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依法制权，规范权力运行
（党课讲稿）
前言
同志们好，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推进依法制权，规范权力运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要对公共权力进行制约和规范，保证权力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四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国都在认真履行四中全会的要求，积极地推进依法制约公共权力，这是我们国家建设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任务，下面我想就如何理解和推进依法制权的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我分以下几个部分：
一、推进依法制权的重要性
第一个部分就是推进依法制权的重要性
（一）公共权力必须受到制约
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要理解这个问题的第一点，就是公共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公共权力在英文中叫Public Power，通常是指人类社会为了保证正常的生产生活而赋予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支配他人的一种力量。在现代民主社会里，公共权力和公民的权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Power和英文里的right是密不可分的，互为作用。公共权力是公民权利基础上受公民权利的委托
而产生的，产生以后应该为公民的权利服务，保证公民权利的正常行使。
一般情况下，公共权力在西方社会通常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就是当年法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法学家孟德斯鸠推出权利制衡的三权分立。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治制度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建构起来的，既传承了巴黎公社一些重要的原则，又结合社会主义国家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而建构自己的政治制度。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我们的政府机关和试法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大会监督，所以不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因为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而政府和司法机构则是国家权力执行机关，这是理解中国制约公共权利问题上应该首先弄清的一个前提。
人们都知道权利从来都是具有两面性的，算是双刃剑。一方面公共权力是在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上升为政治上层建筑，成为组织社会、管理社会的一种支配性、权威性的力量，运用的好能够造福于民，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要求，但是权力一旦走向反面，以权谋私，甚至大搞特权，权利就会违背产生的初衷，我们现在常常说不忘初心，权利产生的初心归根到底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来服务的，而不是来的相反。但是权力一经产生以后，国家公共权力一旦从社会基础上产生以后，常常有一种和社会的脱离性和权利自身对人们的腐蚀性，这
样权力就走向了反面，以权谋私，造成权力的异化。所以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在苦苦地思考，各种各样的学者、政治家都在思考怎样防止权利走向反面和以权谋私，这是人类社会千百年来一直在苦苦思考的课题。
法国著名政治学家和法学家孟德斯鸠就说过这样的话，不受制约的权力容易导致腐败。英国一个勋爵阿克顿曾经说过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我赞同孟德斯鸠的话，他说不受制约的权利容易导致腐败，这个比较客观的，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权利如果有制约，就能够有效地防止权力走向异化，走向反面，以权谋私，假公济私。但是如果说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个话有些夸大了，脱离了客观实际。古往今来，我们应该承认而且必须看到有相当一部分政治家，始终是把手中的权力看成是人民授予的权力，自觉地用权力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服务，奔走呼号。周恩来同志当总理这么多年，他有哪件问题上是以权谋私？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去服务。
但是应该看到不受制约的权利的确容易走向腐败或者是走向反面，甚至成为祸患人民的工具。古今中外，人类社会在这个方面的历史教训可以说是成千成万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是在社会的基础之上产生的，国家必须而且天然地应该为社会服务，为社会的利益去努力工作、运行权利。但是必须看到，所有的社会主义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里出现的，在这些国家
里，建设社会主义非常艰难，探索权力制约的道路也非常不易，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双刃剑，它一方面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客观上推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但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特有的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对整个社会，甚至对国家及其工作人员具有腐蚀和伤害的一面。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大家都看到，我们党内出现的消极腐败现象，人民群众是深恶痛绝，它不仅破坏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也玷污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所以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为什么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坚定不移地惩治腐败，原因就在这里，腐败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不相融的，腐败处理不当会伤害甚至颠覆社会主义，所以下重拳惩治腐败是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以后，在推行各项重大任务和措施的时候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和措施。我们随便拿一组数据，比如2014年1月1日到4月20日110天的时间里，中间纪委监察部网站“案件查处”栏目共通报了209名官员违法滥纪事件，平均每周就有13名被组织调查或接受处理。在这200多起案件中既包括县处级干部，也涉及到中央层面的省部级干部，受到处分的原因都是由于滥用权利、以权谋私或者腐化堕落，而腐化堕落也是依照权力来从事一些腐化行为。由此可见，对权力实行制约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推行民主和
法制的客观要求。
对腐败进行惩治，对权力要实行制约，这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共识。放眼世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对权利实行制约和监督，当然各个国家国情不同，制约和监督的方式也不同，美国是用三权分立的方式，立法、行政、司法，三者平行设臵，分别由国会、总统和法院来掌管，三者之间既互相促进，更互相牵制，防止任何一个方面的权力走向反面，发生腐败，而且都通过国家宪法和一整套的法律制度来确认、规范和执行。澳大利亚有一整套法律的制约和监管系统，首先有一套健全、完善的法律监督体系，明确对权力进行法律监督的机构，规范用法律对权力实行制约的内容，同时还要加强社会公众和媒体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新加坡也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来进行制约和监督，同时在国家权力机关内部实行监督，也主张或者鼓励媒体对公共权力的运行实行社会监督。
正因为这样，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后，我们党高度重视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问题。江泽民同志当年有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监督就是制约，监督是制约的一种方式，当然不是全部的方式。全部的方式就是权力从设臵、运行一直到权力运行的结果，始终都要受到制约、得到监督，才能够防止权力走向反面，成为以权谋私的工具。党的十六大开始，我们党就把加强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提上了党的建设的日程和国家政治建设的平台。十六大的时候，我们党就强调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所以要求政务公开，政府要建立对外服务窗口，强化纪检和监察机关的职能，在全党全社会倡导勤政廉政、依法行政。
五年以后，到了党的十七大的时候，十七大报告又特别强调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因为我们有监督和制约机制，但不健全不完善，没有发挥更多的作用，潜力没有得到挖掘。所以党的十七大强调要注重预防，打击惩处是必要的，但是一定要事先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宽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工作领域。中央文件也特别强调，要用制度来制约权力，要用程序来制约权力，还要以公民的权利来制约公共权力，要把他看成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到了党的十八大的时候，党的十八大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建设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权力制约和监督的体系，这就不是单兵作战了，而是把权力制约看成一个系统工程来加以建设。
（二）权力制约的方式
为什么在权力制约中，依法制约公共权力是权力制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分析一下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关于权力制约的种种方式。人类社会几千多年来的历史，客观地告诉
我们，为了防止公共权力走向反面，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曾经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进行了积极有利的探索，创建了或者发现了许多对公共权力进行制约的方式，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以权力制约权力
一种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英文叫Power对Power，这个制约体制的核心是分权，比如美国的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三者平行设臵，各负其责，然而互为掣肘，前提权力是平行的，事实上美国的三权分立也是行政优先的，但是从理论上、从法律上看，三者是平行设臵的。用国家一种公共权力制约另外的国家公共权力，应该说这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中国古代社会也有以权力来制约权力的体制和机制，比如自秦朝以后，历朝历代在权力设臵的时候，大多数都认识到要实行分权和设立监察和系统官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着历史监察制度，一直到清代，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具体做法方式不同罢了。
西方搞的是分权制衡机制，将政府的职能和权力分配给不同的部门，并使各个部门之间权利相互制约，比较典型的是三权分立，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权力制衡或者三权分立只是权力制约的一种形式，不是西方学者包括西方学术界所说的普世价值。人类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是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而权力制衡只是权力制约的一种方式，是否使用权力制衡的方式，通常都由各个国家的国情而定。三权分立是由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来的，
但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建立构起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以后，法国不是典型的三权分立，是半总统半内阁制，而真正的三权分立是在美利坚这块土地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为什么美国能一步到位把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落在实处？因为北美是一个后开辟、后发现的新大陆，英国被迫害的清教徒、欧洲穷苦的贫民漂洋过海，越过大西洋来到北美洲，先是镇压当地的土著印第安人，后来又依仗当地的土著印第安人共同建构了北美洲。经过独立战争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建立的时候，一开始就把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理念融化在它的政治制度之中，原因就在于它是一张白纸，用毛主席话说它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而孟德斯鸠的家乡法国就没有真正地实现典型的三权分立式的权力制衡。
社会主义中国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还不可能一步到位，简单照抄照搬别国的权力制衡方式。因为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向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我们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人民代表大会有上下位系，所以搞不了三权分立、权力制衡，但是我们要找到一种权力制约的方式，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体制机制和体系，这是我们在了解把握中国权力制约问题上应该先弄清的一个问题。
2.以道德制约权力
对于权力实行制约的第二种方式就是以道德来制约权力，这个机制通常是通过学习教育，灌输一些道德理念，指官员能够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培养廉政勤政的意识，依靠内心的道德力量来
抑制外在的权力诱惑，自觉地约束自己，用好手中的权力。这个在西方古代希腊的时候，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都论及过这些问题。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要求官员应该具备明哲、节制、政勇、刚毅四种品德，而中国古代儒家倡导的德政仁政，孔子讲为德以政，都是讲的这个道理。道德约束具有一定的效果的，甚至能够弥补法律制约权力存在的某些不足，但是道德建设毕竟是一种软约束，不是一种硬约束。
3.以权利制约权力
第三种方式，就是用公民的权利（right）来制约公共权力（power）。这种机制通常是现在民主社会所独有的一项治理公共权力的方式，用公民的权利来制约，公共的权利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是首先承认公民依法享有财产权、人身自由权等，而政府的公权力不能超过界限，闯入公民的私人领域，这是第一。第二，政府的公权力一旦超过界限，侵犯公民的私权的时候，公民有权利依法获得补救或赔偿，比如通过行政服役，行政诉讼等方式来获得。用公民的权利来制约公共的权力，是以承认公民的权力为基本前提的，以保护公民的权利，以right为最终目的，所以这种制权方式只能在现在民主和法制社会才能得到体现，在古代的奴隶社会、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4.依法制权是一种有效的制约方式
相对以上三种权力制约方式，依法制权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制约方式。法是人类社会为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经过约定俗成而制
定的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法有共识性，大家有普遍一致的看法，法通过一些法条法规来明确内容，特别在于法具有强制性，这是其他权力制约方式所没法比拟的。所以依法制权同以权制权、民主制权和道德制权相比，以强制性、权威性、服从性见长，这种权力制约方式既能和那几种权力制约方式互为促进、互相补充、相辅相成，又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和长处，所以现代社会的法制建设通常把以法制权作为一个重要任务。为什么要推行以法制权？因为权力跟法制是密不可分的。权力制约是实现法制的重要手段，也是法制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因为法制意味着控权程度的存在和权力制约原则必须被遵守，而人类社会历史一般地都告诉我们，凡是实行法制的国家，通常必然存在着权力制约，凡是法制成熟的国家，人民的权力就会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因此，没有国家权力的制约就谈不到现代法制国家的实现。
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国家的权力是人民委托产生的，必须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而不是相反的。但是必须看到任何社会的权力，都有本身的扩张性和腐蚀性，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也同样如此，权力的两面性、双刃剑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权力中也不是或者至少不可能完全避免，再加上我们是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专制主义的思想残余，治理国家的人治思想方法不会轻易推出历史舞台，还侵蚀着社会，毒害着人民的思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权力发生异化，出现以权谋私走向反面的现象是在所难免的，而在这种情
况下只有加强权力制约，特别是依法制约公共权力，才是防止权力腐败的一个重要手段和前提。
（三）现代社会必须依法制权的原因
之所以需要用法来制约权力，我想至少有以下几点理由：
1.有效规范和制约权力是法制的内在规定性要求
首先，有效规范和制约权力是法制的内在规定性要求。现代意义上的法制，基本上是法制治理。学术上一讲法制常讲是法制的统治，我个人不赞同这种看法，我觉得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不要再简单地把法制理解为法的统治，那是压迫阶级剥削的社会才实行法律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从统治改变为治理，所以社会主义法制应该是法的治理，亚里士多德曾经认为法制通常应该是已经建立的法律或者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制定良好的法律。真正意义上法制一个是良法、好法，能够实行，维护社会成员的利益，符合客观真理和公平正义，而另一方面，已经制定的法律必须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大家要重法、遵法、爱法、护法和守法。他认为这是法制社会的重要内容。既然是推行法制社会，建设法制国家，就客观地要求国家的公共权力必须在法的轨道上运行，受法的制约和约束，这才是现代法制国家建设中的客观要求，所以有效地规范和制约公共权力是法制的内在规定要求。
2.有效规范和制约权力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战略的基本要求
第二，有效规范和制约权力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战略的基本要求。从党的十五大开始，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向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道路.依法治国是我们治国的基本方略，也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政治上的客观要求。用我们党的表述，依法治国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客体是国家事物、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业，主要对象是从事国家事物，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物的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治国首先是依法治官，只有对国家公权机关和公职人员手中所掌握的公共权力，用法律来进行约束和掣肘，防止权力走向反面，这是我们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任务、主要内容和客观要求。
3.有效规范和制约权力是是推进中国法制建设进程的客观要求
最后，有效规范和制约权力是推进中国法制建设进程的客观要求。我们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将近40年头，我们在努力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在同时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实行法制、随时地治，应该说在这方面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大家应该看到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道路还很漫长，前进的道路上还有着一连串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克服和解决。当前社会生活中，立法质量不高，不能够严格执法，事实上存在着某些司法不公以及一部分社会成员不懂法、不知法、不守法的现象都客观存在，这需要我们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进程，所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才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而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要继续推进依照法律来制约公共权力，用近平同志所说，把权力真正锁进了制度的笼子里，防止走向反面和腐败。这是中国法制建设进程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
正因为这样，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特别强调，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四中全会说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四中全会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的权威，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进行行使权力（power）和权利（right），履行职责或者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所以必须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切实保障宪法和法律有效地实施，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徇私枉法，做到有权必有责，必须以规范和约束公权力为重点。大家注意，四中全会强调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推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以规范和约束公共权力为重点，加大监督力度，从而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的行为。四中全会决定明确地提出依照法律规范和约束公共权力，是贯彻推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念的重要举措和重要措施，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措施。
二、推进依法制权的紧迫性
第二个部分着重讲推进依法制权的紧迫性。
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我们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将近40个年头，改革开放用小平的话说既然是
一场革命，就充满着长期性、艰难性、复杂性。大家都亲身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必须看到改革开放给中国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大地上焕发了青春。我不赞同抓住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比如收入分配差距、消极腐败现象等，以此来攻击改革开放是错误的，是搞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而要求往回走，回到文化大革命及其之前封闭僵化的老路上去，所以党的十八大特别强调，我们不走全盘西化的斜路，也不走僵化封闭的老路。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的变化是客观存在的，是人们有目共睹的。将近40年的时间里，我们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过去相比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和过去相比也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在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的一个基本理念。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也必须承认，改革是艰难的、困苦的，改革的进程也是极其深刻的。我们必须看到民主革命28年，我们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我们的改革现在已经快40年了，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完全实现了吗？政治体制改革的价值追求到位了吗？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充分地建构起来了吗？和谐社会刚刚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刚刚认识，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和领导水平的提高，还面临着一连串的任务和难题。在这种情况下，由计划转入
市场，由传统进入现代这场社会转型，特别是加上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周边环境的不安定和逐步恶化，加之我们内部在经济结构、政治改革上面临上的一些问题和难题。所以我们在不得不或者确实事实上存在着转型危机。对这些转型危机不能回避，但是转型危机不是制度危机，现在很多一部分人认为中国面临的是制度危机，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行了，共产党的领导不行了，以此来要求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我不赞同这种看法，我们面临的不是制度危机，恰恰是依靠制度优势和制度的某些功能，我们才在一个不很长的时间内，正在努力赶上和接近发达国家的物质和社会发展水平。
所以我们的制度优势是夹杂在这个过程之中体现出来的，我们现在面临的是转型危机，不是制度危机，但是学术界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刘易斯拐点，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存在塔西陀陷阱，周边环境和国际关系上存在修昔底德陷阱确实客观存在，对我们党，对我们的人民，对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提出了挑战和考验。而在转型危机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和方面就是人民群众对于政府的公信力，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呈现了下降的趋势。所以为什么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充满着期待，充满着拥护，就是看到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伊始，正在面对危机，解决这些问题。要想解决好国家和政府的社会公信力问题，强化党和人民群众之间密切的血肉联系，用法律来制约权力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渠道。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基本方略确立以后，用法制来监督权力的方面，我们党和国家采取了不少的措施，也初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体制机制，这对于保证公共权力的正常运行和正确使用，防止公职人员失职渎职、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也清醒地看到，由于当前我们正处在改革的进程之中，各种体制还都在过程中进行调整。权力制约体制体系不可能一步到位地非常完善地建立和发展起来，所以权力制约和权力监督的体系目前还比较脆弱，制约监督的体制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不完全适应惩治腐败、制约权力的客观历史要求，影响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尤其是与依法治国新的历史要求还存在着很不适应的方面。
比如我们党是执政党，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实行政治领导天经地义，是我们宪法明确规定的，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客观要求。这场深刻复杂的社会变革，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由计划进入市场，又传统转为现代，这场社会变革是极其深刻的，深层次矛盾层出不穷，引发的社会问题成千成万，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坚强有利的政治核心，能够协调各种政治资源，缓和各种政治冲突，把矛盾解决在最恰当的层面，完成社会转型的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几乎是难以想象和实现的。
而这个核心在当代中国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没有任何
一个政治资源在目前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8000多万党员，中华民族的主要经营都在这个党里，这个党的性质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华民族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利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他的宗旨，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党出台的哪个政策，哪项措施，领导人民制定的哪部法律不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尽管党自身建设、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导者、启动者、最中间的力量。谁启动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谁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所以借口中国现在出现制度危机，妄图取消党的领导，违背了客观真理，也不适应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
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又必在宪法的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现实生活中还不同程度的存在着用政策来取代法律治理国家的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党提高法制能力，领导人民治理宪法法律，党又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怎样提升理念、改善水平、适应新的历史实际，真正成为中国法制建设的中间力量，这是我们党在处理党法关系、党和国家关系上应该思考的问题。
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在当代中国是权力制约的基础和核心，人民代表大会是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政体。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人民代表大会发挥着重要的、特殊的作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平台，也是社会主义中国主权在民的一个有效途径。但是人民代表大会必须依法运行，人民代表
的产生必须符合法定程序。最近这几年，湖南衡阳地级市人民代表的贿选，辽宁省一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间接选举，出现大面积溃败式的贿选，这不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挑衅，这不是对主权在民的亵渎吗？而另一方面，这一年来，人大对一府两院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正在不断地加强，无论是监督的力度还是范围都得提高和加大，但是离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离国家权力机关建设的客观实际和人民的期望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的。
比如行政权力是政府的权力是同公民利益紧密相连的一种国家权力，是最具动态的，也最容易违法和滥用的一项国家权力，因为这个权力跟老百姓息息相关，无论生产生活，密不可分，如果不进行强有力的制约和监督，就可能发生权力膨胀，恣意妄为，随心所欲。因此依法制约公共权力的核心首先是依照法律制约监督行政权。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我们在依法行政，加强对行政权利制约问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必须看到仍然有一些权力过分集中的地方和部门，违法行政滥用权力现象仍然存在，广大人民群众对此非常不满，玷污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离间了党和人民群众、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
比如在土地房屋拆迁、市容市貌的整顿、维护社会治安等各个方面，在行政执法上存在着暴力执法、钓鱼执法等违法执法现象。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2009年10月14号，一个青年叫孙中界，他开着公司的面包车去接另外一个员工，路中遇到另外一个青年人拦车，让他帮着捎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