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现代性（modernity）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就成为我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但中国现代性及其与世界其他国度现代性的关系究竟怎样，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足够的梳理，尽管一些论者已经做了有效的开拓工作[1]。中国现代性是否有其独特特征以及这种特征怎样，这个问题往往要么被回避，要么被仅仅纳入普遍的世界现代性描述中。本文尝试对这个问题提出一种初步探讨。
一、中国现代性的特征问题
识别现代性可以有若干不同途径，而相对来说最简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寻找并抓住它的便于指认的特征。而中国现代性就有这种独特的特征。关于中国现代性，要说的方面很多。单说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及其丰富而又复杂的含义，就够学者们写好多部专著[2]。这里不妨来直接追问一个看似简单然而具有基本意义的问题：对于一个时时刻刻在体验现实生存境遇的中国人来说，现代性意味着生活中哪些新东西？也就是说，在个人的体验中，与古典性相对，现代性能带来怎样的生活新“特征”？他可能无法用准确的学术语言去阐述现代性的含义，但是却可以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现代性带给他的生活的种种实际影响。什么样的文化特征才足以被称为与占典性不同的现代性？这确实值得认真追究。我以为现代性的特征正是中国现代学的焦点性问题之一。
1．陈独秀论“近代文明之特征”。其实，早在1915年陈独秀就对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作了探讨，为今天的讨论提供了借鉴和历史资源。尽管他用的术语是“近代文明之特征”，但实际上与我所指现代性的特征应是相通的，因为他关心的就是当时中国区别于古代中国的现代特征问题。按照他的看法，现代性的特征应当是那些“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即最能够转变古典规范而使人心与社会都焕然一新的那些要素。这确实有道理。对于这种特征，他提出了“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3]（p10）。这“三事”都涉及有关人类个人与社会发展的新观念，确实是现代性题中应有之义。但如果从现代性的整体状况来看，显然还过于偏狭，未能就其他方面如宇宙模式、制度变革等提供更加全面的观察。
2．吉登斯论“现代性三要素”。可供参考的最近一个观点，来自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他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1991年）讨论了构成“现代性”的三个主要“动力品质”或“因素”：时空分离、抽离化机制和反思性。首先是“时空分离”（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按他的分析，在“前现代”社会，尽管每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时间计算和空间定位模式，但其共同点在于：时间和空间往往“通过空间的定位而联结在一起”，换言之，“通过地点联结在一起”。而在现代性条件下，时间与空间的分离首先表现在，时间的“虚空”维度发展了。机械时钟的发明和扩散是“机械计时工具的广泛使用不仅促进而且预设了日常生活组织会发生深这一过程的最初标志：
刻的结构变迁，这种变迁不仅是区域性的，而且，它无疑也是全球化的过程。……世界地图，作为一种全球规划，其上面再也没有禁地，它在空间的‘虚空’上是与钟表一样的符号。它不仅仅是描绘‘那有什么’或作为地球地理学的模型，而且更是社会关系中基本转型的建构性要素。[4]（p18）吉登斯相信，现代性“时空分离”机制有助于世界的积极的“转型”，“它为不同场合协调社会活动提供了时空重组的坚实基础”[4]（p18-19）。时空分离导致了“时空重组”，世界获得了重新组织或构造的机遇。由此，时空分离的“深入发展”对社会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使得现代社会生活逐渐脱离开传统的束缚”[4]（p19）。按照吉登斯的乐观设想，当全球各种原来相对封闭和自主的文化，都消除了各自的时空模式而在同一种机械计时方式之下统一起来时，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必然地获得了重新组合或转型。
由于时空的分离导致时空的虚空化，就有了现代性的第二种基本要素：社会制度的抽离化机制（disembedding merchanism）。抽离化，是说“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lifting
out）并使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吉登斯认为抽离化机制由“抽象系统”（abstract systems）构成，包括“象征标志”（symbolic tokens）和“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两种类型。“象征标志”指的是那种具有一定“价值标准”的能在“多元场景”中相互交换的“交换媒介”，如货币。而“专家系统”是指那种“通过专业知识的调度对时空加以分类的”机制，这些专业知识包括食品、药物、住房、交通、科学、技术、工程、心理咨询或治疗等。重要的是，无论是“象征标志”还是“专家系统”都往往独立于使用它们的具体从业者和当事人，依靠“信任”（trust）关系而发挥其作用[4] （p19-20）。例如，当我们用货币去商场购物，或是到邮局寄信时，不必靠熟人关系，只要“信任”货币这一象征标志或邮电系统就行了。正是这些为全球社会变革提供了有利条件。
现代性包含的第三个基本因素是“现代性的反思性”（reflexivity）。它不是指通常那种对于外在行动的内在反思监控过程，而是一种社会制度化了的社会生活本身的内在机制，具体说是指“多数社会活动以及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依据新的知识信息而对之作出的阶段性修正的那种敏感性”。即这种社会制度已内在地规定了例行化或定期地把专门知识应用到社会生活情境中，并对这种社会生活加以重组、建构或转型。所以他又使用“现代性制度反思性”（institutional reflexivity）一词。这表明，在现代性条件下，运用专门知识系统去反思社会生活状况并导致其重组、建构或转型，已成为一种必要的经常性“制度，[4]（p22）。吉登斯的现代性三要素理论确实有助于思考世界范围内文化现代性的普遍特征。
3．中国现代性的五个特征。中国现代性是全球现代性的一部分，不可能超离这个整体而另搞一套。在此，单纯强调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而忽略普遍性现代性问题，难免会走向死胡同。但从另一方面说，还必须要看到，巾国现代性毕竟有自身的具体呈现方式：第一，它不是西欧那种先发性或原生性现代性文化，而属后发的现代性，因而就有一个模仿与反模仿、影响与过滤等问题；第二，进一步看，中国还是一种拥有数千年辉煌历史传统以及负重的文化，这种文化具有一整套独特而完整的宇宙模式、社会制度、价值系统等，它们会“过滤”任何一种新介入的现代j性因子，因而必然地会在现代性进程中发生特定的有力作用，正面的或负面的、积极的或消极的、显著的或隐蔽的，等等。例如，陈独秀首先标举“人权说”，无论其是否准确，本身就反映了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一种特殊性：中国人总是根据自身的现代性境遇去提问并且尝试解决的，他觉得中国的“人权”问题是现代性的根本所在，所以必然会加以突出。这无论如何都与西方学者的主张有所不同。
所以，探讨中国现代性的特征，需要顾及普遍的全球现代性状况，并由此深入到中国自身的具体的现代性问题境遇中。从中国现代性的具体问题境遇来看，对此的分析可以涉及很多方面：第一是宇宙模式的改变。这是中国人的最深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基本范型的变化，它的变化不能不引起一连串的连锁效应。与吉登斯所谓“时空分离”相比，中国人的宇宙模式的变化要剧烈得多，同时伴随着更深的民族苦痛。第二是民族观念的变化。这涉及中国人对地球上其他民族（他者）的新看法，从而也回头涉及中国人对自我的新看法。当他者从弱小或蛮荒的“西域”变成强大而陌生的“泰西”时，中华民族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自恋幻觉。这一点是吉登斯难以真切地体察的。第三是社会制度的变化。这合乎吉登斯的三要素之第二要素—“社会制度的抽离化机制”。一系列现代政治、法律、伦理、教育、学术、新闻、艺术等制度的建立及其合理化、合法化，意味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发生整体性的巨大变化。第四是价值系统的变化。这一点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呈现出独特的历史具体性：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无不可以溯源到道与器之间的等级观念的变迁。重新认识并调节现代器物与道的关系，不能不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基本问题。正是在这种重新认识与调节过程中，中国人的固有人生价值尺度发生了改变。第五是人的观念的变化。这一点没有被吉登斯强调，但在中国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二因为，中国人在现代性进程中痛切地感受到，新型的人的观念既是现代性成功的基本前提，也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
如果没有人的觉醒和个体人格的确立，现代性注定是虚幻的允诺。这就涉及中国固有的人的学说、规范、主张的重大转变。陈独秀标举的作为“三事”之首的“人权说”，正集中凝聚了这方面的需求。由这些方面可以见出构成中国现代性的特征的五要素：地球模式、民族协同观、制度转型论、道器互动说和人权说。
二、现代性的特征1：地球模式
一种文化总是与一定的地点相联系，总是在特定的地点上来生长。而这种文化对这一地点的自我理解，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种文化的状态本身。这一点并非出于简单的地理决定论，而是看到如下事实：对自身所处特定地点状况的自我理解，正是文化本身的关键性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处在怎样的宇宙环境中？它在这个宇宙中的地位、形象、权力如何？与此相连的是，中国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又怎样？这正是中国文化建构的重大问题之一。
在戊戌变法期间，一位叫作皮嘉佑的人写过首《醒世歌》：“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居中央谁四旁？”这首诗歌里描述的地球图景，对今大的中国人，即便是不到十岁的孩子，也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识了：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在圆圆的地球上，地球是太阳系的一颗星，太阳系不过是远为浩瀚的天体的一小部分而已。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世界上其他华人社区，许多中国人都不约而同地先后喜欢上两首流行歌曲：“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卜中国印。……”（《中国心》）“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呀，还有珠穆朗玛峰儿是最高的山坡。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看那一条长城万里在云中穿梭呀，看那青藏高原比那天空还辽阔。我们的大中国呀，啊，好大的一个家！……”（《大中国》）尽管可以说《中国心》曲调庄重而富于深情，《大中国》则诙谐而轻快，但它们都共同地表达了中国人的一种现代性体验：我们是由众多“兄弟姐妹”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族，拥有同样的“中国心”和“中国印”；“中国”是我们共同的“家”，它拥有长江、长城、黄山、黄河、青藏高原和珠穆朗玛峰；中国是地球上的一个国家，而且是地球上一个独具特性和魅力的国家，我们为做一个中国人而无比自豪；即便是身在异国他乡，我们也会感受到“中国”的无限力量！这样的激情歌唱，包含了现代中国人的一种十分自然而又基本的世界体验或知识：我们所生活的国家叫中国，中国是位于地球东半球的一个多民族国家。可以说，今天没有任何人会对这样起码的世界体验或知识发出疑问。它们太常识了，也太令人熟悉了！
但很少有人想到，这样的宇宙模式并非古已有之或古往今来一直延续下来，而仅仅是现代性的产物，是中国人经历了顽强的抗争以后才慢慢明白的事实。确实，直到明代末年利玛窦向中国人描绘地球图式之前，古典中国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天地之中”的宇宙图式，处在这个图式中央的是“中国”；“中国”正是“天地之中”或“天下之中央”的意思。北宋的石介写了一篇《中国论》，其描述颇有代表性，完全可与《醒世歌》对比起来阅读：“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 [5]（卷10）在这一宇宙图式中，处在天地中心的是中国，而处在天地边缘的是四夷；四夷在天地的外缘，而中国在天地的内缘。这里呈现出一种明确的“同心圆”宇宙模式：中国处在宇宙的圆心，而四夷散落在圆心周围，围绕着这个圆心旋转。这样一种宇宙图式植根在中国人心中，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知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在明代万历年问进人中国，向明神宗进呈自鸣钟等西方器物，并讲解《万国图志》等，在中国人面前展示了崭新的地球图式。他广交中国士大夫，广泛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技知识，并翻译科学著作及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等。从此，地球论
开始挑战古典中国固有的宇宙模式。
当然，变化是缓慢的。偏安于东方的中国人那时还不相信，大多对此只当异端邪说笑看，使得利玛窦带来的奇异的地球图式未能迅速动摇中国古典“天地之中”模式的权威。除了徐光启等少数人热情地吸纳以外，“骤闻而骇之者甚众” [6]（p240），或“诞之莫信”[7]（p498），或加贬低，或予批驳。到了清康熙时钦天监承杨光先还如此批驳“地球”说：“若然则四大部州万国之山河大地，总是一大圆球矣。……所以球上国土之人脚心与球下国土之人脚心相对……竟不思在下之国土人之倒悬。……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满案矣。夫人顶天立地，未闻有横立倒立之人也。……此可以见大地之非圆也。[8）这位全然不懂现代科学知识的人，仍然按照中国古典地理学模式去批驳西方“地球”说，竟然显得振振有词，其势咄咄逼人。即使像王韬、李圭和薛福成一类亲自“开眼看世界”的文人，最初也是坚守传统地理学模式的，对西方传入的“地球”说持怀疑或排斥态度。他们只是要等到亲身体验了西方以后，才逐渐地转变了以往的信念。李圭在评论19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主流观点时还说：“地形如球，环日而行……我中华明此理者固不乏人，而不信是说者十常八九。”这一说法确实能反映当时中国人的普遍心态。他也是在1876年游历美国后，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的。他自述最初对“地球”说“亦颇疑之。今奉差出洋，得环球而游焉，乃信”[9]（p312）。出使欧洲的薛福成在19世纪90年代初的见解似乎是一种总结：“天圆而地方，天动而地静，此中国圣人之旧说也。今自西人人中国，而人始知地球之圆。凡乘轮舟浮海，不满七十日即可绕地球一周，其形之圆也，不待言矣。”[10]（p499）他已经宣告了“中国圣人旧说”的衰败和“地球”说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新生命。
可以说，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及至此后几十年，当“泰西”不断在中国显示其强大的军事、科技、政治与文化力量，而固守古典宇宙模式的中国一败再败终于一败涂地，到了置之死地而求新生的时候，地球模式才逐渐地、越来越有力地介入中国人的体验，成为现代性体验的组成部分，并在“庚子事变”期间终于彻底击败和取代了古典的“天地之中”模式。从此，对于每位中国个人来说，一个明白的日常体验事实出现了：眼中所见所感的天地变了，“自我”也必然发生改变。那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数千年的“天地之中”模式，已经让位于新的“地球”模式。皮嘉佑的《醒世歌》恰逢其时地呈现了新模式取代旧模式的必要性以及艰难性：“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居中央谁四旁？”当人们走出“天地之中”模式而面对地球仪这一“浑圆物”，就会做出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发现：“中国并不在中央”；同时，既然地球是圆的，那么处于地球表面的全球各民族国家，就无所谓“中央”与“四旁”了，“谁居中央谁四旁？”这就有力地消解了古典“天地之中”模式，而建构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处一体的地球模式。
地球模式作为中国现代性的内涵之一，意味着如下新的体验：中国不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不过是世界民族国家之一。这样，古老的“天地之中”摇身一变而为地球之一国。这一变化的后果是惊人地严重：作为“天地之中”，中国是唯一强盛的存在；而作为地球之一国，中国与其他“他者”相比没有了什么特权。地球模式的生成，明明白白地告诉中国人：
（1920）你只有尊重地球现实，才能重新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亲》
这样写道：“地球，我的母亲！／天已黎明了，／你把你怀中的儿来摇醒，／我现在正在你背卜甸行。／／地球，我的母亲！／我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你还在那海洋里面，／奏出些音乐来，安慰我的灵魂。／／地球，我的母亲！／我过去，现在，未来，／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地球，我的母亲！／从今后我不愿常在家中居处，／我要常在这开旷的空气里面，／对于你，表示我的孝心。／／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的是你的孝子，那田地里的农人，／他们是全人类的保姆，你是时常地爱顾他们。／／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的是你的宠子，那炭坑里的工人，／他们是全人类的prometheus ,／你是时常地怀抱着他们。／／地球，我的母亲！／我想除了农工而外，
／一切的人都是不肖的儿孙，／我也是你不肖的子孙。／／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那一切的草木，我的同胞，你的儿孙，／他们自由地，自主地，随分地，健康地，／享受着他们的赋生。刀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那一切的动物，／尤其是蚯蚓——／我只不羡慕那空中的飞鸟：／他们离了你要在空中飞行。／／地球，我的母亲！／我不愿在空中飞行，／我也不愿坐车，乘马，着袜，穿鞋，／我只愿赤裸着我的双脚，永远和你相亲。……”
诗人已经彻底地承认了地球模式，并为这种承认而欢欣鼓舞。承认地球模式，并非远离中国固有的宇宙观，而是一种新的返回：正像在道家那里常见的复归“自然”的主张一样，诗人宣告：“我不愿在空中飞行，／我也不愿坐车，乘马，着袜，穿鞋，／我只愿赤裸着我的双脚，永远和你相亲。”承认地球也就是意味着回归古典道家的自然境界。
三、现代性的特征2：民族协同观
一旦摇撼掉“天下之中央”旧图式而建构地球之一国新图景，就必然会波及中华民族与地球上其他民族的固有的民族关系。因为，在一个自以为位居天地中心的民族看来，自己对四周民族拥有超常的权威是天经地义的；而当它被甩出中心位置时，这种超常权威就自觉衰落了。于是，中国人不得不发现自己不过是地球上民族之林的一部分，不得不放下“天下之中央”的幻觉与自恋，承认与其他民族“协同生长”[11]（第1卷，p307）。这样，中华民族与地球上其他民族之间协同生长的观念，成为现代性的固有内涵及显著标志之。
自居“天朝上国”的华夏民族，由于置身“天地之中”，向来拥有中优外劣的民族优越感：中华民族是最上等的民族，而四周民族则是次等民族。在鸦片战争以前，华夏民族处于一种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相对充足或完满状态，享受着作为世界中心民族或强盛民族的古典性荣耀。华夏对自己作为“天地之中”的中心地位和绝对权威深信不疑，从而自信地把自己形容为“夏”或“华夏”；同时，在这位自我看来，作为外来客人的边缘“他者”总是野蛮、弱小和低级的少数民族，即属于“夷”或“夷狄”。由于这种明显的自我与“他者”的权力差异，“华夏”自我才可以具有足够的自主和自信，可以“虚怀若谷”地向外来其他民族即“夷狄”开放。其实，也正是由于有了四周“夷狄”这面“镜象”，这位自我的位置和权威才得以确证。无论如何，在古典中国的民族关系图景中，中华民族是优等民族，而四周民族是劣等民族。于是，古典性中国形象形成了：“中国”如“夏”，位于宇宙模式的“中心”，享有号令天下的最高权威；而周围各国如“夷”，位于这个模式的边缘，必须向“中国”主子臣服。与这种“中国”形象相近的，还有“万方之主”、“百鸟来朝”等经典形象。这种中国形象可以用汉代贾谊在《过秦论》中的描绘来形容：“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而王维的“九天阎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蔬,，则令人想起这个“天朝上国”的赫赫威仪。
第 5 卷第 4期2005年12月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 l of Wenzh ou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Vol.5 No.4Dec.2005 解读多元性文化与消费文化 王长江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系， 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３５） ［摘 要］ 多元性文化成为当今世界文化的现实。中外学者对多元性文化有了诸多的探讨。比较中西文化，中国学者对多元性文化的探讨，特别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理念对当今世界文化是一个贡献。消费文化是多元性文化中最前沿、最时兴的一个话题，消费文化涉及到当今中国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 多元性文化；消费文化［中图分类号］ Ｇ０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４３２６（２００５）０４－００４２－０４ ［收稿日期］ ２００５－０３－１０ ［作者简介］ 王长江（１９４２─），男，浙江温州人，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系副教授． 多元性文化已成为当今世界文化的现实，而消费文化是这种多元性文化中最前沿、最时兴的一个话题。消费文化的含义是指：一般商品所具有的文化性特征；“文化”这个广泛而特殊的字眼，从消费视角来研究它。对多元性文化和消费文化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上篇：多元性文化 多元性文化到底存在不存在？世界的学者产生不同的看法：皮特?伯格这位重要的社会学家提出了“儒家资本主义”醒目的观点。美国前驻日本大使赖世和（Ｅｄｕｉｎ Ｒｅａｃｈａｕｅｒ）是一位突出的文化学者，他指出“儒家和东亚经济有亲合性”的观点。而哈佛大学柏金斯（Ｄｗｉｇｈｔ Ｐｅｒｋｉｎｓ）对以上观点提出了反批评，认为韩国的金融风暴正显示了儒家的缺失。哈佛大学的中国学者杜维明指出：儒家文化圈的兴起实际上代表人类的现代化的进程不是一个单向的、孤立的发展路线，因为现代化可以拥有不同文化形式，现代化中，传统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多元性文化是不是成为２１世纪的大潮流，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多元文化发展模式受到美国单边主义兴起的非常大的冲击。美国的经济文化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个人尊严。这些因素都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意义。在经济科技方面人们普遍认识到全球成为一体化。于是全球化的结果，常常会造成霸权主义。怎样使全球化发展成为生命的共同观念，却不造成霸权主义、单边主义，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现代化是否是同质化的过程，但在文化上其本身就是异质的。正确的认识应该是：全球化和地方性是不可分割的，既然不可分割，就不能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全球化一定导致地方性、导致强烈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假如发展为根源性的同体感，这是健康的。但是地方化也会造成封闭的对外具侵略性的原教旨主义，或者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地方主义、甚至个人中心，这就不健康了。 北大辜正坤教授认为，“文化可分为广义和狭义文化。所谓广义文化指的是：人和环境互动而产生的精神，物质或成果的总和，它包括一切经过人们改造和理解而别具人文特色的物质对象。狭义文化则主要指生活方式、价值观、知识及对人类有积极意义的技术成果。” An Explanation of Diversified Culture and Consuming Culture W ANG Chang-jiang (Humanity Department, Wenzhou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Wenzhou, 325035, China)Abstract: Diversified culture is the reality of the current world, and is frequently discussed by scholars from home and abroad. Comparing Chinese culture with Western one, Chinese scholars menti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notion of "the same goal, but different form", which is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culture. Consuming culture is the most popular topic in a diversified culture, and it concern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Key words: Diversified culture; Consuming culture
2009年第2期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o.22009 (总第192期)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Arts&Social Sciences) General Serial No.192 论中国现代性 杨春时 (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361005) 摘 要:现代性有感性、理性和反思—超越三个层面。中国现代性存在着感性现代性不足、理性现代性片面和反思现代性薄弱的结构性缺陷。同时,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之间存在 着冲突,致使现代性发展受阻。中国现代性具有未完成性,因此当前还要坚持启蒙主义,不能认同 后殖民主义理论。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启蒙主义;后殖民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9)02-0005-07 现代性在中国的实践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问题,一直是颇多争议的问题。特别是当前,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启蒙主义与“新左派”有根本的对立,其理论根源就在于对中国现代性的阐释不同。本文就中国现代性做出论证,以反驳“新左派”的现代性理论。 一、中国现代性的结构性缺陷 现代性作为现代的本质,一般认为区分为社会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我认为,更准确的是,其中社会现代性又分为感性现代性和理性现代性。这样,现代性就具有三个层面:感性层面、理性层面和反思—超越层面,也就是说存在着感性现代性、理性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人类精神的分化是现代性的历史过程。欧洲传统社会(中世纪)是由神学统治世俗的时代,人的感性和理性都受到神学的压制,处于隐匿不彰的状态。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宗教统治瓦解,神圣与世俗分离,感性和理性也冲破宗教蒙昧而独立,同时也产生了对感性和理性的反思和超越(哲学、艺术等)。这就是韦伯所说的“祛魅”和“诸神不和”,现代性由此发生。 在现代性的感性层面上,存在着被释放出来的人类生存欲望,它获得合法性,成为现代化的深层动力。人的欲望的解放必然体现到理性层面上来,被理性所肯定和规范,现代性也就体现为一种理性精神,形成理性现代性。理性包括科学精神(工具理性)和人文精神(价值理性)。对社会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又形成反思现代性。人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具有神性,它在追求现代性的同时,也 收稿日期:2009-01-30 作者简介:杨春时,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厦门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现代性问题及建构途径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王丹泽 20134603008 【摘要】当代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全球性的问题，例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文化矛盾，种族冲突，贫富差距等。这些问题给21世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困境，蒙上了沉重的阴影。这些困境反映了人类发展理念和道路的危机，其本质就是现代性的危机。同时，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深入发展，不断地暴露出许多深层次矛盾，既有资源环境方面的，也有社会公正、社会稳定方面的。以上问题的出现在不断的拷问着学者:中国应该构建什么样的现代性？中国应该如何走好现代化道路？这些问题都迫切的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做出探索和论证。现代性问题是当代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根本问题，更是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紧迫问题，同时也理所当然成为了当今学术焦点问题。本文就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及其建构途径进行了论述。文章首先阐述了现代性的基本概念，其次对中国现代性问题进行分析，最后我对中国如何建构合理的现代性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现代性，中国现代性，问题，建构 一、现代性的含义 从社会理论的常识看，现代性是伴随着现代化社会运动而产生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从中就概括出现代性就是现代化运动的一种属性。在后现代理论中，现代性是以文化哲学、社会批判、文艺审美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有的学者就提出，现代性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民主自由、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资本主义、在文化上的表现就理性和主体性。但是不管如何看待现代性，它总是需要一定的理论背景支持。作为从哲学角度来认识的现代性，就需要从哲学的内在逻辑发展来看现代性。 综上所述，现代性是指支配现代社会各个领域变迁的规范和理想，它的核心是人的解放和自由、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以及由主体所支配世界的发展。 二、中国现代性的实质-----利害并存的“双刃剑” 每个事物都是矛盾双方对立统一并不断发展的过程，这才促使事物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中国现代性也是如此。现代性的历史功绩是难以否认的，它促进了人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民主法治，实现了人类社会进步。然而，现代性也是利弊并存的“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进步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理性专制、人性淡化、生态灾难等，对于现代性我们要进行重新的审视和反思。 中国在世界上一直所处的优越地位，这使得中国人在借鉴西方的现代性经验时有一种急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下）(一) 黄遵宪的《今别离》全篇集中突出了一个“快”字。转、驰、载、动、速、快等动词的接连运用，渲染出现代交通工具的一种显著优势：超乎寻常的快速度。在现代快速度下，人的生活必然会呈现出相应的快节奏。我们知道，速度等于路程除以时间，换言之，速度等于空间距离除以时间长度。显然，现代快速度必然会意味着新的时空体验。人的“别肠”在孟郊时代随着那马车车轮“一日一万周”，但在现代火车时代又会怎样呢？黄遵宪开篇就告诉说：“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这直接道出了现代离别体验的新内涵：由于现代火车的车轮行驶速度远远快于古代马车车轮的旋转速度，所以，人的“别肠”也就会运转得更加快捷。这表明，随着交通工具的现代化，现代人的时空制度改变了，时空高度压缩，而人的离愁别绪也就随之发生改变，变得比古人更为新鲜、丰富而复杂。“眼见双轮驰，益增心中忧”，目睹飞驰的双轮，眼见时空的快速变换，人内心的忧愁在滋长。诗人不禁生起一种怀旧情绪：“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离别，行止犹自由。”古代的车舟诚然同样“载离别”，但毕竟速度有限，从而时空转换也有限，让人感受到行动举止的“自由”，因为人的以往经验赋予其应对古代车舟速度的能力。但愈是缅怀古时的时空自由体验，就愈会在现代境遇下体会到“不自由”。“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别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现代火车和轮船具有古时不可能有的快速度，因此会加倍增生人的离愁别绪。“钟声”显然是现代的，是现代时间的象征物。“须
臾”、“及时”用“顷刻”三个时间词语的高密度重复出现，正突出了现代时间的迅捷变换特性。而时间的迅捷变换当然会催生出空间上的变化体验。“今日舟与车，并丈生离愁”两句，凝练地表达了全诗的基本题旨：现代交通工具的快速度产生出一种神奇的“力”，它导致时空高度压缩，加倍地增生人的离别体验。可以说，这首诗的焦点在于揭示现代交通制度转型在时空制度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及其对离别体验的深刻影响，透露出诗人对现代交通工具的权力的深切优虑。地球上不同位置间必然产生或大或小的时差，这在今天自然是平常事，但在黄遵宪时代，却是巨大的时空裂变。如果说上面这首诗讲述时空压缩如何导致离别体验的变化，那么，《今别离》之四则突出了由地球空间的阻隔而造成的相思错位：“汝魂将何之？欲与君追随，飘然渡沧海，不畏风波危。昨夕人君室，举手搴君帷，披帷不见人，想君就枕迟。君魂倘寻我，会面亦难期。恐君魂来日，是妾不寐时，妾睡君或醒，君睡妾岂知，彼此不相闻，安怪常参差。举头见明月，明月方人扉，此时想君身，侵晓刚披衣。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万里，昼夜相背驰，眠起不同时，魂梦难相依。地长不能缩，翼短不能飞，只有恋君心，海枯终不移。海水深复深，难以量相思。”诗从东西半球间的现代时差，联想到现代人彼此相思时可能出现的空间错位状况。这种在全球性境遇中激发的相思错位联想，在古时自然是不可能有的。黄遵宪想象道，妻子思念远在西半球、三万里之外的丈夫，禁不住要追随他不畏险阻地跨越沧海。但想象中寻到他的卧室时，却发现他不在：“披帷不见人，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5f18494309.html, 中国古代性文化发展的十大规律 作者：刘达临 来源：《青春期健康·人口文化》2012年第06期 西方性学家卡洛多利安说过：为了了解我们身为成人是怎么样的人，我们需要知道有关我们童年的事。同样的，为了了解性在我们文化中所占的地位，我們也需要知道其历史的起源。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容易受到“现在”的压力，容易沉迷于“将来”遗忘“过去”。 当前不少人都有这么一种认识，似乎在中国古代一直实行性禁锢和性封闭，而性科学则完全是“舶来品”。其实，如果我们好好研究一下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几千年来有着相当灿烂辉煌的性文化，有关的婚姻制度、房中理论、文学艺术、道德观念、医药卫生等都经历了一个起步很早、发展曲折的过程，而且时至今日，古代性文化对今天的人们还有相当大的影响。上海性社会学研究中心近两年来对中国古代性文化作了一些研究，下面就谈谈我们研究的三个目的和发现的十个规律。 我们研究古代性文化的第一个目的是：了解过去，从而指导现在和将来 西方性学家卡洛多利安说过：为了了解我们身为成人是怎么样的人，我们需要知道有关我们童年的事。同样的，为了了解性在我们文化中所占的地位，我们也需要知道其历史的起源。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容易受到“现在”的压力，容易沉迷于“将来”遗忘“过去”。 综观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或是放眼从原始初民至今，可以说既是一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性的发展变化史。性的每一步发展变化，无不反映出社会的深刻变化。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从群婚，到单婚，从性开放到性保守、性封闭，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女子沦为男子的掌上玩物，爱情之路被堵塞了从而只能通过曲折的途径表现出来，性科学的火炬在神州大地上过早地燃起但不久又濒于熄灭，形形色色的性观念的冲突，令人刻骨铭心的两情缱绻，令人发指的罪与恶……这一切，勾勒成一幅复杂纷纭、多彩多姿的历史画卷。 现在，我们对于这一切，了解了多少，又认识了多少呢？ 我们研究古代性文化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 从原始初民到现代人都能从性生活中获得极大的快乐，这似乎是造物主的伟大恩赐，但是，性实在是一个怪物，它能给予人们以极大欢乐，又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痛苦。愚昧和落后、剥削和压迫，是阻碍人们获得性快乐的两大敌人。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追求人性解放的历史，性作为发于人之本性的一种特殊需要，它的追求、满足、压抑与抗争不仅对于性主体的健康发展起着至关紧要的影响和作用，而且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也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观古以思今，那阻碍人们获得性快乐的两大敌人——愚昧和落后、剥削和压迫，至今还有多少残余影响，在这方面人性解放的状况又是如何呢？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经济发展 读郎咸平—《谁在谋杀中国经济》作者：朱先刚专业：环境工程学号：099044174 文化对经济的发展的影响现在已经被很多人重视，不同的经济背后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呈现出不一样的经济。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留存的一个国家，其文化的深厚可想而知，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经济影响也使不容置疑的。五千年的历程，我们从先代那里继承并发展形成现在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的文化有很多地方是有助于我们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的文化在我们的意识中也形成了一些对当代经济发展有阻碍作用的部分，同时这份文化由于根深蒂固性我们的思维很难转变过来。进而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香港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在《谁在谋杀中国经济》当中很深刻指出了我们的文化中的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的部分。 在郎教授看来我们的文化的有三大劣根性—— ①浮躁②投机取巧的心态③思维方式的僵化 同时我们文化里大爱文化的“潜藏性”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经济发展。 从古到今，我们这个民族比较浮躁，喜欢投机取巧，人们不喜欢踏踏实实的去干一件事，我们很喜欢期待着奇迹的出现。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有很多以少胜多的战役，最典型的就是赤壁之战，且不说它
的真实性，虽然经过了文学家的渲染显得有些夸张，但是还是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浮躁心理，因为一个文学著作的灵感是来自于现实的世界，文学著作有时是表达了人们心中的某种向往，我们期待奇迹的发生，就如在冬天里在湖北这个基本不可能没有东风的地区期待东风一样。还有我们有很多的谚语，“四两拨千斤”“杀鸡焉用宰牛刀”等，从中我们都能看出我们的浮躁心理。同时这也反映出我们的不自信的一面，我们很少去相信我们一定会做好一件事，在现在的这个时代，企业间的竞争很强烈，产品的更新亦是很快，如果一个公司不能够有足够的自信去满足市场的需求，那么我们的企业就会被淘汰，我们需要相信自己，我们不可以对顾客说“不”！然而这种不自信是来自于我么的浮躁，我们不喜欢做一件很有把握的事。我们有十拿九稳，但是我们更应该做到十拿十稳，也很需要做到这一点。如果做到这一点，企业在竞争中的风险将大大降低，也就会增大我们的竞争力。 对于浮躁，我们还表现在我们的和多人喜欢跟潮流走，我们很少有自己独特的想法。我们有“一窝蜂”现象，如果市场上出现一个新的产业，大家很容易跟风走。比如说在八十年代后期及九十年代时期，在岭南荔枝的产量比较少，但是市场的需求量确实很大，供不应求，当时就有人发现这一现象，就开始种植，最后成为闻名当地的“荔枝大王”。当“荔枝大王”成功后，当地的老百姓也向他学习，种植荔枝，在几年的时间里，当地荔枝种植面积增加了十几倍。最终导致“荔枝大王”也破产，老百姓也没赚到钱。还有在80年代各地竞相引进彩电、冰箱生产线，导致了大规模的重复建设，由此而引发的彩电大
尽管现代性（modernity）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就成为我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但中国现代性及其与世界其他国度现代性的关系究竟怎样，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足够的梳理，尽管一些论者已经做了有效的开拓工作[1]。中国现代性是否有其独特特征以及这种特征怎样，这个问题往往要么被回避，要么被仅仅纳入普遍的世界现代性描述中。本文尝试对这个问题提出一种初步探讨。 一、中国现代性的特征问题 识别现代性可以有若干不同途径，而相对来说最简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寻找并抓住它的便于指认的特征。而中国现代性就有这种独特的特征。关于中国现代性，要说的方面很多。单说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及其丰富而又复杂的含义，就够学者们写好多部专著[2]。这里不妨来直接追问一个看似简单然而具有基本意义的问题：对于一个时时刻刻在体验现实生存境遇的中国人来说，现代性意味着生活中哪些新东西？也就是说，在个人的体验中，与古典性相对，现代性能带来怎样的生活新“特征”？他可能无法用准确的学术语言去阐述现代性的含义，但是却可以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现代性带给他的生活的种种实际影响。什么样的文化特征才足以被称为与占典性不同的现代性？这确实值得认真追究。我以为现代性的特征正是中国现代学的焦点性问题之一。 1．陈独秀论“近代文明之特征”。其实，早在1915年陈独秀就对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作了探讨，为今天的讨论提供了借鉴和历史资源。尽管他用的术语是“近代文明之特征”，但实际上与我所指现代性的特征应是相通的，因为他关心的就是当时中国区别于古代中国的现代特征问题。按照他的看法，现代性的特征应当是那些“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即最能够转变古典规范而使人心与社会都焕然一新的那些要素。这确实有道理。对于这种特征，他提出了“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3]（p10）。这“三事”都涉及有关人类个人与社会发展的新观念，确实是现代性题中应有之义。但如果从现代性的整体状况来看，显然还过于偏狭，未能就其他方面如宇宙模式、制度变革等提供更加全面的观察。 2．吉登斯论“现代性三要素”。可供参考的最近一个观点，来自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他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1991年）讨论了构成“现代性”的三个主要“动力品质”或“因素”：时空分离、抽离化机制和反思性。首先是“时空分离”（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按他的分析，在“前现代”社会，尽管每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时间计算和空间定位模式，但其共同点在于：时间和空间往往“通过空间的定位而联结在一起”，换言之，“通过地点联结在一起”。而在现代性条件下，时间与空间的分离首先表现在，时间的“虚空”维度发展了。机械时钟的发明和扩散是“机械计时工具的广泛使用不仅促进而且预设了日常生活组织会发生深这一过程的最初标志： 刻的结构变迁，这种变迁不仅是区域性的，而且，它无疑也是全球化的过程。……世界地图，作为一种全球规划，其上面再也没有禁地，它在空间的‘虚空’上是与钟表一样的符号。它不仅仅是描绘‘那有什么’或作为地球地理学的模型，而且更是社会关系中基本转型的建构性要素。[4]（p18）吉登斯相信，现代性“时空分离”机制有助于世界的积极的“转型”，“它为不同场合协调社会活动提供了时空重组的坚实基础”[4]（p18-19）。时空分离导致了“时空重组”，世界获得了重新组织或构造的机遇。由此，时空分离的“深入发展”对社会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使得现代社会生活逐渐脱离开传统的束缚”[4]（p19）。按照吉登斯的乐观设想，当全球各种原来相对封闭和自主的文化，都消除了各自的时空模式而在同一种机械计时方式之下统一起来时，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必然地获得了重新组合或转型。 由于时空的分离导致时空的虚空化，就有了现代性的第二种基本要素：社会制度的抽离化机制（disembedding merchanism）。抽离化，是说“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lifting
西方性学家卡洛多利安说过为了了解我们身为成人是怎么样的人，我们需要知道有关我们童年的事。同样的，为了了解性在我们文化中所占的地位，我们也需要知道其历史的起源。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容易受到“现在”的压力，容易沉迷于“将来”遗忘“过去”。 当前不少人都有这么一种认识，似乎在中国古代一直实行性禁锢和性封闭，而性科学则完全是“舶来品”。其实，如果我们好好研究一下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几千年来有着相当灿烂辉煌的性文化，有关的婚姻制度、房中理论、文学艺术、道德观念、医药卫生等都经历了一个起步很早、发展曲折的过程，而且时至今日，古代性文化对今天的人们还有相当大的影响。上海性社会学研究中心近两年来对中国古代性文化作了一些研究，下面就谈谈我们研究的三个目的和发现的十个规律。 我们研究古代性文化的第一个目的是了解过去，从而指导现在和将来 西方性学家卡洛多利安说过为了了解我们身为成人是怎么样的人，我们需要知道有关我们童年的事。同样的，为了了解性在我们文化中所占的地位，我们也需要知道其历史的起源。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容易受到“现在”的压力，容易沉迷于“将来”遗忘“过去”。 综观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或是放眼从原始初民至今，可以说既是一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性的发展变化史。性的每一步发展变化，无不反映出社会
的深刻变化。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从群婚，到单婚，从性开放到性保守、性封闭，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女子沦为男子的掌上玩物，爱情之路被堵塞了从而只能通过曲折的途径表现出来，性科学的火炬在神州大地上过早地燃起但不久又濒于熄灭，形形色色的性观念的冲突，令人刻骨铭心的两情缱绻，令人发指的罪与恶……这一切，勾勒成一幅复杂纷纭、多彩多姿的历史画卷。 现在，我们对于这一切，了解了多少，又认识了多少呢？ 我们研究古代性文化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 从原始初民到现代人都能从性生活中获得极大的快乐，这似乎是造物主的伟大恩赐，但是，性实在是一个怪物，它能给予人们以极大欢乐，又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痛苦。愚昧和落后、剥削和压迫，是阻碍人们获得性快乐的两大敌人。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追求人性解放的历史，性作为发于人之本性的一种特殊需要，它的追求、满足、压抑与抗争不仅对于性主体的健康发展起着至关紧要的影响和作用，而且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也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观古以思今，那阻碍人们获得性快乐的两大敌人——愚昧和落后、剥削和压迫，至今还有多少残余影响，在这方面人性解放的状况又是如何呢？ 我们研究古代性文化的第三个目的是如何对性实行正确的社会控制 为了使社会保持正常的秩序，这种秩序可能是为了使人们过得快乐而正常，
从洋务运动开始，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现代性被引入中国。五四以后，由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实现现代性的任务，中国走上了以反（西方）现代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导致现代性长期失落。在80年代改革开放运动中，现代性重新被请回来。90年代又出现了反现代性思潮，包括文化保守主义、现代新儒学和新左派等。现代性在中国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遭遇，不断被肯定、被否定的命运，既由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艰难曲折，也缘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渴求现代性，另一方面又对现代性充满疑惧。渴求现代性是出于救亡图存和不被“开除球籍”的压力，疑惧现代性则是对于现代性负面效应的忧虑。由于对现代性的焦虑，在现代性接受过程中就遇到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抵抗，这四种主义也成为中国现代性的陷阱。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不能超过这四个陷阱，从而造成中国现代性的失落、现代化的延迟。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之一，是对失去民族特性的恐惧，因而民族主义成为现代性的第一个陷阱。现代性与世界主义相联系，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又需要民族主义，这样二者就发生了矛盾。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源性，现代化事实上等同于西化。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又需要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必然拒斥西方文化。虽然民族主义与现代性有某种相容性，但在更多时候则表现为不相容性。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期间，现代性与民族主义虽有抵触，但大体相容。为了富国强兵而师法西方，学习、引进工业技术、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现代性成了救国的手段。但即使在这个时期，民族主义对现代性也有所抵制、限制，如洋务运动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在肯定西方物质文明的同时，称“中国道德文明比外国人高若干倍”；章太炎以民族主义来批判西方文明；鲁迅虽然主张“别求新声于异邦”，但他在《阿q正传》中又塑造了假洋鬼子这一反面形象，表露出对西化的某种厌恶。“五四”以后，现代性与民族主义的相容性渐消，民族主义排斥了现代性。20年代中期兴起的社会变革，取法苏联，放弃了西方民主革命道路。“五四”启蒙知识分子也纷纷转向，由西化而苏化，或转向民族本位文化，从而切断了现代性的源泉。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以反帝代替反满，重新阐释了民族主义，并且大力提倡中国固有道德，试图借助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来实现现代化。“五四”激进分子大部分由取法西方转向取法苏联，并站在民族主义立场批判“五四”的“欧化”。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五四”反传统持反对态度，形成了一股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如新儒家、《甲寅》派、《学衡》派、“中国本位文化”派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并非遗老遗少，而大都是学贯中西（许多人留学欧美）的学者。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主义高涨，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形式复兴，扭转了“五四”以来的颓势，并且取代了西方文化的支配性影响。在现代化过程中，民族主义成了一个陷阱，中国知识分子大都没有越过这个陷阱，他们由于民族主义而背弃现代性，导致中国现代性进程的中断。而具有世界主义胸怀的自由知识分子（如胡适）毕竟是少数，他们对现代性的执着并没有被历史认可。在当代，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能力的弱化、丧失，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而且新儒学、文化保守主义、新左派等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西方的“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也成为民族主义的理论工具。当代民族主义与历史上的民族主义一样，往往掩饰着对现代性的抗拒。反西方的话语背后，是反现代性，是对科学、民主的拒斥。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可能获得某种正当性、合法性，但这不能掩盖其反现代性的性质。因此，民族主义陷阱就更危险，更需要警惕。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现代性焦虑是对资本主义的恐惧，因而民粹主义成为现代性的第二个陷阱。现代性意味着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包括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这是由现代性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这一事实所决定的。从洋务运动至五四运动，中国知识分子逐步认同了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这是现代性唯一所在。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时期对资本主义也有所保留，他们很难接受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自由竞争、贫富分化以及多党政治的格局，而试图创造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合理的社会。洋务运动不像明治维新那样发展私人工商业，而重在
论文化因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主要内容：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当今，文化已成为推动市场发展和市场革新的内在动力，在２１世纪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增长、经济的振兴，对国家或地区文化竞争力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促进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不仅要进行相应的经济体制改革，而且必须提升其文化竞争力，这是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引导和支撑作用已越来越明显。 马克斯.韦伯的看法是对的:“如果说我们能从经济发展史中学到什么,那就是文化会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我们应从更广泛的经济繁荣的决定因素来理解文化的作用。”而且韦伯把东西方社会所以会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决定性因素归结到彼此不同的传统文化，在经济发展中文化的作用领域为我们展开了一个新的视角。 一,提升文化竞争力是内在要求，是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六大报告要求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这是对信息时代世界发展新趋势和新特点的敏锐反映和准确把握，是对文化认识上的新概括和新表述。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增长、经济的振兴，对国家或地区文化竞争力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促进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不仅要进行相应的经济体制改革，而且必须提升其文化竞争力，这是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为此，十六大报告向全党提出了文化的战略任务：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所谓文化竞争力，概括地说，就是各种文化因素在推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中所产生的凝聚力、导向力、鼓舞力和推动力。 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文化创新能力。同其他领域的创新相比，文化创新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创新是文化的生命，文化产品有无竞争力，主要取决于文化创新；二是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文化产业的兴起，把科技、市场和文化结合在一起，赋予文化新的发展形态。文化产业的竞争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科技实力竞争。大力发展高科技媒体及相关产业，推进文化产业与高新信息技术的联姻，才能提升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三是高素质的人才。无论是推动文化创新，还是应用高新技术发展文化产业，都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因此，提升文化竞争力的根本之点在于构筑发展文化产业的人才高地。 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文化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经济与文化的融合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文化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越来越高。在我国，不仅经济发展需要文化来支撑，而且文化产业本身也已成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使文化与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一体化趋势。显而易见，文化竞争力是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增强一个地区的竞争力，不单是要提高区域经济的增长能力，而且应该是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的协调一致的发展能力的全面提高，尤其是文化竞争力的提高。
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内容提要: 本文系作者1999 年5 月26 日在北京大学为文科学生所作的演讲, 主要介绍美国学者杰姆逊关于" 后现代" 文化研究的方法、观点及其对西方社会的认识价值, 并借助其理论来观照分析当代中国( 包括大陆和台港地区) 的一些文化现象, 文章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化是否已经进入杰姆逊所称的" 后现代阶段"? 作者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事实上并没有完成, 同时试图解释" 后现代" 问题何以在中国引起热烈争论的原因。" 现代性" 和" 后现代性" 相互交融的状况, 正说明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复杂性。 1985 年秋天, 美国教授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Jameson) 在北大举行了为期四个月的演讲, 这些演讲后来辑成《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最近又再版了这本书," 后现代", 或者说"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这个名词, 据我所知就是杰姆逊教授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在当时来说, 此举相当大胆, 因为他80 年代初才开始从单篇文章中提出了他的后现代理论, 而他的那本" 大书" 《后现代主义--- 后期资本主义的逻辑》, 就是访问北大后问世的。换言之, 他第一次向世人介绍自己的后现代理论和文化理论, 是在北京大学。我想这对于北大是一个相当大的荣誉。最近我又重读这本书, 仍然觉得受益良多。 来北大之前, 我又买了一本杰姆逊教授最新出版的论文集
---TheCulturalTurn (Verso,1998), 译成中文名为《文化转向》, 意即当代整个文化批评和文化理论的文化转向。书中收录了他写于1983 年到1998 年的8 篇论文,1983 年那篇经典性的论文《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也在其中。这本书受到美国各个学界的重视, 我从前的同事, 现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 也是马克思主义者, PerryAnderson, 本来要为这本书作序, 结果却越写越长, 竟至成书, 名为 TheOriginsofPostmodernity(Verso,1998), 即《后现代性的来源》。以介绍杰姆逊入手,Anderson 把整个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来龙去脉都展现出来。据Anderson 说, 这个名词最早见于西班牙文坛, 后来在1950 年左右, 中国革命刚刚成功时, 有一位美国诗人CharlesOrson 提出了一个主张:20 世纪的上半叶是现代, 下半叶就是后现代; 后现代的动力不是西方, 而是第三世界, 特别是中国的革命。这样说来, 中国与西方后现代的起源可能还有一层关系。 当然, 另一个重要观点是杰姆逊教授在其北大的演讲中提出的, 他认为所谓文化上的现代和后现代, 是和整个西方经济历史的发展相关的。所谓现代主义是文学、艺术上的名词, 而现代性是较为广义的文化历史上名词。他把这个时期定在1880 年左右到1930 年左右; 而他认为后现代阶段是从1960 年前后开始的。这是他的一种历史分期法。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有非常大的区别, 因为现代性所表现的是资本主义盛期的状况, 他引用了列宁的名言: 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极端, 就是帝国主义。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资本开始向世界发展, 这种发展到了最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文化（讲练） 【知识梳理】 一、因地制宜发展农业 1.农业概况 （1）广义的农业：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部门。 （2）农业的地位：农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_____产业。 种植业林业渔业畜牧业基础 2.农业的分布 （1）我国农业东部与西部的分布差异。
400毫米畜牧业内蒙古牧区新疆牧区青海牧区西藏牧区 平原河谷绿洲海陆降水 （2）我国农业南方与北方的分布差异。 水田一年两熟或三熟水稻油菜纬度 （3）我国农业的垂直分布差异：在山区，农作物随_____高低不同而不同，造成这种垂直差异的原因是_____高低不同而导致的_____差异。 海拔海拔气温 3.发展农业要因地制宜 （1）影响农业的因素。 ①自然因素：包括_____、_____、水源等因素。 ②社会经济因素：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农民文化技术水平、与城市和工矿区的距离等。 （2）为充分利用条件，发展农业时应该遵循“_________”的原则。 地形气候市场需求量农业技术装备因地制宜 【名师点睛】（1）影响我国农业生产地区差异的因素。造成我国农业生产地区差异的主导因素是气候因素，特别是降水的多少。其次是地形因素的影响，如我国西南山区的农业生产存在明显的垂直差异。 （2）发展农业生产的原则。发展农业要因地制宜，要充分考虑各地自然条件的优缺点，加以合理利用。一般坡度较陡的山地，易发生水土流失，所以发展林业可起到保持水土的作用；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光热水源充足的平原地区，适宜发展种植业；湖泊、水域广阔的区域适宜发展渔业；草原地区适宜发展畜牧业。
2014年高考历史二轮专题复习：专题八现代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1新文化运动 背景：①、经济基础——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 ②、阶级基础——资产阶级队伍壮大，强烈要求实现民主政治 ③、思想基础——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传入，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④、政治状况——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袁世凯复辟帝制，人民强烈反对 ⑤、直接原因——袁世凯为复辟造舆论，掀起尊孔复古逆流，旧思想、旧道德卷土重来。 （1）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内容 代表人物：陈独秀：1915年创办《新青年》提倡民主、科学。 蔡元培：北大校长，实行“兼容并包、百家争鸣”方针。 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鲁迅：《狂人日记》《孔乙己》等，提出“打到孔家店”口号 李大钊：第一个举起社会主义大旗，宣传马克思主义。 主要内容：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发展到后来宣传马克思主义。 （2）新文化运动对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影响：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使人们的思想获得空前的解放。弘扬了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形成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局限性：对东西方文化存在着绝对否定或绝对肯定的片面性。 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原因：外部原因是十月革命为中国传来了马克思主义。 内部原因是：①、李大钊在中华大地上第一个举起社会主义大旗； ②、资产阶级斗争的失败和五四运动促使马克思主义传播； ③、“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多知识分子 的拥护； ④、先进知识分子的大力宣传； ⑤、各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有计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2）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来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提供了理论指导。 3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五四运动 ①、导火线——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②、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③、经过：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开始的主力军是学生。 到第二阶段，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了上海，工人阶级登上 了政治舞台，主力军也变成了工人阶级。
简述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一) 论文关键词：现代性启蒙断裂反思理想的现代性 论文摘要：“现代性”是20世纪后期西方哲学所广泛关注的概念，对于“现代性”的界定，学术界至今未能达成统一的认识中国的有识之士在引入“现代性”这一概念时，即是为了实现启蒙国民，救亡图存的目的；然而，由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与西方相差甚远，以至于“现代性”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在“文革”之后，人们开始了一系列的反思，以求在中国实现理想的现代性。 关于“现代性”，吉登斯曾言简意赅地提出：“现代性之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的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这影响…”。而法国学者伊夫·瓦岱从反面意义上对现代性进行了定义：“现代性可定义为那种主要特征与传统文化特征相对立的文化状态”。 这种宽泛而概括的定义方式对众说纷纭的现代性来说，是一种比较客观而折中的界定。在中国文献中，“现代性”一词最早在1918年《新青年》中出现。周作人在一篇译文中首次把“modernity”译成“现代性”。20世纪9O年代初，“现代性”概念开始进入中国文学批评领域。概言之，现代性是在欧洲社会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以科学和理性为代表的一种社会文化形式。因为“现代性”在产生之初即有启蒙的性质，中国的有识之士在引人“现代性”这一概念时，即是为了实现启蒙国民，救亡图存的目的；然而，由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与西方相差甚远．以至于“现代性”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在“文革”之后，人们开始了一系列的反思，以求在中国实现理想的现代性。 一、启蒙 “现代性”走进中国，已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事情。其时，当西方诸国已迈着现代化的步伐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却依然沉浸在“泱泱大国”的骄傲与自大里，固执地守候在自给自足的落后的农业文明里。一大批有识之士，在目睹了自身的落后、屈辱和西方的先进后，决定在中国开始“现代性”，用“现代性”唤醒围人的意识，以期达到救亡图存，救国救民的目的。而这一切，在文学上都有着集中的反映。 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精神是启蒙，以鲁迅和郁达夫的文学作品为例：两人的小说创作都反对封建文化和专制制度，揭露和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努力塑造民族新性格，维护和张扬人的个性．呼唤人的解放。 为了从文化的角度实现中国的整体变革和“国民性”的改造，鲁迅力倡文学启蒙运动。在鲁迅这里，“立人”包括确立人的自我意识和国民意识，某种程度上，人的觉醒是以国民意识的获得为旨归的，“国民”不只属于自己而且属于“国家”．因此“人”的觉醒所注重的不仅仅是作为国民的自由权利．更是责任。 如果说鲁迅是从国民精神改造的整体出发、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出发，走向了对现代知识分子个人命运的表现。郁达夫则主要是从个人的情爱追求、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个人地位的提高等个体的角度去批判封建社会给人造成的阻碍、探寻“立人”问题的。其笔下的主人公所表现出的对个人幸福的追求，生活处境的艰难以及追求过程中巨大深刻的痛苦，正是当时知识分子渴望国家和民族富强独立，渴望获得做人的尊严的心里的真实写照，郁达夫试图借着这些鲜明的个体，唤起民众的民族责任和社会责任。 如果说鲁迅小说属于“五四”宏伟叙事的一部分．是在讲一个民族的大故事．郁达夫小说则以自己的感同身受为依据．多在讲个人的小故事，前者的视点是整体。后者的视点是个体，二者殊途同归地迈向现代之路。 二、断裂 对于“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现代性”一直是一个倍受肯定的概念。它是2O世纪中国文学合法性的前提和基础。“现代性”贯穿了整个“新文学”(所谓“新文学”就是指“五四”时代开始建
2014年高考历史二轮专题复习： 专题八现代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 1新文化运动 背景：①、经济基础——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 ②、阶级基础——资产阶级队伍壮大，强烈要求实现民主政治 ③、思想基础——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传入，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④、政治状况——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袁世凯复辟帝制，人民强烈反对 ⑤、直接原因——袁世凯为复辟造舆论，掀起尊孔复古逆流，旧思想、旧道德卷土重来。 （1）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内容 代表人物：陈独秀：1915年创办《新青年》提倡民主、科学。 蔡元培：北大校长，实行“兼容并包、百家争鸣”方针。 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鲁迅：《狂人日记》《孔乙己》等，提出“打到孔家店”口号 李大钊：第一个举起社会主义大旗，宣传马克思主义。 主要内容：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发展到后来宣传马克思主义。 （2）新文化运动对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影响：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使人们的思想获得空前的解放。弘扬了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形成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局限性：对东西方文化存在着绝对否定或绝对肯定的片面性。 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原因：外部原因是十月革命为中国传来了马克思主义。 内部原因是：①、李大钊在中华大地上第一个举起社会主义大旗； ②、资产阶级斗争的失败和五四运动促使马克思主义传播； ③、“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多知识分子 的拥护； ④、先进知识分子的大力宣传； ⑤、各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有计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2）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来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提供了理论指导。 3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五四运动 ①、导火线——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②、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③、经过：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开始的主力军是学生。