信心。[1]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些冤案进行深入的思考。 二、佘祥林案折射出的人权保障弊端 佘祥林案的背后透射出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人权保障制度的诸多弊端： （一）法治理念落后。 对于疑罪从无还是从轻问题, 我国刑事法律实践都是选择后者。若认为佘祥林杀人则无疑是重罪, 而司法机关不判处其重刑却只处以15 年有期徒刑这样的轻刑, 从理论上来说, 这是罪刑不相适应。实践中“重罪轻判”的案件, 往往隐藏着证据不足、不充分的环节, 是司法机关为消化积案或不能定罪的案子, 为防止嫌疑人因为判得太重而上诉，在“疑罪从轻”的指导思想下所采取的做法。[2] 疑罪应当从无却从轻的做法,反映出目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在刑罚适用中法治理念的落后。其一，强调阶级斗争、消灭犯罪。为了打击犯罪而不择手段，为了维护稳定而不问策略。由此引发犯罪控制当中“宁重勿轻，宁枉勿纵”的观念。其二，强调刑事诉讼法的犯罪打击作用，忽视其人权保障功能。从而引发这样的价值取向：只要达到抓捕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手段的瑕疵可以忽略不计。 （二）权力体制错位。 从各项权力自身来看，公、检、法机关普遍存在着违背司法规律的体制弊病。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指标”泛滥。“指标”是工作考核的重要尺度，公安机关普遍依此实行“末位淘汰制”。指标逼着警察破案，破不了案就刑讯逼供，刑讯逼供最后逼出冤假错案。以本案为例，佘祥林曾承认自己杀害了妻子张在玉, 并先后交待了四种不同的作案经过。一个无辜的人为什么会承认自己杀人呢，毫无疑问是刑讯逼供的结果。
刑事冤假错案的原因分析 摘要：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但是近几年来，我国在大力主张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的情况之下，冤假错案仍一再发生，这就不得不让我们反思。这里通过结合一些近年来为人们所熟知的案例，从几个角度分析讨论，阐明导致刑事冤假错案产生的几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疑罪从无;刑讯逼供；惟口供;律师辩护 这里所讨论的冤假错案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发生了犯罪事实，但是由于公安检查机关违反法定的程序或者严重侵害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调查收集证据，抑或其他违法的方法，结果使无辜的人被错误的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即刑事冤假错案。 纵观诸多冤假错案的产生原因，总能找到许多共同点，总结有主要如下几点： 一，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现象仍占主导，司法实践中还没有根本贯彻落实“疑罪从无”的刑事司法原则，即使现在相关立法已经确立了这一原则。这一现象一方面是因为办案人员受到上级机关、领导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追求办案效率。虽然我们可以从先哲贝卡利亚那里得知，刑罚与犯罪的时间间隔越短，那么刑罚预防犯罪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为了效率而忽略公正的理由。每一个案件的侦破都具有其规律性和必然性，限期破案，片面追求破案率有悖客观规律，破案有奖，无可厚非，但限期破案，积案必罚的指令，则不应该出现，破案也需要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否则会给办案人员带来巨大的压力，以致为了不受罚而随便结案，这样就会造成冤假错案，甚至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以托词或便利。试想，当一味的追求效率而使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而无辜清白者被判刑入狱甚至被处以死刑时，这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司法的权威还能存在多久？我们不能为了效率而丧失了对公正的追求。当这两者出现矛盾的时候必须在确保公正前提下去讲求效率。另一方面是因为长期的疑罪从有，有罪推定的思想在影响着办案，司法实践中的
最高检下发防止纠正冤假错案意见 要求建立健全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 2013年09月06日20:04 来源：新华网 原标题：最高检下发防止纠正冤假错案意见要求建立健全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 新华网北京9月6日电（记者陈菲）为落实中央政法委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最高检近日下发意见，对严格规范职务犯罪案件办案程序、严格把好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关、坚决依法纠正刑事执法司法活动中的突出问题、完善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机制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坚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 《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强调，各级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严防冤假错案发生作为检察工作必须坚决守住、不能突破的底线，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办好每一起案件。检察人员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始终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互相配合与依法制约并重，坚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 特别重大贿赂案件应保障律师会见权 《意见》要求，严格规范职务犯罪案件办案程序，全面、客观地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在第一次开始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应当依法保障辩护律师的会见权，及时作出是否许可会见的决定；检察人员可以主动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要求当面提出意见的，检察人员应当听取意见并制作笔录；在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对讯问过程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不得随意扩大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范围，加强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活动是否合法的监督。 可能判处死刑案件须坚持最严格证据标准 《意见》强调，严格把握法律规定的逮捕、起诉标准，既要防止人为提高标准，影响打击力度，又要坚持法定标准；对于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或者供述反复等十类案件要重点审查；注重证据的综合审查和运用，对于只有犯罪嫌疑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得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对于命案等重大案件，应当强化对实物证据和刑事科学技术鉴定意见的审查运用，对于其中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必须坚持最严格的证据标准；认真调查核实犯罪嫌疑人无罪和罪轻的辩解，对前后供述出现反复的原因必须审查；辩护律师提出不构成犯罪、无社会危险性、不适宜羁押、侦查活动有违法犯罪情形等书面意见的，办案人员必须进行审查；依
现在出现很多的冤假错案，甚至屈打成招，刑讯逼供，这再一次刺激了我们的神经，有的人说，只有建立三权分立，才能有效遏制政府对司法的干涉，才能有效地杜绝冤假错案。 可是事实上却不是如此，西方发达国家仍然也有冤假错案，而且并不比中国的少，有名的《美国八大冤假错案研究》就有这方面的记录，但是民生在各个国家几乎是一样的，这个世界的繁华是属于贵族，官员，有钱人的，他们的集团利益或者私人目的，都会跨越于法律之上。此类事实相比大家也有所见闻。 由此可见，法律束缚上层和执法机关只是政治家的一个谎言，他们更多的是为了束缚平头百姓的，官员们的政治目的和私人欲望，往往蔑视民众的感情和生活。辛普森案也是在三权分立的情况下的案件，使杀人者依然逍遥法外。法律程序的不合法。使得罪行不成立。 我在想怎么样才能杜绝冤假错案呢？真的应该有一套人人点头认可的定罪标准和机制。如此即使冤枉好人，放过恶人，大家也许都会心安理得。所以法案的建立，修正，实施都应该实行全民集体裁决。而不是一个政府组织自作主张通过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了。当然冤假错案就好像黄色一样，是杜绝不了的。人的贪欲决定了人类的局限性只能是鼠目寸光。 ●冤假错案一再发生，表明我们现有的在控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上的制度仍然存在不足。 ●如果我们的程序一年都解决不了一个已经明明白白的冤案，这样的司法程序离开我们社会追求的和谐社会和司法为民的目标岂不太远了？ ●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社会主义国家，本着“以人为本”“司法为民”的精神，完全有理由将冤假错案降到最低点。而要做到这一点，须严格反思我国公检法制约制度的缺失。 1998年1月24日，河南矿工郝金安，因为租住的房间里有被害人刘茵和的血衣和鞋子，被认定为杀人嫌犯。虽然郝一再声称鞋子是向他人买来的，血衣是“他们”留下的，但在警方一夜的“踢踹和警棍抽打”下，这位已经无法站立的矿工终于承认罪名，后被判死缓。十多天后还“因被打伤所致”的原因，在医院摘除了脾脏。2006年，该案真凶落网。但被冤判的郝金安却迟迟不见出狱。此后的一年里，郝的姐夫一家人花了三四万元，在“绝望得想要放弃”的情况下，才获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对郝金安一案开庭再审。于是,2007年12月18日，郝在履行了取保候审手续后，才离开呆了近十年的监狱。 这是继佘祥林、胥敬祥、聂树斌、杜培武案后，又一起冤案。在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追问：冤假错案为什么一再发生？有人可能会说，这是过去造成的。诚然，我们不可能再回到1998年，过多地责难过去没有意义。但我们绝不能因为它发生在过去就可以掉以轻心，更不能因为它是10年前他人造成的，就互相推托，甚至漠视。今天是过去的延续，同时又是未来的现实。一切过去的冤案都是今天的现实。如果我们不能汲取过去的教训，从制度上解决造成10年前司法不公和冤假错案的原因，我们就无法避免10年后又会产生新的冤假错案。 冤假错案一再发生有多种原因。从观念看，与我们对刑法的理解有关。刑法是干什么的？很多人会说刑法是打击犯罪的。这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刑法固然有打击犯罪的一面，但刑法的本质正如现代法治的本质一样，是控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如罪刑法定、罪刑相当、法不溯及既往，都具有防范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意义。而要防范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就需要相应的刑事司法制度。在这方面，当代发达国家在刑司实践中推出的不少制度，很值得我们借鉴。如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米兰达案引出的沉默权制度，对于控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就具有突出的意义。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防止冤假错案发生 ●法律体现了科学。要彻底杜绝冤假错案，还要回归到法律本质上来，依法治国，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去办案。 ●现有一些法律制度本身不科学，一些观念需要转变。目前整个诉讼制度以侦查为中心，应该以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的以审判为中心；应该以证据为证据，而不是以事实为证据，以法律为准绳应是以法律规定和精神为准绳；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采取的强制措施应符合对当事人的宪法权利限制最小原则；要纠正以往“有错必纠、有案必破”的观念，改变人为规定办案指标状况。 ●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司法正义，看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是看司法案件办得有多好，而是看办得有多差。 多年前，香港首席大法官李国能博士来清华大学法学院讲座。作为首席大法官，他在香港的车牌是公开的，没有号，上面写着“CJ”，就是Chief Justice，“首席大法官”，香港所有人看到这个车就知道是首席大法官的。在讨论时候，有个学生提了一个问题：“你的车牌是公开的，而且玻璃是透明的，有没有人拦路喊冤？”刚开始李国能听不懂“拦路喊冤”什么意思，后来明白之后，斩钉截铁地说：“香港没有冤假错案！法院判的案没有哪个是错的，凡是经过法院做的判决，
不存在冤假错案，香港冤假错案比例是零。”一个地方最高司法长官敢这么讲，这么打包票，我就在想，一个社会没有冤假错案是什么状态？如果在中国大陆能全面消灭冤假错案，那就真正落实了习总书记讲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个案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司法正义，看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是看司法案件办得有多好，而是看有多差。 但是，我们现在有些地方，很多案子不公正，公平正义似乎变成了偶然现象，成为“奢侈品”，不能制度化地保障公平正义。一些案件办得没有底线、没有原则，多年来积累出的冤假错案，似乎在比差、比坏，看谁办得更差、更坏，一个比一个触目惊心，震撼世界，让中国蒙羞，极大降低了老百姓对党和国家的信任。 也许有法官会讲，他的出错率可能只有1%乃至几百分之一，但对不幸做了分子的当事人来讲，这个错判误判就是100%的毁灭。所以，司法案件处理一定要根据十八大报告和总书记讲话，就是每一个个案都要零差错，从根本上消除冤假错案，而不是减少冤假错案。 避免冤假错案，须要严格坚守法治原则 就以往发现的冤假错案看，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遵守法定程序办案，从公安、检察到法院，都没有强烈的法治意识。 法律是什么？法律实际上是历史的记忆，是文明的载
中央政法委：公检法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中央政法委最新新闻报道要求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 本报北京8月11日讯记者蒋皓中央政法委近日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针对执法司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根据现行有关法律规定，对审判环节疑罪从无原则、证据裁判原则、严格证明标准、保障辩护律师辩护权利等作了重申性规定，并就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提出明确要求。 意见强调，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讯问应当在看守所讯问室进行并全程同步录音或者录像。侦查机关移交案件时，应当移交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全部证据。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批准或决定逮捕、移送审查起诉、作出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意见要求，坚持证据裁判原则，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能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对于定罪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在疑点的案件，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不能因舆论炒作、当事人及其亲属闹访和“限时破案”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规定的裁判和决定。 意见强调，切实保障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和庭审中发问、质证、辩论等辩护权利。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并在裁判文书中说明采纳与否的理由。对罪犯提出的申诉、控告、检举材料，监狱或其他刑罚执行机关不得扣压，应当及时转送或者提请有关机关处理，有关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监狱或其他刑罚执行机关。 意见要求，建立健全合议庭、独任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权责一致的办案责任制，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明确冤假错案标准、纠错启动主体和程序，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对于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隐匿伪造证据等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符合司法规律的办案绩效考评制度，不能片面追求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定罪率等指标。 据了解，为保证这个意见得到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央政法委机关近日召开会议进行专门研究部署，要求政法各单位结合正在深入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新一轮司法改革，健全完善相关制度机制，加强监督检查，严格责任追究，确保意见落实到执法司法每一个环节、每一项工作，以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不断提高执法司法公信力。
浅谈冤假错案的成因及其对策简析 文章摘要：不断见诸于媒体的冤假错案，其血腥和荒谬无不强烈地震撼人民的心灵，其给冤者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也严重地影响了公安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动摇了国人对刑事司法权威的认同感，已经成为公安司法机关的死穴。面对这些冤假错案的暴露与纠正，我们不得不反思我国刑事司法体制存在的问题，并且必须改革和完善刑事司法体制。 关键字：冤假错案、成因、对策、制度、理念、监督 正如最高人民法院沈副院长所言，“相继出现的刑事冤假错案给人民法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不妥为应对，将严重制约刑事审判工作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下决心的时候”，“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是我们守护司法公平正义的末端，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冤假错案堵在司法审判的大门之外，给党、给人民、给宪法和法律一个交代”。 一、冤假错案的含义 冤假错案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目前法律法规并没有对冤假错案给予准确界定，通常认为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权及办理案件过程中，由于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方面存在错误，给当事人的人身权利或者公私财产造成一定损害结果的案件被称为冤假错案。所谓冤案一般是指对当事人的人身权利造成一定程度损失的案件，无论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认定事实不清，还是适用实体法或程序法错误，都有可能造成冤案的发生；所谓假案一般是指故意捏造法律事实造成的案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冤案和假案应当都属于错案。 冤假错案并不是当今中国单独所有，古今中外都有发生。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里不知发生了多少冤假错案，而且绝大部分最终是冤沉海底，得不到平反昭雪。这些有据可查的案件散见于《后汉书》、《三国志》、《北史》等正史中。司法制度比较健全的西方社会同样充斥冤假错案，连美国政府自己也承认自1973年至2003年这三十年间认定200多名囚犯有冤屈，比较突出的案例如在上一世纪60年代，美国人罗伯特在警方的刑讯逼供下被迫承认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