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说明了经济增长是提高人类福祉的主要源泉，但也因此而衍生了许多有关经济增长的神话，失业问题将消失在增长过程中就是其中之一。由此，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有关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关系的主导理念就是：由工业化推动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吸收剩余劳动力、解决隐性失业问题的根本之道。这一理念的就业政策涵义就是，失业和低效就业问题可以通过中央政府主导的工业化进程和资本收益的普遍提高得到有效解决。时至今日，这仍是我国制订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指导原则之一。
不幸地是， 2007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06年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报告》打破了这一幻觉，该报告声称：“在东亚的成功故事背后，隐藏着‘无就业增长’的挑战，年青人与女性正经历着‘无就业增长’，劳动人口的增加远远快于工作机会的增加。”“无就业增长”因此引起国内经济学界的广泛争议，并由此促使决策者、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和普通民众重新思考上述传统理念。
GDP增长率与失业率：浅近的观察
反思经济增长与失业关系最直观的办法就是依据统计数据考察GDP增长率与失业率这两个变量的时序变化关系。GDP增长率很容易依据统计年鉴所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但失业率数据则无法从统计年鉴获得，这是因为目前我国的劳动统计年鉴仅公布城镇登记失业率，本文不拟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分析这一指标的缺陷，仅举其一点就知道它完全不能反映中国的真实失业状况：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该指标的统计数据常常在4至5年的时间段内保持不变，取数值通常为4.2％或4.3％。因此，如果直接将城镇登记失业率同GDP增长率相比照，我们只会得出经济增长与失业没有共变关系的结论。
事实上，国家统计局自1994年以来就按国际同行办法进行了失业率抽样调查，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一数据至今未能公开发布，因而如何估算中国的真实失业率是经验验证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采用著名劳动经济学家蔡所提出的一种失业率近似估算方法。这一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失业人口可由城镇经济活动人口减去城镇就业人口得出，而城镇经济活动人口可由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城乡加总数，减去农村就业人口数得出。对于农村就业人口数的估算，蔡指出，“由于农村家庭承包制保证了每个人拥有一块责任田”，可以假设农村经济活动人口的失业率为零，因而可以认为农村就业人口近似等同于经济活动人口。（图1）
依据上述分析思路所绘制的图1显示，1994至2001、2005至2006年间，GDP增长率与失业率表
现出明显的反向变动关系，而2001至2005年间，GDP增长率与失业率则表现出明显的同向变动关系。因此，总的来说，图1并不支持经济增长必然会导致失业率降低的传统理念。事实上，使用更复杂的数据分析方法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
就业弹性：间接的测度
直接观察GDP增长率与失业率变动的考察办法虽然简单直观，但隐含了经济活动人口在观察期内必须保持稳定增长率的假设。为了克服这一缺陷，经济学家引入了“就业弹性”这一概念。简单地说，就业弹性这一概念测度的是当GDP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量会增加几个百分点。显然，如果就业弹性在观察期内能持续增长甚至维持不变，那么经济增长就能吸纳更多的富余劳动力，进而降低失业率；反之，如果就业弹性在观察期内呈持续下降态势，那就说明持续的经济增长反而会将一部分劳动力挤出就业队伍，从而造成失业率的攀升。因此，考察就业弹性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经济增长与失业率的共变关系，而且由于这一概念不需要对人口变动规律作出隐含的严格假设，因而能揭示增长率与失业率二者之间更为本质的共变关系。
计算就业弹性的方法很多，为简便起见，我们这里采用最简单的方法，即就业弹性等于就业扩张率与基期就业率之比再除以两期GDP增长率的差额与基期GDP增长率之比。据此，可以得出如下图所示的就业弹性变动趋势图。
图2清晰地表明，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的就业弹性整体呈明显下降态势，尤其是传统上吸收劳动力最多的部门，至今仍是提供稳定就业岗位最多的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呈现较快下降势头。实际上，如果我们采用更为复杂的数据分析方法过滤掉宏观经济短期波动对就业弹性变动的影响，这一趋势将体现得更为明显。据此，通过对我国就业弹性变动态势的考察，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非但没有有效地吸纳富余劳动力，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使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更为凸显。事实上，这一判断同我们的切身感受是相一致的。
规律发现：基于国际经验的考察
前述两小节的分析表明，中国的经验事实并不支持经济增长将自动解决失业问题的传统理念，但仅依据源自中国的经验并不足以成为否定传统观点的典型化事实，要将我们基于中国事实的发现上升为规律，还需要归纳、比照国际经验。本文同样从上述两个观察视角考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迅速增长的亚太地区各国的情况。
统计数据显示，1993到2003年间是亚太各国和各地区贸易额和产出迅速增长的时期，但如图3所示，失业率反而均有
不同程度的提高。（图3 ）
UNDP的报告认为，无就业增长的肇因在于亚太地区劳动力迅速增长的同时，新增岗位量却大幅下降。分区域和分产业的就业数据均印证了这一结论。从区域数据看，在上世纪90年代，南亚地区、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劳动力增长率分别为24%和15.4%，但亚洲各国的新增岗位量由80年代的3.37亿下降至90年代的1.76亿。进一步的区域分析显示：增长迅速的东亚地区的新增岗位量由80年代的2.73亿下降至90年代的1.04亿，而增长率整体下滑的南亚地区的新增岗位量由80年代的0.64亿增至90年代的0.72亿。
从更细致的分产业数据来看，增长未能带来就业的同步增加主要是由于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部门就业吸纳量大幅度下降所致。ILO的数据显示，90年代，东亚地区的制造业产出较80年代增加近180%，而就业量仅增加3%。这一典型的“无就业增长”一个更明显的反映是，工业部门的就业弹性从80年代的0.59迅速下降至90年代的0.07。东亚地区服务业的增长乏力使“无就业增长”局势更为恶化。由于产出和就业弹性均有所下降，导致东亚地区服务业的就业增长率从80年代的5.2%跌至90年代的3.5%。与前述区域分析相一致的是，南亚地区90年代的总体增长率及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出增长率均较80年代有所下降，但就业增长率一直保持上升势头。
如图4所示，对亚太地区各国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头6年就业弹性的跨期比较分析进一步印证了UNDP的上述结论。以中国为例，其90年代的产出增长率约为10%，但就业增长率仅为1.1%。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上述国际比较数据不仅揭示出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引擎同时也是就业迅速下降的祸首，同时也刻画了UNDP报告所强调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同南亚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这是促使我们反思增长与就业关系的传统理念最有力的动因。
小结：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关系的定性把握
总结前述3小节的分析，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增长并不能成为失业问题的衰减器，GDP增长率的持续走高也不意味着失业率的自动下行。在更极端的情形，甚至还会出现二者相背而行的情景。事实上，略微翻检经济思想史就会发现，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早已认识到这一问题：耶鲁大学的Reynolds曾在1969年写道：
“工业化就业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经济发展戏剧中的主角。只要维持足够的经济增长，剩余劳动力终将被吸收，经济也终将走上传统的增长路径。但经济体的表现实在令人失望，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发现工业化就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工业产出的增长速度。”
事实
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即使在经济迅速增长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对于就业问题的解决并未取得显著成效。基于此，有些激进的经济学家，如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Ranis（1973），甚至断言：从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就业扩张和和产出增长二者之间是有内在冲突的。
增长为何消减不了失业：失业成因的结构化分析
我们已经通过考察经济增长最为强劲的亚太地区各国的增长与就业数据发现，增长消减不了，甚至加剧失业已是发展中国家共有的现象，但具体成因则依赖于各自的国情而各有不同，本文先从失业成因的角度对此略加分析。
笔者依据是否存在政府干预和持续时期长短两个维度将我国的失业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具体如图5所示：
1、结构性失业：这一失业类型的产生是由于近年来中国产业结构加速升级，工业和服务业的内部结构都要依据国际竞争力的强弱重新调整，但劳动者的技能和人力资本积累很难跟得上产业调整的步伐，结果造成岗位空缺与失业并存。也就是说，经济中存在这样的现象，一方面是企业招不到合适的工人，另一方面，又有很多劳动者找不到工作；
2、体制转轨性失业：这是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企业体制改革所造成的特殊失业类型。当前我国的经济成分已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私有经济并存的混合经济模式，由原来注重公平的体制转轨为注重效率的体制必然会造成“隐性失业”显性化。这突出地表现为1998至2001年的三年国企解困时期，这3年间年均有500万以上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或买断工龄后退休。
3、经济转型性失业：经济转型是指中国正进入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加速期。我国在发展战略上选择的是追赶战略，过度强调经济增长率。近年来由于受到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在发展战略上又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在强调GDP增速的导向下，又将转变增长方式片面理解为加大资本投入和新技术的引进，而不是基于资源禀赋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产业，结果是出现资本增加速度超过劳动力增加速度的“资本深化型失业”。要指出的是，经济转型性失业并非仅指资本深化型失业，它还包含其他形式，例如：城市化使得乡村劳动者由于丧失土地或所拥有的土地减少到不足以维持日常生活，因而被迫加入失业大军。但在中国，资本深化型失业无疑是经济转型性失业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形式。
4、长期总量性失业：研究长期失业问题时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经典的增长理论中是不考虑失业问题的
，它理论上已经先天地假设所有劳动力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这可以简单地概况为：非自愿失业在长期中是不存在的，因而所谓的“总量过剩型失业”在理论上根本是不存在的，它充其量是个短期问题。美国劳动力市场印证了这一结论，除非经济处于萧条期，其失业率通常围绕其自然失业率波动，因而不存在长期失业问题。
但是欧洲持续数十年的两位数失业率的现实又证明，长期性失业的确是存在的。从我国劳动市场的运行状况看，我国的失业率一直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如清华大学的胡鞍钢估计为20.1%，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杨宜勇估计为23.3%到33.7%。上述3种失业类型均不能解释为何存在如此之高的失业率。进而言之，在计划经济时代，短缺是经济生活的常态，但总量性失业并未消失，这说明长期性失业的确是存在的。从理论上要说明的是，中国劳动力的供求形势肯定会催发长期性失业，但劳动力的供大于求只是产生这种失业类型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长期性失业就是笔者所说的“长期总量性失业”。
我们可以对上述4种类型略加评述以了解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为何未能消减失业。如图5所示，产业升级导致的结构性失业是一种短期现象，随着劳动者技能的逐渐提高，结构性失业率会逐渐降低；体制转轨性失业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现象，经过这几年来的消化吸收，加之相当多的下岗职工因年龄原因而逐渐退出劳动队伍，转轨型失业不可能持续存在。显然，这两种短期失业现象不足也不能用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长期就业衰减现象。因此，我们的研究必须聚焦于转型性失业和长期总量性失业。
在这两种失业类型中，转型性失业其实既包含长期性失业，也包含短期性失业，其主要表现形式资本深化型失业主要受宏观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干预程度，也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的企业为何在要素使用上为何不遵循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而长期总量性失业的成因是复杂的，当前的研究表明它主要受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特征和经济制度的影响，因而对于中国经济当前的就业衰减效应可能不会有特别大的解释力。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的判断是：资本深化型失业是造成90年代以来中国就业衰减效应的重要动因。由此可以导出破解中国经济增长未能消减失业率的核心论题是：基于对中国就业衰减效应的考察，深入研究和探讨资本深化型失业的形成原因和运行机理，从而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何以未能带动就业扩张率的同等增长给
出一个合乎逻辑和历史的解释。由于要对中国资本深化型的形成和运行机理加以分析和解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研究题目，笔者将在今后的几篇文章中逐步阐明自己对此论题的研究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