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特征分析内容摘要：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转型的加速，中国面临的社会风险日益增多。但来自于社会结构层面的社会风险是基础性、深层次性的风险，对中国社会的稳定构成巨大的威胁。本文立足于社会结构视角，详细阐述了社会层面的各类社会风险，深入剖析了现阶段中国社会风险所具有的独特性。文章最后指出改善民生是化解现阶段中国社会风险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风险；社会结构；特征；民生
一、社会结构：社会风险研究的新视角
社会风险，是任何社会都必须面对的现实，所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风险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风险社会”概念，由此引发了研究者对社会风险的关注和探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已经步入一个高风险的社会，面临的社会风险日益增多。正如贝克所言：“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一个我们前所未有的程度。”〔1〕毫不夸张地说，当今的世界是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2〕”。社会风险已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社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是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在内的复杂系统；而狭义的社会则是指与政治、经济、文化相并列的一个子系统。相应地，社会风险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风险是指由于自然灾害、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等方面的原因而引发社会失序或社会动荡的可能性。〔3〕本文使用的是狭义层面上的社会风险，指社会领域中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和社会不稳定的各种可能性因素，其本质是损失的不确定性。简言之，社会风险就是社会危机爆发的可能性。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现阶段的中国已进入社会的高风险期，其他国家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风险中国都存在。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还存在着社会结构层面上的故障所引发的严重的社会风险，这一类社会风险属于基础性的、深层次的、结构性的社会风险，对于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构成了最大的威胁。这些风险的连带性极强、波及面广，会促成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4〕毋庸置疑，对这类来自于社会结构层面的风险研究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社会结构层面的社会风险研究，主要是涉及一些较为具体的社会风险，如贫富分化、群体性事件、社会公共安全、就业问题、腐败问题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在汲取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更为深入的探索。一是从社会结构视角出发，对社会风险进行了系统性的分类，并对各类社会风险进行了较详细的阐述；二是深入地剖析了现阶段中国社会风险所具有的独特性。
二、社会转型期的主要社会风险
狭义上的社会结构是指社会领域内各要素之间的稳定关系及构成方式，它包括制度结构、阶层结构、组织结构、文化心理结构等内容。社会结构是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的重要因素，一旦社会结构运行遇到障碍或产生病变时，社会结构预定的社会功能就容易遭到破坏，甚至发生扭曲或嬗变，社会问题就会增多，相应地社会运行的风险就会增大。从社会结构层面来看，当前影响中国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风险主要包括制度性风险、阶层风险和文化心理性风险等，其他各种具体的社会风险都是这几个层面风险的衍生物。
（一）制度性风险
现阶段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风险，更核心的来源是社会制度结构层面。关于制度性风险，目前学界通常理解是由于制度变化太快，产生不确定性而带给人们行为的不确定性，这实际上并非制度性风险而是人们的行为风险。〔5〕真正意义上的制度性风险是指制度自身被预期的功能缺失或发生偏差而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它具体表现为现有制度的不公正、缺乏新的制度应对风险、制度规则运转失灵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如贫富差距、社会保障滞后、腐败问题等。
1．贫富差距拉大
收入差距是市场机制的产物，但可以通过合理的制度设置来调节收入差距，避免贫富差距的扩大。然而在现阶段中国，制度安排的不公
正或缺失造成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如利益协调机制的缺失。目前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风险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1）基尼系数越来越高。现阶段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按照许多学者的测算，中国现在实际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96，甚至超过了0.5。〔6〕（2）城乡差距逐步拉大。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1995年的2.46倍扩大到2006的3.28倍。〔7〕若将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福利、优惠如教育、医疗、养老等折算成收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则达到6：1。〔8〕（3）区域差距明显。近年来，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得到较快发展。但区域间的收入差距也相当明显，东部地区的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平均是西部与中部的2.03倍和1.98倍。〔9〕（4）社会财富日益集聚。据中国社科院调查测算，2007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最高20％收入组的家庭平均收入是最低20％收入组的17.1倍。〔10〕另据中国新闻网报道，2008年中国资产超过千万的富翁约有30万人，共持有8.8万亿人民币的可投资资产，这相当于中国2008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0万亿元的29%。〔11〕
这种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引起了广大公众强烈的不满。据《人民论坛》的千人问卷调查显示：68.45%的受调查者表示目前自己的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例。对目前社会贫富差距现象，公众表示难以接受。〔12〕贫富差距扩大的另一直接后果便是制约了中低收入者的消费，导致经济内需的不足，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总之，贫富差距问题已成为引发
各类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因素，它削弱了社会成员对于经济增长的认同，容易引起心理不平衡，潜伏社会动荡的危险。
2．社会保障滞后
社会保障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是一个社会的稳定器和减振器。它可以保障每个公民最基本平等的生存权，消除或缓解现代社会每个社会成员所面临的各种风险，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然而，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我国重经济政策而轻社会政策，过度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人的基本权利的发展状况，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投入比例过小。〔13〕2004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532美元，已基本与西方发达国家1960的水平大致相当，而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仅占GDP总量的4.16%，远远低于这些国家1960年的支出水平。〔14〕近几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在不断增加，但社会保障的总量依然不足，且还存在不公平之处，例如大部分农民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之外。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城镇养老保险的覆盖率接近53％，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仅只有5.7％的覆盖率。〔15〕这种社会保障的缺失会使得民众的基本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民众容易产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从而损害党和政府执政的社会基础，进而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可见，社会保障问题已成为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3．腐败问题严重
制度的缺陷和规则的失效往往为腐败留下了可乘之机，正如温家宝所指出“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易发多发，重要原因在于制度不完善、体制机制有漏洞”。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腐败已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它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1）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据中国官方数据统计，腐败所造成的巨额经济损失，仅1999-2001年期间这一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比重竟高达14.5%-14.9%。〔16〕近年来腐败涉案金额出现直线上升趋势，2006年统计案件中，涉案金额平均值为835.66万元，2007年涉案金额平均值为3506.43万元。〔17〕（2）加剧社会的不公。目前因权力所造成的不公现象却越来越多，造成了人们的极大不满。人民论坛《千人问卷》调查显示：96.11%的受调查者表示“由权力造成的不公平”是当前社会不公平现象最为突出的表现。〔18〕可见，腐败问题如果不能真正从制度上加以妥善解决，就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危机的重要诱因，危及社会的稳定。
（二）阶层性风险
一个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现代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合理、适当的社会分层和差距既可以激发社会的活力，又可以维持社会的稳定。但如果社会阶层结构出现畸形化趋势，就会影响竞争的公平，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所谓阶层性风险是指由于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阶层性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
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风险就是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这些群体主要包括农业劳动者、产业工人、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者等。据估算，当前全国居民低收入者以及中低收入者约占全部居民的80％多。〔19〕他们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生活状况不容乐观；政治上话语权越来越少，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渠道有限，对社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他们的政治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民主权利意识较为缺乏。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意味着三大严重后果：削弱党和政府执政的社会基础，增加政治风险；大多数社会成员不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削弱经济发展的拉动力。根据“短板效应〔20〕”理论，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否并不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和社会财富总量增加的状况，而是最终取决于社会底层群体的风险承受力和生活改善状况。这些群体对经济下行、生活水平下降的承受能力最为敏感脆弱，容易产生消极、失望等不满情绪，一旦受到特定情景、特殊事件的刺激，就可能爆发较大的社会危机。
2．中间阶层发育缓慢
在社会冲突理论中，中间阶层是最稳定的社会力量，是社会的缓冲带。首先，当中间阶层成为社会主体，可以缓解社会高层与低层之间的冲突；其次，中间阶层代表社会温和的意识形态，极端的、激进的思想和冲突论就很难有市场；再次，中间阶层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它能够保证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21〕社会中间阶层的比例越高，社会也就越稳定。但从现阶段中国的实际来看，这一
阶层主要包括经理层、专业技术人员层及私营企业主层等群体，所占比例还很小，规模大约占就业人口的15％，今后每年将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22〕而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则高达80％左右。对于中间阶层稳定社会的作用，亨廷顿曾有过形象的比喻，“中间阶级与稳定的关系，颇似富裕与稳定的关系一样，一支庞大的中间阶级犹如普遍富裕一样，是政治上的一支节制力量。”〔23〕可见，中间阶层发育缓慢是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面临的又一重要风险。
3．精英群体的结盟
精英群体主要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三大群体。具体来说，它主要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等人群，所占比例大约为4.7％左右。〔24〕当前，精英群体利益结盟的风险已经日益凸显，“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和“官员博士化”都是利益结盟的一些具体表象。一项调查显示，有28.8％的私营企业主人为“争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最为迫切。〔25〕精英群体结盟的后果之一就是降低社会的流动。改革之初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相当频繁，“精英循环”的可能性较高。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其中变化之一就是权力阶层的优势依然保持，新兴的经济精英要么来自于“再分配”时期的权力阶层，要么与权力阶层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即出现精英的再生产。〔26〕而一旦社会成员在体制内得不到正常的向上流动，就可能寻求体制外的渠道，甚至用非和平手段来达致目的。正如亨廷顿所言，“由于缺
少流动机会而政治制度化水平又低，社会挫折同政治不稳定之间便产生了联系。”〔27〕精英群体结盟的另一严重后果，就是导致垄断利益和以权谋私利益的出现，并形成对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垄断。这些会直接损害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的利益，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引发广泛的公愤，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
（三）文化心理性风险
文化心理性风险主要是由于经济增长的短视效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缺失和社会多元文化的冲突等多重原因所造成文化的混乱和心理的扭曲，从而形成各种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不可否认，当前中国的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文化心理层面的各种风险。亨廷顿曾指出，“经济增长不仅会用某一速度改善着人们的物质福利，同时还会以更高的速度增加着人们的社会挫折感。”〔28〕换言之，经济的增长并未带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反的贫富差距逐步拉大，极易民众心理产生极大的反差，社会不满、不信任、隔阂和焦虑情绪就会与日俱增，导致仇富、仇腐心理的出现和平均主义心态的复发，从而增加社会动荡的风险。
1．平均主义心态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导致贫富差距拉大，而发展落后的地区和获益较小的社会群体不满改革现状，甚至否认改革的成就。特别由于资源的差异性拥有，社会基础阶层具有较强不平等感，这就会加剧他们
的平均主义心态，尤其是一些社会弱势群体和受害者，其平均主义倾向更浓。平均主义追求结果上的绝对平等，要求不同素质、不同能力的社会成员得到相似或一致的回报。平均主义的实质是一种“劫富济贫”，但与一般的剥夺现象有所不同，它是多数人对少数能力强、贡献大的社会成员的一种剥夺。〔29〕也即是说，平均主义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首先，平均主义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容易抹杀个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从而使得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丧失活力。其次，它过分强调社会财富分配的绝对平均，而不考虑劳动者的成果和贡献。这样既使得缺乏竞争的氛围，无法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也使“才不能尽其用”，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阻碍经济的发展。再次，平均并非等于公平、平等，其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不公平，“削高平低”、“劫富济贫”，剥夺能力强、贡献大的社会成员，导致新的不公，引发社会的动荡。可见，平均主义已成为影响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最重要的负面拉动力量之一。〔30〕
2．社会信任危机
社会信任结构包括组织信任和个人信任两个层面。每一个社会得以良心运行都需要这两种不可或缺的信任，它们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和保障。相比较而言，组织信任对社会影响更大，其实质是对社会秩序的信任，而“以强凌弱、社会暴力和寡头垄断，都是信任结构缺失之后形成的社会秩序混乱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31〕。
目前，信任危机是中国社会面临的又一重大风险，具体表现为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两个层面。一是政府信用危机。具体来说，政府的诚信危机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政府部门寻求各自政绩的最大化，政策朝令夕改；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一些政府部门践诺能力缺失，推卸责任，无法兑现其对公众承诺，难以取信于民；一些政府工作人员整体素质欠缺，知法犯法、欺压群众现象时有发生，导致政府形象的下降；政府信息不公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等政务不透明。一项有关“政府信任程度”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很相信中央政府，但逾70%的受访者表示不相信地方政府。与此同时，政府官员以80.3%的绝对多数被网民选为信用最差的群体。〔32〕二是企业诚信危机。首先表现为社会责任〔33〕的缺失，如拖欠工资、违约、制假、虚开发票、偷逃税款、污染环境等，由此也造成了中国企业的公众信任度不断下滑。据调查，76.2%的企业存在“拖欠货款、贷款、税款”现象，63.2%的企业曾经“违约”，42.4%的企业有过“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现象。〔34〕2008年震惊全国的“三聚氰胺事件”便是“诚信缺失”的极端表现。其次，表现行业垄断，损害民众利益。近年来，一些行业景象联合提价凸显了这一问题。如“世界拉面协会中国分会”在2006 年底至2007 年7月间多次串通方便面企业联合涨价。〔35〕并由此引发了全国一股涨价的狂潮，如乳品业、豆制品企业、中式快餐企业等竞相进行联合涨价。垄断的最终结果便是这些垄断行业获取高额的利润，民众的利益受损。总之，社会信任的缺失既会严重削弱经济内需拉动力，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也会造成
政府公信力下降，严重削弱政府执政的社会基础，进而会引发社会的冲突。
3．社会焦虑加剧
社会焦虑（social suspense），有学者称之为“社会紧张”或“社会挫折感”，是指由社会中不确定因素在民众中产生的压抑、不满、非理性冲动等紧张心理，这一紧张心理集聚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社会张力，最终以社会冲突或其他方式释放出来。〔36〕社会焦虑出现的背后就是社会价值观念的混乱和冲突。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2134人参与），焦虑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常态：34.0％的受访者经常产生焦虑情绪，62.9％的人偶尔焦虑，只有0.8％的人表示从来没有焦虑过；与5年前相比，有47.8％的人“更焦虑了”，而高学历者、穷人、领导干部和城里人被认为是更易产生焦虑情绪的人群。〔37〕许多社会成员经济位置往往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会出现一种此起彼伏、沉浮不定的状况，这使得他们对于自己的未来前景往往具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进而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和浮躁的社会氛围，使社会焦虑成为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38〕社会焦虑如若处理不当，会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首先，它容易导致社会成员的关系紧张，不利于社会人群的心理健康并可能促使社会问题的产生和恶化。其次，社会焦虑容易造成社会内聚力的下降，社会转型可能因内聚力不足而出现动荡。再次，社会焦虑对社会风险的承受力小，一旦出现一些特定情境和事件，社会焦虑就极易转化为狂
热的冲动情绪，且极易受情绪感染，从而致使社会成员的非理性行为，形成连锁反应，演化为社会危机，引发大的社会动荡。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在“J曲线模型”所指出，当期待满足与实际满足之间的差距超过公众所能容忍的范围时，就可能爆发社会运动。
4．社会隔阂加深
随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逐步形成，社会各阶层的隔阂也不断加深，这种隔阂最突出表现就是社会认同感低和阶层之间的对立。这种社会隔阂映射在地理空间上，表现为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居住区域的隔离，使得群体之间缺乏可供交流的社会空间，交往活动被限制在各自居住社区之内的空间中。〔39〕这样社会日益被肢解为多个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生活空间，形成一个断裂的社会。这种社会隔阂在心理层面上，表现为社会成员的社会认同感低和各个阶层间的对立情绪强。特别是泾渭分明的“贫富分居”容易造成穷人对富人的仇视和富人对穷人的歧视，放大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状态，导致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不利于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总之，社会“各个部分之间的猜忌与隔阂，极大地妨碍着社会信任的确立，刺激着各种纯粹自利的短期行为。很明显，这种情形是非常不利于防范社会风险或控制风险危害的。”〔40〕此外，在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农民工群体长期被拒之于城市主流社会之外，他们为城市建设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却不能享有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这极大地加深了社会的隔阂。
三、社会风险的主要特征分析
一般而言，社会风险具有五个共有的基本特征：风险是客观存在与主观认知的结合体；风险具有自然界和人类本身双重来源；风险是积极结果与消极结果的结合体；风险具有可计算性和不可计算性；风险具有时间/空间维度。〔41〕然而，中国现阶段所进行的社会转型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社会转型，既要完成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同时又要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一方面使得“我国古典阶段的社会问题与后古典阶段的社会问题的复杂扭结与重叠，迫使我们目前不得不同时面对着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双重社会压力”〔42〕。另一方面又使得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风险除了具有风险的一般性特征之外，还具有一些中国自身的独特性。归纳起来，当前我国社会风险有以下几个独特性：
（一）特殊根源性
纵观西方国家，它们社会层面的社会风险主要是由劳资关系和贫富差距等问题所引发。而对于现阶段正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中国而言，社会风险的最主要根源在于干群关系，其次根植于社会阶层结构，贫富差距是其表象形式。
1．根源之一：干群关系
现阶段中国相当一部分的社会风险是由干群关系所致，其实质问题是国家重视经济发展，而忽略民生问题。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03年在全国城市范围内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样本5894份），社会上当
官的与老百姓是第一对最容易发生冲突的群体，比例高达44.1％；而社会上穷人与富人则是第二对最容易发生冲突的群体，比例仅为
17.3％。〔43〕可见，干群关系的紧张程度已非同一般。另外，城乡居民对受益群体的判断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向。当问及“哪些群体10年来获得的好处最多”时，排在前三位的群体是：国家干部（68.8％）、国有／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者（60.4％）和私营企业老板（52.3％）。〔44〕这些数据说明，在目前中国社会，“官”与“民”之间关系已经出现了某种紧张状况。在发展中国家中，由腐败现象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可以说是屡见不鲜。这是一件必须引起人们高度警惕的事情。〔45〕毋庸置疑，处理好干群之间的关系已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2．根源之二：阶层结构
现阶段中国社会风险的另一重要根源在于社会阶层结构。一个公正的社会结构至少具有两个明显特征：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平等进入；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互惠互利。〔46〕对于前者，就是指畅通的社会流动，保持精英的循环；对于后者，就是确保每个社会成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社会阶层结构具有基础性、深层性的特征，它的发育健康与否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精英阶层和庞大的底层社会，上层精英的社会资本可以互相交换，而下层群体则是一盘散沙，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渐被拉大，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倒丁字型”，社会张力加大，十分脆弱。〔47〕这就容易
造成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缺乏互惠互利，出现上层精英的结盟和底层群体的弱势化、边缘化的风险，由此潜伏着社会冲突的隐患。特别是在“分类控制”的国家与社会的基本关系下，上层精英不会对现有的权力结构进行挑战，社会稳定的关键在于底层大众。〔48〕
（二）风险高发性
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风险还有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风险的大量存在，导致社会风险演化成社会危机的比例高。这给我国社会的安全与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49〕再以信访为例，信访量日益增多，仅全国民政部门，2007年为81万人次，2008年升至90万人次。〔50〕究其原因，既有我国社会规模庞大的因素，如人口基数大、人口高度密集等，增加了风险分摊难度；也有社会风险种类多、数量大的因素，大量的社会风险存在意味着更多的爆发可能性；还有双重社会转型的时空压缩效应，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各个时期的社会问题都同时出现，如经济畸形发展、技术片面发展、贫富差距拉大、环境身体的破坏和社会结构的畸形化等，这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危机的多发性。
（三）风险并发性
现阶段中国面临的各种社会风险之间互相影响，密切相关，潜藏着巨大的并发危险性，如若处理不当，某种社会风险一旦恶化就可能引
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其它社会风险的全面爆发，形成冲击波，转化为大规模的社会危机，从而危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甚至会使国家的发展出现方向性转变，对整个国家的前途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我国社会风险的并发性来自于国际风险与国内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和社会风险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社会而言，社会结构层面的风险更具有连带和并发性，可能会造成整体社会的转型风险，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影响最为严重。具体而言，制度性风险、阶层性风险和文化心理性风险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加重。如制度性风险带来贫富分化差距，造成社会阶层的分化，由此也引发公众的不满、社会阶层的对立与隔阂等。“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并发性使得社会风险从总体上更加复杂，原本属于个案化的社会风险有时候就会演变成整体化的社会危机，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冲击。（如图1所示）近年来，我国频频出现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就是多重社会风险共同演化爆发的结果，究其原因，既有制度不公和缺失的因素，又有贫富差距的因素，还有社会阶层对立的因素等。以安徽池州事件为例，一起普通的人车碰撞事件，既无严重的身体伤害，也无严重的经济损失，却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性暴力事件。可见，对社会各个层面风险的化解显得尤为重要。
（四）风险集聚性
所谓风险集聚性有两层涵义：社会风险主要涉入群体集中在社会基础阶层；社会风险指向客体主要集中在与民众密切相关的基本民生问题。
从主体上看，社会风险的涉入群体主要是社会的基础阶层与群体，包括工人和农民。作为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中的成员，由于获益最少、相对剥夺感比较强烈，因而其中的一些人作为当事人很容易卷入社会纠纷和冲突事件当中，而且是较大规模的卷入。〔51〕社会风险的集聚性与社会财富的集聚性正好成负相关，“社会财富在上层集聚，而社会风险在下层集聚〔52〕。从对我国各种已发生的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分析来看，社会基础阶层成员较大规模的卷入，特别是以“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居多，如下岗失业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出租车司机等群体。究其原因，几乎绝大多数的群体性事件都同弱势群体的不公正对待有着直接的关系。据江西省公安厅统计，在1998年至1999年江西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以企业工人为主体的群体性事件有507起，占总数的51.4％；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体性事件有217起，占31.2％。〔53〕2005年，在江西省的群体性事件中，农民参与事件的比例上升至34.6％。〔54〕
从客体上看，中国现阶段社会风险大多集中在与基本民生密切相关的部位。换言之，社会风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生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而产生的，涉入群体的需求主要是民生诉求而非政治诉求，如就业难问题、社会保障不足问题、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等直接大面积地影响
到大多数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显示，公众认为最为严重的前五项分别是“物价上涨”（63.5％）、“看病难、看病贵”（42.1％）、“收入差距过大”（28％）、“就业失业”（26％）和“住房价格过高”（20.4％），“养老保障”排第七位（17.7％）。〔55〕显然，这些基本的民生问题对于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生存状况和发展会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引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大。据公安部统计，2004年上半年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因工资福利等基本生活费用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综述的23.8％，因征地搬迁及补偿费等引发的占18.1％，因企业改制、改组、兼并、破产等问题引发的占10.6％。
（五）无直接利益性
所谓“无直接利益性”就是指不少群体性事件参与者，其本身与事件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也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受过不公平对待，借机宣泄一下长期积累下来的不满情绪。在现阶段中国，一些社会矛盾开始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现象。毫无疑问，这种无直接利益性的社会风险日益增多，既极大地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又造成了人们严重的恐惧心理。据了解，江苏省金坛市曾经发生因集资案纠纷引起冲突，事后调查发现，80%参与围堵的群众没有任何集资款，他们大都是借题发挥。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时有发生，如重庆、安徽，都发生过普通的街头小纠纷引发大规模冲突，而参与群众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57〕在“无直接利益性”中，特别要
注意两种现象：一是参与者除了一般的弱势群体以外，包括私营企业主、机关干部、执法者、知识分子、工程师等一些社会公认的强势群体也会参与其中。二是多以代表公共权力的政府部门或权力机关为主要的攻击对象，如冲击派出所、焚烧警车、打伤民警、围攻党政机关办公所在地等。据统计，冲击党政机关的事件逐年上升，2000年为2700起，到2003年达到3700起，当年发生堵公路、卧轨、拦火车的事件就达3100起。〔58〕
（六）回应多面性
社会风险的回应多面性是指社会成员面对不同的社会风险时，会出现不同的态度；且不同的风险会联合起不同的人们，不同的风险感知和选择成了相关人们相互联合的新的起点，并因此也造成或者强化了人们之间的分裂。〔59〕这种回应多面性可以三个层面来分析：当面对自然风险和技术风险等共同性风险时，由于每个社会成员都可能受到威胁，所以，社会的各个群体在这些社会风险面前会形成一致的目标和行为趋向，使得社会的各个群体一般来说能够齐心协力地一致应对风险。〔60〕2003年的SARS和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公共危机正好印证了这一点。然而当面对社会结构层面的风险时，社会群体的态度就比较复杂，不同的群体可能会有不同的认知和目标取向。甚至有的社会群体会试图借助于这种风险谋取自身特定的利益。此外，在同时面对多重风险时，不同群体在风险选择方面可能存在差异，这种风险
5 3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公共危机安全管理系统研究” (项目编号:03J ZD0021)的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09201211 [作者简介]张成福,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研究;陈占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危机管理与风险管理研究;谢一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危机管理与风险管理研究。 风险社会与风险治理 3 张成福,陈占锋,谢一帆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872) [关键词] 风险;风险社会;风险治理 [摘 要] 风险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性特征和理解世界的无所不包的背景。风险社会 的根本选择在于风险治理。应尽快将风险治理纳入议程,在政府和全社会培育和建立风险治 理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和保障条件,形成风险治理的共识与合力,最终实现风险善治。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2826(2009)0520005207 突发公共事件不断发生,危机常态化已现端倪。实践一再证明,认识危机,解决危机,局限于危机本身就显得捉襟见肘。危机的内核是风险,将着眼点从危机转向风险,从如何预防和处置危机转向如何理解和管理风险,是认识危机的更高境界,也是解决危机的根本之道。尤其在风险社会的现实背景下,风险因素异常活跃,风险局面纷繁复杂,只有尽快将风险治理纳入议程,实现对风险的有效治理,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危机频发的严峻态势,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对风险的基本认识 风险的典型定义可界定为影响未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后果的某种不确定性,也可用函数表示为事件发生的概率与后果的乘积。风险的本质是不确定性,只要具 有不确定性,就会存在风险。实际上,任何事情和行为都有发生意外的可能,亦都存在风险。 作为一个复杂概念,风险具有一系列的双重属性:(1)客观性与主观性。一方面,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是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风险与人类发展的历史长相伴随,可以说,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与各种风险共存和抗争的过程。另一方面,风险又是高度主观的。风险不仅仅在于风险本身,也在于风险附着的对象。任何事情本身都不是风险,任何事情也都能成为风险,这有赖于人们对风险的认知。人类运用知识和经验做出风险决定,确定风险的可接受水平和容忍度,甚至于建构风险,因此风险又是主观的。(2)潜在性与现实性。一方面,风险并不在于它正在发生,而在于它可能会发生,从可能变为现实尚有一段距离,还有赖于其他相关条件,这就是风险的潜在性。正是这一特征使得人类可以利用相关方法和技
当前中国社会风险形成的原因及其基本对策 [关键词] 社会风险；社会危机；风险控制；和谐社会 [摘要] 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社会转型的推进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利益失衡，是当前中国社会风险不断累积的主要原因。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建立健全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逐步控制和化解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是一种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可能性，更直接地说，社会风险意味着爆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一旦这种可能性就变成了现实性，社会风险就转变成了社会危机，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构成了潜在的、相当大的威胁，从而也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了严峻的挑战。 一、当前中国的社会风险及其形成原因 从当前中国社会的总体形势看，整体平稳的同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风险。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体系运行平稳有序，社会整体发展保持着良好态势。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各种问题和矛盾凸现出来，不少问题和矛盾还呈现出继续恶化的态势，社会风险也在不断累积。当前，“三农”问题、腐败问题、国有资产流失、贫富悬殊问题、就业问题、金融风险的加剧、安全生产问题、犯罪猖獗问题、诚信危机等这些问题中潜藏着巨大
的社会风险，这些问题可以说是当前中国十分紧迫并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潜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较好的解决和处理，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失控从而形成社会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些社会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风险之源。 中国社会面临的一系列严峻问题中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需要立即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和解决。可以说，上述问题中的某个问题一旦失控，后果就可能不堪设想。由“三农”问题导致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三农”问题到了必须加以解决的地步。腐败不仅严重阻碍着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也不断侵蚀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国有资产流失使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不断削弱，并加剧着政治腐败和贫富分化。中国居民基尼系数已经接近警戒线水平，而且仍然呈现上升态势，贫富悬殊正在危及中国的社会稳定。当前中国就业压力十分巨大，已经进入失业预警区，不采取紧急措施，就可能造成重大的社会危机。金融风险指数递增，金融风险转变成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在加重。 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快速发展，社会转型不断推进，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利益失衡，可以说是当前中国社会风险不断累积的主要原因。 1．中国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利益分配不均和利益分化加剧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现代化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应注意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利益分配不均与利益分化加剧的过程，导致了社会风险的不断累积。 第一，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一直实行的是一种不平衡发展战略，必然造成利
当代中国社会风险及治理 摘要：风险社会是在反思现代性危机的基础上提出的。运用风险社会理论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风险，分析其存在的原因，并提出治理中国社会风险的对策。 标签：风险；治理；中国 风险社会理论是西方学者在反思现代性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学界对“风险”问题较早地提出并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当推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卢曼和英国的吉登斯。在贝克那里现代性的特征被称为“风险社会”，即体现“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吉登斯在对现代性的分析中引入了时空特性，他认为现代性与前现代性区别开来的明显特质就是现代性意味着社会变迁步伐的加快、范围的扩大和空前的深刻性。他们认为风险不是人们的主观预期，也不是人们在认识中附加给它的主观成分，而是事物客观关系在人们认识中的主观反映，是对事物固有属性的揭示，因而具有不容否认的客观根据，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一、当代中国社会的种种风险 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人均收入水平也在3 000美元之下，也就是国外学者所说的“动荡阶段”。目前我国社会的风险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中的风险、生态破坏的风险和全球化的风险等方面。 （一）经济发展的贫富冲突风险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经济建设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迅速扩大，已成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巨大风险因素。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差距的关键性指标。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自2000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4年超过了0.465。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这种贫富悬殊、收入差距扩大反映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和行业之间。贫富悬殊，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必然增大不同利益主体的碰撞几率和摩擦系数，增加了矛盾激化与表达的可能性，从而产生群体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进而会产生与社会的对抗行为，甚至导致社会的动荡与冲突，严重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生成。 （二）生态破坏的环境风险 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来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严重退化的现象。水体、空气污染非常严重。据国家环保部统计:七大水系污染程度由重到轻依次为海河、辽河、黄河、淮河、松花江、珠江、长江；空气质量达标城市的人口比例仅占统计城市人口总数的26.3%，暴露于未达标空气质量的城市人口占统计城市人口的近3/4。再加上近年来全国水土流失、荒漠化等等都给我国带来无法估计的损失和社会风险。
工业社会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突飞猛进，人 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社会安全问题日益突出，风险社会悄然而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严重威胁，这一切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对社会发展目标和方式的质疑。研究主题的确立是由时代主题决定的，由社会实践需要引起的。21世纪，人类社会的时代主题已经由过去的“战争与和平”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环境与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正在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共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正在成为人类构思的美好远景。在这样的背景下，规避风险寻求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并将成为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因此，风险社会理论逐渐进入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视野。 风险社会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于理论界的。近几年来，许多学者从理解和解决人类社会自身的问题出发，对风险社会兴起的背景、风险社会的概念和内涵、风险社会的历史成因以及如何规避风险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本文对这些研究情况进行了综述，并提出了今后研究的重点和方向，具体归纳如下： 一、风险社会产生的背景研究 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深化，全球化影响的日益扩张，生产力在不断提高，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社会进步和发展是不容置疑的。然而，现代工业化文明在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科技手段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处处产生和遗留了许多不可见的副作用，而且这些副作用正变得明显可见，正在逐渐将当代社会置于一种无法逃避的发展困境之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乌尔里希·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概念并构建了其理论体系，揭示了现代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理论和社会发展和安全的问题是相伴而生的。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大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由传统的经济发展观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产生了“发展=经济增长+自然生态”的发展极限论。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可持续发展理念开始出现，对于人的关注不断得以在新的发展理念中体现出来，产生了“发展=经济+自然+社会+人”的综合发展观、“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等等新的发展思想。社会发展理论的变革是与社会
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一．社会转型的过程： 1．（2013·新课标Ⅰ卷·29）现代化是晚清历史发展的一个趋向，最能体现这一趋向的是() A．洋务运动—戊戌政变—清末新政 B．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C．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 D．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 二.社会转型的推动因素： 1.（2017·新课标Ⅰ卷·29）1904年，湖南、四川、江苏、广东、福建等长江流域与东南沿海9个省份留日学生共计1883人，占全国留日学生总数的78%，直隶亦有172人，山西、陕西等其他十几个省区仅有 351人。影响留日学生区域分布不平衡的主要因素是() A．地区经济文化水平与开放程度有别 B．革命运动在各地高涨程度存在差异 昌被称为“丁鬼奴”；郭嵩焘在一片冷嘲热讽中出任第一任驻英公使。这反映了( ) A．洋务运动与传统的观念发生冲突B．崇洋媚外行为遭到社会鄙视 C．洋务派改器物不改制度受到批判D．西方列强侵略激起国人抵制 2.（2016·新课标Ⅲ卷·29）1903年，张之洞等拟《奏定学堂章程》，其中规定禁止使用“团体”“膨胀” “舞台”“影响”“组织”“运动”“报告”“观念”等新名称，其根本目的在于（） A. 抵制维新思想的传播 B. 保证民族语言的纯洁性 C. 反对向西方学习 D. 维护传统的意识形态 3.（2014·课标Ⅰ卷·29）1898年，梁启超等联合百余举人上书，请废八股取士之制。参加会试的近万名 举人，“闻启超等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几被殴击”。这一事件的发生表明（）
A．废八股断送读书人政治前途 B．改制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 C．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极为保守 D．新旧学之间矛盾不可调和 四.社会转型的表现： 1.(2014·新课标卷Ⅱ·29)1926年，有报纸评论说：“自从蒋介石抬出三民主义，大出风头以后。许多 人都觉得主义是值钱的，于是乎孙传芳标榜三爱（爱国、爱民、爱敌），东三省有人主张三权（民权、国权、人权），听说四川有些军人到处请教人替他们想个主义玩玩。”这种现象反映了当时( ) A.政治宣传促使各界思想趋同 B.标榜主义成为军阀自保的主要手段 C.民主思想已经成为社会潮流 D.各地军阀对三民主义理解存在差异 2.（2017·新课标Ⅱ卷·29）1913年《申报》登载的“艾罗补脑汁”广告称：“欲图一国之进步，当先使 A．扩大中外贸易交往B．抵御外侮求富求强 C．发展官督商办企业D．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2017·新课标Ⅱ卷·28）1879年以前，福州船政局所造之船均“派拨各省，并不索取原价分文”；此后造船所用材料费用由用船一方拨付，采取“协造”方式生产。这种变化反映了() A．军用工业由官办转为商办B．“协造”意在缓解经费压力 C．军工产品市场化趋势明显D．近代轮船制造业走出困境 （2017·新课标1卷·28）开平煤矿正式投产时，土煤在国内从一个通商口岸装船到另一个通商口岸卸货，须缴纳出口税和复进口税，每吨税金达1两以上，比洋煤进口税多20余倍。李鸿章奏准开平所产之煤出口税每吨减1钱。这一举措（） A.增强了洋务派兴办矿业的信心 B.加强了对开平煤矿的管理
马克思的风险社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阐发的基本纬度之一，具有广阔的思维空间和理论容量。马克思立足于理性和价值的统一，认为风险社会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活动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在此发展阶段里，对人类产生局部影响的风险演变成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的全球性风险。 马克思风险社会思想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人类实践活动的二重分裂性是风险社会的存在论基础。实践是联系主观和客观的桥梁，其自身具有二重分裂的性质，包含着创造与异化的双重内容。其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风险社会的运作逻辑。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介入，打破了实践发展给予人类的自由与实践所导致的风险之间的张力的相对平衡，实践的破坏性方面被片面突显，由此形成全球风险社会。其三，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裂与对抗是风险社会的实质。全球风险社会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化过程中扩张和转化的结果。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正是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分裂与对抗的最高表现。其四，消灭资本以实现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是摆脱风险社会困境的根本出路。要消灭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裂与对抗，就要消灭其最高表现形式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当作资本失去合理性而趋于消亡时，全球风险社会也将逐渐消亡，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全球风险社会语境中，马克思的风险社会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马克思的风险社会思想不仅为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生长点，而且为全面透视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同时，当代中国己经出现了“风险社会”的诸多症候。马克思的风险社会思想为转型期中国的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支持。 (一)风险社会的本质之源 以知识、技术和信息为特征的第三次浪潮深刻地改变了经济、社会的运作逻辑，而相对于知识社会和信息社会，风险社会是指由现代化和全球化而可能引致人类毁灭性损失的社会发展形态，其中现代化和全球化是风险社会产生的本质之源。风险社会的本质之源之一:现代化。现代化从根本上是指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即政治上，民族国家的建立和世俗权力合法化;经济上，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的推进;社会上，传统秩序的衰落和社会高度分;文化上，神化宗教衰微和世俗文化兴起。风险社会的本质之源就是源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首先，我们处在一个反思性现代化的风险时代。“反思性现代化”①是英国现代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首创之词，他将纷繁复杂而又深邃隐蔽的风险理论置于深刻洞察现代性的基质之上，风险社会理论是他从社会理论视角研究现代性问题的“副产品”，在其庞大的结构化理论和反思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并不具独立性，而是紧密穿插与交错在现代性的著作(((现代性的后果》、《失控的世界》、《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区别于古典工业社会的“外部风险”，被称为现代社会的“人造风险”。前者是在一定条件下某种自然现象是否发生及其对人类的社会财富和生命安全是否造成损失和损失程度的客观不确定性，后者则源于知识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带来的潜在威胁。贝克也开门见山地指出:“风险的概念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相关。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它们在政治上是反思性的”。②他认为，风险是建立在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化和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而这其中以科技为动力的现代化是不可见、不可计算、不可预测风险的最主要原因，风险自然成为人类追求财富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副产品，并伴随着迅速增长的生产力和高度发展的科技急剧膨胀。因此，在风险社会中，风险不是源于人类无知、鲁莽的行为，而是建立在理性的实验、判断、分析、比较和论证基础上的。其次组织科层化，尤其是组织和制度本身充满不确定性风险的可能。因社会系统理论久负盛名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于1993年出版的《风险:一 个社会学理论》一书，将风险理论融于其庞大的社会系统理论之中其中风险成为其诊断现代社会的三个主要议题之一。不断分化的社会日趋复杂，降低风险的组织制度在合法化和理性化原则指引下不断扩张，其本身具有风险性，为此以差异理论为风险分析切入点的卢曼认为，在一重偶现性上(空间)基础上，不同的个体会关注一个方面而不关注另一方面本身是偶然性而非必然性的选择，即风险是一种“偶然图式”，①进一步引入时间维度，在二重偶现性上(空间和时间)指出风险是未来指涉。阿方索·莫拉莱斯随后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为该书发表的书评中开门见山地将其主题归结为“源于人类技术变迁的制度风险渗透于公众生活的众多领域，是现代社会的中心特征”②。 2.风险社会的本质之源之二:全球化 全球化是指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的强化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的，反之亦然。③跨越区域界限、不可阻挡的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潮流，当代社会的风险已是全球性风险。 首先，全球化使得风险扩散效应加剧。在现代化的征程中，不断推进的全球化本身是一个不确定和充满风险的过程，其结果也往往难以预料和控制。全球化意味着随着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发展，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紧密相连，风险以跨越时空的方式进行传播，缺场在全球化时代越来越来犹如在场，从而使此时此地的风险演绎建构为彼时彼地的风险。因此贝克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性的风险时代，就其轴心原则而言，它的挑战是无论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都无法从社会的角度进行界定的现代文明制造的风险，④因为在时间、地域和影响群体上具有非特定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开始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这个转型过程进入了加速期。我国的社会转型与其他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相比，虽然存在着许多共性的东西，比如说都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都是人的生存方式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的转变但由于我国农业文明的源远流长，以及今天转型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变化，使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表现出许多独有的特点。 转型过程漫长。中国的农业文明非常发达，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有着强大的影响。因此，现代工业社会取代传统农业社会的过程难以在借鉴，完全是一个独自探索的课题。这样，一方面，传统农业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转换；另一方面，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又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课题，需要较长的时间去探索，这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转型过程复杂。中国社会的转型是在已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社会遭遇深刻危机、出现一系列弊端之后开始的，如何扬其长而避其短是一个复杂的课题。这可以使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少走弯路，但也使这一过程更加复杂。可以说，当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享受到现代化积极成果的时候，西方就已经开始灭。这种时代的落差使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境遇更加复杂化。 转型中矛盾尖锐。西方现而中国的社会转型最初是外源式的，是在外来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下启动的，它不仅无法像西方国家那样从殖民扩张中获得原始资本积累，相反自己就是西方殖民扩张的对象。由此形成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相互交织的状态。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 转型所处的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这就决定了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在更为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中推进的，国际格局的不确定性增加了转型的难度。因此，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一定要把多变的国际环境考虑进来，认识到由此带来的影响。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巨性还表现在它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推进的。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的相互影响与制约从未如此强烈，各个国家、民族的政治文化也相互影响，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孤立地求得生存和发展。这种情况对后发展国家的制约作用更加明显，这也直接形成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机遇与挑战。
风险社会与中国 肖瑛 2012-09-11 09:41:42 来源：《探索与争鸣》(沪)2012年4期第46～51页【英文标题】Risk Society and China 【作者简介】肖瑛，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社会学院教授，上海200444 【内容提要】中国融入全球化和加速经济建设的过程，是一个参与世界风险社会与自身风险社会之形塑的过程。中国的风险社会既是世界风险社会的一部分，又具有独特的生成与运行逻辑，包括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的合拍、经济发展模式、功利主义意识形态、政府能力和利益追求等因素在风险生成中占据关键位置，而非理性主义的内在悖论在其构成中处于核心地位。面对中国这一独特的风险社会，需要选择独特的研究主题和研究视角以及研究进路。风险社会与中国的讨论，在方法论上仍是一个外来理论和概念如何本土化的课题。 【关键词】风险社会/中国风险社会/本土化 1986年，德国学者贝克出版《风险社会》，该书在德国售出60000本，远超一般学术书籍的销量；1992年，《风险社会》英文版出版。自此，“风险社会”成了描述当代人类生存状况最为常用的概念。2001年美国“9?11事件”之后，“非传统安全”观念开始在我国国际政治学界和军事学界大行其道，为“风险社会”的流行铺垫了路基；2003年SARS爆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少数国内学术刊物开始介绍和翻译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社会”的研究迅
速增多。然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文章直接把中国放置在风险社会语境下展开相关研究，这些文章的作者要么对“风险社会”理论的内涵望文生义，要么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已进入贝克意义上的“风险社会”阶段。这种放置不仅是一个在中国如何开展风险研究的“后设”(meta-)问题，而且涉及西方理论如何本土化这一经典的方法论问题。本文试图从风险社会的本来含义、当代中国风险生产之逻辑两个不同维度，来回答中国进入风险社会的预设是否合理的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在中国开展风险研究的若干可行路径。 “风险社会”基本观念之廓清 风险社会理论是反身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理论的一部分。关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之建构逻辑，笔者做过专门阐述，此处不赘，本文主要从四个角度来重建贝克关于“风险社会”的想象。 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晚期阶段，是现代性从古典工业社会中脱颖而出形塑的崭新社会形式，是一种新的现代性。在《风险社会》的开篇，贝克就对古典社会学理论中的“历史终结论”展开批判。在他看来，古典社会学大家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都视“工业社会”为现代性的最终和永恒存在状态。贝克否定这一判断，像哈贝马斯那样强调“现代性的未完成性”，并提出现代性的自我再生产从工业社会内部消解了工业社会的合理性。“19世纪，现代化在面对其对立面的背景下发生：一个传统的民德世界，一个需要了解和把握的自然；今天，在21世纪的门槛上，在发达的西方世界中，现代化已经消耗和丧失了它的对手，现在还破坏了它自己的前提，即工业社会及其诸功能原则。”[1] 贝克所谓的“风险社会”有三层意思：第一，它是现代化自身制造的；第二，
从恢复到发展的近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工作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全面发展。特别是21世纪以来在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下，社会工作制度化、专业化、职业化和本土化发展迅速，成绩斐然。不过，在发展中也遇到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能力不足、民众接纳程度不高等（王思斌，2013）。究其原因，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路径是嵌入型的，不过政府与社会还未发现社会工作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陈蓓丽，2011）。考虑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问题，不仅着眼于整体社会和谐运行的需求（主要侧重于发展社会工作必要性论述）、社会工作相关政策（社会工作发展的自上而下动力机制）、困境人群的需求等因素，更要考虑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情境给其带来了什么影响。 摘要：近年来，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迅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遇到了不少问题，需要我们进行重 新审视。回顾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恰恰与转型期中国逐步进入风险社会是一致的。不过，看似没 有关系的风险社会研究与社会工作发展研究实际上有着很强的相互作用性。在风险社会理论看来，中 国社会工作发展是应对风险社会来临的专门制度设计，但它基于现代性框架下的制度安排与实务开展，让其本身包含着诸多风险和有可能制造新的风险。传统的以平等、公平、正义为基本价值理念的社会工 作发展政策和相关制度已难以有效应对。因此，迫切需要引入一种以风险责任为基本价值理念，即以风 险责任的承担作为维持和获得权力（权利）的基本原则，以风险分配机制为核心的新的社会工作发展政 策。 关键词：风险社会视域中国社会工作发展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828(2014)02-0039-08 DOI:10.3969/j.issn.1672-4828.2014.02.0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贫困村风险防范与危机应对”（项目编号： （12YJC840036）阶段性研究成果和河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项目“河南乡村社会管理工作现状调查”（项目编号：07YBRW042）阶段性研究成果。 田丰韶，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河南开封475001）。 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社会工作发展 田丰韶社会工作· ·39
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代价及其度量 近20年来，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革与加速发展的时期，社会转型呈现多向度的特征，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分别处于不完全相同的转型度之中。中国社会多向度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四大社会变迁与发展趋势。本文旨在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含义、基本趋势、社会效果、社会代价及其度量方法。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界定 在中国，“转型”概念是1992年以后开始流行的。它最早也是最典型的含义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与西方国家的主流理解是一致的。世界银行办了一个杂志，叫"Transition"，有人译为“转轨”。从发表的文章来看，这份杂志探讨的主要是经济体制转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世界银行合办了一份“转轨通讯”，为"Trans ition"的中文版。也有人将"Transition"译为“转型”（注：参见〔英〕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译序）》，〔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社会转型管理(MOST)”规划联络委员会，并出版业务通讯。社会学者往往将"Transformation"译为社会的“转型”。在中国社会学者的论著中，“社会转型”有三种主要的含义： (1)社会体制在较短时间内急剧的转变。 “转型”与“转轨”在体制转变这一点上可以取得相同的意义。自1992年中国宣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就建立在明确的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之上。但社会转型本身则是社会体制的转变，是社会制度的创新。改革是从制度转变开始的，因此制度解释是根本性的解释。 我曾指出：“60年代至70年代，个人身份的变换特别困难，代内流动与代际流动率均很低，也就是说，社会结构‘超稳定’，比较封闭。究竟是什么东西限制人们身份的变化？有三种固定与冻结人们身份的因素：一是户籍制度；二是劳动制度；三是干部制度。这些制度造成了城乡隔绝，农民、工人、干部等基本社会角色身份固定化。”（注：宋林飞：《观念、角色、社会结构的三重转换》，〔南京〕《江海学刊》1994年第2期。）这是对结构问题的制度解释。“转轨”概念中的“轨”是指体制。新旧体制衔接、新旧制度更替，就是“转轨”。 (2)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变。 1992年，李培林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注：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一文中较
如何正确对待现代高风险社会 周教授从社会学的角度，讲了如何面对现代这个高风险的社会，传统社会也有风险，风险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分为两部分： 一世界级的风险 周教授讲世界上最大的风险就是核扩散，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不懈的阻止核扩散，阻止人类灾难的到来。 二中国社会的风险 社会的风险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中国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利益分配不均和利益分化加剧，二、社会转型与制度转轨导致成熟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缺失，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利益裂变的压力。社会风险是一种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可能性，更直接地说，社会风险意味着爆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快速发展，社会转型不断推进，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利益失衡，可以说是当前中国社会风险不断累积的主要原因。 面对社会风险，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进行控制和化解呢？从宏观角度而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着重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建立健全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从而逐步实现利益均衡来控制和化解中国的社会风险。 1．树立科学发展观，充分认识利益公平分配的重要意义 就当前中国而言，迫切需要树立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近年来，党和政府一再强调，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和谐社会作为一种理想，在发展过程中，就应当兼顾国家、社会、人和自然的平衡发展，而不能只注重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某几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这为缓解和控制中国社会风险指明了路径。 2．推进中国政治发展，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政治就是关于重要公共利益的决策和分配活动。社会公平是协调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基本准则，是一个社会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源泉，它意味着社会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平等而合理的分配。 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使越来越多的人十分关注社会公平、政治正义和政治民主，人们也更加呼唤社会公平、政治正义和政治民主，实际上体现了人们对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的关注。推进中国政治发展，实现社会公平、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化解和缓和社会风险的重要途径。
浅谈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及其应对措施- “ 关键词:转型期;社会阶层;分化;措施 摘要: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社会转型引发了剧烈的社会阶层分化,不断出现的阶层分化对当今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深刻。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有它的积极意义,但也不能否认它的弊端。这就需要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及时协调各种关系,解决各种矛盾,从而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 一、社会阶层分化的积极效应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在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出现了剧烈的社会阶层分化。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分化了,一些阶层新生了,诸如私营企业主阶层、经理阶层和农民工群体等新的社会阶层。社会阶层分化作为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内容,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其存在和发展具有合理性,对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发挥着多方面的积极效应。 第一,社会阶层分化对加快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有着积极作用。对于中国来说,现代化最基本的涵义就是实现从传统的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的转变。
为了实现这个转变,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党和国家领导人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使得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较大改善和提高,但社会结构的转变基本上是停滞的。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经济上的单一所有制和行政区划上的城乡二元结构,牢牢地钳制着社会阶层的先天性分布,使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基本上不可能。这样必然妨碍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直至改革开放前,我国依旧是一个农业人口占80%以上的国家。所有制变革后,阶层的流动很快出现社会结构的改观。有资料显示,1997年从农村分流出来进入乡镇企业和其他形式经济组织工作的农民达 1.35亿人,此后农村的分流愈加加快,1999年全国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已经从1978年的89.7%降到46.6%。这样的阶层分化对中国社会结构向现代化方向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第二,社会阶层分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社会成员的“激励”作用。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出了一个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时代。传统的“大锅饭”、“铁饭碗”制度和意识随着体制性的改革而被冲破和抛弃。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发展思路,实际上促使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同时对社会成员也有一定的激励作用。比如,实践中在坚持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的前提下,适当地采取“能进能出”、“能上能下”、“高能高薪”、“合同制”、“聘任制”等措施,淡化干部与工人的界限,给予高才能者以优厚待遇,适当拉开收入差距,保持一个适当规模的待业面,对于刺激劳动者的进取心是完全必要的。 第三,它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增添了活力,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过去人们以为,分化只能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其实并非如此。我们知道,社会分化如果是简单的两极分化,那当然会有不好的结果,但如果社会分化是利益的“碎片化”,人民利益的多元化,那样,反而不容易发生利益纠纷。比如,过去绝大多数城市居民都就业于全国统一工资标准的国营、集体企业中,涨工资都需要中央颁布全国涨工资的命令。如今,绝大多数劳动者就业于各种类型的公司、企业之中,涨工资是千
中国社会转型趋势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界定 在中国，“转型”概念是1992年以后开始流行的。它最早也是最典型的含义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与西方国家的主流理解是一致的。世界银行办了一个杂志，叫”Transition”，有人译为“转轨”。从发表的文章来看，这份杂志探讨的主要是经济体制转轨。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与世界银行合办了一份“转轨通讯”，为”Transition”的中文版。也有人将”Transition”译为“转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社会转型管理(MOST)”规划联络委员会，并出版业务通讯。社会学者往往将”Transformation”译为社会的“转型”。在中国社会学者的论著中，“社会转型”有三种主要的含义： (1)社会体制在较短时间内急剧的转变。 “转型”与“转轨”在体制转变这一点上可以取得相同的意义。自1992年中国宣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就建立在明确的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之上。但社会转型本身则是社会体制的转变，是社会制度的创新。改革是从制度转变开始的，因此制度解释是根本性的解释。 我曾指出：“60年代至70年代，个人身份的变换特别困难，代内流动与代际流动率均很低，也就是说，社会结构‘超
稳定’，比较封闭。究竟是什么东西限制人们身份的变化？有三种固定与冻结人们身份的因素：一是户籍制度；二是劳动制度；三是干部制度。这些制度造成了城乡隔绝，农民、工人、干部等基本社会角色身份固定化。”这是对结构问题的制度解释。“转轨”概念中的“轨”是指体制。新旧体制衔接、新旧制度更替，就是“转轨”。 (2)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变。 1992年，李培林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一文中较早地探讨了“社会转型”的有关理论问题。他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也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还是一种数量关系的分析框架。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我国社会学者较多关注的是社会结构的变动，结构解释比制度解释更为流行。有人评价说，时至今日，“社会转型”已成为描述和解释中国改革以来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理论范式，同时也成为其他学科经常使用的分析框架。 1994年，我在《观念、角色、社会结构的三重转换》一文中指出：“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与秩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社会转型的启动因素，是政治文化的变迁。也就是说，70年代末孕育的社会变革，是从政治文化领域找到突破口的。”我把这种观点称之为“政治文化启动论”。同时，我还提出了一个“中等收入者阶层稳定论”。我认为，“一方面，原有的结构性失衡现象继续存在，另一方面，又产生了新的
应对中国社会风险的刑事政策选择 一、程度特征：中国社会风险的面相 要应对风险，首先必须明确我国当前有哪些风险，风险的程度和特征如何。唯有如此，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在笔者看来，除由于科技进步直接导致的恶性交通事故频发、环境污染严峻、核泄漏等世界普遍面临的风险外，中国社会的风险至少还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一)总体上风险较大，且比较集中 应该承认，随着科技的进展、社会的变革，当今社会风险的规模、性质和程度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各国多为如何应对风险所困，整个世界都进人了“风险社会”。然而，较之其他工业国家，中国的社会风险要大得多、复杂得多。缘故要紧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进行工业化和都市化的时刻相当短。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
要在不到10年的时刻走完西方国家200-300年才走完的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各种社会问题难免会集中爆发出来。第二，多种类型的风险并存。与西方成熟的工业国家、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正处于改革时期，正从打算经济向市场经济、从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许多发达国家差不多经历或者解决了的老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或者还没有完全解决，而新时代又为我们提出了新问题。”{1}因而在中国既存在传统风险，又存在转型风险，还存在现代风险，或者讲现代风险、后现代风险同时并存。第三，中国特有的风险较多。由于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迁，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本土文化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矛盾，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都集中地表现出来。能够讲，与西方工业国家面临的风险相比，不仅中国存在其他国家所面临的一般风险，而且还具有中国自身独特的重大风险，以至当代中国不仅是一个风险社会，而且是一个高风险社会。正因为如此，中国当前对安全的渴望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秩序的认识与理解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因此，邓小平才讲：“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2} (二)贫富差距扩大，出现两极社会的迹象
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时期 in a social transitional period, chinese face numerous challenges. reforms have ended the “iron rice bowl”system of cradle-to-grave soci al welfare. chinese have to earn money for housing, medical insurance, re tirement pension and educationg now people work harder than before to k eep thei5 competitive edge and grasp opportunities. chinese put priority on the quality of life, instead of quantity, pa rticularly in terms of mentalities.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essence of life, and care more about their own feelings. the words “pressure”, “competition”exist in daily vocabulary. chinese possess not only sophist icated lifestyles, but also very positive views of life. chinese in the social transitional period are full of confidence in their future. in spite of setbacks and difficulties, people believe that “ref orms”means countless opportunities and more benefits to them. they thin k tomorrow will be better than today.
高三历史专题复习 2016-5-6 社会转型期的含义： 1、是指社会结构变动，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具体包括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2、从唯物史观角度看：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更替的重要历史阶段。从文明史观角度看：指人类由采集渔猎文明到农耕文明再到工业文明更替的重要历史阶段。 一、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期 1、春秋战国(公元前5～3世纪) 总体特征：中国社会经历着大变革。 具体而言： ①、从国家政局看：国家由分裂逐步走向统一。 ②、从社会性质看：井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制的兴起预示着中国社会由奴隶社会逐步向封建社会过渡。 ③、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看：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表明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中国历史由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耕作动力由人力转向畜力；耕作方式由商周时期的大规模简单协作转向以户为单位，以男耕女织为特点的家庭个体经营。 ④、从民族关系看：诸侯争霸和兼并战争直接推动了中原华夏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往，我国历史出现了第一次民族融合。 ⑤、从思想文化看，呈现出繁荣景象：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其中儒家的“以德治民”，法家的“以法治国”，道家的“无为而治”，墨家的“兼爱”、“尚贤”等思想主，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而且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也具有重大的现实借鉴意义。 中外联系：春秋战国时期，正值西方(欧洲)古典文化(古代希腊、罗马奴隶制繁荣)时代。古典文化倡导的“人文思想”，为14～16世纪“文艺复兴”的兴起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思想武器。 2、明末清初(17～18世纪) 总体特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封建制度的渐趋衰落。 具体而言： ①．政治领域：中央集权空前强化，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的腐败。 ②．经济领域：商品经济活跃，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但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 ③．民族关系领域：明清大大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定型。 ④．对外关系出现新现象：一方面西方殖民者开始侵略中国，中国开始了反殖民侵略的斗争；另一方面，对外政策由开放逐步走向闭关。 ⑤．思想文化领域呈现的特征——承古萌新。“承古”的具体表现：一方面集大成的科技著作问世；另一方面古典文化进入总结时期，官方组织编纂大型图书成就突出(类书——《永乐大典》、《占今图书集成》；丛书——《四库全书》)。“萌新”的具体表现：一方面带有反封建色彩的早期启蒙思想产生；另一方面“西学东渐”，西方一些科学技术和自然科学知识开始传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