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宏璞
[摘 要]陶渊明的的政治理想并非《桃花源记》中的乌托邦，而是“仕而达，济天下”。“士志于道”是历代士人的主导精神，隐逸诗人多不能超然地融入田园山水恰是“士志于道”赋予了他们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现代生命观的重建。
[关键词]政治理想 士志于道 隐逸情结 人格重建
纵观陶渊明一生，是“仕”还是“隐”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他，虽有暂时的心灵宁静得以拈笔舒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但“萧萧哀风失，猛气冲长缨”（《咏荆轲》）的积郁始终荡漾在他的心头，至死亦挥之不去。
一、陶渊明政治理想
解读陶渊明仕与隐矛盾心理冲突出发点当为对他政治理想的认识、确定。历代论者多以陶渊明为“隐逸诗人之大宗”而认为《桃花源记》中的乌托邦便是陶渊明的政治理想。如果我们通览陶集，把他的作品置于历史的大环境下来解读陶渊明，就会发现“仕而达，济天下”才是他的少年猛志、真正理想。
门阀政治下的东晋王朝自建国之始就处于世族与世族、皇权与世族之间的争权夺利之中，战争乌云始终笼罩着建康。太元五年（380）陶渊明“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薄，不就”[1]，居闲于家。陶渊明家乡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距都城建康不远，对围绕建康发生的各种政治变故的反馈当是颇及时准确的。太元八年（383）发生了令东晋人振奋的事情，谢安指挥东晋八万军队击溃前秦三十万大军，并乘机收复大片失地，大批将领崭露头角，建立了功勋。
淝水之战五年后（389），那些崭露头角的人士已有了显赫的地位，隐居在家的陶公作《命子》，此篇没有丝毫的田园之思，是一篇管窥陶渊明心态的关键之作。诗中陶公用了六章的篇幅叙述祖辈的武功、勋业，可谓津津乐道，特别强调了祖辈“德”方面的建树；第七章以下方始及“命子”之意，先感叹自己无才无德而无法追踪先辈的事业，偶一顾窥已见双鬓斑白，不禁惭愧顿生，怅惘不已；接着说：“我”之所以给你命名俨字求思，是因为“我”希望你能够温和恭俭，能像孔 那样成为有出息的人。“按照陶渊明的愿望，孩子们应该超过乃父直追先辈陶侃、陶舍才是。他是按照家族史上陶侃、陶舍的高大身影为孩子们量体裁衣”[2]。
特别是第九章陶公为了诫勉其子引用“厉夜生子”的典故：厉之人，夜半生子。其父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由厉之人的“汲汲然”可以想见陶公自愧寡陋无成而“夙兴夜寐，愿尔斯才”的“汲汲然”。望子成才之心如此殷切，恰见陶渊明对自己居于田园未能出仕的不满意。淝水之战使许多士子彰显于世，这必将诱发了陶公“扶剑独行游”(《拟古》)的渴望、“猛志逸四海的”(《杂诗》)的壮志，陶公渴望有人赏识重用，从而获得“伊勋伊德”的功业。从他盛赞陶茂“直方”、“惠和”、要求子俨“温恭朝夕”可以看出，陶公要求出仕的目的是在拥有自我发展空间的前提下，秉政
务事，施惠于民，“达则兼济天下”。此时他那“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咏荆轲》)的豪情我们可以一言以蔽之“：仕而达，济天下”。
“有志不获聘”的陶渊明于太元十六年（391）创作的《荣木》则更能表达他“仕而达，济天下”的渴望，诗序云：“《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我们就可以看到陶公深感生命危机，“念将老也”、“白首无成”，为壮志难酬而郁闷不安。读罢前三章，我们会深深感受到陶公因“憔悴有时”、“慨暮不存”而焦灼伤痛的心的跳动，也会随之而沉痛不已。待读到第四首，我们便会豁然开朗：陶公前三章所营造的郁闷气氛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向命运低头了，你看，“四十无闻，斯不足畏”，不以岁月垂暮而放弃“仕而达济天下”之志；“脂我名车，策我名骥”，给“我”出仕的机会，给我“济天下”的舞台，“千里虽遥，孰敢不至”——陶公“仕而达济天下”之心可谓迫也。清李广地评析为证：“人但知靖节之清高旷达，岂知其隐居求志如此哉”[3]！
陶渊明先是因怀着“济天下”之志、无机会出仕而忧闷不已；出仕后因“济天下”之志未能“达”而积郁不安。当他最终认识到“仕而达济天下”的理想于当时政治环境犹如水中望月之时，他便暂时放下这沉甸甸的理想，归于田园；需要指出的是，陶渊明不是笑着奔向田园的，而是带着一丝牵挂和遗憾，深埋在心底的遗憾伴随他直到终老。在此后的田园生活中，他每每弹奏出与田园韵律极不合拍的音调。这不合拍的音调恰显出了陶渊明迥异于其他的隐者和贵族的价值取向和心态，“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的，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4]。睿智于审时度势的陶渊明根本不会相信《桃花源记》中乌托邦的描述的实现，那只能算作他对生活的向往憧憬。这一乌托邦的憧憬恰是他“仕而达，济天下”的理想无途以试而无奈悲吟的映像，也恰是他徘徊于仕与隐之间的心灵写照。
二、陶渊明仕隐矛盾情结追踪
春秋后期，各诸侯国社会结构、政治格局急剧变化，士之阶层骤然壮大。他们原本官事鞅掌、行役在外而躬行勤勉，有着较强的重视个人才能和业绩的个体意识；虽无恒产而有恒心，胸襟博大，志于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努力由社会的下层步入社会上层加入卿大夫的行列，实现个体的生命价值。他们甘以天下为己任，参与政治的意识非常强烈。“士”便逐步由单纯的社会阶层升华为这一群体的人格理想，成了具有深层伦理道德涵义的生活范畴，与“君子”并论而称之为“士君子”。
《论语》中对士的修为有精确的论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泰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季氏》）,“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微子》）。士人群体据德依仁、死守善道、见善思及的精神风貌与社会上层堕落的社会风气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精神风貌经孔子终生席不暇寐的总结、宣讲及其弟子的归纳整理、阐发提升而成为儒家思想的基础。儒家后学大师孟子的“民贵君轻”理论对这一精神进行了更高境界的强化：“君有大过，反复之而不听，则移位”（《告子下》）。这在提高“下则沦落为民、上则位达卿大夫”的“士君子”在国家行为中的地位的同时，对他们的境界也进行了更高的界定：甘以天下为己任，必要时不惜个人安危而与独夫民贼做斗争。
“儒家诸子频繁地讨论士君子的准则，在各种场合、从各个不同角度给‘士’、‘君子’、‘士君子’下定义，逐渐建立起其伦理价值生命观，应该说儒家的整个伦理道德体系，即建立在这种士君子的生命观上”[5]。“士志于道”便成了士人的主导精神，“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念以春秋战国为界，此前以崇拜上帝、上天为主；其后，以崇圣为主”[6]。在崇圣文化的大背景下，历代士人无不饱受“先师遗训”的侵染，致力于“正心、诚意、修身”，以求
成为“治国、平天下”之圣贤。这一精神被东晋张载总结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元学案》）。大部分士子终生劳碌于中央政权之外，穷经皓首而无途以酬壮志，便依外在的田园山水来减轻不能济天下的苦痛；一些士子在以“治国、平天下”为目标在追求社会整体利益、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得到了社会的承认，然而他们权与势扩张引起了“圣”与“王”关系的恶化，造成“圣贤不得通其道”的郁愤。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有着隐逸情结。
对隐逸情结的解读，历代论者多出于自我需要而注入感情色彩，强调他们冲淡飘逸的一面而未能感知出他们“志于道”的生命意识。实际上，仕与隐的冲突过程恰是多数隐逸诗人壮志难酬之下、倍感生命危急而以田园山水来转换视觉、感觉却欲罢不能的心路历程，多数没有超然地融入田园山水。
关于隐逸行为的最早记载可追溯至《周易》。《后汉书·逸民传》：“《易》称‘遁之时义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梁书·处士传》：“《易》曰：‘君子遁世无闷，独立不惧”。隐士们能否都能做到“遁世无闷”，他们的生命追求是否就是“独立不惧”，这些记载无据可考。下面我们通过对流传下来的较早隐逸作品的品析作以管窥。
据现存文献，最早的隐者遗作是《诗经》中的《卫风·考梁》、《陈风·衡门》、《小雅·鹤鸣》。关于《考梁》已有定论：“这首诗创造了一个清谈闲适的意境，文字省净，……一种怡然自得之趣，流行于间”[7]，细品诗作，隐者的确有“遁世无闷”的境界。而《衡门》则没有这种潇洒，诗作二、三章用食鱼不必选择鲂鲤比娶妻不必选择贵族，显然渗透着丝丝求而不得的酸意，知足常乐的表述极不自然。《鹤鸣》通篇用比兴的手法抒写招致人才为国所用的主张，细品诗中对隐居之地精炼细致的描绘及语气的殷切，可以肯定是隐者遗作。从“它山之石，可以为错”、“它山之石，可以为玉”来看，这位隐士是关注现实、体察政治且希翼被征用的。显然，《衡门》、《鹤鸣》中的隐士未能达到“遁世无闷”的境界。隐居首阳山中的伯夷、叔齐是最早留下姓名和诗作的隐士，他们以株薇为食，及饿且死之际，做《采薇歌》。且不说诗行之间流动着对“以暴易暴”的鄙视，就“我适安归兮” 所表达的对无归宿地的迷茫、对隐居生活的不满便足以见证诗人最终没有达到“遁世无闷”的境界，从最后一句“吁磋徂兮命之衰矣”更能读出隐逸的悲壮、凄凉、无奈。
仕隐话题在先秦诸子中也有着热烈的讨论。《论语》多处涉及：“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戏焉，肚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宪问》)；“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然而，孔子居于“礼崩乐坏”的无道之世却游说诸侯，积极求仕，周游列国而不辞风尘劳顿，寻求出仕的途径：“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阳货》）；“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罕》）。寥寥数语足可洞见孔子求仕心情的迫切，使他有关“无道则隐”的论说苍白无力。
庄子在《外篇·刻意》中，把士分为五类:平世之士、朝廷之士、山谷之士、江海之士、导引之士，其中山谷之士、江海之士和部分导引之士都属于隐士。“山谷之士”、“江海之士”在心境和精神状态上迥然有别:前者为被迫归隐，雕砺心志，崇尚品行，心怀怨愤，形容枯稿，忧愤至极时可导致赴渊而亡；后者为自觉归隐，徜徉于山水之间，心境平和，悠闲自在，重生养性。庄周自认为属于后者，因为他多次自觉拒绝入仕。但他终究没有达到“江海之士”的心境，因为“庄子的著述，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运用的思想，与其说是追求真理，毋宁说是眺望故乡，咀嚼旧梦”（闻一多《古典新义·庄子》），更有人称《庄子》为“蒙叟
之哭泣”（刘鹗《老残游记》）。
仕与隐的冲突在屈原身上亦有所表现。屈子一面高呼“世浑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一面悲歌“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均见《涉江》）。在诸多诗篇中，屈原屡屡表白自己归隐后的逍遥生活：“折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平”（《离骚》），“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山鬼》），等等。然而这些优美飘逸的描述荡不去屈子心头“不能变心以从俗兮”（《涉江》）的誓言，只能作为仕与隐心理冲突的有力明证。恰是仕与隐矛盾心态的不可缓和，屈子最终沉江毕志。
仕与隐的矛盾冲突在陶渊明的诗文中表现得更为集中、激烈，一面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的超脱，一面是“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杂诗》）的忧虑；一面是“羁鸟恋旧林，池鱼思古渊”（《归园田居》）的欢歌，一面是“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杂诗》）的悲叹；一面是安逸于“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的田园逸趣，一面是悲叹于“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咏荆轲》）的无可奈何……陶渊明仕与隐的矛盾与苦痛源于“忧道不忧贫”的高洁远大的理想，因为他追求的执着，他的作品始终荡漾着“田园”的清新的同时，更渗透着沉郁愤懑之气。只有承认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陶渊明仕与隐之间的彷徨及其作品中的积郁之气，才能从陶渊明这一文化现象中发掘出对当今生命观重建更有魅力和价值的东西。
三、陶渊明隐逸情结的解读与当代人格的重建
纵观隐者遗作，多饱含诗人苦涩辛酸，诗行之中闪现着潸潸血泪的影子；细审孔孟、屈子、陶潜等隐逸情结，无不或明或暗地闪现着“仕”与“隐”的冲突。恰是这仕与隐的矛盾冲突说明他们根本没有放下“士志于道”的先师遗训。正如鲁迅所说：“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8]。隐逸情结所蕴涵的文化精神，有助于当代人的人格建构，有助于精神文明工作的全面开展，继承优秀的古代文化遗产以服务于当今社会，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对隐逸情结的全面解读和公正评价是我们继承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而健康地整理、弘扬这一领域传统文化的出发点。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凄美动人的隐逸情结、冲淡超然的隐士形象从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后人价值观念的确立、人生目标的选定、生活工作的热情，一些有隐逸情结的士人一旦出仕，会以浩然胸襟去为官，谦退恭肃，淡薄名利，廉洁奉公，以人为本。另一方面，我们更要看到：如果我们片面强调、夸大隐逸情结中的淡泊名利、清高守志、轻松闲适、从容舒泰等，必将缩小、凌迟、忽略隐士心中耽念不忘的“士志于道”的积极因素，从而导致一些人仅仅管窥隐逸者的冲淡超然而缺乏竞争意识、进取精神，或消极避世、没有生活的热情，或终生郁郁不乐，或性情偏颇而局于一隅，甚至心灰意冷而自绝于世。
古代隐士具有高洁不屈的人格、独立自足的精神，知命达理，具有远见卓识；他们因厌恶官场的尔虞我诈、劳碌紧张、鄙弃荣华富贵，力图挣脱君权和仕途对自己身心的奴役与束缚，追求独立自由的生存空间。他们多彷徨于仕与隐的交界线上，或身在魏阙而心思山林，或身在山林而心思魏阙，仕与隐矛盾心理冲突伴随他们直到终老。他们的仕隐情结何以浓得化不开呢？从陶渊明耽念不忘的“先师遗训”、“忧道不忧贫”来看，恰是儒家思想中“士志于道”的生命观赋予了他们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而不能超然地融入田园山水。
事实上，“陶渊明的诗，不是为了田里的农人，而是为了‘我们这个充斥了熙攘车马客和诗歌读者的世界’而写的。传统中国注家自己即属于这个复杂的世界，属于这个车马客的社会阶层，正是因此，他们对于一个浪漫化的‘单纯、朴直’的诗人形象情有独钟，对他们而言，这一浪漫化的诗人和一个
浪漫化的农人几乎难以区分”[9]。古代士子对陶渊明矛盾心态的解读，多是失意者高扬冲淡、自适而作为精神慰藉，也有少数理学家挖掘出“忠义”而为统治者服务，或是少数颇具革新意识者夸大陶的“猛志”而做宣传……每一种认识都是出于自我需要而注入感情色彩，为自己的入仕无门、壮志难酬而操守清高等寻找外在映像，多是偏颇、狭隘的认识。
总之，我们应当对隐逸这一文化现象进行双重阅读和借鉴，不仅要看到隐者把酒菊下的自得，更要解读出自得之下所掩藏的“少年壮且历，扶剑独行游”的积极情愫。作为社会个体一定要认识到：繁荣发展的社会为我们提供了施展才华、实现理想的广阔空间，个性能够得到充分的尊重，自我价值经个人努力可以实现；我们应当充分重视隐逸情结中“仕进”的一面，面对挑战，敢于昂扬向上积极进取。对于社会共体（政权）来说，应当以人为本，真正落实“人才是第一生产力”，为竞争提供公平、合理、广阔的平台，发掘各种人才为社会所用，使上者务实其事、恪尽职守，下者心悦诚服、砥砺奋发。只要社会个体与共体共同努力，致力于打造和谐、繁荣的社会，我们的民族必将以自信、自豪的心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当前正是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交流与碰撞时期，樊美筠认为：“中国文化对医治西方现代化的弊端的确具有一种现实意义。因此，作为龙的传人，更有必要站在必要的角度重新阐释、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意义的问题。”[10]中国的传统文化帮助中国成长、发展至今，那么，在今天的时局下，它能不能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人类未来的健康发展有所帮助？汤一介说：“我们和国外的文化交流应是双方面的，一方面积极吸取国外的优秀文化，另一方面主动向外国传播我们的优秀文化，在文化的对话和讨论中共同推进人类文化的发展”[11]。在这种形势下，摒弃千余年来夹杂着主观情绪的研究方式和偏狭结论，在动态的环境下从人的本性的角度研究陶渊明，认识到：他有哲学的思辨，但称不上哲学家；他有深邃的思想，但称不上思想家；他有高尚的品格，但不足以与孔孟圣人比肩；他的诗歌自有特色，但从综合实力上不足以与杜甫的集大成相抗衡……但他那专注于“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追求恰是当今世界拯救人类危机、保护地球家园的精神召唤和动力。因此，展现给世界人民一幅全面的、完整的、符合历史现实和人的本质的、发展的陶渊明，不仅是当前我们陶学研究的出发点，更是我们当前的迫切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世界各国人民从人的本体心悦诚服地接受陶渊明这一伟大的文化现象，从他身上学到更多的、更有价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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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文学研究生
陶渊明和王维对苏轼隐逸思想的不同影响摘要：陶渊明是苏轼穷极一生未能实现的理想，而王维虽然在对宇宙飘渺的认识上和苏轼达成一致，但是苏轼是对人生意义的探寻，而王维是对现实的逃避。 关键词：陶渊明、王维、苏轼、隐逸 一、陶渊明和王维隐逸思想的比较 隐逸思想古已有之，最早的隐士应该追溯到许由、巢父的尧舜时代，然而最早对隐逸思想有系统论述的是儒家的孔子， 《论语》中提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道不 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言 则逊”（《宪问》）；继而道家的庄子在其著作中论述了与儒家隐 逸思想不同的另一种观点，两者隐逸观相比较，儒家的隐逸体 现的是在阶级统治极其黑暗腐败、有志之士报国无门的情况下，可以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可以说儒家的隐逸只是暂时远离 世俗，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等时机成熟后，还会选择出 世做官。道家的隐逸思想主要表现在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当 现实社会与自己的理想相矛盾的时候，便很容易产生消极避世 思想，这实际上是对现实的逃避，隐逸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个人 的“绝对自由”，顺应其自然的发展，对现实采取冷漠的态度，因此称道家的隐逸思想为“忘世”。 陶渊明的隐逸思想是以儒家式的隐逸为主，也就是说他是
由于不满朝政而放弃作官，但他一生都战争不断，所以在做了 几年官后，毅然决定隐居，只能说他是生不逢时。但儒家济世 思想仍然贯穿其一生，如“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杂诗 十二首》其四），“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 其五），“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拟古九首》其八）这些诗都寄托诗人的理想和抱负。由于当 时玄学的盛行，因此其诗文中又体现出道家追求个人精神自由 的一面，如《归园田居》体现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主要还是为 了追求精神自由。可以说，陶渊明隐逸思想是以儒家式的隐逸 为主导，兼有道家成分。 王维由于受当时禅宗的影响，隐逸思想中更多地体现了佛家的隐逸，佛教追求的最高境界称为“涅槃”，是指消除烦恼、超越生死的解脱境界。把现实社会的一切认为是虚无飘渺的东 西。王维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对此深信不已。可以说，王维的 隐逸思想是以佛家、道家为主导。如：《黎拾遗昕裴秀才迪见过 秋夜对雨之作》写道：“白法调狂象，玄言问老龙。”体现诗人 佛、道兼学的思想。 陶渊明对苏轼归隐的影响 陶渊明对苏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苏轼被贬谪的时候。 苏轼初次被贬黄州期间，曾在黄州的东坡筑雪堂，过了一段“身耕妻蚕”的生活，虽然获得这种生活的手段是很不相同的。陶渊明是
代表作： 饮酒（其五） 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归园田居（其一） 陶渊明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1 导言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著名诗人和散文家，特别是他的田园诗为中国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巧妙地将情、景、理三者结合起来描述农村风光和田园生活，诗歌风格清新、自然，描写细腻，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陶渊明的诗，可以分为述怀、哲理和田园诗三部分，共约六十首左右，而田园诗三十首左右，约占一半。陶渊明的田园诗在中国诗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是中国田园诗的奠基之作。他继承了古代农事诗的优良传统，扩大了诗歌题材，并在思想艺术上有新的突破，在玄言诗弥漫的东晋诗坛上，独树一帜，为诗歌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隋唐以后大批以田园诗创作著称的诗人和诗作陆续涌现，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陶渊明的影响。 陶渊明的田园诗在东晋末年产生，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相关。魏晋时期，地主庄园经济进一步发展。永嘉之乱后，南逃的士族地主在东晋政权的庇护下，广置田园，掠夺土地，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崇自然、尚清谈的玄学风气极盛，加上佛教的广泛传播，儒家经学暂时没落。当时的士族文人往往生活糜烂，意志颓废，精神上纷纷向“玄之又玄”的老庄道学寻求寄托，有的纵情山水，以隐居逃避现实，所以文学领域玄言诗、山水诗盛行一时。与此相反，一部分不满现实的文人士大夫，深感仕途黑暗，于是弃官归隐，躬耕自食，去探索人生的真谛，寻求个人安生立命的场所，渐渐与统治集团有了距离，因而更接近于广大劳苦大众。陶渊明就是这些文人士大夫中的杰出代表。 陶渊明的田园诗创作，还有其独特的个人生活经历和思想基础。他出身于一个没落士族地主家庭，少年生活在农村环境，家乡故园的风光，这些都对他的思想和创作提供了充足的养料。仕宦归来，他“未尝有所造诣，所之唯至田舍及庐山游观而已”(《晋书·隐逸传》)。他的后半生更是长期活动在百里之内的农村，接触的多是田野村夫，议论的多是稻麦桑麻，过着粗衣淡食的贫士生活。长期的农村生活实践，为他的田园诗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
各界名人对陶渊明的评价有哪些？鲁迅先生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梁启超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 林语堂说，“陶渊明是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他的生活方式和风格是简朴的,令人敬畏,使那些聪明与谙于世故的人自惭形秽“。 这是名人对他的评价，陶渊明是大隐士，而我在陶渊明的归隐中看到了诗化的归隐，归隐如诗般有意境和耐人寻味。千百年来在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仕隐情结一直是很多古代文人难解并深为之扰的一个情结。作为他们中的一员，陶渊明自不例外，且体现在他身上的这种独特、鲜明又执着的仕隐观是后代文人所不可企及的。 据说他最后一次从官场辞职时已经四十二岁了。这就是那一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著名行为。从此，他就彻底回到田园之中了。但陶渊明并没有从现实中抽身退出，从而成为一个虚无主义的隐士，相反，他更加真实的热爱着具体的生活，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没有遗忘他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陶渊明只是从仕途中退出，而不是从生活中退出，或者说，他从仕途之中退出，转身回到了自己更加个人化的生活之中。也正如木斋先生说的“出世但不离世”。这样，陶渊明才成为了陶渊明。只有我们置身于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之中时，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我们自己。 陶渊明归隐后在他的诗上赋予了鲜活的自然气息，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仿佛在告诉世界他的归隐像他的诗一般素雅而义无反顾。 也许说陶渊明是寂寞的，但寂寞也是一种美。他隐中恋仕，仕中恋隐，归依于隐。这也标志着他仕隐观的成熟。“真”可以说是陶渊明哲学思想的全部，没有矫饰，没有虚伪，没有违心。自然本真、生活本真、人性本真本来就是美。因为独具慧眼，对生活进行哲学思考，认识到真就是美，陶渊明才能将平凡生活艺术和美化。也正是“真”的显现。 陶渊明活在诗意里。作为一种生存方式，诗意成为一种人生哲学。陶渊明陶然期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他实践着一种审美意义上的人生，这种美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是审美的至境，所以才会"欲辨已忘言"。 而除去陶渊明本人的品格操守不谈，除去陶诗的哲学佛理不谈，单单是他词句间独特的语言美，就让我钦慕不已。很难想像陶渊明是属于东晋那个朝代的人，当时的东晋文坛雕砌浮华之风盛行，而陶渊明的诗文风格完全与之相反，甚至比后世唐宋田园诗歌更为朴实自然。东晋时期产生的那些作品，早已经不住历史的考验而消声匿迹，唯有陶渊明，在千年的文学长河里闪烁着耀人的光辉。他的诗歌辞赋早已超越时代的束缚，由他的思想驭驾着自由驰骋。 再读陶渊明，领悟着他让千百年来人们称颂的情操与文采，自己好像成了林语堂语中“自惭形秽”的人般自嘲。陶渊明在归隐的诗上施上了丰厚的肥料，长出了茂密的意境。他的归隐如诗，诗显归隐让他成为了独一无二的隐士，也让我们千年传颂。 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在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苦闷中，把陶渊明引为知己。在《水龙吟》词中说：“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辛弃疾留下的词作626首，其中吟咏、提及、明引、暗引陶诗陶文的有60首，几乎每10首词中就有一首与陶渊明有关。辛弃疾在《念奴娇》中称：“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给予了陶渊明千古一人的最高评价。 喜欢他所创造的那种意境，五柳树下，八仙桌前，与无怀氏与葛天氏对饮，任酒杯中飘出一朵朵纯朴的菊花,高吟：“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然后则醉卧于菊花丛中，吟诗一曲，却给后世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飘然而至。各界名人对陶渊明的评价有哪些？鲁迅先生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浅析陶渊明的社会理想 ［摘要］长期以来，人们都十分重视对于陶渊明社会理想或理想社会的研究，但多数是从文学角度对其进行解释。本文作者试图用历史及社会学观点从社会经济结构、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分层、家庭结构、生活习俗结构等方面来阐释陶渊明的理想社会，希望发现其以后社会的变迁和美好田园生活所到起的积极作用，增强其参考价值和研究意义。 陶渊明（365年～427年），又名潜，字元亮，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即陶渊明二十九岁那年，因“亲老家贫”，“耕织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缸无储粟”（《归去来辞序》），于是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以后曾几度出仕，做过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官。最后一次是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出任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萧统《陶渊明传》）从此远离官场，退隐田园。后陶渊明以满腔政治热情和远大理想抱负作脍炙人口的《归去来兮辞》，晚年写了《桃花源诗并记》，以真实的人生来对抗时代的虚伪，以新颖的“自然”来抵御社会的浑浊。通过所描绘的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自得其乐的人间乐园——“桃花源”社会，逐渐构筑出他“桃花源”式的社会理想，希翼寄托其对社会政治积极参与的强烈愿望，展现一种欲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政治抱负，更是对晋宋易代的悲愤和感叹。而其所架构的“桃花源”对其以后社会的变迁和美好田园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具有较高参考价值和研究意义。 一、“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模式——介于“大同”与“小国寡民”间的“自然”社会理想 《老子》曾经描绘了一种社会结构理想：“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民不远徙；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而《礼记·礼运篇》则描绘了另一种“大同”理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陶渊明则取舍“大同”、“小国寡民”调和而形成一种特殊的“自然”社会。这种“自然”的社会，是陶渊明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并把它作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理想世界来歌颂。关于此，可以从陶渊明的田园诗及桃源诗作来看他的这一社会理想： 尚贤尊圣黄帝唐尧虞舜的远古社会,是陶渊明所景仰的。《时运》诗说：“黄唐莫逮，慨独在余”。“黄唐”指传说中的黄帝、唐尧，据说他们统治的远古时代，社会太平，人心淳朴。陶渊明在此点明意在对这种“贤人社会”完美境界的向往。《饮酒》诗说：“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羲谓伏羲，农谓神农，皆传说中的上古帝王，也以此感叹上古社会这样一种政治理想。 和谐田园如《劝农》诗中“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熙熙令音，猗猗原陆……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宵兴，农夫野宿。”这实际上呈现出一幅和平宁静的农作图，是陶渊明把中国自给自足的、农村封闭式的特质加以美化而成的结果。《和刘柴桑》诗：“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再次表达自耕自织以求暖衣足食的愿景。《和郭主簿二首》（其一）“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飓开我襟。”也描写了陶渊明所向往的夏日乡居的淳朴、
目录 内容摘要 2 关键词 2 前言 3 一、陶渊明的人生及思想 3 二、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特色 4 结束语11 注释、参考文献12
【内容摘要】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他的诗歌以田园生活为题材，开创了田园诗歌新的艺术境界。本文详细论述了陶渊明田园诗反映的生活内容、主要风格及其影响因素，陶渊明诗歌的高超技巧和独特风格是被广为传诵的重要原因，陶渊明诗的特色是朴实、自然，不加雕饰，极尽语言之美，包含了作者高度的匠心。陶渊明的田园诗歌虽然平淡，却不浅薄，且还富有悠远的意境。他开创的田园诗，为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 【关键词】 陶渊明田园诗质朴冲淡意境之美理趣
浅谈陶渊明田园诗艺术特色 【前言】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山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以田园生活为题材，开创了一种新的审美领域，使田园诗歌在唐宋以后成为诗歌的重要内容。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风格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他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他创造了中国诗歌意境中一种意韵极为醇厚而又朴实无华的冲淡美，这一切的取得与其丰富的人生体验分不开的，如果没有田园生活的体验也写不出这些广为传诵的田园诗，从而使陶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奠定了永垂不朽的地位。 一、陶渊明的人生及思想 陶渊明是东晋末年的伟大诗人，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世号靖节先生。他的祖、父辈曾做过大官，但到他这一代，由于门阀士族制度的专制，出身庶族寒门的陶渊明家族遭到排挤，家道中落。少年时代由于家庭和儒经的影响，陶渊明对统治阶级还抱有幻想。青年时代的陶渊明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有着“大济苍生”的雄心壮志。然而美好的愿望总是难以实现，尽管到了二十九岁，陶渊明出仕做官，但那都是些有名无实的小官。陶渊明深深地知道要实现“大济苍生”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实在难于登天，况且身在仕途，面对达官显贵还要降志辱身，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因此而心力憔悴。理想的破灭，仕途的尔虞我诈令他最后狠下决心，在四十一岁那年决计弃官归隐。本着此生虽不能让理想变为现实，但也决不同流合污的思想。在以后的日子里陶渊明过着“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朴实而又有情趣的乡村田园生活，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生活，也就有了他纯洁、幽美的田园诗作。他的田园诗，描绘了乡村田园景物及其在农村生活、劳动的情景，有着丰富的现实生活内容，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当时污浊社会的憎恶和对纯洁田园生活的热爱，从中表现出他高深圣洁的思想情操。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首先开创了以田园生活为描写对象，为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新的境界的，是东晋伟大诗人陶渊明。
精选的陶渊明诗词名句大全 1、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2、勤学如春起之苗，不见其增，日有所长。 3、寓形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 4、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5、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6、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7、未言心相醉，不再接杯酒。 8、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9、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10、勤学如春起之苗，不见其增，日有所长；辍学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 11、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12、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13、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14、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15、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16、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17、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宜自勉，岁月不待人。 18、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19、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20、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 21、一世弃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22、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23、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24、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25、步步寻往迹，有处特依依。 26、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27、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28、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搜集整理，仅供参考学习，请按需要编辑修改
陶渊明论文人生经历论文：陶渊明的隐逸情结 摘要：在中国隐逸文化的浩瀚长河中，有不少文人墨客表现出对山林田园的喜爱与独钟，陶渊明的一生也与隐逸结下了难以割舍的因缘。本文立足于陶渊明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文化氛围和他的人生经历中对于仕与隐的抉择，探讨研究陶渊明的隐逸情结。 关键词：陶渊明；隐逸情结；时代背景；人生经历 一、陶渊明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文化氛围 （一）魏晋时期黑暗的社会背景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1]魏晋时期国家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战乱之中，政治黑暗，官场险恶，政权更迭频繁，统治者残暴的镇压与迫害使得老百姓没有容身之所。当时的门阀制度相当森严，士族地主阶级与庶族地主阶级相互倾轧，上层统治政权被士族地主操纵，一般的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识阶层根本无法进入仕途实现“兼济天下”的宏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社会现实迫使许多有志之士报国无门，最终选择了归隐山林、田园的道路，希望可以将内心的怨愤在田园山水中得到化解，同时也是为了躲避当时政权的残害以求保全其身。士族阶级把持朝政，为权利、地位、名世勾心斗角，全然不顾人民的死活更不在
乎国家的安危，也未给庶族阶级的知识分子提供施展才华、实现理想的舞台，迫使许多寒士走向社会的边缘。[2] （二）魏晋时期活跃的文化氛围 魏晋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精神解放的时期，是中国文学走向自觉的时期。长期以来的社会动荡使汉代初期被认定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官方的长期备战，对思想控制的松弛，使得其他的学说在此阶段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儒、道、佛三教合一的趋势在此大体形成，由此而产生的玄学成为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玄学主张辨明析理，崇尚清谈，名士之风盛行。时代的氛围使隐逸之风成为许多士大夫追求的生活方式和对人生的审美体验。在魏晋时期出现的“竹林七贤”、谢灵运等名士便是这一特殊时代的产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文化氛围中诞生了中国田园隐逸的一座高峰——陶渊明。 二、陶渊明人生经历中仕与隐的抉择 （一）陶渊明对于仕途的向往 陶渊明总是以一个隐士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他也是以隐逸文人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的文化之中，历代的文人墨客赞美陶渊明为真的隐士，殊不知陶渊明在放弃官场，回归田园时内心的矛盾与挣扎。鲁迅先生曾在《隐士》中指出“陶渊明总是不能超于尘世的，而且，于朝政还是很留心的，也是不能忘掉的。陶渊明的超脱尘世与阮籍的沉湎于酒中一
目录 目录 (1) 摘要与关键词 (1) 《浅析陶渊明的田园诗》 (1) 一、陶渊明的生平与个性 (3) 二、陶渊明的田园诗与他的生活和思想 (4) 三、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分析 (8) 参考文献 (12)
[摘要] 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这一古典诗歌题材。他的创作，与其所处时代、家事背景，以及个人的生活思想密不可分。陶渊明在其独特的以自然为核心的思想引导下，运用质朴的诗歌语言，描绘躬耕自资的劳苦与欣悦，冲淡自然的表现田园生活的淳真与美好，既抒发个人的志趣（《归园田居》），有寄托社会的理想（《桃花源记并诗》）。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成就，突出表现在意象的塑造和意境的高远，对后世诗人产生巨大影响。 [关键词] 陶渊明田园诗新自然说意象意境
浅析陶渊明的田园诗 一、陶渊明的生平与个性 陶渊明(公元365-427年)，一名潜，字符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魏晋南北朝时代杰出的诗人、辞赋家、散文家，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里，所处时代，是南渡的东晋王朝末期过渡到刘宋，形成南北朝的乱世分裂时代。随着统一的封建王朝的解体，专权乱政，军阀征战，生灵涂炭，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道家、玄学、佛教等各种思想逐步兴盛，影响到文学方面，“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钟嵘的《诗品》）的玄言诗赋大盛其时。 青少年时期，陶渊明过着“少而贫病，居无朴妾，井臼不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①”的生活，但他博读书典，志向宽广：“读书敦宿好”（《辛丑岁七日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怀有“猛志逸四海”（《杂诗十二首》）的政治抱负，并且受到魏晋时期盛行的老庄思想、玄学清淡之风的影响，养成“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的品格，凭借其“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的自由个性，创作出了质朴自然，意境高远的田园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的又一位伟大诗人。 陶渊明生于东晋兴宁3年（公元365年），他28岁以前的经历已经难以考证，只从《五柳先生传》的自述中推想其于贫苦生活中读书不辍。太元18年（393年），于29岁时初仕，“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②”其后“躬耕自资”闲居五六年。隆安3年（399年），35岁，任刺吏桓玄属吏，两年后就因母丧辞职归家。桓玄篡晋后，刘裕出兵讨伐，陶渊明曾任刘裕幕下镇军参军。义熙元年（405年），41岁，为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建威参军，同年8月改任彭泽令，但于11月，为官80余天即弃职返里，并写下了著名的《归去来兮词》及《归园田居五首》。自此以后，直至终老，归隐田园。 陶渊明的田园诗在东晋末年产生，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相关。魏晋时期，地主庄园经济进一步发展。永嘉之乱后，南逃的士族地主在东晋政权的庇护下，广置田园，掠夺土地，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崇自然、 ①颜延元.《陶微士谏》.见《陶渊明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上册:1. ②沈约.《宋书隐逸传》.见《陶渊明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上册:3.
走进陶渊明的田园生活 教学目标 1、了解陶渊明所处的时代背景及他的生活经历，体会其作品中的思想感情，全面了解陶渊明其人及其意义。 2、分析体会陶诗歌平谈质朴的语言特色。 3、初步学会诗歌分析、诗歌赏鉴的技巧。 教时安排1课时 教学过程 一、陶渊明的时代与生平 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曾祖陶侃曾官至大司马，祖父和父亲也做过太守、县令一类的官，不过到了他，家境已经没落。陶渊明少年时代由于家庭和儒经的影响，对统治阶级抱着幻想，有“大济苍生”的壮志。但他的家世出身和所处的时代却是对他十分不利的。这时，反动的门阀制度发展到了顶点，门阀士族垄断了高官要职，出身于庶族寒门的人则遭到无理的压抑。陶渊明的曾祖陶侃虽以军功取得晋朝的高官，但本身并非门阀士族，在当时就已被讥骂为“小人”和“溪狗”，到了陶渊明时代，连这样的家世也没落了，他自然得不到社会的重视。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才出仕，以后十多年里，他几次做官，都不过是祭酒、参军等职，不仅济世的抱负无由施展，而且必须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这一切只使他感到“志意多所耻”和“违己交病”。三十九岁时，他的思想有了更大的变化，他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
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 就是说本应该是忧道的，可是道不可行，那就只好躬耕自给了。就在这一年他亲自参加了劳动。此后，他又作过镇军、建威参军，因为“耕植不足以自给”，又一度为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逢郡督邮来县，属吏告诉他应束带接见，他叹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仕隐不定的生活，坚决走上了归田的道路。陶渊明的后期最值得重视的是他亲自参加了劳动。这就当时文人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封建社会和儒家思想本是鄙视劳动的，两晋南北朝士族尤甚。陶渊明却冲破了这种剥削阶级的意识，坚决地走上了躬耕自给的道路。 二、陶渊明的田园诗 描绘田园风光的恬美，抒写闲适自得的心境在仕与隐的矛盾斗争中，陶渊明最终选择了隐，由对园林的静念化为皈依的现实，心与形得到统一。描绘恬美静穆的田园风光，抒写闲适自得的愉悦心境，成为陶渊明田园诗的基本内容。他视田园为人生安身立命之所，是与黑暗现实、混浊官场对立的理想境界。如《归园田居》、《饮酒》。1、诗歌鉴赏一： 《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首诗写心远世俗、欣赏自然的兴致和领悟。诗人归隐后闲适自得的心境，于采菊、见山、视夕、观鸟之间表露无遗。 品一品：
陶渊明的隐逸 在古代高贤雅士的眼里，隐逸是一种最高尚、最自然、最值得推崇的人生。陶渊明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隐了。 陶渊明，又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别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所处的东晋末代，社会动荡不安，官场腐败奢靡，石崇、王恺斗富使侈浊之风登峰造极。东晋的司马王朝就像一驾老牛拉着的破车，行进在风雨迷蒙的荒野上。 据陶渊明在《命子》诗中自述：先祖源于上古的陶唐，累世名德，功臣迭出。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名将，戎马倥偬而官至八州都督（不知相当于今天来说是个什么级别的官），封长沙郡公。可到了他父亲一辈，家境急剧败落。到陶渊明这一代，已经是很贫寒了。 在“回崖叠嶂凌苍苍”的庐山脚下的小村庄，是陶渊明
的摇篮。“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大自然的日月、山水、草木、虫鱼，启迪着他的聪慧，塑造着他的风骨。依高山流泉，他从小就苦读诗书。 陶渊明原本是想做官的，少时就有济世之大志：“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到幽州。”他也曾做过几次官。２９岁开始踏上仕途，做过祭酒、参军等小官，不仅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而且还经常要违心地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使得他对仕途前程有些灰心丧气。但为了生计，他还是几次的仕而归、归而仕。 四十一岁那年的秋天，陶渊明被封为彭泽县令，因受不了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奴颜卑膝，才当了８０多天的县太爷，陶渊明就愤而辞官归隐。他对自己曾经的大济苍生之望冷齿了。官场的腐败与骄奢淫逸，令陶渊明深恶痛绝，又不愿同流合污，更是无能为力，他只好选择逃避，选择从此隐居不仕。 他的脊椎似乎很硬，不愿为五斗米而弯。在彭泽县衙，
陶渊明最后一次冷眼打量着公堂，把大印放在了彭泽县衙的堂桌上，发出了几声讥笑。然后有点悲壮地大步走了出来，走到阳光和清风中，走到那片贫瘠却诚实的土地上，他要回归山野的怀抱。看着迎风摇曳的凄凄芳草，看着林中的数株寒梅，他的心襟慢慢旷达了，这时候，一篇千百年来为人称颂的辞赋从他笔下流淌了出来：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摇摇以轻殇，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栽欣载奔。童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尤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眇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翘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山由〕，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
陶诗鉴赏及陶渊明其人。 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陶渊明就是这个原则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正和他的诗一样，他的人格最平淡也最深厚。凡是少涉猎他作品的人们对他不致毫无了解，但是想完全了解他，却不是易事。而诗歌讲究知人论事，所以这些就决定了这篇文章的内在结构，先了解其人，在鉴赏其诗。 历来研究陶渊明大都从他的社会政治方面入手，站在政治的高度分析陶渊明其人其诗，固然是一条捷径，但使人的感觉像是雾里看花。我试图通过本文，揭开人为的面纱，解读真实的陶渊明。 一、孤独与自卑的陶渊明 对于陶渊明，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他卸任归田的壮举，“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宋书隐逸传〉）是人们经常引用来证明他彻底与黑暗的官场决裂、抛弃功名利禄，还有陶渊明辞官归隐，是对黑暗现实的有力反抗云云。且不说陶渊明是出自什么心理辞官归隐，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形成陶渊明人生理想的深层的背景原因。 1、家世衰微，造就他自卑的心理 打开历史，我们看到，陶渊明的曾祖侃，“早孤贫，为县吏。”（《晋书陶侃传〉）后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尤其是平定苏俊之乱后，其声望如日中天，成帝时已成为能左右朝廷的最大的实力派，并为朝野所称。《晋书陶潜传〉：“祖茂，武昌太守。”然再看《晋书陶侃传〉称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称、范、岱见旧史，余者皆不显。”显然没有陶渊明的祖父茂之名，可见，在陶氏曾经有过的显赫中，陶渊明的祖父茂乃是一个卑微者。再看其父亲，陶渊明在《祭从弟敬远文》中写道：“相及龀，并罹偏咎。”说的是他与敬远相及幼年而并丧父。陶渊明还在诗文中反复提到早年的贫苦，如“弱冠逢世阻”、“弱年逢家贫”、“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很显然，陶渊明的早年贫困与其父的早瘁有关。 从以上援引可知，自曾祖侃起，陶渊明经历了家族的二次衰微：一次是陶氏家族之衰微，一次是陶渊明一支非陶氏嫡嗣本支，既属显赫中卑微之庶出者，且从他的祖父茂起，家世一代不如一代，到陶渊明，不免落入“少而贫苦”的困境。从早年的家庭环境及通过家庭环境起作用的社会背景上看，陶氏家族之衰及渊明一支于陶氏家族中卑微之地位，易给渊明自小造成自卑心理，而早孤贫困之家世又加深此一心理定势。 2、对现实不满，使其落入孤独困境 再者，陶氏家族之衰及渊明一支于陶氏家族中卑微之地位，又易使陶渊明对现状产生不满，甚至愤世嫉俗，与周围群体发生不可调和之矛盾，从而落入孤独之困境。渊明“性 刚才拙，与物多忤”、“禀气寡所谐”“少无适俗韵”即由此产生。另一影响渊明的 落入孤独困境是疾患。渊明诗文中多次直接与间接言及疾患问题，总括起来，有两个特点：一是诗人的疾病并非偶然，或后天所得，或是早年就素质羸弱；二是疾患始终伴随诗人一生，以至老病而终。如《杂诗八首》其七：“弱质与运颓，玄鬓早已白，素标插人头，前途渐就窄。”《答庞参军并序》：“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另外，陶一生乐爱闲居，厌倦旅宦巅沛，亦当与体弱多病有关。心理学研究表明，素质羸弱之人较关注自己，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性格倾向，从而与周围环境产生矛盾冲突，落入孤独之困。 二、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凸现陶渊明诗歌创作的辉煌 学界历来所争渊明出仕与归隐之矛盾，其人格中“浑身静穆”与“金刚怒目”之二端，实际上是由于他的自卑和孤独心理所触发的。个体心理学研究表明，自卑之程度与对优越感执着之程度成正比，个体为从自卑困境求解脱，往往会树立超乎于常人的人生理想和目
魏晋玄学对陶渊明诗风的影响 玄学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玄学即“玄远之学”，它以“祖述老庄”、综合儒道立论，把《周易》、《老子》、《庄子》称作“三玄”。玄学之“玄”，出自老子的思想，《老子》一章中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就是总天地万物的一般规律“道”，它体现了万物无穷奥妙的变化作用。玄学家们用他们改造过了的老、庄思想来注解儒家的《论语》、《周易》，对已经失去维系人心作用的两汉经学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儒家的“礼法”、“名教”、“天道”、“人道”等思想，虽然也是玄学所讨论的内容，但玄学家主旨却是道家的，即强调崇高的是“无”、“自然”和“无为”。这从魏晋玄学的几个重要论题就可以看出，即崇有与贵无，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辩，形神之辩，明理之辩。 对文学和艺术有直接影响的是崇尚自然的一派，言不尽意的一派和得意忘言的一派。玄学在魏晋时期已经取代两汉经学思潮成为思想主流。其影响从思想蔓延至文学，哲学，史学等各个领域。魏晋南北朝社会的变迁，学术思潮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的审美追求，带来了诗歌的变化。题材方面，出现了咏怀诗、咏史诗、游仙诗、玄言诗、宫体诗，以及陶渊明创造的田园诗，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等；诗体方面，五古更加丰富多采，七古也有明显进步，还出现了作为律诗开端的“永明体”，中国古代诗歌的几种基本形式如五律、五绝、七律、七绝等，在这一时期都有了雏形；辞藻方面，追求华美的风气愈来愈甚。藻饰、骈偶、声律、用典，成为普遍使用的手段。我们这里主要就玄学对魏晋诗学的影响进行深入的思考。魏晋玄学作为一种思辨性的哲学是不宜直接转化为文学的，一个直接转化的例子就是占据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的玄言诗。严格的说玄言诗不属于真正意义的诗。它只是在诗的躯壳中放入玄理而已，没有诗之所以成为诗的重要东西。可是相比其它类型的诗，玄言诗毕竟沉淀了至少一种可贵的东西，那就是理趣。有的玄言诗不只是抽象的说理，而是借助山水风景形成象喻，或者借助参悟山水风景印证老庄的道理，这样就有了理趣。从而形成了玄言构成的以理趣为点睛之笔的诗歌形式。而这种诗歌形式字形成起便以其独特的形式和魅力来影响后世。 东晋简历后数十年间，诗坛几乎都是被玄言诗占据着的。但是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会使诗歌偏离艺术，从而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陶渊明的出现才是诗歌艺术的脉络重新接上，并且增添了许多新的充满生机的因素。陶诗沿袭着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诗歌所能达到的高度。陶渊明无疑是先驱一样的人物，他成功的将自然提升到了一种美的境地；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哲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题材的作品。陶诗的题材主要可以分为五类：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赠答诗。田园述躬耕，咏怀发咏史之怀，行役叹其苦，赠答抒与友人的笃厚之情。其中田园诗是陶渊明为中国诗歌史增添的一种新的题材形式。他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并真切的写出躬耕之甘苦。他的田园诗有的是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如《归园田居》其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守拙与适俗，田园与尘网，两相对比之下，诗人归田后感到无比欣悦。这种对自然的崇尚以及对于日常生活的哲理的阐述都是通过再平常不过的事物（南野，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鸡鸣，狗吠）所叙述的。而这些平常事物在陶渊明笔下也散发出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丰富的理趣。这当然也表现了他的生活和创作哲理崇尚自然。“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和《孟子》，是老庄哲学所特有的范畴。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
浅析陶渊明的迷人魅力 文学即人学，文品即人品，故有“文如其人”之说。 在距今1600年前的东晋时代，是一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黑暗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动荡混乱、火光和血污的时代，它酿造了空前的文化浩劫。大批的优秀人才饮恨死去，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多数文人借药、酒或佛家思想来麻醉自己，用似乎狂放、风光的外表来掩盖他们骨子里的悲哀。但是，在那黑暗的乱世里，却产生了一个千古传诵的魏晋风流，在这个风流中心，陶渊明是最完美的一个。一千多年来，陶渊明迷人的魅力，像一颗璀璨明珠，发出夺目的光彩。那么陶渊明有哪些迷人的魅力呢？ 一、人格的魅力 1、不为五斗米折腰 陶渊明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宦之家，幼年丧父，青年时代，因家贫不得不出仕谋生。 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渊明官到彭泽县令，在官仅八十余日，就辞官归隐了。据《宋书》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曰：‘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得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这就是陶渊明辞去彭泽令的最直接的原因，陶不为五斗米折腰，是不是因为家里有十斗米或更多的米而不折腰呢？据记载，他归隐前的家境就不好：“少年穷苦，每以家弊，东奔西走”，“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这些都说明他不是因为看不起微薄俸禄而辞官，相反“五斗米”对于他来说应是雪中送炭，但是为了自己的尊严、自由，特别是心灵的自由，他宁愿归隐后忍受“饥米驱我去”的乞食日子。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流俗、刚正不阿的独立人格，成为后代文人士大夫精神家园，不为五斗米折腰，成为了中国士大夫的精神的一块堡垒，用以保卫自己心灵的一块自留地。 2、安贫乐道，崇尚自然的生活态度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所得的两个结论，也是他人生两大支柱。“安贫乐道”是陶渊明做人的准则、品德和节操。“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荣木》），“朝与仁又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土》其四）。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等安贫乐道的贫士，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保持自己的品德节操，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的生存哲学。陶渊明依恋山水、旷性仁达，应该说是一种禀赋。他自己说：“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这是一个天性热爱自然、不喜逢迎的人，置身于名利场，无异于笼中之
论陶潜的隐逸思想 【摘要】：林语堂说：“陶渊明是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他的生活方式和风格是简朴的，令人敬畏，使那些聪明与谙于世故的人自惭形秽。”没错，自古陶渊明就被誉为“千古隐逸之宗”。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的一生如江上雪浪几遭起伏，几番出士入士后归隐田居。本文主要通过对其隐逸思想的形成以及出仕与隐退的辩证来浅析他的隐逸思想。 【关键词】：隐逸自然价值观反俗 【正文】： 历史的洪水冲刷掉无数才子名士，然而陶渊明那一派怡然自得的形象却越显光辉，他以固穷守节的的志向，恬淡平和的性情和笃意真古的诗作为后世文人建筑了一座精神家园，开创了隐逸之风。他始为江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后仕职于桓玄、刘裕、刘敬宣的幕下，最后任职彭泽令八十余日，因不肯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毅然辞职归耕田园。可以说，陶渊明就是徘徊在出仕与退隐两者中不断冲击证明着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念。 一、陶渊明隐逸思想的形成 环境因素塑造了陶渊明心性恬淡，娴静少言的性格。他出生于风景秀丽的江南古郡——柴桑，其北有庐山，那巍峨高峻的气势和云雾缭绕仿佛天人接壤的神奇景色，曾对诗人产生巨大吸引力。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如此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之境长大的陶渊明汲取了天地精华，未沾染俗世尘埃。而从小习惯并熟悉山水田园生活，较之于生长于市井城镇中的世家子弟，更善于发现田园生活中的乐趣与意蕴，也更能忍受田园生活的平淡与清苦。壮志凌云的年纪，诗人却徜徉于自然之间，所以不管远离多久，多远，终究会回到田园。只要等到那一个契机就有义无反顾的冲动回到自然。 深刻的哲学思考给了陶渊明一种超然悠然的心境。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这使他卓然于一般诗人之上。陶渊明以“自然”作为化解人生苦恼的良药，在《归园田居》中写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说自己“质性自然”。在创作《归鸟》、《形影神》等诗篇中，他都是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和漫不经心的口吻咏他的诗句的。他着迷于庄子的“物化自然”，他在老庄哲学里，看到了与自然的契合点，看到了
陶渊明诗词10篇 陶渊明是中古时代的大思想家。他的文学思想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真的理解，既注重历史与生活的真实，更注重思想情感和襟怀抱负的真实，是较完美的艺术真实。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陶渊明诗词，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拟古其九 朝代：晋朝|作者：陶渊明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拟挽歌辞其三 朝代：晋朝|作者：陶渊明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和郭主簿其一 朝代：晋朝|作者：陶渊明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 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馀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和郭主簿其二 朝代：晋朝|作者：陶渊明和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
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傑。衔觞念幽人，千载抚尔诀。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月。时运 朝代：晋朝|作者：陶渊明其一 迈迈时运，穆穆良朝。 袭我春服，薄言东郊。 山涤馀霭，宇暧微霄。 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其二 洋洋平潭，乃漱乃濯。 邈邈遐景，载欣载瞩。 人亦有言，称心易足。 挥兹一觞，陶然自乐。 其三 延目中流，悠想清沂。 童冠齐业，闲咏以归。 我爱其挣，寤寐交挥。 但恨殊世，邈不可追。 其四 斯晨斯夕，言息其庐。
陶渊明人格之分析 摘要：关于陶渊明的人格分析，向来有不少意见。有人认为他的性格是“寡默任放“，也有人说是“明彻达观”，本文认为是“独 立率真”、“任放中和”，并从陶渊明的人生观、哲学思想以及家庭教育、传统文化、时代背景对他的影响来分析其原因，同时结合 机能主义哲学家瞻姆士关于“人的社会形象”理论和现代心理学的性格理论来共同进行探讨。 关键词：人格；独立率真；任放中和 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性格作为一个人稳定的心理因素，它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是在其哲学思想、人 生观以及人生经历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它与气质、能力、兴趣等一起成为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想就陶渊明的人格 及其形成原因进行简要评述。 谈到陶渊明的性格，前人和今人有太多的观点和看法，有人认为是“寡默与任放”《读陶丛札》，也有人说是“明彻达观”《明彻达 观，新奇真实》。我认为陶渊明的性格是“独立率真”、“中和任放”。这在陶诗中就能得到很好的印证。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 自然。”（《归园田居》其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始作镇军 参军经曲阿作》），“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 渊明不仅在哲学思想、人生观上是任自然的，在实际生活中更是处处流露出不随世、不顺俗而顺乎自然天性的性格特征。渊明的 一生先后共有五次出仕：第一次起为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军幕。第三次为镇军参军。第四次为建威参军。第五次任彭泽县令。出仕 与归隐是中国古代士人所要面对的重要人生抉择，因为这一抉择直接关涉到士人如何实现人生的价值，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处理个人 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从热衷于仕宦的士人来看，他们的心灵深处未尝没有奉身而退、拂袖绝尘的心理潜流 ；而那些身在林泉的人，他们的心灵深处也未尝没有建功立业、力登要路的豪情壮志。“仕与隐像八卦中的阴阳鱼一样构成了中国古 代士人、诗人心理的两大情结。盘踞在士人心灵深处的两大情结之间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时而相安无事，时而激烈交锋。”（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