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文化的特点及成因
吴越文化是长江下游的区域文化 ,其中心文化区是太湖、钱塘江流域。包括今天的江苏、浙江、上海地区，影响到安徽东部和江西的东北部。七千年间 ,吴越文化的民族性发生过沧桑巨变 ,楚败越以前基本上是夷越文化 ,秦灭越后基本上是汉族文化。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水网密布，雨量充沛，农业极为发达。经过长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逐渐从北方转移到这里。到明清时期，沿海的地理优势充分显露出来，商业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城市极为繁荣。以“吴侬软语”为特征的吴语，是汉语七大方言之一，构成独特的语言文化系统，强化了这里的区域文化特征。文化风格细腻、恬淡、婉转、雅致、清新，与北方各区域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
现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吴越文化的特点及其成因：
一、吴越文化的演变特征及成因
先秦时期的吴越文化，尚未形成一种真正具有核心价值理念，具有鲜明的统一性和系统性的文化形态。比中原地区，吴越文化的落后是明显的。但就总体性状而言，粗犷中蕴涵精雅，是当时吴越文化的显著特征。从近年出土的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春秋吴国大墓的玉器、青铜器中可以看出，吴越人已具有从粗犷中追求精雅的审美心理和实践创造力。
过去，研究吴越文化，人们都把精力集中于先秦时期，那只是狭义的吴越文化。广义的吴越文化，应包括古今。作为广义的吴越文化，汉代是文化转型的关键阶段，非着力研究不可。
先秦时期的吴越文化，虽受华夏文化的深度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夷越文化，是中国诸少数民族文化中最发达的一支。汉代的吴越文化，则是中国主流文化——汉族文化的一个区域型。吴越文化的这一转型过程，开始于楚威王败越，剧变于秦皇、汉武时期。这段时期，吴越地区的越人大量入海南奔，楚人与中原人先后进入吴越，由于主导人口与基本居民发生变换，使吴越文化的民族性随之激变。文化转型的趋向是由西向东、由北向南依次展开的。到西汉中后期，皖南、宁镇、太湖平原、宁绍平原已基本汉化。到六朝时期，浙江南部地区也由北向南渐次完成汉化。
一.中原人入主吴越
公元前222年，秦灭越。次年，秦统一中国，分全国为36郡。吴越地区设会稽与鄣二郡。会稽郡所在吴县（今苏州），辖境约当苏南太湖流域、浙江省仙霞岭、牛头山、天台山以北和安徽水阳江流域以东及新安江、率水流域之地，西汉时曾扩大到福建全省。鄣郡治所在浙江安吉西北，故城犹在，辖境约当苏南大茅山以西至皖南新安江以北之地。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将鄣郡更名为丹阳郡，治所在宛陵（今安徽宣城）。
各郡县官员基本上都由中原人担任。中原人南下取代了楚人、越人的统治地位。例如后来的东吴四大姓之一的吴县陆氏家族，原为中原世族，西汉时陆烈被委任为吴县令，子孙发展成
为「江东大族」。东汉的陆续、陆康、陆绩，东吴第三任丞相陆逊及其孙陆机、陆云，皆为吴县陆氏家族中的名人。
东汉时山阴名人郑弘，其祖父本是齐国临淄望族，汉武帝徙强宗大姓，不准族居，他只得将第三个儿子移居山阴，遂发展成为会稽大姓。
文化名人王充，祖籍魏郡元城（今河北省大名市境），远祖从军有功，西汉时封于山阴阳亭（今绍兴市境）。
秦汉以后，越族后裔成为吴越大姓者，恐怕只有顾氏。郑樵《通志氏族略二》说：「顾氏，己姓，伯爵，夏商之诸侯，今濮州范县东南二十八里有故顾城，是其地也，子孙以国为氏。又《顾氏谱》云：『越王勾践七代孙闽君摇，汉封东瓯摇，别封其子为顾余侯。汉初居会稽，亦为顾氏。』」顾氏有南北二支，根源则一。因为夏代的己姓有南方越人的血统，夏越本同源。吴郡顾氏也是东吴四大姓之一，顾雍在东吴任丞相19年，任职时间最长。其祖先顾综，东汉明帝时人，曾任御史大夫、尚书令。西晋灭吴后，陆机、陆云与顾雍之孙顾荣同入洛阳，被当时人称为「三俊」。八王之乱时，二陆身亡，顾荣返吴。晋室南渡后，吴郡顾氏与陆氏是东晋初年「王与马共天下」的重要支持者。至南朝四代，吴郡顾氏仍显赫不衰。
进入吴越的中原人，除士人、官吏、军队外，还有大量下层贫民。如西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汉书武帝纪》）。据王鸣盛估计，这次迁入会稽郡的关东贫民，约为14万5千人（《十七史商榷》卷9），以填补越人迁出后留下的空白。
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都实行「强干弱枝」政策，迁天下豪富强族于京师，关中片面繁荣，东南落后停滞。《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西汉末年，群雄并起，基本上以士族大姓为主。余英时长篇论文《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列有《两汉之际各地豪杰起事表》，共列起事武装88支，起事地点88处，大多在黄河流域，陕西、河南、山东因经济发达，大姓林立，所以起事最为频繁，武装最为密集。长江流域的武装起事，自四川、湘北，最东止于安徽庐江与江西南昌（豫章）。淮河流域的武装起事最南止于临淮（江苏盱眙）。会稽郡未占一支。这说明到西汉末年，太湖与钱塘江流域人烟还很稀少，士族势力薄弱。这种情况，使太湖、钱塘江流域在两汉之际的战乱年代，成为中原人士的一个避难处所。
二.东汉时期的初步发展与进一步汉化
东汉更始元年（公元23年），任命任延为会稽都尉。《后汉书循吏列传任延》云：「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
王充《论衡自纪篇》记建武十年（公元34年），他八岁就学时，「书馆小僮百人以上」。会稽教育已颇发达。这些都是东汉初年情况。
到永建四年（公元129年），东汉政府将会稽郡分为吴郡与会稽郡。吴郡治所在吴县（今苏州），辖境约当苏南太湖流域、浙江长兴、吴兴、天目山以东，建德以下的钱塘江两岸。会稽郡治所在山阴（今绍兴），辖浙江以东之地。太湖、钱塘江流域由一郡分为二郡，说明到东汉时期，这里的人口增加了。
《汉书》为吴越地区人物立传者，仅严助、朱买臣、郑吉三人，严与朱都是太湖平原的吴人，郑吉是会稽人。《后汉书》为吴越地区人物立传者，有23人，其中，钱塘江以南有14人，主要集中在山阴、上虞、余姚一线。
到东汉时期，太湖、钱塘江流域不再是「无千金之家」的荒凉之地。
从西汉到东汉，吴越地区人口是增加了，但增加得并不很快。西汉时期，太湖、钱塘江地区称会稽郡，有223038户，1032604人。东汉时期，这里分为吴郡与会稽郡，其中吴郡有164164户，700782人；会稽郡有123090户，481196人。两郡合计共有287254户，1181978人。经历200多年的和平发展，只增加64216户，149374人。户的增长率是28.3%，人口的增长率是14.5%。这200多年的吴越地区情况与中原地区完全不同，中原遭战争严重破坏，人口外流；吴越地区和平发展，人口内流。经200多年的和平发展，人口只增长14.5%，除去原有户口的自然增长数，外来的户口不会很多。
查现有东汉资料，没有发现像西汉武帝元狩四年那样，由政府组织迁徙中原贫民充实吴越地区的记录。因为这时中原户口大减，急需充实。
上引《后汉书任延列传》说：「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这条资料说明，两汉之际确有中原士人避乱会稽，但待中土安定之后，这些中原士人，尤其是其中的中上层分子还是要返「还中土」的。留下来的大多是下层人民。因为当时的吴越地区条件尚差，对中原中上层士人缺乏吸引力。
查东汉时期吴郡与会稽郡的名人大姓，基本上是西汉时期或西汉以前已经住在吴越地区。《后汉书》列传所列23人，没有一个是西汉末年避难而来的。
没有写入《后汉书》列传的富春孙氏，是「孙武之后」，可算是最早进入吴越的华夏家族之一。中原孙氏是春秋时期陈国公子完的后裔。公元前672年，陈完因内乱逃奔齐国，后改称田完。陈、田古字通。孙武的祖父田书，因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孙武带着《兵书》13篇来到吴国，公元前512年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帮助吴军破楚入郢。「武生明，字景浩，以父功食采于富春，遂为富春孙氏。」
西汉末年因世乱而进入吴越的北方士人，后又留居吴越而成为南方土着士族者，当然有，但不多。查正史资料，北方士人因避难来吴越，最后留下的，似乎只见一人。《晋书儒林列传》记载：「范平，字子安，吴郡钱塘人，其先桎（应为金旁）侯馥，避王莽之乱适吴，因家焉。」在地方史志中还可以找到一些类似资料，例如，嘉泰《吴兴志》卷16以及唐元和年间《吴兴丘氏碑》记载：乌程丘氏，本是齐鲁世族，丘俊持节安抚江淮，因王莽篡权，遂留江南，居乌程。子孙繁衍，成为吴兴郡一大显族，汉魏六朝出了不少人才。
总之，太湖、钱塘江地区的种族大换班，到西汉中期已基本完成。东汉时期的户口增加，文化进步，基本上属本地区的自然增长与自身发展，主要不是依靠外来人口与外来文化的大规模涌入，这一点与后来的六朝时期根本不同。
以上说的是太湖、钱塘江地区。浙江南部地区开发很慢，只在西汉时增设一个回浦县（今临海），东汉时增设一个永宁县（今温州）。三国时，许靖致曹操书，说自己曾离开会稽，「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三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三国志蜀书许靖传》）其言可能过甚，不过，会稽郡虽辖有浙南、福建，汉人可能只住在县治附近，广大乡野，尚为越人天下。到永嘉之乱、晋室南渡后，这种情况才基本改观。
除浙南以外，还有个「山越」问题。「山越」是江东地区未被政府控制的山野居民的泛称，其民族成分，越人可能居多，主要聚居于今皖、浙、赣三省交界的山区。秦汉时期，中原汉人入主吴会平原，越人遁入西部山区，没有对汉人构成威胁。到三国时期，孙吴建都建业（今南京），丹阳郡一带的山越就成为心腹之患，也是西取荆州的第一块绊脚石，故势在必除。孙策时，江东山越较大的割据势力已全被孙氏所击溃，剩下的是依山阻险，抵抗孙氏的豪强武装。孙权加速步伐，「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三国志吴主传》），侧重在丹阳、豫章、庐陵、会稽、鄱阳诸郡交界一带。孙策、孙权每镇抚一地，即建郡县以治之，并编入军队。如讨平黟、歙一带的山越后，分黟、歙之地，以六县为新都郡，派名将贺齐坐镇其地。这是浙西、皖南开发史上的大事。
山越大多是古越人的后裔，两汉时期就已存在，到东吴时期，因对汉人政权构成威胁，而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孙吴政权讨平山越，设县管辖，编入军队，使山越迅速汉化。
三.文化转型
人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到西汉中期，太湖、钱塘江流域已基本实现种族大换班，主要居民与主导民族已由汉族取代越族，该地区的文化面貌也就为之大变，即汉文化取代了越文化。
越文化在考古学文化上的主要标志印纹陶，从此在该地区完全消失。古越族的特有乐器也在该地区悄然隐退，而大量出现于广州的南越王墓中。「断发文身」等古越人的习俗也不再见诸载籍。除了这些以外，文化转型主要还表现于以下四个方面。
1.汉语代替越语
文化的民族性主要体现于语言上。先秦时期，长江下游分属于吴、越二国。公元前473年，越灭吴，长江下游尽归越国。吴越二国的基本居民是越族人和越化的东夷人，民间语言基本上是古越语。古越语属古侗台语，与中原、楚国的华夏语不同。楚国境内也有越人，他们是楚国的少数民族，而在吴越二国，越人是主要民族。
吴国王室是周族后裔，应该能说华夏语，但入境随俗，其名字都有古越语特徵，应该同时能操古越语。犹满清皇族入关后，既能说满话，又学会说汉语。越国王室是夏族后裔，从山东迁来。而夏王室与南方越族本有血缘关系。「先是『禹为越后』，然后是『越为禹后』」。
古越语的人名、地名甚具特色，首字多为勾、姑、无、夫、余、诸等。勾字古属侯韵，姑、夫、无、余、诸皆属鱼韵。侯韵与鱼韵是邻韵，古可旁转，通假之例甚多。「四千多年前，
良渚文化北迁，给中原的夏族注入大量南方古越族成分。夏与越古音都属鱼韵。一世夏王『禹』、七世夏王『予』，以及六世夏王少康之少子『无余』，也属鱼韵字。十一世夏王名『不降』；后来的越王人名中有『不寿』、『不扬』。『不』也是古越语发音之一。『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娄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祀』（《史记陈杞世家》）。娄是地名，是夏裔居地。娄古侯韵，与勾同部。《春秋经》襄公六年：『杞伯姑容卒。』姑容更明显是古越语人名。」
由于越国王室与古越族有如此根深蒂固的关系，所以越国王室比吴国王室更富有越文化特色。
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大败越」后，楚人开始自西而东、自北而南进入「故吴地」。楚人给吴越地区带来最初的华夏语影响。楚语是华夏语的南方方言，后来的吴语，有楚方言基础，时至现代，吴语与老湘语还有许多共同之处
秦代与西汉时期，中原人大量入主吴越，华夏语成为吴越地区的官方语言，并逐渐深入民间。但古越语在民间仍残留相当时间。西汉晚期扬雄着《方言》，所记吴越方言主要是侗台语词汇。
吴越地区的华夏语，经东汉至西晋的三四百年演变，形成一种汉语方言：「吴语」。《世说新语排调》记载：「刘真长始见王丞相（导），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惟闻作吴语耳。』」《南齐书王敬则传》载：「敬则名位虽达，不以富贵自遇。危拱傍遑，略不衿裾。接士庶皆吴语，而慇勤周悉。」
这些「吴语」皆指当时吴地的汉语方言，与南下的北方士人所操官话略异。但都属华夏语（汉语），与先秦吴越「夷言」根本不同。
《左传》哀公十二年，卫出公被禁于吴，获释后，「卫侯归，效夷言。」西晋杜预注云：「夷言，吴语。」谨按，杜注欠确。《左传》「夷言」指的是先秦古越语。杜预是西晋人，当时所说的「吴语」，指吴地的汉语方言。古越语（「夷言」）与「吴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两者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
《吴越春秋》记载不少所谓吴越时期的诗歌，用的是汉语，文从字顺，毫无古越语痕迹。这些诗歌是汉代人创作，好比现代人编古代历史剧。
秦汉以后，见于载籍的吴会地区人名，已不见勾践、夫差、者旨于赐、不寿等古越语痕迹。但是古越语的地名仍保留下来，姑苏、无锡、芜湖、句（音勾）容、余杭、于潜、诸暨等，沿用至今。南方的柚子本是古越人栽种的水果，现在，浙江、福建、台湾以及西南地区的汉人称柚为「抛」，「抛」是古越语遗存。吴语有古越语的零星遗存，但就整体而言，它已是汉语的方言，而不是古越语的嬗变延续。
总之，秦汉以后的吴越文化，其民族性发生根本变化，文化的基本形态由越族文化变为汉族文化，语言由越语变为汉语。
2.由尚武变为崇文
《汉书地理志下》说：「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这段话常被人们称引，说汉代的吴越民风仍与东週一样，尚武骁悍；并据此认为，直到永嘉之乱，北方士人大量南渡，才一举改变吴越文化的尚武特点。此说不但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与人类学、民族学原理相悖。
评说吴越文化的特徵，应以吴、会平原为准。例如，上引《汉书地理志》评说先秦的吴越风习，就以身居吴、会平原的「吴、粤之君」为其代表。说汉代的吴越风习，也应以吴、会平原为准，否则就没有可比性。此其一；其次，在时间段上，应以民族大换班基本完成以后，即西汉中后期、尤其是东汉时期为准。查古代文献资料，在这样的时间段与这样的地理范围内，很难发现吴越之民还「好勇」如前、「轻死易发」的事实。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吴越地区几乎是唯一的净土。东汉末年，唯勾章人许昌起事，当年即被孙坚削平。此后，孙坚并没有在「轻死易发」（？）的故土聚众割据，而是北上角逐。《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注引吴书云：「后雄杰并起，中州扰乱，肃乃命其属曰：『中国失纲，寇贼横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宁肯相随俱至乐土，以观时变乎？』其属皆从命。」试想：「其民」「轻死易发」的地方，怎能一再成为乱世中的「乐土」？
文献资料与田野考古表明，吴越地区的冶金业，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以剑等兵哭最为精致，到了汉代，则以铜镜为代表。西汉的丹阳郡，东汉的吴郡与会稽郡，是全国铜镜的着名产地，质量居全国前列。剑是凶器，镜是美容器具，冶金业的代表性产品由剑变为镜，从一个侧面反映吴越文化的特点已由尚武变为崇文。《汉书地理志》说汉代的吴越之民仍「喜用剑」，而田野考古表明，吴越地区所出的汉代铁剑并不比别处多，也不比别处精，与东周时期的吴越铜剑根本无法攀比。班固恐怕是「刻舟求剑」，以旧成见窥测新形势，其言有失据之嫌。
3.文学与子学
转型后的吴越文化是汉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它与其它地区的汉文化比较，一开始就显示出自己的特点，下面以西汉的文学与东汉的子学为例，略见其端倪。
西汉初，见于正史的吴越士人，仅有严忌一人。忌本姓庄，《汉书》为避东汉明帝之讳而改为严。据《汉书邹阳传》记载，严忌与邹阳、枚乘「皆以文辩着名」。初依吴王刘濞，后来，刘濞与景帝矛盾激化，他们三人北上投靠梁孝王。东汉王逸编撰的《楚辞章句》一书，有严忌《哀时命》一篇，这是今天所能看到的汉代吴越第一篇文学作品。
汉武帝时，会稽郡有严助、朱买臣位列九卿。据《汉书》本传记载，严助与朱买臣都是「吴人」。据《汉书严助传》云，吴人严葱奇也得武帝「亲幸」。
上述四人，皆长于辞赋。《汉书艺文志》记载：「庄夫子（严忌）赋二十四篇」、「常侍郎庄葱奇赋十一篇、庄助赋三十五篇、朱买臣赋三篇」。《汉书地理志》说：「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他们在经学方面成就不显，《汉书艺文志》仅记有「《庄助》四篇」，归为「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
吴越士人，西汉时期以辞赋见称于世，东汉时期，则以子学最为所重。
卢云先生根据东汉时期各地区所出的书籍种数、《后汉书》列传人数，以及五经博士、三公九卿、从事私家教授者的籍贯分佈，这五类数字，制成「东汉时代的文化发达区域」图。与「豫兖青徐司地区」、「三辅地区」、「巴蜀地区」相比，吴会地区经学书籍所佔比例最小，而子学书籍比例特大，佔到52%。吴会地区的子学着作不但数量特大，而且质量特高，汉代最重要的子学着作莫过于王充的《论衡》，它就出在吴会地区。
4.养生与隐逸吴越地区远离国家的政治中心，战争较少，又有长江、钱塘江等天然屏障，是隔岸观火的好地方。这里土地肥美，气候宜人，只要家有薄产，可以静心做你的学问，玩你的艺术与科技。因此，经学不显，子学发达，文艺与科技人才特多，是此后二千年间吴越文化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在汉代就已显露出来。这样的地理环境，也是修身养生、藏匿隐士的理想地方。
古代最复杂的养生术莫如炼丹术。世界炼丹史上第一部理论着作《周易参同契》就产生于东汉时期会稽上虞人魏伯阳之手。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负盛名的炼丹家兼医药学家几乎全出于吴越地区。
「光武无寸土，子陵有钓台」。汉代最着名的拂袖高蹈的大隐士严子陵就出在东汉初年的吴越。《后汉书逸民列传》记载：「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披羊裘钓泽中。」刘秀三番五次派人把他拉到洛阳，他还是不肯做官。刘秀与他「共卧」，他竟敢把腿压在皇帝老兄的肚子上。最后，皇帝屈服了，放他回家，「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终于家。」今子陵钓台距江面约70米，使人有「放长线钓大鱼」之感。不过从钓台仰望，高山插云，俯瞰大江，春水融融。身临其境，确能喜忧俱忘，宠辱不惊。遥思之陵当年，垂钓处一定贴近江面，一定是后人把钓台越筑越高。看来，钓台的确比帝座牢固、永久，富春江更比洛阳城清静得多，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此后，吴越地区一直是「逸民」、高僧的天堂。每当北方游牧民族血洗中原时，这里尤其成为红尘中的一片绿荫。这片绿荫在东汉时就已长成，并不是永嘉之乱以后北方难民从血海中移植过来。
「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主要人生道路。这使他们失去独立的人格。要想人格独立，必须生活独立。吴越地区的文人生活独立的可能性较大，这使他们可能不学或少学直接为「帝王家」服务的经学，而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过自己喜欢过的生活，像《儒林外史》所描写的那样。《儒林外史》正是产生在吴越地区。从严子陵到《儒林外史》，一条非主流的文人生活道路，两千年不绝如缕，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吴越文化的一个特点。
作者：董楚平，吴越文化除阴柔、精细之外，又平添了消费特征和奢华之习。到清康乾盛世，苏、杭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堂，其间不论是经济、科技、教育，还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都成为这一文化走向高峰并在全国领先的标示，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全国经济中心和南方文化中心逐步向上海转移，“海派文化”愈来愈被人们所接受和吸纳。而被视为吴越文化深厚历史积淀的基础。它标示的是，以上海为龙头和轴心的一种文化形态，其覆盖面应当包含如今的长三角地区，而其影响力则远远超越了这一区域的范围。建国以后，海派文化虽在特殊境遇中屡经波折，但其精神和理念仍得以顽强地传承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植根于吴越文化传统的海派文化，日益被注入时代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长三角整个区域成为一片充满生机的热土，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比翼齐飞，乡镇工业异军突起与小城镇的兴盛，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义乌现象相继出现，都不可能是彼此孤立的偶然因素使然，从这一区域的文化传承与更新中，就不难找到现实的注脚。随着浦东开发开放的深度推进，上海作为长三角领头羊的地位愈加稳固。长三角一体化，不仅是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区域文化无障碍互动、共同繁荣的急切呼唤。在这种情势下，海派文化必然要以更加博大的胸襟、更为自觉的主动性，不断实现对自身的超越，从而在更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充分展现其文化的引领、统摄与辐射功能。
二、吴越文化的地域特征及成因
研究吴越文化，必须将其置于长三角文明的大背景中，以江南文化中心为代表。惟此方能历史地发展地把握其主体文脉与核心精神。长三角文化与吴越文化相承相继、一路走来，充分展现了归并和重塑传统优势的强大整合力。在当今新形势下，要使之得到应有的张扬和推进，再造长三角区域文化新的辉煌，对其深刻内涵与精神特质的充分把握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一方水土涵养一方人文，濒海的“山水形胜”，造就了吴越文化缔造者的文化习性与人文精神，注定了这一方文化与生俱来的开放胸怀。今天更要不断强化这种开放开拓的自觉意识，努力将长三角文化打造成“包孕吴越”、“汇通大海”的多元文化体。如现今中国第二大戏曲剧种——越剧，以爱情为主题，以婉转柔美的唱腔，儒雅的女小生为主要亮点，谱写吴越的文化特色。
（二）聪慧机敏、灵动睿智。吴越文化的创生和传承，既是优越地理环境的造化，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晶。吴越人民世代相袭的聪明才智，非但赋予锦绣江南特有的柔和、秀美，而且熔铸出由这些精雅文化形式所体现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认同。重视教化、尊重人才，蔚然成风。长三角文化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品位，理当对其予以充分吸纳并使之不断发扬光大。如绍兴的特色——师爷文化，师爷们随机应变、灵活善变的思维方法和深厚的文字功底把吴越文化的精华发挥的淋漓尽致。
（三）古迹闻名、开拓胜地。吴越之地商品经济率先起步，市民开放思想形成较早，实业发展、开发精神、求胜个性和平民风格等，都是吴越文化包括海派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毫无疑义，大力弘扬崇尚自然、淳朴平实、开拓进取的精神，正是目前思想文化建设和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面临的重任。长三角文化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求实、开拓风格的延续。如杭州西湖的开放，将你带入一首诗，一幅天然图画，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里。
（四）敢为人先、超越自我。善于创造、勇于创新是吴越文化、海派文化共同的秉性，也是这一区域文化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内生动力。只有始终坚持这种永不止息的创新精神，增强突破意识，摆脱狭隘的视域和地域羁绊，才能进一步助推长三角区域的文化整合，在切实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不断谱写新的华章。如中国现代文学家鲁迅先生，以笔代戈在革命中战斗着。
总的来说，吴越文化是丰富的，就像其文化的典型代表梁祝传说一样，会让后人传诵着；就像其文化中的名人唐伯虎一样，会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过去，研究吴越文化，人们都把精力集中于先秦时期，那只是狭义的吴越文化。广义的吴越文化，应包括古今。作为广义的吴越文化，汉代是文化转型的关键阶段，非着力研究不可。
先秦时期的吴越文化，虽受华夏文化的深度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夷越文化，是中国诸少数民族文化中最发达的一支。汉代的吴越文化，则是中国主流文化——汉族文化的一个区域型。吴越文化的这一转型过程，开始于楚威王败越，剧变于秦皇、汉武时期。这段时期，吴越地区的越人大量入海南奔，楚人与中原人先后进入吴越，由于主导人口与基本居民发生变换，使吴越文化的民族性随之激变。文化转型的趋向是由西向东、由北向南依次展开的。到西汉中后期，皖南、宁镇、太湖平原、宁绍平原已基本汉化。到六朝时期，浙江南部地区也由北向南渐次完成汉化。
一.中原人入主吴越
公元前222年，秦灭越。次年，秦统一中国，分全国为36郡。吴越地区设会稽与鄣二郡。会稽郡所在吴县（今苏州），辖境约当苏南太湖流域、浙江省仙霞岭、牛头山、天台山以北和安徽水阳江流域以东及新安江、率水流域之地，西汉时曾扩大到福建全省。鄣郡治所在浙江安吉西北，故城犹在，辖境约当苏南大茅山以西至皖南新安江以北之地。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将鄣郡更名为丹阳郡，治所在宛陵（今安徽宣城）。
各郡县官员基本上都由中原人担任。中原人南下取代了楚人、越人的统治地位。例如后来的东吴四大姓之一的吴县陆氏家族，原为中原世族，西汉时陆烈被委任为吴县令，子孙发展成为「江东大族」。东汉的陆续、陆康、陆绩，东吴第三任丞相陆逊及其孙陆机、陆云，皆为吴县陆氏家族中的名人。
东汉时山阴名人郑弘，其祖父本是齐国临淄望族，汉武帝徙强宗大姓，不准族居，他只得将第三个儿子移居山阴，遂发展成为会稽大姓。
文化名人王充，祖籍魏郡元城（今河北省大名市境），远祖从军有功，西汉时封于山阴阳亭（今绍兴市境）。
秦汉以后，越族后裔成为吴越大姓者，恐怕只有顾氏。郑樵《通志氏族略二》说：「顾氏，己姓，伯爵，夏商之诸侯，今濮州范县东南二十八里有故顾城，是其地也，子孙以国为氏。又《顾氏谱》云：『越王勾践七代孙闽君摇，汉封东瓯摇，别封其子为顾余侯。汉初居会稽，亦为顾氏。』」顾氏有南北二支，根源则一。因为夏代的己姓有南方越人的血统，夏越本同源。吴郡顾氏也是东吴四大姓之一，顾雍在东吴任丞相19年，任职时间最长。其祖先顾综，东汉明帝时人，曾任御史大夫、尚书令。西晋灭吴后，陆机、陆云与顾雍之孙顾荣同入洛阳，被当时人称为「三俊」。八王之乱时，二陆身亡，顾荣返吴。晋室南渡后，吴郡顾氏与陆氏是东晋初年「王与马共天下」的重要支持者。至南朝四代，吴郡顾氏仍显赫不衰。
进入吴越的中原人，除士人、官吏、军队外，还有大量下层贫民。如西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汉书武帝纪》）。据王鸣盛估计，这次迁入会稽郡的关东贫民，约为14万5千人（《十七史商榷》卷9），以填补越人迁出后留下的空白。
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都实行「强干弱枝」政策，迁天下豪富强族于京师，关中片面繁荣，东南落后停滞。《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西汉末年，群雄并起，基本上以士族大姓为主。余英时长篇论文《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列有《两汉之际各地豪杰起事表》，共列起事武装88支，起事地点88处，大多在黄河流域，陕西、河南、山东因经济发达，大姓林立，所以起事最为频繁，武装最为密集。长江流域的武装起事，自四川、湘北，最东止于安徽庐江与江西南昌（豫章）。淮河流域的武装起事最南止于临淮（江苏盱眙）。会稽郡未占一支。这说明到西汉末年，太湖与钱塘江流域人烟还很稀少，士族势力薄弱。这种情况，使太湖、钱塘江流域在两汉之际的战乱年代，成为中原人士的一个避难处所。
二.东汉时期的初步发展与进一步汉化
东汉更始元年（公元23年），任命任延为会稽都尉。《后汉书循吏列传任延》云：「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
王充《论衡自纪篇》记建武十年（公元34年），他八岁就学时，「书馆小僮百人以上」。会稽教育已颇发达。这些都是东汉初年情况。
到永建四年（公元129年），东汉政府将会稽郡分为吴郡与会稽郡。吴郡治所在吴县（今苏州），辖境约当苏南太湖流域、浙江长兴、吴兴、天目山以东，建德以下的钱塘江两岸。会稽郡治所在山阴（今绍兴），辖浙江以东之地。太湖、钱塘江流域由一郡分为二郡，说明到东汉时期，这里的人口增加了。
《汉书》为吴越地区人物立传者，仅严助、朱买臣、郑吉三人，严与朱都是太湖平原的吴人，郑吉是会稽人。《后汉书》为吴越地区人物立传者，有23人，其中，钱塘江以南有14人，主要集中在山阴、上虞、余姚一线。
到东汉时期，太湖、钱塘江流域不再是「无千金之家」的荒凉之地。
从西汉到东汉，吴越地区人口是增加了，但增加得并不很快。西汉时期，太湖、钱塘江地区称会稽郡，有223038户，1032604人。东汉时期，这里分为吴郡与会稽郡，其中吴郡有164164户，700782人；会稽郡有123090户，481196人。两郡合计共有287254户，1181978人。经历200多年的和平发展，只增加64216户，149374人。户的增长率是28.3%，人口的增长率是14.5%。这200多年的吴越地区情况与中原地区完全不同，中原遭战争严重破坏，人口外流；吴越地区和平发展，人口内流。经200多年的和平发展，人口只增长14.5%，除去原有户口的自然增长数，外来的户口不会很多。
查现有东汉资料，没有发现像西汉武帝元狩四年那样，由政府组织迁徙中原贫民充实吴越地区的记录。因为这时中原户口大减，急需充实。
上引《后汉书任延列传》说：「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这条资料说明，两汉之际确有中原士人避乱会稽，但待中土安定之后，这些中原士
人，尤其是其中的中上层分子还是要返「还中土」的。留下来的大多是下层人民。因为当时的吴越地区条件尚差，对中原中上层士人缺乏吸引力。
查东汉时期吴郡与会稽郡的名人大姓，基本上是西汉时期或西汉以前已经住在吴越地区。《后汉书》列传所列23人，没有一个是西汉末年避难而来的。
没有写入《后汉书》列传的富春孙氏，是「孙武之后」，可算是最早进入吴越的华夏家族之一。中原孙氏是春秋时期陈国公子完的后裔。公元前672年，陈完因内乱逃奔齐国，后改称田完。陈、田古字通。孙武的祖父田书，因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孙武带着《兵书》13篇来到吴国，公元前512年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帮助吴军破楚入郢。「武生明，字景浩，以父功食采于富春，遂为富春孙氏。」
西汉末年因世乱而进入吴越的北方士人，后又留居吴越而成为南方土着士族者，当然有，但不多。查正史资料，北方士人因避难来吴越，最后留下的，似乎只见一人。《晋书儒林列传》记载：「范平，字子安，吴郡钱塘人，其先桎（应为金旁）侯馥，避王莽之乱适吴，因家焉。」在地方史志中还可以找到一些类似资料，例如，嘉泰《吴兴志》卷16以及唐元和年间《吴兴丘氏碑》记载：乌程丘氏，本是齐鲁世族，丘俊持节安抚江淮，因王莽篡权，遂留江南，居乌程。子孙繁衍，成为吴兴郡一大显族，汉魏六朝出了不少人才。
总之，太湖、钱塘江地区的种族大换班，到西汉中期已基本完成。东汉时期的户口增加，文化进步，基本上属本地区的自然增长与自身发展，主要不是依靠外来人口与外来文化的大规模涌入，这一点与后来的六朝时期根本不同。
以上说的是太湖、钱塘江地区。浙江南部地区开发很慢，只在西汉时增设一个回浦县（今临海），东汉时增设一个永宁县（今温州）。三国时，许靖致曹操书，说自己曾离开会稽，「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三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三国志蜀书许靖传》）其言可能过甚，不过，会稽郡虽辖有浙南、福建，汉人可能只住在县治附近，广大乡野，尚为越人天下。到永嘉之乱、晋室南渡后，这种情况才基本改观。
除浙南以外，还有个「山越」问题。「山越」是江东地区未被政府控制的山野居民的泛称，其民族成分，越人可能居多，主要聚居于今皖、浙、赣三省交界的山区。秦汉时期，中原汉人入主吴会平原，越人遁入西部山区，没有对汉人构成威胁。到三国时期，孙吴建都建业（今南京），丹阳郡一带的山越就成为心腹之患，也是西取荆州的第一块绊脚石，故势在必除。孙策时，江东山越较大的割据势力已全被孙氏所击溃，剩下的是依山阻险，抵抗孙氏的豪强武装。孙权加速步伐，「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三国志吴主传》），侧重在丹阳、豫章、庐陵、会稽、鄱阳诸郡交界一带。孙策、孙权每镇抚一地，即建郡县以治之，并编入军队。如讨平黟、歙一带的山越后，分黟、歙之地，以六县为新都郡，派名将贺齐坐镇其地。这是浙西、皖南开发史上的大事。
山越大多是古越人的后裔，两汉时期就已存在，到东吴时期，因对汉人政权构成威胁，而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孙吴政权讨平山越，设县管辖，编入军队，使山越迅速汉化。
三.文化转型
人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到西汉中期，太湖、钱塘江流域已基本实现种族大换班，主要居民与主导民族已由汉族取代越族，该地区的文化面貌也就为之大变，即汉文化取代了越文化。
越文化在考古学文化上的主要标志印纹陶，从此在该地区完全消失。古越族的特有乐器也在该地区悄然隐退，而大量出现于广州的南越王墓中。「断发文身」等古越人的习俗也不再见诸载籍。除了这些以外，文化转型主要还表现于以下四个方面。
1.汉语代替越语
文化的民族性主要体现于语言上。先秦时期，长江下游分属于吴、越二国。公元前473年，越灭吴，长江下游尽归越国。吴越二国的基本居民是越族人和越化的东夷人，民间语言基本上是古越语。古越语属古侗台语，与中原、楚国的华夏语不同。楚国境内也有越人，他们是楚国的少数民族，而在吴越二国，越人是主要民族。
吴国王室是周族后裔，应该能说华夏语，但入境随俗，其名字都有古越语特徵，应该同时能操古越语。犹满清皇族入关后，既能说满话，又学会说汉语。越国王室是夏族后裔，从山东迁来。而夏王室与南方越族本有血缘关系。「先是『禹为越后』，然后是『越为禹后』」。
古越语的人名、地名甚具特色，首字多为勾、姑、无、夫、余、诸等。勾字古属侯韵，姑、夫、无、余、诸皆属鱼韵。侯韵与鱼韵是邻韵，古可旁转，通假之例甚多。「四千多年前，良渚文化北迁，给中原的夏族注入大量南方古越族成分。夏与越古音都属鱼韵。一世夏王『禹』、七世夏王『予』，以及六世夏王少康之少子『无余』，也属鱼韵字。十一世夏王名『不降』；后来的越王人名中有『不寿』、『不扬』。『不』也是古越语发音之一。『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娄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祀』（《史记陈杞世家》）。娄是地名，是夏裔居地。娄古侯韵，与勾同部。《春秋经》襄公六年：『杞伯姑容卒。』姑容更明显是古越语人名。」
由于越国王室与古越族有如此根深蒂固的关系，所以越国王室比吴国王室更富有越文化特色。
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大败越」后，楚人开始自西而东、自北而南进入「故吴地」。楚人给吴越地区带来最初的华夏语影响。楚语是华夏语的南方方言，后来的吴语，有楚方言基础，时至现代，吴语与老湘语还有许多共同之处
秦代与西汉时期，中原人大量入主吴越，华夏语成为吴越地区的官方语言，并逐渐深入民间。但古越语在民间仍残留相当时间。西汉晚期扬雄着《方言》，所记吴越方言主要是侗台语词汇。
吴越地区的华夏语，经东汉至西晋的三四百年演变，形成一种汉语方言：「吴语」。《世说新语排调》记载：「刘真长始见王丞相（导），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惟闻作吴语耳。』」《南齐书王敬则传》载：「敬则名位虽达，不以富贵自遇。危拱傍遑，略不衿裾。接士庶皆吴语，而慇勤周悉。」
这些「吴语」皆指当时吴地的汉语方言，与南下的北方士人所操官话略异。但都属华夏语（汉语），与先秦吴越「夷言」根本不同。
《左传》哀公十二年，卫出公被禁于吴，获释后，「卫侯归，效夷言。」西晋杜预注云：「夷言，吴语。」谨按，杜注欠确。《左传》「夷言」指的是先秦古越语。杜预是西晋人，当时所说的「吴语」，指吴地的汉语方言。古越语（「夷言」）与「吴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两者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
《吴越春秋》记载不少所谓吴越时期的诗歌，用的是汉语，文从字顺，毫无古越语痕迹。这些诗歌是汉代人创作，好比现代人编古代历史剧。
秦汉以后，见于载籍的吴会地区人名，已不见勾践、夫差、者旨于赐、不寿等古越语痕迹。但是古越语的地名仍保留下来，姑苏、无锡、芜湖、句（音勾）容、余杭、于潜、诸暨等，沿用至今。南方的柚子本是古越人栽种的水果，现在，浙江、福建、台湾以及西南地区的汉人称柚为「抛」，「抛」是古越语遗存。吴语有古越语的零星遗存，但就整体而言，它已是汉语的方言，而不是古越语的嬗变延续。
总之，秦汉以后的吴越文化，其民族性发生根本变化，文化的基本形态由越族文化变为汉族文化，语言由越语变为汉语。
2.由尚武变为崇文
《汉书地理志下》说：「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这段话常被人们称引，说汉代的吴越民风仍与东週一样，尚武骁悍；并据此认为，直到永嘉之乱，北方士人大量南渡，才一举改变吴越文化的尚武特点。此说不但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与人类学、民族学原理相悖。
评说吴越文化的特徵，应以吴、会平原为准。例如，上引《汉书地理志》评说先秦的吴越风习，就以身居吴、会平原的「吴、粤之君」为其代表。说汉代的吴越风习，也应以吴、会平原为准，否则就没有可比性。此其一；其次，在时间段上，应以民族大换班基本完成以后，即西汉中后期、尤其是东汉时期为准。查古代文献资料，在这样的时间段与这样的地理范围内，很难发现吴越之民还「好勇」如前、「轻死易发」的事实。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吴越地区几乎是唯一的净土。东汉末年，唯勾章人许昌起事，当年即被孙坚削平。此后，孙坚并没有在「轻死易发」（？）的故土聚众割据，而是北上角逐。《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注引吴书云：「后雄杰并起，中州扰乱，肃乃命其属曰：『中国失纲，寇贼横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宁肯相随俱至乐土，以观时变乎？』其属皆从命。」试想：「其民」「轻死易发」的地方，怎能一再成为乱世中的「乐土」？
文献资料与田野考古表明，吴越地区的冶金业，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以剑等兵哭最为精致，到了汉代，则以铜镜为代表。西汉的丹阳郡，东汉的吴郡与会稽郡，是全国铜镜的着名产地，质量居全国前列。剑是凶器，镜是美容器具，冶金业的代表性产品由剑变为镜，从一个侧面反映吴越文化的特点已由尚武变为崇文。《汉书地理志》说汉代的吴越之民仍「喜用剑」，
而田野考古表明，吴越地区所出的汉代铁剑并不比别处多，也不比别处精，与东周时期的吴越铜剑根本无法攀比。班固恐怕是「刻舟求剑」，以旧成见窥测新形势，其言有失据之嫌。
3.文学与子学
转型后的吴越文化是汉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它与其它地区的汉文化比较，一开始就显示出自己的特点，下面以西汉的文学与东汉的子学为例，略见其端倪。
西汉初，见于正史的吴越士人，仅有严忌一人。忌本姓庄，《汉书》为避东汉明帝之讳而改为严。据《汉书邹阳传》记载，严忌与邹阳、枚乘「皆以文辩着名」。初依吴王刘濞，后来，刘濞与景帝矛盾激化，他们三人北上投靠梁孝王。东汉王逸编撰的《楚辞章句》一书，有严忌《哀时命》一篇，这是今天所能看到的汉代吴越第一篇文学作品。
汉武帝时，会稽郡有严助、朱买臣位列九卿。据《汉书》本传记载，严助与朱买臣都是「吴人」。据《汉书严助传》云，吴人严葱奇也得武帝「亲幸」。
上述四人，皆长于辞赋。《汉书艺文志》记载：「庄夫子（严忌）赋二十四篇」、「常侍郎庄葱奇赋十一篇、庄助赋三十五篇、朱买臣赋三篇」。《汉书地理志》说：「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他们在经学方面成就不显，《汉书艺文志》仅记有「《庄助》四篇」，归为「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
吴越士人，西汉时期以辞赋见称于世，东汉时期，则以子学最为所重。
卢云先生根据东汉时期各地区所出的书籍种数、《后汉书》列传人数，以及五经博士、三公九卿、从事私家教授者的籍贯分佈，这五类数字，制成「东汉时代的文化发达区域」图。与「豫兖青徐司地区」、「三辅地区」、「巴蜀地区」相比，吴会地区经学书籍所佔比例最小，而子学书籍比例特大，佔到52%。吴会地区的子学着作不但数量特大，而且质量特高，汉代最重要的子学着作莫过于王充的《论衡》，它就出在吴会地区。
4.养生与隐逸吴越地区远离国家的政治中心，战争较少，又有长江、钱塘江等天然屏障，是隔岸观火的好地方。这里土地肥美，气候宜人，只要家有薄产，可以静心做你的学问，玩你的艺术与科技。因此，经学不显，子学发达，文艺与科技人才特多，是此后二千年间吴越文化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在汉代就已显露出来。这样的地理环境，也是修身养生、藏匿隐士的理想地方。
古代最复杂的养生术莫如炼丹术。世界炼丹史上第一部理论着作《周易参同契》就产生于东汉时期会稽上虞人魏伯阳之手。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负盛名的炼丹家兼医药学家几乎全出于吴越地区。
「光武无寸土，子陵有钓台」。汉代最着名的拂袖高蹈的大隐士严子陵就出在东汉初年的吴越。《后汉书逸民列传》记载：「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披羊裘钓泽中。」刘秀三番五次派人把他拉到洛阳，他还是不肯做官。刘秀与他「共卧」，他竟敢把腿压在皇帝老兄的肚子上。最后，皇帝屈服了，放他回家，「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终于家。」今子陵钓台距江面约70米，使人有「放长线钓大鱼」之感。不
过从钓台仰望，高山插云，俯瞰大江，春水融融。身临其境，确能喜忧俱忘，宠辱不惊。遥思之陵当年，垂钓处一定贴近江面，一定是后人把钓台越筑越高。看来，钓台的确比帝座牢固、永久，富春江更比洛阳城清静得多，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此后，吴越地区一直是「逸民」、高僧的天堂。每当北方游牧民族血洗中原时，这里尤其成为红尘中的一片绿荫。这片绿荫在东汉时就已长成，并不是永嘉之乱以后北方难民从血海中移植过来。
「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主要人生道路。这使他们失去独立的人格。要想人格独立，必须生活独立。吴越地区的文人生活独立的可能性较大，这使他们可能不学或少学直接为「帝王家」服务的经学，而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过自己喜欢过的生活，像《儒林外史》所描写的那样。《儒林外史》正是产生在吴越地区。从严子陵到《儒林外史》，一条非主流的文人生活道路，两千年不绝如缕，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吴越文化的一个特点。
绩考网荆楚文化知识测试 （市社科联供稿） 1.“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出自（ a ）。 a.《左传》 b.《吕氏春秋》 c.《战国策》 2.楚国最初受封时国都在（ a ）。 a.丹阳（今河南淅川） b.郢都 c.襄阳 3.春秋五霸指齐恒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 b ）。 a.楚成王 b.楚庄王 c.楚灵王 4.奠定战国时期楚国“宣威之治”的基础的是（ c ）。 a.商鞅变法 b. 李悝变法 c.吴起变法 5.战国七雄是指齐、楚、燕、赵、魏、秦、（ b ）。 a.宋 b. 韩 c.吴 6.战国时期主张“合纵”抗秦的代表人物是（ c ） a.张仪 b. 公孙衍 c.苏秦 7.“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出自（ b ）。 a.《战国策》 b.《史记》 c. 《汉书》 8.楚国从熊绎受西周成王“封以子男之田”始，到秦将王翦灭楚止，前后历经约（ b ）年。 a.700 b.800 c.900 9.（ c ）位居青铜礼器之首，是国家权利的象征。 a.盏 b.敦 c.鼎
10.簋是一种食物器具，也是一种（ c ） a.乐器 b.兵器 c.礼器 11.（ b ）出土的编钟，是楚国编钟里数量最多、整体最重的一组。 a.淅川下寺 b.随州曾候乙墓 c.楚故都纪南城 12.在楚国出土的青铜兵器中，剑数量最多，最著名的是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的（ b ）。 a.越王州勾剑 b.越王勾践剑 c.越王鹿郢剑 13.楚国铜镜独具特色，（ c ）曾是楚国的制镜中心。 a.湖北江陵 b.安徽寿县 c.湖南长沙 14.青铜器制造工艺主要有陶范法、失蜡法和（ c ）。 a.熔炼法 b.浇注法 c.铸镶法 15.楚国漆器主要包括实用器物、（ c ）、工艺品和丧葬用品。 a.兵器 b.礼器 c.娱乐器物 16.下列不属于楚国漆乐器代表的是（ a ） a.笛 b.瑟 c. 笙 17.（ c）为古代“八音”之首，是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之一。 a.琴 b.箫 c.钟 18.辟邪，既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又是（ c ）。 a.家具用品 b. 装饰用品 c. 墓葬守护神器
徽州文化 古徽州府 什么是徽州文化? 徽州文化是古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 徽州是时间概念，即从1121年至1911年。徽州这一名称始于宋宣和三年(112 1年)，方腊起义遭到镇压，改歙州为徽州。从宋置和三年(1121年)一直到清宣统三年(1911年)，徽州这一名称一直没有变更，或称路或称府。民国元年(1912年)废府留县，徽州这一名称随之也就不复存在。1949年以后设立的徽州专署或仃署，由于管辖范围不同，已不屈于徽州府这一概念。 一府六县是地域概念，即原徽州府属歙、黟、婺源、休宁、祁门、绩溪六县。在长达890年的时间里，这六个县一直稳定地隶属于徽州，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徽州文化包括哪些内容? 徽州文化的主要内容有：徽州土地制度、徽商、徽州宗族、徽州历史名人、徽州教育、徽州科技、新安理学、新安医学、徽派朴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州工艺、徽州刻、徽州文献、徽州文书、徽派建筑、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菜、徽州宗教、徽州地理、徽州动植物资源等。涉及徽州经济、社会、教育、学术、文学、艺术、工艺、建筑、医学等诸学科，凡与徽州社会历史发展有关的内容，都屈徽州文化范畴，通常我们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来加以概括。 徽州文化的现存及其原因和价值 康熙六年（1667年）正式撤销江南省分为安徽、江苏二省。安徽是因江北有安庆，江南有徽州，取二地之首字而称安徽。徽州，公元前２２２年就有歙县、黟县两个大县，明清时更为昌盛。徽州文化，以其广博深邃的内涵正越来越受到社会科学界的青睐，同时也引起了经济界的关注。这三年中，我有幸参加并主持了一次全国徽学研讨会，四次国际徽学研讨会。各地、各国专家学者踊跃参加研讨，表现了高度的热情。老徽学研究者对我说："我三十年前就加入了徽州籍了。一些教授专家，几乎一生精力倾注于徽学。一种地方文化能够引起国内外的如此重视，足以见其存在的重要和价值。研究徽州文化，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徽州文化的内涵 谈徽州文化，我们必要先了解一下徽州。徽州，作为一个地域的名称，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前身经历了从"三天子都" "蛮夷"之地属吴、越、楚秦置黟歙，新都郡，新安郡，歙州的漫长历程。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在此后的86 6年中，徽州的名称一直延用，直至1987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地级黄山市时止。现在我们讲的徽州地域包括：黄山市的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屯溪区、徽州区和黄山风景区；宣城地区的绩溪县和江西婺源县等。尽管千百年来，朝代的不断变更，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 1998年 第4期 长江文化体系中的吴越文化 丁家钟Ξ3 贺云翱 摘 要:长江文化是指长江流域地区文化特性和文化集结的总和与集聚,是一个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作为内涵广博的文化体系,它由巴蜀文化、荆楚—湖湘文 化、吴越文化三个亚系组成,其中吴越文化生存于长江下游地区。广义的吴越文化指有人类 产生以来存在于先秦时代吴、越立国地区的一切文化现象,它具有“饭稻羹鱼”的经济结构和 饮食习惯,以及善驾舟、鸟崇拜、干栏式建筑、 “文身断发”习俗、尚绿、灵动、情感细腻等文化特征。吴越文化在勇于开拓和善于开放的文化心态作用下,不断顺应时代发展要求,调整和更 新文化内涵与机制,同时始终保持特色与传统,其发达的玉文化、瓷文化、丝绸文化体现了“丽 质秀色”的品性,对中华文明特质的形成有着殊多贡献。 关键词:长江文化 吴越文化 在“多元一体”(费孝通先生语)的中华文明体系中,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无疑是两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主体文化。它们互相存在,互相撞击,互相融会,互相补充,从而造成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刚柔互济、绚丽多姿、绵延不绝的特性。直到今天,“长江经济带”的建设仍在呼唤着“长江文化”的进一步创新与发展,以不断增进我们民族的活力和激情。 在传统学术研究中,“黄河文化”一直占有主要位置,但从80年代后期以来,“长江文化”逐渐受到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的普遍关注,它以新的资料和新的视角大大拓展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视野,使人们了解到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过程要比过去的认识复杂得多。应该说,长江文化课题的提出和起初的研究,与考古学发现有直接关联,从170多万年前的云南“元谋猿人”到8000多年前的湖南澧县彭头山文化水稻栽培技术,从7000多年前的浙江河姆渡的漆器、干栏式建筑工艺及牙雕、制陶、发达的原始农业到5000年前左右的良渚文化制玉体系的形成,从3000多年前浙、赣一带原始瓷器烧制工艺的广泛使用到江西新干大洋洲、四川三星堆、皖南沿江地带青铜铸造业的兴起,从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出现的5000多年前的古城群落到2000多年前富有特征的楚国礼仪重器的相继出土,这一系列的文物大发现刷新了以往的历史文献记录,修改着过去一个个已成的学术结论,迫使人们面对大量新的科研材料,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文明的渊源、初发地域、发生过程、结构与体系、后来演变的动力机制、发展规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由此,“长江文化”作为一项涉及多学科的学术课题吸引了各方面学者的参与。 Ξ苏州大学管理学院讲师(苏州215006)
荆楚文化 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 荆楚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其内涵可概括为八大系列： 1、炎帝神农文化。 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 2、楚国历史文化。 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富矿。 3、秦汉三国文化。 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湖北境内还是魏、蜀、吴三国犬牙交错、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古隆中、赤壁、乌林、长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区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4、清江巴土文化。 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特色经济的重要地区。 5、名山古寺文化。 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和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以及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等众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钟祥明显陵等名胜古迹，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6、长江三峡文化。 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峡谷之一，还是举世闻名的水电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随着三峡枢纽工程的蓄水发电和胜利竣工，其举世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两岸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构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 7、江城武汉文化。 武汉地处两江交汇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
回荡千年的怒吼：吴越民族英雄方腊小传 在《水浒传》中，方腊是作为反派boss之一出场的人物。在帝国史观的荼毒下，不知有多少人为他杀戮梁山好汉的行为切齿。在左派眼中，他又是“中国历史”中一个“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在上述两种观点中，方腊的本来模样早已被改得面目全非。事实上，方腊起义军的活动范围一直在吴越本土，起义军的绝大多数将士也都是吴越民众。在北宋帝国极度残暴的统治下，他曾领导过一场吴越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反抗，对横行肆虐的侵略者发出了回荡千年的怒吼。这篇传记，便是笔者对这位吴越民族英雄的纪念文字。五代十国早期形势图一、人间地狱：北宋对吴越的黑暗统治 在北宋帝国征服吴越之前，吴越国本是一片远离黄淮战乱的乐土。史载，在吴越历代钱王的开明统治下，吴越经济繁荣，渔盐桑蚕之利甲于天下。在唐末，因钱塘江口海潮袭击，吴越曾有数千万亩良田化为泽国。公元910年，伟大的吴越王钱镠主持兴建“捍海石塘”，并于太湖、钱塘湖地区大力治水，使吴越境内免受水患，形成野无弃田的繁荣景象。978年，吴越忠懿王钱弘俶降宋，吴越人的无边苦难随之开始。吴越国开国君主，吴越太祖钱镠（852-932）。钱塘潮与古海塘 杭州西湖东岸柳浪闻莺公园内，始建于北宋熙宁十年（1077）
的钱王祠。自北宋帝国侵占吴越后，吴越国时代的海堤和水利设施纷纷失修。随着北宋前期吴越人口不断增长，原有水利工程不敷使用的问题日益凸显。在此情况下，宋帝国仍继续横征暴敛，将大批吴越财富运往开封。熙宁年间（1068—1077），宋帝国开始推行所谓的“新法”，吴越民众的负担更加沉重，惨绝人寰的灾难随之而来。连年的洪水淹没了苏州、杭州境内的无数土地和百姓，接踵而至的瘟疫又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到元祐时期（1086—1094），又一次特大水灾席卷了苏州、常州、秀州。1091年，巴蜀名士苏轼在杭州为官时，曾如实记载了当时北吴的惨景：苏、湖、常三郡水通为一，农民栖于丘墓，舟筏行于市井。父老皆言：耳目未尝闻见，流殍之势甚于熙宁。臣闻熙宁中，杭州死者五十余万，苏州三十余万，未数他郡。饥疫大作，苏、湖、秀三州人死过半。虽积水稍退，露出泥田，然皆无可作田塍。有田无人，有人无粮，有粮无种，有种无牛。殍死之余，人如鬼腊！由苏轼的记载可知，熙宁时期的水灾仅在苏、杭两地便造成至少80余万人死亡，而元祐年间的灾情又远过熙宁。据《中国人口史》所作的保守估计，两次灾难共造成至少120万人死亡。而当时，整个两浙路的人口也不过是1000万左右。也就是说，在这两次灾难中，至少一成多的吴越人死去了，灾区的幸存者也都蓬头垢面、形同鬼腊。北吴大地，化为一座人间地狱。《水浒传》智取生辰纲插图，
浅谈安徽区域文化 安徽，简称皖，位于东经114°53′—119°30′、北纬29°22′—34°40′，东西宽约450公里，南北长约570公里，总面积约13.96万平方公里，现有常住人口5950.1万人，地处华东腹地，属于中部省份。 安徽建省，较为公认的说法是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析江南省分臵江苏、安徽两省而成；至于省名的得来，乃是取所辖府州中安庆、徽州两府的首字而成。安庆和徽州，在当时分别是省域内江北和江南的两大首府，一为桐城文派发祥地，一为“贾而好儒”的徽商故里，人文蔚盛，科举取士在全国均名列前茅。康熙建省，采取的是跨江（淮）而治的办法，既反映出在政治上防范因划江（淮）而治、易滋生分裂割据弊端的雄才大略，也含有经济上调剂南北、贫富相济的意图。但这样一来，势必在文化上形成省内不同地区间较大的差异性和较为复杂的多样性。从总体上看，安徽虽然建省较迟，但在这块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上所形成的历史文化底蕴，则十分厚重，而又丰韵灵秀。 一、安徽文化产生的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 安徽省域，正处在横贯全球四大文明古国的北纬30°线上下，分属暖温带向亚热带过渡的两个气候带，四季分明，季风明显，雨量适中，气候宜人。省域内地貌多样，多山多水，山河壮
丽，物产丰饶。 在远古时期，长江以北的绝大多数省域，属于淮阳古陆地质板块，江南的省域，则属于江南古陆地质板块，这两大古陆板块，都是在前震旦纪的造山运动中形成的。在皖西，大别山脉以“此山大别于他山也”的与众不同的南北走向，巍然峙立，成为江淮分水岭和暖温、亚热两个气候带分界的标识。山脉东南麓的薛家岗文化，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是一支自成体系的原始土著文化，在其活动范围内春秋时出现过皖国、皖城、皖山、皖河等，形成独具特色的古皖文化，是整个安徽文化体系中一支较早的亚文化，这也是安徽简称为“皖”的由来。 在皖南，有着“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美誉的天下第一奇山黄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山下的古徽州，一府六邑，即是徽文化的发源地，青山绿水，阡陌纵横，白墙黛瓦，书声朗朗，“虽十户之家，不废诵读”。文化的传承及其对于世道人心风俗礼仪的浸润，于此可见一斑。徽文化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对这份文化遗产所做的研究——徽学，已经成为与藏学、敦煌学并立的中国地方学“三大显学”之一。 “皖”字的本义，有如白玉般完美无瑕的意思；“徽”字的本义，也是美好善良，同时还含有团结的意蕴。无论皖文化、徽文化，还是下面要讲到的各种亚文化，都是发生发展在今天安徽省域这片土地上的，都属于安徽文化的大范畴。
《徽州文化专题》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课程性质：全校公共课总学时：32学时 总学分： 2 开课学期：理工科第3学期，文科第4学期 适用专业：全校本科先修课程：各本科专业基础课程 后续课程：安徽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大纲执笔人：张孝进 参加人：赵自云、洪永稳、胡翠莉、秦然然、冯韵、朱宏胜、周涛、杨瑾、贾芳芳、王相飞等审核人：沈昌明、潘定武编写时间： 2012 年 8 月 编写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2 ）年版 一、课程介绍 本课程是黄山学院校本特色课程。选用的教材是由黄山学院教研人员自主编写出版的安徽省高等学校“十一五”省级规划教材——《徽州文化十二讲》。 本课程选取了徽州文化与徽州学、徽州的地理与社会、徽州村落、徽州宗族、徽商、徽州教育、徽州学术、徽州杰出历史人物、徽州科技与工艺、徽州艺术、徽派建筑、徽州文书等十二个关节点来梳理徽州文化，来构筑徽州文化体系，具有系统性、普及性与创新性特点。 二、本课程教学在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课程的开设，是我校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应用型本科院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打造黄山学院自身的品牌具有相当大的价值。 本课程的开设，有利于在校大学生了解徽文化、宣传徽文化和研究徽文化，对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具有积极的作用与影响。 三、本课程教学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徽州文化的基本知识，引发对徽州文化的兴趣，更好地认识自己所处的地域社会环境特点，接受地域文化的熏陶，最终达到在地域文化知识环境里，潜移默化地实现综合发展，并为从事相关徽州文化课题的学术研究及毕业后的相关工作奠定基础。 四、学生学习本课程应掌握的方法与技能
徽州文化勃兴于南宋以后，繁荣于明清时期，这种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特质。徽州文化的重要创造者为大批的徽州商人，他们由于远游四方的经历，对各地的文化结晶相容并蓄，从而丰富和促进了徽州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如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剧、徽菜等，都成了徽州别树一帜的本土文化。这些都可以从皖南的徽商社会和人事生活中一一体现出来。 徽州历史上非常重视教育，即使只有十户人家的小村子，也可以听到琅琅的读书声。徽人大多是因避乱而从中原地区迁居的士族，他们以耕种经商为业，却视读书作官为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像明代歙商汪海要儿子学经，希望他像叔父一样入太学，为的是光宗耀祖。因为他们是先读书后经商，并把儒学倡导的行为规范作为经商理念，所以被称为儒商。由于对文化有着一种不解的情结，使得他们在经商发财后，以强大的经济支援家乡的文化事业，由此培育了大批专家学者，进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徽州文化，后人也称之为儒商文化。 中国近代文学家、徽人胡适，曾以“徽骆驼”来形容徽州商人不畏艰苦、勇于开拓的精神。徽州商人在经商之初，因缺少资本，往往是小商小贩，从事长途贩运。清代歙县商人江遂志，两次外出经商，虽历尽艰难，却亏本而归，第三次外出经商时，已年逾五十，终于获得成功，成为富甲一方的大盐商。“徽骆驼”精神还表现在生活方面，他们自奉非常节俭，许多富商始终保持创业时的朴素，但对社会公益事业却乐善好施，修桥补路，兴办学校是很多徽商的善举。 徽州人因生存环境所迫，突破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商”的观念，从经营“文房四宝”，以及木、竹、茶等土特产入手，走出深山，求利天下。这种思变的精神，使得他们勇于开拓，加上他们以儒学中的义、诚、信作为经商理念，终获得极大成功，明代一些徽商拥有百万巨资。徽商经营成功后，把巨额资产带回家乡建造精美豪华的住宅，甚至兴建学校、祠堂，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对轻商贱商的传统观念的反抗，同时也是他们要光宗耀祖，思恋家乡的一种情感宣泄。 徽州商人大多有着先读书后从商的经历，而且对儒学有强烈的认同感，这种情感使得他们与那些先读书后作官的人，有了一定的共同语言，形成了相互支援的感情基础。西递商人胡贯三与清朝军机大臣曹振镛结为儿女亲家；大盐商江春以布衣结交乾隆皇帝；徽商胡雪岩积极为清廷采办军火粮食，成为名扬海内的“红顶商人”。这种官商互济为徽州商人的经营活动提供了政治上的保护。 明清时期，徽州教育昌盛，书院、社学和私塾，共计超过五百所。除必修课外，他们亦重视修身养性，延请道德高尚者授道德课。西递“桃李园”曾邀请一位忠君爱民的廉吏黄元治长期任教，这位被百姓称为“青菜太守”的老师，把俸禄大部分捐赠求学困难的青年，晚年告老回乡，田无一丘，房无一幢，只得在宗族祠堂里借住。由于重视道德教育，使明、清两朝在西递村便有数百人进入仕途，更没出现一个贪官污吏。 1268年前后，中国晋代诗人陶渊明的第三十代孙陶庚四，举家由江西九江迁居黟县，据《陶氏宗谱》记载，陶氏后裔迁居黟县的原因是，“认定黟县是其先祖笔下《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理想境界”。陶氏后裔迁居黟县，在宗族祠堂里悬挂大幅楹联：“承先祖德，以交付儿孙不必田园金玉；读圣贤书，即担当宇宙何分韦布荐绅。”向后人昭示，要把先祖淡泊功名、关心民众疾苦的崇高品德代代相传。这种清廉文化的传播为古徽州培育了大批忠君爱民的廉
荆楚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其内涵可概括为十大系列： 荆楚文化炎帝神农文化 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 荆楚文化楚国历史文化 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八音齐全的音乐、偃蹇连蜷的舞蹈、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代表同期的最高水平。 荆楚文化秦汉三国文化 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湖北境内还是魏、蜀、吴三国犬牙交错、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古隆中、赤壁、乌林、长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区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荆楚文化清江巴土文化 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特色经济的重要地区。 荆楚文化名山古寺文化 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和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以及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等众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钟祥明显陵等名胜古迹，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荆楚文化长江三峡文化 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峡谷之一，还是举世闻名的水电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随着三峡枢纽工程的蓄水发电和胜利竣工，其举世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两岸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构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 荆楚文化地方戏曲文化 汉剧角色齐全，长于抒情；楚剧语言质朴，乡土气息浓厚；黄梅采茶戏唱腔丰富，感染力强；荆州花鼓戏，声腔优美雅俗共赏。说唱艺术有湖北大鼓、湖北评书、汉滩小曲、汉川善书等，丰富多彩。 荆楚文化民间艺术文化 宜昌夷陵区的民间版画、安陆的民间漫画、丹江口伍家沟村的民间故事、黄梅县的桃花和木版年画、阳新的布贴、通山的木雕等，在省内外具有广泛影响，这些地方被中国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民间艺术之乡”。 荆楚文化江城武汉文化 武汉地处两江交汇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汉积淀了底蕴丰厚的文化。明清以后，武汉逐步发展成为中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近现代以来更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要
魅力徽州 我是一名来自安徽的学生，而安徽文化最有名的就是徽州文化，所以我简单介绍一下徽文化。徽州文化，即徽文化，是中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指古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徽州文化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其内容广博、深邃，有整体系列性等特点，深切透露了东方社会与文化之谜，全息包容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被誉为是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标本。学术界对其的研究，至少经历了大半个世纪，被誉为是并列与敦煌学和藏学的中国三大走向世界的地方显学之一。 徽州文化的主要内容有：徽州土地制度、徽商、徽州宗族、徽州历史名人、徽州教育、徽州科技、新安理学、新安医学、徽派朴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州工艺、徽州刻、徽州文献、徽州文书、徽派建筑、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菜、徽州宗教、徽州地理、徽州动植物资源等。涉及徽州经济、社会、教育、学术、文学、艺术、工艺、建筑、医学等诸学科，凡与徽州社会历史发展有关的内容，都屈徽州文化范畴。 徽州文化被誉为“东南邹鲁”，徽商称雄明、清两代数百年，聚集钱财，富甲一方，因而能广修楼宇，徽商“贾而好儒”，修神庙办学堂投资教育，培养做官的乡亲弟子，并且积极的参与政治，徽商们吃苦耐劳、坚持不懈、审时度势，长期奔波于五湖四海。即使长期在外五湖四海。即使长期在外，他们也不忘家乡，积攒钱财来修建房屋，光宗耀祖，因此就有了今天的徽派建筑，徽派建筑的整体设计构思严谨，题材新颖，总体和谐，充分发挥了工匠高超的技艺和大胆的创新精神，徽匠独具匠心的创新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充分体现在了徽派建筑中。 2000年，西递、宏村作为皖南古村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向世人展示徽匠丰厚的文化底蕴和精湛的建筑艺术，不仅如此，安徽的巢湖，肥东，肥西，六安等地有建筑之乡的美誉，我们要打造徽匠品牌，积极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经济，让世人了解认识徽派建筑，将徽匠精神发扬光大。 徽州文化延绵不绝，磅礴久远，自古至今，代代英才于此孕育，再次发光。活字印刷术创始人毕昇，为谁辛苦为谁忧；一代思想先驱朱熹“问渠哪得清如水，唯有源头活水来”万古流芳；先天而忧，后天而乐的詹天佑，为中国铁路事业鞠躬尽瘁；“万世师表”陶行知，为平民，为农工，俯首教育，孜孜以求。天之骄子，多孕于此，中林敏秀之地，散发着万物清明之灵。徽州文化永存，徽州精神永存。 身为一名当代大学生，我要做一片绿叶，将根深深地插入这养我爱我的祖国。徽州精神永驻我心，它激励着我。作为一名学生，我应该树立远大理想，一个没有远大理想和崇高生活目标的人就像一只没有翅膀的鸟，一台没有马达的机器，一盏没有乌斯的灯泡；我应该立志成才，滚滚长江东流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我应该珍惜时间，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若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落，百年明日能几何？用徽匠精神支撑自己，为理想和事业去奋斗，将徽匠精神发扬光大，用自己的真情托起明天的太阳。 计算机系网管班王菲
吴越文化的特点是什么 吴越文化又称江浙文化，是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江浙的地域文化。下面给大家说说吴越文化的特点是什么，供大家阅读! 吴越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吴越文化是江南文化的中心与代表。 今天不论研究吴越文化，还是海派文化，都必须将其置于长三角文明的大背景中。惟此方能历史地发展地把握其主体文脉与核心精神。长三角文化与吴越文化、海派文化相承相继、一路走来，充分展现了归并和重塑传统优势的强大整合力。在当今新形势下，要使之得到应有的张扬和推进，再造长三角区域文化新的辉煌，对其深刻内涵与精神特质的充分把握就显得格外重要： 海纳百川 一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一方水土涵养一方人文，溯(长)江、环(太)湖、濒海的“山水形胜”，造就了吴越文化缔造者的文化习性与人文精神，注定了这一方文化与生俱来的开放胸怀。今天更要不断强化这种开放开拓的自觉意识，努力将长三角文化打造成“包孕吴越”、“汇通大海”的多元文化体。 聪慧机敏 二是，聪慧机敏、灵动睿智。吴越文化的创生和传承，既是优越地理环境的造化，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晶。吴越人民世代相袭的聪
明才智，非但赋予锦绣江南特有的柔和、秀美，而且熔铸出由这些精雅文化形式所体现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认同。重视教化、尊重人才，蔚然成风。长三角文化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品位，理当对其予以充分吸纳并使之不断发扬光大。 经世致用 三是，经世致用、务实求真。吴越之地商品经济率先起步，市民阶层形成较早，实业传统、工商精神、务实个性和平民风格等，都是吴越文化包括海派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毫无疑义，大力弘扬崇真向善、淳朴平实、诚信守份的精神，正是如今思想文化建设和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面临的重任。长三角文化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求实、务实风格的延续。 敢为人先 四是，敢为人先、超越自我。善于创造、勇于创新是吴越文化、海派文化共同的秉性，也是这一区域文化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内生动力。只有始终坚持这种永不止息的创新精神，增强突破意识，摆脱狭隘的视域和地域羁绊，才能进一步助推长三角区域的文化整合，在切实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不断谱写新的华章。 吴越文化的影响吴文化、越文化都起源于长三角地区，随着历史的演变，吴越文化所蕴涵的内容和精粹，不断丰富和促进长三角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研究吴越文化，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关注，对长三角地区乃至其他地区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
荆楚文化的哲学底蕴 作者：张武、梅珍生 在一体多元的中华文化中，荆楚文化自春秋战国时期起，便放射出璀烂夺目的光芒。从主张“天生?民，有物有则”的尹吉甫，到主张“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季梁；从帮助越王勾践“施民所善、去民所恶”的文种，到“上下而求索”的屈原；从张扬“南方之强”的老庄，到两度作楚兰陵令而晚年退居兰陵从事著述的荀况等；一代代哲人的深沉睿智，使荆楚文化之树获得了丰厚的滋养。荆楚文化所表现的致思方式，在中华文化中，也具有独特的性格魅力。 荆楚文化的哲学智慧首先体现在极大的包容性。出于史官的道家者流对楚文化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老庄哲学即其代表。道家的平等、宽容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楚文化的精神。老子的《道德经》揭示了宽容是正义的前提条件，也是最接近自然法则的心态。庄子反复措意于大小之辩，在通过对大和小、有限和无限的比较中，克服了“一曲之士”的主观片面。他肯定百家之学“皆有所长，时有所用”。 这种包容的态度，成就了楚文化精神底蕴的第一个特色。正如现代著名文学史家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所指出：“荆楚之地，僻处南方，故老子之书，其说杳冥而深远。及庄、列之徒承之，其旨远，其义隐，其为文也，纵而后反，寓实于虚，肆以荒唐谲怪之词，渊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测矣。屈子之文，音哀思，矢耿介，慕灵修，芳草美人，托词喻物，志行芳洁，符于二《南》之比兴。 而叙事记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复与庄、列相同。”《庄》、《骚》之间这种“用心恢奇，逞辞荒诞”、“宏逸变幻”的特征，既是楚国江汉川泽自然环境的折射，又是“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国语?楚语下》）的文化包容意识的体现。 荆楚哲学的第二个特色是重义理，善思辨。无论是先秦时的老庄学派，还是两汉荆州新学、南北朝至隋唐的湖北佛学以及近代江汉新学，其学术特征均重哲理与思辨，具有较为突出的思辨性。 在南北文化分野中，产生于江汉潇湘间、以泽国为主要地理特征的道家学说，表现出了崇尚虚无，活泼进取，“大抵遗弃尘世，渺视宇宙，以自然为主，以谦逊为宗”的特征。他们学“究天人之际”，深探“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的宇宙精神，体现了人与天、地、道同大的自觉意识，又具有齐同物我、平视神人的博大眼光。 因而有的学者将先秦道家视为中国轴心时代“哲学的突破”的代表，而它所展示的正是楚文化精神的思辨特色。作为楚文化精髓的道家哲学，它的思辨性还表现在对“有”与“无”这对哲学范畴的理解上。道家对短暂的“物”与永恒的“道”的分别，不仅为同时代的其他诸家所不及，而且可以与古希腊的哲学理论一比高低，它比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的区分，具有更高的抽象性与思辨性。
安徽省饮食文化的分布特征与成因 目录 摘要 (1) 英文摘要 (2) 1绪论 (3) 1.1研究背景及意义 (3)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3) 2安徽省饮食文化形成的地理因素分析 (4) 2.1自然地理因素 (4) 2.1.1自然资源 (4) 2.1.2气候环境 (4) 2.2人文地理因素 (4) 2.2.1经济发展水平 (5) 2.2.2历史文化因素 (5) 2.2.3政治因素 (5) 3安徽省饮食文化分布特征 (6) 3.1淮北平原 (6) 3.2江淮地区 (7) 3.3大别山区 (7) 3.4皖江地区 (8) 3.5皖南山区 (8) 4安徽省饮食文化的开发 (9) 4.1继承传统，推陈出新 (9) 4.2突出特色，打造品牌 (11) 4.3跨界融合，共同发展 (11) 4.4宣传策划，推广营销 (11) 5结论 (12) 参考文献 (13) 致谢 (14)
摘要 饮食文化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它的的形成与分布有很多的因素，地理因素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饮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由他们所处地理生态环境决定的，人类饮食文化差别就是适应这种地理环境的产物。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安徽菜以其独有的风格和特色独树一帜，尤其是徽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近年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安徽菜不断创新，赢得了市场，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因此，本文通过对安徽省饮食文化的研究与分析，我们可以透视其生活方式中所蕴含的文化底蕴。通过相关文献和专家学者的研究，以安徽省这一区域内的饮食文化为研究对象，从地理学的角度，探讨安徽省饮食文化的形成和分布特点，为安徽省饮食文化的继承创新、饮食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安徽省餐饮业的发展等问题提出解决对策，赋予安徽省饮食文化新的市场生命力。 关键词：安徽；饮食文化；徽菜；分布特征；成因
徽州文化的发展与“瓶颈” 徽州文化是古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其内容广博、深邃，有整体系列性等特点，深切透露了东方社会与文化之谜，全息包容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被誉为是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标本。 作为古老中华文化长河中的一条重要支流，徽州文化能够延续至今，且依然让无数人为之吸引，的确有着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现代的徽州人已经充分意识到，徽文化中有着许多引以为豪的优秀品质。人们在徽文化的发扬光大中已获得了甜头，并从文化旅游开发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从中积聚了继承发展这种文化体系的信心。比如，其最直接最现实的意义可以在黄山市的发展中窥见一斑。黄山市以旅游立市，以“打好黄山牌，做好徽文章”作为其发展战略。区区一个地级市，有两处世界遗产，世所罕见，这不能不说是徽州文化的功绩。 世世代代的徽州人在这片不算肥沃的土地上辛勤耕耘、挥洒汗水，用自己的血汗和智慧，创造了通转楼、马头墙、天井、美人靠和谦让墙，创造了徽菜、徽戏、徽雕、徽墨、歙砚等文化符号，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州刻书、徽州漆器、徽州造纸等文化技艺，孕育出新安理学、徽州朴学、宗族意识、庙会文化，其丰富性、多样性，和其独特的书香韵味、山野情调，是其它文化流派无法比拟的。 如今，在古徽州的土地上，仍有随处可见的民风淳厚的古村落，可以看到徽派风格的马头墙，到处仍是清一色的方言土语，充满了与现代都市迥然不同的人文韵味，在婺源、绩溪的乡间山村，那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小桥流水的静谧，依然是这片天地的主色调。 但是，在徽文化的开发和发展中，我们正面临着不可回避的“瓶颈”问题。一方面，现在的徽州人一味守旧，只懂得把老徽州的传统文化拿出来反复折腾。这种“啃老本”的发展模式，也许现在还能赚到荷包满满，但是这样的徽州文化，失去发展的活泉，只会日渐枯竭、腐朽，成为一滩死水。另一方面，现代徽州人往往只看见眼前的利益，本着盈利最大化模式进行徽文化旅游开发。过度的旅游开发对徽州文化生态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如有些地方把古宅、古祠、古牌坊等拆迁集中为旅游景点，损害了其最宝贵的历史价值；有的村落拆墙开门、大量开店设铺、兴办旅馆饭馆，破坏了古宅的建筑风貌和古村落的宁静氛围；低水平模仿性开发，普泛化的徽州文化旅游开发严重地伤害了徽州文化的真正内涵。 徽州文化要开发、要发展，但这种开发、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可持续的。就如一位徽学研究学者所说，徽州文化的发展必须基于这样三个前提：一是保持文化的传统性。如果徽文
吴越文化 吴、越二国史实见诸文献，始自春秋。《春秋》、《左传》、《国语》等史书都有载。吴王阖闾都于姑苏，越王勾践都于会稽，这是史书上都注明了的。然而在这以前，吴、越的文化中心又在何方。关于吴都的地望，文献上记载是周太伯奔吴，初居梅里，后居姑苏，此两地皆在苏州、无锡之间，属太湖地域。但苏州、无锡一带的商周时期文化遗存没有非常明显的商周文化因素，而宁镇地区长江北岸沿江地带以及安徽的部分地区却发现大量的西周时期的周文化因素与当地土著文化结合而形成的吴文化遗存。这说明吴文化的早期活动中心是在宁镇及安徽一带。 目录 吴越文化的分布 吴越文化的互相渗透 吴越文化的历史轨迹 深刻内涵与精神特质 重要时期 文化影响 吴越文化的典型代表 吴越文化名人 吴越文化的分布 吴越文化的互相渗透 吴越文化的历史轨迹 深刻内涵与精神特质 重要时期 文化影响 吴越文化的典型代表 吴越文化名人 ?浙江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吴越大讲坛 展开
河姆渡文化遗址 吴越文化的分布 历史 吴、越二国史实见诸文献，始自春秋。《春秋》、《左传》、《国语》等史书都有载。吴王阖闾都于姑苏，越王勾践都于会稽，这是史书上都注明了的。然而在这以前，吴、越的文化中心又在何方。关于吴都的地望，文献上记载是周太伯奔吴，初居梅里，后居姑苏，此两地皆在苏州、无锡之间，属太湖地域。但我们发现苏州、无锡一带的商周时期文化遗存没有非常明显的商周文化因素，而宁镇地区长江北岸沿江地带以及安徽的部分地区却发现大量的西周时期的周文化因素与当地土著文化结合而形成的吴文化遗存。如南京的锁金村、安徽的屯溪等地。这说明吴文化的早期活动中心不在太湖流域的苏、无，而是在宁镇及安徽一带。 吴越文化 分布 从苏南的武进、无锡、常熟、苏州、吴县、宜兴到浙北的嘉兴、湖州、德清、临安，余杭，再到钱塘江南岸的萧山、诸暨、慈溪、绍兴、上虞、余姚等地的山脊上，密布着许多石屋建筑，时代从西周至战国时期。考古
今日徽州的概念不同于今日黄山市的概念，黄山市是以行政手段切割了文化徽州的一个行政区域；而徽州（包括歙县、休宁、婺源、绩溪、黟县、祁门）是文化血脉长期联系在一起，任何人力也分割不开的一个文化区域。 地灵出人杰，徽州灵秀的山山水水，使徽州人才辈出。徽州的黄山、白岳、新安江等奇山异水孕育了不少领一代风骚的卓异人才。有明一代，徽州进士有444名，载入《明史》本传的进士出身的官员有四十多人。休宁一县，从宋嘉定十年（1217年）到清光绪六年（1880年）考中状元的即有19名，居全国之首。徽州历代学者、科学家、医生、文学家、书画家、篆刻家、工艺家等数以万计，著名的数以千计，特别杰出的数以百计。徽州在不同领域，领一代风骚的几位巨人：朱熹、汪机、程大位、胡雪岩、戴震、胡适、陶行知和黄宾虹。 徽州文化需要宏观地了解其全貌，只有这样，才不致于把局部当作整体，以致专作细枝末节之繁琐考证。但更需微观地探索其各个方面的内涵与底蕴，使对全貌的了解不是蜻蜓点水，不是浮光掠影，而是深悉其本与末、源与流、肉与灵、形与神。首先得了解徽州文化的由来与发展，徽州文化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徽州文化阶段和前徽州文化的山越文化阶段、与新安文化阶段；也可再从山越文化阶段分出一个古越文化阶段，成为四个阶段。徽州文化的发展四阶段，相当典型地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可以说，徽州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典型文化。正是在这里，出现了儒、释、道会通交融，理学与心学会通交融，汉学与宋学会通交融，绘画的南宗与北宗汇通交融等等；更有中西学术与科技等的会通交融；从而使徽州文化因不断出现新质而有新的发展，对促使与推动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徽州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大领域的各个层面。从社会层面、经济层面、科教文层面、学术层面，到文学艺术层面，真的是浩浩瀚瀚、洋洋大观。人文精神是一种使人藉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徽州文化所培育的具高质量的人，就是这样的人。根据徽州的地域特点与徽州文化的独特个性，这种精神还可以分为形象化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三种精神，这就是：徽州骆驼精神、新安江水精神、黄山云雾精神。不张扬，不卖弄，沉沉默默而实实在在地以大量的看不见的水分，隐隐地滋润生灵，滋润万物，使生灵万物得以生存、成长与繁荣，正是黄山云雾精神的特点；广泛吸纳万山丛中徐徐流出的涓涓细流和山村野寨旁边缓缓流淌的悠悠河水，形成泱泱大江，汇成汪洋大海，此之谓新安江水精神；像骆驼一样，甘于寂寞，不畏荒凉，耐得饥渴，无惧风沙，能在茫茫沙漠中，坚毅沉稳，一步一个脚印地负重远行，昂首前进是徽州骆驼精神。这种精神主要表现于做人。徽州人，不管是杰出人物还是平凡百姓，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种精神。 “徽学”曾经是“新安理学”与“徽州学术”的代称，也曾经是“徽州府学”的缩写。而真正意义上的“徽学”，则应该指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出现的新学科。徽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从南宋到清末的徽州一府六县（包括歙县、休宁、婺源、绩溪、黟县、祁门）的历史文化，但时间可上伸到徽州有史以来，下延到民国；空间应扩大到曾隶属于徽州的各县以至扩大到徽州人及徽州文化所曾产生重大影响的地方。
吴文化的特色和意义 吴文化泛指吴地古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所有成果，泛称吴地文化、江南文化、吴越文化、苏州文化等。其以先吴和吴国文化为基础，经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生长，及隋、唐、宋、元历代发育，至明代形成高峰。清代以降，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吴文化开始从传统文化定式向现代文化方向转型。 不同的区域文化，其间都蕴藏着一些生生不息的精神理念。要充分了解并发挥区域特色文化的作用，首先就必须探本求源，深刻揭示其本质内涵，全面把握其发展演进脉络。 从吴文化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来看，吴地中心位于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这里山明水秀、水网密布、河道纵横，气候温润，降水充沛，加之庞大的太湖水、长江水、运河水等水体，构成了吴人及其文化赖以生存的水乡泽国，成为吴地显著的地域特色。水成了吴地居民不可缺少的物质与精神元素。 自然环境在文化的生成过程中，对文化特征的培育与影响是真实的。吴文化以水为标识，是水的文化，其最直观的表象特征与水直接相关。一是秀美的水乡特色。谈起吴地，湖山、古镇、
小桥、流水、园林、曲径、荷池等精致小巧、优美典雅的自然文化景观就会自然浮现眼前。吴人的生活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水，是吴地居民不可缺少的物质与精神因素，对吴人的生产、生活以至性格特征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影响。吴文化就其主导性、基础性特征来说，是具有水的清新气息。吴人衣食住行中的蚕桑丝绸、稻米鱼虾、城和村、桥和船等，莫不与水相关。吴文化尽显江南水乡和谐秀美的特性。二是婉约的吴语文化。吴语是一种特色鲜明的方言。吴侬软语清秀斯文、谦逊温和。吴语文化突显其了细腻、灵动的特点。吴地居民用吴语交流，用吴语抒发感情，从事创作，产生了极富人文特色和情韵的吴语文化艺术。如：纯朴清新、温柔敦厚的吴歌、吴乐，委婉清丽、悠扬动听的锡剧、昆曲、评弹等，倍受人们喜爱并代代相传。三是温良的民风习性。天然的湖光山色，和谐的水乡环境，加之吴人长期偏安一隅，得以修养生息、修身养性。文化的生态化取向培养起了吴人温良、平和、安祥的性格。外柔内刚是吴地民风习性的典型性征。吴地民俗，清丽委婉。无锡泥人“大阿福”和“老寿星”，笑容可掬、和谐可亲，即是写照。 但凡文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肯定呈现着一些不同的特点，但作为一个长期葆有文化稳定性的形态，其内核一定存有一以贯之的文化精神。吴文化的本质特征可以概括成这样几点：一是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