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古代文明 October,2011 第5卷第4期 The 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Vol.5 No.4
[帝制中国]
明代山东地区枣强裔移民考
张金奎
提要：
在山东东部地区，有很多人自称其祖先是来自河北枣强县的移民，且迁徙时间集中于洪武、永乐年间。金、元之际，确有大批河北冀州一带的百姓因为躲避水患和战乱东迁到山东，但明朝初年，冀州一带是移民重点迁入地区，山东人向河北迁徙才是主流。
明朝中后期，因为生存环境的恶化，冀州一带百姓大量东迁。为避免被政府强制遣返，他们不约而同地宣称是明初移民的后裔。这一权宜之计，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冀州一带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通过口耳相传，逐渐固化为枣强人，并随着清朝中叶出现的编撰谱牒之风，进入家史，凝固为共同的历史记忆。
关键词：枣强移民山东
Abstract:
In the east part of Shandong Province,many people claim that their ancestors were immigrants who from Zaoqiang County, and the migration time concentrates in Hongwu, Yongle period.During the Jin and Yuan Dynasty, because of flood and war,there was indeed a large number of common people lived in jizhou area moved eastward to Shandong province.But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Jizhou was the immigration key moved into the area.The mainstream was that the native of Shandong Province moved to Hebei area.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because of the deterioration of living environment,a lot of people around Jizhou Eastward.In order to avoid forced repatriation by the government,they all claimed to be descendants of immigrant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This expedient, and as time goes along Jizhou economic and social situation's change,through word of
mouth,gradually solidified as Zaoqiang people,and entered the family history in the context of Compilation genealogy atmosphere appeared in the mid-Qing Dynasty,and then coagulated for the common historical memory.
Key words: Zaoqiang County immigrants Shandong Province
明初，为解决因长期战乱等原因造成的人口地区性失衡，政府曾有组织的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人
口迁移。这其中，山东地区因为移民来源广泛、流向复杂等因素，堪称明初移民的典型标本，也因此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本文拟就其中的枣强裔移民问题做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在今天的山东济南、淄博、潍坊等地，也就是明代济南府、青州府辖区及邻近地区，有大批据说是来自河北枣强地区的移民后裔，“要问老家在哪边，直隶省的枣强县”的歌谣至今传唱。据刘德增的调查，在今天的章丘市，枣强移民村落占总数的36.52%，寿光市的枣强移民村落占村落总数的16.08%，博兴县枣强移民村落占61.54%，惠民县更是占到了84.21%，其他地区也有大量分布。其中前三个县市的移民村落大多宣称建置于洪武、永乐年间，且以洪武二年居多。惠民县则以宣德年间为主，其次是永乐朝。①
刘德增的调查主要依据地名志资料。地名志和谱牒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笔者接触到的谱牒资料中，也有类似的反映。
如《淄川张氏宗谱·世系图》中称其始祖张子中“原籍枣强县人，其所自出无考。旧谱广文公曰：斆闻明初被花子军之变，山东民死者十之七。当路者言之朝，乃迁冀州枣强之民实之，故始祖自枣强徙于淄川，占城西关北地数十亩为业，今祖茔是也。居城中南巷，遂人在四图籍中，后易在三图，盖万历初年也。”②
淄川孙氏十一世孙守珍于咸丰十一年撰写的修谱序言中称：“吾孙氏，自明初洪武二年虎、豹二祖由枣强迁居淄邑，已越十三世于兹矣。自洪武二年至嘉靖二十年后一百八十余年，我虎祖尚在，豹祖未殁，乃以二祖为迁居之始。”③长山左氏的祖墓墓碑上亦称始祖左星午“大明洪武四年自直隶枣强迁于山东长山焦家桥”。④
称祖先始迁于永乐时期的也不少，如邹平释氏称，“吾族始祖兄弟二人自大明永乐由直隶枣强迁居于此，地属邹平之东南隅二十里小清之阳，村名释家套焉。”⑤张氏也说，“吾家先世系直隶枣强籍，有明永乐二年始祖讳顺迁邹，居东郭。”⑥
在清末民初编撰的大量乡土志中也有类似记载。如《长山县乡土志·氏族》收录的9个大姓中，有王氏、李氏等7姓来自枣强，其中5姓迁于洪武二年，两姓迁于洪武四年，一姓迁于永乐四年。另一个大户刘姓，也是于洪武二年从距离枣强并不遥远的直隶宁津迁徙而来，只有徐氏来自江苏昆山，但时间也是频繁出现的洪武二年。⑦乡土志的信息很多采自民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清末民初的社会调查报告。
与洪洞大槐树移民、小云南移民相比，枣强移民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研究成果也不是很多，且基本以明初山东确实存在枣强移民为出发点。如曹树基在《洪武时期山东东三府地区的人口迁移》一文中指出，途经枣强是山西移民进入山东最便捷的通道，山西移民的巨大推动力对枣强地区的人口外
①刘德增：《大迁徙——寻找“大槐树”与“小云南”移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103页。
②张务振、张务瀚编：《淄川张氏宗谱》卷首，光绪九年刻本。引文中之“斆”，指万历四十一年族谱创修者张斆。
③孙守珍：《山东淄川孙氏族谱》，1997年编印。
④左宗干：《左氏族谱》，民国二十四年手抄续修，2010年复制本。长山县原属济南府，1956年并入邹平。
⑤释存业：（邹平）《释氏族谱·原序》，民国二十一年奉先堂续印本。
⑥张务耕：《张氏族谱》卷1，《张氏重修族谱记》，光绪二十六年七修本。
⑦清末抄本，“国家图书馆藏乡土志抄稿本选编”丛书影印本，线装书局，2002年。
移有重要影响。①在随后的研究中，曹先生又判定，“所谓枣强人可能是真定人的代名词，犹如洪洞县之对于山西人。”②李靖莉《黄河三角洲明初移民考述》一文，在肯定所谓枣强移民主要是山西移民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由枣强转迁黄河三角洲的移民可分为自愿转迁和政府分发两种。另外，小股移民自发迁入也是黄河三角洲存在大批枣强移民的重要原因。③
但与大槐树移民、小云南移民到20世纪才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枣强移民在明代已经被人提及。如李开先即曾指出，“章人由枣强徙居者，十常八九。”④《章丘县乡土志》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在清末该县的7个大姓中，有5个宣称来自枣强，另一姓是从省内他处迁来的孟子后裔，只有一姓是土著。⑤5个大姓中，焦氏、胡氏、高氏称徙自“明初”，谢氏明确声称来自洪武二年，只有张氏称迁徙于金章宗四年。
那么，如此众多的枣强移民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是否真的主要迁徙于洪武、永乐年间呢？
二
与大量移民后裔宣称来自枣强不同，翻阅《明实录》，我们发现，在官方记载中，移民的流向恰恰与之相反。如《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七年六月，“山东安丘县民邢义等言：本邑人稠地隘，无以自给，愿于冀州枣强占籍为民。从之。仍命户部徙青州诸郡民之无业者居冀州，凡徙八百余户。”⑥在建文年间的靖难之役中，真定府和济南府是重灾区，靖难军和政府军曾在这里反复拉锯，给当地造成重大损失。永乐元年十二月，北京行部尚书郭资等曾奏报：“真定枣强县民初复业，加以蝗旱，流殍者众。今天寒，乞遣人核实，以施赈济。”朱棣认为当地“民困如此，济之如当救焚拯溺，少缓即无及”，于是下令马上遣官赈济，并“命监察御史一员监督”。⑦朱棣的迅速反应，间接证明当地确实破损严重，亟需休养生息。
前引《明太宗实录》的资料使用的是“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的校勘本。在江苏国学图书馆的传抄本《明太宗实录》中，这条资料见于该书第64卷，文字也略有不同。原文如下：“永乐七年六月庚午，山东安丘县民邢义等言：本邑人稠地隘，无以自给，愿于冀州枣强占籍为民。从之。曾命户部从（從）青州诸郡民之无业者居冀州，凡从（從）八百余户。”⑧
这里的“从（從）”字难于理解，且与“徙”字形近，应为“徙”字之误。不过“曾”字显然不是“仍”字的误抄。按照国学图书馆本实录，朱棣此前应该已经下令迁徙山东青州等地无地民众前往填实冀州（枣强属冀州管辖）等地。换句话说，徙民填实冀州的行动应该开始于永乐初年。虽然从语义上看，史语所校勘本更为顺畅，国学图书馆传抄本中的“曾”字有些突兀，但嘉靖《真定府志》中的记载，恰恰为这一“突兀”提供了佐证：“真定自永乐初地旷人稀，徙齐、晋人户以实之。”⑨
①曹树基：《洪武时期山东东三府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另见氏著《中国移民史》第5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2—202页。
②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第235页。
③李靖莉：《黄河三角洲明初移民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④李开先：《奉议大夫南京户部郎中贞庵刘君墓志铭》，《闲居集》卷7，见《李开先全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601页，。
⑤杨学渊：《章丘县乡土志》卷下《氏族》，光绪三十三年石印本。
⑥《明太宗实录》卷93，永乐七年六月庚午，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勘影印本。
⑦《明太宗实录》卷26，永乐元年十二月乙酉。
⑧《明太宗实录》卷64，第九页b面，江苏国学图书馆传抄本。
⑨嘉靖《真定府志》卷12《籍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嘉靖刻本，第167页。
不过从众多个案来看，移民的来源远比这复杂。试举几例：
①断事赵庠，“其先本山西泽州名族也，国初徙诸富民以为冀实，故令占籍为冀。”①
②通判陶万象，“先世籍东平，自高祖某徙家棘津。”②
③枣强监生郑养大，“郑自始祖讳友成公由齐迁赵……居枣强城南之洪流固村，去始祖盖六世矣。”③
④清人张于陛，“其先遵化人，明初徙居枣强。”④
⑤清人刘璠，“刘氏之先居密云，自始祖忠迁于枣强之臣赞乡。”⑤
棘津系枣强古称，万历《枣强县志》卷一《沿革》即称枣强在殷商时属“棘津地”。⑥例①、例②、例③显示的是山西、山东人迁居枣强；例④、例⑤的先人则来自北京附近地区。可见，枣强及附近地区的移民来自四面八方。只是这些移民是否都迁自永乐时期，尚难判断。特别是后两个例子，不排除是洪武时期南迁北京附近的元朝遗民的可能。
明初，曾大量迁徙山西人户填实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山西移民大多是有组织地前往，在移入地所占比例和影响自然也要大一些。山东因为自身人口不足，西迁真定一带的数量应该比较有限。民国时期编纂的《冀县乡土志》中记载：“明代以前，冀境凋残，土民稀少。成祖定鼎燕京，始迁山西之民以实之。”⑦这里只提及山西移民，从侧面证明当时山西移民的数量应该占据了绝对优势，以至于山东等地的遗民被淹没其中，甚至没能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痕迹。
前面枚举的5个例子，只有例①确定属于政府行为，后4个例子是否是被政府强制迁徙，尚不清楚。不过，从官方记载来看，在有组织迁徙之外，确实存在山东百姓自发前往枣强一带生活的现象。如《明宣宗实录》记载，宣德三年（1428年）七月，“青州府民刘中等奏：永乐中因岁歉流徙至北京枣强县，凡二百余户，居二十年，已成家业。今有司追还山东。乞就附籍枣强。上谓尚书夏原吉曰：彼此皆吾土，但得民安即已。”⑧
在明代，“北京”常被用来代指北直隶。如李攀龙在《明开封府同知进阶朝列大夫王公墓志铭》中写到“公讳绍，字孟宣，其先枣强人”。宋祖骏、宋祖骅在在“枣强”二字下面加的注释即为“北京真定府冀州枣强县”。⑨
从族谱资料中，我们也能发现山东人向河北地区迁移的例证。如《冯氏族谱》载，“永乐二年，我始祖世昌公自山东之中都北迁于丰润县之西南溪歌庄，遂家焉。”⑩这一记载出自冯氏五世孙冯钊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初编族谱时撰写的族谱序言。当时据明朝建立不过100余年，据永乐二年（1404年）更只有80多年，冯钊的记忆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又如文安纪氏，原本生活在山东德平，
①沈良：《断事正赵庠墓志》，乾隆《冀州志》卷20《艺文下》，乾隆十二年刻本。
②万历《枣强县志》卷3，《刑部主事王鹤龄撰通判陶公墓志铭》，“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孤本方志选”影印康熙增修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0年，第523页。
③万历《枣强县志》卷3，《左都御史高邑赵南星撰太学生郑公暨配张硕人合葬墓志铭》，第525页。
④万历《枣强县志》卷3，《御史德州年弟卢世漼撰东昌府同知九齿张公暨配宜人桂氏合葬墓志铭》，第543页。
⑤万历《枣强县志》卷3，《礼部尚书真定梁清标撰参戎刘公墓志铭》，第556页。
⑥万历《枣强县志》，卷1，第213页。
⑦《冀县新乡土志教科书》第26课《明清兵患》，冀县赞化石印局民国十二年出版，“国家图书馆藏乡土志抄稿本选编”丛书影印本，第205页。
⑧《明宣宗实录》卷45，宣德三年七月乙亥。这一记载后来被徐学聚收入《国朝典汇》卷89《户部三·户口》，只是户数变成了“凡三百余户”，见该书第1216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不过这一区别并不影响山东百姓存在自发移民枣强的判断。
⑨宋祖骏、宋祖骅：《补注李沧溟先生文选》卷3，《明开封府同知进阶朝列大夫王公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宋光廷刻本，齐鲁书社，1997年，第695页。
⑩冯当宗等：《冯氏族谱·族谱原序》，民国六年五修本。
后始祖纪寿“徙直隶盐山县，再徙保定府。永乐十年卜居文安县宁受屯”。①纪寿之子纪亨生于洪武九年八月二十八，卒于景泰七年九月初一。二世祖有如此准确的生卒年月记录说明该谱创修很早，其记载也是可信的。
从以上官、私史料来看，洪、永间的人口迁移，山东人向河北一带迁徙应该是主流。
在官方编纂的史籍中，关于枣强人于明初移民山东的记载，笔者只见到一条，见康熙《阳信县志》卷3：“洪武十三年，红军为祟，十村九墟，迁直隶、东三府民以实阳信。”②这一记载后被收入《古今图书集成·广舆汇编·职方典》卷207《济南府部》下（原文之“迁直隶、东三府民以实阳信”被改为“迁直隶及青州、登州、莱州三府民以实其邑”），③并被曹树基、李靖莉等引用。但康熙《阳信县志》成书时，距明初已经300余年，现存史籍中也没有找到洪武十三年前后阳信或济南地区曾发生白莲教众余部起义的记载，所以它只能作为孤证存疑。
枣强在元代隶属冀州，冀州又隶属于真定路。洪武元年，明朝北伐军占领大都后迅速南下，占领真定，并将其作为进攻山西扩廓帖木儿元军的前沿阵地。大批明军云集到这里。从道理上讲，为躲避大战，当地百姓外逃到邻近的山东或河南地区居住，是完全可能的。另外，为保证西进明军的后勤补给，明朝政府曾于洪武二年正月把真定府划归已经基本稳定统治的山东行省管辖，④直到几个月后真定战事基本平息时才“复其旧”。⑤虽然时间短暂，但不排除山东行省方面出于保护人口的需要，主动迁移战区百姓到济南地区居住的可能。大量谱牒资料称其始祖迁自洪武二年，似乎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目前笔者见到真定人户被外迁的证据只有一条，即《明太祖实录》卷110：“洪武九年十一月戊子，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业者于凤阳屯田，遣人赍冬衣给之。”⑥凤阳和山东在明初同属人口迁入区，且山东较之凤阳要近得多，气候、风土类似，真定无业人口被迁到山东屯田，应该是可能的。只是尚无直接证据可以证明。
不过在官方典籍中，移民真定的记载要多得多。如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⑦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三月，“诏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刘谦、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陈春、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朱荣往彰德、卫辉、大名、广平、顺德、真定、东昌、衮州等府劝督迁民屯田。”⑧永乐元年（1403年）六月，户部致仕尚书王钝议准：“种田囚人若照籍贯分定地方，则有多寡不同，难於编甲。今宜不分籍贯于保定、真定、顺天等府所属州县挨程安置，先近后远，庶几聚落易成。”⑨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县民申外山等获准“分丁于北京广平、清河、真定、冀州、南宫等县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等等。⑩真定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元末红巾军北伐，扩廓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李思齐等人的内战都曾给真定地区带来深重灾难。真定下属之枣强，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在册人口只有1352户，7731口。此后又遭靖难之役打击，到永乐十年（1412年），在册人口不过增加到1953户，9847口。11按照
①纪昌期：《纪氏家谱》，道光十五年刊本。
②康熙《阳信县志》卷3《灾祥》，康熙二十一年刻本。
③见中华书局影印本，原编第79册之29页。
④《明太祖实录》卷38，洪武二年正月癸亥。
⑤《明太祖实录》卷40，洪武二年三月癸丑。
⑥《明太祖实录》卷110，洪武九年十一月戊子。
⑦《明太祖实录》卷193，洪武二十一年八月癸丑。
⑧《明太祖实录》卷237，洪武二十八年三月己酉。
⑨《明太宗实录》卷21，永乐元年六月庚戌。
⑩《明太宗实录》卷188，永乐十五年五月辛丑。
11万历《枣强县志》卷1《户口》，第289—290页。
《元史·地理志》的记载，枣强在元代属于中等县。至元三年（1337年），元朝政府规定：“六千户之上者为上县，二千户之上者为中县，不及二千户者为下县。”①枣强的户数应该在二千到六千之间。与之相比，洪武二十四年的户口数，可以用锐减来形容。尽管这些减少的人口不会完全殒命于战乱，不排除在转徙他乡的过程中一部分迁移到山东地区，但数量应该不会太大，在明初大量向当地移民的背景下，原住民外迁的现象应该更少。那么，大量存在的所谓枣强裔移民又是从何而来呢？
三
李开先是明中叶著名文学家，“人言死者但得李文，免堕地狱。”②在其为人撰写的墓志铭等文章中，有大量枣强移民的个例，为我们探寻枣强移民的真相提供了方便。为行文方便，先将有关事例罗列如下：
①王氏，“上世枣强人也，元末花军称乱，六祖讳禄者，避兵走济阳，遂占籍三乡。”③
②王言，“上世冀州人，胜国时移居章丘，占籍在城北，地名回军。五传而至君。”④
③国子监生高能，“上世冀之枣强人，金季以河沴，避地而家章丘。”⑤
④世伯张悔庵，“原冀州枣强人，金季以河沴，移家济南东北，地名老僧口。祖有讳保……遗冢尚存于彼。元有西台御史碑，久剥落名字，无所与考。”⑥
⑤马广，“彼先枣强人。元末毛贵、田丰之乱，章城残破，断绝人烟，乃迁补关厢图籍。”⑦
⑥王国珍，“先世枣强人，因兵火移家于章。”⑧
⑦同窗好友李松石，“高祖李三由冀州徙（章丘）。”⑨
⑧新街王家，“祖有名英者，由冀州徙章。”⑩
⑨袁西野，“祖原冀州人，移寓章丘。”11
⑩“刘氏自其祖义，与众同徙家于城北张林镇。”12
?袁氏，“先是冀州人，乃袁白燕之后，国初徙居于章，遂为章丘人。”13
?王氏，“原冀州枣强县人，始祖名德，以洪武初年改迁齐东，占籍坊廓三图。”14
以上是李开先《闲居集》中有关枣强人徙居章丘的几个典型个案。在其他山东籍士大夫的文集中，如李攀龙《沧溟集》、殷士儋《金舆山房稿》等，也保留了很多枣强人徙居济南等地的个案。前面罗列的前5个例子明确说先世迁徙于金元时期，其中例③、例④都提到了金代的河患。无独有偶，在《章丘县乡土志·氏族》中记载的张氏也提到了河患：“张氏，先世临洮人也。大宋乾德二年避乱徙枣强。
①宋濂：《元史》卷91，《百官志七》，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318页。
②李开先：《煤客刘祥墓志铭》，《闲居集》卷7，第594页。
③李开先：《中顺大夫彰德府知府王公合葬墓志铭》，《闲居集》卷7，第547页。
④李开先：《端岩王君合葬墓志铭》，《闲居集》卷8，第627页。
⑤李开先：《太学生东楼高君墓志铭》，《闲居集》卷7，第561页。
⑥李开先：《张氏迁茔记》，《闲居集》卷11，第843页。
⑦李开先：《南冶马义士合葬墓志铭》，《闲居集》卷8，第665页。
⑧李开先：《唐县知县冶山王君墓志铭》，《闲居集》卷8，第612—613页。
⑨李开先：《庠生李松石合葬墓志铭》，《闲居集》卷7，第558页。
⑩李开先：《处士王治祥墓志铭》，《闲居集》卷7，第563页。
11李开先：《豫作乡宾西野袁翁墓志铭》，《闲居集》卷7，第590页。
12李开先：《奉议大夫南京户部郎中贞庵刘君墓志铭》，《闲居集》卷7，第601页。
13李开先：《奉议大夫衡府右长史乐盘袁公墓志铭》，《闲居集》卷8，第618页。
14李开先：《郑府右长史致仕进阶朝议大夫三溪王君合葬墓志铭》，《闲居集》卷8，第654页。
至金章宗四年，漳河水决，百里无椽，复徙章丘。明正德间居邑之张公巷。”①
金章宗共有明昌、承安、泰和3个年号，且都使用了不止4年，《章丘乡土志》中所说的“金章宗四年”，不知道具体指哪一年。不过枣强地区发生水患却是完全可能的。真定地处黄河下游的华北大平原上，流经此地的河流除了滹沱河是发源于黄土高原东缘的浑源州外，其他或发源于山泉，“或出地脉”，加之含沙量很大，水流又很平缓，一旦遇到大雨，很容易泛滥成灾，乃至引起河流改道。对此，古人有深刻的认识。嘉靖《真定府志》的作者即称真定所属“各州县旷然平陆，无丈尺之渠以潴泻。其间稍□不雨则赤地龟折，尽为沙霾……一遇淫淋则水地上行决溢，有败为鱼鳖食，其患不可胜计。故通渠成水门，因其势而导之，不惟储水备旱以资民利，而污潦有泄亦可无溢决之患矣。”②流经枣强的河流主要有两条：索卢河和黄泸河。索卢河是卫河的支流，民国时期已经彻底干涸，故又名枯水，“其水无源，数年一至。遇泛滥则波涛汹涌，从流而下。旱辄涸，民播种其中，收获倍利”。③不过在明代，索卢河还是一条水量充沛的河流，枣强八景中，有两个——“浆台眺碧”和“卢水秋涛”——是以索卢河涨水泛滥为背景。黄泸河同样已经干涸，以至于人们已经找不到它的踪迹。有人认为是漳河故道，有人干脆将其和索卢河混为一谈。枣强境内尚有黄河故道、清河故道、张甲寅渎、枯漳河等，这几条河流在万历《枣强县志》中都没有出现，估计要么是当时尚未流经枣强，要么早已干涸。
前面提到，枣强乃至真定地区的河流必须依靠水利工程才能化害为利。但金元之际的北方长期处于战乱状态，金大安三年（1211年），成吉思汗就对金朝发起了进攻，1213年兵锋就已降临真定。此后，真定成为蒙、金政权以及众多割据势力重点争夺的地区，根本无暇开展水利建设。即便是在和平时期，因为水利、水文知识的限制，也不一定能完全控制住水患。如金天会四年（1124年），黄河北岸决口，枣强县城一度被彻底淹没，“城陴楼堞圯没于河”。④据此，笔者认为在金元之际确有一批枣强民众因为躲避水患而外迁。枣强地区处于交通要道，向西经井陉可入山西，向东则可直达山东。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农耕条件不佳，显然不会成为外迁百姓的首选。向南迁，面对黄河，依旧摆脱不了水患。向北，情形与南迁类似。相比之下，唯有向东迁徙稍好一些。
例①、例②、例⑤和例⑥都是因为躲避战乱而东迁。其中前3个例子明确指出是迁于元末。按照默书民的研究，冀州地区虽然在蒙金战争中遭到摧残，但在蒙古统治稳定后，由于当地汉族世侯的着力恢复，当地人口较之其他地区损失相对较小。至元七年（1341年），冀州的户数应在三万户上下，大体保持了金代人口峰值的二分之一以上。⑤也就是说，枣强乃至冀州一带有相对充裕的人口可供迁移。
据万历《枣强县志》记载，当地名人郑甫曾因“金季丧乱，乃辇其父母避地河南”，“后闻河朔稍定”，才“挈家北还”。⑥前面提到，南迁并不是首选。既然有人在金朝末年暂时南迁河南，东迁的人应该更多一些。
元末，冀州一带再遭兵火，例①、例⑤都提到了红巾军起义。其实，龙凤政权的北伐只有东路的毛贵曾经过冀州一带，而且毛贵部主要活动在山东地区，真正进入河北一带向大都挺进时已经是强弩之末，加之冀州并不是主攻方向，应该说对这里的摧残不会太大。真正对冀州一带造成毁灭性打击的
①《章丘县乡土志》卷下《氏族》，光绪三十三年石印本。
②嘉靖《真定府志》卷13《河渠》，第174页。
③《枣强县志料》卷2《河流》，民国二十年铅印本。
④万历《枣强县志》卷1《城池》，第241页。
⑤默书民：《金元时期冀州社会管窥》，见《冀州历史文化论丛》，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82—300页。
⑥万历《枣强县志》卷4《名贤·郑甫传》，第579页。
是扩廓帖木儿等人长时期的内讧。不过不管怎么说，当地百姓因为躲避战乱大举外逃是肯定存在的。
山东章丘县在元代比较富庶，在册人户即达22000，和至元七年的冀州人户数接近。当地“田野水陆宜粟麦桑麻蔬果，潴而为泽，鱼藕蒲苇，流而为川，水硙千余区。又支渠灌溉浸润，故少水旱之忧。在全齐山川形胜土脉膏腴，视诸邑为最”。①偏偏这里在元末遭遇严重摧残，以致“断绝人烟”。外逃的百姓在红巾军离开山东后纷纷聚集到这块昔日的乐土上，出现李开先所谓的“章人由枣强徙居者，十常八九”②现象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其实，不仅有枣强移民迁到章丘，来自其他战乱区的百姓也不少。如青州大姓张氏，即是因为“金末东乱，避兵西走章丘”。③李开先的祖先也是为躲避金兵从陇西辗转抵达章丘长城岭，进而落户绿原村的。④金代尚且有人不远几千里迁徙到山东，近水楼台的枣强人在元末大举迁居山东是完全可能的。
与后世径直称先祖是枣强人不同，例②、⑦、⑧、⑨和例?都是称来自冀州，枣强是冀州属县，大灾大乱之年当然不会只有枣强一县百姓外迁。事实也是如此，如济南人赵应奎，其先祖孝礼即是在元末从冀州下属之南宫县迁居济南。⑤南宫在元代属上等县，人口在6000户以上。外迁的百姓自然也不会太少。李开先、殷士儋等生活在明中叶，距离明初虽已100余年，但斯时人们对祖先的记忆应该相对清晰一些，因而尚未出现后世盖以枣强为原籍的现象。
在前面的例子中，只有最后两个明确提到迁徙于明初。不过在殷士儋、李攀龙等人撰写的墓志铭中却有很多自称明初迁徙的例子。⑥前文说过，明初虽有枣强乃至冀州人迁徙到山东的现象，但数量应该很有限。何以这么多人自称迁自明初呢？笔者推断这似乎与明中后期在处理流民问题时强调回归原籍有关。
明中叶，大批人口离开原籍外出讨生活，为稳定国家税赋来源，明朝政府不遗余力地争取流民还乡。如正统五年，“直隶真定府所属冀州等二十二州县并山西太原府所属代州等九十四州县招抚逃民复业，共三万六千六百四十余户”。⑦但并不是所有流民都有意愿还乡。而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像青州府民刘中等人那样可以得到皇帝的直接“庇护”留在迁入地的机会微乎其微。要想留在迁入地，只有一个办法，即把自家描述成土著居民。明初的大规模移民恰恰提供了这个机会。大批人众不约而同的强调迁自明初，很可能是以获得迁民身份为目的。
从地方史志资料中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明中叶，即便是官方，也很难分清治下民众究竟是土著还是外来移民。如万历《汶上县志》载：
邑之编里，国初三十有六，后增十二焉。永乐间议迁汶民数百于胶州。邑令史公奏止之，并招抚之民共增为四十八社……按：国初之法，因方分里，族处萃居，畛域攸分，安可溷也。及版图渐淆，规避滋生。纳赘招傭，冒姓通谱，术已工矣。甚则侨寓、土著，真伪莫稽。即诵读之士，
①胡祗遹：《增修庙学记》，康熙《章丘县志》卷8《艺文》，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方志选影印本，北京：线装书局，2001年，第528—529页。
②李开先：《奉议大夫南京户部郎中贞庵刘君墓志铭》，《闲居集》卷7，第601页。
③李开先：《西皋举人张君行状》，《闲居集》卷9，第698页。
④李开先：《先大父处士墓表》，《闲居集》卷9，第690页。
⑤殷士儋：《贡士赵君墓志铭》，《金舆山房稿》卷9，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万历十七年邵陛刻本，第775页。
⑥参见殷士儋：《将仕佐郎巡检赵君墓志铭》、《诰封中宪大夫顺德府知府张公墓志铭》等，分别见于《金舆山房稿》卷9，第779、785页。李攀龙：《明开封府同知进阶朝列大夫王公墓志铭》、《明将仕郎赵君墓志铭》等，《沧溟集》卷19，第269、273页。“钦定四库全书荟要”丛书影印本，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古人撰写墓志铭，大多依据家属提供的“行状”等资料，作者本人未必真的很了解墓主的情况。
⑦《明英宗实录》卷63，正统五年正月辛亥。
亦脱影异地，互免更钱。田徭之伪，宁有急乎？①
土著、迁民身份混同的现象，无疑给后来流入的百姓提供了一个造伪的机会。当然，是否真的存在明代中后期流民通过造伪使人相信其家迁徙于明初，还需要大量的实例来验证，目前只能停留在推测阶段。
四
其实，在众多宣称始祖于明初迁自枣强的谱牒资料中，已经有意无意地透露出附会的影子。比如《淄川袁氏家谱》在序文中称“世传为枣强人，而谱则云北京海岱门首人，盖军籍也”。②但在具体的世系表中则介绍一世始祖彦中系“北京海岱门首人。洪武四年堕籍南京龙虎卫左所百户张宝旗下。至永乐靖难后，随驾至北京。蒙迁发于淄川，在城北袁家庄居焉”。③从世系表的记载来看，袁彦中应是于洪武四年被划入龙虎卫军籍。永乐迁都后随本卫迁到北京，海岱门应是其服役地或者居住地。后来又被调拨到淄川地区。至于他本人的祖籍到底在哪里，后人并不清楚，所以只好谨慎地写作“世传为枣强人”。
类似这样拿军籍做掩饰的还有淄川韩氏。《淄川韩氏世谱》称其始祖韩景文“原籍冀州枣强人，军籍。明初迁于淄北珂里家焉”。④其十二世孙韩午锡于乾隆十八年撰写的旧谱序文则明确说是“有明永乐七年己丑，般阳韩氏自广川迁居，始祖四传，文学始兴”。⑤广川县设置于西汉时期，后屡经变革，于北齐天宝年间并入枣强，因而后世有人用广川代指枣强。但原来的广川县在元代又被划入枣强东临修县（即明朝的景县），所以韩午锡所说的广川究竟知哪里就不好确定了。韩氏七世出了两个进士：韩萃善、韩取善。查阅《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可知两人确实是军籍。据此可知，韩氏先祖确实可能是因为从军来到淄川，但原籍是否一定是枣强则需存疑。
值得注意的是，称祖先于明初迁自枣强的族谱大多修撰于清中后期。本文开篇提到的邹平《释氏族谱》初修于咸丰元年（1851年），而且其家族在明代一直没有发达起来，“迨至有明鼎革，始瓜衍瓞绵。”⑥小户人家缺少书香，对祖先的事迹只能通过口耳相传，准确性不免大打折扣。《张氏族谱》“相传五世未有系牒”，虽然自六世即开始编撰，但直到崇祯壬午年（1642年）才“付梓镌之”，⑦而且未能完整地流传下去，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才重新编撰，情形与释氏有类似之处。
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家族自称来自枣强，似乎与清代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清朝中后期枣强地区发展很快，有“金枣强，银南宫”之说，“枣强者，直隶第一美任也。”⑧以枣强为原籍，不仅可以寻求前人提出的共同的祖先记忆，还可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当然，这还需要细致的论证。
随着经济的发展，寻根问祖、续修族谱的风气在部分地区日趋浓厚，无意中给我们拨开枣强人背后的迷雾提供了机会。
①万历《汶上县志》卷2《建置·编里》，“中国地方志集成”丛书影印本，第157页。县志中记载，在该县芦泉乡治下有新兴屯、富梁屯、永寿屯，从名称上看，估计是民屯，即外来移民。
②袁世袭等：《淄川袁氏家谱·原序》，道光三年续辑本，崇德堂藏板。
③袁世袭等：《淄川袁氏家谱·一世始祖彦中》。
④韩瀛洲：《淄川韩氏世谱》，光绪八年八修本。
⑤韩瀛洲：《淄川韩氏世谱·校雠族谱小记》。
⑥邹平《释氏族谱·原序》，民国二十一年奉先堂续印本。
⑦张务耕：《张氏族谱》卷1《张氏重修族谱记》，光绪二十六年七修本。
⑧梁溪坐观老人：《清代笔记》卷下《道学贪诈》，转引自刘德增《大迁徙》，第104页。
《山东临朐张氏族谱》续修于2006年，但其中收录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立的墓碑碑文：“吾郝庄张氏祖贯真定府枣强县，大公以军籍入朐。”①不过后人在续修谱时只是称“吾族张氏本籍太行山左，金国时期太祖张公从军而抵青州府临朐县，军屯盘阳之野，立家盘阳集侧”，此后一直延续军籍，并于“元末为临沂县郯城巡检”，②并未提及枣强。看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张氏后人对原籍枣强的说法也有所怀疑，索性隐去。
枣强《王氏族谱》在2009年完成第4次续修。据其中保留下来的道光十一年（1831年）旧谱序记载，“前明永乐二年徙海内大姓实畿辅，吾始祖讳刚公自山西省潞安府长治县秦家庄迁于直隶枣强县城东南洼里村，”③此后族人前夕他乡者众多，渐渐失去联系。留居枣强的族人只和迁徙到景县的族众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据本谱《附记》介绍，从20世纪90年代起，陆续有很多山东、河北一带的王姓族人到枣强寻根，其中可以对上号的有很多，但令其族人奇怪的是，“山东普遍记载始迁年是明洪武二年，差异很大”，所以只好存疑，“有待考察”。其中完全能吻合的有两支，其中一支来自山东禹城，即本谱中之十一世王祥振。按20年一代人推算，王祥振迁往禹城应该是在万历到崇祯年间。
《王氏族谱》中另载十世王守礼父子“俱外出兖州府正南八十里镇店开店”，此后失去联系。十世王得时“在德州曹乡宦家”，后人同样无考。另据利津《李氏家乘》记载，其家于“明嘉靖间由直隶枣强迁山左利津”。结合《王氏族谱》来看，似乎明朝中后期出现了一个枣强乃至冀州一带人户相对集中地迁往山东府县的小高潮。
嘉靖年间，国防形势再度恶化。蒙古鞑靼部俺答汗在谋求互市不成后，开始兴兵南下，试图用武力逼迫明朝政府接受互市。嘉靖十九年（1540年），俺答率军杀入山西，直抵太原、潞安等地。十年后更是兵围北京城。为此，明朝政府不得不大力加强北部防务。太原等地毗邻井陉，一旦蒙古军队再次侵入晋南并向东挺进，势必会杀入北直腹地，从南面构成对京城的威胁。因此，真定地区也在防务加强之列，据《冀县乡土志》记载，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明廷“令各县建堡修墩……遇警瞭望，以备声息烽火之传”。④地当孔道的枣强自然不能幸免，“诸郡之卒戍徒役交杂于路，悲歌少年慷慨相向”，⑤一幅大战在即的景象。
另外，嘉靖年间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准也在大幅度下降。万历《枣强县志》载：“民田，洪武年间有任民开垦，永不起科之命。后地尽辟，方每顷税粮二斗八升为例。是时简用舒贡赋薄而民易供。嘉靖初年，差徭日烦，征粮养马，有三十亩折一亩者，有十亩折一亩者。”⑥不断恶化的生活环境以及现实的战争威胁都是百姓外流的动力。
民国时期，冀县有八千顷耕地，但劳动力不足，“南宫、清河等县来佣工者，几居其半。”⑦其中没有提到枣强。似乎枣强人对向西发展没有兴趣，有着更乐于向东迁移的传统。
至于曹树基等人提出的山西移民因在枣强中转而自称枣强人的推测，笔者也发现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太初公原居山西平原（阳）府洪同（洞）县南关外西胡同道大槐树野鹊窝，分手自元朝成宗二年。分支直隶真定府冀州枣强县城南三里地程阁庄。自永乐二年迁发山东阳信县程子坞。”⑧这个
①张乐奎：《山东临朐张氏族谱·张陆河张氏祖茔碑记》，2006年编校本。
②张乐奎：《山东临朐张氏族谱·三修〈临朐张氏族谱〉序》，张铭璇补撰于2006年。
③王迺和、王宏湘：《王氏族谱》，追远堂藏版，2009年续修本。
④《冀县新乡土志教科书》第13课《墩堡》，第163页。
⑤李攀龙：《枣强县刘村新建三官庙记》，《沧溟集》卷19，第253页。
⑥万历《枣强县志》卷2《田赋》，第295页。
⑦《冀县新乡土志教科书》第9课《农业》，第160页。
⑧《程氏族谱》卷1《河北省庆云县程氏族谱序》，民国二十四年天津信华印刷局石印本。
例子出自《程氏宗谱》中的庆云县一支。庆云县在明清时属河间府，20世纪50年代划归山东。上引这段话把明初山东移民的几个典型要素——山西洪洞大槐树野鹊窝、枣强、永乐二年——都融合了进去，颇有研究价值。
不过，要理清众多移民自认枣强裔的原因、是否和山西移民转迁有关，以及是否在嘉靖以后存在一个枣强乃至冀州人户东迁的小高潮等问题还需要大量的实地调查、论证以及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辅助。
金元之际，因为战乱、水患等原因，大批冀州及附近地区百姓向东迁徙到了山东境内。但在明初的大规模移民过程中，冀州地区更多的是承担移民迁入地的功能，本地土著东迁齐鲁的规模应该很小。枣强乃至冀州地区出现较多的东向移民更多的应该是发生在明代中后期。但由于规避返乡、族群归属等因素的存在，大批移民后裔自称为来自明初，并认定枣强为祖籍。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的权宜之计通过口耳相传变为不可置疑，雪球越滚越大，并通过大批若干代后（主要是在清代中后期）编撰的谱牒逐渐凝固于文字和历史当中。
[作者张金奎（197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邮编100732]
[收稿日期：2011年5月1日]
（责任编辑：李媛）
第27课明清对外贸易 复兴高级中学朱文波 [教学目标] 1. 知道明朝从海禁、朝贡贸易到开放海禁；清朝从海禁到开禁再到闭关；葡萄牙、西班牙殖民势力东来并建立起以澳门为中心的国际贸易航线、以马尼拉为中转站的太平洋丝绸之路等重要史实。 2. 完成“文献选读”、“读图学史”等栏目，初步掌握从历史文献、图片中解读历史信息的方法；讨论分析“明清对外政策的演变趋势及其原因和后果”，阅读相关史料，培养历史思维能力和“论从史出”的意识。 3. 认识到对外开放交流促进国家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反之，闭关锁国只能导致闭塞与落后，进一步拉开与世界先进地区的差距。 [重点与难点] 重点——明清海外贸易的走向（海禁——开禁——闭关）及原因和后果 难点——朝贡贸易的概念、特点 说明： 1. 本课内容呈现了明朝的海禁、朝贡贸易到开放海禁；清朝从海禁到开禁再到闭关；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西班牙势力东来并建立起以澳门为中心的国际贸易航线、以马尼拉为中转站的太平洋丝绸之路等重要史实。在这些重大史实的背后，其实从对外关系上折射出了明清这一中国古代社会后期阶段的又一社会特征：即对外政策由开放逐渐发展到闭关自守。因此本课的教学一者要帮助同学梳理和了解明清对外贸易的发展概况；二者是要引导学生把明清对外政策放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以及世界大背景去定位，理解明清对外关系的时代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和造成的影响。因此，明清海外贸易的走向（海禁——开禁——闭关）及原因和后果应列为本课教学的重点。 2. 在具体教学设计过程中，本课的相关史实对学生而言是比较生辟难懂的，尤其是朝贡贸易，因此朝贡贸易的概念、特点应是本课的难点所在。
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 摘要：本文首先对王毓铨关于明代“贯”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同时认为朱保炯、谢沛霖把找不到户籍籍别记载的明代进士归类为“仅有乡贯”者的做法不当。明代没有纯粹的乡贯。既有户籍（现籍），又有乡贯（祖籍）的明代进士是“双籍进士”。通过对有明一代数以千计的、占进士总数十分之一强的双籍进士的历朝和地区分布的统计，以及这些进士祖籍的流动分析，有助于我们拓展进士空间流动和移民史研究的视野，进一步了解明代的科举、人才、人口政策，以及这些举措在巩固边防，稳定全国政治，促进京城和边远地区的文化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明代进士户籍·籍别·乡贯移民史 一、籍贯的界定和问题的提出 朱保炯、谢沛霖先生在他们编纂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以下简称《索引》）的“编例”中指出：“明朝进士，籍贯有户籍、乡贯之分，户籍又有各种籍别”。部分进士，“户籍、乡贯并有”。然作者没有说明何为户籍？何为乡贯？学术界对明代的籍贯分类似也未作界定[1]。王毓铨先生虽然为此写过专文，且观点影响了一代学人，但他的释义是：明代的籍是役籍，贯是乡贯[2]，无意间排斥明代最基本的贯——户籍（现籍）住址，也就是说，将乡贯（祖籍）取代了现籍。明朝并不存在所谓的“籍贯”制度，说明代的“籍”指役籍，“贯”指居住地也都可接受。但问题是，在历史文献中，大量的明代人物既有祖居地，又有现居地。要研究这些人物，就自然引出了对于“贯”的双重意义之讨论，贯有乡贯，又有户籍登记住址。本文讨论的“籍贯”和提出的“双籍”问题都基于此。 明代的户籍可理解为今天的户口所在地。对于当时大多数人来讲，户口所在地往往同时也是祖居地、出生地，故一般意义上讲的明人的籍贯、地贯、本籍、地籍、贯址、贯（特定场合也包括乡贯），就是户籍，即户贴、黄册上登记的地址。事实上，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洪武年间的户贴”填写的“贯”，无一不是户口登记上的住址[3]。对明代的科举人口，包括双籍进士而言，其报考地也是以户籍登记地为准。明代户籍填报中的籍别，是“职业身份” 的划分[4]，或称封建役籍[5]。但籍别没有任何地理、地名意义。我们对明代人物进行籍贯和空间分布研究时，完全可以对此置之不理。否则，有可能对明人的户籍、籍别、乡贯纠缠不清。明代的乡贯，系原籍、祖籍，即祖上原先居住占籍的地方。我与王毓铨先生的役“籍之所在必有其乡贯”的观点不同，乡贯与“一个人的出生地、居住地、他的户役役籍所在地”没有必然的联系。否则，王文谈到的湖南茶陵岂不成了李东阳的出生地、居住地、役籍所在地？其实，李东阳曾祖以下，就生于北京、居于北京、赋役于北京。当然，如上所述，对当时多数人来讲，祖居地可能也是其出生地、居住地，但从《索引》数以万计的明代进士的籍贯分析，凡有户籍的必有其役籍；有役籍的也必有其户籍（史料缺载者除外）。反之，止有乡贯的，就找不到役籍。至于户籍、乡贯并有者，其役籍必与户籍并列，而与乡贯不沾边。故“户役役籍所在地”应该是户籍籍贯所在地，不能解读为乡贯籍贯所在地。王先生曾举例永乐十年民籍进士——云南太和县的杨荣和江西泰和县的王嗣先，他把这里的太和与泰和分别当作他们的乡贯[6]。其实，太和及泰和应该分别是杨氏和王氏的户籍（现籍）籍贯（见《索引》第1713、311页），也是一般意义上的明人籍贯所在地。 《索引》作者又在“编例”中说明，明代部分进士“仅有乡贯”，并举洪武二十一年进士、
2020年红河州第二次高三毕业生复习统一检测 文科综合能力测试 第I卷（选择题） 一、选择题：本题共35小题，每小题4分，共140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24.考古发现，西周大多诸侯国的青铜器皿上出现了与周王铭文书写极为相似的文字形式，这不仅在黄河中下游诸侯国出土，而且在南方的吴、越等诸侯国也多有发现。这表明当时A．民族融合趋势日益加强B．周天子加强了对地方的直接控制 C．形成了一定的文化认同D．工官制下对产品实行标准化生产 25.“开芳宴图”是宋金墓葬中常见的装饰图象，它主要用来表现墓主人夫妇和睦与恩爱。其构图大多是夫妻二人端坐桌前，侍从奴仆左右侍奉，营造出墓主人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是 A．经济水平的发展B．儒家思想的影响 C．绘画技术的进步D．政治权力的干预 26.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对于基层乡村治理都十分重视。表1为部分朝代有关乡村治理的主要内容，这表明 A．乡村军事职能日益增强B．基层行政效率得到提升 C．君主专制得到显著强化D．乡村自治功能逐步减弱 27.据史料记载，两宋时江浙地区曾是我国重要的产粮区，大量粮食通过大运河运往北方。但到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粮食已不能自给，几乎每年要从湖广、江西等地调运大量粮食。对此现象解释最合理的是，明清江浙地区 A．经济结构发生变化B．农业生产技术渐趋衰退 C．自然经济开始瓦解D．政策调整导致人口剧增 28.下图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申报》上刊载的一篇关于“哈德门”牌女士香烟的广告。这反映了当时
A．民族企业积极采用舆论宣传B．经济呈现出半殖民地色彩 C．民国成立推动社会习俗转变D．女性成为烟草业消费主体 29.《天演论》的出版，一石激起千层浪。1906年《民报》主要撰稿人胡汉民评价《天演论》：“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这反映了 A．《天演论》催生国人民族观念 B.维新思想已逐渐走向成熟 C.“物竞天择”观念受民众推崇 D.“进化论”助推革命浪潮 30.抗日战争时期，一部分历史学家将研究重点集中到来金、宋元之际、明清之交、晚清等异族入侵的特殊历史时期。这一做法的目的是 A．树立民族自信心B．吸取历史教训C．探寻抗战的方法D．抨击日本侵略31．表2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进程 表2可以说明当时中国 A．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高速发展B．对外开放面临强大的阻力 C．经济体制改革在探索中前进D．经济体制改革中争议很少 32.梭伦改革的措施包括：奖励国外技工迁居雅典，对携眷移民给予公民权；禁止除橄榄油以外的其他粮食出口。这些措施 A．提升了平民的经济地位B．体现了工商业奴隶主的要求 C．扩大了雅典的民主范围D．促使雅典民主政治最终确立 33.下图为近代以来具有代表性的美术作品。这三幅作品都体现了 A．理性主义精神B．现代主义精神C．批判主义精神D．现实主义精神 34.二战结束后，美困本来计划在日本推行全面社会改革和非军事化政策，但很快又决定发
东北的历史就是２００年左右的移民史，明朝以前的东北大概只到现在的辽阳。满清入关时，满族总人口不足二十万，能打仗的不过七万人。而明朝有两亿人，由于李自成以及袁崇换的冤案，离间了很大一部分汉人，张献忠在四川杀人如麻，当地百姓更是自发的帮助满清灭了张氏。可见满清入主中原，主要是汉人的功劳，否则，就是他人口再涨十倍也无法征服大明。抗击满清主要是在辽东和长江中下游。当年袁崇换实施“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保辽土”策略，训练“关宁铁骑”，屡挫满清，宁远（今辽宁兴城）一仗，奴尔哈赤三千铁钾军全军覆没，并为此送了命，而宁远城内参战的竟有７０％是百姓。可见从明朝开始，戍边的移民已经对国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满清政府为了防止东北进一步汉化，阻止向东北大量移民。真正的移民开始于清末民明初，这一点北洋政府尤其是张氏父子（张作霖、张学良）功不可没。到２０年代中期，张氏父子实行“整军精武，励精图治”的政策，开矿山、修铁路、建银行、办学校，在北满（黑龙江）积极屯军垦（东北军垦的经验被毛泽东全盘吸收了），只用了１０年时间，东北的经济在中国举足轻重，铁路８５％国有化，电信设备９８％国有化，而此时中国大江南北从北京到南京，从上海到广州铁路和电信设备９５％都控制在洋人手里，象样的民族工业极其有限。东北大学教授的工资是北大的六倍，约３０００现大洋，超过总统段其瑞，１９２７年可以生产马达（引进当时最先进的北欧的设备），１９３０年亚洲第一部带空调的火车在大连诞生。所有这些成就令国人羡慕，国父孙中山曾深刻地检讨过：“搞三民主义这么些年，民生竟还不如东北的张氏父子”。很多人说东北的繁荣是日本人的功劳，其实这太高看日本人了，１９２９年，日本人也承认，不用半年，满铁的股份就会全部落入中国人手里，而当时苏联经营的中东铁路，更是苟延残喘，也正是因此才引发了３０年的“中东路事件”，张学良急于收回中东铁路而酿成军事冲突。九一八以前，日本在东北的投资很少，唯一的“投资”是军事上的，但后来又发现被张作霖欺骗而反目成仇。日本占领东北以后，确有不少投入，但大都以战养战，东北百姓没享受到什么好处。出于政治原因，２０年代的东北开发史某种程度一直被隐瞒，致使不少中国人甚至东北人也并不了解东北当时的成就，竟把东北经济的光环儿错误地套给了日本人，张大帅九泉之下岂能瞑目。幸好现在有些资料也逐步公开，我们多少也能知道些事实真相。 再往下谈谈东北移民对近代中国政治深远影响。这一点也是本文的重中之重。由于东北成功的开发史，使得东北三省政治态势来发生了几千年都没有过的质的变化。由于北洋政府和张氏父子有组织、有目的地、整车皮地从山东、河北甚至河南、安徽等地近似疯狂地以每年三百万人口的速度向东北大量移民，使得黑龙江和吉林的人口结构发生根本变化，这对俄国和日本的满洲战略是致命的打击。九一八后不久，日本就有组织地以每年三十万人的速度向东北移民，但截止到１９４５年，东北的中国移民多达四千五百万，而日本人只有二百六十万，尽管他们已经成为东北最大的少数民族。２０年代，日本曾公开唆使大量韩国人移民到吉林，与东北的移民对峙，最终导致吉林“宝山路”事件，使得朝鲜人至今和东北人存在隔阂。２０年代根本就不存在吉林延边地区，这是日本为阻止东北中国化而从朝鲜移民认为造成的。有些历史问题，鉴于民族政策的敏感性，至今也不能真相大白。在此声明，本人对朝鲜族同胞没有任何恶意。由于这几千万的东北移民，使得日俄的所谓“满洲问题国际化”成为镜花水月，在四十年代日本曾想利用满汉情结离间东北人和关里的中国人，至于满族人如何表态我不甚清楚，但东北的汉人是不吃这一套的。１９４５年，苏联红军占领东北，之所以放弃了吞并吉黑两省的野心，就是因为这些抡锄头把子的山东、河北的老乡已遍布东北三省的每个省市和村落，老毛子为时已晚。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一次成功地从以军事手段从关里打到关外，这最后一次却是让憨厚、朴实的中国农民彻底征服了白山黑水，直倒黄龙。中国当时有什么，没好枪，没好炮，没好政府，没好军队，唯一的资源就是人。
十五个著名的历史典故
一、高山流水 春秋时俞伯牙工琴，琴曲托意摇深，常人难解，仅钟子期能赏。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赞曰：“善哉，娥峨兮若泰山。”伯牙旋又志在流水，钟子期叹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无论是“志在高山”，还是“志在流水”，伯牙在曲中每表现某一主题或意象时，钟子期必能领会其意。一日，伯牙与钟子期共游于泰山之阴，逢暴雨，二人止步于岩下。伯牙心情郁闷，于是弹奏了一会琴。 琴曲起初表现的是雨落山涧的情景，接着模拟山流暴涨和岩土崩塌之音。每段曲弹奏完毕，钟子期“辄穷其趣”，把曲中意象说的穷极通透。伯牙于是离开琴而叹道：“善哉，善哉，阁下能听出曲中志趣，君所思即是我所思啊，我哪里能隐藏的了我的音声呢”于是二人成为人生知己。但《列子》中并无伯牙因钟子期离世而从此不再鼓琴的内容。”后来钟子期去世，伯牙痛失知音，废琴终身不弹。后人遂以“高山流水”喻知音难遇，也指乐曲绝妙。
二、庄周梦蝶 战国时哲学家庄周主张是非齐一，物我两忘。《庄子》中有一寓言申喻此理：庄周梦见自己化作一只蝴蝶，翩翩飞舞，怡然自乐。梦醒以后，自身依然是庄周。因此说，不知是庄周化为蝴蝶呢，还是蝴蝶化为庄周。后世遂以“庄周梦蝶”比喻人生如梦幻，难以究诘。 唐李商隐名作《锦瑟》云：“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诗中额联即用此典。
三、倾国倾城 汉武帝时，协律都尉李延年，曾在武帝前作歌道：“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古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复倾国，佳人难再得。”武帝无限神往，叹息良久曰：“世岂有此人乎”平阳公主进言，谓李延年有妹，姿容绝代，妙丽善舞。 武帝召见，纳入后宫，即后来深受宠幸的李夫人。“倾国倾城”一词，即用以形容女子美貌绝伦，文学作品中引用甚多。
2020届淮北市高三一模考试 历史试题 注意：本试卷分第Ⅰ卷（选择题）和第Ⅱ卷（非选择题）两部分，请同学们在答题卷上答题。 第Ⅰ卷（选择题共48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24小题，每小题2分，共48分。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在殷人的眼中，只有通过虔诚的祭祀才能获得“上帝”的眷顾而统治长久，而以周公为代表的周族却认为，天神是无私的，以“道德”作为赏罚标准，君主必须“保民”才能“以德配天”。这表明（） A. 治国理念发生变化 B. 神权王权实现结合 C. 德治传统已经确立 D. 神的地位发生动摇 2．据《管子》载：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都城临淄的城市布局是“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考古资料也显示，洛阳东周故城内还有大量农业用地。这说明当时（）A. 城市严格依据职业规划布局 B. 农业仍是城市重要经济部门 C. 出现了后世坊市制度的雏形 D. 城市职能以工商业经济为主 3．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弃儒生建议的简单质朴的原始祭山仪式而不用，而是亲自登上泰山（位于今山东）之巅，并立石歌颂其德“明其得封也”，由此开创了中国古代封禅泰山的祭天大礼。秦始皇意在（） A. 打击儒生推行文化专制 B. 确立新的祭祀上天礼仪 C. 彰显皇权来源的正当性 D. 加强对山东地区的统治 加入试卷解析考情纠错收藏 4．东汉士族多以经学世家面目出现，唐朝高门士族对文学日趋重视，士族家族遂由经学世家一变而为文学世家。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A. 儒家经学已丧失了正统的地位 B. 皇权对门阀士族的打击 C. 科举考试使选官标准发生变化 D. 庶族地主影响力的提升 5．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民间在订立买卖、租佃、借贷、雇佣契约中往往有“先和后可，乃为券书”“两共对面平章为定”（平：协调；章：明确）的语句。这反映民间契约的订立（）A. 不受官府的控制和约束 B. 强调双方协商一致原则 C. 完全符合双方各自意愿 D. 是城市商业发展的产物 6．唐初史家认为契丹族“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而辽朝史官在修撰的《实录》《国史》中，则认为契丹族出于黄帝之后。元人撰修《辽史》遵从唐代观点，指出“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本同出也”。这说明（） A. 儒家华夷之辨的观念已被彻底打破 B. 契丹族为黄帝后代的可能性更大 C. 多元一统的民族认同意识不断增强 D. 契丹族的族源无法得到准确判定 7．明朝后期，中国九成的糖产于广东和福建；浙江北部绝大部分土地都种植喂蚕桑树；松江和苏州等地以盛产棉花而著称。这种现象（） A. 促进了跨区域商业贸易发展 B. 打破了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C. 不利于封建国家的粮食安全 D. 导致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 8．明清之际的儒学家们，对泛滥已久的王学末流抨击甚为猛烈，在思想界形成了一股强大潮流，如顾炎武不仅在理论上把王阳明视同禅学并大加挞伐，甚至把明朝的覆亡看作是王学
洪武移民山东知多少 一、前言 山东地区是中国历代以来一个人口稠密及经济发达之区，纵然经历元末明初的战乱，洪武年间山东的人口密度，约为河北及河南两省的1.5倍。此地区应为人口迁出区，不过，洪武年间山东却是明太祖移民政策的接纳区，无论是军籍移民或民籍移民。山东的人口分布呈现东密西稀的格局，位於山东西部的东昌府成为洪武时期山东主要的移民迁入区，造成山东西部人口稀少的原因，不外乎此地区为元末明军北伐之战区，就是归咎於元末发生的天灾。不过，明初亦有几处收获较丰的地区，永乐十年（西元1412）江西与山西分别进嘉禾，代表这两地区年熟之象，故明初迁民，山西籍移出最多。 明洪武初期的移民主要目的为安抚元末群雄的降兵降民、蒙古官兵与塞外边民，迨至洪武后期则是希望尽快恢复农村经济，促进社会繁荣，以达到稳固政权的目的。这两种移民政策虽都有移民迁入山东，然而，洪武后期才是山东地区出现大规模移民的时期，因为就《明太祖实录》的记载，山东真正规模性的移民似乎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后才展开。明代经过洪武时期的移民垦荒政策，土地生产力恢复，加以政治升平，纵使经过「靖难之役」，明成祖亦延续太祖的移徙政策，致使全国各地人口急速的攀升。不过，就山东全省而论，从洪武二十四年至嘉靖五年（1391－1526），山东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仅3.1‰。洪武二十四年至万历十八年这两百年间（1391－1590），明朝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在6‰以上，山东这样的人口增长率与其相比显然偏低。山东地区人口增长缓慢主要是明代中期登、莱两州人口减少所造成，此二府人口减少主要是居民跨海迁入辽东半岛，由此可见，山东在接受移民迁入的同时亦有人口向外迁出。 二、东昌府的山西人 洪武初年北方边境俘获的将士和降民大都被迁往政治要地，东昌府则是山东例外地区之一，这说明东昌府的空旷与萧条。位於山东西部的东昌府不仅接受邻近省份的移民也同时接纳来自山东东部青、莱及登州的移民。东昌府的移民中除了山东境内的人口流动有明确的数量记载外，对於山西人的移入记载往往依附在河北及河南的记载中，以致无法得到正确的数据。洪武年间东昌府接受移民的时间，从地方志的乡土资料是延续不断的，如果使用「以县为单位平均分配」的方法加以揣测统计可得知从洪武二十二年到二十八年（1389－1395），东昌府接受了6686户山东东部的移民，剩余22376户为山西移民，约合111880人。以《民国．茌平县志》记载为例，移民的原籍方面，山西移民与山东东三府移民之比为20：7；再者，洪武年间，土著9里，占总屯、里数的25％，即代表土著人口占总人口的25％，而土著村庄仅占自然村总数的5.8％，造成人口数与自然村比例差异如此大的原因可能是：1、村庄大小不同；2、洪武二十四年（1391）的户口中已包含一批较早迁入的移民；3、有一些移民未被洪武二十四年的户口所包括。由土著里（社）与移民屯数量推测，洪武年间东昌共有40170户，约合200850人，接受移民总数约29840户，合147400人，约占总人口的73.4％；土著约10690户，合53450人，约总人口的26.6％，可见东昌府是一个人口重建式的移民区。 三、兖州府：西部重建东部补充 （一）、兖州西部
国人应该知道的15个历史典故 导读：国人应该知道的15个历史典故 1、高山流水 春秋时俞伯牙工琴，琴曲托意摇深，常人难解，仅钟子期能赏。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赞曰：“善哉，娥峨兮若泰山。”伯牙旋又志在流水，钟子期叹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后来钟子期去世，伯牙痛失知音，废琴终身不弹。后人遂以“高山流水”喻知音难遇，也指乐曲绝妙。 2、庄周梦蝶 战国时哲学家庄周主张是非齐一，物我两忘。《庄子》中有一寓言申喻此理：庄周梦见自己化作一只蝴蝶，翩翩飞舞，怡然自乐。梦醒以后，自身依然是庄周。因此说，不知是庄周化为蝴蝶呢，还是蝴蝶化为庄周。后世遂以“庄周梦蝶”比喻人生如梦幻，难以究诘。 唐李商隐名作《锦瑟》云：“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诗中额联即用此典。 3、倾国倾城 汉武帝时，协律都尉李延年，曾在武帝前作歌道：“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古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复倾国，佳人难再得。”武帝无限神往，叹息良久曰：“世岂有此人乎?”平阳公主进言，谓李延年有妹，姿容绝代，妙丽善舞。
武帝召见，纳入后宫，即后来深受宠幸的李夫人。“倾国倾城”一词，即用以形容女子美貌绝伦，文学作品中引用甚多。 4、凌波微步 曹操之子曹植，才高八斗，文名卓著，而在长兄曹丕当政以后，备受猜忌，郁郁不得志。他的《洛神赋》是一篇传诵人口的名篇，其中描写洛神的步态之美云：“体迅飞鸟，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写洛神踏水而行，水面似留足迹之态十分传神。 后人遂以“凌波微步”形容女子之步履轻盈。如贺铸《青玉案》词“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即用此典。(典见曹植《洛神赋》)。 5、破镜重圆 南朝陈代子舍人徐德言，其妻为陈后主的妹妹乐昌公主。因见天下大乱，国亡无日。恐一旦亡国，离乱之际，夫妻失散，遂破铜镜为二，夫妻各执一半，相约他年正月十五日卖镜都市以谋晤合。未几，陈果为隋所灭。公主被隋朝重臣越国公杨素所获，极受恩宠。德言流离至京城，遇一仆在街头叫卖破镜，正与自己藏的半边契合。就题诗道：“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公主见诗，悲泣不食。杨素知情后，大为感动，终于让他们夫妇团聚。后因以“破镜重圆”喻夫妻离散后重新团圆。 6、咏絮才高 东晋政治家谢安在雪天合家聚谈，与儿女讨论文义。正值户外雪
2017年全国一卷文综历史试题及其答案WORD版 24.周灭商之后，推行分封制，如封武王弟康叔于卫，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封周公长子伯禽于鲁，都奄（今山东曲阜）；封召公爽于燕，都（今北京）。分封 A.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与文化认同 B.强化了君主专制权力 C.实现了王室对地方的直接控制 D.确立了贵族世袭特权 25. 表1为西汉朝廷直接管辖的郡级政区变化表。据此可知 A.诸侯王国与朝廷矛盾渐趋激化 B.中央行政体制进行了调整 C.朝廷决绝边患的条件更加成熟 D.王国控制的区域日益扩大 26.表2 表2为不同史籍关于唐武德元年同一事件的历史叙述。据此能够被认定的历史事实是 A.皇帝李世民与薛举战于泾州 B.刘文静是战役中唐军的主帅 C.唐军与薛举在泾州作战失败 D.李世民患病导致了战役失败 27.明前中期，朝廷在饮食器具使用上有一套严格规定，例如官员不得使用玉制器皿等。到明后期，连低级官员乃至普通人家也都使用玉制器皿。这一变化反映了 A.君主专制统治逐渐加强 B.经济发展冲击等级秩序 C.市民兴起瓦解传统伦理 D.低级官员易染奢靡风气 28.开平煤矿正式投产是，土煤在国内从一个通商口岸装船到另一个通商口岸卸货，须缴纳出口税和复进口税，每吨税金达1两以上，比洋煤进口税多20余倍。李鸿章奏准开平所产之煤出口税每吨减1钱。这一举措 A.增强了洋务派兴办矿业的信息 B.加强了对开平煤矿的管理 C.摆脱了列强对煤矿业的控制 D.保证了煤矿业稳健发展 29.1904年，湖南、四川、江苏、广东、福建等长江流域与东南沿海9个省份留日学生共计1883人，占全国留日学生总数的78%，直隶亦有172人，山西、陕
明朝大移民的方法 元末战乱之后，历经20余年，统一了天下，但是，此时的江山已是遍地疮痍，布满了战争的创伤；山东、河南、河北一带多是无人之地。明朝统治者为了恢复生产，制定了移民垦荒为中心的振兴农业的措施，决计把农民从狭乡移到宽乡，从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至此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延续五十年的迁民活动。 明朝大移民的方法和步骤大体有、、、等几种。 洪洞大槐树，采用招诱、征派的强迫的办法。再说中原地方好，几年不纳粮，谁也不愿迁去，只好制定徙民条例，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徙。 并规定凡移民者都必须到洪洞县的广济寺办理迁移手续，领取“凭照川资，”然后从这里出发，按官方指派的方向，在官兵的监护下，分别迁往中原各地。甚至如民间传说的那样采用诱骗形式。官方预先张贴告示：除广济寺大槐树底下的人不迁，所有地方的人都迁，也有的传说限定某日凡愿迁者都到大槐树下报道，不愿迁者也必须到那里向官府央情。结果，当成千上万的民众齐聚在大槐树下的时候，官府出其不意，调集大批官兵，一举将大槐树下团团包围，所到之人不论男奴老幼，一个不留全部迁移。凡不从者便绳捆索绑，一串一串连接起来，在官兵的喝遣下不得不依从。那些留在家里的老弱病残，闻讯后赶来。自然是“爷娘妻子奔走相送、牵衣顿足、拦路哭喊"的情景了。 事实是不是这样，从政史资料记载迁山西平阳之民却有数处。洪洞县是平阳人口最多的县份，洪洞县是迁民重点应是无疑问的。而且洪洞县地处交通要道，北通幽燕、东接齐鲁、南达秦蜀、西临河陇，洪洞县北关的广济寺又是唐宋以来的驿站，明朝政府在这里设局派员，集中移民队伍，发放川资凭照，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 移民过程:明朝大移民主要是从和江浙一带往中原地区移民。从各种历史资料上证实，明朝大移民最早开始于洪武三年直至永乐十五年，移民十八次。其中洪武年间十次；永乐年间八次。十八个省，五百个县。八百八十一姓。
历史典故：不可不知的典故出处 导读：本文历史典故：不可不知的典故出处，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一、中国常见节日和历史典故 ◆春节的由来 农历正月初一是春节，又叫阴历(农历)年，俗称“过年”。这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古老传统节日。春节是汉族最重要的节日。然而，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外，还有满、蒙古，瑶、壮、白、高山、赫哲、哈尼、达斡尔、侗、黎等十几个少数民族也有过春节的习俗。春节的历史很悠久，它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有关年的传说也很多。古代的春节叫“元日”、“元旦”、“新年”。辛亥革命后，才将农历正月初一正式定名为春节。漫长的历史岁月使年俗活动内容变得异常丰富多彩。其中，那些敬天祭神的迷信内容，已逐渐被淘汰，而那些富有生活情趣的内容，像贴春联、贴年画、贴“福”字、剪窗花、蒸年糕、包饺子、燃爆竹、除夕守夜、拜年等习俗至今仍很盛行。我国最早的春联，是五代时期孟昶写在桃木板上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用红纸写春联始于明朝。年画源于唐朝的门神，它和燃爆竹一样，在古代都是用来驱鬼避邪的，现在却成了专为增加喜庆气氛的习俗了。贴“福”字在宋朝以前就有了，人们把写在红方纸上的“福”字，故意倒贴在门、窗、家俱上，取其“福到(倒)了”之意。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这在魏晋时期就有记载。除夕晚上，与家老小熬年守岁，欢聚酣饮，共享天伦之乐，这是炎黄子孙至今仍很重视的年俗。待第一声鸡啼之后，新的一年开始了，男女老少均着节日盛装，先给家族中的长者拜年祝寿，然后走亲串友，相互道贺祝福。此
时的神州大地，处处闪光溢彩，从初一到十五，人们一至沉浸在欢乐、祥和、文明的节日气氛中。 ◆除夕的由来 俗称“年关”，腊刀三十(有的年份是二十九)，是农历一年最后一天。是日午后，家家户户打扫庭院，整理室内外环境，接着贴春联、门神、半帘子，挂黄钱，焚香祭祖，燃放鞭炮，表示除旧。晚上，家家吃青粉烩菜，叫“装仓”，表示全家团聚，人寿年丰。全家老幼饱食后，还要剩厂一些，意在“生活富裕，年年有余”。是夜，全家人彻底不眠，叫“熬年”或“守岁”。小辈给长辈磕头辞岁，长辈要给小辈发“福钱”，也叫“压岁钱”。 ◆元宵节的由来 正月十五为元宵节(又称灯会)。据乾隆十四牛张绍美编的《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武威县志》载：“元宵，四市竖坊，悬灯，杂扮花鼓.高跷.演百戏。”旧时，金塔寺等地有黄河灯会，情景亦十分壮观。建国后，历年元宵节的灯会胜似往昔。节日之前，企事业职工，纷纷结扎彩门，悬挂花灯。有花卉灯、动物灯、八仙过海灯、西游记故事灯，争奇斗艳，气象万千。有爱好者在灯内装置微型电动机，胜似走马灯。最引人注目的是腾云驾雾的金龙灯，足有lo多米长。是夜，城内和城郊居民，蜂拥而至，万头攒动，人流如潮。武威习俗，观灯时必从龙灯下钻过，祈求合家平安，万字如意。又说龙是吉祥物，钻了龙灯，就会人丁兴旺。农村灯会别有情趣，彩灯古朴典雅，乡土气息浓郁。有用玉米芯制做的火炬灯，也有用山药蛋、萝卜头制做的彩灯。墙头上、马棚下，处处有灯，灯光通明。据史籍记载：武威灯会之盛况，自唐已有，并闻名于长安。故有唐玄宗与道士叶法善夜游凉州灯会流连忘返的传说。武威元宵灯会，不论新俗、旧俗，都要举办3天，即正月十四、十五、十六。
震惊！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真相深度揭秘 导读：在中国古代王朝的的末期，每逢社会混乱，这时总会出现人口的大迁徙。今天乡土人文地理将给大家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大迁徙（涉及到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陕西，安徽，东三省等大半个中国），这次人口 迁徙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移民史上也是罕见的，这就是明初山西洪洞大槐树人口大迁移。文末附移民地理分布以及800多个姓氏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出发，看看有你家乡和祖先吗？在整个河南，在山东，在河北，在安徽……乃至大半个中国，广为流传着一首歌谣：“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古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民间还流传着若干关于洪洞大槐树移民的故事。 为了证实这种说法，老人们总是让孩子们看小脚趾甲，说凡是过去从山西洪洞县老鹳窝底下迁来的，最小的那个脚趾甲都是两瓣的。 歌谣和传说标示着历史对发生在明代的一串惊天动地的“老 鹳窝底下”事件的惨痛记忆。这一切，还须从明朝的大移民说起。 民朝大移民 明朝大移民是洪武三年（1370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
明朝政府先后数次从山西的平阳、潞州、泽州、汾州等地，中经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处办理手续，领取“凭照川资”后，向全国广大地区移民。 民朝大槐树移民路径 元末战乱之后，历经20余年，朱元璋统一了天下，但是，此时的江山已是遍地疮痍，布满了战争的创伤；山东、河南、河北一带多是无人之地。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为了使人口均衡、天下太平，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明洪武年间，朱元璋采取了移民政策，按“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迁移。 明初经洪洞县大槐树处迁往全国各地的移民曾达百万人之多，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移民史上也是罕见的。这对于当时的明王朝以及后来的社会发展，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历史背景历史背景历史背景 1. 黄河泛滥 元朝统治中国虽然只有89年，但是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却是其他朝代所难以比拟的。那时候黄河两岸就流传着这样一句歌谣：“石头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元朝时的黄河曾有20多年不打口子，任其泛滥自流，致使中下游大片土地沦为沼泽。人们被大水撵得东奔西逃，无处
40个不可不知的历史典故 中华上下五千年，产生了无数历史故事。 当你说出一个典故的时候，知道它背后那段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历史吗 何为'永结秦晋之好'为什么说“问鼎中原”“桃李满天下”又出自什么典故 1、炎黄子孙 大约四千多年前，轩辕黄帝联合炎帝战胜九黎族蚩尤，蚩尤俘虏被称为“黎民”，之后黄帝打败炎帝族，成为中原地区的部落联盟首领。后人将黄帝誉为华夏族的祖先，因为黄帝和炎帝是近亲，二族又融合在一起，所以中华民族又称为炎黄子孙。 2、周公吐哺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第四子，武王的弟弟，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他曾两次辅佐武王伐纣，武王崩，又辅佐成王摄政，制礼乐，天下大治。据说他“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成为礼贤下士、求才若渴的典范。 3、管鲍之交 指春秋时期，齐国齐桓公的两位贤臣管仲和鲍叔牙之交。鲍叔牙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公子小白成为齐桓公后，公子纠死，管仲被囚禁了起来。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了管仲。后管仲在齐国为相掌政，助齐桓公成为霸主。管仲曾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4、秦晋之好 春秋时，秦晋两国曾多次通婚。晋献公曾将女儿嫁给秦穆公。后献公妃子骊姬为乱，迫害献公之子申生、重耳。重耳流亡在外十九年，流亡到秦国时，秦穆公将
自己的女儿文赢并同宗四女嫁给了重耳。公元前636年，穆公帮助晋国流亡公子重耳回国做了国君，成就了“秦晋之好”。 5、楚王问鼎 《左传》记载，春秋时楚庄王曾率兵北伐至洛水，向周王朝炫耀武力，周定王不得不派王孙满前去犒劳楚军，而楚庄王竟骄横地向王孙满询问周朝传国之宝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回答说“在德不在鼎”。鼎是古代国家的权利的象征，楚庄公问鼎之轻重，有取代周室之意，“问鼎中原”源于此。 6、春秋五霸、战国七雄 春秋五霸指春秋时期五次诸侯会盟的盟主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公，一说指齐桓公，晋襄公，楚庄公，武王阖闾，越王勾践。战国七雄指战国时期的七个最强的诸侯国齐、楚、燕、韩、赵、魏、秦。 7、合纵连横 自秦孝公起，强大的秦国便有了统一天下的雄心，在纵横家苏秦的游说主张下，齐、楚、燕、韩、赵、魏六国结成联盟，“合纵”抗秦，秦谋士张仪则提出远交近攻的策略，用“连横”瓦解联盟，为秦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8、车同轨、书同文 秦王嬴政先后灭韩、赵、燕、魏、楚、齐六国，统一了中国，自称“始皇帝”。秦始皇采用丞相李斯的建议，“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度量衡；为抵御匈奴，修筑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另一方面又焚书坑儒，大兴土木。 9、鸿门宴 指公元前206年，于秦朝都城咸阳郊外的鸿门（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新丰镇鸿门堡村）举行的一次宴会，参与者包括当时两支抗秦军的领袖项羽及刘邦。项羽在宴会上欲杀刘邦，但刘邦成功逃遁而去。这次宴会在秦末农民战争及楚汉战争皆发生重要影响，被后人常用“鸿门宴”一词比喻不怀好意的宴会。 10、霸王别姬 刘邦趁项羽出兵之际，自汉中出击攻占了项羽都城彭城，项羽回攻，大败汉军。范增不允刘邦求和，刘邦离间项、范，又以划分楚河汉界为权宜之计，后用韩信十面埋伏之计将项羽围困在垓下，项羽爱妾虞姬唱罢“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拔剑自刎。项羽退至乌江，在乌江边拔剑自刎。
明代山西行都司移民 ●郭 红 明初,山西行都司曾是北防的主要军事组织之一,同时下辖有大片土地,所以也有一定的行政职能,使得布政司下的大同府相形暗淡了许多。同其他都司卫所一样,山西行都司最初也是由移民构成的。从地域上来说,山西行都司曾经东西横跨于黄河与燕山之间,北最远时达今察哈尔右翼中旗,小时以长城为限,西至黄河,东至西阳河与万全都司为界,卫所移民的迁入地域广阔。从时间上来讲,一直到正统以后,卫所数量、驻地才基本上固定下来,在明初80余年中,这里的移民活动频繁。 一、山西行都司移民的主要来源 随着元人的北退,其宁武以北地区的地方行政区划也土崩瓦解了。早在洪武二年,明政府已开始设立大同府及州县,试图进行有效的管理。按《明太祖实录》洪武四年春正月“戊申,山西丰州、东胜州、太原府兴县以去年旱灾诏免其田租”①,可见最初其区划基本沿袭元末之制,依然有丰州、东胜等州。但是明初一是由于战争损耗,“荒残累年”②,加之政府不断把民居徙于内地,这里的土著人口大大减少,据《太祖实录》洪武六年十月“丙子,上以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胜、澧州、云内等州县北边沙漠,屡为胡虏寇掠,乃命指挥江文徙其居民于中立府,凡8238户,计口39349”③,十一月,又“送边民寡妇及遗弃人口六十一户至京师”④,随之补充的人口即是从外地搬迁而来的卫所军士及其家属。 根据卫所设置、迁徙情况,山西行都司移民应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洪武初至永乐元年东胜诸卫内迁前。这30年卫所处于初置时期,置废状况复杂。但移民集中,数量大。其来源可分为以下五种: 1.跟随徐达等北征至此而留下来置卫的军士及其家属。大同都卫是山西行都司的前身。早在都卫成立之前,洪武三年该地已置了蔚州卫、大同左卫、大同右卫、朔州卫。这四卫都是在北进过程中成立的,军士主要来源于黄河以南,四年正月设立的东胜卫亦是如此。由于史料缺乏,其具体的迁出地已不可考。按《太祖实录》卷62洪武四年三月癸已,朱元璋命中书省臣曰:“山北口外东胜、蔚、朔、武、丰、云、应等州极边
明朝洪武初年山西人口移民 明初山西居民外迁是历史上一件十分重大地事件,河南是山西外迁移民地重要地区之一,本文试图以洪武十四年()《明太祖实录》所记录地河南户口数为参照,探讨洪武元年至洪武十四年山西移民河南地规模. 一 在官方记录中,《明史》和《明实录》最早出现移民记载地是在洪武六年,这一年“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洪武十四年之前移民河南地资料多见于各种家乘、碑刻中,现就所存史料洪武初年地移民作一概述. 洪武元年.据濮阳县志记载,濮阳县曾有四次洪洞迁民,分别是洪武元年、洪武二年、永乐七年、永乐十三年.年《封丘县续志》卷三《氏族志》是对该县所存家族族谱地摘录,摘录内容除迁移时间外,还包括各姓氏家谱地编篡、续修时间.卷四《氏族别录》是对未见家谱地当地民众进行地采访,二者可相互参照.其中卷三《氏族志》记载:“西仲宫郭氏,始祖郭大庆明洪武元年自晋迁此,传今十九世.”卷四《氏族别录》记载:“西八丈狄氏,明洪武元年自晋迁此.”周王村周氏、周口周氏、周庆周氏,“上三族均于洪武元年自晋洪洞县迁来”.“后吴村杨氏,晋人,洪武元年来迁”.沙岗桥刘氏、大李湾刘氏、粪堆刘刘氏、后河刘氏,“上四族均于洪武元年自晋洪洞县迁来.”梅家口翟氏,“明洪武元年由山西洪洞县迁此,今传十九世”.唐河县《惠氏族谱》称“大明洪武元年,有始祖伯通公,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奉旨迁徙河南省南阳府东唐河县”.洛阳《王氏祠堂碑》记:“洪武元年,由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处,迁到河南省洛阳府北窑天华岭.”上述家谱涉及地区有彰德府(濮阳县)、卫辉府(封丘县)、开封府(巩县、祥符县)、汝宁府(西平县)、南阳府(唐河县)、河南府(洛阳县),由北至南,范围很广.
一、明初大移民 A、明初大移民的原因 综览《元史》、《明史》、《明太祖实录》和《中国通史》等有关史籍，明朝洪武和永乐年间的大移民，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元朝统治中国仅有短短的八十九年（1279—1368年），它是在军事暴力征服宋王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元朝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蒙汉等各族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阶段压迫、民族压迫及政治腐败与落后的生产方式，使之成为一个野蛮、落后的朝代。 到了元中后期时，突出地表现在土地占有关系上的严重贫富不均，广大农民因丧失土地沦为“流民”。流民的生活，正如张养浩的长诗《哀流民操》所说：“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 哀哉流民！建树食其皮，掘草食其根。哀哉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 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以及连年的水、旱、虫、瘟疫灾害，使得中原大地民不聊生，人民无法生活。为生存，农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反抗，就是揭竿而起，推翻元朝的黑暗统治。 至正十一年（1351年），江淮一带农民头扎红巾，高举红旗，纷纷起义。其中以颍州（今安徽阜阳）刘福通的红巾军影响最大。 第二年，定远人郭子兴率众起义，攻占濠州城，朱元璋于这年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随后邹普胜在蕲水，徐寿辉在黄州，明玉珍在湖北随州，陈友谅在沔阳，也各自起义于自己的故乡。群雄并起，战火连天。农民流离失所，饱受蹂躏，致使土地荒芜，连陌成阡。大地积骸成丘，千里无人烟。 在长达十六年的战争中，朱元璋先后灭了张土诚、方国珍、陈友谅等起义军势力。1367年，朱元璋灭东吴后进军中原，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结束了元末群雄混战的混乱局面，于1368年建立了大明王朝。
朱元璋接手过来的是一个烂摊子，战乱后给社会带来的现状是社会动荡不安，到处是满目疮痍，残垣断璧，遍地哀鸿，到处积骸成丘居民稀少，民不聊生。 出身贫贱的朱元璋，深深地了解农民被哉乱蹂躏的苦难。如何巩固取得的政权和经济基础，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安是社会，成了朱元璋的当务之急。朱元璋说：“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洪武三年，时任郑州知府的苏琦给朱元璋奏言“时宜三事”。其一为屯田积粟，以示长久之规；其二选重臣驻边镇，统辖诸蕃；其三垦田以实中原。 奏言中明确指出：“自辛卯河南兵起，天下骤然，兼之元政哀微，将帅凌暴，十年之间，耕桑之地，变为草莽。方今命将出师廓清天下，若不设法，以实中原，悲日久国用虚竭。为今之计，莫若计复业之民垦田外，其余荒芜土田、宜责之守令召诱移未八籍之民。”随后，户部郎中刘九皋、国子监宋纳等人也奏言朱元璋：“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欲地不失利，民有恒业，……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朱元璋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移民屯田，奖励开垦的战略决策如是北方“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南方则江西、湖广，湖广坝四川。”就这样拉开了明初大移民的序幕。山西洪洞大槐树和江西饶州瓦屑坝，因而成了明大移民集结地。 B．明初大移民组织形式与对象 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安定社会，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朱元璋采纳了苏琦等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移民政策。所谓移民，即下令人多地少的狭乡移民到人少地多的宽乡去垦田。 明初的大移民，是明统治者组织的有计划的有规模的政府行为。 屯田，就是垦荒种田。《明史》卷七十·食货中记载：“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寓兵于农，其法最善。其制，移民就宽乡或招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明政府屯田制，主要有三种组织形式：军屯、民屯、商屯。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a110755372.html, 南雄珠玑巷移民传说形成原因探析 作者：芦敏 来源：《中州学刊》2018年第09期 摘要：珠玑巷移民传说反映了宋元明清时期由黄淮、江淮等内地中心区域或人口稠密区域向南、向西迁入珠三角、河湟、桂东南等边疆区域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它的广泛传布是社会认同的结果，基于生存竞争，移民提取了代表中原正统血脉的珠玑巷移民身份作为维度进行范畴化，当珠玑巷移民成为支配群体后，许多原住民和非珠玑巷移民也接受了珠玑巷移民认同。由于传播媒介和豫、粤两地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同，在珠玑巷移民群体的集体记忆里，祥符珠玑巷被遗忘，南雄珠玑巷被凸显为祖源地。 关键词：珠玑巷;移民;群体认同;集体记忆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8）09-0122-05 有关珠玑巷移民传说，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整理汇编 ;①以及以珠玑巷移民为基础所进行的人口迁移史研究 ;②方面，多元化地探索了其背后的文化和思想意义 ;③。本文拟在梳理流各地珠玑巷移民传说的基础上，尝试以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探讨珠玑巷移民传说被移民群体认同的原因和过程。 一、散布各地的珠玑巷移民传说 珠玑巷移民传说主要流传于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广西东南部、青海河湟地区、河南开封等地。 1.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珠玑巷移民传说 以陈乐素、谭棣华、牧野巽、井上彻、刘志伟等为代表的学者均认为，今广府人多言其家族自南雄珠玑巷而来的说法在明代即已形成。 ;④《南雄珠玑巷南迁氏族谱、志选集》所收录的69姓共77种族谱、家谱序暴露出：构成南雄珠玑巷移民历史叙事的要件“宦游”“避乱”“胡（或作苏）妃之变”均于明代获得社会认可。“在这一时期，有关中原士族因避乱而由珠玑巷南迁这一混杂着历史与想象、事实与虚构的历史叙事的主要结构性要件开始逐渐在民间形成并普及化，成为珠三角各族姓关于自身历史渊源叙事的关键一环。” ;⑤如明末清初，屈大钧言：“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来。” ;⑥清人黄培芳、李星辉也在诗作中有类似提 法 ;⑦。不仅家谱如此，方志也多此类记载。明嘉靖《广东通志》引《南雄府图经》曰：“岭 上古有珠玑巷”，“今南海衣冠多其子孙”。 ;⑧清乾隆《南雄府志》“珠玑巷”条云：“广州故家巨族，多由此迁居。” ;⑨道光《广东通志》“南雄州”言：珠玑巷，“相传广州诸望族俱发源于此”。 ;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