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人权观的分歧，是引发中西方人权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东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利益要求和主张的集中反映。因此，对中西方人权观进行分析比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待这种差异，双方应该加强交流和了解，求同存异，以实现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基础上的和平共处与共同前进，“而不能让这种多样性成为阻碍各国人民携手共进的隔阂，更不应人为地从中挑起对立和冲突”。西方主张，只有“西方式”的民主才是唯一的人权实现模式，要求世界各国都接受其价值观和民主制度；东方则认为多元世界没有统一的民主模式，各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寻找并实践适合自己的民主模式和人权实现途径，而且强调只有如此才能在独立自主基础上真正实现人权。两种人权观的分歧，实质上体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体现了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在利益上的对立，反映了东方和西方两种文明的差异，表现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利益要求和发展道路上的差别和对立。其中，中国人权观代表了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符合世界潮流和人权发展方向。东方人权观将与西方人权观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将为丰富国际人权概念的内涵，促进国际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Kurczveil诉德国案 （案件编码53550/09） 判决书 斯特拉斯堡 2011年10月2日 在Kurczveil诉德国案中欧洲人权法院由Bo?tjan M. Zupan?i?审判长、Ganna Yudkivska 和 Angelika Nu?berger法官以及, Stephen Phillips书记官组成。 一、程序 1.本案源于2009年10月5日德国公民Istvan Kurczveil先生以德意志联帮共和国政府违反《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第34条为由诉至本院的申请。 2.申请人的代理人为斯特拉斯堡的律师Jantkowiak先生。德国政府的代理人为政府司法部律师Wittling-Vogel先生和副代理人Behrens先生。 3.2010年5月27日第五审判庭审判长决定将此申请案件通知德国政府。 二、事实 案件情况 4.申请人于1946年出生于德国Lübbenau。 5.2003年8月27日德国木材管理专业协会拒绝承认申请人的呼吸道疾病为职业病。 6.2003年9月26日申请人由律师代理对前述认定提出异议，2003年12月23日异议被驳回。 7. 2004年1月14日申请人将申请诉至科特布斯市社会法院。 8.2004年3月11日应答方提交被告抗辩声明和申请人相关文件。 9.2004年6月14日社会法院要求申请人提交之前向19位医生咨询的记录以及相关医学证明等五份证据，三个月后这些文档全部移交社会法院并提供给应答方参阅。 10.在2004年11月8日和2005年1月13日社会法院要求申请人具体化自己的诉求。2005年2月7日申请人提交目的说明声称自己只是要确认自己正在受到职业病的侵害。 11.2005年5月2日社会法院决定获取第一份专家（W.M先生）关于此问题的12种特点的咨询意见。申请人由于生病取消定于2005年6月29日的身体检查。2005年8月10日专家检查了申请人的身体。2005年10月13日专家提交了19页的检查意见书称申请人需要做更深层次的检查。 12.2006年3月23日社会法院决定由另一位专家（P.H女士）以不同的12种特征对申请人进行检查。专家表示她愿意进行这次检查。 13.2006年4月申请人更换律师。 14.2006年5月24日专家P.H女士通知社会法院申请人应该先由专家U.R女士检查。2006年7 月4日申请人以偏见为由怀疑后一位专家及U.R女士。2006年7月7日社会法院以书面形式驳回申请人的怀疑并重申此项必需检查识别尊重的。2006年10月19日申请人通知法院他愿意配合检查。 15.2007年2月7日专家U.R女士提交了她做的11页的专家意见书。2007年3月29日法院移交这些文件给专家P.H女士以促使她作出被要求的对申请人的检查。2007年4月17日专家P.H女士通知法院她无法作出专家意见。 16.2007年8月17日社会法院修改2006年5月23日作出的决定改由另一位专家D.A先生作出。2007年8月31日专家D.A先生通知法院他无法及时的做出自己的专家意见检查。 17.2007年9月26日社会法院修改2006年5月23日作出的决定改由另一位专家SCH先生作出。2007年10月10日社会法院被通知专家SCH先生已经退休。
东西方思维模式的比较 ————中西生死观的比较 东西方思维模式的内容丰富，本文将对其中一个微小组成部分即中西生死观进行比较分析。生死观是人们对生与死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它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如何对待生命，生命是目的还是手段，是权利还是义务，是快乐还是痛苦等，其次是如何对待死亡，是直面死亡还是惧怕死亡，是把死亡当作人生的必然，还是对人的惩罚。研究中西生死观的比较对于我们拓宽在生死问题上的视野有极大的作用，有利于我们对传统生死观的扬弃，也有利于我们引进西方的优秀思想，为我所用。 一、中西生死观的共同点：重生敬死 中西方虽然有着很大的文化历史差异，但在生死观上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二者都重视生的价值，人们都期望能够好好活着，延年益寿。二者也都很敬畏死亡，把人生彼岸看作是一个神秘而充满希望的地方，对死寄予最后的希望。 1．重生是人类永恒的话题。 中西方的生死观都重生，爱惜人的生命。从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可以看出，他重视的是人而不是鬼神。重的是生，而不是死。道家学派把重生理论发挥到了极致。早期道家学者厌恶世人为名为利为权势而进行的复仇，提倡一种重生至上主义。中国古代还有着很多渴望长生不死的迷信做法，如修炼、求长生不老药等。这些寻求长生的做法，都体现了人们对生的重视，对生的渴望。 西方思想家也重生，他们注重人生的幸福，注重合理的，高效率的，充分的享受人生。 在《荷马史诗》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阿喀琉斯是死后说：“我宁愿在人间当一个帮工，也不愿在阴间当冥王。”因为在他看来人世问是幸福的，有战争，有荣誉，有美色，什么样的欲望都可以去追求，在阴间，什么都没有。在伟大的死和平凡的生中他选择了平凡的生。自由主义幸福论者特别强调肉体的无痛苦
浅谈国际人权 华南师范大学 汉语132班 叶芷欣 根据相关文献资料的解释，人权是指在世界范围以内，在符合人类社会生存制度的同时，人类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人权，就其完整的意义而言，就是人人自由、平等地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以现在的人类社会构成情况来看，由于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对公民具有相当大的利益影响，所以人权应该也包含人人参与政治的权利，人人对政治的期望，从而使政策合理的适应大多数人的需求，这就使一个国家的公民在具备了最基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之后，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情况下，继而又扩展出了包括政治权的人权。 毋庸置疑的一个事实是，人权在任何时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拥有的。无论我们是谁，无论我们来自哪里；无论我们的阶层、意见和性取向是什么。这是一个事关个体正义、社会稳定和全球进步的问题。 联合国保护人权，因为这是令全人类自豪的使命所在，又因为当人民享有权利的时候，经济蓬勃发展，各国和平共处。世界各国正在紧密团结起来，应对侵犯人权行为，避免它们演变成为大规模暴行或战争罪行。 1950年，联合国大会决定将每年的12月10日被定为世界人权日，旨在提醒人们深入观察国际人权事业发展。实现人民充分享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奋斗目标。为了这一共同目标，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各国人权交流合作，形成健康有效的全球人权治理格局，能够有利于实现国际人权事业更好发展。“世界人权日”本来应该是促进人权交流、推动人权事业发展的契机，却被个别国家当作对他国进行指责、干涉他国内政、将人权问题政治化的借口。 值得深思的是，当下的国际人权交流还远远不是其应有的样貌。特别是西方一些人，根本没有把全球近8亿人每天面临饥饿威胁的“人权困境”放在眼里，根本没有把难民危机、恐怖主义、排外情绪、种族主义等问题的人权属性当回事。他们自诩为“人权教师爷”，在国际关系领域玩弄人权政治，奉行双重标准，频
中国国务院发表2018年美国人权白皮书 【背景材料】 2019年3月14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201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18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记》，对美国侵犯人权的状况进行揭露。人权纪录分为导言、公民权利屡遭践踏、金钱政治大行其道、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种族歧视变本加厉、儿童安全令人担忧、性别歧视触目惊心、移民悲剧不断上演、单边主义不得人心，全文约1.2万字。美国侵犯人权事记全文1万余字。人权纪录说，当地时间3月13日，美国国务院发布《2018年国别人权报告》，继续对世界上190多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指手画脚、抹黑污蔑，而对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却置若罔闻、视而不见。如果人们对2018年美国的人权状况稍加检视便不难发现，自诩为“人权卫士”的美国政府，其人权纪录依然是劣迹斑斑、乏善可陈，其奉行的人权双重标准昭然若揭。人权纪录指出，2018年美国共发生涉枪案件57103件，导致14717人死亡、28172人受伤，其中未成年人死伤3502人。2018年美国发生94起校园枪击案，共有163人伤亡，是有记录以来校园枪击案数量最多、伤亡最重的一年。、人权纪录称，美国网络监控司空见惯。美国政府的“棱镜”项目24小时运行，未经授权恣意对公民的电子邮件、脸谱网消息、谷歌聊天、Skype网络通话等进行监听监控。人权纪录强调，美国悍然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西洋月刊》网站的报道文章分析认为，美国此举最阴险的意图是为了防止自身受到侵犯人权的指控。 【考点链接】 一、从政治生活角度分析 1.国家性质决定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美国独立战争以后，资产阶级把人权概念转变为国家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它对内以少数人统治、剥削、压迫多数人，对外则侵略、干涉和践踏其它国家的主权，充满了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具有明显的欺骗性和反动性。 2.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决定因素。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础，而利益的对立是国家间冲突的根源。美国对中国人权事业视而不见，全面抹黑中国人权状况，体现了国家间利益的对立。共同利益是国家之间合作的基础，中美应加强合作对话。 3.公民的政治权利是人权的重要内容。《新闻周刊》网站6月26日报道，民意调查显示，55%的受访者认为目前美国的民主“很薄弱”，6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民主正在“变得越来越弱”。美国公民政治权利无法得到应有保障。 4.人权是公民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统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是实现多方面人权的政治保障，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享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物质基础。这两大类权利是不可分割和相互依存的关系。
伯利劳诉瑞士案 [案例状态]已审结 [涉案国家]瑞士 [审理机关]欧洲人权法院 [判决时间]1988年4月20日 [案情摘要] 1981年5月29日，瑞士公民玛兰?伯利劳夫人参加了一次未经官方批准的示威游行，因此被洛桑市警察当局处以罚款。伯利劳夫人逐级上诉到了瑞士联邦法院，瑞士联邦法院驳回了伯利劳夫人的上诉。伯利劳夫人又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了申诉，欧洲人权委员会认定该公约第64条的规定而无效。瑞士向欧洲人权法院上诉。 法院认为瑞士的该项保留是无效的，最终作出判决：瑞士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的第6条。[学理词] 保留条约 [法律点] 瑞士是否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欧洲人权公约》的规定？ [案件背景] 一、《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的规定 《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规定的内容之一是：在决定某人的民事权利与义务或在决定对其人的任何刑事罪名时，任何人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到依法设立的独立与公正的法庭之公平与公开的审讯。 二、瑞士对《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作的解释性声明 瑞士对该公约第6条第1款作了解释性声明：“瑞士联邦委员会认为，该公约第6条第1款关于在决定某人的民事权利和义务或者确定对某人的任何刑事罪名时应予公正审讯的保证，仅为了确保对公共当局所作的有关确定这种权利或义务或此种罪名的行为或决定有最后的司法控制。” [案件事实]
1981年5月29日，瑞士公民玛兰?伯利劳夫人参加了一次未经官方批准的示威游行，因此被洛桑市警察当局处以罚款。伯利劳夫人不服警察当局的裁定于是逐级上诉到了瑞士联邦法院，指控瑞士政府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的规定，即允许警察当局作出事实上的裁定而不经由独立、公正的法庭复审。瑞士联邦法院驳回了伯利劳夫人的上诉，法院认为，瑞士对该公约第6条第1款作了解释性声明，因此该款对瑞士的适用受到了限制。 1983年，伯利劳夫人又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了申诉，欧洲人权委员会指出该解释性声明不是保留，即使是保留，因不符合该公约第64条的规定而无效。 于是瑞士向欧洲人权法院上诉。 [当事人诉求] 关于该声明的法律性质： 瑞士认为该条的解释过于宽泛，因而把该项解释性声明判定为一项保留。 欧洲人权委员会认为该解释性声明不是保留，即使是保留，因不符合该公约第64条的规定而无效。[裁判要旨] 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以下两个： 一、该声明的法律性质 法院认为，为了确定该声明的法律性质，不仅要视其所给予的名称而且还必须确定其实质内容。本案中，瑞士看来意在从第6条第1款的范围里排除某些种类的诉讼，确保自己能够对抗对该条所作的解释，法院把该项解释性声明判定为一项保留是因为瑞士认为该条的解释过于宽泛。而且法院也必须看到公约的义务不受不符合公约第64条要求的保留的限制，因此必须审查该解释性声明作为保留是否有效。 二、该声明是否有效 法院认为瑞士的该项保留是无效的，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1、这是一个一般性的保留。因为该保留的措辞含糊不清，意义广泛，不能用来确定其准确的范围或意思，是《欧洲人权公约》第64条所禁止的保留。 2、该保留未附有有关法律的简括说明。这个条件为该公约第64条第2款所要求的，这不是单纯的形式条件而是实质条件，总之，这项保留未满足该公约第64条规定的两个条件，因此应被认为无效。 基于上述事实，欧洲人权法院于1988年4月20日作出判决：瑞士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的第6条。
中国文化的生死观 马晓蕾 【摘要】生死问题是人类关注的终极问题,无论何种文化都对生死问题有所讨论。儒家、道家、佛教禅宗在生死观上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虽然他们对于生死的看法各不相同,但却都反映出中国文化的相同特点。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波斯王泽克西斯(Xerxes)看着自己统帅的英武的军队浩浩荡荡向希腊进发时,突然心头一酸,潸然泪下。他转过身对他的叔父说:“当我想到人生的短暂,想到再过一百年后,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中没有一个人还在世间,便感到一阵突然的悲哀。”的确,人的一生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生与死是人生的两端,每个人不论是轰轰烈烈地度过一生,还是平静地走完人生旅程,最后都要殊途同归地完成一次生命的终结。生与死是对立的统一。世间万物,有生有死,但惟有人类才能深刻地感受到死亡对每个人而言的终极性。人永远追求永恒和绝对,但在现实的局限性即人总有一死的前提下,给人的无限性追求以彻底的摧毁。因此,人对于人生意义、目标及种种终极性的追索都无不起源于生死问题的思考。 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与世界上其它文化一样,生死问题在人们众多的苦难问题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因为对任何人来说,生有生的痛苦,死有死的可怕,而人们又总是想追求美好的生活。这个问题既是宗教需要解决的,又是哲学需要解决的。中国人很早就对生死开始了深入的思考,对待生死的态度多种多样。其中,代表中国文化主流各层面的儒家、道家、佛教禅宗的生死观也各不相同,但都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有着深入的影响,并且反映出中国文化的相同特点。 一、儒家之生死观:道义超越生死 儒家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主流,其影响也最大。儒家从现实出发,很重视人的生命,不轻生。《尚书·洪范》中说“五福”(寿、富、康宁、修好德、考终命)、“六极”(凶短折、疾、忧、贫、恶、弱),其中“五福”关于寿命就有两条,即“寿”、“考终命”;而“六极”直接涉及身体的有“凶短折”和“疾”。可以看出儒家认为身体的善终是福,而身体的短命和疾病都是不好的。儒家重视生前,而非死后。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在他们看来,人活一天,就要做一天的事情,尽一天的责任,以努力追求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的理想。人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有限个体,但却能通过道德学问之修养而超越有限之自我,体现天道之流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一个人如果能保存自己的本心、修养自己的善性,以实现天道的要求,短命和长寿都无所谓,但一定要修养自己的道德与学问,这样就是安身立命了。因此,儒家认为,虽然人的生命有限,但其精神可以超越有限以达到永存而不朽,所以有“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种不朽只是精神上的,它只有社会、道德上的意义,而和自己个体的生死没有直接关系。 死亡是一切生命的最终归宿。死,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回避不了的。但是,对生采取敷衍塞责态度的人对死是恐惧的;而对生采取积极负责态度的人对死则是顺其自然的,并且不追求死后或来世的幸福。对于将来之死,儒家认为应坦然处之,不必担心,生必有死乃自然的事情。这样一种死亡观念,也成为中国死亡观的主流。汉代杨雄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法言·君子》)他反对神仙之说。王充也说:“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物无不死,人安能仙。”(《论衡·道虚》)南北朝范缜说:“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
从对死亡的态度看中西方文化现象 摘要：中西方文化中对待个体生命的态度及生死观存在着很大差异,不同的社会所影响人们对死亡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本文试从死亡观解读中西方的文化现象，分别从精神生活，向死而生的态度以及自杀现象来浅述。 关键字：死亡观精神文化自杀向死而生 死亡是个无法逃避的话题，也不乏大量的学者从各个领域展开对其的研究，死亡是神秘的，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知道的人也再也不能回来。作为现象研究，死亡涉及的范围广泛。中西方对死亡的态度折射出了不同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实。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西方重视“精神”的文化传统 中国人对死其实是怀着一种莫名的惶惑和恐惧的，因为对死亡的意义从未深究，不知道死亡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因此，面对亲人或朋友的死，他们的悲痛是一种彻底的绝望；相比之下，我们很少看见西方人在葬礼上毫无节制的痛哭，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不重感情，而是他们早已了解了人死后灵魂的归宿，在他们看来，死亡并不是生命最后的终结，而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存在，这使得他们对亲人或朋友的离世表现得更加理性，他们的悲痛更多是来自于一种对分别的惋惜和伤感。 中国人似乎不如西方人重视精神生活，反而更看重实实在在的物质享受，生前如此，死后亦然。亲人去世，常会以焚纸的方式祭奠亡灵，寄托思念。不过烧的不是书信，而是纸钱、纸衣、纸车马等，不外乎是一些生前所需的吃喝穿用，仿佛人死之后已经无形无象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也照样过着人间的世俗生活，照样需要人世间的荣华富贵。过去有钱人家死了人，还要把真东西拿去陪葬的，这一点，看看中国历代皇帝的豪华陵寝和无数随葬的珍宝就知道了。 可是，很少听说欧洲哪个国家的帝王陵墓修得如此富丽宏伟，或者是墓地里挖出了多少珍奇宝物。西方国家的墓园内草木茐茏，偶有一束鲜花散放在某个墓前，温馨而淡雅。每一座墓前都是一尊体现死者独特个性的雕塑，个个构思精湛，形神兼备，别具匠心，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徜徉其中，使人在艺术的感染下得到精神的陶冶和心灵的启迪。 二、西方“向死而生”的文化传统 “向死而生”是死亡本体论的建构，海德格尔认为，死即“向死亡的存在。”（Being-towards-death）或说是“向死而生”。海德格尔的观点是，人只要还没有亡故，就以向死存在的方式活着，就是说一直以“有死”或“能死”的方式活着。这种贯穿一切“活着”的死亡存在，先于任何形式的亡故。死亡所意指的结束，不是此在的在终极的存在,而是这个存在者的向终结的存在。向死而生指的不是活着的人与等候在生命尽头的死亡之间的一种外在关系，人们不是一步步走向还在远处尚未到场的死亡，而是在我们的“走向”本身中死亡已经在场；或
论东西方人权观差异 在国际人权学术界，关于人权问题的学术争论从来都是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的政治立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国家的学者大都强调人权的绝对普遍性，否认不同历史传统和不同文化对于人权观念的影响，否认非西方模式的人权保护制度的道德合理性，强调西方人权模式是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并主张以西方国家的人权模式为检验其他国家人权状况的标准。但是，近几年来，随着亚洲特别是东亚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繁荣稳定，西方的人权观念遭到了挑战。同时，一些西方学者，特别是一些美国学者在目睹西方社会面临的大量社会问题的情况下，开始从与亚洲的社会和法律价值观的对比中检讨这些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检讨西方人权观念的局限性。 从文化角度看，春秋战国时期和古希腊时期大致在同时，这两个时期是东西方文化发展的两个高峰期，东方文化注重人的社会性，关注的是社会中的人，这铸就了东方文化注重节气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文化性格；西方文化注重人本身，关心人，尤其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的价值尤其是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这铸就了西方文化注重人性，发展个性，弘扬理性、科学的文化性格。西方在人权问题上与亚洲的分野完全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性质的，是西方把人权当作政治工具的结果。事实上，不同的权利观念是不同社会环境和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亚洲，尊重个人并不必然与人权相联系。对于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来说，自由首先意味着摆脱殖民统治的自由，权利首先意味着从殖民者奴役之下独立的权利。因此，亚洲国家的个人权利是以国家和集体的权利为基础的。亚洲一直在学习西方的优秀价值观，亚洲所不能接受的是西方对于个人至上和政治权利的过分强调，因为个人至上与亚洲文化不相容。 以中国人权为例，中国特色人权观同西方人权观，有着明显区别，中国认为，人权不仅仅是个人权利，还包括集体权利、公民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政治权利。中国认为，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应把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人权推进的核心要义是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而在西方，在古希腊时期，普罗泰格拉就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认为人的感觉是判断一切的准绳，否定了神的意志是衡量一切的尺度，树立了人的尊严和权威。尽管“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命题存在着主观主义和相对的色彩，但它否定了神的存在，首次将人置于人类历史舞台的中央，强调了人的地位和作用。人的感觉是判断一切的准绳，强调的是个人的感觉，个人的主观感受，忽视了人们认识的共同性，容易导致主观随意性和极端个人主义。之后的苏格拉底提出了“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两者的区别在于什么地方呢？“在普罗泰格拉那里，人还是个体的感性的人，而在苏格拉底那里，人则成了具有普遍性的理性思维的人”。苏格拉底
浅谈中美人权观差异 周齐力 201001417 一．美国人权观 《独立宣言》把“天赋人权”作为其理论核心，因此美国一直认为人权是天生的，绝对的，一味强调人权的普遍性，认为这个世界只存在一个人权标准，即按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和民主模式确定的标准，因此美国具有一种以自由人权为基础的道德优越感，并希望其他民族分享他们所享有的自由民主与人权希望“解放全人类”。九十年代初，美国提出“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认为人权问题在本质上不再属于任何国家内部管辖的，因此当一国的人权状况存在问题时，其他国家可以超越该国主权进行直接干涉。美国对国际事务的这种干涉，既与美国所理解的自身利益有关，也与这种美国价值观念有密切关联。美国受人权原则影响在国际事务中采取干预主义，例如台湾问题，这显然违背中国一直信奉的大一统价值取向，因此就会十分容易引发中国人对自身心腹之患的担忧，并激活中国人深层的“受害者意识”，形成两国对峙局面。冷战结束以后，制约美国国际行为的另一极的消失，美国国力的空前膨胀，都使美国的干预得以在世界事务中长驱直入，更使这种政治文化中的人权观显示出巨大的影响。 二．中国人权观 中国方面则认为，人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历史性的概念，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中国近代以来是一个不断由于被迫失去主权而遭受外族侵凌的国家，这就使中国人对“主权”保持着高度珍视的社会价值理念。“没有主权就无所谓人权”的观念被中国当代政治家接受。中国认为主权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内政，人权在本质上试主权范围内德事情，因此要维护主权，反对以人权为幌子干涉别国内政。中国人近代的苦痛的历史经验使之对“主权”还有一种特殊的不同于西方的理解，认为主权是一个民族的“集体人权”。中国人的集体人权观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强烈的集权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对人们深层的影响力有关。 三．浅谈中美人权问题实质 中美两个在人权看法上的分歧，我认为主要是两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社会发展水平，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着差异。美国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崇尚自由民主，在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的支撑下，美国把人权当作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和最高准则。而我国认为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我国最基本的人权，因为我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比重大，尽管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生活状况很差，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才是政府面临的最大人权问题。正因为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各自关注的人权焦点才不同。中美之间始终存在着的这些政治文化差异，在当某种国际矛盾出现时会特别明显，中美两国将会以自己特有的政治文化来对国际冲突与事态作出不同的解读，从而引发严重的信任危机，形成与两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我们希望两国能进行更多的了解和对话，这必将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
如果说人生哲学是对人生切要问题的智慧反思，那么关于人之生死的问题就是其中的核心。对生死问题的反思，从中可能获得对生命存在意义的领悟。中国古代哲学家中关于生死的讨论，不乏智者与睿者，可以说中国哲学的两大派别--儒道两家，都是围绕人生价值这一核心著书立说的人生哲学。并且儒、道两家对“死生之地，存亡之道”都有着深沉的思考，且都有独到的见解，都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并对中国人之生死观有着强有力而深远的影响，因而儒道两家对生死的理性思考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对待生死问题上，儒家重生慎死，提倡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同时对死又持一种慷慨凛然、泰然处之的态度，当需要在生与死面前做出选择时，应当以仁义道德为标准做出取舍。道家顺其自然的生活观，是不主张追求、而是珍惜、热爱生命的。 孔子在回答其弟子子路“死事如何”之问时说：“未知生，焉知死？”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先哲们对生的看法。 对宇宙的思考最多的就是老子，老子认为“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儒家对宇宙的思考比较简单，儒家的宇宙观主要是“天人合一”的理想主义。 老子哲学并非单纯探讨有关宇宙客体的问题．而是更多地关注生命存在自身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其它问题，如生命的存在。笔者认为，老子对于个体生命之生，主要探讨了对待生命的态度这个至关重要问题。老子对人世间诸多问题的形而上思考，始终贯穿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终极指向。老子对待生命的态度也是在这条天地人的大法则的指引下。在人的生死问题上，他认为生死乃是自然变化的必然轨迹，视生死为一种很普遍很平常的“自然”现象。“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老子认为天地之所以能长久的存在于世，恰好是因为他们从不强求让自己永久的存在。他们从不要求世间万物给予回报，无私博大，无欲无求，这就是他们能够长久存在的原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里的“仁”不是儒家所推崇的仁爱，而是偏爱的意思。这句话是说天地对待万物都是平等的，无所谓好恶。圣人也是如此，他们对待百姓也是一视同仁，任凭百姓自作自息。他认为天地间的一切事物都依照自然的规律‘道’运行发展，其间并没有人类所具有的好恶感情或目的性的意图存在着。在这里老子击破了主宰之说，更重要的，他强调了天地间万物自然生长的状况。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认为生死不过是形式的变化。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为了实现“仁”的目的和理想，可以舍生忘死，视死如归。在孔子看来，人生在世的所作所为要符合“仁”的原则，那么，当需要在生与死面前做出选择时，也应当以仁义道德为标准做出取舍。所以孔子认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一味地贪生，而在于以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追求仁道。儒家认为“天行有常”而人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儒家会为了道而献身乃至有“朝闻道，夕死可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可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为了实现“仁”的目的和理想，可以舍生忘死，视死如归。孔子还把“见危授命”视为“成人”必备的一种品德和素质，在孔子看来，见到利益便能想到义的要求，见到危险能够献出生命，长久处于贫困仍不忘记平日的诺言，这样的人就可以说是品德完备的人了。在生死关头，当生命和仁德“二者不可得兼”的时侯，决不能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而应当义无反顾，舍生取死。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体现了儒家在生死问题上的崇高气节。 说完了生，我们再来看看死。 死亡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对吧。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状态算是死亡呢？
论近代西方人权思想及其意义 人权是人在社会生活中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些基本权利的总称,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内涵。近年来,西方某些大国打着人权的招牌,肆意干涉别国内政,致使本来多元的人权概念更加混乱化。众所周知,现代西方人权思想,直接来源于近代西方人权思想。为了从根本上厘清现代西方人权的本质,我们就来对近代西方人权思想诸问题作简要探讨分析。 近代西方人权思想,是由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来的。它的产生既是时代的必然产物,又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在近代人权思想产生之前,西方就产生了人权思想的萌芽,它主要体现于古希腊、古罗马的政治思想中和中世纪基督教的神学体系中。而近代西方人权思想与古代人权思想萌芽具有深刻的渊源关系。从理论上讲,人权在于“人的自觉”,人的自觉在于人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具有独立的存在价值和自主意识。 中世纪时,基督教主宰了欧洲。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古典人文主义的人权,完全被异化为神权。从本质上讲,基督教的神权是对人权的否定,但是,在基督教的神学体系内,它使西方第一次有了一种普遍的“人”的概念。基督教宣扬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赐予每个人一定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尊严和价值。但基督教倡导的平等即原罪的平等,这同它曾经作为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性质是完全适合的。近代西方人权思想除了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外,也是时代的要求和产物。十四、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最早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中世纪后期在西欧各国，封建生产关系占据统治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严重束缚着资本主义发展。新兴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上升,必然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提出权利要求,并获得普遍的社会意义。正是由于古代人权思想的萌芽和中世纪后期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所导致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权利和自由的要求,从而产生近代西方人权思想。 近代西方人权思想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人权理论和学说，在这一时期“人权”一词正式出现。一般认为近代西方人权思想的基本内涵,是具体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是人的生命权、平等权、自由权以及财产权等人的“自然权利”。人权思想,可集中概括为:“自然权利”“、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 近代西方人权思想,有其合理性和进步性,但也有其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进步性表现在：
中西文化比较——“死” 毫无疑问，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对于“生”，都有相同的体验——伴随父母的期望，呱呱落地的哭声，以及对未来无知的渴望等等。但是对于“死”，大家都是没有经历过的，也只能停留在自己的信仰或者猜想中，而大家的生活的背景、对客观自然界的认识等等都不一样，所以也就促使了两者对“死”的认识莫衷一是。 首先先谈一下西方人的死亡观。西方人在思考“生”的问题时,早已将“死”与之紧密联系起来。西方文化认为“死”是人生的归宿。圣经中有许多关于死的教导和属灵的真理：“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人的一生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唯有死亡归宿是亘古不变的,西方文化更认同这一点。西方文化源自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有着深层的悲剧意识,历代哲人早已在理论上对死亡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基督教更是以死亡问题为核心构建起来的宗教,所以西方人能够直面死亡,在西方文化背景中讨论生死问题更为轻松。然而,西方人能够坦然面对死亡并不代表西方人不珍惜生命。但西方人弃生取义的意识与东方不同,他们更重视生的权利与个人发展。当然他们也更重视责任,牺牲的意义在于为责任而死,并因此获得精神的升华。其实对于死亡,无论是回避还是坦然,都表明了一种对死的无奈。而且正因为有死,才更应该珍惜今世的生。而西方人对于“死”有这样的认识，只要是因为两个原因：一) 地理环境的影响 狭义的西方指西欧，是西方文化的发源地。西欧面积狭小而多山，海岸线漫长而曲折。平原稀少耕地奇缺等。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西欧特殊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丧葬方式。丧葬方式只是死亡文化的一个部分，它还包括死亡观念。丧葬方式又包括死亡行为形态、死亡实物形态。 二）宗教的影响 西欧远古的宗教属于自然神信仰，崇拜的是太阳神宙斯。因此在死亡文化上倾向于回归自然。在葬式中，土葬、水葬、天葬、火葬都属于回归自然的葬法。由此可以看出土葬并非农业文明的专利。及公元四世纪，基督教文化在欧洲占据统治地位后，欧洲的死亡文化就与基督教文化联系在一起了。 基督教对死亡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并且基督精神贯穿基督徒死亡的始终。基督教认为人生来有罪，人活着必须赎罪，死后才能进入天堂。因此基督教轻视肉体的过程，而重视灵魂的得救。灵魂的得救取决于死后灵魂能否进入天堂。轻视肉体包括对尸体的处理，因此基督教反对隆丧厚葬。同时基督教也反对弃尸荒野，反对不尊重尸体。 其次是中国的死亡观 在中国,病人到医院去看病,医生往往对病人隐瞒重大病情,只告诉病人的亲属,否则就是缺乏职业道德。这反映出中国文化回避死亡的特点。在中国人看来,“死”就意味着对“生”的彻底否定,意味着世俗生命之乐的彻底破灭。所以死亡是中国传统文化忌讳的话题。但是生与死毕竟是密不可分的,于是中国人就将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扩展到人生的最后时刻,追求
中美人权差异及我国人权构建 近年来，中美就人权问题分歧很大，人权问题也一直是影响中美关系 健康发展的制约因素。归根到底，造成这种分歧的根源就是两国的历 史文化传统差异、社会制度差异和价值观差异。 一、中美人权观差异 （一）历史文化传统差异 美国是较早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美国是 在移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有深厚的封建社会传统，没有专制帝 王和封建贵族。当时，欧洲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理论正处于全盛时期， 作为一个从殖民地脱胎出来的国家，美国从它产生的时刻起就深受古 典政治理论的影响。1258一是文艺复兴的影响。“文艺复兴是14-16 世纪在意大利发起的新兴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封建束缚，发展资本主义，在思想领域掀起的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封建运动。”1260在这场运动中，各国的人本主义者高举人的旗帜，颂扬人的价值，重视人的尊严。他 们宣扬人的自然属性、尊严、人格与价值，使得关于平等、自由、独 立的道德主张得以明确和普及。当时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如洛克、孟德 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人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理论思想，主要有社 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论和政治自由论等。这些理论和思想对美国的影 响比较长远。美国的《独立宣言》中就曾明确指出：“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 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 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 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 新的政府。”2这些原则成为以后美国的意识形态，为美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二是宗教改革的影响。宗教改革是16世纪欧洲新兴 的资产阶级在宗教改革的旗帜下发起的一场大规模的反封建的社会政 治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强化了人的主体与平等观念，宗教改革还强调 个人与上帝直接沟通，主张信仰自由，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充分发
欧洲人权公约 第1条- 尊重人权 第1条的规定仅是在规范本公约的各个签署国必须要确保本公约所列出的权利与自由可以在“其管辖范围内”获得充分的保障。在某些特殊请况下，“管辖”并不仅指缔约国本国领土范围内而言，确保公约所列出的权利与自由能被充分保障的义务尚及于外国领域，缔约国实际控制的外国领土即为其例之一。 第2条- 生命权 第2条保障了每个人的生命权。本条的第一项内容排除了合法执行死刑的状况，另外，在第二项的部分规定，为了保护自己或他人、逮捕嫌疑犯或逃犯、以及镇压暴动或叛乱而“绝对必要”使用武力进而造成生命的剥夺时，并不被认为违反本条之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合法剥夺他人生命的例外情形在各该国家同时也批准第6号及第13号议定书的情况下，将受到更进一步的限制。另外，此种权利在和平时期也不能依据本公约第15条而被免除。 直至1995年以前，欧洲人权法院对于生命权并未作出明确的表示，不过在McCann v. United Kingdom一案中，其认为本条第二项的例外状况并非在建构何种情况下允许杀人，而是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使用可能遭致人员伤亡的武力。。 另外，欧洲人权法院认为，每个成员国在公约第2条规定之下，有下列三个主要的义务： 1.避免任何人遭受到非法杀戮之义务 2.调查任何原因可疑的死亡之义务 3.在特定情况下，采取积极的手段去避免任何可预见的生命伤亡之义务 第3条- 免于酷刑与不人道或侮辱待遇之自由 第3条主要在禁止酷刑以及不人道或侮辱的待遇。且就此权利本身并未有任何例外或限制规定。本条规定通常除了被用于禁止酷刑之外，亦被用于禁止严重的警察暴力情形以及极为差劲的拘留环境。 欧洲人权法院强调第三条为一种“绝对条款...不论被害者的行为为何。”该法院同时也解释本条认为，任何成员国皆应被禁止将任何人驱逐或遣返至可能使其遭受到酷刑或不人道或侮辱之待遇或处罚的国家。 最初，欧洲人权法院对于是否构成酷刑采取较为严格的解释，其常常倾向于认为该国是触犯了禁止不人道和污辱待遇的对待。因此法院认为像是睡眠剥夺、将人置于强烈噪音的环境下或是要求他们将四肢伸长到极限并靠着墙站着一段期间并不会构成酷刑。事
德国基本权第三人效力问题 内容提要: 本文简要述评了基本权第三人效力问题在原产地德国的产生、发展与消融，一方面肯定我国宪法学界研讨基本权与私法关系之必要性与先见性，另一方面认为我们对基本权Dogmatik 整体性把握不足，建议对德国的三大基本权理论流派进行全面性了解，为将来参照建立中国自己的基本权理论体系做好铺垫。 ; ; 一、第三人效力是德国问题吗？ ; ; 基本权是否（Ob）对私法产生效力，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如何(Wie)产生效力并且产生哪些（Welche）效力1，即是本文所追踪的目标--基本权第三人效力（Drittwirkung der Grundrechte）问题。在德国，这个问题也常常在"基本权与私法"标题下讨论2; 也有人称其为水平效力（Horizontalwirkung）3问题，水平意指私主体间的平等关系，相对应的是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垂直的上下位关系（vertitale Unterordnung），而这种上下位关系与德国基本法人民主权理念严重冲突，所以"水平效力"一语不应使用4。 ; ; 第三人效力问题在深受德国法影响的日5、韩、台6照搬照抄应该不算奇怪，可美国7、南非8宪法学界也争论这个问题，可见它不仅仅是大陆法或成文法的问题；第三人效力被奥地利9、瑞士10、荷兰
11、比利时、葡萄牙12、意大利13、爱尔兰和西班牙14等欧盟国家所接受不算意外，但是欧洲人权法院15和欧盟法院16也接受这一范畴，可见它不仅仅是内国法问题; 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吵了五十年仍乐此不疲，现在中国宪法学界也要拿此开题，可见它不仅仅是基督教文化问题。它是每一个宪政国家都要面对的问题，宪法的效力与界限的问题，宪法诉讼的基础问题。 ; ; 第三人效力问题的原产地在德国，准确地说是基本法生效后的德国。依照传统的公法与私法的区格，基本权问题产生在公民与国家之间，其功能在于保护个人的自由领域不受公权力侵犯。私法制度处理公民与公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充分地体现了对个人自由的尊重，所以长时间以来，基本权和私法关系并没有任何瓜葛。尽管通信自由是否拘束私法主体在1919年生效的德意志帝国宪法时代即被讨论过17，由于那时基本权还没有拘束力，所以讨论没有实际意义。到了纳粹时代，践踏公民基本权的现象成为社会常态。1945年二战结束，道德反省与法制重建压力下，恢复发展基本权理论成为法律理论与实务界首要任务。由于托管因素的存在，直至1949年10月联邦共和国这一新的国体（国家组织法的研究对象）才出现，也正是这一时间差造成了50年代的基本权理论大讨论与大繁荣18。第三人效力之争便是这理论大潮中的第一浪。 ; ; 二、第三人效力之争
一、序论 在脱离冷战之后人权问题在各国战略的利害关系上成了国际政治上非常复杂的争论焦点，在围绕着各国之间人权问题的对立中，其中最敏感的话题之一就是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攻势。目前，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靠性的增大，中国不仅顺应了国际规范，也努力在解决国际问题上积极承担作为强国的责任。同时，为了提高国家地位以及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为此创造安定的国际周边环境。1991年，中国就世界对于人权的争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也是中国最初向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的立场。20多年过去了，中国人权的改善已经有目共睹；同时，面对西方国家继续拿人权对中国的抨击，中国政府也在不断的声明这是明显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笔者主要就国际争论对象的人权概念为主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以此考察中西方的对立观点，为国际社会就人权问题及战略性地透视人权问题提供部分理论依据。 二、人权概念的模糊性 1.人权的普遍性问题 近代意义的西方人权概念是与自由主义思想一起发展的。自由主义的人权概念是为了保证对共同体的个人人格的优势为核心而建立的。以此基础概念上发展形成的人权是人在自然状态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而政治权力即主权，是为了保护人权而被设定的人为性装置。因此，它的存在和机能严格地被限制在保护人权的内在目的。在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中，人权是天赋的，所以被理解为比任何社会关系都优先，相反通常社会主义者们把人权理解为是全社会关系平等的一个整体，就如恩格斯（F. Engels）指出资本主义因阶层的存在才需要去提倡人权。这种认识上的差异造成了主权制度化上的明显的差异。1979年3月，邓小平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发表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1985年5月同时强调，中国要搞现代化，但绝不能走西方 论西方人权概念 梁淳彰 （韩国大邱外国语大学，韩国 712-721） 摘 要：主要围绕着人权概念为主的几个国际争论对象的主题，即西方国家和中国的对立观点。这对理解以国际 社会争论对象的人权问题的焦点和战略性地接近人权问题，提供了部分理论基础.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国内市场 经济的扩大，中国开始渐渐编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同时，对世界经济的依靠性也增大，中国不仅顺应了国际 规范，也努力在解决国际问题上积极承担作为强国的责任，为了国家地位的提高以及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展开全方位性 外交政策。关于人权问题，中国的立场有可能将经历如下变化。第一，在把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接轨的过程中，中国 对内要把国内的制度和规范调整为符合国际标准的水准，对外要以积极采纳国际标准来编入国际社会。第二，随着中 国国内市场经济的扩大，与之相应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西方价值观和人权概念也会逐渐成共有的趋势，跟西方人权 攻势不一样，在中国内部就会慢慢形成容纳西方价值观和人权概念的趋势。实际上中国国务院在2009年4月发表了《国 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并且明确表示，人权成长不仅是人类普遍的理想，也是中国政府长期追求的目标， 还表明了会以积极的态度来改善国内人权状况。第三，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作为强国的中国也会存在战略性的使用 人权问题的冲动。在人权问题上，虽然到现在只处于防守的状态，但是将来很有可能单独或是与其他强国联手，把人 权问题用于有利于自己国家的外交方面。为此，与其拒绝西方的人权概念，倒不如筛选使用，并且与西方国家形成某 些程度上的合作关系。 关键词：西方人权；市场经济；人权概念 中图分类号：B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34-0238-04 收稿日期：2013-12-08 作者简介：梁淳彰（1955-），男，韩国大邱人，政治学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政治学。 CHINESE & FOREIGN ENTREPRENEURS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